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存在幸福公式，會是什麽樣子？愛+工作+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為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哈佛大學的研究者對268名男子進行了長達72年的跟蹤調查，從他們進入大學，奔赴戰場，成家立業，生育子女，到退休終老。那麽最後的結論是什麽？
如果存在幸福公式，會是什麽樣子？愛+工作+良好的心理適應能力？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哈佛大學的研究者對268名男子進行了長達72年的跟蹤調查，從他們進入大學，奔赴戰場，成家立業，生育子女，一直到退休終老。堪稱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全麵的社會科學實驗。那麽最後的結論是什麽？
當格蘭特研究的對象紛紛退休。韋蘭特已經追蹤他們有1/4個世紀，至此，他已經找到預測健康老去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禦機製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穩定的婚姻、不吸煙、不酗酒、適當運動、健康的體重。
去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的一間資料室裏度過了一個月，希望發現美好生活的秘密。這間資料室屬於“成人發展研究計劃”，是曆史上時間最長，也許還是最昂貴的心理和社會學實驗，曆時七十多年。計劃開始於1937年，研究對象當時都是哈佛大學的二年級學生（全部為男性）。
從讀大學、參加二戰、結婚、離婚、職業升遷，直到退休，這些人定期接受身體檢查、心理測試、回答調查問卷、接受采訪。研究者收集的個人檔案和未經編輯的字典一樣厚。它們全部被鎖在波士頓芬維公園後麵的一間辦公室裏。那個房間樸實無華，鋪著米色地毯，掛著普通熒光燈。裏麵除了社會科學調查問卷，還有成堆的數據表格、一台1993年產的蘋果電腦。唯一缺少的是最早用於數據分析的IBM打孔卡。
過去42年，心理學家喬治·韋蘭特一直是這些人生資料的主要監管人、調查者兼分析者。他自己的人生也被編織進這項研究，二者密不可分。現在，韋蘭特即將退休（他已經74歲），研究對象們有一半已經離開人世，仍然活著的一半已年近90歲。現在正是為這項漫長研究進行總結的好時候，為此，我需要隨意查閱研究對象的資料，而從前這是隻屬於研究者們的專利。
韋蘭特在年輕時愛上了縱向研究，這類研究需要在長時間裏跟蹤調查少數樣本。1961年，在馬薩諸塞州精神病中心擔任住院醫生時，韋蘭特對兩位狂躁抑鬱症患者產生了濃厚興趣。25年前他們被診斷患有不可治愈的精神分裂症。韋蘭特開始尋找其他處於精神分裂症緩解期的患者的病曆。“當初留下這些記錄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韋蘭特告訴我，“但它們是記錄此時此刻的確切信息，沒有經過記憶的扭曲。”1967年，在跟蹤研究吸毒者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哈佛大學的“幸福生活研究”，深受震動。他說，“能夠在如此充裕時間裏，深入研究人生，跨越這麽長的歲月，就像獲得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望遠鏡，隻不過觀測的對象是人生。”在親身參與這一研究，可以接觸研究材料後，他像個撿到寶貝的孩子，興奮地向自己的心理醫生炫耀打開檔案櫃的鑰匙。
阿裏·博克是一位直率，沒有廢話的醫生，出生於愛達荷州，上世紀30年代接管哈佛大學公共衛生服務部，和他的讚助人W·T·格蘭特（一位百貨公司經理）一起策劃了這個研究項目。1938年9月，博克在文章中寫道，醫學研究過於重視病患；把人體分割成症狀和疾病，從100個專業的角度做管窺，這樣永遠無法回答最迫切的問題———人要怎樣生活才能幸福。博克說，他的研究將以“獨立自主的”大學生為對象，重點研究“塑造正常年輕人的力量。”他對正常的定義是，“具有構築成功人生的情感和心理因素。”
博克組建了一個研究小組，集合了醫學、生理學、人類學、心理學、精神病學和社會工作各個學科的專家。通過健康數據、學業成績和哈佛校長的推薦，最終選擇了268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大多在1942年至1944年期間進入大學。研究者從各個可以想象的角度，用所有能夠獲得的工具對學生們進行了測量。從主要器官功能、運動5分鍾後肌肉乳酸水平到嘴唇的大小都被記錄在案。當時最先進的腦電圖儀被用於測量大腦活動，信手塗鴉也成為分析性格的途徑之一。社會工作者挨個進行家訪，收集的信息巨細畢究，包括男孩什麽時候停止尿床？什麽時候開始認識性？有無家庭病史？他的父母和親戚的狀況。男孩們接受了羅夏墨跡心理測試，上交了筆跡樣本，和心理醫生進行長談。他們還被扒光衣服，接受全身測量，因為根據當時盛行的全身顱相學，從一個人的身體比例可以推斷他的主要性格特征。
博克野心勃勃，對這一研究計劃寄予厚望。1942年，他告訴哈佛大學學報，他的此次研究的目標之一是“緩解這個世界的不和諧。”甚至有報道把它和蘇格拉底、伽利略和巴斯的實驗相提並論。事實上，一開始，研究人員大多受到各自科目的局限。從他們的研究論文標題可見一斑：《血壓和年輕人健康的關係》、《男性姓名用法觀察》。早期研究的最大用途也許是方便了二戰征兵者挑選士兵。
多數縱向研究因為投資人期待立竿見影的成果而半途夭折。W·T·格蘭特也不例外。他的耐心堅持了10年，之後就斷絕了研究經費。上世紀4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會注意到這一研究，並表示興趣，資助人類學家瑪格麗特·蘭提斯追查到幾乎所有（少數幾個除外）研究對象的行蹤。但是，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這一研究再次陷入困境。最初的研究人員相繼離開。該計劃最後隻剩下心理學家查爾斯·麥克阿瑟一人獨立支撐。問卷調查的頻率減少到兩年一次。由於讚助者變成了菲利普·莫裏斯煙草公司。調查的題目也增加了吸煙習慣？喜歡什麽品牌的香煙？其中一個問題“如果你從未吸煙，為什麽沒有？”大有引誘人嚐試吸煙的嫌疑。
研究似乎離其初衷和偉大目標越來越遠。
但正如韋蘭特所指出的，縱向研究，正如葡萄酒一樣，越來越成熟。隨著格蘭特研究（因為最初讚助人為W·T·格蘭特，所以得名）的對象進入中年———上世紀60年代，他們進入不惑之年———其中有人取得巨大的成功。有4人曾競選美國參議員，一人曾任總統內閣要員，一人成為總統，一人成為暢銷小說作家。但是在耀眼的成功下麵隱藏著灰暗的陰影。1948年，20名研究對象出現嚴重精神病症狀。到50歲時，幾乎1/3的實驗對象都曾出現過韋蘭特所謂的“心理疾病”危機。在哈佛畢業生成功人士的外表之下跳動的是脆弱的心髒。阿裏·博克百思不得其解。1960年他告訴韋蘭特說，“被我選中時，他們都是健健康康的。肯定是那些精神病專家壞的事。”
研究對象141號：他怎麽了？
141號出生在富有家庭，他家的豪宅有11個房間，3個浴室。他父親是一名小有成就的醫生。大學二年級時，他對自己的父親的評價是，聰明、有趣、有耐心。“雖然偶爾會被孩子們氣得大發雷霆，但從不會無緣無故地亂發脾氣。”他的母親愛好繪畫，是重要的董事會成員。在他的眼裏她“有藝術氣質”，思想民主。
孩提時代，141號擅長各種體育運動，和兩個姐妹相處融洽，經常上教堂。每年年末，他和主日學校的同學一起研究社區裏的貧困家庭，決定聖誕禮物籃子該送給誰家。垃圾工人的妻子聽說他患上小兒麻痹症後傷心地哭了。但他很快就戰勝疾病，恢複健康。他說，“我的人生中從未出現過大問題。”社會工作者家訪之後認為，141號的家庭“美滿和睦。”
在哈佛，他依然耀眼。“也許比其他格蘭特計劃的孩子更出眾。”研究者評價說，“他展示了超人的個性：穩重、有智慧、良好的判斷力、健康、理想遠大。”基本上研究者們都被他所征服，成了他的粉絲，形容他是“最可能達成理想的人。”在空軍短暫任職後，141號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他說自己從事的是能幫助別人的職業。“我們的人生隻是暫時借給我們的，我們有機會和特權最好地發揮天賦的才能。”
結果呢？他結婚後，接受了一個海外的職位，開始吸煙、喝酒。1951年，在31歲時，他寫道，“說到我的心理麵貌，一個逐漸顯露的重要特征是‘敵意’，在早年，我曾以沒有這樣的陰暗思想而自豪，但現在看來，它們隻是被深深隱藏起來，我不願意並害怕麵對它們。”到35歲左右，他幾乎消失影蹤，不再反饋調查問卷。“拜托，拜托……讓我們了解你的消息，”1967年韋蘭特在給141號的信中懇求。他回信說會去大學拜訪他，會認真填寫最後一份調查問卷，可是，當研究者再次得知他的消息時，他已經因為突發疾病去世。
韋蘭特醫生找到了141號的心理醫生。醫生說，他似乎無法長大，他和一個有精神病傾向的女孩發生婚外情，變得越來越不修邊幅。他對父親日益不滿，覺得他冷漠，霸道。他對母親的評價也從民主變成了專橫。她讓他覺得自己是那個顯赫家庭的恥辱。他的父母最終離婚。
在最後的日子裏，141號“無法安定下來，”據一位朋友說，他“漂泊不定”，住在船上，吸大麻，但仍然保持幽默感，喜歡毫無預兆地朗誦拉丁詩歌，參加過各種心理治療小組，有時參加和平示威。這位朋友還說141號是他遇到過的“最複雜，又最有魅力的人之一。”141號的訃告寫得很漂亮，他被描繪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一個戰鬥英雄、和平鬥士、棒球迷。
在韋蘭特所有的著作中，格蘭特研究對象的身份一直保密。少數幾人公開承認自己是研究對象。其中包括《華盛頓郵報》編輯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在他的自傳《美好人生》的開篇就講到他第一次拜訪格蘭特研究辦公室。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也是研究對象之一，但他的資料早已被調走，直到2040年方能解密。當然，身世顯赫死於暗殺的肯尼迪絕非博克所設想的“普通人”。然而，這更能說明問題。研究者的初衷是把人生分割開來，擺放在一片片玻璃載片上，準備放到顯微鏡下觀察。但是，人生太龐大、太古怪、太多懸念、太多矛盾，無法被裝進一個簡單的“成功人生”概念。阿裏·博克想要一個簡單的是否答案。但事實證明，對於人生這個問題絕不能用“是”或“否”來回答。研究對象的人生複雜而充滿矛盾，研究方式也不同於普通科學實驗，需要一個故事敘述者的想象力和圓滑技巧。
格蘭特計劃在喬治·韋蘭特身上發現了講故事者的技巧，而韋蘭特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數據。韋蘭特身材高大，一頭銀發，有一對擅長表達情感的眼睛和一個深沉的嗓音。他出身豪門，頗有貴族氣質，但又像許多心理學家一樣感情外露，有些心不在焉，不拘小節。一位同事回憶他曾穿著拖鞋去上班。像他的許多研究對象一樣，韋蘭特的天賦和才能也被需求和痛苦所塑造。韋蘭特出生於1934年，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大蕭條時代，他家還有一名護士、一名女仆、一名廚師。他的父母的愛情故事像童話一樣浪漫。他們在墨西哥城相遇。她是一位美國銀行家的女兒，他是一名發掘阿茲特克人文物的考古學家。喬治兩歲時，他父親“從印第安納·瓊斯變成了普通上班族，”他先後擔任紐約自然曆史博物館館長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館長。喬治說，他是個成功的人，很少表現出自我懷疑或抑鬱。但是，1945年，他卻突然自殺了。他妻子在遊泳池邊發現了他的屍體，旁邊放著一把左輪手槍，嘴裏有一個致命彈孔。他的大兒子喬治當時隻有10歲。
很快在悲劇周圍落下沉默的帷幕。“按照WASP（祖先是英國新教徒的美國人）傳統，”韋蘭特說，“對這事的處理原則是，‘盡快把它放到一邊。’”他的母親蘇珊娜·貝克·韋蘭特帶著孩子遷居亞曆桑那州。“我們再也沒有回去過。”喬治的弟弟亨利·韋蘭特說，“我們甚至沒有參加父親的追悼會。好像從此和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
幾年後，韋蘭特家的郵箱收到哈佛大學寄來的他父親的校友會請柬。喬治把請柬帶在身上好幾天，不時拿出來看一眼，上麵有他父親的同學們當年的照片和當時的近照。短短篇幅之內，20歲的青年變成了中年人。那時，喬治的心裏就埋下了縱向研究的種子。1967年，格蘭特研究的對象返回大學參加第25次校友會。韋蘭特33歲。他將用餘生跟蹤這些人的人生。
韋蘭特廣泛的專業知識和本人複雜的性格最終在研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他在馬薩諸塞精神健康中心擔任住院醫生，之後又就讀於波士頓心理分析學院，他稱那裏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殿堂”。他學會了各種正統理論，包括用文學方法解讀人生。與此同時，他也接受過嚴謹的實驗科學培訓，曾在斯金納實驗室擔任過兩年實習生，主要研究鴿子和猴子的神經傳遞素水平。
心理分析學的基調是悲慘的；弗洛伊德認為“正常”是“理想主義的幻想”，還公開宣稱隻要能把“歇斯底裏的痛苦變成普通的不愉快”就很滿足了。與之相對的，現代社會科學卻樂觀地相信人生的秘密能夠被赤裸裸地剖開。韋蘭特是一個帶悲觀色彩的樂觀主義者，這不僅指他的經曆也指他的品位。在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封他手下的住院醫生寫給後輩的信。建議他們多讀田納西·威廉姆斯的《玻璃動物園》、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因為，韋蘭特常常會引用這些晦澀的文學作品。韋蘭特還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作品和黑色幽默作家查爾斯·亞當斯的卡通。當他的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喜歡給他們講一個陰暗的童話故事。說一群住在伊甸園裏的隨遇而安的小熊遭到更聰明強大的外來熊族侵略，淪為奴隸。“這個故事讓我嚎啕大哭，”韋蘭特的女兒安妮回憶說，“我父親卻覺得它很有趣。我想他大概是要告訴我‘這就是人生現實。’”
雖然喜歡戳穿理想主義的肥皂泡，但韋蘭特的性格中樂觀的成分居多。他說有個故事最能概括他的樂觀性格：一位父親在聖誕前夜分別把一塊金手表和一團馬糞裝進了兩個孩子的襪子。第二天早上，第一個孩子拿著金表來找父親，愁眉苦臉地說，“爸爸，我不知道該拿這塊表怎麽辦，它太脆弱了，很容易壞。”另一個孩子興奮地大叫說，“爸爸！爸爸！聖誕老人送給我一匹小馬，能找到它藏在哪裏就好了！”
這個故事命中韋蘭特對研究所采取的角度。他提出的核心問題不是研究對象在人生中遭遇的麻煩多少，而是他們如何應對這些麻煩。他最關心的問題是“適應性”，或者說對痛苦、衝突和危機的無意識反應。安娜·弗洛伊德在其父親研究的基礎上總結說，適應（又叫“防禦機製”）是無意識的思想和行為，它們能夠塑造———也有人認為“扭曲”一詞更為恰當———一個人對現實的認知。
韋蘭特解釋說，防禦是基本生理反應，隻不過是心理上的。就好比，我們切傷了皮膚，血液會立刻凝結。類似的，當我們遭遇無論大小挑戰———親人的去世或鞋帶斷掉———防禦機製引導我們遊過情緒的沼澤。正如凝結的傷口可以讓我不至於流血致死。防禦機製既可以成為救贖，也可以毀掉我們。韋蘭特把防禦由壞到好，分成4類。
最底層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說是“病態”的適應，比如妄想狂、幻覺、誇大，雖然對於動用這些防禦的主體，它們可能是一種適應現實的手段，但在其他人看來卻是瘋狂。緊接著上麵一層是“不成熟”的適應，具體表現包括被動攻擊、憂鬱症、想入非非。它們雖然不像病態適應一樣讓人孤立，但也有讓人無法親近的效果。“神經質”的防禦在“正常”人中並不罕見，包括理智化、情感抽離、壓抑，韋蘭特說具體表現可能是“貌似無法解釋的幼稚行為，記憶空白，或者無法接受某些感官信息。”最健康，或者說“成熟”的適應包括無私、幽默、未雨綢繆、升華（為情感找到宣泄口，比如把攻擊性用到體育運動中）。
韋蘭特認為“適應”源於痛苦經曆，會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斷完善。以格蘭特研究中的兩名男子為例，暫且把他們分別叫“大衛·古德哈特”和“查爾頓·塔裏唐恩。兩個人都在孤獨和恐怖環境中長大。古德哈特生長在一個藍領階級家庭，有一個頑固的酒鬼父親，母親”神經質、易怒、愛焦躁不安，是個杞人憂天的人。“塔裏唐恩家庭比較富裕，住在條件優越的郊區，但他同樣有個嗜酒如命的父親，他的母親鬱鬱寡歡，一副隨時想要自殺的樣子。古德哈特後來成為民權運動領袖。韋蘭特認為他是”成熟“適應的典範，擅長尋找情緒宣泄口。在古德哈特40多歲時，格蘭特研究評定他是所有研究對象中心理適應性最好的人之一，心理健康程度位居第5名。與此同時，塔裏唐恩卻排在倒數第5名。他畢業後成為一名醫生，後來不再行醫改為政府工作，3次離婚，習慣用酒精和藥物麻醉痛苦。韋蘭特認為他是”神經質“和”不成熟“防禦的代表。長期吸毒後，塔裏唐恩在53歲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古德哈特活到70歲。雖然他晚年發福，變得遲鈍，訃告上仍然盛讚他是民權運動的英雄。
心理學研究大多強調區分健康和疾病。“社會焦慮障礙”和害羞是不同的。抑鬱被認為是一種認知錯誤。相比之下，韋蘭特的工作把健康和疾病視為共同空間中的不同氣候。“多數所謂的精神疾病，”韋蘭特寫道，“隻是反映了我們‘不明智’的防禦機製部署。如果我們正確使用防禦，就會被認為是精神健康、幽默、盡職、有創造性、無私的個體。如果我們錯誤使用防禦，心理學家就會將我們診斷為病人；鄰居會認為我們不好相處，社會會給我們貼上不道德的標簽。”
這些觀點是在長期漫長過程中形成的。而醫生們注重於解決某個時期的問題，相比之下，韋蘭特就像個傳記作家，試圖理解整個人生———或者說他看得更遠，視野更廣闊，更像試圖總結一個時代的人類學家或博物學家。他說，好消息是，疾病———和人一樣———有一個“自然發展史。”畢竟“病態”防禦在蹣跚學步的幼童中相當普遍；兒童時期的心理防禦機製大多是“不成熟”的。它們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在青少年時代，格蘭特研究的對象比成年後更容易使用不成熟防禦，但在中年後，他們更可能使用成熟防禦———這樣的進化過程持續到老年。韋蘭特發現，在50歲至75歲時，無私和幽默越來越普及，而不成熟的防禦日益罕見。
這意味著，單單窺探人生中的某一個時刻或片段往往會造成誤導。一個20歲的無私模範也許是一個情感天才，也許隻是一個比同輩們更擅長逃避現實的人。另一方麵，一個20歲出頭的人如果表現出令人無法理解的傷感，他也許正在大步朝成熟邁進。
比如格蘭特研究對象中有個“戈德弗雷·米諾特·卡米爾醫生”，他是個愛惹麻煩的年輕人，老是在哈佛大學醫務室抱怨自己有這種那種曖昧症狀，校醫宣布說，“這個男孩正在朝神經病發展。”他生長在一個缺少關愛的環境中，6歲前一直獨自一個人吃飯，回憶自己的孤獨，他總是滔滔不絕，措辭讓人心碎。一名研究者建議他說：“如果滑落到繩子的末端，那麽就打個結，繼續支撐下去。”他回答說，“但是結早就打了，我撐了那麽久。”從醫學院畢業後，他曾嚐試自殺。
在心理治療和時間的幫助下，他的憂鬱症減輕，開始顯露“轉移”防禦，即是把注意力從痛苦的根源轉移到其他地方。當他的姐姐去世後，他把一份解剖報告郵寄給格蘭特研究辦公室，還留下一張便簽說，他希望這份報告能成為“一條新聞”。當另一位家庭成員去世後，他報告說：“我得到了母親留給我的遺產。”
對卡米爾而言，這種注意力的“轉移”似乎是一種防禦進步。35歲時，他因為感染在醫院裏住了14個月，得到他所謂的精神上的大徹大悟。他寫道，“有個名字打頭字母是S的人很關心我。”後來，他成為一名精神病醫生，把自己的需要轉變成服務。他說他喜歡心理治療“既疏遠又親近”的感覺———並且還能獲得經濟報酬。韋蘭特評價說，“最後，在40歲時，願望終於變成行為。”
在2002年出版的《優雅地老去》（AgingWell）一書裏，韋蘭特又談到這名男子的故事。這次他給他取了一個不同的名字———特德·默頓。（韋蘭特的書中，研究對象們都有華麗的假名，比如賀瑞斯·蘭姆、弗雷德裏克·萊恩、比爾·洛曼，等等。）韋蘭特試圖用默頓的例子說明，成熟的適應好比人生的煉金術師，有著把感情危機、痛苦鍛造成良好人際關係、創造力和成就的神奇力量。“這樣的機製，如果打一個比方，就像牡蠣遇到入侵的沙粒，最終卻能把沙粒轉變成奪目的珍珠。”他寫道，“人也會麵對各種幹擾和侵襲，無意識地發起反擊，激發出有創造性的行為。但”創造性“並不等於安逸。55歲至60歲時，默頓又患上嚴重抑鬱症。第一次他需要住院治療。第二次發病正巧碰上離婚。他失去了”妻子、存款、工作，甚至還有職業上的朋友。“
研究對象158號
158號是一個來自藍領階級家庭的性格溫柔的英俊男孩。給研究人員留下樂觀、沉穩、外向的印象。心理醫生在報告中寫道：“我的感覺是，這個孩子將會成長為正常、適應性強———活躍、積極向上的成年人。”
大學畢業後，158號繼續學業深造，開始攀登事業的高峰。他娶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兩人常一起演奏鋼琴。最後他們有了5個孩子。當問到他所從事的教育工作時。他回答，“我感覺不像在工作，而是興趣所在。我知道真正的工作是什麽樣的。”25歲時，當被問到，“是否有任何個人問題感情衝突，”他回答，“沒有。”根據檔案上看，他是個聰明、理智、勤勉的人。“這個人總是用一張笑臉麵對世界，”1949年，心理醫生在家訪後總結說。根據當年的調查問卷，他得到一種“感覺……158號在工作上並非覺得一切盡如人意。”但是，他沒有抱怨。在第25次哈佛校友會上，韋蘭特在和他見麵後評價說“是個沉穩的人。”
兩年後，49歲的他已經掌管著一家重要機構。然而職業的壓力卻讓他不堪重負。當被要求簡短評價目前工作時，他寫道：“要對一切負責，一切錯都算到我頭上。無論幹什麽都是錯的。好像狩獵場裏任人宰割的鴨子。隻要是隻鴨子，哪一隻都一樣。”除了工作上的麻煩之外，他的母親患上中風，妻子被診斷患了癌症。3年後，他不得不提前辭職，以免被炒魷魚的羞辱。那年他52歲。從此再沒有工作，回家靠股票和退休金養老。
7年之後，韋蘭特再次采訪158號，感覺到“他依然對自己的被迫辭職耿耿於懷。”4年後，兩人再次重提這個話題，他依然憤憤不平。又過了4年，情況依舊，“似乎對於他，時間停止了在他辭職的那一刻。”韋蘭特寫道，他的第一個妻子已經去世，他對待第二個妻子就像對待“一隻穿舊的鞋。”
但158號認為自己是快樂的。74歲時，他再次收到問卷調查，其中一道題目是：“你是否曾經陷入人生低穀，覺得什麽都無法讓你振作起來？”選擇答案有“一直、有時候、從未。”他回答，“從未”。另一題問，“你是否覺得平靜安寧？”他回答“一直”。兩年後，問卷又問，“許多人希望隨著年齡增長變得更有智慧。是否能舉例說明你從生活中學到的智慧？”他回答說，童年患過小兒麻痹症和白喉，病愈後，他學會了“永遠不要放棄希望。不要期待失敗。如果失敗來臨，不要哭。”
隨著人的年齡增加，是什麽讓他們能繼續工作，繼續去愛？當格蘭特研究的對象紛紛退休。韋蘭特已經追蹤他們有1/4個世紀，至此，他已經找到預測健康老去（心理和身體上）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禦機製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穩定的婚姻、不吸煙、不酗酒、適當運動、健康的體重。在106名研究對象中，50歲時，符合上述5至6個因素的人之中有一半在80歲時過得“健康而快樂”，隻有7.5%覺得“悲慘而病弱”。與此同時，50歲時，上述因素中隻滿足3個或更少的，到80歲時，無一人過得“健康快樂。”7個因素中，隻符合3個或更少的人，即使在50歲時身體還很健壯，80歲時死亡的幾率卻比符合5個因素以上的人高了3倍。
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韋蘭特在分析後得出一些驚人的發現。50歲時的膽固醇水平和老年的健康毫無關係。社會適應能力和大學時代及青年時期的心理評價有很大關係，但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弱。童年的性情似乎也沒有任何預見作用：害羞、憂慮的孩子在青少年和成年初期可能比較難過，但到70歲後可以和外向孩子過得一樣健康快樂。韋蘭特總結說：“如果你跟蹤調查的時間足夠長，就會發現決定健康生活的因素也在改變。在一定年齡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膽固醇水平，一定年齡段後可以完全忽視。”
格蘭特研究還發現了其它一些驚人結論。通過大學時期是否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能較為準確地預測後期生活的心理健康，遠遠比預測身體健康更加準確。抑鬱症確實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在50歲被診斷患有抑鬱症的人中，超過70%在63歲時或已死亡或者重病纏身。此外，相比樂觀者，悲觀者的身體更容易生病，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他們較少和他人交往，或不擅長照顧自己。
在格蘭特研究對象中，80%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使韋蘭特得以研究戰爭對人生的影響。那些曾經曆惡戰，從戰場上死裏逃生的人更容易患慢性疾病，並比那些未曾參加戰鬥或未曾遭遇激烈戰事的人壽命較短。戰場上受傷的嚴重程度可以精確預計未來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可能性，這聽上去似乎顯而易見，但駁斥了PTSD隻是原有心理毛病受刺激後被呈現出來的理論。韋蘭特還發現，根據最初采訪時心理學家對研究對象性格的判斷，能相當準確地推測他未來會成為民主黨（性格特征包括敏感、有修養、自省）還是共和黨（實際、有條理）“。
酗酒是韋蘭特感興趣的話題之一。目睹一個個的案例後，他發現，酗酒在多數情況下是事情的起因，而非結果。“人們常說，‘那個可憐的人，老婆離開後他開始酗酒。”韋蘭特說，“但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實際情況是，他先開始酗酒，然後他老婆才離開。”韋蘭特就這個題目專門寫了一本書《酗酒的自然史》。
韋蘭特另一個主要興趣是人際關係。“社交能力”，他寫道，“比智力或父母的階級地位更能決定老年的幸福。”溫暖的人際關係是必須的———如果得不到父母的關愛，那麽還可以從兄弟姐妹、朋友、導師哪裏獲得關愛。韋蘭特發現，一個男人在47歲時的人際關係，比“防禦機製”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見未來的生活是否幸福。良好的兄弟姐妹關係作用似乎尤其強大：65歲時生活健康幸福的男人中93%有一個關係密切的姐
妹或兄弟。2008年3月，韋蘭特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到，“你從格蘭特研究的對象身上學到了什麽？”他回答：“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你和其他人的關係。”
縱向調查由於資金斷流，研究對象失蹤等等原因很少能保質保量地堅持下去。而韋蘭特通過聯邦津貼、私人捐款等方式確保至少每兩年進行一次問卷調查，每5年進行一次體檢，每15年進行當麵訪問。從一開始就參與該研究的社會工作者劉易斯·戴維斯一直幫助研究對象的持續參與，事實上說服他們並不困難。格蘭特研究的對象們以參與這個社會科學實驗為傲。
韋蘭特還接管了另一項研究。它開始於1939年，由犯罪學家謝爾頓和埃莉諾·格魯克夫婦創立，研究對象是波士頓貧民區一群少年犯。與之對比的還有另外一群非少年犯，但兩組孩子成長環境相似，家庭貧困，父母都是外國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上世紀70年代，韋蘭特和他的手下找到了大多數非少年犯，因此，今天哈佛大學的成人發展研究包括兩個團體：“格蘭特小組”和“格魯克小組”。韋蘭特還采訪了曾參與斯坦福特曼研究的工作人員。特曼研究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追蹤加利福尼亞一群高智商小孩。
和格蘭特的數據不同，格魯克研究顯示，童年時代的勤勉程度———比如是否打工、是否參加學校俱樂部或者體育運動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預言成年後的精神健康狀況。“我們做什麽，”韋蘭特總結說，“會影響我們如何感覺，反之亦然。”
有趣的是，雖然格魯克小組比格蘭特小組成為酒鬼的可能性高出50%.但他們最終戒酒的可能性也更高。“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在於，”韋蘭特說，“睡在高架橋下更容易讓人意識到他是個酒鬼，而每天在私人俱樂部喝得爛醉如泥的人卻難得有這樣的自知之明。”
韋蘭特試圖盡量忽略兩組人的差異。比如，他承認，雖然格魯克小組成員在68歲至70歲時的死亡率已經相當於78歲至80歲的哈佛小組成員，但這個差異主要是教育程度低、肥胖、酗酒、吸煙所造成的。“當這4個變數得到控製，”他說，“相對地他們父母所屬的階層、智力和目前收入狀況並不重要。”但是，這些都是很難“控製”的變數。韋蘭特指出，70歲時，受過大學教育的格魯克小組成員和哈佛畢業生一樣健康。但是，隻有29名格魯克小組成員讀完大學，僅占6%.
經過了如此長的歲月，格蘭特研究見證了醫學和心理學發展的曆史，每個時期關注的重點和研究方式都不相同。上世紀30年代，阿裏·博克的工作受到“體質醫學”運動的影響。50年代中期，查爾斯·麥克阿瑟接管後，主要關心通過心理測試如何幫助人們找到適合他們的職業。韋蘭特用統計法求證心理學理論，反映了60年代末的學術時尚。
當弗洛伊德被生物精神病學和認知心理學所取代，韋蘭特的工作也麵臨危機。但是到90年代末，“正向心理學”的潮流讓他的研究起死回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的推動下，正向心理學的“科學研究幸福生活”主張被學術界和公眾所接受。韋蘭特成為這一領域的“教父”。他比其他人更早提出，心理學不僅能治愈疾病，也能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但在許多方麵，他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就像個搗蛋分子。去年10月，他給塞利格曼的學生作演講，談正麵情緒———敬畏、愛、同情、感恩、寬恕、愉悅、希望和信任———的力量。“幸福指南說，‘嚐試幸福，你會發現這樣做比痛苦更舒服’，這樣說絕對沒有錯。”他告訴同學們。但是，為什麽人們會告訴心理醫生，他們會故意穿過馬路，回避一個昨天才表揚過他的人？
事實上，韋蘭特解釋說，相比負麵情緒，正麵情緒讓我們更脆弱。一個原因是，正麵情緒是針對未來的。而恐懼、悲傷卻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保護我們免於攻擊，或在痛苦的時候博得同情。感恩、愉悅的情緒，長期來看可以為我們換來健康和和諧的人際關係，但短期內卻會將我們置於風險之下。這是因為，負麵情緒可能傷人，正麵情緒卻可能被人所傷，被拒絕，導致心碎。
為了證明他的觀點，他講了一個故事。主角是一名格蘭特研究對象。一名醫生，深受愛戴的丈夫和父親。“在他70歲生日時，”韋蘭特說，“他剛退休，結束行醫生涯。他的妻子悄悄聯係了他的許多病人，問他們‘你能給我丈夫寫一封感謝信嗎？’不久，她就收到100封充滿深情厚意，附帶著照片的感謝信。她把它們裝進一個漂亮的盒子裏，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丈夫。”8年後，韋蘭特采訪這位醫生時，他把盒子從書架上取下來，對韋蘭特說，“喬治，我不知道你會怎麽看這個，”男人說著哭了起來，“但我是永遠不會讀它們的。”韋蘭特總結說，“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容忍被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轉B06版）
研究幸福的科學家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有趣結論：當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金錢並不能讓我們更快樂；婚姻和信仰可讓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結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點”———一個人多數時候的快樂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絕對）決定我們幸福與否。
書店貨架上充斥著五花八門的“幸福生活指南”。但是，幸福到底是什麽意思？過去30年，在全球幸福生活調查中，丹麥一直高居榜首。但丹麥人看上去並非樂嗬嗬的類型。如果問一個美國人“最近過得怎麽樣？”，他大多會說，“挺好。”如果問一個丹麥人，你會聽到，“還可能比現在更糟。”“丹麥人通常對未來期待不高（很現實）。”一群丹麥學者總結說，“結果，年複一年，他們驚訝地發現，實際情況並不比他們預料糟糕。”
當然，研究幸福的科學家也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有趣結論：當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金錢並不能讓我們更快樂；婚姻和信仰可讓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結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點”———一個人多數時候的快樂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絕對）決定我們幸福與否。但是，為什麽自我感覺最幸福的國家，自殺率也是最高的？為什麽一方麵養育孩子被認為辛苦討厭的差事，另一方麵，人們卻認為子女是他們最大的快樂源泉？科學家們依然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研究對象218號
第一眼看上去，218號堪稱格蘭特研究的楷模。根據韋蘭特醫生的精神健康“十項全能”測評———18歲至80歲期間對心理素質進行的10個方麵的評估，包括21歲至29歲評定的個性穩定性；70歲時評定的社會支持度———218號在各個方麵都遙遙領先。
他的秘訣究竟是什麽？是鋼鐵般的意誌力？在大學一次事故後，他打著背部夾板回到校園，看上去依然樂觀健康。他在感情上似乎也有著超常的堅韌。13歲時，他的母親和父親最好的朋友私奔。一年後兩人重歸於好，但是依然爭吵不斷，最後還是不歡而散。社會工作者家訪時，他輕描淡寫地提到父母的離異說，“這沒什麽，就好像電影裏演的一樣。有一天我也想嚐試鬧點婚姻問題。”
二戰期間，218號參與了一項重要的武器研究，戰後，他研究生畢業，然後結婚。歲月流逝，他和妻子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母親卻一直是個問題人物，後來被診斷患有狂躁抑鬱症，多次入院接受電療。除了這一點不和諧之外，他似乎和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物都相處融洽，並對外祖父有著尤其深厚的感情。
他的檔案顯示，他人生中唯一的小小遺憾是職業選擇。大學時代，他憧憬未來要賺大錢，另一方麵又懷疑也許當醫生更有前途。戰後，他覺得自己對金錢不再像從前一樣執著。33歲時，他在調查問卷中說，“如果能夠重來一遍，我確信自己應該當醫生———但現在太晚了。”44歲時，他賣掉了自己的公司，考慮是否去高中教書。他似乎覺得“他這輩子對人類沒有做過真正的貢獻。”74歲時，他再次重申，如果可以重活一次，會選擇行醫。事實上，他的父親曾建議他當醫生，以此逃避兵役。結果適得其反，他偏偏選擇了另一條路。
1987年，63歲的218號在問卷中寫道，“也許我在騙自己，但我不希望改變生活中任何東西。”我們無法知道他是否在自欺欺人。他自己也無從知道。根據韋蘭特醫生的心理適應理論。我們對付現實的方法是扭曲現實，隻不過我們在無意識地這樣做。一旦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會有一大堆更多的問題冒出來。
218號似乎從未有過這樣的煩惱。當被問到“是否有什麽信仰、哲學理論幫助他度過人生困難？”他回答說，“這很難回答，因為，我不是個愛自省的人。但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也許可以說一種哲學）這世界上沒有什麽事情是大不了的，或者像《聖經·傳道書》中說的一切都是‘捕風捉影’，反正，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事情讓我覺得痛不欲生。”
研究對象47號
他是個典型的反英雄，是個破壞分子。從個人檔案的第一頁看，他就是個性格讓人側目的人物。在社會工作者的辦公室裏，他笑得旁若無人，一邊還使勁拍打扶手椅。采訪他的人劉易斯·格利高裏在檔案中寫道，“他似乎覺得‘家庭特質’很可笑。他有一種讓人愉快的即興式幽默……很有感染力。”他自己在問卷中說“如果你對我的家人說我是個‘正常孩子’，他們會笑掉大牙。”
他逃避戰爭，拒絕服兵役。在1946年的調查問卷中寫道，“我回答了太多問題，現在我想問你們這些家夥幾個問題。你們憑什麽判斷一個人是否”適應社會“？幸福？滿足？充滿希望？如果這些人拚命去適應一個注定要在未來幾十年裏把這個世界毀掉的社會，那麽該去如何看待這些適應者？”
他結婚早，幹過各種零工，還曾經去一家醫院當實驗“小白鼠”，研究題目是“遭遇海難後人的生存”。那時候他對醫院精神科病房裏住的“瘋子”倍感興趣，思索著能否逃脫“WASP繭子”的束縛。後來他進入公共關係行業，生下3個孩子。
他說想當個作家，但那似乎隻是個遙不可及的美夢。他開始酗酒。在大學時，他是無酒精派對的靈魂人物。1948年，他開始喝葡萄酒。1951年，他養成不時小飲一杯的習慣。到了1964年，他在問卷調查中寫道，“我吃得太多，抽煙太多，喝酒太多，喝咖啡太多，運動太少，得盡快改變這個狀況。”另一方麵，他又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害怕改變習慣會打破平衡。“對於一個神經質的人，我算是適應良好的了。”
離婚後，他搬遷到大陸另一頭，第二次結婚又離婚———他為情婦離開了第二個老婆，情婦又離開了他———接著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然後他開始寫作，成了全職作家。格蘭特研究的問卷調查上也留下他的不少出眾筆墨。有道問題是，“什麽信仰支撐你走過艱難時光？”他寫道，“重要的是愛和嚐試，哪怕愛和嚐試的結果很蠢、白費勁，或者根本看不到一絲痕跡。”當被問到格蘭特研究對他的影響，他回答，“隻是多一個證據說明，我是上帝的寵兒，不過，我其實不再需要這樣的證據，多謝。”
上世紀70年代初，韋蘭特醫生登門拜訪。那時47號住在一間狹小的公寓裏。房間裏有一張舊沙發，一台破打字機、滿水槽髒碗碟。他再次問韋蘭特，他對“正常”的定義是什麽。他說他最喜歡《悲哀與憐憫》（TheSorrowandthePity）這部影片。在片中，格蘭特研究所定義的“正常人”都和納粹狼狽為奸，而“怪人和同性戀卻加入了抵抗軍。”他建議韋蘭特醫生去讀一讀約瑟夫·海勒的書，了解一下傳統成功商人的悲哀。
韋蘭特在他的筆記中寫道，47號“的精神狀態似乎自相矛盾。”顯然他患有憂鬱症，但看上去卻精力充沛，洋洋自得。“在戰爭年代，他也許能成為抵抗軍領袖，他似乎確實是個無拘無束的自由人。”好奇的韋蘭特將自己的部分手稿寄給47號，征求他的意見。他答複說，“數據部分引人入勝，分析手段非常複雜。但最終的判斷和結論過於簡單。”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想象某個可憐的王八蛋達到了你所定義的成功標準，……退休後移居風景宜人的熱帶，整日盯著窗外的海洋，等待下一次心髒病發作，一邊思考他這輩子到底少了些什麽。一個人在臨死前一刻，帶著滿足的微笑想，”哇，我這輩子算得上物盡其用了。“另一個人在死前還念念不忘地想坐時光機器回去完成某個未竟事業。這兩種人生又有什麽區別？”
218號後來成為勤奮高產的作家、一位重要的同性戀權利鬥士。晚年，他和父母、子女、前妻的關係得到改善。他養成了散步的習慣，依然嗜酒。他解釋說，拴了一天，晚上也該把狗放出來遛一下。
1981年，格蘭特研究的問卷調查問“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來，你是否有什麽問題需要求助於人，如果有，會尋求誰的幫助？”他回答，“我已經認識到，‘幫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不但沒有用還添亂。你能相信阿裏·博克會怎樣幫助我嗎？所謂的‘以幫助人為職業的專家’通常是主流文化追隨者，比如牧師和精神病醫生（弗洛伊德和韋蘭特除外）。”
與此同時，韋蘭特醫生在記錄中這樣評價47號：“我的頭腦中還在爭論，我無法預知他是否特例，他能否打破所有精神健康規則，酗酒如命依然得到善終，或者最終以悲劇收場。隻有時間能夠得出結論。”韋蘭特勸他戒酒。不久他摔下樓梯死了，死時64歲。驗屍報告說他血液裏酒精濃度極高。
說到適應人生，47號像偵探小說一樣讓人無法猜測結局。韋蘭特仰慕他的無私、高尚和雄辯。但也擔心“他和死亡、自殺、貧困走得太近”。他反駁說，“當然，死亡是最準確的預測……見鬼，你收到這封信時，我可能已經死了。如果不幸言中，讓所有人知道……尤其在人生的最後5年———‘我肯定是透徹地活過了！’”
幸福的生活有標準嗎？我們能否籠統地評價說，誰誰誰曾擁有“幸福的人生”？有時候，韋蘭特像科學家一樣冷靜地陳述事實。在《人生適應》一書裏，他寫道，“作為發現真相的途徑，實驗當然比直覺準確。”更多的時候，他喜歡從文學和哲學的角度看問題。在同一個段落裏，他寫道，“他們的人生對於科學研究而言太人性化，對統計數字而言太優美，對醫學診斷而言太悲傷。”在一次對話中，他形容格蘭特研究的文檔就像幾百部《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來我問他，人是否會改變。他的研究教給我們什麽樣的幸福生活道理。他回答，“你什麽時候有時間來波士頓，讀一讀這些俄羅斯小說？”
確實，人生———無論是戲劇化的，可悲的，讓人深省的，還是疲憊透支的———有其獨特的振動頻率，數據和圖標是永遠無法與之同步的。透過那些記錄在泛黃紙張上的文字，似乎能聽到這些男人的聲音，看到歲月流逝時代的變遷（他們投了誰的票，杜威還是杜魯門？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學生示威、嬉皮士和吸毒問題？），看到秘密曝光（有一個人直到70年代末才承認自己是同性戀）。像這樣深度而私密的人生報告確實夠得上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