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網上看到辛灝年先生的一段演講錄影,說到中國人在共產製度下恐懼成為基因。不要說叫許多人說與體製不同的話,就是叫他來聽異見的講座,他都畏懼之 極。 我深為他的話震撼。
我的父親是右派幸存者。我是八九年學運的卷入者。 1990年我碩士畢業,因所謂的卷入,經曆了長 達一
年的清查,無法找到一個工作。父母不得不疏通所有的關係幫我找飯碗。在一次如此的奔走後,我和父親在市裏的車站等車回郊區的家。父親說: “我真沒想到 命運如此捉弄人。 1957年我二十七歲被打
成右派。今年你也二十七歲! ”
六四後長達數月的清查,是我第一次深入骨髓地經 曆對製度的恐懼。但是即使在當時,我心裏明白我與父輩的不同-。 我的處境與1957年已決然不同。我的導師與父母對我的精神支持,我受的教育與習慣性的反叛 思想,八十,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鬆動。。。。。。一切都造就了一個不同於父親的我。
可是多年來,意識深處 的恐懼,或者說國內家人朋友基因化了的恐懼,讓我給自己的反叛傾向上了鎖。有一個我自己的聲音告戒我自己:噓!
所 以每當
我讀到充滿勇氣的尖銳文章,我總是對作者充滿了敬畏。尤其是對身處國內的作者。真的,連體製下的人們都敢於說出反對的聲音, 是什麽
阻止了我表達自己的思想呢?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回國生活。我怕什麽呢?
Audre Lorde,一個早年 Hunter
College的詩人,活動家和教授
(1934-1992),寫到:
“When we speak we are afraid
our words will not be heard
or welcomed
But when we are silent
we are still afraid
So it is better to speak。 ”
(The Black
Unicorn: Poems )
"we are taught to respect fear more than ourselves. We've been taught
that
silence would save us, but it won't."
(Claudia
Tate,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
chapter 8, 1985 是 的,我們被教育成沉默恐懼的群體。特定的社會經驗鞏固強化了那種恐懼和與之俱來的沉默。
可是,如果說也是怕,不說也是怕,何不說出 自己的聲音 ?
既然有勇氣活著,為何不有勇氣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為瑞
典有勇氣藐視強大的中國,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而感動。畢竟不是所有的地球人 都有同樣的基因或轉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