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經曆戰國這樣一個軍國主義的時代，秦始皇統一六國，法家的強權登峰造極。然而秦的統一並不穩定，僅十幾年之後，很快出現天下大亂秦便滅亡。其實反秦在很大程度上是周秦之變中的一次震蕩反複。反秦是以諸侯並起的方式進行，因此反秦之後，似乎出現了一種回到周製之趨勢。項羽當然表現最明顯，他主張重建諸侯、恢複封建製，在取代楚義帝熊心成為諸侯共主後也未稱帝。“霸王”實際是回到戰國。項羽出身六國貴族，做事循規蹈矩，鴻門放走劉邦，鴻溝守約罷兵，戰爭中俘虜劉邦全家老小卻全部放回，被後人多稱其有“婦人之仁”。甚至毛澤東亦警示自己“不可沽名學霸王”。
顯然，無賴劉邦戰勝貴族項羽不能解釋為道德或正義的勝利，更傾向於秦製的一方戰勝了更傾向於周製的一方。從“識時務者為俊傑”上講，秦製就是比周製要強。劉邦稱帝後，呂後掃除異姓王，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到武帝以後“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通過推恩令，諸侯王勢力進一步被削弱。隨著中央集權深化，竟出現了不僅是“漢承秦製”，而且“漢承秦法”。今人對秦法的很多理解，都是從漢法中倒推出來的。比如秦漢實行“反宗法”即所謂的世家大族不許族居，人為強製打斷血緣、拆散世家大族，這個法本來是漢代，但秦時代已經在施行。漢武帝時代看似在經濟上實施寬鬆，但鹽鐵官營搞國有壟斷，並規定地方不能私自鑄錢。筆者認為戰國時代的秦依靠法家成為軍事強國，秦大統一後以試秦法治國而早夭，而真正將秦法全麵推行還是在西漢，其中漢武帝連年征戰匈奴逼迫他無法放棄秦製的軍國主義。
王莽時代表麵上似乎“尊周”而實際上厲行秦製的“周表秦裏”，把漢武帝時期的“儒表法裏”給大大地升級了。尤其是在土地政策上實施西周井田製，把當時的一切災難都歸咎於井田製破壞以後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名義上是恢複井田，實際上更加強化了秦“田律”式的土地管製，從漢武帝到王莽，看起來可以說越來越尊儒，漢武帝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王莽時代，不僅尊儒而且尊周，什麽東西都要遵循周的作法，甚至各階官名都改成周製，很多製度表麵都恢複周製的稱呼，其實是把儒家這套“推崇”到了極端，而這個時代亦構成了“古文經學”派主張“尊周不尊孔，傳經不傳道”溫床效應。
總之，西漢前期，經過秦末焚書以後長達近一百年的思想變化，尤其是儒、法、道三家關係比較複雜的演進，到了漢武帝時代基本上實現了所謂的“儒表法裏”，或者說以法家思想改造後的儒家作為這個王朝的一種意識形態語言。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在儒家框架下法家的專製主義和道家的犬儒主義的一種結合，即在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補。法和道於是成為以後中國人談論問題時的兩種角度。概括就是“有為”之儒變成“法儒”，而“無為”之儒變成“道儒”。之後很多爭論都可歸為“法儒”和“道儒”爭論的軌道。雖然援引早期儒家道統的成分並不是沒有，但已經被淹沒在這種二元張力的結構之下。
秦漢之後的曆史，雖然中央集權成為主流，但宗族現象並未消失，反而呈現出反複出現、影響起伏不定的特點。尤其是王莽篡權之後，宗族勢力在地方擁有相當的影響力，甚至能夠左右政局。東漢末年政治動蕩，就與地方豪強宗族的崛起有著密切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以一種特殊的宗族形態的興起達到了頂峰。這些世代為官的大家族，憑借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壟斷了朝廷的重要職位，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在隋唐初期，官場習慣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列為“崔盧李鄭”四姓。而再加上太原王氏就是“崔盧李鄭王”五姓，即使後來得天下的“李”家，因姓族地位不高而攀上道家老子為祖姓。安史之亂後門閥士族才漸失落。
宋元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舉製度的完善，宗族組織功能趨於多樣化。宗族不僅在維護地方秩序、賑災濟貧、興辦教育等方麵發揮作用，還常常介入地方政治和基層選舉。尤其在明清時期宗族組織在鄉村社會中活躍，族長往往擁有很高的權威，族規家法成為維護地方穩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國際漢學界將秦以後的製度體係稱為“中央集權的宗族體製”是不無道理的。然而帝王的中央集權始終對宗族勢力此打壓態度，除了上述的漢武帝“推恩令”，魏晉時期，統治者也曾試圖通過改革官製來削弱門閥士族的影響。以至於在清雍正時代還強烈推行“改土歸流”，即徹底廢除土司製，在地方實施“流官”，而“流官”亦在地方施行暴政引起地方反抗在清史檔案有記載。可以說自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後，宗族勢力才徹底瓦解。
秦製表麵上雖完成了如康有為所說的“人人平等”的形式構建，打破了殷周三代以血緣為本的貴族等級製度，使得“布衣”亦有機會通過軍功或才能進入官僚體係。然而這種“平等”的本質與現代西方倡導的平等觀念存有根本性區別。秦製的“平等”是建立在君主絕對權威之上，所有人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是體現在執法上，而帝王對法可以輕易改變或廢除，也就是平民沒有立法權，帝王通過官僚體製管控平民，是酷是疏亦是有帝王決定。同時即便是今人也不會相信宰相待遇會和普通平民一樣，隻有當宰相不受寵時，會和平民一樣被帝王所處理，相反哪些所謂的官僚管控平民，目的還是希望得到帝王更多的寵幸而已，這和在周製的小共同體下，宗主管控仆傭同時也對其生活負責是天壤之別。秦製下的“平等”並未消除暴政。雖然秦朝統一了法律，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嚴苛的刑罰和對異見的壓製，這種高壓統治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引發了秦末農民起義，而這樣的地方武裝暴動貫穿於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統治，從漢代的黃巾起義，到隋末農民起義，唐代的黃巢起義，宋代的方臘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的李自成起義，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國運動，撚軍起義，白蓮教起義，這些大規模的暴動都反映了在皇權統治下，社會底層人民長期遭受壓迫和剝削，當生存受到威脅時，唯有暴力反抗的方式來爭取自身的權益，也從側麵佐證了秦製下“人人平等”的虛偽以及暴政依然存在的現實。
那麽同樣是製度大變革，發生在周代春秋之際的周秦之變和發生在唐宋之際的唐宋變革有何對比性？筆者認為隻有通過比較更能認清其本質，以致徹底理清由秦至清的帝製框架以及長期在思想上“表儒裏法”給後來嚐試走向共和以及中國現代史具有深遠意義。首先總結唐宋變革是近代日本大漢學家內藤湖南，他在一九二二年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闡明了“變革論”，其觀點核心就是有唐安史之亂後的門閥勢力逐漸瓦解，至宋開始從官僚製度，科舉製度以及農工商等經濟活動與之前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說宋以後可視為近代的開始。但筆者認為開始重視唐宋研究第一人的是南宋史家鄭樵，鄭樵有句名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係。”“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這不是簡單記載而是精辟的史論。 豈止鄭樵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有沈括，在他之後如王明清、胡應麟、顧炎武等人，均對唐宋變革有所洞察。近代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也言及了唐宋變革，“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將唐宋變革線劃在安史之亂後這一觀點上，陳先生和內藤湖南可謂一致。
如果說周秦之變之核心為社會結構從“小共同體本位”向“大一統國家本位”的轉移，並刻意打造出適應其結構的“儒表法裏”思想框架，那麽唐宋變革，則是在這個既定框架下，社會內部結構、經濟模式乃至文化麵貌的又一次重塑，自然也深刻地影響了思想史的演化。區別在於周秦之變以後，事態反複震蕩起伏，而唐宋之變後維持了相當長時間，它的末端可以定在1905年科舉製度廢除，學人徹底和儒教告別。
唐宋之變其標誌性特征是門閥士族的衰落與庶族地主和城市工商業者的興起，以及科舉製度的空前改良和完善。如果說秦漢建立官僚製打破了殷周以來的貴族世襲，形式上為“布衣卿相”提供了機會，那麽唐宋尤其是北宋，隨著科舉製的常態化和公平性提升，使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隻是傳說。這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權力結構和人才選拔機製，催生了一個新的精英群體即“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不再依靠血緣或門第壟斷政治資源，而是主要通過讀書考試進入官僚體係。如果說周秦之際的思想大爆發是源於舊秩序的崩潰和新秩序待建的時代之問，那麽唐宋之際的思想變動，則更多是在既定的中央集權國家框架下，麵對新的社會現實如商品經濟發展，城市化，社會流動性等以及舊思想體係內部矛盾如漢唐經學的僵化所產生的回應。漢唐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雖然“儒表法裏”，但也吸納了部分佛教和道家思想成分，至唐代中後期，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力甚至一度超過儒學。韓愈振臂一呼“道統”的危機感，正反映了這種思想上的失序。
周秦時代麵對戰爭和亂世，各學派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結束亂世，建立統一有效的政治秩序。”於是乎恢複周禮，或強調法治集權，或提倡兼愛非攻，或追求避世無為等直接針對國家治理、戰爭與和平等議題展開。而唐宋時期，盡管國家麵臨外部壓力，但中央集權結構已相對穩固，思想家們在繼續探討治國之方的同時，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個體道德修養、人性本質的議題。唐宋變革的核心思想產物無疑是宋朝新儒學誕生，之後完善在宋明理學上，尤其是王陽明心學的形成，其意義不在於超越何種學派，而是舍去舊儒學主張個人與國家相連的思想，開創了以人為本，從自身出發的古典哲學。
在官僚製度上唐宋之變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相權的削弱和皇權加強至極。在唐代雖也存在皇權專製的趨勢，但宰相作為百官之首，對皇權仍然相當的製衡作用。然而宋代開始為了防止權臣專權，皇帝通過設立中書門下、樞密院等機構分散了宰相的權力而皇權得以高度集中。明清時期，內閣製度的建立和軍機處的設立，更是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專製。在經濟方麵，唐代實行租庸調製，土地所有權以國家所有為主。而到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和商品經濟繁榮，土地私有製開始萌生，雙稅製的推行也標誌著國家對私有土地的承認。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對宋代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八世紀開始南方水稻種植成功吸引了整個人口的南遷，當然北方連年戰爭也有南遷因素，但地理形勢上整個長江流域更適合高人口居住。
可以說，周秦之變塑造了中國帝製時代的基本政治結構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思想框架，是“形”的建立。而唐宋變革，則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帝製時代中後期的社會精英結構，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為這個結構服務的新的思想體係理學，是對這個“形”進行“神”的注入和調整。兩者共同構成了理解中國皇權製度及其思想伴隨演化的兩個至關重要的“關卡”，也使得我們在審視曆史時，不能簡單地以某一個時期的思想特點概括整體，而必須看到其在不同曆史階段麵對不同問題時所發生的複雜演進。但筆者必須指出的，之所以走進秦製再沒有複辟到儒家所想往的周製，這和千百年來整一係列皇權始終處於受到外在侵略危險的地理環境有關，而中央集權甚至威權更可以維持好一股軍事力量，這樣的事態是儒教提倡的小共同體本位的周製所做不到的。其次，儒被視為“鄉願” 附在法表麵苟活至晚清，絕大部分取決於其作為科舉範本而已，學子讀儒為的是仕途，尤其是元朝科舉旨定朱熹《四書五經》為考試課本對以後的士大夫的知識結構影響深遠。而明朝利瑪竇開始引入西方宗教，乃至清出現太平天國和後來的義和團事件，可以想象真正在平民百姓之中的儒教根性其實極為脆弱，而晚清當西方憲政思想湧入國門後，那些早已被冷落在角邊的一幫“孔夫子” 開始活躍般討論起來，最後被新文化運動掃出街頭。
周秦之變絕非僅僅是教科書裏一段塵封的往事，亦非僅是王朝更迭的戲碼。它是刻入我們文明最深層基因的一場結構性大手術，是“小共同體本位”向“大一統國家本位”血淋淋的移植，是權力邏輯將思想資源強行編織、熔鑄進“儒表法裏”框架的宏大實踐。這場變革是政治製度重塑，更是思想史的“創世紀”，它奠定了此後兩千餘年中國思想與權力共舞、共謀、共生的基本範式。唐宋變革，不過是在這個秦製框架內社會技術、經濟活力勃發之後，對這套思想體係進行的深化、調整與再包裝，它以平和的方式讓中央集權統治術磨合得更為精微更具文化韌性，卻並未觸動其國家本位宰製一切的根本內核。
兩千餘年來我們在這套由秦漢奠基、唐宋完善的思想與製度混合體中循環往複。那所謂被“人人平等”的觀念始終遊離於真正法律保障的個體權利之外，淪為權力集中後打破舊壁壘、方便管理的工具，那宣揚代表“民本”的思想外衣，卻常常包裹著法家嚴刑峻法、甚至隨意操控的冰冷骨架。筆者認為曆代王朝在穩定後無不強化中央集權，無不警惕和壓製任何可能形成反抗力量的社會組織包括宗族，社會集團等，無不試圖將思想納入帝王官僚所設下的軌道。視死如歸的譚嗣同怒斥過“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這是對暴政的控訴，對思想淪為附庸的秦製邏輯的控訴！毛澤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與其說是調侃，不如說是他作為一個深刻的實踐者，對革命理想如何在承載了兩千年秦製遺產的黃土上落地，所觀察到的某種令人驚心的真實。
筆者作成本文最終意義並非僅僅為了厘清故紙堆裏的條條框框，而是要勇敢麵對我們文明深處的曆史負擔，麵對那塑造了我們集體意識、影響著我們行為模式、甚至限製了我們想象空間的“秦製”，今人必須認識到，真正的文明不僅僅是經濟之騰飛或科技之進步，更是思想結構之合理完善，是從根本上告別那個將國家權力置於一切之上、將個人價值壓抑至最低的舊模式，當今人再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審視周秦之變遺留給今天的思想遺產時，我們絕不能自欺欺人，那種將國家權力神聖化、將集體淩駕於個體、將穩定置於一切之上、以及對思想多元和批判精神的本能壓抑，無不在這條秦製的思想河流中找到源頭。曾經有人試圖用一場激烈的思想革命來鏟除腦中那顆“古瘤”，卻發現當舊的信仰崩塌後，留下的思想是如此空蕩，竟不知如何充填，如何重建我們的思想家園？隻有當我們有勇氣穿透兩千年的曆史煙塵，直麵那個奠基性的裂變及其後續思想扭曲，才能真正理解我們身在何處，而找到一條通往未來屬於我們自己的道路。為此，務必永不止步的思考與實踐。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