小陳走在外麵，不會被人認錯他的職業。憑的是他頭發、眉毛甚至睫毛上斑斑點點灑落的白霜，那是粉塵和白漆的效果。小陳是一名做家裝的工人。在北京，像他這樣在各種工地裏忙乎的建築工人少說也有數十萬。走在大街上，難得有人停下來打量他們第二眼，所以常年攜帶著那些白霜倒沒人覺得有礙觀瞻。
從上一次包工給小陳裝修房子，一晃過去了十多年。仍然記得裝修期間每次踏進房屋，，又幾乎被滾滾塵灰撲出來的場景。那是打磨膩子和切割磁磚所揚起的極為細小的顆粒，因為細小，所以總在空中漂浮，遲遲不肯塵埃落定。稍有驚動，那些已經安定的也會一起升騰喧鬧起來。人在房間裏多站一會兒，頭上身上似乎被一層看不見的東西糊住毛孔，眼睛睜不開，鼻子也會發癢。再看眼前的工人從頭到腳，裹著一層白粉，好像剛從麵缸裏爬出來。那些粘在臉上、身上的灰塵隻需要撣一撣，洗一洗。而那些經過呼吸道進入肺裏的目前還沒有找到清洗方式。
於是經常勸說小陳，讓他至少做一些類似戴口罩這樣基本的保護措施。每次他隻是不以為然地笑笑，估計心裏覺得城裏人嬌貴，事多。我不願拿塵矽肺這樣的病例嚇唬他，又無法讓他真正意識到粉塵凶險，而或短或長的潛伏期更容易讓人忽視它的直接危害。但願是我杞人憂天，如果二三十年後這種隱形的疾病在這些托起都市繁華的人群體內逞凶，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為他們的醫療費用買單。
後來的十多年斷續和小陳保持著聯係。他仍然經年累月地吃住在裝修場所，隻是不斷地從一個場地轉移到另一個。無論走到哪裏，想來脫不開那樣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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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鄧的願望是攢夠錢回老家蓋棟房子，等到年紀大了回去住。
小鄧做鍾點工，老公做裝修，一起在北京打拚，孩子隻好放在爺爺奶奶家。每年一到春節，兩口子必定要心急火燎地往家趕。
幾年前見到小鄧的時候，她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她的收入每個月1500元，老公每個月2500元，除去600元房租，200-300元的生活費，春節回家花掉1000-2000元，給公婆每月生活費1000元，每年可以攢下2萬元左右。在他們老家蓋一棟二層小樓大概要十多萬，再有四、五年他們應該可以攢下這筆錢。小鄧沒多少文化，所以沒法升級換代去做收入更高的月嫂。聽她不急不徐，井井有條地列出這筆帳，估計這些數字在她心裏擺弄過許多遍。口袋裏每增加的一元就變成了小樓的一塊磚頭，那樓漸漸在她心裏打下地基，一點一點探出地麵。小鄧一定沒有聽說過通貨膨脹這麽學術的詞，當然也意識不到這個詞和她的夢想之間的關係。
去年回北京的時候又見到小鄧，高興地聽到小鄧兩口子的收入已經增加到每個月6000元左右。問起小鄧的小樓，她淡淡地回答，錢已經攢到十幾萬，但是老家現在蓋一棟房需要二三十萬了。我愣了片刻，轉頭去看她，並沒有在她臉上找到特別的失望，也許她又開始盤算新的數字。隻要他們還有體力，仍然會拚命掙錢、攢錢。我在心裏默默地祈禱，希望支持他們走在路上的夢想不會彤塌。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起有關小鄧的一個插曲。有一次和小鄧約好在外麵見麵，我告訴小鄧在某處的麥當勞門口等我，小鄧一片茫然地問：麥當勞是什麽？對於這些整日行走在城市裏的人，城市生活離他們卻像“霓虹燈到月亮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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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陪伴家人出入醫院，經常與醫院裏的護工打交道。小唐是其中的一位。
病人家屬們常常在一起交流各種“情報”，當然也包括對護工的評價，小唐被歸為偷奸耍滑類。我和小唐之間沒有書麵合同，但按照默契，在我付過每天九十元給管理他的公司以後，他應該一天二十四小時處於盡忠職守的狀態。大約因為這一點，小唐不免心虛，多是趁我不在，瞅空出去四下溜達聊天。他大概不知道，人到哪裏都會形成天然的同盟，他的一舉一動借著那些和我並不相熟的病人家屬傳達過來。我起先不免慍怒，直到在心裏撥弄了一下小算盤：
如果讓我七天二十四小時呆在一個通風不暢，感覺病菌充斥的地方堅守崗位；如果讓我的生活裏沒有任何休閑，任何亮點，隻有病人的呻吟和千奇百怪的病況；如果讓我隻能在醫生查房後才能在病床邊搭個簡易床休息；如果讓我每個晚上都要保持對病人狀況警覺；如果讓我一肩擔著家屬責任和部分護士的責任。需要多少報酬，才能抵得上這些付出？
而小唐，在扣除了管理費之後，實際拿到手上的是每天60元。即使幹滿30天，他的月收入也隻有1800元。並且，不享受勞動保護，醫療保險和退休保障。
算完這個帳，隻要有可能我就會給小唐放一小會兒假。不是因為我大度，是我恍然意識到自己在無意之中占了很大的便宜。
這個社會裏有很多人和我一樣，低價享受了小陳，小鄧，小唐們的勞動。但常常我們會因為已經付上報酬而心安理得，甚至把自己當作別人的衣食父母。可是我們很少想到，事實上這些報酬相當低廉，原本是在民工們急於尋求出路蜂擁進城的背景下決定的，是在民工們為了眼前的生活而放棄未來的保障的背景下決定的，是在民工們無論在知識、閱曆和底氣方麵都明顯不足的背景下決定的。是他們主動和被動的付出，支撐了接受者們舒適便利的生活。
記下這些，為表達我對他們遲到的感謝和真切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