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和胡適之zt

胡政之和胡適之

謝泳

胡政之和胡適之還真是有一點緣分。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是當年《大公報》的三巨頭之一。他比胡適大兩歲。祖籍四川成都，但因為父親在安徽做官，所以他的少年時代是在安徽度過的，胡適是安徽人，他們也勉強算是有一點同鄉關係。1930年，胡漢民在上海《國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沒指名地批評了胡適，說胡適在《倫敦泰唔士報》上寫文章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其實是一場誤解，胡漢民所提胡適的觀點是聽說的，胡適根本就沒有說過。胡適在這些事上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他給胡漢民寫信，追問他何時說過那樣的話。不久，胡適看到了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記》，就給胡政之寫信，問他是不是胡漢民當時提到了他的名字，胡適說：請你看一個被誣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麵上，把當日的真象告訴我。（《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35頁），胡政之收到胡適的信後，給胡適寫信，說胡漢民確對弟提及大名。胡政之雖然沒有胡適的名聲大，但在他那個時代，因了《大公報》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作為社會賢達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他是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據胡適在1947年給王世傑的一信中說，當時醞釀中的無黨派人士中，有四個可能成為國府委員，這四個人是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可以想見當時胡政之的社會聲望。

說胡政之，還要多說幾句胡適之。

胡適是《大公報》的熱心讀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動中，經常可以看到胡適引用和閱讀《大公報》的記載。他在辦《獨立評論》的時候，也常轉載《大公報》上的文章。特別是從《大公報》創辦了星期論文專欄以後，胡適和它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星期論文是一個以學者為主要撰稿人的專欄，這樣的專欄，如果沒有一個學界領袖來出力，是很難辦好的。胡適在當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星期論文雖然是一個有很大包容性的專欄，左中右三方麵的學者都有文章發表，但整體上看，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言論為主的，特別是前期，可以說主要是胡適《獨立評論》集團的作者，胡適可以說就是這個專欄的主持人，許多稿子都是《大公報》直接和他聯係的。

胡適曾說過：《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所采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1188頁，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大公報》星期論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適自己寫的，題目是《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

星期論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時間，它代表了大公報的言論水平和基本立場，也可以說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

《大公報》是胡適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渠道，那時胡適和他的《獨立評論》周圍的朋友都先後成了《大公報》的作者和讀者。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許多重要爭論，都與《大公報》有關，胡適一生當中，特別是在政治上的許多認識都與《大公報》不謀而合，在許多問題上，甚至可以說，《大公報》的立場就是胡適的立場。當時《大公報》對中國的外交特別重視，他們有一個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應該讓人民知道。對於《大公報》的這個認識，胡適就非常讚同。胡適說：昨天《大公報》社評有一段說：“現在事態更緊，（外交情形）此後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這一段話，我完全讚同。------- 我以為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

為什麽呢？因為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 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麽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同上1446）

胡適一生對《大公報》非常有好感。在他生活中，可以隨時看到涉及《大公報》的記載。他對胡政之的評價很高：後來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讀了胡政之先生的兩種《兩粵遊記》，我很感慚愧。他遊兩粵，恰在我之後，走的路線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樣；但他是一個有訓練的名記者，勤於記載每天的觀察，所以他的遊記很可以供讀者參考。（同上1344頁）

胡適說：在病榻上得著《大公報》催促“星期論文“的通告，隻好把這一個多月的報紙雜誌尋出來翻看一遍，看看有什麽材料和靈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適說：這兩天在火車上，因為要替《大公報》寫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論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們這個國家在這新開始的一年裏可以做到的什麽事？“我是向來說平實話的，所以跑野馬的結果也還是“卑之無甚高論“。（同上1320頁）

胡適與《大公報》的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對時局的評價，意見相同，特別是對中日問題、中蘇問題和國共問題，他們的認識大體一致。

1938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胡大使抵美》，對胡適在戰時出任駐美大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胡適之先生之受命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於擔任，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因為胡氏是以教授與著作為業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無此擬議，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斷定必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征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張季鸞說：胡大使之使美，是為代表整個的中國，傳達抗戰時期我們對美國友人的希望與期待的。本來無論誰做大使，都是為增進國交，但胡氏的任務卻超過尋常。（《季鸞文存》84頁）胡適和張季鸞的關係非同一般，胡適的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1937年1月5日張季鸞自上海來，我邀了梅、蔣二校長及周枚蓀、潘光旦、陳岱孫、陳之邁、沈弗齋、張奚若到我家會他。從八點談到十二點才散。季鸞說：，蔣介石先生似有意約一些學者在半個月或一個月之後去南京談談。

季鸞說，今年三個大問題：一是陝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對日本。（《胡適的日記》第521頁）

1938年7月30夜，時在漢口的王芸生給胡適寫信，也表達了對胡適的敬重。他在信中說：

適之先生：別才一年，我們的抗戰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感念必多。近聞先生到倫敦講學，影響必甚大，聞之欣慰。回想去年此時在牯嶺與先生聚首時，誰會想到我們會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後，武漢已感威脅，但敢斷言絕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滬報送終，今年一月初來漢，已幹了七個月，假使漢口不能支持，無疑的又是芸送漢報之終。敝報計劃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一三出版。漢口如危急，此間之報即移重慶出版，由芸承主筆務，季鸞先生則往來於港渝及大本營之間。先生久別祖國，國人想望言論豐采殊甚，特懇先生於講學餘暇，常為敝報撰寫星期論文，以慰國人，講稿亦時時賜寄，以增國人信念。賜件寄港漢均可。港址皇後道中三十三號三樓，漢口如有變動，則請寄重慶，渝館設新豐街十九號。遠東大勢似在活動中，日本方對英相演說表示恫嚇，今日又接日蘇接觸之報，日蘇關係如果爆發，定我抗戰之出路也。（《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第628頁，黃山書社）

胡適與王芸生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他們對許多政治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很一致，廬山談話會時，胡適和王芸生就北方問題做過多次長談。胡適在日記中說：來長談的有：吳康、蕭一山、馬蔭良、洪深、王芸生、戴君亮。------晚上與滄波、芸生長談北方事。（《胡適的日記》第574頁）胡適之所以特別看重《大公報》，與他和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的友誼相關。王芸生在《前進吧中國！》中曾敘述過他和胡適的關係。他說：今年夏天兩廣問題鬧得最曆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自北平出發，準備出席太平洋學會，我與他同車自北平回天津，我們談了一路，當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說：“希望你自美國回來時，能夠看見我們國家的進步。“最近他自海外歸來，我在上海碼頭迎接他，他雖是抱恙歸來，我們見麵時卻是滿麵笑容，不再像平津車上那樣憂鬱了。我們那天談了約莫兩個鍾頭，結論是：“我們還需要大的準備，大的苦鬥。“他很鄭重地說：“現在證明，我們在九一八以後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沒有錯。“（《芸生文存》2集，3頁）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王芸生打電報給胡適，請他把對於西安事變的感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胡適在病中寫了他那篇《張學良的叛國》，在星期論文欄下發出。王芸生說；胡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我讀到這兩句話時，深切意味到我在這幾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時我又自慰，我居然還能強項見人，硬嘴說話！我既已強項見人，硬嘴說話，為什麽不能照樣的寫文章呢？我於是重新鼓起勇氣，來續寫這篇業已擱筆一星期的文章。（同上）

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出滿壹萬號時，在當日第四版上發表了許多名人的賀辭。胡適的賀辭是《後生可畏》。他認為《大公報》已超過了曆史比它更長的《申報》和《新聞報》。《大公報》不斷的努力，趕上了那些五六十歲的老朽前輩，跑在他們的前麵，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對於《大公報》成功的原因，胡適認為，大公報所以能有這樣好的榮譽，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兩項都是每一家報館應該盡的職務。隻因為國中的報紙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報居然肯努力去做，並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適還說：君子愛人以德，我們不敢過分恭維這個努力的小孩子。我們要他明白，他現在得到的成績還不算很大，隻算是個個報館都應該有的成績。隻因為大家太不長進，所以讓他跑到前麵去了。在矮人國裏稱巨無霸，是不應該自己滿足的。我們愛護大公報的人，應該很誠懇的祝賀他努力更進一步兩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的報紙“的記錄，要在世界的最好報紙之中占一個榮譽的地位。胡適在賀辭的最後提了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二十世紀裏，還有那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得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

第二、在這個時代，一個報館還應該依靠那些讀人家庭陰私的黑幕小說來推廣銷路呢？還是應該努力專向正確快捷的新聞和公平正直的評論上謀發展呢？

第三、在這個時代，一個輿論機關還是應該站在讀者的前麵做向導呢？還是應該跟在讀者的背後聽順他們呢？

胡適對於《大公報》的評價，不是一個簡單的客套，其中寄托著他的理想。胡適一生對言論自由（主要體現為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報》身上，胡適有一種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生根後的喜悅，《大公報》體現了胡適一生所追求的價值和理想。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辭別人世，他的家人還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鑄成先生，都認為他的結局是悲涼的，因為胡政之去世後，有一些家庭糾紛。不過，對於《大公報》的同人來說，他們卻另有感觸，胡先生的離去，可能是一種不詳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大公報》已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裏，《大公報》這個名字還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五十年代初，王芸生率《大公報》同人為胡政之掃墓，不過一年時間，王芸生和《大公報》同人的眼裏已滿是憂慮了，他們在擔心什麽？死去的《大公報》時代成了壓在他們身上的包袱，《大公報》的陰影已罩在他們心中，他們在給胡政之掃墓，更是在給《大公報》掃墓。

關於《大公報》的曆史，這幾年人們說了很多，它是一張什麽樣的報紙，它的從業人員是些什麽樣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報》是一張民間報紙，在存在的那些年月裏，它成為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報紙，並且留下了文人論政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好傳統，五十年以後的中國新聞界，恐怕還沒有資格對這個傳統漠視，因為他們當年做到了的，後來並沒有做到，用胡適的話來說，我們總不能拿沒有東西的，來打有東西的。

胡政之去世的時候，當年《大公報》三巨頭，張季鸞已在1941年去世，吳鼎昌早已離開了《大公報》，胡政之在當年的三巨頭中，是以經營著稱的，那時人們都說《大公報》是張季鸞的筆，吳鼎的錢，胡政之的經營，大體突出了他們三人的長處。

《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麵，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他們在接手《大公報》以後，就能立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針，這很不容易，體現了他們對獨立言論的期待。《大公報》在用人方麵，也是以無黨派為基本取舍標準的，但曆史有時候卻很耐人尋味，正是這張曆來以獨立言論著稱的民間報紙，卻在他的名記者和編輯當中，出了許多中共地下黨員，這是《大公報》曆史上，為後人留下的一道難題。徐鑄成曾回憶過，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報》總編任上時，陳布雷想讓他入國民黨，但胡政之和吳鼎昌都不同意，當時吳鼎昌已是貴州省政府主席，他對徐鑄成說：不參加也好，置身局外，說話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對徐鑄成說過：辦報紙應該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胡政之他們在自己一生的新聞實踐中，為後人留下來許多經驗。他早年辦過國聞通訊社，後來又辦了《國聞周報》，一直到後來的《大公報》，可以說都很成功。我們看一個時代在新聞製度方麵的努力，要注重實踐，也就是說，我們即要看到一個時代在新聞檢查方麵的落後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那個時代裏還有那麽多的民間報紙在生長，《大公報》完全是一個私人產業，它在那樣的歲月裏，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麽多名記者和名報人，這也是西方新聞製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它生存的時代，總還是為它提供了一些製度保障，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中國近代以來，新聞製度的出現和實踐都有現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裏，不但把報紙辦成了名報，在經營上也相當成功，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胡政之本來是有建立中國報業托拉斯設想的，他多次和《大公報》的同人講過他的設想，抗戰時期，在上海、武漢、桂林、重慶和香港，他都能以極快的速度建立《大公報》的分館，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國的新聞本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一生，有兩件事最為後人詬病，一是他為了《大公報》的發展，曾經向國民政府申請過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這被許多人指為是受國民黨的津貼；二是在國共和談將破裂的時候，蔣介石要開國大，要製定憲法，胡政之作為社會賢達，參加了會議。李純青在回憶《大公報》的經曆時曾提及此事，他說，胡政之曾對人講，國大開幕前，蔣介石召見他，當時傅斯年在座，蔣當時很不高興，傅斯年說：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著國家走，還是跟著共產黨走，今天應該決定了。胡政之隻好去會上簽了個名，然後就回了上海，再沒有開會。因為當時中共和民盟都決定不參加，所以對於參加了會議的其它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關於此事，四十年代，周恩來在延安還有一個說法：關於國大，有些無黨派的人士被蔣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會賢達本來是去請求蔣允許國大延期的，蔣嚇唬說：明天不開就要亡國了。賢達又請再延幾天，蔣說，好，為了尊重你們意見，延長三天，那你們一定要參加了。……胡政之說，不參加，大公報會受壓迫，參加了又怕無有銷路……（《周恩來選集》上卷260頁）人在曆史中總是有矛盾的，不過評價曆史人物在曆史中的選擇，必須要有了解之同情。對胡政之來說，他是一個民間報紙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對公正的輿論負責，他要保持一個民間報紙的獨立性，在一個政治並不十分清明的時代裏，他的選擇是很為難的，他雖然沒有開會，但他選擇了參加，這是一個曆史事實。對他的選擇，可以批評，但有兩個事實是我們要尊重的：第一，《大公報》作為民間報紙的合法性，在那個時代裏是始終是得到承認的，國共兩麵它都罵過，但也都說過他們的好話，它也受過國民黨新聞檢查製度的苦，但這張報紙還是活下來了；第二，胡政之在1946年的選擇，不能以對蔣介石的評價為判斷依據，因為蔣也是一個曆史人物，而曆史人物，是不能用簡單的好與壞來作結論的，一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能對無黨派人士保持相當的尊重，這是一個人的優點還是缺點？是民主風度還是獨裁作風？

胡政之還以無黨派身份，代表中國參加過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當時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團應有中共代表的，一個是當時的駐英大使顧維鈞，另一個就是胡政之，他們都提議由董必武來參加，名單公布後，周恩來也認為是公平的。據說胡政之臨終前曾對費彝民說過；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們有什麽樣問題，可以去找他。不過，胡政之死了以後，誰也救不了《大公報》，因為它的時代結束了，以後是《新華日報》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