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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 六十年,裝修時代夢將盡

(2009-10-06 15:43:19) 下一個


六十年,裝修時代夢將盡

傅國湧



在鮮花、笑臉和舉國媒體的眾口一詞中,盛典正大張旗鼓地展開。60年,一個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榮榮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難,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幹幹淨淨,仿佛從來沒有發生過,60年來,這片大陸開滿了燦爛的鮮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絕對權力充滿了榮耀的光環,一切都因著它的恩賜,一切都是它的創造,它無所不能、籠罩全地,它主宰萬物蒼生,生殺予奪,並用一切大話、謊話、極盡好聽之能事的好話裝飾起來,鋪天蓋地,日日夜夜地重複,謊言重複一萬遍,於是就自以為成了絕對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為真理。

60年,一個王朝的60年慶典越來越近了,舉世罕匹的閱兵式,用狹隘民族主義點燃起來的那種熱情,都將鋪開。王朝將驕傲地展示自己60年來的成功,60年來的輝煌,60年來的無往不勝,60年來的一貫正確、繼續正確。在絕對權力的手裏,曆史真的像一團柔軟的麵粉,可以隨意拿捏。60年來,這個王朝犯下的罪孽,這個王朝經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風,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鮮花遮蔽起來,都被油彩塗抹了。其實,作為一個依靠暴力建立起來的王朝,早已走過了高歌猛進、從骨子裏認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著曆史正確方向的時代,隻剩下了裝修,利益驅動之下的裝修衝動。今日的權力集團可以稱為史上最強大的裝修公司,具有超級的裝修能力,什麽都能裝修,也把裝修當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簡而言之,這幾乎就是一個可以用裝修命名的時代,曆史被精心地裝修,現實正一天天地經曆著裝修,政治生活中滿是裝修,私人生活也處處在裝修,人的本性經過裝修,常常變得麵目全非,連自己也不認識了。古老的大陸在修裝中悄無聲息地淪陷,我禁不住產生一個問號:裝修,裝修,在裝修中生,也將在裝修中死嗎?

盛典,就是要通過展示自己的高、大、全,來展示自己的無限風光,在向大眾顯示統治的威嚴和不可挑戰同時,向外部世界顯擺武力、國力和人多勢眾,極權主義的心理總是要通過這樣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讓自己相信自己的強大,相信自己的穩定,相信自己永遠不會垮下。總之,就是要不斷以這樣的儀式來自我確認,證明權力的在手。這樣的盛典說到底隻是一個裝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麵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罷了。

60年,很長,也很短。對於任何個體生命來說,60年幾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個不遵從文明規則的統治集團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靈,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毀壞多少文明,可以將一個龐大的民族翻幾次烙餅。在漫長的編年史中,60年有時隻能算一個零頭,60年確乎太短暫了,如果沒有足以引為安慰的製度建設,沒有給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帶來真實的幸福,沒有值得在未來誇耀的創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隻是一支插曲,一個過渡時代而已。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歸根結底不是掌握至高權力的人任意書寫的,一個腐敗墮落的時代即使裝修得多麽漂亮,在曆史中也隻能是一堆糞土,它將被一層層揭穿,讓後人看見其中的糜爛和平庸。曆史的審判也許來得太晚了,在一個資訊如此現代化的時代,在一個民族再也不可能關起門來自我陶醉的時代,用不著等待曆史事後的審判,就在權力致力於裝修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寫下自己對這個時代的真實感受,洞穿一切鮮花、謊話和大話,在可詛咒的地方擊穿這個可詛咒的時代。

60年來,不斷地有人這樣做了,他們留下的聲音就是最有力的見證,也是提交給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證詞。這些聲音證明了一個民族的生命並不依附於王朝的生命,一個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為有這樣的人,他們不屈從於驕橫的權杖,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聽,用自己的腦袋思考,他們在鮮花中看見骷髏,在盛世中看見朽壞,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見衰微和淒涼。更重要的是他們總在為這個民族尋出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內心真實的亮光。



1959年,紅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閱兵式,許多宏大建築的獻禮,遍地的饑饉,餓死人的人禍卻在暗地裏悄悄蔓延。這一年,一位曾真誠相信共產黨的許諾、與共產黨攜手打天下的民主黨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麵貌》。他叫周鯨文,曾是東北大學校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書長、東北總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電召北上共商國是的8個人之一,其他7人分別是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陳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見他那時在民主黨派中的影響力。那次唯他一人沒有應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隨民盟總部北上。他出席開國盛典,擔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在京8年,他的親身經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決定,並寫下這本書“向曆史作證”。此書一經出版,就受到歡迎,半年內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內外的重視。

周鯨文這本38萬字的回憶錄,將紅色王朝第一個10年的真實內幕首次呈現在世界麵前。他目睹了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貫徹婚姻法、反胡風、肅清反革命……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每個運動幾乎都浸透著血和淚,特別是他參加的司法改革運動,更使他看清共產黨的本質。獨占經濟製度造成的鋪張浪費和生產上的低效,特權階級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務,以及帶給國人的災難,都令他驚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農民剝奪地一無所有,這是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幕。統一思想、指鹿為馬和焚書坑儒帶給文化上的浩劫,實際上沒有等到“文革”,在第一個10年就已經展開。作為民盟的重要負責人,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有直接接觸,對於他們如何利用統一戰線的法寶,花言巧語騙取民主黨派上船,與他們共建所謂“聯合政府”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協會議期間,在少數人聚談,說到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問題時,江山在望、毫無懸念的毛澤東說:“在選票上每個人有自由選舉權,在選票上圈定什麽人都可以,不過他抹了不想選的人名以後,最好別寫西門大官人。”在場的人因此紛紛誇冒幽默。就在這次會上討論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其實所謂討論,無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間,文本的內容都是不許刪動的。會上代表發言,也都是先擬好,然後交大會主席團看過批準。共產黨稱這之為“新式民主”,特點是“背後協商”,具有特別的優越性。政協會議開過之後,毛澤東被擁上大位,那麽多民主黨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個,計劃將救國會、農工民主黨、民主促進會和九三學社取消,合並到民盟,將致公黨合並到民革。“後來毛澤東一想,這樣合並於他一損,外邊一定說他過河拆橋,拉完磨殺驢,因之他說:‘既然開銷差不多,為何不多掛幾個招牌,看來也火熱。’”與那些轉眼煙雲的口號、文件不同,這些細節將永遠活在曆史的深處。從那時起,懷抱一腦子民主夢參加“聯合政府”的周鯨文開始漸漸清醒,在未來的年月裏,他進一步看清楚:“黨是光榮、利祿、權力集於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於是在紅色政權下的人們,有相當數量的人像進黨,而且是入了黨。作了黨員就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便處處有利可圖,有權可施,有氣可吐。”他於是選擇逃離“虎口”,並把自己知道的這些寫出來。



1979年,以“敢言”聞名的記者陸鏗,應胡菊人之約,為《明報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專輯”寫下一篇萬言長文《三十年大夢將醒乎》。此文被稱為“三十年來反共最惡毒的一篇文章”,一經刊出,即引起轟動,台灣方麵認為是了解大陸最有說服力之作,軍方及時印發給軍官閱讀,美國國務院都來打聽作者是誰。當時,陸鏗初到香港,家人都還留在大陸,心有餘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陳棘蓀”。即使化名,他還是擔心因此遭打擊報複。結果傳來消息,此文被鄧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說:“態度是好的,觀點是錯的。”陸鏗回憶錄回首生平,對這一幕記憶猶深。

文章說,三十年的歲月,兩個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淚”。“為什麽共產黨還不垮台呢?這是因為當前大陸上還沒有一個成氣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說可與中共抗衡的政黨了。……另外一點,不可忽視的,在大陸還有不少人對鄧小平存著一定的希望。”陸鏗對於鎮壓民主牆運動深感失望,“北京民主牆這把火,是大陸這個彌漫著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會主義沙漠中難得找到的一小塊綠洲。……是中華民族的尊嚴與自信尚未被毛澤東毀滅的一點象征。……這難道不正是鄧大人所應該珍視的嗎?”他毫不諱言地指出鄧的局限:“鄧小平雖然早年在法國留過學,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還是共產黨人,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一套東西,滲透了他的靈魂。對於毛澤東的胡搞一氣,他是反對的,但對於共產黨的一套,他還要堅持。”鄧在1989年的抉擇可以為他的判斷做一個最有力的注腳。

陸鏗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不僅對當時中國麵臨的問題,特別是“走後門”現象,和隻求保官位、為自身牟利的龐大幹部集團,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國問題的本質,“其實最主要的矛盾還是廣大人民群眾要求變革和中共堅持四個原則的矛盾。即民主和專製或曰獨裁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將支配今後大陸的形勢。矛盾的主要方麵則是中共領導層。隨著中共領導層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靈活運用,矛盾將時而尖銳,時而緩和。”這一判斷,時隔三十年仍不失現實意義。



1999年10月1日,76歲的李慎之寫下他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以及對曆史的一點卑微的祈求,就是實行民主。他希望掌權者主動推行政治改革,學習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在市場經濟之外引入議會民主,他認為條件已經“爛熟”,也是中國最理想的前途。

此時,紅色王朝已經褪色,如果說50年前周鯨文出版《風暴十年》時,那還是一個鮮紅欲滴的時代,到30年前陸鏗寫下《三十年大夢將醒乎》時,紅色依然但已漸漸幹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紙風行,紅色已變成了灰色,王朝所標榜的“主義”已是掛羊頭、賣狗肉,實用主義成為時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書,兩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這三次盛典,一次次擊穿了盛典的華美、堂皇和雄壯,擊穿了權力用意識形態謊言和刺刀精心裝飾起來的層層彩霧,擊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經問世,無不洛陽紙貴,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們說出了許多國人心中想說的話,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多數人缺乏表達的機會和勇氣,而他們正好將這些鬱積在人心深處的話公諸了傳媒。

曆經多少年的風雨剝蝕,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裏,散發著青銅的幽光,一次次將一個自以為是的王朝、將那些以為擁有權力就擁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釘在曆史的牆壁上。每一個讀者、每一次的閱讀,都是它們的複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對王朝的一次鞭撻。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這是現實的審判,這也是曆史的審判。

60年來,從周鯨文到陸鏗到李慎之,我們可以發現,王朝10年盛典時,將真麵目揭開,呼籲中國人重新舉起民主旗幟的是一個民主黨派人士。30年盛典時,直麵現實、說出真話的是一個出身於國民黨《中央日報》、在共產黨監獄裏熬煉過的新聞記者。他們本來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這樣的認知,做出這樣的見證並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時,站出來的卻是一生追隨共產黨,在這個集團裏成長起來、曾居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經曆,他的體驗,他在這個體製內部看清了曆史的脈絡,哪怕他對周恩來、鄧小平這些掌權者懷有好感,他的真話卻更有份量,更具殺傷力和感召力。

還有一點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時間的變化,1959年周鯨文的書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傳,大陸的讀者很難看到,完全被擋在了外麵,沒有在本土產生應有的影響。 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陸鏗的文章在香港發表,也很難傳進大陸,在最值得看到的讀者那裏引發巨大的共鳴。等到1999年,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聯網,方便的複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處流傳,許多老人為之淚下,許多年輕人為此激動。掌權者雖然懊惱,卻也沒有對他怎麽樣。畢竟是灰色的時代了,一個體製內的反省者,可以憑良心說真話,而且也不會因此招來莫測之禍。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離開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盞孤燈之下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個年頭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別人世,帶著未盡的心願。他沒有看到這個灰色王朝的落幕,沒有看到他經過無數千回百轉的人生憂患,在絞肉機裏絞過,終於想明白的民主價值在中國初步確立,他沒有等到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聯網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它最終是否給這個古老國家帶來命運的轉機,還不能下結論,可以肯定的是,在中華民族自我解放的進程中,互聯網是目前可以依賴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覺互聯網是把雙刃劍,所以才建立了龐大的網警,建立了試圖將中國互聯網變為局域網的“金盾工程”,試圖以網絡防火牆將自由的信息隔離在牆外。

令人憂慮的是,在李慎之身後,掌握權力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進一步急劇膨脹,腐敗已經滲入骨髓,在現行體製下無藥可救了,貧富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既得利益集團除了捍衛既得利益的決心之外什麽也無暇顧及了。麵對此起彼伏不滿的聲音,胡蘿卜、大棒齊飛,利益收買和秘密警察、鎮壓機器並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門緊緊關閉,社會的繁華表象之下處處隱藏著危機,社會的正氣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這個龐大的國家,讓它無法轉身,隻能坐等末日的來臨。除了做些修修補補的裝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經力不從心。或許有人把三十年來的經濟成長歸功於這個王朝,即使不計算既得利益集團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心態支配下,對生態環境的嚴重毀壞,那也隻是王朝為社會鬆綁帶來的自然結果,本質上還是獲得經濟機會的民眾自身的創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盡頭在哪裏,不知道這個王朝轟然倒塌的時日,但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一天總要到來,早晚而已。我隻知道,人比王朝更寶貴,每個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個王朝的生命更寶貴,王朝的這一頁注定要翻過去,王朝的時代必然讓位於人的時代,以選票而不是子彈來定勝負,人權高於黨權,這是普世文明的法則,中國也不可能例外,拖隻能拖一時,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個已進入裝修時代的王朝,它的夢將要做盡。盛典的表演就讓它去表演吧,戲總要落幕的,沒有一場戲可以永遠地演下去,沒有一個演員會永遠站在舞台上,總有曲終人散時,就像夢總要醒的,倒計時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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