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童的博客
牛屁人屁都是屁
正文
1959-1961年茅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國內消耗1939.14噸。按茅台酒糧酒生產比例5：1計算，茅台酒廠用去原糧10395噸。當時仁懷有20多萬人，年人均口糧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糧再換算一下，一萬多噸的糧食，夠仁懷縣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類，估計熬過最危險的春荒沒有什麽問題，這樣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1970年代，為了實現毛主席將茅台酒搞到1萬噸的指示，方毅副總理帶領有關部門在名城遵義市效選了塊風水寶地，一絲不動搬去茅台酒的技術人員、全套的工藝、發酵的大曲……乃至窖泥，可是，搞了整整十年，產出的酒仍與茅台酒相去甚遠。於是，由國家投巨資進行茅台酒克隆的步伐到此打住)。
糧食高征購，1959年仁懷糧食總產為14403萬斤，實際征收折原糧7055萬斤；1960年糧食總產為11663萬斤，實際征收折原糧5506萬斤。均占總產量的近一半。據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1959、1960年的仁懷農民人均口糧分別為350斤和334斤（內含種子、飼料30斤）。人口變動：1959年仁懷縣全縣死亡6263人，其中餓死6130人，占死亡總數的97.8%。1961年人口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為-22.55‰。死亡率為31.39‰。這個時期仁懷的非正常死亡不會低於4萬人。茅台酒前身的“榮和酒房”前老總王少章的兩個兒子。大哥王秉坤是饑餓死亡，死在麥收前後，時年54歲；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學畢業，19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趕上“饑餓三年”，生活實在困難就自己撞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時年49。這是創造了天下聞名的茅台酒的後代之命運。
1959-1961年茅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1960年茅台酒產量高達912噸。這個產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而人禍天災期間，1959年在仁懷縣對浮腫病人每天補糧1兩（16兩製）、黃豆2兩、菜油3錢的情況下。1960年12月27日，縣委書記徐肇玉在關於安排生活意見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萬斤。據仁懷當時民主人士周夢生回憶：建國前，當地政府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準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貴州省糧食廳從全省各地調來原糧支援，下麵是調來數字：遵義11萬斤、畢節29萬斤、銅仁10萬斤、黔東南12萬斤、貴陽7萬斤、湄潭1萬斤、習水10萬斤、銅梓10萬斤、正安1萬斤、赤水4萬斤、務川1萬斤、熄峰1萬斤、仁懷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了當年的生產。
從調入糧食的地區資料來看，上述地區中的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8大旱區之一。1960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
遵義地區：1959年冬，遵義、湄潭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湄潭縣1960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占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亡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的4737人，孤兒4735人。在搶糧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關押死的200餘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遵義縣僅在1960年內就餓死71800多人。遵義地區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
分別強行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縣到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121.32‰，全縣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
畢節地區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1959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非正常死亡”5.5萬人，全縣死了大約1/4。在災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1965年全縣五缺戶（缺衣服、被子、房子、糧食、錢等）占總戶數一半。
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4月間，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7月3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 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裏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沒提到天災。可見貴州1960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天災造成的。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隻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1960年6月，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麽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製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複生了！據人口學學者的研究，在困難時期，貴州全省餓死了約174.6萬，占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
糧食高征購，1959年仁懷糧食總產為14403萬斤，實際征收折原糧7055萬斤；1960年糧食總產為11663萬斤，實際征收折原糧5506萬斤。均占總產量的近一半。據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1959、1960年的仁懷農民人均口糧分別為350斤和334斤（內含種子、飼料30斤）。人口變動：1959年仁懷縣全縣死亡6263人，其中餓死6130人，占死亡總數的97.8%。1961年人口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為-22.55‰。死亡率為31.39‰。這個時期仁懷的非正常死亡不會低於4萬人。茅台酒前身的“榮和酒房”前老總王少章的兩個兒子。大哥王秉坤是饑餓死亡，死在麥收前後，時年54歲；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學畢業，19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趕上“饑餓三年”，生活實在困難就自己撞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時年49。這是創造了天下聞名的茅台酒的後代之命運。
1959-1961年茅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1960年茅台酒產量高達912噸。這個產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而人禍天災期間，1959年在仁懷縣對浮腫病人每天補糧1兩（16兩製）、黃豆2兩、菜油3錢的情況下。1960年12月27日，縣委書記徐肇玉在關於安排生活意見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萬斤。據仁懷當時民主人士周夢生回憶：建國前，當地政府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準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貴州省糧食廳從全省各地調來原糧支援，下麵是調來數字：遵義11萬斤、畢節29萬斤、銅仁10萬斤、黔東南12萬斤、貴陽7萬斤、湄潭1萬斤、習水10萬斤、銅梓10萬斤、正安1萬斤、赤水4萬斤、務川1萬斤、熄峰1萬斤、仁懷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了當年的生產。
從調入糧食的地區資料來看，上述地區中的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8大旱區之一。1960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
遵義地區：1959年冬，遵義、湄潭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湄潭縣1960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占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亡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的4737人，孤兒4735人。在搶糧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關押死的200餘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遵義縣僅在1960年內就餓死71800多人。遵義地區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
分別強行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縣到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121.32‰，全縣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
畢節地區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1959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非正常死亡”5.5萬人，全縣死了大約1/4。在災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1965年全縣五缺戶（缺衣服、被子、房子、糧食、錢等）占總戶數一半。
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4月間，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7月3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 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裏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沒提到天災。可見貴州1960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天災造成的。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隻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1960年6月，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麽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製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複生了！據人口學學者的研究，在困難時期，貴州全省餓死了約174.6萬，占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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