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北京女一中的副校長王毓真投河自盡紀事

北京市文革開始的時候，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的冤情早已大白於天下，女一中的副校長王毓真投河自盡，卻鮮為人知。

 畢業於輔仁大學曆史係的王校長是在文革前夕從北京市教育局調入女一中的，她端莊文靜，不善言辭。在卞校長被打死的1966年的紅八月，王校長也被鬥被打、剃了陰陽頭受盡了汙辱和折磨，但她挺過來了。轉眼到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王校長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的地下組織的，可她的入黨介紹人拒絕為她證明。眾所周知，地下黨是單線，一旦某個上級領導翻臉不認賬，當事人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假黨員”，百口莫辨，跳到黃河也洗不清。隻是，20多年來一次又一次幾近嚴酷的審幹，王校長都能過關，怎麽到了文革，那位革命老同誌就不認了呢？

        王校長的丈夫顧傳淦也是地下黨的革命同誌，兩人曾相約“中國不解放就不結婚”。顧傳淦是中共冀北電力公司的地下黨員，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著生命危險帶領群眾搶修供電設施、保護電廠。1949年2月3日晚，中國人民解放軍莊嚴的入城式，就是在北平的輝煌燈火的籠罩中舉行的。解放後，顧傳淦在北京電力係統任領導幹部。

           然而在1968年12月12日，這對曾經約定不解放不結婚的青年戀人，這對有著3個孩子的中年夫婦，久久徘徊在那個漆黑寒冷的冬夜，久久徘徊在北京西八裏莊的京密引水渠的堤岸上，最終雙雙自沉，沒有留下隻言片語。王校長的3個兒子，最大的才上初二，因為他們至今的長久的沉默，所以這個生死相依的悲壯愛情故事，其真實感性的細節隻能與他們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沒在黑暗裏了，後人誰也 無法說清。 

     學校的青年教師傅敏的父母——著名翻譯家傅雷、朱梅馥夫婦也是雙雙自殺，傅敏在被關押期間也曾跳後窗投故宮的護城河自盡，他的頭撞上了河底的一塊大石頭。據有關資料統計，以1968年5月軍宣隊進駐北京新華印刷廠為開端，至1969年4月的九大，全國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人數在50萬以上。

         要說文革，女一中被揪出來的老師可不少，女老師都被剃了陰陽頭，斯文掃地。每天早晨先在在操場上集合，站成兩排，唱牛鬼蛇神歌，接著就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勞 動，平整操場、打掃廁所或是做煤球。誰上廁所需要洗手，必須說：“報告：黑幫×××要洗黑爪子。”這個×××還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們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稱 謂，王右派，馬右派，語文教研組長叫常大狼，政治老師姓胡叫狐狸精，教導主任叫佟母雞，報告時隻能說：“報告：佟母雞要洗黑爪子。”這時看守的紅衛兵就會 一起開懷大笑，叫道：“佟母雞，佟母雞，快給我們下個蛋。”

     女一中文革被整的最慘的自然是書記張乃一，頭號當權派，她被單獨扔在初中部望紅小院的石灰水泥坑裏，完全沒有了人形，隻能看見一雙幽怨的發著綠光的眼睛。初 中的紅衛兵經常拿皮帶抽她。後來張乃一最在意又最耿耿於懷的是誰打過她，打她的人有什麽家庭背景，父母是幹嘛的？張乃一是上將李達的夫人，1958年 從中央監委調到女一中任書記，其實她用不著費心猜測，打她的紅衛兵的父母未必與李達將軍有過節，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精心培育的捧在 手掌心的革命後代。女一中原校長叫楊濱，她的階級鬥爭觀念比較淡，重教學，重人才，也隻有楊濱才敢把大右派傅雷的兒子傅敏要到女一中當英語老師。但是楊濱 因為與張乃一不合，調到男四中當校長去了。

     中學的階級路線，就是強調重用出身好的教師和激勵出身好的學生，壓製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學習好就是為無產階級爭了光。出身不好的會做的難題，紅五類說： 敵人磨刀我也要磨刀，我們也要會做。高三年級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經受命於班主任每周去訓斥一名東江縱隊的後代，要她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階級烙印。女一中位於天 安門西北角的南長街，學校歡迎外賓的任務頻繁，而且幾乎都是傾巢出動。每到這時候，每間教室都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關在裏麵做作業，不允許走動。有個同學 臨時來了月經，要買衛生紙而被阻擋在校門口，她悲慟地大哭：“為什麽要這樣對待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麽？”

       還有就是入團，那時入團入黨就等於取得了一張進入社會的特別通行證。女一中的青年教師胡紅星在北京師範學院獲得“紅專大學生”的稱號，因為出身不好苦苦爭取 了八年才入上團，而高三年級一位元帥的女兒，學習成績糟糕還吊兒郎當甚至穿著拖鞋到學校上課，在張乃一的關照下，她第一學期入團，第二學期入黨。正是因為 在黨的階級路線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時時處處被灌輸原罪意識和罪惡感的同時，另一部分人的特權意識和優越感越來越膨脹，1966終於形成一個總爆發，特權學生們到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草菅人命的地步。

      女一中文革的內容還有學生鬥學生這部分，比較激烈的發生在初中部的望虹小院內。筆者曾從窗外看到初一四班的教室內，一個出身不好的被鬥女孩彎腰把頭放在課桌 的位子裏，她極度彎曲的背上還壓了兩三塊磚頭，天哪，初一的女孩嗬。……初三五班的團支部書記許慧雲出身於普通勞動者家庭，她因為說了“毛澤東思想也要一 分為二”這句話，被同班紅衛兵帶領同學圍鬥，從教室鬥到院子裏，鬥著鬥著就動起手來，許慧雲被打得躺倒在地上，這時竟有同學拿腳去踩她的肚子。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並號召“要武”，第二天的8月19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北京的三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與北 京市新團委及市教育局共同發起召開了批鬥“黑幫”大會，批鬥對象有市委教育部長張文鬆、市教育局長李晨等領導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長等基層幹部。 “8.19”最惡劣的是首開批鬥會武鬥之先例，在台上聲淚俱下煽情的發言過程中，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台，掄起腰間的軍用皮帶，向批鬥對象沒頭沒臉抽去，台上 無人製止，台下齊聲叫好。教育局長李晨的腦袋被打得鮮血直流，押他的紅衛兵帶他到後台，用涼水衝一下，再押回前台接著跪。“8.19”批鬥會是在 “8.18”毛支持紅衛兵的第二天，又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團市委牽頭，所以本身就對武鬥起著號召、引導和示範的作用。

    三天後的1966年8月22日，北京女一中的紅衛兵也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了批鬥校黨支部書記張乃一的大會。那是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著張乃 一，台下跪著十幾個有著各種問題的老師，無一例外被站在身後的女紅衛兵揪著頭發、擰著胳膊。隻要聽到台上的抽打聲，台下一排女紅衛兵就掄起皮帶，朝跪著的 老師一通胡亂抽打，不知誰，還被抽得滿地打滾。

    當時這十幾個“牛鬼蛇神”晚上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謂關“牛棚”。有8個是女老師，她們共住一間大教室：黨支部書記張乃一，副校長王毓貞，副校長佟佩 珍，政治老師胡筠若，團委書記劉紅芳，語文老師王品端，語文老師魏靜青，美術老師樊爾萃，對這8個女老師來說，比批鬥會更痛苦的事情還在第二天。

   8月23日，女一中在學校操場搭台子繼續鬥張乃一，天黑後，滿身墨水、幾乎沒有了人形的張乃一被拖進關她們八個女老師的大教室裏，女紅衛兵讓女牛鬼 蛇神往張乃一身上潑了幾盆涼水，然後一個個揪著頭發讓她們跪在水地上。跪到晚上的12點的時候，另一夥揮舞著理發推子和剪刀的女紅衛兵闖進來，不容分說， 按住女老師的頭，揪起頭發，哢嚓哢嚓連推帶剪完成了八個鬼模樣的陰陽頭。尊嚴沒有了，生命還重要嗎？在40多年後的今天，同樣作為女性，當年的女紅衛兵能懂得女老師被剃了陰陽頭後內心的絕望嗎？！人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 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這話好像是革命導師恩格斯說的，他還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 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

   牛棚裏的女老師被集體剃陰陽頭這個夜晚，張乃一已被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女紅衛兵抓住她沒有了鞋襪的兩隻青腫的腳，一路血跡斑斑把她拖到另一間單人 牢房等死。學校裏有個總務老師叫王吾建，是名轉業軍人，第二天早上他看到隻剩一口氣的張乃一後，對紅衛兵負責人說，張乃一最後究竟有無問題要看她丈夫李達 的情況。李達是開國上將，在國家體委任職，於是電話打到了國家體委，那邊說，李達的問題還沒定性，就這樣，張乃一被王吾建等人用平板車拉到醫院搶救，算是 撿回了一條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裏，她們的“床”是拚起來的3張小課桌，不但窄，長度也伸展不開腿，隻能蜷縮著，有一條褥子，沒有被子和枕頭。睡覺的時候，她們 既不脫衣也不脫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兩三點鍾，與女一中在一條胡同裏的男六中的紅衛兵把一個“女流氓”拖進了這間牛棚，他們用帶銅圈的皮帶拷打她，皮帶抽 下去，淺色的襯衣就滲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聲慘叫著。牛棚裏女老師也不能幸免，她們同樣被六中的男學生毒打，王毓貞校長肩胛骨的鮮血染紅了她的衣 衫。在另一個深夜裏，學校的一名化學男老師（右派）被推進這女牛棚裏，女紅衛兵用軍棍把女老師睡覺的鐵桌腿敲得巨響，喝令她們起來圍著化學男老師跪成一 圈，幾名女紅衛兵掄圓了帶金屬頭的皮帶狠抽化學男老師的後背，開始也是一條條的血印，很快後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師的呻吟越來越弱，最後趴到地上一動都不 能動了。

    那是一個全民瘋狂的時代，中學紅衛兵屬未成年人，女一中的楊姓工友，原為泥瓦工兼看傳達室，文革因出身好成了勞 改隊的監工。勞改隊從學校的東院把煤末抬過馬路送到西院，運水合煤，用雙手攥成一個個的煤球。在學校西頭的望紅小院裏，到處是掛著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 神”和排列整齊、光溜溜的煤球。後來，楊監工不知為何在煤末裏摻進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勞改隊的老師們雙手潰爛、黃水直流，攥煤球時個個疼得齜牙咧嘴，直到 今天，胡老師手指的傷疤還隱約可見。女一中的另一位出身不好的工友馬鐵山，則在被鬥後的1966年夏天自殺身亡。

      女一中的學生們一定忘不了勞改隊裏的老師們排成兩排表演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情景，開頭兩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以“我有罪”結 束，唱的時候還要求全身亂動，做卑微猥瑣狀，唱到最後一句時，一定要發出尖銳的嚎叫聲，同時雙臂後蹶，彎腰匍匐，前額搶地，這是每天必演的保留“節目”。 楊監工是苦大仇深的勞動人民出身，愚昧無知沒有半點文化，說話不利落是個大舌頭，他就最愛看這個節目，一旦心血來潮，命令這些斯文掃地、被剃了稀奇古怪陰 陽頭的知識分子表演“嚎歌”是他的最大樂趣。大串聯時，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來到這所位於天安門旁、與中南海一牆之隔的中學參觀學習，因此一天加演 幾場是常事，然而筆者遠遠見到過一回，還沒等牛鬼蛇神們最後趴到地上將這“嚎歌”表演完，外地參觀的人群就紛紛無聲地散開了，離去了。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 心，他們到北京來學習取經，但是他們看不下去了，他們不忍看。
   1968年 春天，又一場曠日持久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了。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由軍宣隊、工宣隊發動群眾，對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漏網右派、國民黨 “殘渣餘孽”等進行大清查，女一中再次揪出了幾名老師，對他們每個人都設立了專案組立案審查，而且一揪出來就失去了自由，不得回家，單獨關押，日夜監視，關押時間長達九個多月。

        副校長王毓真，罪名是假黨員；物理老師王肅，二類右派；物理老師張森，議論過江青，祖父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張作相；語文老師馮積善，議論過江青，祖父解放前是前門瑞蚨祥綢布店的老板；英語老師付敏，其父傅雷是大右派，其兄傅聰叛國，其父母抗拒文革雙雙自殺身亡；史地老師房峻宜，印尼華僑；政治老師胡筠若，她的罪名不好定，在女一中讀了六年，高中畢業作為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土生土長，沒有任何曆史問題，中共黨員，文革初期受到迫害，大家有目共睹，這 次是根據她同一戰鬥隊的“戰友”揭發出她私下說的兩句話來給她定罪的：“白色恐怖的八月”——反文革，“軍隊是帶槍的工作組（那時“工作組”已經是壞詞兒 了）”——反軍。

         六九屆新生入校後，每到上課鈴聲響過，自有幾名班幹部從牛棚把這幾名老師分別押往各班教室。“老師”在口號聲中被推搡著站到講台上，低頭彎腰，兩隻胳膊往後 蹶，“噴氣式”要做得到位而且要從頭堅持到批鬥會結束，新生們一個個站起來念他們手中千篇一律的發言稿，由於文化程度低，往往連批鬥對象的名字都讀不準 確，甚至三個字要讀錯兩個。對這些小學都沒畢業的孩子們來說，開這樣的批鬥會純粹是為了應付成年人，軍訓團和老師。他們在小學就已經司空見慣這種場麵，那 時還可以武鬥，現在不允許武鬥了，他們也愈發弄不清這一個個蹶著的究竟是怎麽回事了。這樣的批鬥會在5月份開頭的時候幾乎天天有，等各班都輪過一兩遍後就漸漸少了，到了1968年的7月就完全停了，這幾個老師，作為新生入學階級鬥爭教育的活靶子，每人平均蹶了三四十場。

   清理階級隊伍揪出來的“壞人”大致分兩類，一類因言獲罪諸如胡筠若老師，另一類由既定出身成份獲罪諸如傅敏老師，傅敏老師是個典型的不問政治的青年書生， 外語念成名牌大學的高材生，為人不尚心計，更不善言談，無法因言定罪。兄叛國，他必定裏通外國，父母自殺，他必定仇視文化大革命。文革定罪的想象空間往往 是沒有限量的大，比如房峻宜老師，鄰居反映他家在晚飯的時間傳出筷子敲碗的有節奏的聲響，這被疑為發出通敵暗號，是裏通外國的特務行徑。房老師是華僑，父輩在國外還是華僑界的上層人士。

      1968年春天開始的單獨關押一直延續到1969年，幾位老師隻有王毓真副校長沒能熬過這個漫長的冬季，1968年12月底的一個深夜，她從關押的小屋偷跑回家（鎖是怎麽弄開的至今是個謎），找到她的丈夫，一個電力係統的幹部，倆人一起來到京密水渠的堤壩上，雙雙自沉，永遠地告別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