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種族主義的終結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種族主義的終結

——尚書言之一，老子言之十，耶穌言之九

玄野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

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馬太福音

西方文明恪守神與法，中國文化遵循道與德。中國上古時代哲學中所論及的德，其定義與範疇與後世有所不同。後世將德的定義教條化感情化了，其範疇也變得十分狹隘，表現在人自身的心理與境界上就是能夠克製自己的私欲，不為貪念欲望駕馭，眼界開闊而看到更長遠和範圍更大所有人的利益。用當代比較流行的話來說是克己奉公，再複雜一些的就是孔子所提出的克己複禮。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論述證明的“追求世界上全人類的福利”應該是當代德的基本定義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德的定義要比當代定義開闊得多也沒有這麽嚴重的教條與感情色彩。

在信仰層次，老子的道德經對德的定位十分明確，就是人生於天地之間的最高原則與正確行為體係。道是世界的本源，德是這一本源在人與人類社會上的映像。現實中如何判斷人的行為屬於正確的德而不是扭曲的妄為呢？中國傳統思維中有一整套方法，如今有人嚐試著稱其為具象思維，就是以自然世界的正常現象來直接與人自己的行為生活進行比對，從而發現人所應遵循的準則，就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謂，簡而言之，就是人法天地正道。人何以知道自己的行為符合天地正道而不是旁門左道呢？西方的分析方法實際上難以論證這一點，而中國具象思維所遵循的以自然過程與人文比對的籠統方法卻十分有效。西方世界的發展十分活躍，許多方麵都比中國文化來得璀璨，但具象思維的缺乏導致西方世界根本的迷失。在古代地中海區域，奴隸製度尤其是羅馬奴隸製度的存在是一大曆史恥辱，耶穌的博愛思想是這一罪惡的救贖。西方哲學家如果有具象思維，必不至於落入那樣的尷尬，也不至於為耶穌救贖之後依然要墜入中世紀的黑暗之中近千年。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思想幾乎主導了人類生活與發展，並認為隻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最終在客觀上將會為社會整體作出貢獻，雖然你本意上完全自私。於是人們在自然界中肆意攫取，然後將自己的廢棄物心安理得的隨處拋棄。在這樣一個極端自私利己而且利己有理的思維環境下，科學上的發現往往被利用來解釋自己惡行的合理性。例如，自然選擇學說催生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耗散結構理論使得人們認為要想獲得人類社會的有序必須以釋放熵增--即垃圾--為代價。這些問題的產生，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體係中缺乏中國的具象思維，沒有從自然界中的和諧和上帝造物的和諧領悟到人類活動同樣可以達成和諧。沒有人法天地正道的信仰層次的德，文化就缺乏了靈魂。因為這樣兩百多年的荒謬，將造成未來四百年的生態災難。

中國儒家聖賢對德的定位與老子有所不同，多限定在政治層次。德是執政合法性的基本決定因素，德與種族姓氏及個人沒有任何綁定關係。有這樣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典故，我們可以借此了解一下德在政治學上的基本涵義。楚莊王在軍事實力增強後覬覦周朝共主地位，曾經問鼎中原。周王孫滿對道:在德不在鼎。其意思十分明確，周王的共主地位是因為其德，而與那象征最高權利的九鼎沒有什麽必然關係。而作為王室成員，單騎對楚王率領的足以輕鬆毀滅宗周的大軍，語氣強硬，完全是當頭棒喝，一派領袖教訓莽漢的態度。所表達的內涵也十分明確，就是政權的歸屬完全取決於德，而不是武力。當然王孫滿不是說周王室大公無私，道德情操高尚，而是說周王室治理天下的方法和體係依然適合那個時代的天下狀況，即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曆史上有太多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例子，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政權應該歸屬於武力。如果一個統治集團醉心於武力，而不注意修德，最終不單給弱勢民眾帶來苦難，而且必然會給自己帶來更加深重的災禍，古今中外曆史莫不如此。西方曆史學家一直對中世紀的中國與歐洲的差異耿耿於懷，總結說，歐洲是武夫治國，穆斯林世界是僧侶治國，中國是學者治國。有一點可能大家會混淆，中國曆史上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武力同樣居於決定性作用，區別僅在於中國政治哲學崇尚逆取順守的的原則。漢高祖劉邦在儒士的一句“馬上得天下，安可馬上治天下”的警語中頓悟，遂推行文功禮治，從而成就漢朝盛世。毛澤東有“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說法，也是在亂世之中奪取政權時刻的必然選擇，從而避免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尷尬，這與逆取順守原則一致。和平時期治理國家過程中再喊什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就是糊塗蟲了。共和國後因為政權初創而提高警惕是合適的，而將鬥爭思維貫徹到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則是徹底的錯誤。為糾正這樣的錯誤，中國人民又承受了三十年的曠世痛苦。當代中國政權在順守方麵與劉邦張良蕭何等古人相比，其差距難以道裏計。就這一點，需要當政者徹底摒棄那種從西方傳播過來的自以為獲取了解開世界金鑰匙的自大心態，反躬自省而向古今中外先賢虛心學習，踏踏實實地在自我定位和執政心態上作出切實的貢獻。

德在中國傳統政治學中是何定義？中國傳統政治學還沒有經過西方近代哲學的整理分析階段，還沒有人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基石類概念作準確的定義，所以德這一概念的確切涵義還隻能從先賢的著述與曆史對話中領悟。中國政治學中的德並非局限在個人心理層次的修行與素養，不是什麽品格氣質，更不是貴族血統，而是政治集團運政體係的靈魂性架構。在曆史長河中，隻有政治整體層麵上的德才是最核心的決定因素。掌握了這樣的德，就具備了治國平天下的能力，在實際中運作以後就能積攢起掌控國家的實力。人們常說的政治道統既不是血統，也不是黨派，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德。

德也不能簡單地和法律對位，這裏的德涵蓋國家法律，也不是感情化的東西。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是描述道的非感情性，“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則是描述德的非感情性。老子所定義的德是涵蓋人類一切行為的總綱，以人法天地來看，德的這一特性完全由道而來。中國政治學的德，如王孫滿的論述，則是相對窄化的概念，主要是人際間組織方式形式方麵的法則。中國和西方在政治學上還有一個根本差異，就是西方政治是宗教與政權的二元對立互輔，中國是宗教與政治的一體，二者哪個更優越，難以定論。有一個重要的補充是，中國的儒教本身就是經綸濟世的學說體係，擱置來世，不以天堂地獄的許諾來統治社會，而同時存在的道教佛教則真正獨立於政權，或者說在與政治的短暫合作中被證明失敗了。相比之下，西方宗教與政治看似相互獨立，客觀上卻在大部分曆史時期共棲一處，更有甚者則政教合一，用來世許諾控製當世。

從實際效果看，道教佛教在政治學的德範圍之外，而儒教基本在其中。亞伯拉罕係宗教則是形式上獨立於政治之德，曆史上卻歸屬於其中，三教教主也隻有耶穌脫離於政治之外。進一步探討可以發現，亞伯拉罕係宗教中有些成分是政治之外，有些成分是政治之內，而政治之外的成分與道教佛教相似，主要是思辯更抽象的人類價值概念。儒教諸聖賢本身也有形而上的力量，隻是因為與政治太近而導致價值理念與政治混在一處不太易分。這些政治之外的價值理念意義更加悠遠，雖不適合歸納到政治之德中，無法影響現時政治，但對政治走向的作用十分巨大。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宗教政治關係是清晰的，而西方的宗教政治關係是複雜的。曆史學家筆下，西方的政教合一為洪水猛獸，而中國的政教合一卻是太平盛世的根本之一。宗教信仰的教派區別與中國武功的門派區別相似，入門者必須遵守法則，而有醒悟的人卻覺得諸多宗教所用語匯不同，所述精神卻是一個。所以宗教信仰在未來的發展應該不以門派分，而是更多的以其在人類社會和政治中的角色分。

當代世界往往過分誇大法律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法律隻是德的一部分，當一個社會群體認同某種道德理念之後，就可以將這種道德理念所要求的行為定義為法律。而道德又是政治學中德的一個在人的感情與價值認同方麵的重要組分。中國傳統社會以孝治天下，依孝道行事就成為法律，雖然許多生活細節上難以確切落實到法律上，但具有標誌性的一些行為卻是以法律和規章操作的。例如父母辭世後的服喪，以及某些朝代要求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孝。漢名將陳湯為個人仕途考慮而隱瞞父親去世的消息，最終被朝廷獲悉後下獄。孝道的治國之德也許不像儒教理解得那樣極端重要，也不像如今理解得那樣無足輕重，恰當的定位尚需廣泛的思考與實踐。無論如何，在世界兩千年宗法時代，以孝治國的中國社會相對世界其他地區要成功得多。

美國的政治是否有德呢？當然，美國國內政治還算可圈可點，具體如何還是美國民眾更有發言權，本人不作贅言。美國的國際政治原則雖然已經不再有歐洲擴張時期的罪惡與邪惡，但距離人類智力能達到的良好國際政治原則還有巨大差距。美國的國際政治原則混亂無序，基本就是國際流氓主義，完全從自己所能預見的短期利益出發。在國際場合每每大言不慚地呼喊符合或者違背了美國利益，閉口不談這事情是否合乎倫理道德，是否合於天道，是否合於美國人聲稱所信仰的上帝之意。合乎美國利益的結論是怎麽下的呢？不外乎美國總統議會以及智囊機構。當然這些人都是聰明之至，但巧辯不如拙誠，人算不如天算，美國的這些精明算計往往給自己招致麻煩。伊拉克的薩達姆是老布什當年親手扶植的，十多年後他入主白宮時不得不派大軍壓境逼其就範，再十多年後由小布什總統借莫須有之名一舉將其政權摧毀。美國冷戰末期一手培養了塔利班，根本不忌諱什麽原教旨主義種族主義的危險，結果十多年後就是九一一事件爆發，而如今塔利班武裝已然成為美國利益在中亞甚至中東地區的癌症了。美國外交照顧了眼下利益而毀掉了國際原則，損害自身國家長遠利益的同時也淆亂了世界。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中的這句經典不但確立了德在政治中的靈魂地位，同時也否定了任何人任何姓氏與任何種族在執政合法性上的特權。在當代世界政治中，這一點依然是所有國家政體都難企項背的。中國傳統政治的發展，一個比較重大的結果將是種族主義的終結。中國政治哲學不認為血統構成執政的合法性，不認為任何種族任何人與上帝之間的距離更近。種族主義是當代國際政治的普遍現象，各國的民間組織甚至在野黨派都有許多種族主義思路，欠發達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則帶有濃重種族主義色彩。即使是發達國家的執政黨派也或多或少地受各種種族思路影響，隻是因為這些派係掌握宣傳機構而在掩蓋種族主義痕跡上做了工作，所以世人不容易看清楚。種族主義在不發達地區表現得比較突出，而其根源卻與發達國家的執政黨派相關。發展不均衡本就造成矛盾，而掌權者的種族意識更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從而加劇了落後地區的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可以分作兩個方麵，一是表達民族精神與文化對世界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麵是爭取本民族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謀取本民族所占有的資源利益。這正是民族主義的陰與陽兩個元素，陰是民族存在的現時物質基礎，陽是民族存在的根本價值核心。陰陽調和是民族主義的恰當狀態，陰陽失衡則導致民族的畸形發展甚至民族的災難，而種族主義則隻執著於利益。種族主義過度重視本民族的社會地位和短期物質利益，注意不到民族文化與精神對世界整體的價值，而其中專注在民族的虛名與世界地位的思路則構成極端的種族主義。

對民族前景的過度焦慮是導致種族主義的原因之一。因為這種焦慮，人就尋找各種證據向同族證明本民族的優越，以期獲得生存的自信。其實民族存在的根本基礎在於民族對人類整體的獨特價值，而不是本民族在戰爭中打敗過誰，不是在人類的種族競爭中表現了什麽樣的優勢。戰爭中表現的優勢，尤其是以殘暴和破壞為特點的優勢，基本都是暫時的，長遠上這些所謂的優勢都是民族的毒藥。社會性和精神是人的本質，某個民族對外族的殘暴與掠奪都是物質層麵的，精神層麵上無法通過掠奪來提高，而對外族的殘暴也是對自我精神的戕害，幾代之後其業力就會造成本族在物質層麵的衰落甚至崩潰。戰爭的確是檢驗一個民族狀態的標尺，但戰爭的目的必須正當，當然不能是破壞，也不能是炫耀武功，更不能是私欲膨脹肆意掠奪，否則戰爭的勝利將為民族毀滅埋下種子。

種族主義注重血統，而實際曆史中造成民族發展差異的卻是精神與文化。民族複興必須著重在民族價值的陽的一麵，就是弘揚民族文化對世界的價值，注重精神與文化方麵的完善，而略視血統上的差異，兼顧民族利益與榮譽這陰的一麵。從宗教對未來社會的價值看，儒教在本源質素方麵有著許多其他宗教不具備的優勢，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有巨大的責任去弘揚這個曾經為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宗教。這不是要證明中華民族的優越性，也不是預訂一個天堂座位了事。國家獨立與民族的正當生存利益的確應該爭取，有時還需要用戰爭解決，用大量生命來換取。至於民族文化的獨特價值，卻不是爭來的，而是自己努力地做和無私地奉獻，由神明來評價。種族主義者執著於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優越性等等，幻想著通過奮爭來獲取，無異於緣木求魚。老子道“自伐者無功”，至理名言。近代殖民主義以來，各國發展往往借助於侵犯與掠奪，尤其是日本種族主義派專注於民族私利，效法西歐的領土擴張行為，不自內修而唯望強取豪奪，造成太多人道災難，比西歐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

種族主義的變種之一是宗教優越者，諸如本教徒上天堂而異教徒下地獄，還有上帝降下災難毀滅除本教徒之外的所有人類，等等，都是此類。耶穌也講天堂地獄，但與時下種族主義及宗教優越者的說法貌似神異。耶穌時代，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思路十分普遍，耶穌擊碎了種族主義，其信徒卻異化出另一形式的種族主義，這命也夠苦的。耶穌從猶太古卷中摘錄了兩句話，認為是最重要誡命，其一就是“愛人如己”。希伯萊先哲本意的“人”是泛指還是限定在某民族中，不好說，但耶穌通過其傳教行為而做出的解釋則是徹底的泛指人。

馬太福音十五章有這樣的故事: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主阿，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阿，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阿，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

這則故事反映的是當時猶太人嚴重的種族主義背景，表達了耶穌破除種族主義的良苦用心。這是耶穌泛種族平等思想的最佳詮釋。

曆史上最著名的淵源最久遠的種族主義之一就是猶太人的第一選民概念，而因為種族主義所遭受傷害最嚴重的所有事件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二戰時期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猶太人是否種族主義的始作俑者難以確定，但他們確實曾是最頑強的堅持者，同時他們又是最慘痛的受害者，而猶太人中的耶穌又是對這一人類文明中的狹隘思潮的最堅定和慘烈的摧毀者。當代基督徒中很大比例堅信第一選民概念，這是怎樣的荒謬呢？如果口中狂呼著耶穌的名，心裏卻堅信著為耶穌深惡痛絕而且為摧毀之而付出生命的那個理念，這樣的人能稱作是耶穌的信徒嗎？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

當代漢語世界正麵臨著信仰整合和宗教回歸的時刻，傳統宗教很需要從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學習其優良理念和機製，同時也必須摒棄其中暗藏的種族主義和宗教獨尊意識。中國應該向基督教借鑒什麽學習什麽呢？其一是傳播福音的責任意識，其二是榮耀歸於神的心態。這兩點在基督教中十分突出，可謂是基督教的特色，但類似的思想與意識在中國文化中同樣廣泛存在，有殉道的執著與坦然，有朝聞夕死。區別於西方信仰的是，中國信仰有另一麵的人生審美與人生和諧於社會的思想作中和。中國曆史上殉道者的感召力同樣巨大，如東漢的楊震，陳蕃與李膺。另一點不同是耶穌殉難的慘烈對基督教的影響很重，長期浸染在這樣的氛圍下，人們在求道之路上多有悲情意識，而且多有故意尋求悲情的主動。對於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當代踐行者，基督教的悲情意識雖不足學，但其殉道之勇卻不可不敬重，而先賢的殉道氣節也是當代人最需要培育的。

種族主義來源於種族發展過程中的心理失衡和過度的生存危機感。這導致人們追求信仰之末而忘記信仰之本。極端種族主義會導致戰爭和殺戮。中國主流文化沒有以種族確定尊卑的傳統，所以孔子也不象耶穌那樣有著摧毀種族主義的重任。時殊世異，在全球各文化充分融合激蕩的當代，中國文化麵臨著各種形態的種族主義衝擊。是為種族主義扭曲而失去中華文化的原本思想和獨特價值，還是堅守文化本色而為世界終結種族主義，就成為中華文化能否真正複興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