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沒的曆史： 紅四方麵軍在川北的屠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
1932年秋，紅四方麵軍以張國燾為首的總部率10師、11師、12師、73師和少共國際團共約2萬餘人，突過京漢鐵路開始西征。此時，四川空前規模的“二劉之戰”正開打，軍閥們無暇北顧，紅四方麵軍翻過秦嶺，越過冰雪封山的巴山險道，進入川北地區。
1932 年12月25日，紅四方麵軍占領通江縣城，1933年1月23日占領巴中縣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縣城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 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建立起了一個東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營山、渠縣，北至陝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
難民
1933 年1月，《新蜀報》報道，紅軍已發展到五萬人，而各縣難民約三萬餘人，逃入大陸，啼饑號寒，望賑甚殷。到夏天，“嘉陵江兩岸已烽火頻驚”，川北難民大批往 成都重慶而來。到重慶的難民隻有很少數能夠租房度日，多數生活無著。9月23日，報載川北難民2000餘人已到與重慶市區僅一江之隔的江北劉家台觀音橋一 帶，因生活無著抓菜搶米，使該地“秩序頗為紊亂”。記者呼籲難民“殛待救濟”。
9月29日，報載白衣庵石河橋地區，有來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區的難民三四萬。10月10日，報載綏定人民富戶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個四川到底有多少難民?救濟隊總隊長鄧少琴12月給盧作孚的信中匯報說“難民百萬”，應該大致不差。
為什麽有這樣多難民?那時候，川北到底發生了什麽?
赤化
從那一時期的革命文獻中，能看到一些當時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發出的《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對新發展赤區的宣傳大綱》，第十條裏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但是必須先“消滅賣國賊劉湘”，“進一步消滅四川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赤化全川，消滅五次‘圍剿’，爭取蘇維埃中國!”
對於敵對階級，川陝蘇區從上到下都使用“發財人”這個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詞，卻對“發財人”有相當明確的政策規定——消滅;不管他們是“善良的”還是“惡劣的”。
這個鬥爭綱領裏還有這樣一些口號：“擁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爭取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
川陝省出版的《川北窮人》在一篇題為“新的局麵與新的任務”的報道中說，中共川陝省第二次黨代會召開，黨的“任務非常簡單，要乘勝消滅田頌堯、蔣介石和許多發財人”，完全沒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紅四方麵軍的信中認為，“國內階級鬥爭與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於我們的變動”，認為四川軍閥與英、法帝國主義勾結是“逼進的危險”，要“加緊反帝的群眾動員”。
鬥爭
由於整個蘇區都是階級鬥爭戰場，“各處設有哨點，五裏一崗，十裏一哨。各關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衛隊員或兒童團員檢查路條，沒有蘇維埃政府發的路條，就不放行”。當時很難有媒體能夠直接進入蘇區采訪。
打到成都去，活捉蔣介石!
1933年11月，紅軍退走以後，安撫委員會調查組和記者進入川北，做了一些實地調查和報道。這類報道甚多，此據《商務日報》《新蜀報》和《四川月報》略摘幾段。
《商務日報》1933年11月27日題為“破壞屠殺遠勝闖獻慘傷心目罄竹難書”的報道說，“三縣(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經濟器用，均已破碎靡遺，人民生機，喪失盡淨，此其現象，近與東省之倭寇，遠比明季之獻賊，無或殊異”。
通 江，“查通江縣城，總計戶口二千三四百家僅有數十家完整，未遭殺害，餘無幸免，查赤匪屠殺人民，無論富紳非富紳，及文學有德之士，均用非刑處死，其最著 者，城內有符孔昭，城外有吳士珍兩君，係前清廩膳，品學兼優懿行堪述，家不大豐，生平無妄，全縣文獻，專賴主持，吳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壽至此，家 家被搶劫，人拉數次，終不免於殺戮之苦，聞者無不痛惜傷感，再有何熙周者，當匪入城時，曾任匪部宣傳員，後以智識分子，亦被殺，其他類似何者，與匪效力， 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殺絕，約計城鄉內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滿歲之孩子，其被慘殺者，二千餘人，加入各鄉間及由鄉拉入城內慘殺者，綜在一萬六千以 上，城內諾江公園，屍堆櫛比，行政機關及富紳住宅，均窖有屍，東南西北各城門外橫屍遍野，壘壘然河山變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餘具，軍隊未入城時不準 收屍，軍隊入城後逃難民眾歸家，始組織一尋屍隊，到處發掘，時間較久者，已腐爛不辨，新近殺害者尚能認識，然亦隻能以木匣篾席單埋而已，最可惡者，赤匪殺 人藝術多種，分大殺小殺，大殺如切瓜，小殺如殺豬鴨，大殺在白晝，小殺在夜間，又有用火燒死，冷冰死，辣子麵對(兌)水入鼻孔內灌死，又用石頭木棒亂擊死 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別，故掘出之屍，男者滿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屍，尤慘者是每女屍下體皆被刀傷”。
\
巴中，“桑園計十餘 坑，共殺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學堂側及渠之周圍，大小凡數十坑，共約殺千餘人，因該處設政治部，故殺人較城內為多，但所殺者大半係由別區捉來，本地又捉往他 處屠殺，故每發掘出屍具，多不認識”。據《四川月報》第五卷第五期記載，全縣已發現的屍窖據各方記載，通謂在五百窖以上，合計被殺人口在十二萬以上，至城 區戶口全家絕口者一千八百餘戶，家主見殺者五千餘戶，花叢埡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陽河方麵，附近數十裏中，亦殺三萬餘人，文治寨上，且有萬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紅軍占領時，“約計全縣被殺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內，僅二十餘人，城內收支所文廟街河壩北城後大堂考棚等處，均埋有屍堆，此皆顯著而易於發覺者”。
營 山，“入城則見滿目瘡痍，怨聲載道”，記者寫道，“共匪占據營城時，將無辜之男女老幼，黑殺約五百餘人，活埋約三百餘人，均埋入萬人土坑中，餘到北門外北 觀寺見挖有兩處，深約二丈，寬約三丈，比時正由當道派人，將坑內屍具挖出，則見無數男女死屍，縱橫顛倒，如堆砌牆壁一樣，臭氣難堪，人皆掩鼻歎惜，多為淚 流，其中死屍，有手無足有足無耳者，有身為兩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無指者，有身無肺腑者，男女陰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兩人，又 活埋一老人，胡須俱白，約七十餘歲，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縣府看守所內，亦見挖有埋人坑兩處，深寬同前，縣府正派人將屍遷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 俱無，有一人約三十歲左右，係亂棒打死，兩乳也被割去，有一婦人懷孕約六七月是用標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時突出”。
“據一老婦人說，赤匪來城清查戶口，有任公事及紳糧者，無論老少，均殺無赦，至更深夜靜，乃行此種手段，又東門外，亦有萬人坑一處，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為數不下一千人”。
南 部，據難民講，“最近赤匪殺人，更加凶殘……匪區各鄉村中，俱設有鄉村蘇維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門關，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將部考訊，凡到政治部 者，十有九死，多不生還，至殺人情形，多係活刮，或用火燒，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視忍聞，該匪等反以為嬉戲娛樂，殘酷極矣，鄉無辜遭此慘死 者，已數百人”。
宣漢，“在城內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屍坑，至少數十具，多者數百具，約二十餘處，人口損失在一萬左右。學校操場內，發現深坑一所，內有女屍百具，皆著女學生服”。
綏定，“大略在城內如北門操場，及沿河沙壩，及前督辦公署，各較大之公地，在收複以後發見屍窖約二十處，其中由數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灣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門橋，文家梁，發見赤匪所埋屍之窖，約五十餘處。綏定據一般估計及其已知之數而論約二萬餘之眾”。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報》報道，全川在這次兵災中共死亡人口為111萬之巨。
半個世紀以後，四川大學曆史係的師生們到川北革命根據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記得一些血腥的事件，與當時的報道大致相符。
南 江縣當年做過村蘇維埃主席的趙良山回憶：“往往有將中農當作富農沒收其好田;見到中農家喂了一口豬或雇一短工，就說是富農、地主，應沒收。常常錯沒收。” “有部分中農事實上已走上地主富農營壘中，拿起武器和貧雇農作戰了，造成蘇區反動如毛。再加上肅反政策錯誤，造成赤色恐怖，連某些基本群眾也動搖。”在肅 反中，“還殺了牌首、甲長、窯子、妓女、端公等。”“主犯、從犯不分。如我們在長赤縣捉到的反動頭子殺頭，而對被欺騙去當反動的農民(脅從分子)也一律槍 斃。不知道教育後釋放脅從分子。”“甚至連反動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牽連到反動身份上去而遭殘殺。”“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說某人、某名是反動，苦 打著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家死去活來，手足殘廢。於是，最後幹脆斬首送回‘老家’。”
“紅色恐怖”是人們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們至今記得，這個逃亡叫做“跑紅”。
糜爛
紅 四方麵軍在川北實行武裝割據，和當時政府軍之間的戰爭，比以前川軍之間打仗爭奪地盤更為慘烈，戰線更廣，時間也更長。軍隊在一地反複爭奪，不分戰場與非戰 場，軍隊行動前實行堅壁清野，帶不走的物資也不能留給敵對方，甚至燒毀糧食物資和房屋。“剿匪總指揮”劉湘通電全川各軍，“對赤匪接近區域，務須堅壁清 野”。“剿匪總部”還頒布封鎖條例：“為斷絕赤匪物質補充，使其野無所擄，日久自行崩潰”，在各交通要道上設卡檢查，糧食、鹽、武器、藥品、五金貨財等須 驗證通行。
“擁護蘇聯”、“實行共產主義”紅軍石刻標語位於毛浴鄉街道下城門。
紅軍在退走前，也運走糧食、貨財，也有大片房屋被燒成廢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進攻，紅軍從綏定撤退向鳳凰山時，“四門放火，烈焰衝天”，有三百餘家房屋被燒。
南 江縣難民李正興向記者講述，陰曆五月初，紅軍來時，因為栽秧未畢，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紅軍再來，“見人便殺，逢物即毀，火焚房舍，發掘墳塋，強將全 家拉至平溪壩，鎖吊四十餘天，三天毒打一頓，同鎖押一處者，計男婦老幼百餘人，一日親見謝姓等婦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備至，及後，匪之村蘇主席，反使令將謝 姓等婦女之乳割去，肢體砍斷，二晝夜之久，始絕氣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長生，年十二歲，人□(文獻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聰敏，曾在高小校讀書，匪二次 入通江時，將長生拉到平溪坪，認為智識後裔，富家子弟，例應處死，
一日清晨，將易長生衣脫盡，割其耳鼻，並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稱智識之人 心有七孔，富人肚內有油，一麵喊不為富人，一麵又喊迅速□錢贖命，又一日午後用火烤死戚姓婦女小孩多人，又將陳姓□姓十餘人碎割，周身宛轉，二日始痛死， 同禁之人，見此均皆駭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將各民解赴巴中，路過兩河口，見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聞係廣元作戰，被劉王兩部大刀所 砍，殊匪首等即在場上開會，向眾演說，此次作戰不力，應將手膀砍斷之匪活埋，語畢哭聲震地，痛罵當初悔被匪欺騙，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時，猶聞罵聲不 已，後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審四次，香火燒背，利刀削耳，備受酷刑，終日索槍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陽河，匪見李受刑創未愈，防範稍疏，乃乘間脫 險……”。
在安撫委員會委員長張瀾發布的一號布告裏，張瀾表態道，“瀾一介布衣，無官無職，衰齡白發，更複何求，目擊大禍臨頭，恐自此剿 絕人類，剿絕人心，使我中華五千年相傳之文明古國，淪於九幽地獄而永不可拔，良心驅我，投袂而興與赤黨爭人性存亡，非與赤黨爭政治權利，發揚我國固有之禮 儀廉恥以挽救彼輩之絕倫反性，倡導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矯正彼黨之階級鬥爭，祈化相斫之閻羅場，實現人類之和平會，孰暴孰仁，當代賢達，必有能辯之者， 切望群起奮興，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
蘇區的開支實在太大。兩年間，原本民生凋敝生產力低下的川北地區保障了十萬紅軍及赤衛隊的供給，還有蘇維埃政府龐大的費用，“省蘇維埃政府常有2000餘人在食堂吃飯，各級縣蘇維埃政府也有300餘人，區級數十人，鄉級也有10餘人”。
張 國燾回憶，川北地區“耕作受著戰爭的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分被紅軍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則為敵人所糟蹋”。“蘇 區內各集鎮上，冷淡蕭條，趕集的人大大減少了，市場上的貨物，更是寥寥無幾，人民的呼聲，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質匱乏的呻吟”。“川北蘇區的領 土，也是一片荒涼景象”，“疾疫流行”，張國燾認為“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已不宜長期駐守，“川北地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 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裏，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據記載，紅軍雖然努力挽救災害，為人民服務，但軍情緊張，幹部太少，即使是以軍事為目的鄉村建設工作，也很難開展。以至於“根據地流失勞動力達60%，田地荒蕪達70%”。
兩年前，紅四方麵軍撤出鄂豫皖，千裏躍進川北建立川陝根據地時，就是認為“這是一塊天然的養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長東西，山裏的飛禽走獸不少，解決部隊的吃穿問題，比較好辦”。
根據四川大學經濟係教授彭通湖等研究，當時蘇區“物資匱乏，經濟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這是紅軍第四方麵軍被迫撤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方麵的原因”。
但是，紅四方麵軍撤出這個地區時，還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糧食，在樊功會師時，兵強馬壯，糧食充足，與紅一方麵軍形成鮮明對比。
大撤退
紅雲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轉眼間隱入一片大火與煙霧之中。
\
火是紅軍放的，地上滿滿跪著無數哭號哀求的婦女老幼。一場通天大火噴吐著火舌，舔著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燒著，火焰呼嘯著貪婪地吞食著草舍、竹林，又漫過青石板小路，朝著人口密集的鄉場、鎮子撲去。
紅軍撤出川陜根據地時，張國燾命令三個團在後麵掩護撤退，以“堅壁清野”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燒掉。就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這一百七十餘裏的民房全都被燒光了。
那是曆史上最為獨特淒慘的一幕，紅軍戰士們手持火把，不忍動手，老百姓嚎哭連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紅軍不要放火。
“燒!快燒呀!還楞著幹什麽?!是想留給敵人嗎?”隨著長官一聲聲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隨著老百姓的哀號。
大撤退時，除了搞堅壁清野大燒老百姓的房子，還集中殺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頌堯“三路圍攻”後，一些過去當過保甲長、一直堅觀望態度的人也主動參加了革命，可是在後來的大“肅反”和實施“堅壁清野”時，這些人差不多都被殺掉了。
還 有一些開明紳士表現出了同情革命和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行動。他們中有的出錢，有的把房產全部捐獻了出來。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階、王職生、王子由、王兆元、王 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來做了紅軍總醫院。還聯名寫了一副對聯送到紅軍駐地表示歸順。上聯寫的是：紅軍到，土豪逃，反動皆逃;下聯是：工人樂，農人樂，大家 俱樂。橫額是：赤色赤區盡赤化。當時，他們也因此受到了寬大對待。
可是在紅軍撤出大巴山時，張國燾卻下令把這些人全部“處理”，以消除隱患。這些人在被處死時大罵共產黨不講禮義廉恥，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王平階被抓後自殺了，為的是不被亂石砸成肉醬。
參考資料：
趙曉鈴：《1933年四川兵災》《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羅學蓬：《帶刀侍衛-張國燾原警衛排長何福聖自述》
中共消滅掉地主、士紳、商人、官吏、知識分子等有知識有文化的精英階層，讓底層無知識、無文化、無眼界、甚至是文盲的流氓無產者成為國家的主人，一個向下看齊的國家會往何處去？文革的慘劇已經告訴了大家。
,,,,,,,,,,,,,,,,,,,,,,,,,,,,,,,,,,,,,,,,,,,,,,,,,,,,,,,,,,,,,,,,,,,,,,,,,,,,,,,
老兄,因為洋派邪教共慘幫會騙人呀,就像現在,繼續騙,不受騙的人,就用介放狗咬,下邊讓您見識一下,當年他們怎樣騙大家的,當然這隻是不個是他們騙術中的九牛一毛.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采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采取各色各樣的限製、吞並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隻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麵，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麽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
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製，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
這話評論國民黨可能更合適。
回複 '穿高跟鞋的貓' 的評論 : “現在來個打土豪，分財產，你看看底層百姓會不會支持？“
現在來個打土豪，分財產，你看看底層百姓會不會支持？窮極思變，狗急跳牆，中共起家時獲得的先是這些人的支持，再來些口號迷惑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
如果光看國民黨如何殘酷對待蘇區老百姓的，也會覺得國民黨是邪惡沒人性的惡魔。
不會是共軍槍炮那個時候就首屈一指了吧。
龍應台女士在《大江大海——1949》裏，記錄了無數人在那一刻的選擇：走還是不走？走，是一輩子；不走，也是一輩子。無數人的悲劇就從那一刻所做出的選擇開始。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來說，就是毀了一生。麵對一些小人物被命運所裹挾的無奈處境，龍應台感慨地說：“一滴水，怎麽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當年北伐軍在前麵打軍閥，後麵中共領導的工會、農會也是在幹著與文中類似的同樣的事情！再加上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餘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麵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聯係證據和指令。 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張作霖認為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李作為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等。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李大釗被捕後，全國輿論沸騰，張作霖為此給北方軍隊前方的重要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六位發電征詢意見，除了閻錫山沒有回複，其餘都主張立即正法。當時報刊也記載前方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死者不知若幹，今獲其黨首要，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將士？另有一種說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來電主殺。張作霖綠林出身，對蘇聯和日本等國本都不買賬，他認為李大釗是“俄奸”，在戰爭狀態，更是唯認武力至尊，對前方將領的意見更為重視，所以很快就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悉數執行死刑。這一事件給聯俄聯共的南方革命政府及其領導下的北伐軍帶來極大的輿論壓力，在廣大國民眼中，南方革命政府儼然成為蘇俄武力赤化中國的代理人，因此，國民黨內主流人士不得不與蘇俄及中共劃清界限，不久以後就發生了徹底與中共決裂的清共運動，使國民黨的黨性重新回歸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