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9年廬山會議上表現各異的上將們
作者：李意根
今年是1959年廬山會議50周年。1959年的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政治局擴大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在這一會議中，解放軍57位上將中在地方擔任領導的3人參加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烏蘭夫上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上將，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韋國清上將。由於第一階段的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尚處於保密階段，而其他上將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因此對廬山風雲一無所知。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不得請假。因此，除烏、葉、韋3人已經參加會議外，身為中央委員的上將李克農(時任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調查部部長)、宋任窮(時任二機部部長)、肖克(因1958年反教條主義被免職，隻保留中央委員身份)、鄧華(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劉亞樓(時任空軍司令員)、王震(時任國務院農墾部部長)、肖華(時任總政副主任)、趙爾陸(時任一機部部長)、謝富治(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呂正操(時任鐵道部代部長兼解放軍總參謀部軍事交通部部長)等10人，以及候補中央委員上將楊得誌(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楊成武(時任防空軍司令員)、甘泗淇(時任總政副主任)、許世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張宗遜(時任副總參謀長)、韓先楚(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李濤(時任總參謀部第三部部長兼政治委員)、陳奇涵(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誌民(時任高等軍事學院政委)、蘇振華(時任海軍政委)、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閻紅彥(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洪學智(時任總後勤部部長)、宋時輪(時任軍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鍾期光(時任軍事學院政委)、周桓(時任任沈陽軍區政委)等18人，總共31名上將參加了八屆八中全會。
在全會上，上將們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原因與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批判有關。一方麵，他們和元帥們不同，元帥們和彭德懷有著相同輝煌的經曆，且是平級，相互之間說話比較隨意，而上將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在彭德懷手下長期浴血奮戰，和彭德懷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很難對彭德懷說三道四；另一方麵，上將們多是一線工作的具體執行者，執掌一方生殺大權的“諸侯”，發言具有代表性，特別是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出了“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話後，他們不得不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立場。因此，這次會議，上將們經受了一場政治與靈魂的考驗。
隨著歲月的流逝，那段曆史逐漸拂去了蒙在上麵的灰塵，上將們在會議上的情況也逐漸披露出來：要麽是一些上將在回望他們的革命生涯的時候，或多或少記錄下來了一些當時別樣的心情；要麽是那次會議的見證人，無意中記錄下了上將們的表現。從目前公開的資料來看，上將們在會議上主要有4種態度：一種是極度的同情，如和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共事過的誌願軍副司令員鄧華、洪學智，他們詳細記錄了自己的言行；二是同情卻被逼表態的，如韓先楚、楊得誌、楊勇、李誌民等，他們在回憶錄中或多或少地寫下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三是覺得出了口怨氣卻又深深不理解的，如在此前不久遭到彭德懷嚴厲批判的肖克，他也記下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四是對彭德懷進行嚴厲批判的，如黃永勝、蘇振華、肖華等人，這些記錄主要見諸於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
這次會議還改變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命運：有人被長期清理出了軍隊，有人獲得了升遷，有人很多年後還一直受到牽連……因此，不管從那個角度上說，廬山會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軍界的第一次公開分裂，對中國軍隊的建設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麵影響。
宋任窮在會上批判了彭德懷，鄧小平給他潑了一瓢涼水
宋任窮上廬山的時間是在7月14日，原來廬山會議預定是日結束，宋於此時上山是向彭德懷和聶榮臻匯報工作。此前7月4日，宋任窮將二機部黨組討論的蘇聯單方麵撕毀協議後可能遇到的情況，向在廬山參加會議的分管領導聶榮臻作了匯報，並提出了對原子能建設采取的方針和做法。聶帥讓宋等廬山會議快結束時，與劉傑、萬毅一起到廬山向他和彭德懷匯報。宋任窮等人14日趕到。
宋任窮一上廬山，原來準備結束的會議延期了，並一下由反“左”轉向反右。宋任窮由於當時存在著“左”的思想，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懷的看法，在會上作了批評彭德懷的發言。
廬山會議後，宋任窮同國務院另外幾位同誌一起到北京醫院去看望鄧小平，鄧因為腿受傷未能上廬山。鄧小平躺在床上，一條腿上了石膏，吊掛在床架上。宋任窮等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向他講了廬山會議後期批判彭德懷的一些情況，鄧小平沉思了一會兒說：“彭德懷同誌在曆史上是有功的，特別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鬥爭中都有很大的功勞，不論他有什麽錯誤，這些功勞都應當充分予以肯定。”鄧小平在批判彭德懷的調子越來越高的當時講的這番話，對彭德懷無疑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而對宋任窮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左”的思想，頭腦不夠清醒的人潑了一瓢冷水。
1980年4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又講到廬山會議，他說：“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在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這次錯誤的批判，宋任窮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這說明我覺悟不高，認識片麵，應當引以為戒，作自我批評。”
鄧華“假批判真保護”，被打成“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7月中下旬，身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接到參加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通知，便乘飛機匆匆飛往廬山。從8月3日起，全會分成3個大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與張一組)4人。鄧華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懷的那個組，因為鄧華是彭德懷任誌願軍司令員時的副司令員，按當時的邏輯就是“捆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對於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問題的揭發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懷申辯。鄧華心裏很不是滋味，從內心裏講，他是讚同彭德懷的觀點的，因為“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早已讓他憂心忡忡，他本來都已醞釀好準備在分組會上講一講這個方麵的問題。但是一邊倒的形勢，鄧華不得不避重就輕地說了幾句違心的話，但很快就招致一陣指責，說他的發言是“假批判，真保護”。
8月1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揭批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議上，鄧華和洪學智、萬毅、鍾偉等人被錯誤地劃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被迫交代“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也趁火打劫：“老實交代你跟彭德懷的黑關係！”“彭德懷愛罵人，許多人都罵到，就是沒罵過你，這是為什麽？”“你長期跟林總，卻是格格不入，為何一到朝鮮就跟彭一拍即合？”鄧華聽後輕蔑地說：“他罵你是因為你打皮絆，玩女人。我沒有男女作風錯誤，當然沒有挨罵。”台下哄堂大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林彪匯報時給鄧華和彭德懷的關係定了調：“鄧是彭的人。但是，鄧與彭是有區別的。”會後，撤銷了鄧華黨內外一切職務，退出軍界，並於1960年6月，發配到四川省擔任分管農業機械工作的副省長，從而開始了長達16年的副省長生涯。
洪學智會上一言不發，被趕出軍隊達17年之久
廬山會議召開期間，時任總後勤部部長、中央候補委員的洪學智正在西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資供應情況，因此一開始的會議他沒有參加。第二階段因為要公開批判彭德懷，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參加第二階段的會議。就這樣，洪學智上了廬山。
洪學智一到廬山，會務組先安排他聽了毛澤東的一個講話錄音，內容是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傾保守。對於這封信的看法，洪學智是這樣看待的：“彭總的信，我也看了，總覺得彭總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
洪學智感到彭總的信反映了真實情況，和他在路上的見聞差不多：他在廣東時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裏的莊稼熟了沒人割，人都大煉鋼鐵去了；為了大煉鋼鐵，連一些軍營裏的鬆樹都砍了，對此洪學智也有看法。因此，會上在討論彭德懷的信時，洪學智沒有說話。他是這樣解釋的：“說什麽呢？因為講真話不是時機，違心的話我絕不會說的，沒有事實根據隨便講不行。”
目前能查到的洪學智在廬山會議上的唯一一次談話是為彭德懷辯駁的。會上有一些人對批判彭德懷很“積極”，說“大躍進”怎麽怎麽好，彭德懷怎麽怎麽右傾，這等於火上澆油，使爭論越來越激烈。以後，又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裏通外國。這一點洪學智想不通。他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準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他怎麽能裏通外國呢？”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接著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揭發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上，有人把洪學智也給扯了進去，讓他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說什麽總後是彭德懷的“黑窩子”，彭德懷和洪學智不是一般關係，對他進行批判。
聽到這樣的責難，洪學智哭笑不得，有口難辯。他對彭德懷曆史上的情況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戰爭時他們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結下了革命情誼。這是很正常的關係，有什麽可揭露的？在這次會上，對他的所謂揭發批判，主要是圍繞以下3件事：
一是說洪學智當總後勤部部長與彭德懷有關。這件事情有一個背景，誌願軍成立後勤司令部時，洪學智提出回國後不再幹後勤工作。彭德懷回國前對洪學智說過“回國後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跑不了你還得幹後勤”，結果成了他的一條罪狀。當時，洪學智心裏真是不服氣。他當總後勤部部長是軍委集體討論、毛澤東任命的，怎麽能說是彭德懷許的願的呢？但沒人聽他申述，申述也沒用，反而說你態度不好或不認識自己的問題。
第二件事，在朝鮮打第五次戰役前研究作戰方案時，彭德懷問這次戰役該怎麽打，洪學智建議把敵人放進來打，但沒被采納。不幸的是，第五次戰役中誌願軍60軍及180師幾乎全軍覆沒。彭德懷後來在總結時說過“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采納”的話，被人說彭德懷器重洪學智。
第三件事是朝鮮給彭德懷授勳之後，彭德懷在一次誌願軍黨委會上說過“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大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的話。有人就說你看彭德懷多麽器重你洪學智，連朝鮮授予的勳章都想讓給你。
這次批判會的結果，就是在彭德懷被撤了國防部長職務之後的1959年10月，洪學智也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吉林省當農業機械廳廳長、重工業廳廳長、石油化工局局長等職，一待就是17年！但不管怎麽艱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開會批鬥洪學智時，讓他揭發彭德懷的問題，他還是堅持自己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觀點：“我跟彭德懷在朝鮮戰場幾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麽問題。”當然，他免不了又要受一頓皮肉之苦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那時洪學智還遠在東北；2006年11月20日，洪學智在北京逝世。1959年以後的47年，他們再也沒能見麵。
韓先楚說：“娘賣X的，這仗沒法打！”
韓先楚是1959年7月28日上廬山的，和他一起上廬山的還有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上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
韓先楚所在的華東組組長柯慶施曾問別人：“老韓這個人怎麽樣？”回答：“是個好人，就是有點右。”有好心人就提醒韓先楚：“老韓呀，三十六計，少說為妙。”有人見到韓先楚每天晚飯後都有散步的習慣，就提醒他說：“老韓啊，小心點，別碰上了。”盡管有人提醒，盡管中央事先已經定調，但是韓先楚對批判彭德懷還是不理解。據楊得誌上將回憶：“有幾次晚飯後，我們三人在一起散步，交換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心裏很憂慮。先楚的話語尖銳，心中的不平溢於言表。”
一天，韓先楚作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去看望了彭德懷和黃克誠。他是先看望了彭德懷，又看望了總參謀長黃克誠，前後有個數來小時。彭黃二人送到門口，韓先楚道聲“保重”，麵色凝重。走到路上，回到住處，韓先楚都一聲不吭，就是鐵青著臉吸煙。秘書夏承祖離開房間時，聽到裏麵傳出一句：“娘賣×的，這叫什麽事？”沒有人知道韓先楚與彭德懷、黃克誠談了些什麽。
有人見韓先楚去看了彭德懷和黃克誠，就對他說：“老韓呀，人家躲都怕躲不及呢，你倒找上門去，這不是往槍口上撞嗎？”韓先楚回答說：“革命幾十年，犯錯誤難免，怎麽能反黨？沒有道理嘛，瞎搞嘛。”停了一會兒，他悠悠地說道：“不要人一倒黴就鬼都不敢上門。”
在要求對彭德懷事件進行表態的時候，韓先楚自然也不能例外。秘書夏承祖拿著筆，看著他一支一支地吸煙，在地上轉著圈兒自言自語：彭老總跟毛主席30多年了，能打仗，又正直、爽快、敢說話，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轉了很長時間，韓先楚拍拍腦袋嘟囔道：“娘賣×的，這仗沒法打！”話音剛落，突然叫了起來：有了，這個人愛罵人，有時誰都敢罵，什麽話都敢罵，這個可以算一條。秘書趕緊記錄，記完了又沒有下文了。熬到下半夜，韓先楚說：“算了，先聽聽別人怎麽說再說吧，反正咱們也不急著發言。”
輪到黃克誠了，韓先楚邊吸煙邊轉圈邊說：“我們這些人誰見過張國燾什麽樣兒？憑什麽說我們是‘張國燾殘餘’？張紹東、蘭國慶這兩個敗類帶人跑了，我們就都成了不可靠分子，你說氣人不氣人？不過這也不能全怪黃總長，他初來乍到，不了解情況，那時那人有時還真不好說，誰能想到張紹東會逃跑呀？我這個人也好感情用事，得理不讓人，有時不太尊重領導。”停了會兒，他又說：“這幾年我看明白了，黃總長這個人挺公道、正派，講原則，不搞鬼……”見秘書一個字沒有記，他搖搖頭，歎口氣說：“這仗沒法打，還是看看別人怎麽打再說吧。”
韓先楚的在廬山上的仗雖然難打，但總算是打“勝”了，作為彭德懷抗美援朝戰場上的3個副手之一，隻有韓先楚沒有被打倒，繼續留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然而，在福建省委擴大會議上，有人主張傳達中央批判“彭黃反黨集團”的精神之前，先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大家討論閱讀。韓先楚聽說後，立即表示不要這樣做，不可用釣魚的辦法對待同誌。但他的勸阻沒用，還是印發下去了，結果許多人不明底細，討論中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正確，結果可想而知。
一年以後，在軍區召開的黨委擴大會議上，為繼續肅清“彭黃反黨集團”影響，大家對照檢查工作，開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這次會議上，韓先楚終於沒能逃過一劫。有人指著他的鼻子說：“你是彭、黃漏網分子，必須徹底檢查交代。”這個論調一出來，軍區黨委擴大會就越開越大，不僅人員增加，會期限也從一個月擴大到了56天，規模則從部隊擴大到了地方，讓韓先楚百口難辯。後來，林彪出來說了一句話：“韓先楚的錯誤要堅決地批，同時又要堅決地保護、使用。”直到這個時候，韓先楚的心才算落了地，“彭黃漏網分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肖克心情很複雜，既出了口怨氣又很難過
召開廬山會議時，身為中央委員的肖克上將沒有任何行政職務。因為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時為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肖克被批判為教條主義的代表，撤銷了他一切職務，聽候安排。身為農墾部部長的王震上將邀請肖克到黑龍江修水庫，肖克覺得反正無事可幹，就答應了。當他正準備起程的時候，接到了參加廬山會議的通知。
肖克在這次會上具體說了什麽不得而知，但是他自己說：“批判彭德懷使我出了口怨氣！”
肖克為什麽會對彭德懷有怨氣呢？因為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時，彭德懷是國防部長，肖克是訓練總監部部長，倆人在關於軍隊建設的思路上產生了分歧。肖克由於對彭德懷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否定性評價以及彭在一篇征求意見的文章中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提法的不讚同，就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但是這封信後來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肖克期間，彭德懷對訓練總監部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無奈之下，肖克隻好違心地作了檢討才勉強過關。廬山會議上，看到才批判完自己兩個月(軍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959年5月)後，彭德懷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肖克覺得很解氣。後來肖克才知道，他的問題之所以會上升到教條主義的程度，是出於林彪的說法。
另一方麵，可能由於感同身受的原因，肖克對黨內這種批來鬥去的局麵感到很難過，特別是廬山會議後的軍委擴大會議，在批彭德懷的過程中，又把矛頭對準了朱德，林彪汙蔑朱德從來都沒有當過總司令。肖克當時難以抑製自己心中的氣憤。他在回憶錄中說：“我知道，林彪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編造謊言，而黨的會議，卻允許這種不正常的做法肆行！”
肖克對彭德懷的理解和寬恕是以後的事情。文革結束以後，當彭德懷的侄子代彭向肖克道歉時，轉達了彭德懷的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聽到這話，肖克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其實，我早就對老人家沒有氣了。”
張愛萍說：“是我把彭老總給害了！”
廬山會議第一階段召開時，時任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上將正和洪學智上將一樣，代表總參在西藏組織平叛工作。平叛結束後，回到成都已經是7月中旬。到了成都的當天晚上，張愛萍就接到了軍委辦公廳的電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張愛萍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覺得去了無非是舉舉手，沒有啥意思，於是打電話給在北京主持工作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說平叛工作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克誠當時同意了。但是當天晚上11點左右，黃克誠又打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了不能請假。就這樣，張愛萍從成都回到北京。
張愛萍在北京又待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隻剩下陳錫聯、楊勇和張愛萍。於是3人決定乘一架飛機走。張、陳、楊上山的時間是8月1日。上山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這個消息，讓3位上將目瞪口呆！
在這次會議上張愛萍也不例外，作了違心的發言，對彭德懷提出了批評。他說：“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務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的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誌，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返回北京的時候，時任總參作戰部部長的王尚榮找到張愛萍，對他說：“飛機不好安排，都不願意和彭老總一架飛機。”張愛萍說：“這種事不好勉強，都上前兩架吧，彭和工作人員安排在後一架上，我們就陪他一下吧。”就這樣，張愛萍成了唯一一個陪著彭德懷下廬山的上將。飛機到濟南時，天氣不好，停留了一會兒。張愛萍和彭德懷麵對麵地坐著，不知該說些什麽，沉默了一路。
在回家的車上，張愛萍對來迎接他的愛人說：“出大事了……是我把彭老總給害了！”原來，1958年炮擊金門時，張愛萍從福建連城下飛機，到上杭、龍岩、漳州，看到樹都砍光了，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煉鐵的爐子，亂七八糟的，到建甌、建陽，又是到處殺雞宰牛的，說是要進入共產主義了。回到北京以後，張愛萍向彭德懷匯報完，閑談中說起一路的情況。張愛萍說：“共產主義怎麽能這麽實現呢？”上了廬山以後，張愛萍拿到那份“萬言書”，發現彭老總反映的許多問題和自己看到的情況是一致的，因此他自責，覺得不該對彭老總講自己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李銳記錄中的上將(一)：楊勇、李誌民、王震
李銳是廬山會議的當事人，也是這段曆史的重要見證者，他寫的《廬山會議實錄》是研究廬山會議的重要史料。在這本書中，他記錄了為數不多的幾位上將的部分言行，其中有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高等軍事學院政委李誌民、國務院農墾部部長王震。
楊勇說：“我8月1日下午才上山。從小參加革命、參加軍隊，就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對他的思想、工作作風是有意見的。他經常罵人，我在團裏工作時，挨過兩次罵。他同我們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麽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去年軍委擴大會議，我指名貼了他的大字報，可是他後來表示，楊勇提意見是善意的。我認為彭德懷有兩大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為功勞大。”關於大躍進的看法，楊勇以下意見當時有代表性：大躍進同打仗的道理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勝仗越大，傷亡也相對增大。如果對大躍進一大堆批評，對勇敢作戰部隊扣一大堆帽子，這就會瓦解士氣，沒有人再勇敢作戰了。
李誌民是在8月7日的小組會上發言的。他說：“認識彭德懷30年了，在他直接領導下有16年。過去對他總的印象是好的，有感情，也有些迷信。以往總是優點看得多，缺點看得少。即令看到一些缺點，也隻是認為主要是領導方式簡單生硬，主觀傲慢，以及工作上有些保守。1930年過贛江，三軍團軍師級幹部抵觸情緒嚴重，公開發表反對過江的言論，當時有分裂危險。不過最後彭德懷同誌講了話，執行了過江的決定。這一次不參加會議，憑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覺，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的。”
王震在發言中說：“彭德懷是有功勞的，在解放戰爭西北戰場時期，他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認他是一個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李銳記錄中的上將(二)：肖華、蘇振華、黃永勝
在李銳的記錄中，還記錄了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上將、海軍政委蘇振華上將以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上將的零星發言，和前麵不同的是，在李銳的回憶錄中，這3個人無疑是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
在李井泉批評彭德懷的時候，肖華插話說：“他是敢於暴露人家，不暴露自己，兩麵手法。”當蘇振華發言說彭德懷認為時機到了，乘機向黨進攻時，肖華也有過一段插話，說：“他這也是‘拿來主義’。這次是總暴露，沒有意見書，他這次還可能溜掉的……直到現在，我們軍隊裏還有一些人怕鬼，怕將來工作不好做，怕抓小辮子。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麵前還怕鬼，是值得注意的。怕什麽？有鬼就捉它嘛。”8月9日，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肖華說：“彭德懷同誌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黃永勝在8月4日下午的小組會上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內容就是揭發彭德懷在軍隊係統的錯誤，包括“軍閥主義”、“目中無人”、“個人主義”等。黃永勝說：“從曆史上看，我對他能夠徹底改正錯誤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彭德懷同誌曆次錯誤都沒有下決心改正，直到這次會議，他於8月3日上午在西北小組發言中隻承認4個錯誤，其他各次路線錯誤一字未提。這次也有可能同以往一樣，看形勢不對，就隱蔽退卻，待機再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另外，洛甫同誌的發言惡毒極了。他不僅把彭德懷同誌的反黨綱領更有係統地加以發揮，特別是把毛澤東同誌的很多話加以歪曲，拿來攻擊毛澤東同誌。洛甫同誌應該捫心自問，你對中國革命做了多少好事？我看好事做得不多，壞事倒做得不少。你對黨、對人民欠下了很多的債。”
蘇振華上將也是在8月4日發言的。他總結了4個特點：“這次以彭德懷同誌為主帥、張聞天同誌為副帥發動的向黨的猖狂進攻和分裂黨的活動，我認為有這麽幾個特點：(1)軍人掛帥，文人當軍師，明目張膽地發表反黨的政治綱領；(2)鋒芒是直接對著黨的總路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3)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重新結合，卷土重來，但主帥是經驗主義者；(4)選擇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也就是在黨遇到暫時的、局部的困難的時候，進行反黨分裂活動。”
蘇振華還說：“彭德懷同誌長期把自己裝成一個君子，在軍隊和部分群眾中是有一定影響的；同時，黨的威信、毛澤東同誌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徹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質，不把他偽君子的畫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作者：李意根
今年是1959年廬山會議50周年。1959年的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政治局擴大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在這一會議中，解放軍57位上將中在地方擔任領導的3人參加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烏蘭夫上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上將，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韋國清上將。由於第一階段的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尚處於保密階段，而其他上將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因此對廬山風雲一無所知。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不得請假。因此，除烏、葉、韋3人已經參加會議外，身為中央委員的上將李克農(時任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調查部部長)、宋任窮(時任二機部部長)、肖克(因1958年反教條主義被免職，隻保留中央委員身份)、鄧華(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劉亞樓(時任空軍司令員)、王震(時任國務院農墾部部長)、肖華(時任總政副主任)、趙爾陸(時任一機部部長)、謝富治(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呂正操(時任鐵道部代部長兼解放軍總參謀部軍事交通部部長)等10人，以及候補中央委員上將楊得誌(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楊成武(時任防空軍司令員)、甘泗淇(時任總政副主任)、許世友(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張宗遜(時任副總參謀長)、韓先楚(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李濤(時任總參謀部第三部部長兼政治委員)、陳奇涵(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誌民(時任高等軍事學院政委)、蘇振華(時任海軍政委)、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閻紅彥(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洪學智(時任總後勤部部長)、宋時輪(時任軍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鍾期光(時任軍事學院政委)、周桓(時任任沈陽軍區政委)等18人，總共31名上將參加了八屆八中全會。
在全會上，上將們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原因與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批判有關。一方麵，他們和元帥們不同，元帥們和彭德懷有著相同輝煌的經曆，且是平級，相互之間說話比較隨意，而上將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在彭德懷手下長期浴血奮戰，和彭德懷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很難對彭德懷說三道四；另一方麵，上將們多是一線工作的具體執行者，執掌一方生殺大權的“諸侯”，發言具有代表性，特別是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出了“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話後，他們不得不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立場。因此，這次會議，上將們經受了一場政治與靈魂的考驗。
隨著歲月的流逝，那段曆史逐漸拂去了蒙在上麵的灰塵，上將們在會議上的情況也逐漸披露出來：要麽是一些上將在回望他們的革命生涯的時候，或多或少記錄下來了一些當時別樣的心情；要麽是那次會議的見證人，無意中記錄下了上將們的表現。從目前公開的資料來看，上將們在會議上主要有4種態度：一種是極度的同情，如和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共事過的誌願軍副司令員鄧華、洪學智，他們詳細記錄了自己的言行；二是同情卻被逼表態的，如韓先楚、楊得誌、楊勇、李誌民等，他們在回憶錄中或多或少地寫下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三是覺得出了口怨氣卻又深深不理解的，如在此前不久遭到彭德懷嚴厲批判的肖克，他也記下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四是對彭德懷進行嚴厲批判的，如黃永勝、蘇振華、肖華等人，這些記錄主要見諸於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
這次會議還改變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命運：有人被長期清理出了軍隊，有人獲得了升遷，有人很多年後還一直受到牽連……因此，不管從那個角度上說，廬山會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軍界的第一次公開分裂，對中國軍隊的建設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麵影響。
宋任窮在會上批判了彭德懷，鄧小平給他潑了一瓢涼水
宋任窮上廬山的時間是在7月14日，原來廬山會議預定是日結束，宋於此時上山是向彭德懷和聶榮臻匯報工作。此前7月4日，宋任窮將二機部黨組討論的蘇聯單方麵撕毀協議後可能遇到的情況，向在廬山參加會議的分管領導聶榮臻作了匯報，並提出了對原子能建設采取的方針和做法。聶帥讓宋等廬山會議快結束時，與劉傑、萬毅一起到廬山向他和彭德懷匯報。宋任窮等人14日趕到。
宋任窮一上廬山，原來準備結束的會議延期了，並一下由反“左”轉向反右。宋任窮由於當時存在著“左”的思想，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懷的看法，在會上作了批評彭德懷的發言。
廬山會議後，宋任窮同國務院另外幾位同誌一起到北京醫院去看望鄧小平，鄧因為腿受傷未能上廬山。鄧小平躺在床上，一條腿上了石膏，吊掛在床架上。宋任窮等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向他講了廬山會議後期批判彭德懷的一些情況，鄧小平沉思了一會兒說：“彭德懷同誌在曆史上是有功的，特別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鬥爭中都有很大的功勞，不論他有什麽錯誤，這些功勞都應當充分予以肯定。”鄧小平在批判彭德懷的調子越來越高的當時講的這番話，對彭德懷無疑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而對宋任窮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左”的思想，頭腦不夠清醒的人潑了一瓢冷水。
1980年4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又講到廬山會議，他說：“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在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這次錯誤的批判，宋任窮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這說明我覺悟不高，認識片麵，應當引以為戒，作自我批評。”
鄧華“假批判真保護”，被打成“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7月中下旬，身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接到參加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通知，便乘飛機匆匆飛往廬山。從8月3日起，全會分成3個大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與張一組)4人。鄧華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懷的那個組，因為鄧華是彭德懷任誌願軍司令員時的副司令員，按當時的邏輯就是“捆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對於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問題的揭發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懷申辯。鄧華心裏很不是滋味，從內心裏講，他是讚同彭德懷的觀點的，因為“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早已讓他憂心忡忡，他本來都已醞釀好準備在分組會上講一講這個方麵的問題。但是一邊倒的形勢，鄧華不得不避重就輕地說了幾句違心的話，但很快就招致一陣指責，說他的發言是“假批判，真保護”。
8月1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揭批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議上，鄧華和洪學智、萬毅、鍾偉等人被錯誤地劃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被迫交代“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也趁火打劫：“老實交代你跟彭德懷的黑關係！”“彭德懷愛罵人，許多人都罵到，就是沒罵過你，這是為什麽？”“你長期跟林總，卻是格格不入，為何一到朝鮮就跟彭一拍即合？”鄧華聽後輕蔑地說：“他罵你是因為你打皮絆，玩女人。我沒有男女作風錯誤，當然沒有挨罵。”台下哄堂大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林彪匯報時給鄧華和彭德懷的關係定了調：“鄧是彭的人。但是，鄧與彭是有區別的。”會後，撤銷了鄧華黨內外一切職務，退出軍界，並於1960年6月，發配到四川省擔任分管農業機械工作的副省長，從而開始了長達16年的副省長生涯。
洪學智會上一言不發，被趕出軍隊達17年之久
廬山會議召開期間，時任總後勤部部長、中央候補委員的洪學智正在西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資供應情況，因此一開始的會議他沒有參加。第二階段因為要公開批判彭德懷，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參加第二階段的會議。就這樣，洪學智上了廬山。
洪學智一到廬山，會務組先安排他聽了毛澤東的一個講話錄音，內容是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傾保守。對於這封信的看法，洪學智是這樣看待的：“彭總的信，我也看了，總覺得彭總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
洪學智感到彭總的信反映了真實情況，和他在路上的見聞差不多：他在廣東時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裏的莊稼熟了沒人割，人都大煉鋼鐵去了；為了大煉鋼鐵，連一些軍營裏的鬆樹都砍了，對此洪學智也有看法。因此，會上在討論彭德懷的信時，洪學智沒有說話。他是這樣解釋的：“說什麽呢？因為講真話不是時機，違心的話我絕不會說的，沒有事實根據隨便講不行。”
目前能查到的洪學智在廬山會議上的唯一一次談話是為彭德懷辯駁的。會上有一些人對批判彭德懷很“積極”，說“大躍進”怎麽怎麽好，彭德懷怎麽怎麽右傾，這等於火上澆油，使爭論越來越激烈。以後，又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裏通外國。這一點洪學智想不通。他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準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他怎麽能裏通外國呢？”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接著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揭發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上，有人把洪學智也給扯了進去，讓他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說什麽總後是彭德懷的“黑窩子”，彭德懷和洪學智不是一般關係，對他進行批判。
聽到這樣的責難，洪學智哭笑不得，有口難辯。他對彭德懷曆史上的情況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戰爭時他們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結下了革命情誼。這是很正常的關係，有什麽可揭露的？在這次會上，對他的所謂揭發批判，主要是圍繞以下3件事：
一是說洪學智當總後勤部部長與彭德懷有關。這件事情有一個背景，誌願軍成立後勤司令部時，洪學智提出回國後不再幹後勤工作。彭德懷回國前對洪學智說過“回國後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跑不了你還得幹後勤”，結果成了他的一條罪狀。當時，洪學智心裏真是不服氣。他當總後勤部部長是軍委集體討論、毛澤東任命的，怎麽能說是彭德懷許的願的呢？但沒人聽他申述，申述也沒用，反而說你態度不好或不認識自己的問題。
第二件事，在朝鮮打第五次戰役前研究作戰方案時，彭德懷問這次戰役該怎麽打，洪學智建議把敵人放進來打，但沒被采納。不幸的是，第五次戰役中誌願軍60軍及180師幾乎全軍覆沒。彭德懷後來在總結時說過“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采納”的話，被人說彭德懷器重洪學智。
第三件事是朝鮮給彭德懷授勳之後，彭德懷在一次誌願軍黨委會上說過“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大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的話。有人就說你看彭德懷多麽器重你洪學智，連朝鮮授予的勳章都想讓給你。
這次批判會的結果，就是在彭德懷被撤了國防部長職務之後的1959年10月，洪學智也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吉林省當農業機械廳廳長、重工業廳廳長、石油化工局局長等職，一待就是17年！但不管怎麽艱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開會批鬥洪學智時，讓他揭發彭德懷的問題，他還是堅持自己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觀點：“我跟彭德懷在朝鮮戰場幾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麽問題。”當然，他免不了又要受一頓皮肉之苦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那時洪學智還遠在東北；2006年11月20日，洪學智在北京逝世。1959年以後的47年，他們再也沒能見麵。
韓先楚說：“娘賣X的，這仗沒法打！”
韓先楚是1959年7月28日上廬山的，和他一起上廬山的還有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上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
韓先楚所在的華東組組長柯慶施曾問別人：“老韓這個人怎麽樣？”回答：“是個好人，就是有點右。”有好心人就提醒韓先楚：“老韓呀，三十六計，少說為妙。”有人見到韓先楚每天晚飯後都有散步的習慣，就提醒他說：“老韓啊，小心點，別碰上了。”盡管有人提醒，盡管中央事先已經定調，但是韓先楚對批判彭德懷還是不理解。據楊得誌上將回憶：“有幾次晚飯後，我們三人在一起散步，交換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心裏很憂慮。先楚的話語尖銳，心中的不平溢於言表。”
一天，韓先楚作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去看望了彭德懷和黃克誠。他是先看望了彭德懷，又看望了總參謀長黃克誠，前後有個數來小時。彭黃二人送到門口，韓先楚道聲“保重”，麵色凝重。走到路上，回到住處，韓先楚都一聲不吭，就是鐵青著臉吸煙。秘書夏承祖離開房間時，聽到裏麵傳出一句：“娘賣×的，這叫什麽事？”沒有人知道韓先楚與彭德懷、黃克誠談了些什麽。
有人見韓先楚去看了彭德懷和黃克誠，就對他說：“老韓呀，人家躲都怕躲不及呢，你倒找上門去，這不是往槍口上撞嗎？”韓先楚回答說：“革命幾十年，犯錯誤難免，怎麽能反黨？沒有道理嘛，瞎搞嘛。”停了一會兒，他悠悠地說道：“不要人一倒黴就鬼都不敢上門。”
在要求對彭德懷事件進行表態的時候，韓先楚自然也不能例外。秘書夏承祖拿著筆，看著他一支一支地吸煙，在地上轉著圈兒自言自語：彭老總跟毛主席30多年了，能打仗，又正直、爽快、敢說話，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轉了很長時間，韓先楚拍拍腦袋嘟囔道：“娘賣×的，這仗沒法打！”話音剛落，突然叫了起來：有了，這個人愛罵人，有時誰都敢罵，什麽話都敢罵，這個可以算一條。秘書趕緊記錄，記完了又沒有下文了。熬到下半夜，韓先楚說：“算了，先聽聽別人怎麽說再說吧，反正咱們也不急著發言。”
輪到黃克誠了，韓先楚邊吸煙邊轉圈邊說：“我們這些人誰見過張國燾什麽樣兒？憑什麽說我們是‘張國燾殘餘’？張紹東、蘭國慶這兩個敗類帶人跑了，我們就都成了不可靠分子，你說氣人不氣人？不過這也不能全怪黃總長，他初來乍到，不了解情況，那時那人有時還真不好說，誰能想到張紹東會逃跑呀？我這個人也好感情用事，得理不讓人，有時不太尊重領導。”停了會兒，他又說：“這幾年我看明白了，黃總長這個人挺公道、正派，講原則，不搞鬼……”見秘書一個字沒有記，他搖搖頭，歎口氣說：“這仗沒法打，還是看看別人怎麽打再說吧。”
韓先楚的在廬山上的仗雖然難打，但總算是打“勝”了，作為彭德懷抗美援朝戰場上的3個副手之一，隻有韓先楚沒有被打倒，繼續留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然而，在福建省委擴大會議上，有人主張傳達中央批判“彭黃反黨集團”的精神之前，先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大家討論閱讀。韓先楚聽說後，立即表示不要這樣做，不可用釣魚的辦法對待同誌。但他的勸阻沒用，還是印發下去了，結果許多人不明底細，討論中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正確，結果可想而知。
一年以後，在軍區召開的黨委擴大會議上，為繼續肅清“彭黃反黨集團”影響，大家對照檢查工作，開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這次會議上，韓先楚終於沒能逃過一劫。有人指著他的鼻子說：“你是彭、黃漏網分子，必須徹底檢查交代。”這個論調一出來，軍區黨委擴大會就越開越大，不僅人員增加，會期限也從一個月擴大到了56天，規模則從部隊擴大到了地方，讓韓先楚百口難辯。後來，林彪出來說了一句話：“韓先楚的錯誤要堅決地批，同時又要堅決地保護、使用。”直到這個時候，韓先楚的心才算落了地，“彭黃漏網分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肖克心情很複雜，既出了口怨氣又很難過
召開廬山會議時，身為中央委員的肖克上將沒有任何行政職務。因為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時為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肖克被批判為教條主義的代表，撤銷了他一切職務，聽候安排。身為農墾部部長的王震上將邀請肖克到黑龍江修水庫，肖克覺得反正無事可幹，就答應了。當他正準備起程的時候，接到了參加廬山會議的通知。
肖克在這次會上具體說了什麽不得而知，但是他自己說：“批判彭德懷使我出了口怨氣！”
肖克為什麽會對彭德懷有怨氣呢？因為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時，彭德懷是國防部長，肖克是訓練總監部部長，倆人在關於軍隊建設的思路上產生了分歧。肖克由於對彭德懷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否定性評價以及彭在一篇征求意見的文章中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提法的不讚同，就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但是這封信後來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肖克期間，彭德懷對訓練總監部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無奈之下，肖克隻好違心地作了檢討才勉強過關。廬山會議上，看到才批判完自己兩個月(軍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959年5月)後，彭德懷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肖克覺得很解氣。後來肖克才知道，他的問題之所以會上升到教條主義的程度，是出於林彪的說法。
另一方麵，可能由於感同身受的原因，肖克對黨內這種批來鬥去的局麵感到很難過，特別是廬山會議後的軍委擴大會議，在批彭德懷的過程中，又把矛頭對準了朱德，林彪汙蔑朱德從來都沒有當過總司令。肖克當時難以抑製自己心中的氣憤。他在回憶錄中說：“我知道，林彪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編造謊言，而黨的會議，卻允許這種不正常的做法肆行！”
肖克對彭德懷的理解和寬恕是以後的事情。文革結束以後，當彭德懷的侄子代彭向肖克道歉時，轉達了彭德懷的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聽到這話，肖克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其實，我早就對老人家沒有氣了。”
張愛萍說：“是我把彭老總給害了！”
廬山會議第一階段召開時，時任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上將正和洪學智上將一樣，代表總參在西藏組織平叛工作。平叛結束後，回到成都已經是7月中旬。到了成都的當天晚上，張愛萍就接到了軍委辦公廳的電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張愛萍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覺得去了無非是舉舉手，沒有啥意思，於是打電話給在北京主持工作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說平叛工作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克誠當時同意了。但是當天晚上11點左右，黃克誠又打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了不能請假。就這樣，張愛萍從成都回到北京。
張愛萍在北京又待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隻剩下陳錫聯、楊勇和張愛萍。於是3人決定乘一架飛機走。張、陳、楊上山的時間是8月1日。上山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這個消息，讓3位上將目瞪口呆！
在這次會議上張愛萍也不例外，作了違心的發言，對彭德懷提出了批評。他說：“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務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的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誌，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返回北京的時候，時任總參作戰部部長的王尚榮找到張愛萍，對他說：“飛機不好安排，都不願意和彭老總一架飛機。”張愛萍說：“這種事不好勉強，都上前兩架吧，彭和工作人員安排在後一架上，我們就陪他一下吧。”就這樣，張愛萍成了唯一一個陪著彭德懷下廬山的上將。飛機到濟南時，天氣不好，停留了一會兒。張愛萍和彭德懷麵對麵地坐著，不知該說些什麽，沉默了一路。
在回家的車上，張愛萍對來迎接他的愛人說：“出大事了……是我把彭老總給害了！”原來，1958年炮擊金門時，張愛萍從福建連城下飛機，到上杭、龍岩、漳州，看到樹都砍光了，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煉鐵的爐子，亂七八糟的，到建甌、建陽，又是到處殺雞宰牛的，說是要進入共產主義了。回到北京以後，張愛萍向彭德懷匯報完，閑談中說起一路的情況。張愛萍說：“共產主義怎麽能這麽實現呢？”上了廬山以後，張愛萍拿到那份“萬言書”，發現彭老總反映的許多問題和自己看到的情況是一致的，因此他自責，覺得不該對彭老總講自己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李銳記錄中的上將(一)：楊勇、李誌民、王震
李銳是廬山會議的當事人，也是這段曆史的重要見證者，他寫的《廬山會議實錄》是研究廬山會議的重要史料。在這本書中，他記錄了為數不多的幾位上將的部分言行，其中有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高等軍事學院政委李誌民、國務院農墾部部長王震。
楊勇說：“我8月1日下午才上山。從小參加革命、參加軍隊，就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對他的思想、工作作風是有意見的。他經常罵人，我在團裏工作時，挨過兩次罵。他同我們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麽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去年軍委擴大會議，我指名貼了他的大字報，可是他後來表示，楊勇提意見是善意的。我認為彭德懷有兩大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為功勞大。”關於大躍進的看法，楊勇以下意見當時有代表性：大躍進同打仗的道理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勝仗越大，傷亡也相對增大。如果對大躍進一大堆批評，對勇敢作戰部隊扣一大堆帽子，這就會瓦解士氣，沒有人再勇敢作戰了。
李誌民是在8月7日的小組會上發言的。他說：“認識彭德懷30年了，在他直接領導下有16年。過去對他總的印象是好的，有感情，也有些迷信。以往總是優點看得多，缺點看得少。即令看到一些缺點，也隻是認為主要是領導方式簡單生硬，主觀傲慢，以及工作上有些保守。1930年過贛江，三軍團軍師級幹部抵觸情緒嚴重，公開發表反對過江的言論，當時有分裂危險。不過最後彭德懷同誌講了話，執行了過江的決定。這一次不參加會議，憑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覺，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的。”
王震在發言中說：“彭德懷是有功勞的，在解放戰爭西北戰場時期，他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認他是一個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李銳記錄中的上將(二)：肖華、蘇振華、黃永勝
在李銳的記錄中，還記錄了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上將、海軍政委蘇振華上將以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上將的零星發言，和前麵不同的是，在李銳的回憶錄中，這3個人無疑是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
在李井泉批評彭德懷的時候，肖華插話說：“他是敢於暴露人家，不暴露自己，兩麵手法。”當蘇振華發言說彭德懷認為時機到了，乘機向黨進攻時，肖華也有過一段插話，說：“他這也是‘拿來主義’。這次是總暴露，沒有意見書，他這次還可能溜掉的……直到現在，我們軍隊裏還有一些人怕鬼，怕將來工作不好做，怕抓小辮子。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麵前還怕鬼，是值得注意的。怕什麽？有鬼就捉它嘛。”8月9日，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肖華說：“彭德懷同誌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黃永勝在8月4日下午的小組會上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內容就是揭發彭德懷在軍隊係統的錯誤，包括“軍閥主義”、“目中無人”、“個人主義”等。黃永勝說：“從曆史上看，我對他能夠徹底改正錯誤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彭德懷同誌曆次錯誤都沒有下決心改正，直到這次會議，他於8月3日上午在西北小組發言中隻承認4個錯誤，其他各次路線錯誤一字未提。這次也有可能同以往一樣，看形勢不對，就隱蔽退卻，待機再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另外，洛甫同誌的發言惡毒極了。他不僅把彭德懷同誌的反黨綱領更有係統地加以發揮，特別是把毛澤東同誌的很多話加以歪曲，拿來攻擊毛澤東同誌。洛甫同誌應該捫心自問，你對中國革命做了多少好事？我看好事做得不多，壞事倒做得不少。你對黨、對人民欠下了很多的債。”
蘇振華上將也是在8月4日發言的。他總結了4個特點：“這次以彭德懷同誌為主帥、張聞天同誌為副帥發動的向黨的猖狂進攻和分裂黨的活動，我認為有這麽幾個特點：(1)軍人掛帥，文人當軍師，明目張膽地發表反黨的政治綱領；(2)鋒芒是直接對著黨的總路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3)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重新結合，卷土重來，但主帥是經驗主義者；(4)選擇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也就是在黨遇到暫時的、局部的困難的時候，進行反黨分裂活動。”
蘇振華還說：“彭德懷同誌長期把自己裝成一個君子，在軍隊和部分群眾中是有一定影響的；同時，黨的威信、毛澤東同誌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徹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質，不把他偽君子的畫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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