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江青在藝術上要求很高，她是個內行。“
“江青在藝術上要求很高，她是個內行。”
———“離樣板戲最近的人”張雅心自述當年
《羊城晚報》2009-05-03
出身貧農被選中
我1933年陰曆四月初九出生在遼寧省黑山縣香屯鄉，家裏很窮，後來舉家搬到了縣城生活。
1960年，我報考了剛剛成立的長春電影學院。我考上了攝影係。我是學員中唯一的共產黨員，在長春電影學院期間，我是團總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畢業了，我在內有五人被要到了新華社。
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就是縣、市、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全國第二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組織上之所以讓我拍樣板戲，主要是看中我出身好———貧農、技術過硬。石少華是新華社的副社長兼攝影部主任，是他推薦了我拍攝樣板戲。當時他是文革時期文化組的副組長，江青是組長。當時我從上海拍攝回來，石少華找我談話，說給我一項重要的任務，保密，不能對外說。
開始石少華隻告訴我去北影廠拍，吃住都要在那裏。後來聽狄福才說，當時江青搞樣板戲搞不成，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說：好吧，我給你派一個認真負責有能力的人，8341的副政委狄福才。狄福才跟張思德是一個班的，都是中央警衛團的。後來我倆成了好朋友。狄福才也是文化小組的副組長，他是軍代表。
從1969年－1976年，8年的時間，八部樣板戲我拍攝了六部。
江青提出要有“出綠”和“隔離光”
從開始拍攝那天起，我就在電影廠裏跟工人們吃住在一起。當時讓我隨意選擇住劇團還是住電影廠，我選擇了電影廠。劇團當時是江青的寵兒，吃和住的待遇都好，但是我怕那樣會脫離群眾，還是選擇了在電影廠。每天打水、掃地、跟工人們一起幹活，他們對我都很好。
我每周兩次回新華社跟石少華社長匯報工作進程和拍攝情況。江青在藝術上要求很高，她是個內行。“出綠”和“隔離光”都是她提出來的。她有時會跟我們一起看片子。
八部樣板戲不惜成本。膠片用的是最好的，攝影是大攝影師錢江，導演是大導演謝鐵驪，演員也是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唱腔是張君秋和於會泳一起設計的，作曲是於會泳和軍詞一塊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劇院沈曉婉設計的，台詞是北京人藝的朱琳、焦安指導的。
我拍過六部樣板戲。第二年，1971年，我到了長影廠拍《奇襲白虎團》。同一時間，《沙家浜》也在長影廠開拍，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新華社就又派了孟慶彪去拍。1973年，開始在北影廠拍《龍江頌》，同時《紅燈記》在八一廠開拍，新華社增派了陳娟美去拍。他們兩個拍了兩部。
傳說“用車拉彩色膠卷”
當時很多新聞單位都想去拍樣板戲。最初新華社派我去拍攝是很保密的，後來拍完照片回新華社衝洗，漸漸地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在拍。我成了香餑餑，大家都很羨慕我。別人用彩色膠卷一年才三個，我卻可以大書包一背，一包一包的，每次一二百個地拿。那時候大家一看到我就跟我要樣板戲的票。
樣板戲拍攝的最大技術問題是拍攝時的消音，因為我的快門聲不能幹擾同期錄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電影廠的木工師傅幫我做了一個木頭盒子，把相機放在裏麵，上麵留出一個窟窿對焦，內壁上貼上海綿吸音，手從兩側伸進去，袖口有鬆緊帶拴著，防止聲音出來。有點像過去賣煙的小孩子那樣把盒子掛在脖子上。如果不是用這種辦法根本搶不下來，不可能再為你重演一遍讓你拍攝。再說，每天晚上排戲，今天拍不上，第二天布景又換了，拍另一場戲了。
器材方麵，當時用的是最好的。全國隻有三台哈蘇相機，江青一台、石少華一台、我一台。膠卷用的是柯達。我除了用哈蘇，還用萊卡。一個鏡頭拍兩張：彩色一張，黑白一張。拍攝時我以哈蘇為主。
每部戲開拍之前，我都要先研究劇本，找導演談，找演員談，列出拍攝計劃，了解哪些是重點。拍攝《紅色娘子軍》時，演員起跳講開、繃、直。但是當時選照片時他們選了一張腳是勾著的，那樣不對，要繃直了才行。
那時候有一個說法：“張雅心拍樣板戲用車拉膠卷。”的確，《智取威虎山》拍了三次，每次都要拍幾十個膠卷。
特批家眷都調到北京
拍樣板戲的時候我很年輕，30多歲。一個人住一間屋，年輕的女演員們天天圍在我身邊，我的家眷在黑山老家，我常年不回家，確實是個考驗。那時候價值觀不同，輿論上把所謂的生活作風看得很重。所以無論怎樣都必須克服自己，不敢犯錯誤。
拍攝了8年樣板戲，幾乎天天都在拍攝現場，江青催得緊，連回家探親都不能。我愛人在黑山老家照顧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受不了了，寫信給我讓我回去。我跟組織上說了，石少華就跟狄福才一起出麵找當時北京市長吳德，要求特批我的家眷都調到北京來。那時候調到北京非常難。當時我愛人正在黑山組織部幫忙，遼寧組織部打電話給黑山組織部問有沒有張桂蘭這個人，回答說：有。人家又問：她是什麽人物，中央打電話來調人。就這樣，我們一家七口人：兩位老人、加上我們夫婦和三個孩子，一下子都調進北京了。那是1972年。
現在的戲不如樣板戲講究
樣板戲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文化領域的一次創新。它集中了全國最好的編劇、唱腔、台詞、舞蹈、音樂，把古典音樂和西洋交響樂融合在了一起，演員也是最棒的，童祥齡、楊春霞、李秉叔、薛清華、劉長瑜、高玉倩等都是非常棒的演員，所以樣板戲可以說是經典的。現在的戲跟樣板戲比起來顯得粗糙，沒有能超越的。
現在回想起來，樣板戲的拍攝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1.在意誌上更堅強了。2.技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總結出了一套如何用慢速度抓拍快動作的方法，為此我寫了一本書，專門介紹怎樣把拍攝電影的手法用在拍照片上。3.藝術欣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我調入人民日報社。2002年，我68歲的時候從人民日報退休。
采訪地點：北京甜水園·人民日報社宿舍
“江青在藝術上要求很高，她是個內行。”
———“離樣板戲最近的人”張雅心自述當年
《羊城晚報》2009-05-03
出身貧農被選中
我1933年陰曆四月初九出生在遼寧省黑山縣香屯鄉，家裏很窮，後來舉家搬到了縣城生活。
1960年，我報考了剛剛成立的長春電影學院。我考上了攝影係。我是學員中唯一的共產黨員，在長春電影學院期間，我是團總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畢業了，我在內有五人被要到了新華社。
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就是縣、市、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全國第二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組織上之所以讓我拍樣板戲，主要是看中我出身好———貧農、技術過硬。石少華是新華社的副社長兼攝影部主任，是他推薦了我拍攝樣板戲。當時他是文革時期文化組的副組長，江青是組長。當時我從上海拍攝回來，石少華找我談話，說給我一項重要的任務，保密，不能對外說。
開始石少華隻告訴我去北影廠拍，吃住都要在那裏。後來聽狄福才說，當時江青搞樣板戲搞不成，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說：好吧，我給你派一個認真負責有能力的人，8341的副政委狄福才。狄福才跟張思德是一個班的，都是中央警衛團的。後來我倆成了好朋友。狄福才也是文化小組的副組長，他是軍代表。
從1969年－1976年，8年的時間，八部樣板戲我拍攝了六部。
江青提出要有“出綠”和“隔離光”
從開始拍攝那天起，我就在電影廠裏跟工人們吃住在一起。當時讓我隨意選擇住劇團還是住電影廠，我選擇了電影廠。劇團當時是江青的寵兒，吃和住的待遇都好，但是我怕那樣會脫離群眾，還是選擇了在電影廠。每天打水、掃地、跟工人們一起幹活，他們對我都很好。
我每周兩次回新華社跟石少華社長匯報工作進程和拍攝情況。江青在藝術上要求很高，她是個內行。“出綠”和“隔離光”都是她提出來的。她有時會跟我們一起看片子。
八部樣板戲不惜成本。膠片用的是最好的，攝影是大攝影師錢江，導演是大導演謝鐵驪，演員也是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唱腔是張君秋和於會泳一起設計的，作曲是於會泳和軍詞一塊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劇院沈曉婉設計的，台詞是北京人藝的朱琳、焦安指導的。
我拍過六部樣板戲。第二年，1971年，我到了長影廠拍《奇襲白虎團》。同一時間，《沙家浜》也在長影廠開拍，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新華社就又派了孟慶彪去拍。1973年，開始在北影廠拍《龍江頌》，同時《紅燈記》在八一廠開拍，新華社增派了陳娟美去拍。他們兩個拍了兩部。
傳說“用車拉彩色膠卷”
當時很多新聞單位都想去拍樣板戲。最初新華社派我去拍攝是很保密的，後來拍完照片回新華社衝洗，漸漸地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在拍。我成了香餑餑，大家都很羨慕我。別人用彩色膠卷一年才三個，我卻可以大書包一背，一包一包的，每次一二百個地拿。那時候大家一看到我就跟我要樣板戲的票。
樣板戲拍攝的最大技術問題是拍攝時的消音，因為我的快門聲不能幹擾同期錄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電影廠的木工師傅幫我做了一個木頭盒子，把相機放在裏麵，上麵留出一個窟窿對焦，內壁上貼上海綿吸音，手從兩側伸進去，袖口有鬆緊帶拴著，防止聲音出來。有點像過去賣煙的小孩子那樣把盒子掛在脖子上。如果不是用這種辦法根本搶不下來，不可能再為你重演一遍讓你拍攝。再說，每天晚上排戲，今天拍不上，第二天布景又換了，拍另一場戲了。
器材方麵，當時用的是最好的。全國隻有三台哈蘇相機，江青一台、石少華一台、我一台。膠卷用的是柯達。我除了用哈蘇，還用萊卡。一個鏡頭拍兩張：彩色一張，黑白一張。拍攝時我以哈蘇為主。
每部戲開拍之前，我都要先研究劇本，找導演談，找演員談，列出拍攝計劃，了解哪些是重點。拍攝《紅色娘子軍》時，演員起跳講開、繃、直。但是當時選照片時他們選了一張腳是勾著的，那樣不對，要繃直了才行。
那時候有一個說法：“張雅心拍樣板戲用車拉膠卷。”的確，《智取威虎山》拍了三次，每次都要拍幾十個膠卷。
特批家眷都調到北京
拍樣板戲的時候我很年輕，30多歲。一個人住一間屋，年輕的女演員們天天圍在我身邊，我的家眷在黑山老家，我常年不回家，確實是個考驗。那時候價值觀不同，輿論上把所謂的生活作風看得很重。所以無論怎樣都必須克服自己，不敢犯錯誤。
拍攝了8年樣板戲，幾乎天天都在拍攝現場，江青催得緊，連回家探親都不能。我愛人在黑山老家照顧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受不了了，寫信給我讓我回去。我跟組織上說了，石少華就跟狄福才一起出麵找當時北京市長吳德，要求特批我的家眷都調到北京來。那時候調到北京非常難。當時我愛人正在黑山組織部幫忙，遼寧組織部打電話給黑山組織部問有沒有張桂蘭這個人，回答說：有。人家又問：她是什麽人物，中央打電話來調人。就這樣，我們一家七口人：兩位老人、加上我們夫婦和三個孩子，一下子都調進北京了。那是1972年。
現在的戲不如樣板戲講究
樣板戲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文化領域的一次創新。它集中了全國最好的編劇、唱腔、台詞、舞蹈、音樂，把古典音樂和西洋交響樂融合在了一起，演員也是最棒的，童祥齡、楊春霞、李秉叔、薛清華、劉長瑜、高玉倩等都是非常棒的演員，所以樣板戲可以說是經典的。現在的戲跟樣板戲比起來顯得粗糙，沒有能超越的。
現在回想起來，樣板戲的拍攝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1.在意誌上更堅強了。2.技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總結出了一套如何用慢速度抓拍快動作的方法，為此我寫了一本書，專門介紹怎樣把拍攝電影的手法用在拍照片上。3.藝術欣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我調入人民日報社。2002年，我68歲的時候從人民日報退休。
采訪地點：北京甜水園·人民日報社宿舍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