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致青年朋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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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接來信非常高興。我看到憂國憂民、誌存高遠、堪當大任的一代人在成長。

你讚同我的文章《“腐敗黑數”知多少》心儀美國式的“籠子”， [i] 主張向當局施加壓力，立即換“籠子”。這關係國家安危，關係大局穩定，也關係到你個人的前途和未來。我的文章有未盡之言，恐誤導了你，現補述於後。

30年改革開放，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GDP為3645.2億元，2007年為246619億元，增長了67.6倍，剔除物價因素，大致增長了15倍。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4元增長為13786元，增幅為40倍，剔除物價因素，增長了大約9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增長為4140元，增幅為30倍，剔除物價因素增長了不到7倍。[ii] 這是社會基本穩定的經濟基礎。極左派全麵否定改革開放，把改革開放30年說得一塌糊塗，主張回到毛時代去，是完全錯誤的。最起碼，這30年沒有餓死一個人，毛時代的30年，人民饑寒交迫，餓死過37558000人。楊繼繩的《墓碑》一書，用各省各縣的具體數字和餓死人的典型實例進一步揭露了這個殘酷的事實。現在極左派也不出來爭論了。改革開放不論有多少錯誤，引出了多少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憑全國人民實現了溫飽和小康，沒有餓死人這一條，比起毛時代來就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進步。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不能往後看，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但我們又不能滿足和驕傲。比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國，同是26年，結果日本在26年間人均收入超過美國，而中國在26年間超量耗費本土的自然資源，整整一代的青壯年拚命工作，最後人均收入隻有美國的4%不到。美國年人均收入36274美元，中國同年人均收入按4%的比例計算是1951美元（這是外國人計算的，顯然高估了我們）。這是值得我們一再深刻反思的問題。如果說中國人口基數大，難以同期趕上，那麽占到美國人均收入的40%（14509美元）、30%(10882美元)、20%（7260美元），是應該能夠做到的。沒有做到，是我們分配製度和政策上有問題。

我們的改革開放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隻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沒有實現全民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失誤。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即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2008年因為經濟利益問題引發的2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已達12萬起。可以說是星火遍地的形勢。中國的兩級分化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影響中國政局的不是金融風暴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而是社會不公引發的政治危機。這個觀點我希望在你的腦子裏打個烙印，知道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

這個矛盾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同人民大眾（包括平民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權貴資產階級靠以權謀利（包括貪汙受賄、巧取豪奪）致富，平民資產階級靠平等競爭慘淡經營致富，這是兩個階級，不能籠統地反對資產階級。

對民營企業家——平民資產階級（當然是守法經營的），要保護，要尊敬。在25萬億GDP中，他們的貢獻占GDP的70%。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功臣。我專門寫過一篇為資產階級翻案的文章，發表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對貪汙腐敗分子，要口誅筆伐，但他們目前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有的還是黨內矛盾，要在民主法製的軌道上解決他們的問題。

有兩個政策性很強的問題要注意：第一是反貪官，反腐敗，不是反對民營企業家，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私有製、自由市場經濟，是我們致富的基本門路，這個不能反掉。

第二，我們現在反貪官，反腐敗，與文革中揪走資派是兩回事，不是一個概念。所謂“走資派”是毛澤東對不同意他的路線的幹部的惡稱，實際上這些人是勤政愛民的好幹部，像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萬裏、穀牧，廣東的習仲勳、任仲夷，福建的項南等，《南方周末》把這些人評為“改革八賢”。 我認為還應該添上趙紫陽，成為九賢。這些人的特點是實幹、為民、不貪。領導改革開放的各級幹部，好的還是多數。對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要保護。如果把反貪官變成反對一切當權派，反對一切的領導幹部，像文革中那樣揪走資派，就錯了，那會把局麵搞亂。

來信談到2009年是個敏感年，你預感群眾的憤激情緒可能爆發。我讚同你的分析。至於化解的辦法，你認為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求總解決，對過激和過急的政改我不看好，搞得不好會重蹈89年的覆轍。我有兩點建議可理順民心，化解民怨，保證不出事，寫出來與你探討。

第一、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2007年中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而在美國，2006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既然標榜社會主義，那麽，我們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資本主義美國。它占財政支出的61%，我們也應當占到60%。去年我們是60000億財政收入，60%就是36000億，而不是6000億元。[iv] 有了上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農民工、失業工人、低收入者和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見影地緩解。如果立下規矩，形成傳統，用在百姓福利身上的財政開支占到60%，這既是經濟改革的成就，更是政治改革的成就。

第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國有企業要落實全國人民人人有份的股份製。這等於給每人發一個大紅包。我非常讚賞陳誌武先生的主張：“為了經濟轉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國有資產的所有者落實，把全民所有製中的‘所有者’請出來，讓產權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這樣，讓13億公民都能通過基金股份參與國有企業的分紅，並直接享受到國有資產的升值。隻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後，中國老百姓的消費增長才會更旺盛，國內需求的進一步增長才有了具體的財產基礎。” “2006年底，國有企業淨資產總值約13萬億元，人均大概1萬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計，每人每年就有財產性收益1000元，一個三口之家就會增加3000千元左右的現金流，這對拉動內需肯定有很大的幫助。” [v] 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全民所有製。這就是馬克思說的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vi]　堪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這件事情做起來並不難，是得民心，穩政權的好事；是既救民，又救國的大政。每人發個大紅包，可以大大地平息民憤、化解民怨。做了這件事，汪洋大海般的國內市場就有了流動資金，全局就都活了。在經濟危機風雨飄搖的地球上，中國的經濟發展，照樣可以維持良好的增長勢頭。

關於政治體製的改革，我不讚成過激、過急的方案。

我讚成你的觀點：“中國如果有一個關克林頓和布什的‘籠子’，就不會有劉少奇的悲劇，就不會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非程序更迭。”這正是我的文章的未盡之言。改革專製體製，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駕，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幹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政治體製改革的切入點很重要，要從領導和民眾共同關心、能夠雙贏的地方開始。

憲法第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要落實這個“最高”。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上麵還有個“最最高”，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既然承認黨要在憲法範圍內活動，黨就不能站在憲法之上去領導“最高權力機關”。作為執政黨，要自覺地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頂在自己的頭上。全國人大與執政黨的關係不應該是遵命、執行、保持一致的關係；在政權體係中，全國人大要履行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職能；要履行這樣的職能它就必須對國家領導人的進退有最後決定權。如果在毛時代是這樣一種政治體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能夠有效地製衡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就不會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就不會有憑幻想胡來的大躍進導致餓死3755萬人，就不會有是非顛倒、整了一億人死了2000萬的文化大革命。要把最高權力分散給幾百人（人大常委會）或幾千人（人大全委會）去票決，不能黨的領袖“動一個小指頭” [vii] 就把國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幾個退休的元老一串聯，開個黨的生活會，就把黨代會選出來的總書記給撤了。現在的政治體製不改，還會出劉少奇，還會出胡耀邦、趙紫陽。

專製政治體製與市場經濟結合，必然產生權貴資產階級。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企圖左右改革的方向，與中央爭奪領導權。權貴資產階級每逢政治溝坎過不去時就要製造最高領導人被廢黜的悲劇。前些日子掀起批普世價值的風波，目標是對著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胡溫在講話和文章中表示過對普世價值的肯定，表示過民主改革的意向。這引起了權貴集團的驚恐。各縣如有一個能製衡縣委書記和縣長的縣人民代表大會，“決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話，開支一支筆”的諸侯日子還能繼續嗎？花六個億修建世界最牛的縣衙門的預算能夠通過嗎？批普世價值是胡溫同地方貪腐勢力矛盾尖銳化的表現。中央幾次表示反腐決心，正在調整部署力量。胡錦濤說，2009年要以反腐敗鬥爭的新成效取信於民。批普世價值是權貴資產階級以攻為守的殺著，把胡溫搬倒，或搬倒其中的一個，就轉移了全黨、全社會對反腐敗的注意力，轉移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引起黨政機構的重新洗牌。地方貪腐勢力將在重新洗牌中尋找自己的保護人，找到這樣的保護人，他們的溝坎就算過去了。這種結局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所以，我們應該支持胡溫，至少不要為他們的垮台創造條件。

我們有過失去胡耀邦、失去趙紫陽的教訓。十三大以後本來已著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製定了方案，建立了工作班子。政府機關的黨組都撤銷了，黨政分開已經開始。就在這時候出了那場風波，黨內極左勢力抬頭，民主改革派失勢，過激的政改要求導致全黨形成了先要保住政權的共識，最後是改革派領袖人物下台，政治體製改革停滯和倒退。這個教訓一定要記取，不能再重複。自鄧小平以來最高領導人的底線是：不能從我手裏丟了江山。為了這個，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所以，政治體製改革，隻能逐步改良，不能打碎現在的籠子新造一個，堅持這樣的要求必然導致流血和倒退。

未來屬於你們80後這一代人。若幹年後你們將主宰國家的沉浮。在大風大浪中，你們要十分謹慎，不可魯莽。要力爭自己始終在船上，不被淘汰出局，才能為國家效力。目前的中國，不是靠現行法律就能實行民主，但又不能拋開現行法律去爭取民主。利用現有的法律，達到更好、更完善的法律，才是一條走向民主的現實道路。實行民主是長期地、漸進地過程。在西方國家，這一過程經曆了幾百年。根據民主的原則，民眾和當局，鬥爭，折中，妥協；再鬥爭，再折中，再妥協，不斷立法改法，建立製度，形成傳統，才是民主政治的現實。為民主而鬥爭，必要的聲勢是需要的，但不是一次簽名、一次請願能完成的。在群眾，要有理有利有節，有進有退，有起有伏，知止不殆。在政府，隻有小改良，才能避免大折騰。當局寸步不讓，或光說空話，一點真的沒有，不給老百姓一點希望，必然要逼出大折騰來。

你尊敬李銳、謝韜、胡績偉諸老，我見到他們時一定會轉達你對他們的敬意。我們這些人屬於支持改革的黨內民主派。我們不能同意從根本上推翻中國共產黨。希望黨通過政治體製改革，親民廉政，在走出貧困之後，再走出毛澤東專製體製的魔影，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民主化，讓全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有些人認為我們革命性不強。這是我們的曆史局限性。我們把要說的話說出來，當局是否采納，成敗利鈍，非所能逆料也。

辛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