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份史料看大躍進餓死人的程度！（震驚）[老毛和胡喬木書信]

之前貼了一個關於大躍進的資料.有人認為應當貼一些掃描資料才是令人信服的.今見

三千萬是國內學者研究計算出來的概數，並不是一個統計數字。以下為部分史料，僅供參考。


毛澤東關於印發幾個重要文件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張平化同誌：
胡喬木同誌來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請閱。我看可印發你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請在今日印好發出。發出時，請送劉少奇同誌、王任重同誌、王延春同誌各一份，送我二十份，為盼。祝好!

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467頁）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誌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中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主席：

送上調查組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份，請審閱。另送上韶山公社討論六十條情況簡報一份，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夥後情況一份和毛華初同誌訪問東塘生產隊材料一份。關於韶山公社的一些情況，請毛華初同誌麵報。

韶山大隊準備在後天（四月十六日） 召開代表大會，討論食堂、山林、房屋、包產等問題。韶山大隊因原來包產較高，經社員討論後提出包產增百分之二，即畝產由原包的五百三十一斤增包至五百四十一點六斤，公社黨委已同意，將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正式決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辦公室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起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原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情況嚴重（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七百零七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為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兩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死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至一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病情尚未停止。經過徹底整風的地方，群眾敢於講話，氣氛較好，倒是一類二類的隊，因為沒有整風，現在問題反而多些。全縣糧食都由大隊而不由小隊保管和加工（據說邵陽全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就這麽辦），對於社員安排口糧和發展養豬都很不利。這一點我們提出意見後，地縣委同誌都表示同意立即改變。去年年終決算應分給社員的工資和應退賠的實物現金發得都很少，縣委已決定最近加以解決。未整過風的社隊，縣委也準備在插秧後著手整風。湘鄉原被認為一類縣，從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問題說來，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但是隻要把問題揭開，發動群眾認真整風，也是完全可以較快地扭轉局麵的。

毛華初同誌回省開會，同時向省委報告韶山和湘鄉的一些情況，預備過兩天還回來。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訴他轉告。

敬禮

　 　 胡喬木

四月十四日


胡喬木給毛主席的信在下麵幾本書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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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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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木英回憶“文革”前的胡喬木（節錄）
時值1961年春季，胡喬木的工作也處在緊張時刻，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擬製，他帶領一個調查組深入湖南農村調研。……他建議女兒隨自己在湖南走走。追隨父親的近兩個月的鄉村生活中，她目睹了兩樁終生難忘的事。一次在湘潭縣，胡木英搞完調查，從農家走出，看到一位從寧鄉縣討飯到湘潭的姑娘。她17歲了，可皮包骨頭、身材矮小，看上去就像10歲左右。經詢問，才知她父母都死於饑餓，她孤零一人，靠撿野菜糊口，可隊幹部竟不允許，還打她並踢壞了菜籃，她於無奈中逃出來討飯謀生。
……回到招待所吃飯的時候，胡木英和父親談起這件事，父親和調查組的同誌都責怪他們沒處理好這件事，沒幫姑娘找個安身的地方。“隻了解了問題，沒有解決問題”。……在這之後不久，胡喬木聽到調查組關於湘鄉縣也有餓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為情況比較嚴重的寧鄉縣更甚，幹部卻不敢向上反映的情況匯報。他立即改變自己原工作計劃，親自到湘鄉去做調查。胡木英也跟著父親去了湘鄉，她看到了她一輩子也無法從記憶中抹掉的場景：一個個骨瘦如柴、麵呈菜色的大人、孩子……
那天回到韶山招待所，已經是深夜11點了，可當胡喬木得知毛澤東也到湖南視察的消息，立即伏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湘鄉原被認為是一類縣，從我們所看到聽到的問題說來，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
毛澤東看了胡喬木的信，於翌日即4月15日將此信批轉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讓他閱後將信及四件附文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毛澤東還在當天下午聽了湖南省檔案局局長毛華初關於農村真實情況的匯報，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至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幾乎全部解散。 —— 《人物》雜誌2000年第2期
（文/王　凡）


1959年6月毛澤東回到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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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萬裏《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4月30日，轉引自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頁。



“自從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萬，僅信陽地區就有100多萬，估計問題徹底揭開以後，全省死亡在200萬人以上，這是我省解放以來最大的慘案” 。

——見國家農業委員會《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1960年12月22日)。 轉引自《大躍進狂瀾》203頁



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 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 。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殘酷 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 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還高。 ——帥孟奇主編 《憶錢瑛》解放軍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回憶：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鈎，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位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問我，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說死了1000萬人。他問我，你這個1000萬是怎麽來的？我說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各市、地、州要分別按照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身很簡單，但後麵附有一個各個地區的人口數位及各地幹部定編數。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另一個材料《戶籍年報》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爲1000萬。我又說，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位，實際上不止這個數位。楊尚昆問爲什麽？我說從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講了這幾個典型後我對尚昆同誌說，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死的人還應加上250萬，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萬，再加250萬。我說，我認爲這個數位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位！”並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舊式折疊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位！” ——見廖伯康：《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