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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年首富故事不老的神話
2008-8-1217:24:33
86歲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孫媳婦，她仍住在潘家大院，雖說這座宅第已相當破舊，但細看依然能見到昔日的輝煌氣魄，高門大戶，中西合璧。（注：剛打電話問過老爸，證實她是爸爸常說的梅表姐）
“20世紀初，廣州剛有電力，潘家出了個廣州電力公司的經理。”68歲的潘剛兒，廣州十三行行商首領潘振承第八代後人，如是介紹十三行時代之後潘家的“商人”。而他本人現在是華南理工大學機械係的退休教授。
因為“哥德堡”號仿古商船造訪廣州，潘剛兒在同福西路的居所，包括這一帶的騎樓，都被粉刷一新。他與黃啟臣、陳國棟兩位曆史研究學者合寫的《潘同文(孚)行》一書，也趕在這條船抵達廣州前兩天付梓。
回顧三百多年前的中瑞貿易，潘氏商行的確是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十三行獨攬對外貿易的85年間，潘家作為十三行首領長達39年，與盧家、伍家、葉家，四大行商位列清代廣州四大首富。
福建貧苦少年闖蕩廣州
和改革開始後，大量流入廣東珠三角企業的外來打工仔一樣，兩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發家人潘振承也有著相似的命運軌跡。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縣一個貧苦家庭，少年時給人當船工，壯年時由閩入粵，曾經去過三次呂宋(今菲律賓)。
初到廣東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陳姓商人的商行裏做事，獲得信任和全權委托。等到陳姓商人回鄉，他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時的廣州，確是一片創業沃土。
1685年，康熙帝下令：廢除明朝以來的禁海令，設立粵、閩、江、浙四大海關。雖然表麵上是四口通商，但由於貿易量有限，其實外洋商人大多隻在廣州一口貿易。其他三口，無論在來華船隻數量上，還是上繳稅收上，都遠遠無法和廣州相比。這也就不難理解，潘振承為何要選擇“由閩入粵”。
與潘振承有著同樣選擇的，還有另一位著名行商伍家。史料記載，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種茶為業。1783年，伍國瑩(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鑒之父)在廣州創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餘年後，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諭，給潘振承製造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而這道上諭，在曆史學者看來，是閉關鎖國的落後政策。
三年後，1760年，潘振承聯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請設立外洋行(公行)，成為專營中西貿易的封建壟斷貿易機構。這是十三行曆史的一大轉折。
投資瑞典東印度公司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館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畫像，這是當年潘振承送給瑞典東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薩文格瑞的禮物，這證明了他十分重視與瑞典商人的友誼。
美國教授穆素潔(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報告指出，潘振承參與建立國際貿易網絡，投資到瑞典東印度公司。現存瑞典的檔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貿記錄。
還有著述認為潘振承曾到過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過瑞典，同文行與瑞典的貿易額有多少，我沒有辦法考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廣州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同文行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的關係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潘剛兒說。
潘剛兒更願意把這位先祖稱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紹，潘振承的貿易區域遍及當時對華貿易的西歐所有國家，以及小呂宋等東南亞國家。
潘振承選擇了英國和瑞典作為主要貿易夥伴國——這兩個國家對中國貿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較強。1785年，中國茶葉出口共232030擔，出口英國為154964擔，出口瑞典為46593擔。在當年的對華貿易各國中，中國與英國、瑞典的茶葉貿易量分別處於第一、二位。這從而保證了同文行對外貿易額始終保持為同行之首。
瑞典資料表明，18世紀60年代經常出入廣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實有37艘。其中有3艘經營者為潘振承。
退賠質量差茶葉為外商稱道
潘剛兒說，潘振承之所以能夠成為廣東洋商首富，直接原因是他特別積極地參與了當時還是一項新鮮事物的“全球化貿易”。但從更深刻的層次來探討，是潘振承以信為本、以誠相待的經營理念，讓他贏得了人心，從而贏得了市場。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運去英國的質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時，潘振承如數進行賠償，樹立了廣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賠質量差茶葉的先例。除了退賠，潘振承還準許給外商賒購適量貨物來顯示他的誠信。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曾經稱他為“實可稱為當時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當行商顏時瑛、張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項，而落下發往伊犁當差的悲慘結局，潘振承卻能憑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譽，有充足資金讓同文行正常運轉。
“寧為一隻狗，不為洋商首”
潘剛兒的父親是中山醫學院的教授，他留給潘剛兒的除了家譜，就是一本《廣東十三行考》。這本書的作者、曆史學家梁嘉彬是當年十三行天寶行的第六代後人，他對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夾心餅幹商人”。
“寧為一隻狗，不為洋商首。”潘振承的孫子潘正亨與東印度公司的通譯談話時，毫不客氣地這麽表示。
話雖說得刻薄，卻道出當時作為洋商首領的苦衷。事實上，在潘振承最為顯赫的時候，這種苦衷已經顯露出來。
潘振承發起重新設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這兩任同文行掌門人，都多次試圖解散公行，從這矛盾掙紮中，可見一斑。
洋商複建公行的目的，是為了壟斷利潤較大的西洋貿易。沒想到，卻淪為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壟斷特權，在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也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在官府與外商之間周旋，兩邊都要討好，因為他們都是“衣食父母”。
這多重的角色、複雜的關係，令潘振承擔任公行總商不久，就感覺深深陷入清政府嚴密的控製之下，渴望恢複自由商人的身份。中山大學章文欽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後，共同規定進出口貨價，加強行商內部的團結和對外商的約束，深為外商所忌，也不利於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壟斷貿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曆次組織公行中，潘振承總是站在(東印度)公司大班一邊。
1771年，他曾以10萬兩賄賂兩廣總督李侍堯，使他下令解散公行，而從公司中得到補償。
1796年，總商蔡世文因商業失敗欠債自殺，潘有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任總商的位置。作為富商之首，他自然被列為貪官斂財的對象。
這一時期的營商環境惡劣，當潘有度對經商已有倦意時，四大首富之一——廣利行的盧觀恒卻卷入了一場飛來橫禍中。
1807年2月，東印度公司船隻“海王星”號上岸度假的水手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導致一名中國人喪命而凶手逃逸。作為“海王星”號的保商，盧觀恒因此被廣州官員責成緝訪凶手到案。為了應付官府，盧觀恒隻能上下使錢，又出賞錢緝凶。結果一無所獲，財產損失大半，他也受到官吏的拷打與羞辱。急流勇退第四代再無行商
此事強化了潘有度急流勇退的念頭。1808年潘有度以10萬銀兩賄賂海關，才獲準退商，以避開營商困難時期。
不料1814年，十三行商業疲軟，行商大多瀕臨破產，粵海關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強為理由，逼迫潘有度複出。1815年潘氏複商，同文行更名為同孚行，不過，此時同孚行商業地位已不如前。原來排名第三的伍家怡和行則躍居首位。
相比起父親，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讀書人的做派，而非商人。他的兒子潘正煒則更將這一做派繼承發揚。到1842年，五口通商之後，同孚行主動停業。
翻開潘氏的族譜，潘家擔任39年總商、叱詫商界風雲的曆史絲毫沒有記載。對潘振承靠商業起家隻是輕描淡寫，對潘有度、潘正煒參與商業活動更是隻字未提。潘剛兒不由感慨，在小農經濟社會中，商業被鄙視為低下的行業，商人地位低微。
潘家從第四代開始，家族再無行商，到了潘剛兒這一代，倒是總共出過4個翰林、5個舉人，成了文化之家。
潘家處於全盛時，曾在廣州河南(今海珠區)購置約20公頃的地，修第宅、建祠堂。落籍廣東番禺的潘振承，念念不忘自己的先祖乃福建漳州龍溪鄉人，將建築群落一帶亦命名為“龍溪鄉”。據說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縣，“文”字取自原籍文圃山。潘振承去世後，歸葬於原籍。
而今的潘家花園、潘家祠，早已變成大雜院，應了那句“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隻有那龍溪首約、龍溪二約、潘家祠道等地名，似乎提醒著，三百年前一個十三行家族曾經的輝煌繁華。
潘振承
1788年，潘振承逝世。東印度公司職員給他下了如此評語：“他確實是一位有大才幹的人，非常善於處事，但當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動搖而陷於困難時，他終究有能力將其消除。”
潘有度
潘振承四子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讀書人做派，而非商人。他愛好讀曆史與寫詩，住宅中全為傳統中國式風格。
潘正煒
潘有度之子潘正煒就任行商時不熟悉商務，又不懂外語，剛開始時委托別人料理行務。自己則熱衷於書畫、金石、古玩收藏。
潘剛兒
今年68歲，廣州十三行行商首領潘振承第八代後人，華南理工大學機械係退休教授。潘剛兒用了5年多時間，研究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煒三位十三行行商的史料，並與黃啟臣、陳國棟兩位曆史研究學者合著《潘同文(孚)行》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