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然回首

　　　　　　　　　　　　　　　　　　　　　　　　　　　　　　一　

　　　　是又一個無聊無望的一天。窗外，下午的太陽光刺得人眼睛痛。人就象裹在熱鐵皮裏麵一樣，喘不過氣來。宿舍裏隻有我和常來坐坐的朱恒兩人。已經說了很長時間的話。也無非是那些已經說了不知多少遍的話．．．．．．直到桌上的小半導體收音機裏，吵鬧的樣板戲突然換成了低緩沉重的音樂，緊接著，是男播音員同樣低緩沉重的語調。　　這樣的音樂和語調在一月和七月已來過兩次，可惜送來的消息都不是我們想聽到的。在寒徹入骨的一月，它送來的還正是我們在當時最怕聽到的。“一二不過三”，這一次？　

　　　是的。那個早就該走的人，總算走了，今天。萬歲？離十二月還早著呢，其實還不到八十三歲。就這已經太多了。萬歲？？　　

　　　“好哇！好哇！放倒！放倒！好哇！”朱恒突然叫起來，那麽大聲，那麽不顧一切，一邊叫，一邊大笑，一邊還重重地拍打著坐在身下的桌麵，一下接著一下。　
　
　　　四目對視。沉默。
　　
　　　幾十米之內如果有人，一定早都聽到了。好在我那時是倉庫保管員，所謂宿舍，其實就是在倉庫隔壁的辦公室裏搭了一張床，離集體宿舍很遠。但至少我是聽到了。我們這些年來同病相憐，常在一起發牢騷。朱恒是老高三，在我們一幫知青中間至今是以“成熟”而不是“講義氣”出名。大家給他起的外號叫“牙膏”――　你不擠他不說。此時此刻的情形，是盼望已久，也是突如其來，是我們誰都從未麵對過的，帶有一種說不清的嚴重性。　
　
　　　相視一笑。　　彼此都領悟到，他的失控已把我們之間的交情無可挽回地推進了一大步。　
　
　　　朱恒六六年高中畢業，要不是文革，大學畢業都五六年了。但如今他年近三十，和我們一大幫初中都沒真正畢業的人一起，在這個為刑滿釋放的囚犯專設的勞改農場當知青。沒人說得清我們在這裏是接受誰的再教育。算是領導看他是個知識分子，讓他在廠裏當個機修工。這一定是全世界最原始的水泥廠。全廠一兩百人，每小時產量一噸左右。測量過一次空氣含塵量，據說超過國家標準一百或是一千倍，反正結果就永遠沒向我們公布。年複一年，我們一起忍受著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抽搐般的死折騰。不該死的人一個個先死了，這個早該走的人，卻死死賴著不走。閉不攏的嘴巴，收不住的口水，前言不搭後語的“最高指示”，莫名其妙的“詩詞”，天怒人怨的政治運動，往死裏折磨著億萬國人。而這億萬人，也隻能一天一天地來熬這一個人。他活一天，就一切都還是他說了算，就一天別想有任何好的變化。

　　　直到這一個酷熱的九月的下午。　　


　　　　　　　　　　　　　　　　　　　　　　　　　　　　　　二　
　
　　　哭，還是不哭：就是這麽一個問題。
　　
　　　整整一個星期，收音機裏除了哀樂沒有其他音樂，或任何與娛樂沾邊的東西。全國每一個單位都搭起了靈堂，都開追悼會。得鞠躬，得致哀，還得悲痛。許多人滿臉是淚，讓你不得不相信是真的，也覺得這次不哭一下恐怕是過不了關了。哀樂重複，一遍又一遍，鋪天蓋地，淹沒一切。任何一個“中立”的人，就會被卷裹進去，哭得涕淚滂沱　――　但我不是中立的。低頭鞠躬是被迫，但哭不出來，也不想裝，否則我終身都會鄙視自己的犯賤。你滿臉鼻涕的領導瞪起那雙紅腫的淚眼又如何？你板起那一臉橫肉又如何？你看著辦。
　　
　　　追悼會完了以後，我留心了一下，我們常在一起的知青們，沒有一個哭的。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看見到處的牆上貼出了很多殺人布告：地富反壞分子，多年來積狠在心，九月九日，幸災樂禍，喪心病狂，瘋狂叫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沒記住一個人名。
　　
　　　再忘不掉打在每一個殉葬者名字上的那一個個大叉：狂暴，淒厲，腥紅。　

　　　　
　　　　　　　　　　　　　　　　　　　　　　　　　　　　三　　

　　　我們知道“死者為大”。我們知道不能“在別人的墳墓上跳舞”。常人尚且如此，何況是他？　
　
　　　他是我們的爺爺輩。一個高齡老人最終逝去，本應得到每一個人的尊敬與哀悼，因為他又一次提醒了我們，那每一個人都無從逃避的生命的有限與悲哀。然而，這個老人的死，卻對億萬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從小就知道，他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大救星，紅太陽。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住在他照不到的地方，水深火熱，生不如死。每年六一兒童節，學校裏演節目，一定有那首《金瓶似的小山》：“你給我的幸福，卻永在我身邊”。小綿羊一般纏綿而溫馴。我曾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中間的一個。那一年科學家們研究後，說他至少能活一百四十歲。我失望的是他不能真正萬歲，但至少他把我的一生都管了，再說到他一百四十歲時，科學不就又發展了很多嗎　．．．．．．　

　　　這一切都早已不再。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被浪費的年華，還因為我們親眼看到的貧窮入骨的鄉村與農民，親耳聽到的餓殍遍野的故事，倒行逆施的城市人下鄉，死不要臉的“明察秋毫”神話，無窮無盡的折騰．．．．．．　　也知道隻要他活一天，情況就不會有根本的變化。大家都在跟他拖，等他走，這樣就預先排除了及時變化的任何可能。但中國的老人實在是經拖，他越老你越肯等，你越等他越能拖，成本越積越大。當百萬中國人在四月終於走上天安門廣場，是一個忍無可忍的民族在對這個老人下最後的驅逐令。他死乞白賴拖到九月，就再也拖不下去了。屍骨未寒，他親手選定的繼承人便親手將他的遺孀投入監獄，卻頓時在這充滿了壓抑的土地上引爆了一座狂歡的火山。
　　
　　　一九七六年，中國的十月，一個民族歡慶一個老人之死。唯有他死，才能有民族的生機。
　　
　　　一年多後，高考恢複。朱恒和我們一起複習備考。他是老高三，自然成了我們所有人的老師。我的許多數學都是他教的。在這個關節上，一家離家鄉省城較近的機械廠，來這裏招一個有經驗的機修工。照顧他的年紀，領導把機會給了他。但對方要的是一個技術骨幹，條件是要去的話就必須放棄高考。幾個不眠之夜以後，他最終決定去那家工廠。高考成敗難卜，而他已年過三十。他被那個八十多的老人拖得太久了。
　　
　　　臨行前一天，他告訴我們，人事科為此去政審的人對他透露，十一年前高中畢業時，因他是產業工人家庭出身，又是重點中學高材生，學校已保送他上北京航空學院，所有的材料都還保存在檔案裏。　
　
　　　我知道航空是他的夢。他是我們這裏唯一訂閱《航空知識》的人。
　　
　　　他當時臉上的神情，我至今曆曆在目。　　　　　　　


　　　　　　　　　　　　　　　　　　　　　　　　　　　　　四　

　　　七八級大學生比七七級的情況更複雜。半年前因形形色色的原因被打入另冊的，現在網開一麵都進來了,連平均年齡也明顯大過上一屆。十七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小齊，在班上象一個稀有動物。隻要遠遠望見那幾個三十出頭的女生，他扭頭就跑，不然逮著了又要被逼著叫阿姨。都是好不容易熬過來的人，被耽誤了的感覺抹之不去。食堂裏排隊打飯的那三五分鍾，還非得掏出小本子來念英語單詞。老師們都說，這兩屆學生的緊迫感，對時間的珍惜，是他們從未見過的。都知道為什麽，但看著還是心酸。　
　
　　　但我們自己卻隻有興奮。中國人從過去的錯誤中已經學到了太多，知道自己已經比世界落後得太多，從此再不會讓一個昏庸的老人，連明天都不知有沒有了的人，為了他一己的私利，阻擋整個國家的進步，糟蹋億萬人的未來。我們的弟妹，學生，更不用說我們的下一輩，再不必用他們年青寶貴的生命來熬，來拖，來耗。
　　
　　　我們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多麽獨特的國家。別的國家講得通的道理，這裏偏就講不通。別的地方行不通的事情，這裏偏就非如此不可。世界大勢，到此作廢，人生苦短，時間也似乎在此停步。“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冤屈，白頭送了黑頭再等二十年，也還是連個說法都得不著。 　　中國人從未有過認真的“來世”與“末日審判”觀念。從前是靠曆史評價代替“末日審判”，如今更是底線坍塌，空空如也。即便是惡貫滿盈的掌權者，隻要不象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英機和齊奧塞斯庫這樣受了現世報，就永遠都算贏了，算賺了，蓋棺即論定，死生莫大矣。
　
　　　　中國的掌權者因此而無所不用其極，老頭子因此而特別能熬。六十歲的人還年青如“哥”，一熬就可以再是一個十年。這以後呢，一切從頭再來過。說到底，熬的是製度。熬到意識形態徹底破產，政治製度變成恐龍，社會被仇恨浸透到隨時都會爆炸，環境被汙染毒化到時刻都將奔潰。把現代的《包身工》與《日出》，近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官場現形記》，古代的《秦中吟》、《竇娥冤》與《水滸》，都一起倒過來熬成了當代文學。連三千六百年前夏末之人熬他們的紅太陽時的詛咒，也熬成了互聯網上觸處可見的時髦：“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分手以後我隻見過朱恒兩三次。他長我快十歲，如今應已是年過花甲。我自己，從一個十幾歲的知青開始，至今也就是熬了兩三個老頭子而已。驀然回首，又是新的一年。在中國，一個人說幾句良心話　――　關於地震、環保、或者艾滋病　――　也還是得坐牢。白雪紛飛，攪得聖誕節的音樂彌漫天地，讓我忽然想起那首一樣溫馨的“金瓶似的小山”――　而我離變成一個真正的老人，也不遠了。　
　
　　　逝者如斯夫。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俄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