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網上看到辛灝年先生的一段演講錄影，說到中國人在共產製度下恐懼成為基因。不要說叫許多人說與體製不同的話，就是叫他來聽異見的講座，他都畏懼之極。 我深為他的話震撼。
我的父親是右派幸存者。我是八九年學運的卷入者。1990年我碩士畢業，因所謂的卷入，經曆了長 達一
年的清查，無法找到一個工作。父母不得不疏通所有的關係幫我找飯碗。在一次如此的奔走後，我和父親在市裏的車站等車回郊區的家。父親說：“我真沒想到命運如此捉弄人。1957年我二十七歲被打
成右派。今年你也二十七歲！”
六四後長達數月的清查，是我第一次深入骨髓地經曆對製度的恐懼。但是即使在當時，我心裏明白我與父輩的不同－。 我的處境與1957年已決然不同。我的導師與父母對我的精神支持，我受的教育與習慣性的反叛思想，八十，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鬆動。。。。。。一切都造就了一個不同於父親的我。
可是多年來，意識深處的恐懼，或者說國內家人朋友基因化了的恐懼，讓我給自己的反叛傾向上了鎖。有一個我自己的聲音告戒我自己：噓！
所 以每當
我讀到充滿勇氣的尖銳文章，我總是對作者充滿了敬畏。尤其是對身處國內的作者。真的，連體製下的人們都敢於說出反對的聲音， 是什麽
阻止了我表達自己的思想呢？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回國生活。我怕什麽呢？
Audre Lorde，一個早年Hunter
College的詩人，活動家和教授
(1934-1992)，寫到：
“When we speak we are afraid
our words will not be heard
or welcomed
But when we are silent
we are still afraid
So it is better to speak。”
(The Black
Unicorn: Poems)
"we are taught to respect fear more than ourselves. We've been taught
that
silence would save us, but it won't."
(Claudia
Tate,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chapter 8, 1985
是的，我們被教育成沉默恐懼的群體。特定的社會經驗鞏固強化了那種恐懼和與之俱來的沉默。
可是，如果說也是怕，不說也是怕，何不說出自己的聲音?
既然有勇氣活著，為何不有勇氣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為瑞
典有勇氣藐視強大的中國，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而感動。畢竟不是所有的地球人都有同樣的基因或轉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