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紐因：聖誕與毛誕

作者：紐因

枚子：

聖誕節就要到了，我記不準確是在那一天，但酒店和商場櫥窗裏的裝扮提醒了我，而且郵箱裏出現了聖誕的電子卡。每年都是這個樣子，可今天，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突然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在幾年前說的一句話。

那是在北京，大概也是在聖誕前後的日子。提到聖誕節，他開口痛罵中國人的賤骨頭，過什麽洋鬼子的節日，中國要過節也不要過什麽聖誕，而要過毛誕，紀念毛澤東的誕生。

其實，就像麥當勞來到中國一樣，情人節、聖誕節之類的節日到了中國都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文化和宗教意義。聖誕節在普通中國大眾的心目中，與耶穌沒有什麽關係，與基督教沒有什麽關係，不過和皮爾•卡丹、佐丹奴之類的品牌一樣，代表了城裏人的一種生活時尚，酒店商場裏那些電動的聖誕老人伴隨著音樂扭扭屁股，不過給客人增加快樂的調料而已。人民多一些節日，總會多一份快樂，何必要責怪呢。不過，今天讓我突然想起的，是他說的後麵一句話，我們中國人為什麽不過毛誕呢？

你可能覺得這是一些胡思亂想或者奇談怪論，我也一直這麽認為。畢竟，一個日子能夠成為人民的節日，一定包含了某種宗教因素，包含了超越了人的無限力量，節日就是人能夠有可能分享神性的日子。中國人傳統的節日，比如春節、清明節等等，都是根據萬物生長的規律確定的，都包含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深深敬意，而且有些節日也慢慢地賦予了特定的文化意涵，比如端午節就為紀念忠誠和愛國這種高貴的人格品質，中秋節就成為團圓相思的日子。後來，我們也增加一些節日，比如婦女節、勞動節、青年節、兒童節、教師節和建軍節等等，這些節日由於過分強烈的人為色彩，而沒有神聖的宗教意涵，隻能變成了官方的假日，而無法勾起人們內心的神聖情感。

節日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內心的信仰，它一定跟某種大事件的發生有關。無論在個人的生命，還是在一個民族的曆史中，總會在關鍵時候，發生一些仿佛命運安排或神意降臨的事件，它足以扭轉一個人的命運或者一個民族的命運，這種的事件才是真正有曆史意義的大事件。耶穌的誕生在基督教中就是這樣一個大事件，上帝用肉身為人間承擔苦難，聖誕節作為也一個節日就意味著人性與神性的交融。如果說神意降臨的關鍵時刻能夠成為人民體會神意的節日，那麽，人身上體現神性的關鍵時刻也可以成為人民體會神意的節日。

在我們的文化中，神意不是在體現在抽象上帝那裏，而是體現在具體的人身上，是我們通過自己的眼睛、感受和判斷，在另一個或者另外一些人身上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因為上帝在我們這裏不是一個存在實體，而是一些品質。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傳統的宗教都是一個不成熟的神話，他們向往往往是人格化的神。但是，這種宗教包含了人民對某種高貴品質的追求和信念，意味著人民要在現世而不是來世來踐行這些品質，他們要在現世努力接近上帝的生活。看看我們的民間宗教，無論是八仙過海、還是關公廟，人民對正義、忠誠和神勇的神聖信念是要在行動中實踐這些信念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宗教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教育，不是來世的許諾，而是現世的踐行。

人類學家已經對關公廟的起源做了相當細致的研究，但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在陝北的一個小縣城裏，早就建起了毛澤東廟。我在作調查的時候，曾經詳細了解過這個廟的起源。

70年代末的一天，一個村支書到縣城裏辦事，發現縣農機站的院子裏有一尊廢棄了的毛澤東塑像。你也知道，在“文革”結束後鬥轉星移的日子裏，各地的毛澤東塑像都被推到了或者廢棄了，這已經見怪不怪了。他與縣農機站的人商量，就把毛澤東塑像運回到離縣城不到10華裏的村裏。起初他把塑像放在大隊的辦公室，後來，就萌發了建毛澤東廟的念頭。這個想法一經傳開，就獲得了當地很多人的擁護，於是，群眾開始自發幕資修建。後來，由於政府的幹預，他們把建廟搞成了建革命博物館，但是，整個建築的設計和風格都是傳統的廟宇。

毛澤東廟建在視野開闊的山頂上，有上下兩層。下麵一層做成了革命曆史展覽，上麵一層才是正殿。中間的毛澤東像是按照神廟的風格重塑的，而且兩邊還塑了朱德和周恩來神象，就相關公廟中關公身後的關平與周蒼一樣。在這裏可以燒香、叩頭、許願，和一般神廟不同的是，這裏有一個留言簿，我看到上麵還有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留言，有的甚至專門為此來到這裏。現在，圍繞毛澤東廟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廟宇群，左邊是道教的白雲觀，右邊是佛教的無量殿。佛教和道教的兩個風格不同的宗教，但在這裏卻可以混在一起。用這位老支書的話來說，毛澤東是大神，能夠鎮住其他的小神。

在給我講述這段曆史的時候，老支書特別提到了那天他在縣農機站看到躺在草叢中的毛澤東塑像的感受。因為是支書，經常到縣城，也見過被毀棄的毛澤東塑像，但是，那一次他突然有了一個神奇的感覺，覺得不能讓主席象廢棄在雜草叢中。我相信，這一天，這一個念頭，對於這種老支書來說，就是人生的一個大事件，仿佛是一個神意的啟示，從此，這個老支書的人生就改變了，他覺得後來日子仿佛就是為了完成一項人生使命，建一個毛澤東廟。如今，他的使命完成了，老支書現在已經離開了人世。
我想你也可能有所耳聞，在民間，毛澤東已經差不多變成了保護神，尤其是前些年汽車司機自發地在車裏掛上毛主席像，走到哪裏都能聽到革命歌曲。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們會認為這是社會轉型中人們喪失安全感之後的心理皈依。這樣的說法可能是真正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安頓人們心靈的為什麽就是毛澤東呢？

當一個人被人民自發地當作神一樣來侍奉的時候，這個人身上一定具備了普通人所不具備的品質，一定具有了某種隻有神才具有的魅力。韋伯把這種人看作是克裏斯瑪型的領袖，但我更願意用“偉人”這個概念。去年我在北京的臥佛寺專門參觀了孫中山紀念館，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一幅手繪的出殯圖。當野心、利益和權勢形成的不同派係把中國肢解的四分五裂之際，所有的人在這一天都擱置了他們的意見分歧，共同悼念一個人。這一天，人身上的野心、利益和權勢似乎不見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種神聖的東西，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孜孜追求的“天下為公”的共和政府。在所有人的紀念文章中，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毛澤東的評價，他說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有“宏偉的氣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偉人”。我當時就想，說孫中山先生是“偉人”就意味著他不是一個“常人”，不是一個“普通人”，那他身上一定具有普通常人所不具備的品質。

如果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說法，“人”處在神與野獸這兩個維度之間的中間位置上，因此，人可以像神那樣偉大，也可能比野獸還要野蠻，這其實正是人的自由所在。我想，在“神”與“獸”之間，這個廣闊的空間正是為“人”準備的，也是為“政治”準備的。如果是一個魯賓遜荒島上的單個人，究竟是神是獸到不重要。神和獸這兩個維度之所以為對人重要，是因為人要組織起來，人是社會的人，因而也必然是政治的。亞裏士多德認為人在自然性質上屬於城邦的動物，就意味著人是政治的動物，有可能通過政治組織起來，向神的榮耀邁進。“偉人”不同於“聖人”，就在於它是一個政治概念。他在政治生活中有一種超凡的魅力能將人民組織起來，並帶領人民追求神的榮耀，因為人民在他身上看到了神性的光輝。這樣的偉人往往成為將一個民族凝聚起來的神，他將散居地土地上的一個一個的人凝聚起來。因為隻有追隨偉人，一個普通的人才不會感到恐懼和孤單，他在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其他人所有人的存在，感受到了整個民族的存在，感受到了這個民族的共同信念和追求，感受到了完成使命的神聖、榮耀和力量。隻有這樣的偉人才配得上供奉在神殿裏，供萬民景仰，他因此也獲得了神的榮耀，永垂不朽。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摩西是這樣的偉人，而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孫中山也是這樣的偉人，而初步完成孫中山政治夙願的毛澤東無疑也是這樣的偉人。

孫中山的最大心願就是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強大的共和國，而他沒有做到的，毛澤東做到了。當年孫中山最痛心的就是中國人隻有家族意識，而沒有國家意識，隻有無政府的自由主義，而沒有民族意識，因此遇到外族入侵的時候，往往一盤散沙，無法團結起來。而毛澤東所建立的共和國卻把國家意識深深地烙在了每一個人心靈上，融進每一個人的血液裏。當然，不可避免的是，打上烙印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過程。想一想建國以來反反複複的政治運動，強製性的大規模人口遷徙、文革中的鬥私批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把中國人融為一體，在每個人身上打上國家的烙印。我們原來經常把火熱的生活比喻為大溶爐，事實上，毛澤東的共和國就是一個大熔爐，不管富人還是窮人，不管書文盲還是讀書人，不管上海人還是新疆人，不管漢族人還是土家族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所有人在共和國的這個大溶爐裏最後都融化為一個中國人。以前，中國人不過是一個文化概念，而經過共和國熔爐的鍛煉，中國人不僅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且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國民概念。

前些日子，在香港的時候，我遇到一個來自台灣的著名學者。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他不解地問我，台灣不過是一個蠻荒小島，獨立就獨立了，大陸人為什麽一定要統一呢？我說，在晚清的時候，對於大多數大陸人來說，台灣的確是一個化外之地的蠻荒小島，清政府割給誰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今天不同了，台灣是祖國領土的一部分這個國家概念已經深深地烙在了每一個人的心上，如果不理解這種國家意識，台灣人就不理解國家統一的強大意誌，而台獨勢力之所以敢鋌而走險往往是因為忽略了這種國家意誌。

不瞞你說，在跟他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心裏真的感激毛主席，我認為這是他留給中國人最大的一筆財富。毛澤東把中國不是建立在法律上，也不是建立在政黨組織上，而是建立在人心上。我給你發的那篇文章在網上很有影響，其中就說到台灣決不能在我們插隊一代人手上獨立出去。你看，這就是插隊給一代人心靈上烙下的國家意識。我們常說，後代人肯定能找到祖國和平統一途徑，我卻表示擔憂。看看台灣的國民教育，這比陳水扁的台獨綱領更可怕，而我們可以依憑的最強大的統一力量就是我們對13億中國人的教育，把祖國統一的國家意識播種在他們的心上。

今天，我們在理解毛澤東的時候，往往不是從立國者這個偉人的角度來理解，而是從常人的角度來審視，因此，就會拿個人幸福之類的人道觀念來衡量毛澤東的政治作為。由此，很多人關注的“大躍進”死了多少人，政治運動中死了多少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或者關注毛澤東采取怎樣的殘酷的手段進行政治鬥爭等等，這樣的東西在前些年“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的著作中看得太多了，當然，更有下流的手法就是那個無恥的醫生編造的各種故事了。

其實，這也難怪。黑格爾早就說過，仆人眼裏沒有英雄。這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說，仆人根本就無法理解英雄，就像對於蒼蠅來說，麵包和牛糞沒有什麽區別。另一種是說，仆人理英雄太近了，僅僅看到英雄的起居生活，感受不到英雄的高貴品質。我寧願懷著善意在第二種意義上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之所以看不清毛澤東作為偉人給中華民族的貢獻，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距離曆史太近了。毛澤東逝世還不到30年，我們今天根本還不敢說知曉他對曆史和未來的意義。我們必須擺脫後冷戰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用更長遠和更大的眼光裏來理解毛澤東對於中國人的意義。

在常人的眼光裏，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吃飽穿暖而已，而毛澤東的中國卻讓人民處於貧困之中。但是，毛澤東恰恰不是一個常人，他關心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幸福，而是所有人及其子孫後代的幸福，是一個民族的幸福。建立一個獨立安全的國家無疑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最大幸福。我不知道為什麽一些曆史學家們關心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而不去計算晚清以來的曆次對外戰爭和北洋和民國時期的內戰死了多少人。對於毛澤東而言，他要實現的是整個民族的心願，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是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裏實現工業化，必須累進褲腰帶擁有原子彈。整個民族在這個艱巨的政治使命之前，必須進行艱難的選擇，隻有擁有堅強意誌的人，才敢在這個選擇麵前做出勇敢的決斷。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麽大罵梁漱溟，因為這不是一個如何對待農民的道德問題，而是是否加快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問題。

當然，這麽說法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時代的政策沒有錯誤，而僅僅是說，毛澤東的錯誤是一個偉人的錯誤，而不是一個常人的錯誤。我們在批評偉人的錯誤的時候，最可怕的是把偉人本身也給摧毀了。80年代在給毛澤東進行曆史功過的評價中，就汲取了蘇聯當年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教訓，嚴格地把毛澤東作為偉人的貢獻與他的錯誤區分開來。90年代以來，我們之所以避免蘇聯解體的悲劇，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我們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的正確評價。

這些年，重新解讀中國曆史的學術著作越來越多起來了，從後現代的角度和市民社會的角度來否定中國革命的著作也多起來了，否定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偷偷地隱藏在各種學術著作之中。古人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種曆史的書寫表麵上是學術研究，實際上正是要摧毀毛澤東所建立的共和國，因為這種摧毀是從人們的心靈上偷偷地開使的。如果沒有這種烙在心靈上的共和國，法律所建立的共和國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空殼。

真正凝聚一個民族的，從來不是法律製度，而是本民族的宗教。你也知道，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超越的信仰，而是曆史上的聖賢偉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民族精神。儒家文化不是體現在四書五經這些死的文本上，而是體現在四書五經所養育的人民所追隨的偉人身上。毛澤東無疑就是這樣的偉人，他是中國人的精神支柱，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支柱。盡管知識界不斷有人全盤否定毛澤東，但在人民的心目中，毛澤東正逐漸從具體的政治偉人變成人民的守護神。

毛主席說的對，決定曆史的從來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人民。人民遵循自己的自然情感，人民熱愛自己的領袖，人民懷念毛主席，這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我們這個民族正是在這種自然情感的表達中才能真正凝聚起來。

12月26日很快就要到了，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人民會自發起來紀念毛澤東，就像陝北人會去毛澤東廟上香許願，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會有自己的紀念方式。我不知道你在美國會怎麽過，我準備認真讀一讀《毛選》四卷中“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論，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寫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教科書，尤其值得每一個正直愛國的中國人認真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