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曆史
江西共大，全稱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現江西農大)。1958年創辦，1980年改製，它存在的20多年間，曾創下開辦108所分校的紀錄，有20多萬畢業生。
在江西，它是一代人集體記憶的凝結。
共大誕生
“江西共大非常了不起，是貧苦孩子的學校。它招收農村孩子上學，普及了農村教育，為國家減少大批資金投入，而且培養出的人能文能武。共大教學生科學種田，有錯嗎?”對於共大存在的種種議論，現年66歲的江西農業大學老教授柳誌慎有些激動。
18歲上共大的他很多人生經曆都與共大有關，對於共大，柳誌慎有自己對共大的理解。“我們不能和清華北大這樣的大學比，他們是一種辦學體製，我們是另一種辦學體製，性質不同，培養的方式也不一樣，但有一條，共大是為社會服務的。”他認為共大離開不開當時的國情和曆史環境，對於共大的評價也應該放在一定的曆史階段看。
柳誌慎所說的特定國情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時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共大這種專門為農村培養人才的學校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除了特殊的國情，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
1957年，幹部上山下鄉熱潮湧動，全國各地建起了墾殖場。以江西為例，僅在1957年冬天，江西省委就動員和派遣了5萬幹部上山下鄉，開發山區，建設山區。柳誌慎說：“如果沒有墾殖場的基礎，共大很難辦起來。”在當時，江西一些墾殖場針對農民文化低、掌握技術困難的情況，還辦起了技校。
1958年5月，從中央下放江西擔任副省長兼農墾廳廳長的汪東興在北京參加會議時看
望毛主席，匯報了江西各地墾殖場興辦農林技術學校的情況。對農村和農民情有獨鍾的毛主席很感興趣，作出了“你回去與邵式平省長商量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指示。
回到江西，汪東興與曾留學蘇聯的邵式平商量時談到那所鄧小平、蔣經國等兩黨精英同學過的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邵省長說，“我看江西也可以辦勞動大學。”於是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關於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的決定》：“為培養共產主義……又紅又專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學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設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新山區……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總校和分校。”不久後定名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郊梅嶺的共大總校、在全省遍地開花的30所共大分校，同時宣告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正式成立；時任江西省副省長兼共大總校黨委書記汪東興主持開學典禮，省委書記兼共大總校校長劉俊秀作了《為一座新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誕生而歡呼》的報告，第二天的《江西日報》發表了《祝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開學》的社論，當時報道共大總校、分校共有學生1．1萬名，其中工農及其子女占92．7％，被譽為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新型大學。
盡管共大分校的誕生被認為是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一哄而起”的共大分校難免會陷入教學質量低劣的誤區，但因共大而蓬勃發展起來的林場、農場卻是不爭的事實。據1959年1月底不完全統計，共大全省各校辦農場有66個、林場40個、工廠243個，學校經營的耕地麵積4．275萬畝，半年總收入427萬餘元。
1961年，共大創辦三周年時，毛主席親自提筆，給共大寫了一封賀信，就是著名的《七三○指示》。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讚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好的。”
共大學什麽?
在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下，1961年後，共大儼然己成了教育界的一麵旗幟。在其影響越來越大時，省外一些學生也紛紛走進共大。柳誌慎就是在1961年從上海來的高中生，據他講，那年代從上海來的初高中生就有數幹人，除了上海，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學生也紛紛前來。“祖國需要，我們就去哪裏”，柳誌慎說，他們那時多半有些理想主義。來江西後他們安營在廣大農村，其中有很多人都被安排到共大分校，“也有一些人吃不了苦跑回去了。”
從1958年到1961年，共大的辦學模式和招生製度開始慢慢轉變，共大總校那時己開始在全國實行統一招生，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學生可進入共大總校學習。其它各分校則視實際情況招生，並實現“分級辦學”的原則，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學生一般會安排在地方分校。
曾經在共大廬山分校擔任農學係的老師陳盛鐸認為共大教學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材施教、分班教學，“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分班很重要。”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招收一定文化程度的適齡青年，沒有任何知識文化的文盲也可以進入共大分校學習，“文盲一般進入共大分校的預科班，在學校兩年的基礎知識後才可以到共大的具體專業。”
共大開設的專業主要分為農、林、畜牧獸醫、工業、農機、會計等專業。由於實行半工半讀的製度，幾年時間裏，總校和各個分校開墾出了大批的農場和林場，為學校提供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基地，也使學校有了辦學經費的來源，同時還為學生自給自足的生產打下基礎。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總校，分校中如廬山分校、雲山分校的實驗和教學設備在當時也算全國一流。
柳誌慎作為上海重點高中的畢業生，進入了共大總校學習農業畜牧業專業。柳誌慎記得自己讀書時，除了學費免收，學校每月還會發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回憶：“共大實行的半工半讀的機製，但這並不意味著上半天課做半天事，課程和勞動會有相應的安排，比如說雙搶季節勞動實踐會多一點，農閑時理論基礎課則會多一點。”
在江西農大的校史館裏，至今都保存了一張“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課程配當表”。
由於共大分校的增長速度迅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質量。據了解，共大總校的教師水平在大專以上，其它分校的教師則有些差參不齊，有的隻上過初高中。陳盛鐸說，因為師資不足，一些分校還把共大學生送到總校培訓。
而共大總校也根據需要培養農村老師。柳誌慎說，共大的教學是緊緊圍繞為農民和農村服務的，“農村學校的老師缺少時，共大就辦起了為農村培養老師的專業。”共大的學製是大專，一般讀完三年後學生即可畢業。
從最早開始，共大的辦學思想就是為農村建設出力，因此有“哪裏來哪裏去”、“社來社去”的口號。在全省上百所的共大中，除了共大總校和少數幾所分校包分配外，其它分校畢業生都回到農村，這為當時落後地區的農村輸送了大批的人才，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農村建設的骨幹力量，陳盛鐸說共大畢業生裏也有不少人成為農村基層幹部、供銷社主任。事實上，江西各地方的農業部、林業部等部門的負責人大多都是從共大畢業。陳盛鐸所在的廬山區，六、七十年代當地大部分會計都是從共大廬山分校畢業，“當然也有些學生不好學，回到農村後一直當農民。”
在共大總校，一些共大畢業生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地方分校。柳誌慎就是其一，他曾在農村走訪，他說：“共大培養的學生都是頂呱呱的，特別適應農村，也特別受農民兄弟歡迎。”
1964年，江西共大的分校達到曆史最高峰，各地開辦的分校達到108所，在高等教育低落的情況下，那一年共大在校生人數有5萬之多，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國家領導人對共大的辦學模式也給予各種關注，朱德還親自把自己的侄子朱俊書送到共大總校學習。8月1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熱情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讀的好形式。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共大也是一所階級特色鮮明的大學，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入共大。據陳盛鐸介紹，進入共大必須要有地方政府或公社出具的介紹信，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政審”過不了關則被拒之於門外。但事情也不是那麽絕對，陳盛鐸說當時他就教過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而且他們更用功，他說：“隻要有介紹信，共大都會接收，不管是哪類的學生。”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教師紛紛被打倒，一些教授住進了牛棚，全國各地學校搞大串聯，共大總校也一樣。據柳誌慎說，共大各分校學生因為要保證地不能荒，所以有些人堅守了崗位，“保證糧食供應這在當時不簡單。”
據農大校史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58年到1980年，共大畢業的學生有21萬餘人，其中總校畢業生為10563人，分校為202966人。
共大與《決裂》
說到共大，不得不提起一部著名的電影，那就是《決裂》。70年代這部電影曾風靡全國，很多人也是通過這部電影認識了共大。
湯普森?波德維爾所著的《世界電影史》對這部電影作了重點推介，並這樣介紹：《決裂》是一部關於一所農業大學的極具戲劇性的影片，它極好地圖解了毛澤東的思想。
或許從影片製作時起，《決裂》就蒙上了一層意識形態的麵紗。這部影片在粉碎“四人幫”後因“鬥走資派”的戲而被定為“陰謀電影”和“毒草”。
這部電影在拍攝時，柳誌慎正擔任共大總校教務處的老師，他被派去協助拍攝該片。如果用現在的話說，柳誌慎就是“電影顧問”，對於這部電影的拍攝經曆，他更加清楚。
據介紹，《決裂》劇本是由江西共大總校的幹部胡春潮和江西省文化局幹部周傑創作，他們根據共大的創辦過程和辦學方向，用電影文學的形式，講述了一個“抗大”式農業大學。
1973年，該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投拍，並且還是一個政治任務，從對選角的重視也可略見一斑。影片的主角都是那個時代的“當紅明星”，有著“滿身勞動人民氣質”的著名影星郭振清和靠《戰火中的青春》一舉成名的王蘇婭分別擔任男女一號，還有那個“在課堂上，不講江西水牛，隻講非洲斑馬和馬尾巴功能”的教務主任孫子清，由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
“他們三個人在江西拍這部戲時，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柳誌慎介紹，這部電影的拍攝地點先後設在南城共大分校和蓮花共大分校，攝影棚就是共大的校舍和農場。“附近的村民都跑來看，派出所還出動了一卡車的人到現場維持秩序。”
電影在江西拍了半年，但內容大多是共大分校的，柳誌慎提議影片應該加入一些總校的元素，於是導演在後期補拍了共大總校科學實驗、現場教學等片場。
柳誌慎認為這部電影前半部分能夠很好地反映了共大辦學的方法和精神，也是共大的事實，但是電影到北京後被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作了“內頁處理”，於是就有了後來政治意味頗濃的戲份。柳誌慎回憶說當時共大黨委還給電影提了十條意見，但這些都沒有采納，說到這裏，柳誌慎有些遺憾。
1975年，電影上映，得到了全國觀眾的響應，片中插曲“滿山的翠竹青又青，滿山的杉樹根連根，新型的大學辦的好，它和工農心連心”在觀眾中迅速傳唱，還有葛存壯那段關於“馬尾巴功能”的戲劇性表演也廣為流傳。
後人這樣評價《決裂》和“決裂”的時代：在那個“再批走資派”的1975年，電影強調突出“辦學方法”之爭的戲劇矛盾，結果使《決裂》披上非常濃厚的政治鬥爭色彩，就連片名“決裂”的火藥味也十足。粉碎四人幫後，《決裂》被打成陰謀電影，導演李文化也遭到停職檢查，直到他拍攝的電影《淚痕》獲獎才算為自己洗過罪名。
2005年，郭振清去世。盡管當年的政治恩怨早已淡去，但仍有媒體說：好人一個，可惜錯演了一部電影。媒體所指的就是郭振清主演的《決裂》。事實上，不為人所知的是，郭振清生前曾公開宣稱，《決裂》是他表演的高峰，演龍國正這個角色是經過生活體驗，采訪過很多大學生變質的實例的。郭振清對《決裂》做過這樣評述：“我一生兩部戲看得很重，一是《平原遊擊隊》，二是《決裂》。用今天的眼光看待曆史，影片表現的過去那一段是扭曲了，但是，像共大這樣的辦學精神是永恒的，共大這樣的農業學校，為廣大農民子弟學習文化知識提供了條件，是十分實際的，這樣的學校，今後還應該辦下去。”
世間還有一所共大
江西共大也許並未如郭振清所願，風風火火的共大事業到1980年後就基本銷聲匿跡了。
官方的資料這樣介紹：文革結束後，江西共大在新的曆史時期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發展也很快，並引起國內外更廣泛的關注。1978年江西共大還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1980年11月，經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批準，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原各個分校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相繼更名，有的取消或歸並其它學校。比如，共大時期較好的兩所分校雲山分校和廬山分校分別變成了今天的江西墾殖學校和九江師專。
盡管共大已經不存在，但當時它的辦學思想和理念以及在辦學過程所體現的不畏艱難的探索精神，還是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共大，曾經有86個國家地區的549批外國朋友共計7469人到共大學校訪問考察。美國學者蘇珊?佩在考察共大時說“共大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富有創造性和具有鮮明特色的大學，世界不少國家對於江西共大半工半讀的經驗比較欣賞，覺得很有參考價值。”他與另一位澳大利亞學者約翰?柯萊威利合作，寫出了對江西共大研究的專著，流傳於世。
一位教育專家說：江西共大是一塊獨特人文曆史價值的校牌，可謂意義非凡，對於校牌的丟失，他用了“無不愚蠢”四個字評價。
目前，江西還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學校，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所堅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當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此前，該校一直位於婺源的鄣公山，2005年，它由鄣公山搬遷到婺源縣城，並把當地的師範專修學校和衛校合並。
鄣公山共大現任校長的林春說，“自1980年共大總校改名後，我們沒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說不辦或者不能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個校名。”至於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歸結於“多半是他們覺得共大這個名字土”。
目前，鄣公山共大辦學方向依然麵向農村，招收比較貧困的農民子弟子女入學，向農民普及文化科學。但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模式已等同於職業中專，它學製為三年，主要分為農學、機電、電子電器、電焊等專業，也實行半工半讀的辦學機製，某種意義上說，它保留了共大的一些“印記”。
今年七月，有300多人從鄣公山共大畢業，目前學校還有900多人在讀，對於婺源這個縣城而言，這類的職教規模在當地已經算是很大。林春說，這些學生主要來自婺源農村及周邊縣，“有些農民工覺得外麵不好混，也到這裏學點技術”。
對於鄣公山共大辦學遇到的困難，林春說：“我覺得我們共大的困難不能說是鄣公山共大特有的困難，應該是全國所有職業教育學校都存在的困難。”
幾年前，鄣公山共大對招生還會設置了一定的門檻，但現在已把門檻完全取消了，“不管多少分，我們都一律錄取，這也是為了給他們一個生存的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要吃飯啊。”說到這時，林春有些感慨。目睹不少農村孩子失學所麵臨的困難，林春把目前鄣公山共大所實行的教育稱為“吃飯教育”。
現在鄣公山共大的學費是每年1500元，這對學校的教學經費顯然是杯水車薪。“850元的學費再加650元的住宿費，相對其它民辦職業教育學校也是比較低的。”而近幾年，國家實行職業教育補助，婺源鄣公山共大的學生現在每年也可以獲得1500元的國家職業教育補助。林春說，“這樣算起來，我們實行半工半讀，不要老百姓一分錢。”
林春在鄣公山共大擔任校長已經8年，他認為鄣公山共大的生存已不容樂觀。據他說，這所隸屬政府的“大學”，目前隻能靠財政撥款生存，根本談不上任何其它職教所謂的“盈利”。
“老師的工資由政府全額承擔，但是這些老師大多是基礎課的老師，遠遠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的需求，”林春說：“畢竟我們把學生招進來，總要學點東西，不能什麽都不讓他們學到啊。”他認為學校更應該重視技能培訓這塊，而現在政府重視的隻是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
共大的遺產
從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現實來看，這所唯一的共大已經失去了當年共大的意義，盡管它在努力繼續共大的遺產，如免費入學、麵向農村等，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前行的步伐越來越難。
實際上，早在1980年，共大的改製與消失已經是曆史必然。除了政治環境變化的因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80年代中國已經逐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道路邁進，意識形態的轉變更加劇這一步伐。
共大，這所在農業大國時代建立並為農村輸送人才的學校顯然已經不符合工業化現代化的需求，它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加上全國恢複高考後，耽擱了十幾年的大學教育步入正軌，大學開始扮演農轉非、鯉魚躍龍門的跳板。共大，無論是有多麽深厚的基礎和輝煌往事，再也無法對於廣大農村學生產生吸引力。
今年，時值共大創辦50周年，網絡有不少對共大的懷念和討論的聲音。50年前，共大創辦時，毛主席說了一句公道話“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這算是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教育所懷有的一種樸素感情。
麵對今天的教育現狀，我們或許會有些沉重，正是因為大學教育產業化、學費飆升、大學生就業難等現實讓人想起這所寄托國人“樸素感情”的大學。
有學者撰文稱共大是中國教育的烏托邦，並把共大教育升華為“教育公平”的典範，當然，這也並不符合邏輯和共大的實情。
在反右和文革期間，共大並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上的，很多出身右派的學生、黑五類學生被拒之共大門外。單從這點看，共大就具有強烈的階級色彩，“讓貧困農村孩子上學”的口號不能掩飾它的階級色彩。
北京的江西籍自由撰稿人何季民說：共大的教育公平，是特殊時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但是，教育公平，永遠是全社會應當追求的，讓窮人能讀上書，從來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何季民曾對共大寫過一篇文章《教育公平說共大》，裏麵他這樣寫道：毛主席那句“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公道話，卻還讓我們追求並思考共產主義這個人類最原始而又終極的理想，“教育公平”幾乎是曆代中國人的夢寐，如今要實現“教育公平”，不但在農村還要在城裏，這一架理想的天平，應當怎樣地傾斜昵?
除此之外，作為一所特殊時代特殊國情下的大學，共大還是有著其它意義。至少在文革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幾乎中斷的情況下，共大仍然走出了十幾萬的畢業生，為農村建設輸送了大批的實踐能力強的人才。
另外，半工半讀、注重實踐、免費入學等等對今天的大學教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有人曾這樣說：共大過去的經驗和現在大學的做法，兩者是否可以合二為一加以考慮，取其良者，找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發展思路來呢?
對於共大，身為江西人的何季民先生最後這樣說：共大是一份曆史文化遺產，應當有所保存。江西在全國沒有太多有影響的遺產，共大卻是一個，正反兩方麵無論何時都可以做出好文章，扔掉“共大”的牌子，確實是非常愚蠢的!
摘自《大江周刊 城市生活》2008/12
江西共大，全稱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現江西農大)。1958年創辦，1980年改製，它存在的20多年間，曾創下開辦108所分校的紀錄，有20多萬畢業生。
在江西，它是一代人集體記憶的凝結。
共大誕生
“江西共大非常了不起，是貧苦孩子的學校。它招收農村孩子上學，普及了農村教育，為國家減少大批資金投入，而且培養出的人能文能武。共大教學生科學種田，有錯嗎?”對於共大存在的種種議論，現年66歲的江西農業大學老教授柳誌慎有些激動。
18歲上共大的他很多人生經曆都與共大有關，對於共大，柳誌慎有自己對共大的理解。“我們不能和清華北大這樣的大學比，他們是一種辦學體製，我們是另一種辦學體製，性質不同，培養的方式也不一樣，但有一條，共大是為社會服務的。”他認為共大離開不開當時的國情和曆史環境，對於共大的評價也應該放在一定的曆史階段看。
柳誌慎所說的特定國情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時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共大這種專門為農村培養人才的學校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除了特殊的國情，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
1957年，幹部上山下鄉熱潮湧動，全國各地建起了墾殖場。以江西為例，僅在1957年冬天，江西省委就動員和派遣了5萬幹部上山下鄉，開發山區，建設山區。柳誌慎說：“如果沒有墾殖場的基礎，共大很難辦起來。”在當時，江西一些墾殖場針對農民文化低、掌握技術困難的情況，還辦起了技校。
1958年5月，從中央下放江西擔任副省長兼農墾廳廳長的汪東興在北京參加會議時看
望毛主席，匯報了江西各地墾殖場興辦農林技術學校的情況。對農村和農民情有獨鍾的毛主席很感興趣，作出了“你回去與邵式平省長商量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指示。
回到江西，汪東興與曾留學蘇聯的邵式平商量時談到那所鄧小平、蔣經國等兩黨精英同學過的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邵省長說，“我看江西也可以辦勞動大學。”於是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關於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的決定》：“為培養共產主義……又紅又專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學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設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新山區……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總校和分校。”不久後定名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郊梅嶺的共大總校、在全省遍地開花的30所共大分校，同時宣告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正式成立；時任江西省副省長兼共大總校黨委書記汪東興主持開學典禮，省委書記兼共大總校校長劉俊秀作了《為一座新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誕生而歡呼》的報告，第二天的《江西日報》發表了《祝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開學》的社論，當時報道共大總校、分校共有學生1．1萬名，其中工農及其子女占92．7％，被譽為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新型大學。
盡管共大分校的誕生被認為是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一哄而起”的共大分校難免會陷入教學質量低劣的誤區，但因共大而蓬勃發展起來的林場、農場卻是不爭的事實。據1959年1月底不完全統計，共大全省各校辦農場有66個、林場40個、工廠243個，學校經營的耕地麵積4．275萬畝，半年總收入427萬餘元。
1961年，共大創辦三周年時，毛主席親自提筆，給共大寫了一封賀信，就是著名的《七三○指示》。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讚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好的。”
共大學什麽?
在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下，1961年後，共大儼然己成了教育界的一麵旗幟。在其影響越來越大時，省外一些學生也紛紛走進共大。柳誌慎就是在1961年從上海來的高中生，據他講，那年代從上海來的初高中生就有數幹人，除了上海，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學生也紛紛前來。“祖國需要，我們就去哪裏”，柳誌慎說，他們那時多半有些理想主義。來江西後他們安營在廣大農村，其中有很多人都被安排到共大分校，“也有一些人吃不了苦跑回去了。”
從1958年到1961年，共大的辦學模式和招生製度開始慢慢轉變，共大總校那時己開始在全國實行統一招生，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學生可進入共大總校學習。其它各分校則視實際情況招生，並實現“分級辦學”的原則，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學生一般會安排在地方分校。
曾經在共大廬山分校擔任農學係的老師陳盛鐸認為共大教學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材施教、分班教學，“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分班很重要。”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招收一定文化程度的適齡青年，沒有任何知識文化的文盲也可以進入共大分校學習，“文盲一般進入共大分校的預科班，在學校兩年的基礎知識後才可以到共大的具體專業。”
共大開設的專業主要分為農、林、畜牧獸醫、工業、農機、會計等專業。由於實行半工半讀的製度，幾年時間裏，總校和各個分校開墾出了大批的農場和林場，為學校提供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基地，也使學校有了辦學經費的來源，同時還為學生自給自足的生產打下基礎。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總校，分校中如廬山分校、雲山分校的實驗和教學設備在當時也算全國一流。
柳誌慎作為上海重點高中的畢業生，進入了共大總校學習農業畜牧業專業。柳誌慎記得自己讀書時，除了學費免收，學校每月還會發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回憶：“共大實行的半工半讀的機製，但這並不意味著上半天課做半天事，課程和勞動會有相應的安排，比如說雙搶季節勞動實踐會多一點，農閑時理論基礎課則會多一點。”
在江西農大的校史館裏，至今都保存了一張“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課程配當表”。
由於共大分校的增長速度迅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質量。據了解，共大總校的教師水平在大專以上，其它分校的教師則有些差參不齊，有的隻上過初高中。陳盛鐸說，因為師資不足，一些分校還把共大學生送到總校培訓。
而共大總校也根據需要培養農村老師。柳誌慎說，共大的教學是緊緊圍繞為農民和農村服務的，“農村學校的老師缺少時，共大就辦起了為農村培養老師的專業。”共大的學製是大專，一般讀完三年後學生即可畢業。
從最早開始，共大的辦學思想就是為農村建設出力，因此有“哪裏來哪裏去”、“社來社去”的口號。在全省上百所的共大中，除了共大總校和少數幾所分校包分配外，其它分校畢業生都回到農村，這為當時落後地區的農村輸送了大批的人才，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農村建設的骨幹力量，陳盛鐸說共大畢業生裏也有不少人成為農村基層幹部、供銷社主任。事實上，江西各地方的農業部、林業部等部門的負責人大多都是從共大畢業。陳盛鐸所在的廬山區，六、七十年代當地大部分會計都是從共大廬山分校畢業，“當然也有些學生不好學，回到農村後一直當農民。”
在共大總校，一些共大畢業生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地方分校。柳誌慎就是其一，他曾在農村走訪，他說：“共大培養的學生都是頂呱呱的，特別適應農村，也特別受農民兄弟歡迎。”
1964年，江西共大的分校達到曆史最高峰，各地開辦的分校達到108所，在高等教育低落的情況下，那一年共大在校生人數有5萬之多，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國家領導人對共大的辦學模式也給予各種關注，朱德還親自把自己的侄子朱俊書送到共大總校學習。8月1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熱情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讀的好形式。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共大也是一所階級特色鮮明的大學，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入共大。據陳盛鐸介紹，進入共大必須要有地方政府或公社出具的介紹信，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政審”過不了關則被拒之於門外。但事情也不是那麽絕對，陳盛鐸說當時他就教過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而且他們更用功，他說：“隻要有介紹信，共大都會接收，不管是哪類的學生。”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教師紛紛被打倒，一些教授住進了牛棚，全國各地學校搞大串聯，共大總校也一樣。據柳誌慎說，共大各分校學生因為要保證地不能荒，所以有些人堅守了崗位，“保證糧食供應這在當時不簡單。”
據農大校史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58年到1980年，共大畢業的學生有21萬餘人，其中總校畢業生為10563人，分校為202966人。
共大與《決裂》
說到共大，不得不提起一部著名的電影，那就是《決裂》。70年代這部電影曾風靡全國，很多人也是通過這部電影認識了共大。
湯普森?波德維爾所著的《世界電影史》對這部電影作了重點推介，並這樣介紹：《決裂》是一部關於一所農業大學的極具戲劇性的影片，它極好地圖解了毛澤東的思想。
或許從影片製作時起，《決裂》就蒙上了一層意識形態的麵紗。這部影片在粉碎“四人幫”後因“鬥走資派”的戲而被定為“陰謀電影”和“毒草”。
這部電影在拍攝時，柳誌慎正擔任共大總校教務處的老師，他被派去協助拍攝該片。如果用現在的話說，柳誌慎就是“電影顧問”，對於這部電影的拍攝經曆，他更加清楚。
據介紹，《決裂》劇本是由江西共大總校的幹部胡春潮和江西省文化局幹部周傑創作，他們根據共大的創辦過程和辦學方向，用電影文學的形式，講述了一個“抗大”式農業大學。
1973年，該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投拍，並且還是一個政治任務，從對選角的重視也可略見一斑。影片的主角都是那個時代的“當紅明星”，有著“滿身勞動人民氣質”的著名影星郭振清和靠《戰火中的青春》一舉成名的王蘇婭分別擔任男女一號，還有那個“在課堂上，不講江西水牛，隻講非洲斑馬和馬尾巴功能”的教務主任孫子清，由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
“他們三個人在江西拍這部戲時，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柳誌慎介紹，這部電影的拍攝地點先後設在南城共大分校和蓮花共大分校，攝影棚就是共大的校舍和農場。“附近的村民都跑來看，派出所還出動了一卡車的人到現場維持秩序。”
電影在江西拍了半年，但內容大多是共大分校的，柳誌慎提議影片應該加入一些總校的元素，於是導演在後期補拍了共大總校科學實驗、現場教學等片場。
柳誌慎認為這部電影前半部分能夠很好地反映了共大辦學的方法和精神，也是共大的事實，但是電影到北京後被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作了“內頁處理”，於是就有了後來政治意味頗濃的戲份。柳誌慎回憶說當時共大黨委還給電影提了十條意見，但這些都沒有采納，說到這裏，柳誌慎有些遺憾。
1975年，電影上映，得到了全國觀眾的響應，片中插曲“滿山的翠竹青又青，滿山的杉樹根連根，新型的大學辦的好，它和工農心連心”在觀眾中迅速傳唱，還有葛存壯那段關於“馬尾巴功能”的戲劇性表演也廣為流傳。
後人這樣評價《決裂》和“決裂”的時代：在那個“再批走資派”的1975年，電影強調突出“辦學方法”之爭的戲劇矛盾，結果使《決裂》披上非常濃厚的政治鬥爭色彩，就連片名“決裂”的火藥味也十足。粉碎四人幫後，《決裂》被打成陰謀電影，導演李文化也遭到停職檢查，直到他拍攝的電影《淚痕》獲獎才算為自己洗過罪名。
2005年，郭振清去世。盡管當年的政治恩怨早已淡去，但仍有媒體說：好人一個，可惜錯演了一部電影。媒體所指的就是郭振清主演的《決裂》。事實上，不為人所知的是，郭振清生前曾公開宣稱，《決裂》是他表演的高峰，演龍國正這個角色是經過生活體驗，采訪過很多大學生變質的實例的。郭振清對《決裂》做過這樣評述：“我一生兩部戲看得很重，一是《平原遊擊隊》，二是《決裂》。用今天的眼光看待曆史，影片表現的過去那一段是扭曲了，但是，像共大這樣的辦學精神是永恒的，共大這樣的農業學校，為廣大農民子弟學習文化知識提供了條件，是十分實際的，這樣的學校，今後還應該辦下去。”
世間還有一所共大
江西共大也許並未如郭振清所願，風風火火的共大事業到1980年後就基本銷聲匿跡了。
官方的資料這樣介紹：文革結束後，江西共大在新的曆史時期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發展也很快，並引起國內外更廣泛的關注。1978年江西共大還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1980年11月，經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批準，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原各個分校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相繼更名，有的取消或歸並其它學校。比如，共大時期較好的兩所分校雲山分校和廬山分校分別變成了今天的江西墾殖學校和九江師專。
盡管共大已經不存在，但當時它的辦學思想和理念以及在辦學過程所體現的不畏艱難的探索精神，還是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共大，曾經有86個國家地區的549批外國朋友共計7469人到共大學校訪問考察。美國學者蘇珊?佩在考察共大時說“共大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富有創造性和具有鮮明特色的大學，世界不少國家對於江西共大半工半讀的經驗比較欣賞，覺得很有參考價值。”他與另一位澳大利亞學者約翰?柯萊威利合作，寫出了對江西共大研究的專著，流傳於世。
一位教育專家說：江西共大是一塊獨特人文曆史價值的校牌，可謂意義非凡，對於校牌的丟失，他用了“無不愚蠢”四個字評價。
目前，江西還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學校，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所堅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當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此前，該校一直位於婺源的鄣公山，2005年，它由鄣公山搬遷到婺源縣城，並把當地的師範專修學校和衛校合並。
鄣公山共大現任校長的林春說，“自1980年共大總校改名後，我們沒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說不辦或者不能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個校名。”至於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歸結於“多半是他們覺得共大這個名字土”。
目前，鄣公山共大辦學方向依然麵向農村，招收比較貧困的農民子弟子女入學，向農民普及文化科學。但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模式已等同於職業中專，它學製為三年，主要分為農學、機電、電子電器、電焊等專業，也實行半工半讀的辦學機製，某種意義上說，它保留了共大的一些“印記”。
今年七月，有300多人從鄣公山共大畢業，目前學校還有900多人在讀，對於婺源這個縣城而言，這類的職教規模在當地已經算是很大。林春說，這些學生主要來自婺源農村及周邊縣，“有些農民工覺得外麵不好混，也到這裏學點技術”。
對於鄣公山共大辦學遇到的困難，林春說：“我覺得我們共大的困難不能說是鄣公山共大特有的困難，應該是全國所有職業教育學校都存在的困難。”
幾年前，鄣公山共大對招生還會設置了一定的門檻，但現在已把門檻完全取消了，“不管多少分，我們都一律錄取，這也是為了給他們一個生存的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要吃飯啊。”說到這時，林春有些感慨。目睹不少農村孩子失學所麵臨的困難，林春把目前鄣公山共大所實行的教育稱為“吃飯教育”。
現在鄣公山共大的學費是每年1500元，這對學校的教學經費顯然是杯水車薪。“850元的學費再加650元的住宿費，相對其它民辦職業教育學校也是比較低的。”而近幾年，國家實行職業教育補助，婺源鄣公山共大的學生現在每年也可以獲得1500元的國家職業教育補助。林春說，“這樣算起來，我們實行半工半讀，不要老百姓一分錢。”
林春在鄣公山共大擔任校長已經8年，他認為鄣公山共大的生存已不容樂觀。據他說，這所隸屬政府的“大學”，目前隻能靠財政撥款生存，根本談不上任何其它職教所謂的“盈利”。
“老師的工資由政府全額承擔，但是這些老師大多是基礎課的老師，遠遠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的需求，”林春說：“畢竟我們把學生招進來，總要學點東西，不能什麽都不讓他們學到啊。”他認為學校更應該重視技能培訓這塊，而現在政府重視的隻是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
共大的遺產
從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現實來看，這所唯一的共大已經失去了當年共大的意義，盡管它在努力繼續共大的遺產，如免費入學、麵向農村等，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前行的步伐越來越難。
實際上，早在1980年，共大的改製與消失已經是曆史必然。除了政治環境變化的因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80年代中國已經逐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道路邁進，意識形態的轉變更加劇這一步伐。
共大，這所在農業大國時代建立並為農村輸送人才的學校顯然已經不符合工業化現代化的需求，它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加上全國恢複高考後，耽擱了十幾年的大學教育步入正軌，大學開始扮演農轉非、鯉魚躍龍門的跳板。共大，無論是有多麽深厚的基礎和輝煌往事，再也無法對於廣大農村學生產生吸引力。
今年，時值共大創辦50周年，網絡有不少對共大的懷念和討論的聲音。50年前，共大創辦時，毛主席說了一句公道話“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這算是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教育所懷有的一種樸素感情。
麵對今天的教育現狀，我們或許會有些沉重，正是因為大學教育產業化、學費飆升、大學生就業難等現實讓人想起這所寄托國人“樸素感情”的大學。
有學者撰文稱共大是中國教育的烏托邦，並把共大教育升華為“教育公平”的典範，當然，這也並不符合邏輯和共大的實情。
在反右和文革期間，共大並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上的，很多出身右派的學生、黑五類學生被拒之共大門外。單從這點看，共大就具有強烈的階級色彩，“讓貧困農村孩子上學”的口號不能掩飾它的階級色彩。
北京的江西籍自由撰稿人何季民說：共大的教育公平，是特殊時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但是，教育公平，永遠是全社會應當追求的，讓窮人能讀上書，從來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何季民曾對共大寫過一篇文章《教育公平說共大》，裏麵他這樣寫道：毛主席那句“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公道話，卻還讓我們追求並思考共產主義這個人類最原始而又終極的理想，“教育公平”幾乎是曆代中國人的夢寐，如今要實現“教育公平”，不但在農村還要在城裏，這一架理想的天平，應當怎樣地傾斜昵?
除此之外，作為一所特殊時代特殊國情下的大學，共大還是有著其它意義。至少在文革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幾乎中斷的情況下，共大仍然走出了十幾萬的畢業生，為農村建設輸送了大批的實踐能力強的人才。
另外，半工半讀、注重實踐、免費入學等等對今天的大學教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有人曾這樣說：共大過去的經驗和現在大學的做法，兩者是否可以合二為一加以考慮，取其良者，找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發展思路來呢?
對於共大，身為江西人的何季民先生最後這樣說：共大是一份曆史文化遺產，應當有所保存。江西在全國沒有太多有影響的遺產，共大卻是一個，正反兩方麵無論何時都可以做出好文章，扔掉“共大”的牌子，確實是非常愚蠢的!
摘自《大江周刊 城市生活》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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