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治風暴中自身難保 郭沫若兩個兒子接連身亡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華，同時最有傳奇革命經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曆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說實話，我那時不到十歲，根本無法很好理解劇情，更不要說理解對曆史人物如此複雜的評價了。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鳳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兒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來忽然振振有辭地背起詩：“從長沙到湘潭，坐汽車三小時半，真方便……”說這是郭老的新詩，隨即又搖頭晃腦地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許胡說！”
小青哥哥委屈地辯解：“不是我說，是郭老二說的。”
後來聽說，這句話是郭老自己說的，但是爸爸堅持不許我們這樣議論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說我們乳臭未幹，說我們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對於郭老的字、詩，對於這位大文豪所有蓋世的成就，我們其實連基本的了解都沒有。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
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裏，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建國初期，他在關於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大寫檢討。很多人認為這除了要過關，沒有任何道理。
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先是號召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積極參加整風，要大家四麵八方來拆牆。隨後又投入反擊右派，以《撥開雲霧見青天》的題目接受報紙記者采訪，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絕於人民。大躍進開始後，郭沫若主編了《紅旗歌謠》，這個從年輕時起就以《鳳凰涅?》傾倒過無數人的浪漫派詩人，竟在這個頭腦發熱的年代寫下如此頭腦發熱的詩句：“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聞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於立群的第二個兒子，196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習。世英從中學時代起，就成為三好學生、團支部書記，進入大學後，他仍然擔任團支書。世英對所學專業十分喜愛。入學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個學生張鶴慈、葉蓉青和孫經武組成了一個討論小組，對一些哲學問題進行討論。他們從世界的本質開始，討論哲學的前途，比較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發展的背景和在曆史上的作用，進而討論兩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學真是一門危險的學問，這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在認真的哲學思辨中，很自然地產生了迷茫。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確定性，尤其是當時思想界流行的對學術問題的專橫態度，對文藝批評的單一標準都產生了疑問。他們的小組頻繁活動，還寫了詩和其他文字的東西表達自己的情緒。這在當時的幹部子弟和青年學生中都是驚世駭俗之舉。更要命的是，為了表示自己探討的問題都是未知數，他們給小組起名為X。不久，X小組的事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一個同學檢舉揭發出來。這個同學的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關在監獄裏。由於生計無著，這個大學生常常窘迫到餓飯的程度。世英同情這個同學的境遇，覺得他能上大學太不容易。所以接觸得多，談得也多。X小組裏討論的問題是非常有挑戰意味的，其四個成員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兒子，張鶴慈是北大名教授張東蓀的兒子，孫經武的父親也是軍隊幹部。所以，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成果，這個由高級幹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煩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軒然大波。
先是經有關方麵批準，X小組所有的成員被公安機關拘留，突擊審訊，最後定了反動學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勞動教養，其他三個被判刑，送去勞動改造。對世英的處理比對其他三個人輕一點，恐怕還是由於他到底是郭老的兒子。遭受了這個挫折，世英真誠地檢討自己的錯誤。
他在黃泛區的一個農場裏努力勞動，希望通過痛苦的磨練重新做人。
後來由於表現好，提前解除勞教。但是世英表示不願意離開他的種棉花的師傅，希望在農場繼續呆下去，為改變當地的落後麵貌貢獻青春。
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同意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
記得我在北戴河海灘上看到過世英，他被太陽曬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裏遊很遠，上了岸就從沙灘上揀起自己的衣服去衝澡，不和我們這些在沙灘上懶懶曬太陽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從小興趣廣泛，聰明過人。他酷愛音樂，竟然憑著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學校裏，才華橫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從家裏帶去一架盤式錄音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那時候擁有錄音機是不尋常的事。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說音樂學院的一些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著家裏的錄音機到學校裏聽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澤東語），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了這封信，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
身心交瘁的民英隻想離開音樂學院。再去學什麽呢？有世英學哲學的例子在前，文科是萬萬學不得的，學理工科吧，民英已經學了兩年音樂，理工的基礎課又跟不上。思來想去，郭沫若夫婦決定按照兒子的意願，把他送去當兵。民英從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心亂如麻的父母親也希望兒子能在解放軍軍營裏漸漸適應革命化的社會生活。他們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夠助一臂之力，因為他正在軍隊任總參謀長。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婦安排好了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一開始，民英表現得不錯，尤其他在文藝方麵的特長使他在部隊的戰士演出隊裏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一段時期，民英也許還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經成為中共預備黨員。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後，“文革”開始了。由於對運動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養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敏感的年輕人正處在孤立無援的危險裏。1967年4月裏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殺身亡。對於所有的人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因為前一天，民英還在參加戰士演出隊的排練，沒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樣下定決心的。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製。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當時的詳細情況，已經沒有人知道，聽說周恩來在世英死後曾派人調查，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家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事後，周恩來曾痛心地對郭沫若全家說：“世英是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後聽到這個說法的，但是這句話還是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正因為我不知道這話到底是指什麽，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長輩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像世英這樣花朵一樣的青年要為了父輩而過早凋謝？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紅色家族檔案》，作者係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華，同時最有傳奇革命經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曆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說實話，我那時不到十歲，根本無法很好理解劇情，更不要說理解對曆史人物如此複雜的評價了。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鳳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兒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來忽然振振有辭地背起詩：“從長沙到湘潭，坐汽車三小時半，真方便……”說這是郭老的新詩，隨即又搖頭晃腦地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許胡說！”
小青哥哥委屈地辯解：“不是我說，是郭老二說的。”
後來聽說，這句話是郭老自己說的，但是爸爸堅持不許我們這樣議論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說我們乳臭未幹，說我們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對於郭老的字、詩，對於這位大文豪所有蓋世的成就，我們其實連基本的了解都沒有。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
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裏，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建國初期，他在關於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大寫檢討。很多人認為這除了要過關，沒有任何道理。
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先是號召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積極參加整風，要大家四麵八方來拆牆。隨後又投入反擊右派，以《撥開雲霧見青天》的題目接受報紙記者采訪，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絕於人民。大躍進開始後，郭沫若主編了《紅旗歌謠》，這個從年輕時起就以《鳳凰涅?》傾倒過無數人的浪漫派詩人，竟在這個頭腦發熱的年代寫下如此頭腦發熱的詩句：“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聞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於立群的第二個兒子，196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習。世英從中學時代起，就成為三好學生、團支部書記，進入大學後，他仍然擔任團支書。世英對所學專業十分喜愛。入學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個學生張鶴慈、葉蓉青和孫經武組成了一個討論小組，對一些哲學問題進行討論。他們從世界的本質開始，討論哲學的前途，比較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發展的背景和在曆史上的作用，進而討論兩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學真是一門危險的學問，這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在認真的哲學思辨中，很自然地產生了迷茫。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確定性，尤其是當時思想界流行的對學術問題的專橫態度，對文藝批評的單一標準都產生了疑問。他們的小組頻繁活動，還寫了詩和其他文字的東西表達自己的情緒。這在當時的幹部子弟和青年學生中都是驚世駭俗之舉。更要命的是，為了表示自己探討的問題都是未知數，他們給小組起名為X。不久，X小組的事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一個同學檢舉揭發出來。這個同學的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關在監獄裏。由於生計無著，這個大學生常常窘迫到餓飯的程度。世英同情這個同學的境遇，覺得他能上大學太不容易。所以接觸得多，談得也多。X小組裏討論的問題是非常有挑戰意味的，其四個成員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兒子，張鶴慈是北大名教授張東蓀的兒子，孫經武的父親也是軍隊幹部。所以，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成果，這個由高級幹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煩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軒然大波。
先是經有關方麵批準，X小組所有的成員被公安機關拘留，突擊審訊，最後定了反動學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勞動教養，其他三個被判刑，送去勞動改造。對世英的處理比對其他三個人輕一點，恐怕還是由於他到底是郭老的兒子。遭受了這個挫折，世英真誠地檢討自己的錯誤。
他在黃泛區的一個農場裏努力勞動，希望通過痛苦的磨練重新做人。
後來由於表現好，提前解除勞教。但是世英表示不願意離開他的種棉花的師傅，希望在農場繼續呆下去，為改變當地的落後麵貌貢獻青春。
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同意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
記得我在北戴河海灘上看到過世英，他被太陽曬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裏遊很遠，上了岸就從沙灘上揀起自己的衣服去衝澡，不和我們這些在沙灘上懶懶曬太陽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從小興趣廣泛，聰明過人。他酷愛音樂，竟然憑著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學校裏，才華橫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從家裏帶去一架盤式錄音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那時候擁有錄音機是不尋常的事。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說音樂學院的一些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著家裏的錄音機到學校裏聽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澤東語），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了這封信，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
身心交瘁的民英隻想離開音樂學院。再去學什麽呢？有世英學哲學的例子在前，文科是萬萬學不得的，學理工科吧，民英已經學了兩年音樂，理工的基礎課又跟不上。思來想去，郭沫若夫婦決定按照兒子的意願，把他送去當兵。民英從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心亂如麻的父母親也希望兒子能在解放軍軍營裏漸漸適應革命化的社會生活。他們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夠助一臂之力，因為他正在軍隊任總參謀長。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婦安排好了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一開始，民英表現得不錯，尤其他在文藝方麵的特長使他在部隊的戰士演出隊裏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一段時期，民英也許還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經成為中共預備黨員。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後，“文革”開始了。由於對運動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養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敏感的年輕人正處在孤立無援的危險裏。1967年4月裏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殺身亡。對於所有的人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因為前一天，民英還在參加戰士演出隊的排練，沒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樣下定決心的。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製。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當時的詳細情況，已經沒有人知道，聽說周恩來在世英死後曾派人調查，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家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事後，周恩來曾痛心地對郭沫若全家說：“世英是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後聽到這個說法的，但是這句話還是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正因為我不知道這話到底是指什麽，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長輩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像世英這樣花朵一樣的青年要為了父輩而過早凋謝？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紅色家族檔案》，作者係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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