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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關了電腦，突然的，想到了今天的經曆，雖然不算是什麽驚天動地，但是從中得到的信息卻使我從心底裏感到了震撼。
我是拿到單子後奉命去給一個在重症監護室的病人做心電圖的。到了病房，看到的是一個上了呼氣機的亞洲女人，56歲，略胖，呈昏迷狀。我就例行公事的首先拍拍她的肩膀，告訴她我是誰，要做什麽，然後檢查她的手腕上的姓名標簽，做我的例行工作。在重症監護病房，看到這樣情況的病人並不為怪，這也就是重症監護病房的職責。
所不同的是，我注意到了申請單上所填的做心電圖的原因：捐獻者。在我的概念裏，她是一個為了拯救自己的親人而主動捐獻自己器官的人，很可能就是腎髒。因為我在運動實驗室曾經接待過這樣的病人，來做實驗，隻是為了完成醫生的指令，因為他要為一個好朋友捐獻出一個腎髒。但讓我困惑的是，這個病床上的她為什麽處於昏迷狀態。我給自己的解釋是：她已經將自己的腎髒移植給了她的親人，她還沒有從麻醉中蘇醒過來。因為她所在的重症監護室是屬於外科的。
回到科室，曾經想過要看一看她的病史記錄，但是因為醫院的規定：隻可以了解與自己工作有關的病人信息。因此，也就沒有犯規。
幾個小時過去了，我也幾乎將她忘記。當我從別的科室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心髒科醫生和超聲心動的技師都在等我，並給我們打了傳呼，需要我們的到來。原來是為了這個病人，他們需要立即將心髒科醫生讀後的心電圖編輯，然後送到科室，因為外科醫生急需。
接過心髒科醫生遞過來的心電圖，我熟練的將結果輸入電腦，而超聲心動的技師則等待著將打印出來的閱讀過的心電圖和他自己做的超聲心動的結果帶到外科重症監護室去，因為醫生們在等待。
“他們可以決定是否將她的心髒取出。”超聲心動技師邊走，邊說。
“什麽？要搞心髒移植？”我吃驚的問，因為這與我想象的相差太遠。
“不知道。因為她是一個器官捐獻者，所以大家要決定是否將她的心髒取出。她是一個56歲的相對健康的女性，不幸的是，在她與家人共進晚餐時，突然發生了腦出血，現在已經證實腦死亡。上呼氣機是為了保證她的其他的器官仍然處在存活狀態。然後，他們將會把她的身體的器官一一取出，用於其它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身上。有時他們也許不取她的心髒，因為她的個頭相對較小。我也不清楚。他們會給我發一封信的，因為我為她做了心髒超聲檢查。”
好心的超聲心動技術的解釋讓我非常震驚。到此，我才真正明白“器官捐獻者”的真實意義。我不能想象，外科醫生們將會將她的遺體內的器官清除一空，隻留下一個軀殼給她自己。不，不能想象 … …
我為此感歎了很久。她的家人如何感想？她的丈夫如何接受？她的孩子 … … 曾經為醫生的我為一個素不相識的病人且是如此的感慨，那麽，家人和朋友的感覺便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不知道他們如何接受。
我由此想到了我的先生。他也是一個器官捐獻者。我不能想象，假如有一天他有什麽意外，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的身上。不能想象 … …
在美國，因為每個人都開車，所以，身份證就是駕駛執照。而每一個人在申請駕駛執照時填表都有一項：是否願意做為器官捐獻者？假如願意，您的駕照上就標明了您是一個“器官捐獻者”，這樣，在發生交通意外或其他意外後，假如被判定腦死亡，政府就有權將您的器官取出而用於別人。我在申請駕照時也被問及此問題，我回答：“我需要想一想。”因此就沒有填願意。所以，我不是器官捐獻者。
從醫療和病人的角度來說，這也許是一個好的建立器官庫的方法。否則，很少有死刑的美國從哪裏得來那些主要的生命器官來做移植？而且在人權之上的美國，就是真的執行了死刑的人，假如生前自己沒有簽訂捐獻器官的合約，政府也是無權這樣做的。好在是多數的美國人對此都是非常開明的，也就很自然的在申請駕駛執照的同時簽訂了捐獻器官的合約（很不吉利，是嗎？）。
這就是美國。但是，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我，有的仍然是一顆中國心，對於死後的人，仍然是懷有一份敬意，實在是不能想象 … …
但是，我們中國的器官庫也是存在的，也是需要資源的，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