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公共食堂的曆史記憶
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說：“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將來要消滅，我們許多同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康生據此在大躍進中提出：“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男女情長，一律要男編男隊，女編女隊，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這是生產力的大解放。”
公共食堂起於1958年夏秋之間，停於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製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曆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隻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麽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誌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1]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麵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雇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裏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占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2]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誌？魏誌》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鬥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3]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隻是賣飯，比起這裏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19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4]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占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曆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曆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麽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隻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麽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做飯，現在隻要40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200人做飯變成了40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5]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製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麽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6]到1958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7]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9800多個，在公共食堂裏就餐的有150多萬人，占全省農業總人口的90％左右。《寧夏日報》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區152個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23·485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5000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製，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1959年7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8]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隻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10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布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裏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製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製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隻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裏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麽徹底，社員家裏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托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裏無償征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麵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9]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隻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84萬人口，有住房70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隻剩下45萬間，其中又有31000間被國家、集體無償占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隻有42萬間。[10]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製、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麵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發室”、“醫療室”、“托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麵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裏，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采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麵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卷、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麵，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11]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1955年11月9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5%”。[12]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13]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裏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占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14]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麵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隻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5％。[15]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饑餓問題。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曆了一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複――中共中央批準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夥。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1958年8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54戶、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1959年4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7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占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9個月的食堂散了夥。1959年11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1960年4月份，將隊裏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1960年12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夥。從此食堂再沒恢複，這一段也是9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曆了一年半時間。[16]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麵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1958年11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黴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黨分裂……打遊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黴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曆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17]
1959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道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幹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18]
此時，麵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19]，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複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采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製度和財務管理製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1960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20]·本書作者在12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麽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夥的396個食堂當中，有176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21]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製，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22]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23]
河北省在1958年秋後有30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3500萬人，占全省農業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隻有食堂49004個，比原來減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戶數隻有164萬戶，占總農戶數的19·65％，較原來減省了80％。[24]
食堂紛紛垮台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25]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30％－50％，將來80％。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製。供給製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製不能否定。[26]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饑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1959年8月5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誌。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複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麵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誌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誌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27]
1959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28]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29]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製、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製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30]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7月23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複。”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31]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麽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著，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麽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著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麽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鉤。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複。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7天內將食堂恢複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製恢複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複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複。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工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2]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誇的食堂迅速恢複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裏。”[33]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複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份統計，截至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4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分省統計如下：
90%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雲南（96·5%），貴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廣西（81%），廣東（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陝西（60·8%），江蘇（56%），寧夏（52·9%）；
50%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47·7%）、山東（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龍江（26·5%）、遼寧（23%）、內蒙（16·7%）。[34]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1960年2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占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99％，河北為86·1％，山西為81％，甘肅為63·3％，山東為55·4％，黑龍江為40％，遼寧為33％，吉林為29·4％。[35]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1960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采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一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製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製度下，相隔千裏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製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個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3月4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你們，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1960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1961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36]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見本書第23章表23－3）。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13萬多個，80%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報告說，“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他們“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食堂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37]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灶起夥；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一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灶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38]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39]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99%，基本辦得好的一類食堂占66%，二類食堂占31·2%，三類食堂隻占2·8%.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一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幹、善於分析問題、勤於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一個食堂內都組織一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匯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匯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製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夥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隻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一律由食堂掌握，這比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一步。中共中央在這一條下麵批注：“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著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製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麵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2800多個食堂隻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複（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1960年減少了三分之一，請看本書“甘肅不甘”一章――本書作者注）。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一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2萬8千多人。[40]這裏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餘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麵積恢複。到1960年4月，據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88·9%，參加食堂的人數占農村總人數的88·6%，其中河南省達到99%.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一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夥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14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18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麽辦”。生產隊裏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麽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緊”了，1959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隻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喂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製止。一直到1959年春節前，才發現5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41]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幹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一大隊劉莊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42]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淨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夥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43]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麵積停夥。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1958年就占7·72%（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製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裏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16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隻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44]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製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製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製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隻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製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裏到食堂遠的幾裏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鍾，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裏餓得哭。隻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裏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隻爬兩座山梁，十五裏，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隻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裏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19個省市的統計，1959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3843人，已死亡200人。[45]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衝食堂，72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喂豬，一共占了7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12·5%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裏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46]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隊總用工日的13·16%.[47]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占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衝生產隊，在1957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農業用工1466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0·69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1812個，工值就降到0·32元。[48]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衝生產隊，1957年家家養豬喂雞，全隊共有54頭豬，100多隻雞。由於辦食堂，1961年全隊隻有4頭豬，11隻雞。[49]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月9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裏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汙多占，尅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奸、強奸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裏吃飯的共死了39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製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裏聽到了真話。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隻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1954年1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複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隻有直接向他匯報才行。他們兩人於9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範（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裏。王季範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範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匯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隻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匯報。你住在北京城裏，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50]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隻是食堂裏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12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裏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1960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裏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麵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麽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3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裏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幹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讚同。[51]
1961年1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麵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3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製，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麽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饑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尅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隻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裏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麽水腫病、幹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隻有解散食堂，才能鏟除幹部的特殊化，隻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匯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匯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穀陽、平裏、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幹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4月12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穀陽、平裏、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夥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並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誌，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匯報說：“我陪喬木同誌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麽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麽多，為什麽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麽破壞山林那麽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麽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匯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匯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麽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誌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52]
4月17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匯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4月19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3天時間分3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53]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54]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誌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麵。“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55]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56]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讚成供給製”。[57]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係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1961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58]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裏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1961年5月11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讚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讚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59]
注釋：
[1]毛澤東：《在成才會議上的講話》（四），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39頁。
[2]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79頁。
[3]毛澤東：《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1958年12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27頁
[4]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第153頁－160頁。
[5]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9月10日。
[6]中共榆中縣委書記雷秉讓：《食堂問題的報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肅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號。
[7]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頁。
[8]《關於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調查》，1959年7月3日。
[9]胡喬木等：《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1961年4月10日。
[10]張步真：《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0頁。
[11]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觀察網：大饑荒檔案。
[12]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史料匯編》，中央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頁。
[13]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495頁。
[14]《井泉同誌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1960年2月14日晚。
[15]《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全作化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614－615頁。
[16]中共榆中縣委第一書記雷秉讓：《食堂問題調查報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肅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號。
[17]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18]陝西省委宣傳部“思想動態”：《有些基層幹部、社員提出要解散食堂》，中宣部《宣教動態》，1959年5月23日。
[19]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史料匯編》，中央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頁
[20]《為爭取1960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修改草稿，從草稿上可以看到修改的情況。
[21]《部分地方發生食堂停夥》，載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編《情況資料》3期，1961年1月13日。
[22]四川省委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關於瀘州專區在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查報告》，1959年9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1959年9月9日印。
[23]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
[24]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頁。
[25]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4頁。
[26]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6頁。
[27]《對湖南平江縣稻竹大隊幾十個食堂散夥又恢複的材料的批語》，195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10頁。
[28]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6頁。
[29]李銳：《實事求是，何惜烏紗－懷念周小舟同誌》，收入《懷念十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頁。
[30]《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7頁
[31]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239頁。
[32]省委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關於瀘州專區在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查報告》，1959年9月1日。
[33]《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34]《1959年底全國農村公共食堂發展情況》，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頁。
[35]國央辦公廳整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央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36]《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的批語》，196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45頁。
[37]《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1960年3月6日。
[38]《中央轉發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所規定》，1960年3月7日。
[39]《中央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40]《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293頁。
[41]龍宇聞：《公共食堂積弊千日，解散一時――豐城縣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記》，載《中國農業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42]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第93頁。
[43]韋君宜：《火熱的年代、火熱的心》，轉引自張湛彬等主編的《“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頁。
[44]周德民：《寧鄉“五風”回憶片斷》，載《長沙文史資料》第七輯，1988年12月。
[45]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1959年9月。山東省檔案館存，文件號沒有記下。
[46]張步真：《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第112頁。
[47]汪鋒同誌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961年5月9日，於臨夏。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1]0296號。
[48]胡喬木：《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1961年4月10日。
[49]同上。
[50]劉秉勳：《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51]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456頁。
[52]劉秉勳：《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53]同上。
[54]《中央批轉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卯。
[55]朱德：《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頁。
[56]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29頁。
[57]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15頁。
[58]《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484頁。
[59]李井泉：《關於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給主席的信》，1961年5月11日於內江。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61年5月12日抄發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級各大口。（共印14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