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已無陶行知:（圖）

文章作者: 周勇  

令陶行知感到欣慰的是，重慶當時聚集了許多文化名人和藝術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非常欽佩陶行知的辦學努力，因此陶行知可以為育才的孩子們請來最優秀的教師。音樂組主任是賀綠汀，文學組主任是艾青，戴愛蓮教舞蹈，曆史組則有翦伯讚。

　　對許多從事“新教育”實驗的民國教師來說，1923年都是個調整時期。這一年，“新教育”的倡導者之一、執意走“風光”路線的胡適因為覺察到了要想在京城學界出人頭地，還是得依靠文史“考證”，於是在《國學季刊》上發表了著名的宣言，試圖掀起 “整理國故”運動，以求能在繼推出“新文化”和“新教育”運動之後，再造一番引導潮流的偉業。胡適不缺勢力，隻是學問根底遠不如王國維、陳寅恪，心思因此趑趄不定。加上政局汙濁，更讓他惆悵不已。還好，每當脆弱的時候，可以私下和摯友徐誌摩談心，而暑假暗中去杭州與“表妹”曹誠英同遊西湖，更是撫慰了他的因為“心有餘而力不足”造成的失意。

　　那一年的胡適，確實是壯誌難酬，否則怎會在日記裏將暑假那段“紅袖添香”的日子視為生平最快樂的時光。而與胡適貴為“學界紅人”、路子頗多相比，在上海遠郊（吳淞地區）主持中國公學中學部的舒新城似乎連浪漫的資本都沒有，隻能將“新教育”進行到底。雖然舒新城深知，前幾年各地中小學啟動的“教育測驗” 及“設計教學法”均不理想，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他想到了實施“道爾頓製”。通過周予同，舒新城在《教育雜誌》辦了一期“道爾頓製”專號，之後“全國轟動，各省教育界之來吳淞參觀者絡繹於途”，[半年光景，“道爾頓製”學校便達數百所。盡管連周予同都不認為“道爾頓製”能給中國教育帶來真正的革新，舒新城仍在四處奔走，向廣大教師講解“道爾頓製”的真義。而周予同在計劃未來的“專業發展”時，也像胡適那樣轉向了“考證”之學。一時之間，原本聲勢浩大的 “新教育”運動近乎成了一個人的戰爭。

　　作為“新教育”的領袖之一，陶行知自然也非常清楚，自己和其他杜威的同門師兄弟發起的“新教育”運動究竟能走多遠。而且不乏熱情的他比胡適更踏實，比舒新城更理性。當胡適夢想在“國學”領域達到乃至蓋過王國維、陳寅恪時，當舒新城反複撰文抱怨教育行政當局和廣大教師不理解何謂“道爾頓製”，並繼續要在中國的中小學實現美國最新的教學形式時，陶行知則意識到了以往的教育改革行動嚴重脫離了“國情”。因為這樣想，1923年的陶行知雖然仍會支援舒新城等人的事業，但內心其實已告別了1919年以來的“新教育”運動，轉而致力於平民及鄉村教育。他脫下西裝，換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裏。他覺得，隻有這樣，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國，進而找到真正貼近中國“國情”的教育道路。

　　然而，以他一個人的力量，何以能肩負起改造“國情”的重任。四萬萬同胞中，百分之八十五生活在貧困無知的農村，七千多萬兒童失學。可想而知，任務有多艱巨，絕對堪稱史無前例。陶行知很自然地想到了“師範教育”，他打算培養一大批和他理想一樣、思路一樣的教師，來和他一起承擔改造“國情”的重任。

陶行知

　　一、曉莊師範：天亮的地方

　　1926年底，陶行知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其中刻意強調三年前反省得出的行動邏輯。在他看來，檢討中國過去的“新教育”運動，最大的錯誤莫過於：

　　或是從主觀的頭腦裏空想出來，或是間接從外國運輸進來，不是從自己的親切經驗裏長上來。

　　此時的胡適及其“朋友”們依舊在嚴重脫離中國“國情”的“大城市”裏，以各種“風光”的革新行動追求“再造中國”的偉業。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貼近“國情”的選擇倒顯得不入“主流”，不沾“風光”。然而，陶行知一點也不計較。他的心裏早已裝滿了數億在黑暗中掙紮的苦難同胞，隻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間讓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國大地。這一年，陶行知35歲，幾經摸索的他終於找到了自己堅信正確的“教育救國”之路（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兩年前即1924年，梁漱溟辭去了北大教職，也開始了深入“國情”的教育改革行動）。

　　1927年3月15日，南京城外一塊名叫“小莊”的荒郊野地，迎來了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學校”的開學典禮。不難看出，陶行知有意將“小莊”的“小”改成了“曉”，荒郊野地也因此成了“天亮的地方”。不遠處的“老山”同樣被改成了“勞山”。合在一起，即顯示出陶行知要用“勞動”和他的“師範學校”來培養真正能將貧困無知的鄉村改造好的教師。陶行知說得很清楚，他的學校不招收“少爺、小姐”，也不要“文憑和書呆子”。一開始，隻有十幾個學生來，但也足以令校長陶行知欣慰。他們和校長一起，麵對貧困，毫無退縮。他們依靠“一雙手”和“一把鋤頭”，自己“建校舍，蓋禮堂，開荒種地”，解決自己的學習與生活所需。陶行知覺得，在貧困的鄉村經曆此番鍛煉，培養出來的教師才會對農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適應貧困的農村又能以知識來改造農村的“導師”，所以“勞動創造的生活”成了曉莊師範“每天的課程”。

　　那首近乎大白話卻飽含曉莊師生生命體驗的“鋤頭歌舞”——“手把個鋤頭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更是成了最能象征曉莊精神的“文化圖騰”（這與今日眾多學校依靠專家的“設計”，弄幾句幹燥空洞的口號來“建設學校文化”的做法相比，實在太讓人感慨）。不僅如此，曉莊師生還知道，他們的校長為了讓大家吃得好一點，學得好一點，連母親大壽時收到的賀禮都典當出去了。陶行知對母親說，他是代表曉莊師生為慈母獻了一份最重的壽禮，希望慈母和祖國一樣健康長壽。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曉莊師範到第二年，學子數量擴大了十幾倍，且多是“慕名而來”，他們皆被校長陶行知打動了，雖然陶行知其實連張 “文憑”都不能頒給他們。

　　何止如此，有血性的馮玉祥將軍也被陶行知打動了。他邀請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將曉莊師範視為“鄉村師範教育的模範”之外，還要陶行知留下來擔任河南教育廳長。換成其他人，可能就去了。但陶行知不一樣，他理解將軍的赤誠，感激將軍的信任，所以會去河南走一趟；可是他的心終歸屬於曉莊師生：“培養一百萬個教師，改造一百萬個鄉村”，都要從自己傾盡一切的曉莊師範開始。如果要做官，他早就去了。他和曉莊師生約定，到時一定回來。約定的時間到了，白天，曉莊師生不見校長回來，不免有些焦急；但晚上，還是看見校長舉著火把一路走回來了。這時他們才明白，校長的千裏歸程走得實在艱辛，到處都是軍閥混戰，然而校長仍按期回來了。見到校長的那一刻，他們成了亂世中最幸福的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校長，竟然不為當時的最高政治領袖蔣介石所容。本來蔣介石倒想“拉攏”陶行知，不過，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蔣介石幾次來曉莊 “視察”，皆被陶行知拒之門外。而蔣介石也缺乏足夠的大度與誠意，陶行知即因此給蔣介石留下了日後找機會清算的把柄。1927年，列強淩辱中國，肆意橫行的英國軍艦都開到了南京城下，舉國上下掀起愛國抗議運動，曉莊師生走到了遊行隊伍的前列。正是這一點，為曉莊遭遇滅頂之災埋下了伏筆。蔣介石出於穩固初定的大一統政權，決定借機查封曉莊師範，並將校長陶行知列為“通緝犯”。得知消息，陶行知立即寫了一篇《護校宣言》，他的意思非常堅定：“曉莊的門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筆，他的愛人類和中華民族的心不可封。”

　　愛國的曉莊怎可能被封掉。可憐那些執行者拿著朱筆封條，氣勢洶洶地趕到曉莊，竟然連封條都貼不起來，因為曉莊師範既無校門，又無圍牆。不過，他們的“ 通緝令”還是將三歲的曉莊師範從“小莊”驅逐出去了，“小莊”再度成為“黑暗的地方”。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區，在那裏，陶行知辦起了“工學團”，又發明了“小先生製”，帶領他所遇到的無產階級群眾和流浪兒童，通過“做工”、“學習”、“團結”，在實現自救的基礎上，為苦難的國家承擔民族“新生”的責任。全國的仁人誌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學團”，遠在延安主持“掃盲”工作的徐特立還大讚“小先生製”，並將“師陶”作為自己的新名字。

　　可蔣介石就是不放過陶行知，陶行知隻好流亡曾經留學的美國。臨走前，他定然非常欣慰，因為曉莊的火種已被他的學生在其他地方點燃了。尤其是曉莊學子汪達之在江蘇新安主持小學的事跡，更是讓陶行知潸然淚下。為了辦學，新安的老師抱著兩件大衣，跑了三十裏路，也沒有當到兩塊大洋，又餓著肚子跑回學校。知道真相後，陶行知設法兩次匯款，予以援助，還給新安教師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鼓勵信。

　　信中說道：

　　這件事是你們在長江北岸為鄉村教育史寫成悲壯的一頁，亦即光榮的一頁。我們是何等的安慰又是何等的敬佩你們啊。在前一個禮拜，我們……即匯了三十元經常費給你們，可惜竹因不慎，給扒手拿去了。……想著你們的困難，急得了不得，立即又湊了一筆款寄去，我們是決不會忘記你們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你們抱著這種精神去教導小朋友，總是不會錯的。

　　新安教師顯然能夠理解校長的鼓勵，他們怎麽都不能理解的一點也許是：為什麽他們的“總是不會錯的”校長竟被迫要遠離自己深愛的祖國。

　　二、育才學校：中國的希望

　　即使是流亡國外，陶行知的所作所為亦是為了拯救苦難的祖國。他四處演講，足跡遍布整個北美，可謂不遺餘力地揭露日軍的侵略意圖與野蠻行徑，為祖國爭取國際進步力量的理解與支援。他的心始終在祖國的苦難同胞那裏。1938年7月，錯誤的“通緝令” 終於被解除，陶行知即刻決定回去，和苦難的祖國一起分擔苦難。途中，他特意去雅典瞻仰了囚禁蘇格拉底的石牢。他坐在石牢裏，心靈完全與情係祖國、追求光明最後卻被處死的蘇格拉底融為了一體，因此更加堅定：此番回去，無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哪怕犧牲了性命，也要堅持到底。

　　此刻的祖國更是被日寇、政客和奸商糟蹋得遍體鱗傷，而最讓陶行知心痛的則是無數在死亡線上掙紮的“難童”——祖國的未來。街道上，逃亡路上，到處都是餓死、凍死的孩子。尤其令他感到悲憤的是，當宋美齡、鄧穎超等進步女性領袖自覺團結起來，發起保護祖國下一代的運動（即著名的“保育運動”）時，一些達官貴人竟然隻是覺得可以從“保育”起來的孩子中挑選一些“好看”的“養子養女”，以填補他們的無聊與空虛。陶行知親眼看見，貴婦人蜂擁至保育所，說這個孩子不好看，那個孩子有殘疾。那一刻，陶行知可謂傷透了心。這些人哪裏會像陶行知那樣，看出“難童” 們的心靈中蘊含了建設祖國未來各項事業的才華與能力。

　　舉家流落到重慶的陶行知決定創辦“育才學校”。他寫信給“保育運動”最高領袖宋美齡，並得到了後者的支持。隻是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僅批給陶行知“開辦費”，日後的一切運營開銷皆得由陶行知自己解決。1939年7月20日，在一座破舊的山廟裏，育才學校正式開學。重慶遠在150公裏之外，從學校去往重慶，除翻山越嶺外，還要設法渡過水流湍急的嘉陵江。即便如此，也沒有阻止陶行知來回奔波為育才學校師生“化緣”的步伐。他把行乞興學的武訓作為育才師生的榜樣：“一世到老，四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

　　真正讓陶行知感到無力的是，總有奸商借“國難”囤積物資，哄抬物價，無論陶行知怎麽努力，育才兩百多孩子一天仍隻有兩頓稀飯，菜常常是豆渣，連豆腐都買不起。看著孩子們餓肚子，陶行知心痛之餘，唯有更努力地去“化緣”。而他自己一天翻山越嶺、奔波勞碌下來，亦隻有兩個饅頭充饑，衣衫襤褸得近乎乞丐。

　　令陶行知感到欣慰的是，重慶當時聚集了許多文化名人和藝術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非常欽佩陶行知的辦學努力，因此陶行知可以為育才的孩子們請來最優秀的教師。音樂組主任是賀綠汀，文學組主任是艾青，戴愛蓮教舞蹈，曆史組則有翦伯讚。見到陶行知從貴婦人不看好的難童中發現的“好苗子”，這些教師同樣倍感欣慰，進而潛心栽培。為了上好音樂課，賀綠汀跑遍山城，替孩子們找到了幾十本樂譜。回來途中，卻在嘉陵江遭遇翻船，許多人都被淹死了。賀綠汀奮力掙紮上岸，樂譜還抱在手中。如此虔誠地投入於育才的教育事業，怎可能培育不出人才。

　　解放後成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的育才學子杜鳴心回憶道，一年之後，育才學子就能到重慶開音樂會，向社會各界匯報他們的教育成果。翦伯讚也記得，十幾歲的孩子們，不僅可以談出深刻的時局見解，獨自譜寫歌曲，而且可以準確地將夜裏看見的星宿畫成圖，育才真可謂是抗戰期間的一大教育奇跡。孩子們和悉心培育他們的教師、校長就這樣共同依靠孩子們的進步在苦難歲月中獲得了快樂與滿足，直到迎來抗戰勝利。期間，校長陶行知失去了慈母、發妻和妹妹。

　　抗戰勝利後，社會各界紛紛遷回原地，陶行知也決定到上海去，一來可以為育才學校籌來更多善款，二來又能實現另一大理想——辦“社會大學、新聞大學、無線電大學”，把整個上海變成學校，讓上海所有勞苦大眾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時局演變很快再度將中國推入苦難，違背民意的蔣介石政權準備發起內戰，陶行知作為知識界進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內戰、爭和平”的民主鬥爭的最前沿。1946年7 月，李公樸被特務暗殺，接著是聞一多。徹底喪失理性的政治體係在瘋狂崩潰之前還要繼續槍殺民主人士，而這一次，槍口正是要對準陶行知。對此，陶行知早已有所察覺，並做好了鬥爭到底的準備。

　　三、尾聲：魂歸曉莊

　　聞一多被特務暗殺後不久，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終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而永遠停止了他的民主鬥爭。他的這段上海歲月，從到達上海至去世，隻有100天。100天中，陶行知沒能實施他的“大生活教育”計劃，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爭取民主與和平上，光公開演講就有八十多次，絲毫不懼怕自己已被列為“第三個”。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血氣方剛的張申府會將陶行知視為“最值得欽佩”的“知識分子”。

　　來上海前，陶行知曾去了一趟曉莊，為慈母、發妻和妹妹掃墓，同時看看二十年前和自己一起勞動、學習的同胞。當年的小學生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們抱著孩子一同來看他們的校長。可想而知，場麵有多感人。然而，這些曉莊學子們怎麽也預料不到，當他們再次迎來校長時，卻隻見到了校長的靈柩和長長的悲傷欲絕的送行隊伍。那一刻，所有在場的人都明白了，世上已無陶行知。

　　末尾最關心的問題不是當代“新教育家”們的改革路線是否比陶行知更貼近中國的“國情”，為 “革新”中國教育作出了更大的貢獻，而是今日由深居“大城市 ”的“重點師範大學”培養起來的“師範生”能否像陶行知那樣，深切地愛著養育自己的土地與同胞，並因此也要“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畢竟他們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村教育的中流砥柱。無論怎樣，都希望他們的表現能讓人覺得，世上仍有陶行知，因為中國的“國情”依然需要陶行知。

　　
來源: 《教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