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市民：八路沒來以前豬肉比菜還便宜
2011年08月08日 來源：鳳凰網曆
核心提示：人家對我說，在八路軍未到之前，豬肉比菜還不值錢，1元可以買到十二三斤，而且陝北人的脾氣很特別，豬肚裏的東西是不吃的，豬肝呀、豬腸呀……都拋了的。但現在，豬肝賣五角一個。——陳學昭 ：《延安訪問記》（陳學昭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編輯 解放後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是中國著名作家 現已去世）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1937-1947）》 作者：朱鴻召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延安革命隊伍裏實行供給製，作為一個“公家人”，一般吃住用全部由公家按照不同的級別等差無償供給，個人需要購買的東西很少，除非私自給自己或邀幾個朋友下館子加餐開葷。但作為一個國家的雛形，延安時期仍然發行貨幣。市麵流通的錢先後有“蘇票”、“法幣”、“光華券”、“邊幣”、“流通券”等幾種形式。由於有了這些不同的錢幣，便帶來人們生活中物價的漲與落，以及生活水平的好與孬。
最初紅軍帶到延安的錢是“蘇票”，即“蘇維埃國幣”，又稱蘇幣。早在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便創立，7月7日開始發行統一的新紙幣“蘇維埃國幣”，麵額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共5種。蘇票一元與法幣一元相等值。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毛澤民（時任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引者注）奉命攜帶蘇維埃國家銀行的160多擔黃金、白銀和蘇幣，組成特別大隊，保證紅軍給養；同時還兼負管理沿途運輸、接收打土豪的財物、籌糧籌款等項工作……”餘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35頁。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以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辦事處的名義，繼續發行過一些蘇票，但流通有限。
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更名改製為陝甘寧邊區政府，隨之，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辦事處也相應地改名為陝甘寧邊區銀行，承認並流通法幣，逐步收回蘇票。
“法幣”，是指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幣製改革，廢除“銀本位”製度，“廢兩改元”，改用統一的紙幣流通，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大銀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國農民銀行，共四大銀行）所發行的紙幣為法定貨幣，即“法幣”。1938年6月，邊區銀行發行了小麵額的“光華商店代價券”，簡稱“光華券”。
一年後，國民政府得到報告，大為光火，責令嚴查。1939年4月7日先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致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查陝甘寧邊區政府轄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亦暢，惟零星輔幣萬分缺乏，影響物價之提高，有礙小民生活。經當地商會、農會等向邊區政府環請，準許光華商店發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價券。原係暫時權宜便民之計，而其流通範圍隻限陝甘寧邊區。發行以來，因準備充足，深得人民信仰，並無武裝部隊強迫行使情事。尊座聽得報告，完全與事實不符。”參見《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頁。
次日，再由邊區政府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呈文，重申上述緣由。4月10日，邊區政府又一次致函國民黨西安行營：“查邊區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亦暢，惟於開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麵之法幣，多係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輔幣，萬分缺乏……農民則因需用品之不易購到，寧願物物交換，不肯接受法幣。”邊區銀行經托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有關方麵交涉，結果由中央銀行兌換少量輔幣，同時由國民政府支付給八路軍的軍餉，同意輔幣占十分之一。這樣，市麵上仍然小票太缺，多用郵票找零。於是，便有了“光華券”。
光華商店是由原邊區政府貿易局改製而成，歸屬於邊區銀行經營管理的當時延安最大的一家商店。“光華券”票麵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5種，作為法幣的輔幣，開始隻發行10萬元，持券者可以隨時到光華商店如數兌換法幣，信譽甚好。1939年國民黨頒布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後，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形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受到破壞，國共兩黨關係大不如前。入冬以後，延安物價猛漲，法幣狂跌，陝甘寧邊區財政供給出現困難，於是在開展大規模生產運動的同時，為了調劑金融，周轉財政，遂擴大光華券的發行，至1939年12月共計發行31萬元，至1940年12月共計發行311萬元。1941年1月，開始試發行“邊幣”，並增加發行票麵為七角五分的代價券，連同前麵發行的五種，光華券共計六種。到1941年12月，共計發行430.725萬元，其中邊幣4.16萬元。
“邊幣”是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正式貨幣。與光華券一樣，票麵上都標以”中華民國“紀年，但大紅著色，婦女紡紗、羊群等圖案已經具有鮮明的解放區文化特色。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1月28日邊區政府委員會決定獨立發行邊區自己的貨幣，1月30日頒布法令禁止法幣在邊區範圍內流通。2月18日，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票麵為一元、五元、十元，與光華代價券輔幣配合使用，以後逐漸以邊幣收回光華代價券。
據時任邊區銀行行長的南漢宸在1941年11月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的報告《財政工作報告》介紹，“政府為了在邊區維持法幣價格，調劑金融流通，同時為了防止法幣對敵占區的流出，今年春天在以現金與法幣作基金的條件下，發行了1200萬元的邊幣，在邊區市場以內流通。以邊區200萬人口計算，1200萬元的邊幣，平均每人流通量隻有6元（據估計大後方平均在40—50元），這在百物昂貴的今日，絕對不會超過市場的需要，換句話說就是絕對不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的現象。然而我們毋庸諱言，邊幣的貶值與邊幣在金融市場上的波動之大，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另據邊區銀行的一份工作總結材料介紹：“邊幣發行之初，邊、法幣的比價是一元當一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同時，物價也在上漲，不過在1941年5月以前邊幣下跌與物價上漲的速度比較和緩，邊幣在邊區各處都能使用。5月間發生了金融波動，邊幣跌到1.5元換法幣1元，綏德、關中、隴東、三邊等地都拒用邊幣，物價上漲尤甚。5月份延安市的物價比4月份就漲了30%，6月份又比5月份漲了26%。五六月間物價猛漲，邊幣由各地逐漸向延安中心區域退回，到7月間延安邊幣就跌到2元，延安市亦公開使用法幣交換，這時政府內部對發行問題有了爭論。”邊區銀行：《關於金融工作總結》，1944年2月。
爭論的結果是，對內發展生產，特別是邊區農業的發展；對外運鹽，以求出入口貿易的平衡。1941年10月17日，南漢宸在邊區專員縣長聯席會議上作關於財政工作的報告談到：“貨幣要鞏固，一定要有一種物質作保障，我們邊幣的物質保障是鹽，隻有用大批的鹽當作外匯，去換回法幣和必需品來，才能使邊幣達到鞏固。”他估計這個必需品的一年消費在7000萬元，如果一年能運40萬馱鹽出去，按當時價格可得1億元，除消費外還餘3000萬元，用之收購市場上“非法”流通的法幣，就可以降低邊幣對法幣的比價。
當時關中地區的食鹽，主要有兩個產地：山西運城的潞鹽、陝北三邊（定邊、安邊、靖邊）的花馬池鹽。前者受閻錫山的嚴格控製，如果陝北的鹽再受控製，那麽就隻有用青海的鹽或淮鹽，長途運輸成本是本地鹽的許多倍。所以，邊區食鹽出口對於調節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41年底，邊區金融比較穩定。但是，1942年初，邊區銀行又增加發行1000萬元邊幣，其中發放農業貸款500萬元。5月，邊幣繼續下跌到2.9元換法幣1元，6月達到3.2元換法幣1元，綏德等個別地區黑市竟達到邊幣4.5元換法幣1元。同時，4月份物價比3月份上漲38%。
1942年7月以後，由於華中汪偽政權宣布通貨統一令，貶低並禁止法幣，大量法幣自淪陷區流向大後方，大後方出現用法幣搶購物資的現象。法幣市場的大環境有利於邊區金融市場的進一步調整，7月間邊幣3.2元換法幣1元，到10月間便變成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流通券”全稱為“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是1944年5月名義上為貿易公司，實際上仍由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代用券。票麵額為五十元、十元兩種，規定每元當邊幣15元，實際發行後比價為每元當邊幣20元。發行商業流通券的目的，一是“目前由於發展生產，即\[既\]無法回籠邊幣，又不能以法幣投資……其次法幣日益下降，邊幣日趨提高，流通範圍日益擴大，加以物價變動，邊幣籌碼頗感不足，沒有這個發行，不僅市場停滯，而且必然法幣侵占邊區市場。再次我們現在不但有大量的物質基礎（法幣和物資），而且各方麵有充分準備，發行是有保證的。”西北局常委會：《關於發行商業流通券致各地委電》，1944年7月29日，第3號。
1945年5月1日，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發出通知：
1?自6月1日起，實行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為陝甘寧邊區本位幣，並責成邊區銀行盡可能迅速收回邊幣。按所有未收回的邊幣，仍照邊幣20元等於流通券1元比價，一律通用。
2?凡財政廳、建設廳及其所屬機關、工廠、銀行總分支行、貿易公司所屬企業，以及其他一切財政供給部門和公營企業，一律改用流通券為記賬本位幣。
3?各公營商業在交易中的掛牌、定價、契約、單據以及口頭講價等，均一律改用流通券為本位（幣）。
4?一切稅收及預算，均改用流通券計算。
在此貨幣頻繁變更的背後，是物價的起伏波動。據西北財經辦事處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各種統計表》中，1937—1945年期間延安市物價總指數顯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價指數為100計算）
1938年7月為153.3，12月為161.4，全年為143.1；
1939年6月為201.6，12月為377.3，全年為237.3；
1940年6月為420.8，12月為716.9，全年為500.6；
1941年6月為1914.5，12月為4421.0，全年為2228.9；
1942年6月為10180.0，12月為13773.0，全年為9904.0；
1943年6月為64757.8，12月為343059.8，全年為124078.4；
1944年6月為556980.0，12月為768807.8，全年為616487.4；
1945年6月為1995825.0，12月為1825918.5，全年為1591495.4。
也就是說，1945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專業統計數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後所揭示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生活內容。陳學昭曾經記載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價情況：
豬肉每斤0.5元、豬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綿羊肉每斤0.4元。
“人家對我說，在八路軍未到之前，豬肉比菜還不值錢，1元可以買到十二三斤，而且陝北人的脾氣很特別，豬肚裏的東西是不吃的，豬肝呀、豬腸呀……都拋了的。但現在，豬肝賣五角一個。……有一次，我走進菜場，看見兩隻雞，我問價。“一元，”雞主人說。“九角兩隻賣不賣？”“不賣，差一錢也不賣！”我正在想“一元買了也好”，可是正沉思著還沒有決定的這頃刻，他說：“你不買，走開罷，立在這裏看什麽？”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同前引第91—93頁。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緊俏，價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時期在重慶售價為0.25元。
隊伍裏的公家人日常住宿是全部免費的，但有一種情況卻要收費。那是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普通夫妻一周團圓一次，沒有單獨的住處，就要事先申請，再交費，住由臨時騰出來的十幾孔窯洞組成的“青年宿舍”，近乎後來的青年公寓。“屋裏隻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3頁。
1938年12月10日開始至年底，延安《新中華報》開設“五日延安”專欄，公布延安市場上主要生活物資價格，該日價格為：
麥子每鬥4元1角、黃豆每鬥3元、綠豆每鬥3元5角、豬肉每斤5角、羊肉每斤3角5分、食鹽每鬥5角8分、青油每斤6角5分、蘿卜每斤3分、市布每尺3角、土布每尺3角、斜布每尺3角、有光紙每刀3元5角、工資每天5角5分。
此間公布的物價，個別物品略有波動，但總的來說物價平穩。其中所列的工資額是指臨時雇工的工資。而同時期（1939年1月）重慶、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資指數分別是：
重慶大米每鬥3元5角、食鹽每斤1角4分、豬肉每斤2角3分、機器工人工資每月30元、紡織工人工資每月18元（自給夥食）；（按每鬥37斤，每斤14兩計算。）
成都大米每鬥2元、食鹽每斤2角、豬肉每斤2角、機器工人工資每月30元、紡織工人工資每月6元（廠方提供夥食）。（按每鬥32斤，每斤14兩計算。）白戈：《平抑物價與平抑工資》，《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2月13日。
從1937年初至1940年底，通往延安的小路上，經常能看到這樣曆經千辛萬苦徒步數百裏，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
由於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原來生活基礎不厚的陝北小城，生活指數比同時期重慶、成都偏高，但實行供給製條件下的革命隊伍裏的同誌們，其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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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1945年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