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賠款與日本經濟近代化
本文摘自：《日本學刊》1997年03期，作者：田久川，原題為：《甲午戰爭賠款與日本經濟近代化》
1895 年日本通過強訂《馬關條約》從中國攫取了巨額戰爭賠款和大片肥美土地等一係列侵略權益;翌年又據該約強訂《通商行船條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和片麵最惠國 待遇。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機由是大大加深,而日本的經濟近代化則大大加快,成為日本“進一步掠奪物資財富來發展它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新階段的開 始”。長期以來,國內學者對前一方麵研究較多,而對後一方麵則著力較少。本文僅就甲午戰爭賠款對日本經濟近代化的作用問題略陳管見,並求教於方家。
一
“近 代化”一般指資本主義化,包括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和社會製度從產生、發展到確立的曆史過程。前者即經濟的近代化,主要內容為生產與流通領域的產業革命化;後 者即社會的近代化,主要內容為政治製度與人際關係上的憲政化、民主自由化。一般認為日本近代化始於1868年明治維新,迄於明治40年(1907年)前 後。筆者認為,關於日本近代化完成的時間問題,似應將經濟的近代化和社會的近代化二者稍作區別:前者可以說是在明治40年前後完成的;後者則進展滯後,並 未與前者同步,直到1947年《日本國憲法》施行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而在此前,其社會的憲政化和自由民主化甚差,前近代社會的色彩極濃。
經 濟近代化以工業革命(產業革命)為中心。完成這場革命,起點很低的日本卻僅用了不到英國一半的時間,稱得上是奇跡。毫無疑問,這首先是與明治政府有效運轉 國家機器、大刀闊斧地推行一係列扶植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分不開的,諸如:廢除關卡,取消行會、同業會及對工商業的各種限製;允許自由擇業和自由買賣土地; 獎勵內外貿易;創建銀行,統一全國匯兌業務和幣製;設立郵電機構;築路築港,造車造船,積極發展海陸運輸事業;用國庫資金大力引進先進科技和機器設備;重 金聘請外國專家和技術人員;努力學習先進經營管理製度。政府還特別注意引進最先進的東西,越過先進國家產業革命的某些階段,走直接進入更先進階段的捷徑; 求新務實,“和洋折衷”,引進“高精尖”務與本國產業資本、技術力量相結合以適應實際需要,加以簡單化,實現國產化;根據本國特點獨創新型經營方法如“綜 合經營”等等;深入國內外實際,大搞調查研究,充分發揮民間智士的作用,集思廣益;領導者頭腦清晰,行動果決。
日本民族富有為國家犧牲 自我的愛國精神和“曆史主動性”,素有強勁的進取心、“忠誠心”、“勤勉性”和“忍耐性”,智慧勇敢而又善學先進。這些傳統的優秀品質凝成了近代日本民族 的巨大活力,成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必須明確指出:日本經濟近代化的迅速實現,是與其對外掠奪尤其是與攫取中國巨額戰爭賠款直接相關的。
主 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經濟近代化的曆史進程中都曾進行過侵略戰爭和殖民掠奪,日本也不例外。尤其是明治維新後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並以軍事工業為主導來 帶動工業化,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軍事性,這就使日本很快變成舉世少有的軍事封建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擴張掠奪非常瘋狂,進行侵略戰爭 極端凶殘。
甲午戰前,日本的先進工業大都建立在落後的農業基礎上,工業發展與國內市場狹小的矛盾日趨尖銳,1890年便發生了最初的經 濟危機。以自由競爭來實現工業化難乎其難,搞侵略戰爭便成了統治者一心要走的“必由之路”。正如日本史學家羽仁五郎所說:“由於日本封建資本主義的雙重榨 取,日本人民大眾並未從貧困的生活中擺脫出來。因此日本資本主義便不能促使依靠日本人民大眾的購買力而形成的國內市場發展起來。於是它一麵在遭受著經濟危 機的威脅,一麵就瘋狂地去控製外國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這就是中日戰爭的根本原因。”
資本主義經濟近代化最重要的條件是大量資本積累 在少數資本家手裏,而資本家努力采用先進科技和拚命爭奪市場之根本目的,也在於把更多的資本集中在自己手裏,用於擴大經營和奢侈生活。通過甲午戰爭,日本 資本家階級不僅極大地擴展了市場,大撈資本,而且更直接從中國掠得一筆巨資,使經濟近代化所需資本驟增,從而大大地加快了經濟近代化的速度,亦即大大縮短 了產業革命的時間。
二
通過《馬關條約》,日本一下子勒索到中國賠款2億兩庫平銀,加上稍後勒取的“贖遼費”0.3億兩, 共為2.3億兩白銀,再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總計相當於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甲午戰前所借外債總額的5倍多,也相當於清政府此前所付戰爭賠款最高額0.2 億兩的12倍!清政府由是大舉外債,進一步投靠列
強,列強則通過放高利貸進一步控製清政府,而清政府又將賠款和外債負擔統統轉嫁到人民頭上,這就更加激化了階級矛盾,經濟近代化更是無從談起,民族危機倒是空前嚴重起來。
但在日本,情況則截然相反。2.3多億兩白銀合3.6億日元,這是一筆數額驚人的橫財!它對日本經濟近代化的巨大作用,至少有以下3個方麵。
1.甲午戰爭賠款使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得以迅速完成。
原 始積累是產業革命的必備前提。西方通常是積累在前革命在後,日本則二者幾乎同時完成⑥,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甲午戰前,日本主要靠剝奪農 民和盤剝工人搞原始積累,榨取農民勞動果實70%以上作為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並極力壓低工人工資(女工工資僅及當時英國女工最低工資的10%)。明治政 府動用搜刮來的國庫資金加速原始積累,但國庫資金很有限,年收入最多不超過0.8億日元,而從中國勒取的賠款竟等於其國庫年收入資金的5倍!當時日本財政 界名人井上曾說過:“在獲得這個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過數萬萬元的大數字。國庫收入僅達八千萬日元。因此,三億五千萬日元巨款流入國內,在朝 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麵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⑦至1903年,日本公司的實收入已比1894年增加了3.3倍。⑧ 同時,由於戰勝勒賠,導致“信用”大膨脹,日本又得以輸入外資1.9億日元。⑨所以,如將其原始積累的終結期“劃到甲午戰爭以後遼南條約的簽訂”,看來更 合史實。
2.甲午戰爭賠款加速了日本工業化的進程。
明治政府高舉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麵大旗,在國家的組織、指導和保護下進行以 工業化為中心的近代化建設,以國營工廠為主導,扶植私人特權資本家,推進工業革命。國家改造從幕藩沒收來的軍事工業作為國營企業重心,同時創辦“模範工 廠”(多為紡織廠),培訓技術人員、提供近代管理經驗和生產資料,帶動其他企業。後來這種國營企業逐漸普遍出現了資金缺乏、工廠停業現象。1880年開始 改革,國家以極優惠價格甚至少到如同白送並可分期付款的手段將大批國營企業轉賣給私人;又給私企補貼、減稅和貸款。改革立竿見影,大見成 效:1881~1893年間工廠由1100家激增至3340餘家;1874~1893年間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2.1%,大大高於英、美、法、德諸國。但直 至甲午戰前,日本的工業化仍未實現,其主要症結仍在於資金缺乏。
甲午戰爭賠款等於當時日本工業資本總額的5倍多,大部分投入工業特別是軍 事工業,促使工業化來了個大躍進。井上清指出,日本“從中國得到的巨額賠款、廣大的領土,擴大了新的市場,又加上戰後以‘臥薪嚐膽’為名對群眾的掠奪,以 特權大資本家為首的資本主義工業就有了飛躍的發展”。據統計,到《馬關條約》簽訂後8年的1903年,各工業發展的主要指標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總數由 甲午戰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長了2.31倍;投資金額由2.45億日元增至9.31億日元,增長了2.8倍;雇用10人以 上工廠總數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長了1.19倍;使用原動力工廠數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長了4.54倍;日均開動紗錠數由38.2萬錠 增至129萬錠,增長了2.38倍;鐵路營業裏程數由2039英裏增至4495英裏,增長了1.2倍;輪船總噸數由110250噸增至656745噸,增 長了4.96倍;出口貿易金額由8971萬日元增至28950萬日元,增長了2.23倍。工業平均增長速度高達4.3%(1891~1900年)。
工 業化的重要標誌是工廠大規模地使用先進動力機械。日本在1903年使用發動機的工廠比甲午戰爭前一年增長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廠中所占比率由18%激增到 45%,向工業近代化躍進了一大步。棉紡織業的躍進尤為顯著,如1887年擁有最新型環錠紡紗機的紗錠為243070個,而在《馬關條約》簽訂的次年便激 增至645419個,增長了1.66倍;產量隨之猛增,如1891年為160207捆,1896年增至428864捆,增長了1.68倍。日本紡織業盡管 起點低,但很快就可與老牌的英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了。
在零散企業和家庭手工業比重大的繅絲業中,1896年以後機器繅絲產量也超過了手工繅 絲產量。“總之,機械生產以紡織、繅絲等輕工業為中心,在日清甲午戰爭後確立起來了。根據1900年對民營工廠的調查,纖維工業擁有工廠總數的71%,占 有發動機馬力總數的46%和占職工總人數的67%。”經濟史學家高橋龜吉認為日本在運用工業原動力方麵,就整體而言,已越過西方原曾經過的蒸汽動力階段, 而直接跨入電動力階段,極大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重工業作為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是整個工業的根基。甲午戰爭賠款也使日本一向落後的重工 業大躍一步。因侵略戰爭和發展工業需要大量鋼鐵,1891年鬆方內閣即提出興建大型鋼鐵廠,但因財力不足而作罷。1897年日本耗資1920萬日元開始創 辦有名的八幡製鐵所,資金即來自甲午戰爭賠款。該廠於1901年開工,第一年便產出全日本生鐵總產量的53%、鋼總產量的83%,成為二次大戰前最大的鋼 鐵生產基地。這是日本近代重工業“劃時代的發展”,並以此為基礎實現了軍火製造業的獨立,日本鋼鐵生產也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了。八幡所用礦石也是“乘日清 甲午戰爭勝利的機會,以不合理的低價,進口中國大冶的鐵礦石”。
工業近代化的飛躍發展,帶來了產品質量和數量的大提高,國際競爭力自然大大增強。日本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迅速出現了進口銳減、出口激增之勢,如1895年棉紗出口僅及進口量的14%,而到1897年出口量便超過了進口量。日本的海上運輸隨之大興,貿易金額隨之陡長。
日 本產業工人和其他職工數量也迅速增多。據農商務省統計,1894年職工數為395759人,1897年激增至457913人18,不久又增至53萬人。與 此相關的是農業人口的銳減和非農業人口的激增,如1891年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占70%,而到1903年便降至64%。可以說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片山潛說:“日本的工業,在這時候,由於從中國所取得的戰爭賠款的關係而呈現出了日本曆史上空前的盛況。”事實就是如此。
3.日本利用甲午戰爭賠款實現了金本位製,促進了金融的發展。
金 本位製對穩定物價、便利貨幣流通、促進國內外貿易作用甚大,19世紀70年代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爭相實行此製。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經濟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 誌。日本在江戶時代的貨幣製度是金銀複本位製,開國後因金幣外流和墨西哥銀元(鷹洋)流入,所行實乃銀本位製,而且是以外幣鷹洋作本位的變質幣製。 1871年明治政府製定《新貨幣條例》,規定采用金本位製,卻無法實現,隻好繼續與英國殖民地印度和曾為西班牙殖民地300年之久的墨西哥等落後國家為 伍。由於銀價急劇低落和走向金本位製的世界局勢日益明朗,日本乃於1893年10月成立了以貴族院議員、陸軍中將穀幹城子爵為首的包括政府高官、帝大教 授、國會議員、財閥代表等要人組成的幣製調查會,研究討論幣製改革問題。結果在采用金本位還是維持銀本位問題上,調查會委員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據計算, 要實行金本位製,必須要有2億日元的黃金儲備。就連主張實行金本位製的委員,對這個天文數字也都望而生畏,認為金本位製要實行,但不一定立刻實行,待湊足 了“金準備”款額再說。
一旦有了高達3.6486億日元的巨額賠款,黃金儲備這個難題便一舉解決了。金銀之爭立即結束。1897年3月, 政府製定了新貨幣法,確立了金本位製,同年10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日本近代經濟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金本位製的建立,標誌著“日本資本 主義的發展終於使日本從半殖民地化的危險中完全擺脫出來,作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它是表示金融的標識,即達到了和其他列強得以 在世界市場角逐的階段”。20井上清也說,日本“利用日清甲午戰爭的賠款”實現了金本位製,表明它“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成為並駕齊驅的一員了”。
實 行金本位製,首先為日本擴張軍備和獲取外匯創造了有利條件。軍需品和軍事工業生產設備多從金本位國購入,實行銀本位製時因銀對金的比價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損 失,而實行金本位製後情況立即改變了。其次,日本將所得甲午戰爭賠款存入倫敦日本銀行,作為正幣準備,而在國內發行兌換券,實行一種不流通金幣的特殊的金 本位製,接近金匯兌本位製,日元和金結合在一起,為發展貿易和輸入外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再其次,也為紡織業等工業生產部門進口原料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棉花 進口,已由從中國轉為從印度和美國,而印、美是實行金本位製的(印度此前已進行了幣製改革)。
《馬關條約》簽訂後數年間,日本金融界同產 業界一樣迅猛擴張。到1900年後已有銀行2000餘家,而且像三菱、住友等原未插足金融業的財團也有了自家銀行,成了在金融和所有主要產業部門勢力巨大 的財閥。1901年底,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鴻池、正金等八大銀行存款總額占六大城市公會所屬170餘家銀行存款總額的51%,全國銀行 存款額的2/3集中在十幾家大銀行。
就日本全國銀行已繳資本所公布的利潤而言,也是從甲午戰爭前一年的47%增至戰時的51%,而《馬關 條約》簽訂的次年更激增至64%22。不久日本便開始輸出資本,1902年在華投資額已達100萬美元(不包括台灣)23;1914年在華投資額已占各國 在華投資總額的22.2%,居第二位;到1931年更達50.9%,躍居第一。
日本金本位製實行到1929年,影響深遠。直到1945年 日本投降前,中國東北各地還習稱日帝在當地發行或流通的日本銀行券、橫濱正金銀行券和朝鮮銀行券等紙幣為“金票”。反之,巨額賠款使瀕臨枯竭的清朝財政更 加惡化,直到1910年才勉強開始實行過了時的銀本位製,而實際上仍是銀兩、銀元並用。
三
甲午戰爭的“空前大勝利”,使 日本眾多的文官武將撈到了閃閃發光的勳章、爵位和厚祿,使天皇直接從賠款中割取了2000萬日元的巨財,更為資本家帶來了無盡的財富。而這場不義之戰給日 本人民帶來的卻隻有無窮的災難,其子弟出征者或殘或亡,他們自己的血汗也進一步被榨幹。一麵是官僚軍閥資本家長飲酣歌,狂喜狂歡,大吹大擂,一麵是勞苦大 眾哭子悲兄,啼饑號寒——這就是《馬關條約》簽訂後同一張日本社會圖畫上兩個完全不同的場景!階級鬥爭並未因戰爭勝利而稍有緩和,反而更加尖銳,工農運動 迅速高漲。據官方統計,1897年就發生了32起罷工,參加者達6300人。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組織成立了職工義勇會,片山潛和高野組織成立了勞動組合 (工會)期成會,並發行了機關刊物《勞動世界》。片山潛指出,日本近代工人運動是在甲午戰爭後的1897年才開始的。
但是,從侵略戰爭中 嚐到了大甜頭的日本統治階級,不管勞動人民死活,一心要報三國幹涉還遼之仇,要嚐更大的戰爭甜頭,瘋狂擴軍備戰,將甲午戰爭賠款優先用在這個“刀刃”上, 到1904年便同俄國大殺一場,從中國重又奪占了遼東半島等一係列侵略權益。小小的日本竟能擊敗龐然大物俄國,足以表明它以軍事工業為重心的經濟近代化已 經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稍後不久,日本的經濟近代化便完全實現了。在此之前的1900年,日本還充當急先鋒,積極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出兵12000人 (占聯軍總數32000人的1/3強),通過《辛醜條約》又索得一筆巨額賠款。
最 後還要指出,日本的經濟近代化非常得力於近代教育的發展,各類各級學校為它不斷提供各種急需人才,而經濟的發展又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 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也與中國賠款大有關係。明治政府為保證實行義務教育采取了一係列財政措施,除免收學費外,還在1896年實施了《市町村立小學教員教齡 津貼國庫補助法》,1899年又頒布《小學教育費國庫補助法》,實行各種國庫補助製度。同時又特別撥出專款作為教育基金,於1899年製定了《教育基金特 別會計法》和《考試基金法》,以甲午戰爭賠款中的1000萬日元及其利息充作發展普通教育的補助費。這筆基金雖然隻占甲午戰爭賠款金額的極小部分(不到 3%),但它相當於享有選舉權者每年最少應納直接稅金額的70萬倍26,換言之,這筆錢相當於日本全國70萬選民1年繳納的稅金,而1890年全國有選舉 權者僅45萬人。所以這筆基金不可小覷。按規定,這筆基金專款專用,但日俄戰爭中還是被政府挪用為軍費,戰後才歸還了一部分。不過,這筆資金在 1900~1905年間還是起到了支持發展義務教育的大作用。“當時日本舉國上下都認為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是教育作用的結果(這是誇大教育作用的 一種國家主義教育觀)”。國民支持教育事業的自覺性大大提高,政府像搞經濟近代化一樣大搞近代教育,促使日本近代教育同樣迅猛發展。以學齡兒童就學率為 例,即由甲午戰前1893年的58.7%提高到戰後1896年的64.2%,而到1900年修改小學校令當年更猛增至81.5%,到1912年便達到 98.2%,後來便幾乎完全消滅了文盲。至於中等、高等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其發展之迅猛,亦有一日千裏之勢,到了大正時代(1912~1926年), 日本已完全稱得上與經濟強國相稱的“教育大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