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毛澤東鄧小平在經濟上的對壘

信力建:毛澤東鄧小平在經濟上的對壘(2011-01-27 08:33:39)
轉載標簽： 雜談 分類： 曆史思辨 
毋庸置疑：毛澤東與鄧小平是影響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方向重量級的人物。因而對他們的經濟思想的利害得失進行梳理，也就成為總結曆史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如果說他有經濟思想的話——顯然形成於延安時期，其基礎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生產關係革命理論，其實踐成果表現為農村根據地的自給性經濟體製，這種體製是指望從生產關係革命上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與之相比，鄧小平在經濟上的最重大特色是將目光轉向了生產力發展——蛋糕小，再怎麽公平分配，大家都吃不飽；隻有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真正麵臨如何分配的問題。因為這種分歧，導致了他們在經濟建設上的種種不同。
首先是對生產力關注不同。

毛澤東不關心生產力發展，他關心的是群眾運動。在二五計劃（1958－1962）期間，毛澤東提出了用群眾運動推進建設思路。社會主義改造，原打算15－20年完成，實際隻用了3年，與我黨大張旗鼓地開展群眾運動有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堅持把“鼓足幹勁、立爭上遊”寫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說：“這兩句是非要不可的。”他認為蘇聯的企業管理原則“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隻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幹……主張一長製，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用行政命令辦法搞建設，搞革命……會造成減產的損失。這是因為不發動群眾的緣故。"斯大林曾提出建成社會主義的三個條件（生產力高度發達、單一的全民所有製和高度的文化水平），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政治掛帥，沒有定期的整風運動，沒有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沒有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的群眾運動，沒有幾個同時並舉，斯大林這三個先決條件是不容易達到的。”在他看來，黨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幹部應當衝破官僚體製，直接與群眾結合在一起，生活在他們中間，傾聽他們的呼聲，帶領他們衝鋒陷陣。

鄧小平則將高度發展生產力放在了首位。鄧小平的全部經濟思想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把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看作衡量各種體製和政策長短優劣的根本標準。根據這一觀點，鄧小平提出了“把四個現代化建設作為重點，堅持發展生產力，始終扭住這個根本環節不放鬆”的口號。同時，按照當代生產力的特點，他提出了發展生產力的實際綱領：在社會主義的多項任務中，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位；在發展生產力的任務中，又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就以馬克思“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據此，他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

其次，因為目標不一樣，達到目標的途徑也不一樣。

為了徹底貫徹其經濟建設的群眾性原則，毛澤東采取的具體方式是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須鏟除壓製群眾積極性的官僚體製，防止對群眾運動起瓦解作用的單幹傾向。把上層的官僚化與下層的市場化聯係起來加以批判和摒棄的主要理念是“階級鬥爭”。進入60年代後，“階級鬥爭”被逐漸定義為“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中提出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一時間，黨的文件上出現了“一手抓生產鬥爭，一手抓階級鬥爭”的提法。　　文革沒有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但是它的主導地位卻被“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取代了。生產鬥爭從屬於階級鬥爭，由此形成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抓革命”意味著反對官僚化和市場化，“促生產”意味著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隻能來自政治掛帥和革命激情。

而鄧小平因為重視生產力發展，其必然結果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1977年第二次複出以後不久就著重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麽上得去？”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許多方麵的政策措施，鄧小平著重講了三條：第一，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第二，“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論怎麽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麵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也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第三對所有製形式的要求不一樣。

毛澤東認為“因為消滅了私有製，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他還說：“不能認為曆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因為這種“一大二公”的機製，導致大鍋飯，缺乏激勵機製。蘇聯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對生產者和企業實行物質刺激，如利潤第一、“獎金掛帥”。毛澤東一概反對，認為物質激勵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則，更不能當作決定性動力”。他把物質利益原則分為集體和個人兩種原則，褒揚前者，貶抑後者。他還懷疑工薪製是否比供給製更好，擔心徹底的按勞分配“帶來個人主義”。

鄧小平則認為“一種體製，一種政策隻要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就應當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加以采納和執行。”而多種所有製能起到激勵人們奮發有為多勞多得的作用，因而主張各種所有製都並行的原則，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發展。

最後是對於市場經濟看法不一樣。

在計劃和商品交換之間，毛澤東主張後者服從前者：“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要把國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劃的軌道。”他雖然意識到市場具有生產激勵和調節作用，但是他把這些作用等同於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認為隻能最低限度的利用，不能用來取代政治思想工作和計劃。在這些方麵，毛澤東的觀點與蘇聯計劃經濟理論區別不大，他們都主張保留、發展和限製商品生產及交換，待條件成熟時再取消商品。

鄧小平則十分看重市場經濟的生機與活力。他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製。”“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麽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更對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姓“資”，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及有關的問題作了係統的回答。他的這一講話，為中共十四大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這一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論基礎.

總而言之，毛澤東經濟思想屬於動員型經濟的動力機製或者說粗放型經濟。由於不講經濟規律忽視人性，因而經濟“到了崩潰邊沿”，各種土躍進與洋躍進耗盡了中國自晚清以來現代化建設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和資源，使得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遭遇重大挫折。而鄧小平采取的則是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思想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在這種經濟思想下，中國經濟才取得了一日千裏的進步，並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朱學勤先生說“人類政治思想史上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柏拉圖，一個是亞裏士多德。”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是柏拉圖式的“從天上到人間，從理念到現實，是自上而下俯看式的改造社會的取向，汪洋恣肆，要徹底創造一個從未有過的新社會。”而鄧小平的作用，則“相當於扳道工，第一次把中國從柏拉圖的軌道扳到亞裏士多德的軌道，這20年的最大的進步，就是把這個柏拉圖的軌道給扳過來了！這一步能扳過來還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