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辜鴻銘對現代中國極有意義的卓見

瘋子辜鴻銘對現代中國極有意義的卓見作者：夏雙刃辜鴻銘是晚清最大的異類！當中國人首次形成崇洋媚外民族性格的時候，辜鴻銘以他獨特的洋出身，成為這個“三千年未有之時代”裏的大明星。他號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一身囊括四洋不算，還號稱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葡萄牙、馬來亞等9種語言，得了13個博士學位，何止前無古人，差不多要後無來者了。很多人說他是瘋子，但一個人能做這樣的瘋子，此生也不枉了。不聞當年來北京的洋人，口口相傳著一句話：“到北京寧可不看三大殿，也不能不看辜鴻銘。”辜鴻銘的價值，在於他的見識。晚清朝野，沉沉暮氣，雖然也有一些朝氣，但暮氣的固然行屍走肉一般，朝氣的也大多南轅北轍之輩。真正有見識的鳳毛麟角，如郭嵩燾，一個見過世麵、有思想、說真話的士大夫，本應是湖南人的驕傲，卻被湖南人肆意侮辱為漢奸國賊，狼狽而死。當年郭嵩燾作為外交官，飽覽歐洲文明之後，不由感慨：“孔孟欺我也。”這句話雖然不太有名，但較之後來陳獨秀、胡適、魯迅的那些名言，隻怕更有分量————因為這是從一個標準士大夫而不是小憤青的口中說出來的！我看到這句話，是在辜鴻銘的《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作為張之洞的幕僚客卿，客隨主便，結識了大量高級官員和上流人士，如端方、文祥、張謇、袁世凱、盛宣懷等，甚至外國政要，如伊藤博文。辜鴻銘都從自己獨特的角度，對他們進行了輕鬆而入骨的評價，有的評價甚至是當麵指出的。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有現代官員所不具備的一個優點，那就是尊重士人。像辜鴻銘和張之洞為例，張是封疆大吏，辜是幕僚，吃穿用度皆仰賴張氏，但二人絕非主仆之份，而是亦師亦友。幕僚是師爺，是軍師，是良師益友，在官場中有很高的地位。作為張的幕僚，辜鴻銘當麵指摘這些朝廷大員的缺點，對方即使不快，也隻能付之一笑，這並非看張的臉色，而是當時的官場文化使然。我們今天的官員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他們絕大多數不會聽取反麵意見，除非對方是上司，或者勢均力敵的同僚。中國原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宦官政治，現在已經全麵化、完全化、正式化。現代中國，既不會有寇準、海瑞，也不會有李鴻章、張之洞。但是，晚清官場和現代官場，還是有很多相通之處的；晚清社會和現代社會，也有很多“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地方。有人拈出“後清”這個概念，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我們且看辜鴻銘是怎麽說的吧：辜鴻銘對他的衣食父母張之洞，有很多毫不客氣的評價。我認為，其中最有價值的一條，莫過於批評張之洞“夙夜在公”了。張之洞天天辦公務到深夜，譽之者說“夙夜在公”，非之者說“起居無節”。辜鴻銘指出，《論語》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使民以時”，這便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精髓所在。可惜的是，能把這一條箴言貫徹好的，不是張之洞等熟讀《論語》的中國官員，卻是西方政府。張“夙夜在公”，這誠然是“敬事”；但張“起居無節”，卻是“無信”，更做不到使人“以時”。辜鴻銘認為：如果官場上下都能做到敬事而信，則大家根本就沒有必要夙夜在公。（按，這個“夙夜在公”出自《詩經》，是一個小吏在疲於奔命時的不平之鳴。）我沒有接觸過現代西方官場，卻對香港政府略知一二。香港政府是一個高效的政府，卻不會出現“夙夜在公”的情況。每年7、8月份，是香港公務員休假的高峰期，因此港府安排重要事項皆回避這個時期。在香港，“使民以時”貫徹得很好，香港公民包括政府公務人員，都享有充分的私權。實際上，很難想象，一個自身私權經常得不到保障的人，會去尊重別人的私權。對於中國這種唯領導馬首是瞻的特殊官場，領導的一言一行都是金科玉律，根本不存在對私權的尊重，根本不存在公信力。偏偏領導隻有在單位才是領導，在單位大包大攬，下班不願意回家，由此形成了無休止的惡性循環。這樣的政府，隻有無休止的會議、無休止的加班、無休止的虛文縟節、無休止的阿諛逢迎，看似忙忙碌碌，實則效率低下，體製呆滯，比士大夫主政的晚清官場猶有不及也。其次一條。辜鴻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加了一個“官官商商”，實為灼見。他說自古以來，士大夫都不愛理財，對王安石這種“言利”之徒嗤之以鼻。但是天下之財，卻又不可不理。他轉而卻拋開這個正論，去批評當時的“理財”，說明為“理財”，實際上是“爭財”，而“爭財”的要點，在於官商勾結，即所謂“官而劣則商，商而劣則官”。他因此提出將“官官商商”置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後，為士大夫共戒。所謂“官官商商”，就是要封閉官商苟且的渠道，讓官好好地作官，商好好地經商。而如此一來，商富而官貧，總是不公。他認為“中飽則傷廉，中餓則傷仁”，雖然到不得已時，要“寧可傷廉，不可傷仁”，但是“中飽”、“中餓”都是弊病，最好都不要出現。因此，他對張之洞的清廉很不以為然。張之洞本就起居無常，常連夜辦公，還要讓下僚自己備飯，長年累月如此，自然是侵犯私權的。現代官場的官商勾結，與晚清沒有本質區別。晚清官場尚有大量清流士大夫，鄙薄商人，雖難免與商人發生利益往來，卻不會讓子女親族去經商。但如今不同，因為商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而現在的官員大多以經濟為尚，兩者發生關係如魚水交融。雖然有法令禁止領導幹部直係親屬經商，但實際上如同一紙空文。因為天下不是皇帝的，也不是人民的，而是“大家的”，一來見者有份，二來上行下效，誰也別看不起誰！看來，如果真的要“為生民立心”、“為人民服務”的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則罷了，這個“官官商商”卻真是一條金科玉律了。第三條．辜鴻銘在武昌見端方時，端方說他準備創辦一所厘金學堂。辜鴻銘毫不客氣地加以反駁，問端方：“是不是也得辦一所封疆大吏學堂？”他進而說：“學問之道，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小人之學講藝，大人之學明道。”我覺得這句話，足以寫入《論語》去魚目混珠了。辜鴻銘見解如此，也許是出於他對自身教育經曆的矜持。他先後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伯明翰大學、萊比錫大學、巴黎大學，都是綜合類名校，所學又是拉丁文、希臘文、英國文學等曲高和寡的學問。因此對於那種培植“百藝”的專業院校，隻覺汗臭熏天。這一點貌似過分，但僅就他這句話而言，卻蘊含著巨大的真理價值。我國現行的大學教育製度，發端於清末，但清末的大學堂，傳統經典教育仍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五四運動後，傳統經典逐次被取締，僅有極少偏什殘留在國文課中，整個大學教育向專業化演進。到50年代院係調整後，黨委進駐高效，係科拆並，院校重組，大學教育迅速蘇聯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清華大學由綜合類學府變成工科院校。由此，清華開始培養高級產業工人。毋庸置疑，大學教育專業化有巨大好處，尤其對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時也必須指出，現行的大學教育製度存在巨大的弊端，那便是不能為中國提供文化傳承的力量，而且單就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來說，也一定會後繼乏力。就像黃埔軍校如果隻教打仗，是不可能培養出那麽多名將的；而牛津之所以是長盛不衰的世界名校，難道與那句拉丁文校訓毫無關係？清華呢？自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被腰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後，你認為清華還可以培養出真正的大師麽？“大師何在”，這可是上至總理、下到草民，都在探索的難題啊。也許與美國的大學教育相比，可以清醒幾分。美國在上個世紀初，也與我國現在一樣，大學教育高度專業化。但是上世紀中葉以來，有感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芝加哥、哈佛、哥倫比亞等名校紛紛改變教學思路，尤其是本科的教學思路。在全社會的激烈論戰中，美國高校完成了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改革，即在本科大量引入通識教育。現在的美國名校，無論什麽專業，本科生有一半時間都在學西方曆史、文學經典、藝術、哲學等“看似無用”的東西，而且課程又多又密，且大多是必修課。有了這些學分，才能畢業，才能繼續攻讀，才能走向專業。需要指出的是，美國高校的通識教育內容中也有“非西方文化”內容，而其中中國諸子哲學占很多篇幅。美國社會已經認同，隻有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才，才具備“大學文化水平”，才夠資格為社會服務。而反觀我國，雖然近年來，“通識教育”的概念也被引入，但我們的通識教育存在著諸多弊病，如大多為選修課，如以西方文化為主，等等。即使有中國古代經典閱讀課，對於普通學生來說，文言文本來就很無趣，既然是選修課，自然樂得不上。那麽，這樣的“通識教育”有什麽用呢？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再來端詳一下辜鴻銘的這句話——“學問之道，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小人之學講藝，大人之學明道。”他本來也舉了個例子，意思是培養人才就像磨刀，隻要刀子磨好了，不論牛肉羊肉都可以割，而不必為牛肉製一刀，為羊肉又製一刀。我覺得這個例子不大恰當，不過現在的大學教育確實太像職業教育了。對於當時甚囂塵上的立憲學說，辜鴻銘輕描淡寫地指出，實際上諸葛亮《前出師表》裏已經有很精確的立憲思想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如果能做到這些，那麽就“雖不立憲，亦是立憲。（尤其“宮中”、“府中”的區分，與總統府與國務院的關係趨同，諸葛亮真超前。）不如此，雖立憲亦非立憲。”而“宜開張聖聽”一句，則是請開國會的意思。因此，《出師表》就是一篇立憲請願書。他此說自有揶揄之嫌，不過諸葛亮這幾句話，卻是中國千百年來誰都沒有做好過的。便是諸葛亮當時，蜀漢隻怕也做不到這一點。因此，若能做到這一點，也將一定是個“和諧社會”了。而辜鴻銘還提出了立憲政體必須注意的一條，即不能姑息百姓之奸。當時地方官員辦事，很怕學生和群眾鬧意見，和今天的情況如出一轍。對此，辜鴻銘用《尚書》裏的一句話來回答：“罔違道以幹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意為既不要違反道義去取悅百姓以博取時譽，也不要損害百姓的利益去滿足自己的私欲。在公民意識高企，而公民素質不符的時代，如果事事都要遷就民眾，則將一事無成。官員雖可以博取暫時的名聲，卻必將有害於更多更大的群體。辜鴻銘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說處處遷就民眾的立憲政體，可以說是“馬拉馬夫政體”。這算得上一條卓見。此外，辜鴻銘還有許多精辟的論斷。如他將官場的溜須拍馬，比作“生祭文”，因為古人隻有在諛墓時才會如此下作。如他說當今官員有“三待”，以匪徒待百姓，以罪犯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如嫖娼現象應該由教化來改變，而不應該由刑法來管理。如《天演論》的思想實在沒什麽了不起的，因為在《中庸》裏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等等。辜鴻銘在世時已擁有世界聲譽，也為西方所接受。他本人也是中西混血兒，又接受了高尚正規的西方高等教育，有足夠的條件融入西方。但他一生崇尚中國文化，尤其崇拜儒家聖賢，並甘願在道德的懷感中清貧而快樂地生活。他在充分了解西方之後才做出這樣的選擇，與20世紀早期西方出現的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思潮同步，但更為深刻。而他之所以能提出很多卓見，正是因為他有一段“石在他山”的經曆，因此眼光眼界都很不尋常。他既然常被人稱作“瘋子”，那麽我們就不妨拿晚清的另一位“瘋子”章太炎來與他作一簡單比較。“章瘋子”最大的成就在於樸學，今天杭州西湖他的紀念館中，正是掛了一幅黎元洪親書的“東南樸學”字幅。章太炎的社會思想，一直不夠穩定，雖然他是革命派，但忽孫忽黃忽黎，可見其思想的起伏很大。據說他在日本寫排滿革命文章時，觀念經常是朝令夕改，可見其“瘋子”的綽號確有其來有自。他最出色弟子的黃侃，果然是一個考據大家，而不是社會思想家。而若論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研判，他遠不如康有為。辜鴻銘的缺點，在於沒有建立自己的體係，也沒有帶出偉大的學生，但他有限的貢獻是一針見血的，雖然隻是一個針眼，卻很深刻，能給人啟發。他們幾個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非要為他們劃分個派別的話，我認為章太炎是清儒，辜鴻銘是宋儒，康有為是漢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