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耐藥與選擇壓力

飄塵

 

病毒的多麵形顆粒越過看似非常堅實的淋巴細胞膜屏障，向細胞播撒死亡的信息。但是每一個病毒都知道，身處微小的納米顆粒裏的它們並不比細胞外麵的遊離病毒更安全。從細胞湧動的凝膠般的胞漿和線粒體內的抗病毒雞尾酒藥物分子不費多少力氣就能阻斷病毒的遺傳物質的反轉錄合成，基因整和，蛋白翻譯，破壞病毒外殼的組裝；就算能夠組裝，大多數的病毒顆粒幾經磨難，它們當中，隻有少數幾種顆病毒存活了下來，苟延殘喘，帶著難以磨滅的遺傳信息的改變， 這就是耐藥病毒的產生。

這個場景，許多多年前曾經擺在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始作俑者，達爾文的麵前。傳說，他分析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的生物種類的衍生分布情況，發現那些適應小島生存環境的老鼠，由於沒有天敵，居然能夠在島上雄踞稱霸。達爾文一語驚醒夢中人，由此得出結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島上別的生物去了哪裏呢？“當然，那些原來在島上棲息生活的生物，由於不適應生存環境的選擇壓力，早已湮滅在漫長的進化過程裏，一時半會兒是回不來了。

真實的進化的曆史幾乎肯定沒有這麽簡單。達爾文不是的上帝，並不負責創造生物，包括病毒，艾滋病毒，他隻是回答了一個”島上的其他生物都去哪兒了“的問題而已。他的進化論隻是平淡地寫了一句“適者生存” 這個基於很好的證據假定“老鼠很適應島上的生存環境”，比如有“足夠的食物和水源，眾多可以讓他們棲身繁衍的洞穴”。……由此出發，現在的生物統計學家，病毒學家以及藥理學家開發出了測定耐藥病毒株拷貝數目的方法，還能夠精確地估計出耐藥病毒的出現。1985年，美國的羅伯特嘎樓發現了艾滋病毒 （當然也是從法國人那裏弄來的病人樣品中發現的）。 後來的抗病毒化療的雞尾酒療法，通過“聯合抗病毒療法，增加選擇壓力”的效應拯救了許多艾滋病人的生命。

無論如何，達爾文是第一個意識到“物種選擇壓力”的生物學家，他的成就也遠不僅僅是偶然的靈光一現，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進化論詳盡描述了在選擇壓力下的幸存的物種。想來對達爾文而言，他隻不過是記載和描述了生物多樣性，並給出了他認為合理的一個解釋而已。

不同的是，這一洞見的推廣又確實難以讓人接受。比如，人們至今仍質疑“人究竟是不是是由猴子變來的”，或者“長頸鹿的脖子很長是否因為它需要吃長在高大樹枝上的樹葉”，等等。這些問題導致了“幸存者偏差”的生物統計學的爭論，而且這些爭論多半都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拉馬克的誘導理論伴隨出現。

每一個學過生物統計學的學生都知道要反思自己的樣本是不是被觀測者的眼光和立場所局限。然而，這裏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艾滋病毒。直到今天我們依然無法知道，艾滋病毒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生物多樣性的群體 （quasi-species)，或者它們是一群曆經劫難、苟延殘喘的幸存者 (evolving survivors)？我們依然無法知道，艾滋病毒與人類存續的目的是什麽。幾百年前，靈長類免疫缺陷病毒SIV如何從非洲森林裏的黑猩猩感染了人類。難道這種病毒的特殊的進化途徑僅僅是為了尋找進化選擇壓力環境，讓突變的SIV在人群裏作為一種物種繁衍，還是人體內的環境能讓那些已在時間的灰燼裏湮滅的艾滋病毒重見天日？耐藥的艾滋病毒是在藥物的選擇壓力下生存並得以複製繁的。然而，當這種選擇壓力不再存在時，比如停藥，愛滋病毒死灰複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