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的坎坷人生

作者：張惠卿

1987年8月5日清晨5點多鍾，在北京，一輛從北太平莊開出的22路頭班公共汽車，風馳電掣般地向南駛來，馬路上薄霧未散，行人稀少，司機一時大意，沒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著頭，正從東往西穿越馬路向北京師範大學走去，等到發現前麵有人已來不及刹車，車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開外，當場昏死過去。

這位老人是當時唯一活著的中共“一大”代表、85歲的劉仁靜。他的家就在馬路東邊，他是每天這個時候去北師大操場晨練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著他過馬路，震驚地發現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趕到出事地點時，老人已被送進附近的北京軍區262醫院搶救，但因顱骨碎裂，大量出血，醫生雖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術了。

劉仁靜剛在上一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他的行政關係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為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我聞訊趕到醫院時，他已被送進太平間了，他兒子劉威立向我敘述了出事經過，我去太平間看了劉仁靜老人，他臉色慘白，雙目緊閉，走得實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愴然。不久，參事室也派人到醫院來了。在商議後事時，劉威立向參事室的同誌提出一個請求，希望組織上給他父親的一生經曆寫一個結論。但最後得到的回答是：不寫了吧，不寫比寫好。

就這樣，劉仁靜默默地結束了自己複雜而又坎坷的一生。

劉是1952年1月由組織上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以後他雖被列為編外人員，“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秦城監獄多年，但他的關係始終在人民出版社，從1952年到1987年整整35年，他這個特殊人物的後半生，和人民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但是，作為托洛茨基的忠實信徒、中國托派最早的組織者之一的劉仁靜，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雖然願意通過認錯，回到革命隊伍中來，可是他的認識和黨的認識差距太大太遠，他不能見容於新社會，他的後半生過得相當艱難。

因工作關係，我和劉接觸的機會較多，30多年除他被關押在監獄的十一二年外，幾乎沒有間斷過。他這些年的經曆和遭遇我都比較清楚，對他的曆史和思想狀況，也逐步有所了解。深入觀察和探究這位曆史人物複雜而多變的一生軌跡，令人感慨良多。

劉仁靜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活躍分子。他1902年出生在湖北應城一個教書先生家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1920年加入由李大釗發起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即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他因努力研讀並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而有“小馬克思”之譽，後又積極參與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他和張國燾一起被選為北京代表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時，隻有19歲，是13名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

“一大”選出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中央委員，組成黨的中央局。說來十分湊巧的是，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李達創辦了黨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而正是劉仁靜，擔任了李在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助手。李和劉一起，製訂了包括《馬克思全書》、《列寧全書》和共產主義叢書等龐大的出版計劃。但在出版了一部分圖書後，卻因故被迫停止了活動。

1922年，劉與鄧中夏共同創辦並主編黨的《先驅》雜誌，這個雜誌後來成為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下半年和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聆聽了列寧的報告，並代表中共發言。1923年回國後，即赴廣州參加黨的“三大”，不久又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團的“二大”，並被選為團中央書記。1926年，陳獨秀派他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即國際高級黨校學習，其間，劉又列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大革命失敗。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因共產國際指導中的錯誤，指責斯大林，引發了聯共（布）黨內的一場激烈爭論。中國留學生中不少人傾向托洛茨基的觀點，劉仁靜經過仔細比較和分析後，也讚同托洛茨基，他還研讀並收集了托的不少論著，從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組織手段清除出黨，並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驅逐出國，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島上。劉仁靜於1929年春在列寧學院結業繞道歐洲回國時，出於對托的狂熱崇拜，背著黨去土耳其拜見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興，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中國信徒，和他促膝長談，留他住了十幾天，並起草了一份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的提綱，要劉帶回國內，認為這個文件可以作為中國托派的綱領。劉和托深談後，對托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以後好幾年一直與托保持著密切聯係，托曾不斷地給他寫信、寄書、寄材料。因此劉是中國托派中唯一謁見過托洛茨基本人並得到托親自指點的人。他在回國後就開始對黨產生了離心離德的思想，自以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傳”，把托的提綱視為挽救中國革命的靈丹妙藥，一心要充當救國救民的救世主。他一麵著文鼓吹托洛茨基的主張，宣揚托洛茨基主義，一麵同已回國的一些托派分子聯係，著手組織反對派，與黨直接對抗。當時陳獨秀也正結束多年沉默向中央路線提出意見，並傾向托派的觀點，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1929年10月黨中央作出《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黨內機會主義指陳獨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對派則是指劉仁靜等人），接著11月又通過了開除陳獨秀等人出黨的決定，劉仁靜則在回國後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黨一直未接他的關係，後被視為分裂黨的罪魁禍首將其除名。

1930年起，劉仁靜周旋於一些托派分子和陳獨秀之間。當時中國托派內部思想混亂，分歧很大，共成立有四個小組織，劉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於劉自視甚高，狂傲自大，總認為自己是托的唯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聽不進不同意見，而常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別人，即使對陳獨秀也是如此，因此使托派組織無法容忍，最終把他拋棄，“十月社”開除了他，他想和陳獨秀合作，又遭陳拒絕。這樣，他竟成了托派中一個遊離於各派組織以外的孤家寡人。

1935年，他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三團逮捕，被當作共產黨的重要幹部遞解南京，關押在蘇州反省院，直到抗戰爆發才獲釋。

抗日戰爭期間，他先在武漢，後去西安，在幾家國民黨機構供職。據他的家屬回憶：劉有心參加抗日事業，但內心仍堅持托派思想，不願找共產黨認錯，又不容於托派，陳獨秀不理他，他又不想跟張國燾走，在國共合作抗日的形勢下，他認為在國統區也能實現自己的抗日要求，同時為了養家糊口，就作出了去國民黨機構工作的選擇。但他為自己立了一條守則，即隻抗日不反共。因此當他在西安戰幹團任教官時，戰幹團領導要他寫出反共文章，他堅決不寫，後關入禁閉室一個星期，並被解職，後去陝西教育廳任編審，直到抗戰勝利。

1946年劉回到上海，給幾家報刊寫文章。這時與外敵的民族矛盾因抗戰結束而消失了，原來被掩蓋著的國共矛盾又顯現出來。劉仁靜頑固的托派思想重新抬頭，他深信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路線不如自己發動城市工人鬥爭路線正確，回到了先經濟複興再革命的老路上，他竟認為中國可以依靠美援發展工業，振興經濟，從而當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並召開偽國大時，他卻認為共產黨應當放下武器。他根本不相信解放戰爭能取得勝利，當1948年人民解放軍已從防禦轉入進攻，國民黨政權麵臨土崩瓦解之際，他還應陶希聖之邀赴南京，陶要劉幫他搞反共宣傳，劉寫了一些文章，但因不符合陶的要求，沒有再繼續下去，而把他掛名安置在國防部領幹薪，直到南京解放。

全國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劉在上海，他與大多數托派分子堅決不肯或不願承認這巨大的革命現實不同，他無法否認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的鐵的事實，他發現自己真的錯了，開始了認真的反省，經過將近一年的反複思想鬥爭，幾經猶豫，最後決定赴京向黨認錯。

劉當時的主觀願望是，他自以為與張國燾不同，也與彭述之等人不同，他雖也批判過黨的路線，但都是清談空論，沒有具體行動，有錯無罪，隻要自己主動認錯，真誠回歸，應該可以見容於黨，得到黨的諒解，下半生還能做點工作。

1950年8月，劉到北京找了中央組織部，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中組部要他寫出書麵材料。但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對托派定性為：“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和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並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要各國黨都按此定性對待本國的托派，中國共產黨就一直以此為標準，把中國托派分子包括陳獨秀視為十惡不赦的死敵，是一夥漢奸、特務、反革命，“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人民的卑汙工具”。這個認識始終未變，這當然也是針對劉仁靜的。因此對劉的來歸，即使不認為他是死敵，也會認為他是心懷叵測的繳械投降之敵。

劉到北京後，想找一些熟人聯係都碰了壁。據劉自己回憶：董必武明說不見；李立三辭以不在家；吳玉章稀裏糊塗接見了他，談話不久，秘書就進來提醒吳，說此人不可接觸；寫信給廖承誌，廖不答複。劉當然不敢去打擾毛主席和周總理，但一次他去參加譚平山的追悼會和周總理不期而遇，隻見周迎著來賓隊列和每個人一一握手，臨到劉時卻看也不看一眼越過他和下一個握手，使劉十分難堪。劉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後一次和周見麵時，周還親切地和他開玩笑，而現在自己卻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隻有許德珩仍把他當作老同學、老朋友接待了。那時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聯係，並幫他解決了一些困難。最後劉少奇出麵和他談了一次話，態度、口氣之嚴峻，也是他沒有料到的。他隻記得中心意思是：你劉仁靜隻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否則就隻能餓飯。這次談話後，他用了劉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師。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仁靜的認錯檢討，但加了一個措詞嚴厲的“編者按”。該“編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對托派的定性，同時指出：“托洛茨基———陳獨秀叛徒集團既然完全墮入這種反革命立場，就不能不成為中國人民的公敵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反對人民的卑汙工具。被人民唾棄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殘餘分子在中國人民勝利以後雖然銷聲匿跡，但是對於他們繼續進行破壞和暗害行動的可能性，仍然應當提高警惕。”接著介紹了劉仁靜：“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即叛變革命，1929年還到土耳其去拜訪已經叛變革命而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國後即進行托派組織活動”。並指出：“雖然他自稱在1937年已被托派開除，但從那時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國民黨反動組織中進行反革命活動……而他的檢討卻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把它輕描淡寫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無論他說得怎樣，是否確實有悔悟，仍然有待於他的行動證明。”

劉仁靜當然不能同意這樣的“判決”，因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團是一夥特務、間諜、殺人匪幫的斷言，也不認為自己從事過反革命罪惡活動。他去找安子文爭辯，但毫無結果。因為這個“編者按”顯然是經過黨中央認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對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釋如出一轍就可說明一切。而這也正是黨對中國托派和劉仁靜作出的不許辯駁的結論。劉的唯一出路隻能是學會在這個結論的重壓下去適應今後嚴酷的現實。

北師大的學生首先作出強烈反應，他們看了《人民日報》後，很快就了解到這個如此反動而又不知悔改的劉仁靜正是他們的教師劉亦宇，立即群起抗議，校方不得不撤銷了劉的教學任務，讓他改任蘇聯專家的翻譯。但群眾同樣不能容忍，實際上劉已無法再在北師大呆下去。組織部隻好重做安排，先讓他去淮北參加土改，回京後通過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劉來出版社報到時仍用劉亦宇的名字，除個別領導外，誰都不知道他是什麽人，隻知道來頭不小，有人傳言說，他是劉少奇、安子文介紹來的。根據他懂外語和理論的特長，分配在第三編輯室即哲學編輯室任外國哲學方麵的編輯。因他年齡較大（那年他50歲），又有較豐富的學識，大家對他都很尊重，相安無事。

1952年中，三反運動開始，這本來涉及不到他。但後來社方接到上級通知，說要觸動觸動他。於是在部分群眾骨幹中公布了劉的身份，印發了有關材料，主要是那個長達一千多字的“編者按”，讓大家心中有底。開始以小組會的形式對他進行“幫助”，結果一共三天開了四次會，一次比一次升級。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眾聽後發現，他的交代及認識和《人民日報》的“編者按”相差十萬八千裏，於是和他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劉既不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認同斯大林對托派的指控，還說托派“曾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是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一個派別，不是反革命組織。至於後來是否發展為殺人犯、間諜匪幫，我不知道”。群眾當然深信斯大林包括《聯共（布）黨史》和我黨對托派的定性，還有《人民日報》“編者按”作出的結論，認為這些都是絕對真理，理直氣壯地批駁他的“謬論”，而劉則頑固抗爭，毫不退讓，雙方僵持不下。

第三次會議之前，社領導找他個別談話，規勸他要認真聽取群眾意見，進一步提高認識，說明大家無非是要你正視托派的嚴重罪行，承認自己確實有罪，答案本是現成的。但無論怎麽啟發和幫助，他就是聽不進去，他堅持自己的認識，不願順杆爬作違心檢查而得以過關。到開會時仍是我行我素，一味和大家爭辯，堅不認罪。他本來不擅言辭，一生氣就更講不出話來，群眾則是振振有詞，逼得他理屈詞窮，狼狽不堪，在寡不敵眾的情勢下，他竟站起身來，退出會場，全場為之嘩然。最後一次會已從批判會升級為批鬥會，參加的人數也增加了，會場氣氛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群眾義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組織和國民黨反動組織中從事過什麽樣的反革命罪惡活動，他則咬定自己隻是寫寫文章而已，沒有任何反革命活動，甚至說：“我回答不了，我的腦筋就是這樣頑固，你們槍斃我好了！”群眾氣憤之極，在一片聲討聲中，劉頭腦昏亂，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竟使勁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後暈厥過去，會議就此中斷。

劉的這種嚴重對抗群眾運動、抗拒改造的反常行為，理所當然地激起全社人員的公憤，認為一個反動分子，氣焰如此囂張，實屬罕見。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此事當然上報到了中央。我隻聽說上麵好像在意料之中，傳話下來說劉這個花崗岩腦袋是改不了的，隨他去吧！但為了平息眾怒，出版社最後召開了一個全社職工大會，曆數劉抗拒改造的惡劣行徑，然後一致通過開除他的工會會籍。這就是說，把劉清除出了工人階級隊伍，此事就這樣戲劇性地收場。

第二年社方又把劉改為編外的特約翻譯，即不再作為出版社的正式職工，在家譯書，不用上班，工資100元數額不減，每月以預支稿費的方式付給。

劉原和他夫人兩人住在出版社的東總布胡同宿舍裏，我後來也正好住在這個宿舍，和他家隻隔著一間房。我每天晚上都見他一個人在院子裏跳繩，鍛煉身體，一次要跳好幾十下，這是一種相當激烈的運動，他堅持不懈，從不間斷，一般像他這樣年齡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很佩服他的堅毅和耐力，當時他跳繩的身影我至今記憶猶新。

在他被改為編外人員不久，出版社又在附近居民區的遂安伯胡同給他找了一所住房，讓他搬出了原來的宿舍，大家就很少見到他了。劉每月除按時到出版社領錢和交稿外，也很少外出，似乎在社會上已經消失，人們也逐漸把他忘卻了，他有幸躲過了“文革”前的曆次政治運動。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家裏埋頭譯書，出版社主要讓他從俄文翻譯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普氏的著作理論性強，譯起來難度較大，但按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勝任。開始幾年，他譯稿的質量較好，完成的數量也較多，後來發現他不太專心，譯文質量明顯下降，出版前往往要經過別人仔細加工才能達到要求，也不如期交稿，進度緩慢。社領導王子野派我去向他傳話，要他改正，並順便了解一下他的思想狀況。在交談中，我發現他有時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樣子，弄不清是什麽原因。他還曾一度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醫院治療過。現在回想，他的這種變化明顯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開始的，斯大林的蓋子被揭開後，他顯然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思想狀況極為複雜，是高興，是怨恨，是痛心，還是無法解開的“冤苦”情結，我們無從知曉，他也從不表露，不過慢慢地他又恢複了正常。

他的譯稿曾用“劉若水”的筆名出過幾個單行本，後來多數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漢諾夫哲學選集》。他還譯過法共領導人加羅蒂等人的著作，也出過單行本。

60年代上半葉，中蘇大論戰激烈展開。中央宣傳部要求人民出版社負責組織出版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參考資料，亦即包括托洛茨基著作在內的各種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論方麵的反麵材料。這些書即人民出版社後來用三聯書店名義出版的數十種內部發行的“灰皮書”。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個國際政治編輯室專司其職，由我負責。我們同中央編譯局和中央聯絡部等有關單位共同規劃，收集資料，組織翻譯，以配合黨中央對蘇共這場不同尋常論戰的需要。在這期間，劉仁靜來過社內多次，向我了解出書情況，顯得相當活躍。最後他告訴我，他有托洛茨基俄文版文集，願意提供給組織上使用。我聽後大喜過望，因為我們和中央編譯局正發愁找不到托氏的原著，隻收集到過去公安部門在全國肅托時從一些托派分子家中查抄到的部分托著的中譯本，都是解放前的老版本，還有一些英譯本和法譯本，從未見到過托的俄文文集，因為即使在蘇聯也早已找不到托的原著了。

十分可惜的是，劉交給我的托的俄文版文集已經不全了，隻剩下七卷還是八卷，我記不清了。全套原來共有十多卷，但這已是十分難得了。因為這些書是托氏本人寄贈給劉仁靜的，劉把它珍藏至今，經過30多年的風風雨雨，有的被人借走或拿走了，有的不知怎麽丟失了，保留著的他都無償地奉獻出來，即使不全，也同樣十分珍貴，這些文集使用後至今仍在中央編譯局保存著。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劉仁靜當然在劫難逃，革命群眾決不會放過這個“大人物”。批鬥、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飯，把他折騰得很厲害。不過造反派認為他早已是隻“死老虎”，無足輕重，對他興趣不大，所以他人身還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間，他去街上看大字報，順手從牆上揭下了一張大字報，想帶回家中仔細研究，被紅衛兵發現，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麵在院子裏召開批鬥大會，一麵打電話告知公安部門要求將他收審。

批鬥會尚未結束，市公安局就派人當場把他帶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東西，就把他關進了北郊的秦城監獄，一關就是六年多。最後向他宣布的罪名是兩條：一是去土耳其拜訪托洛茨基，二是回國後組織托派組織，宣傳托派思想。劉心中不服，認為這都不能構成被關押的理由，隻是無可奈何。

1973年黨的“十大”以後，據說周總理宣布了一條釋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領導專程去監獄找劉談了一次話，態度十分和氣，條件也很簡單，隻要他寫一份認罪書即可出獄。劉口頭答應，經過思考後又“變了卦”。據劉自己說，他最後寫了一個“不及格”的東西，辜負了這位首長的一番好意，隻好把他繼續關押。不過條件有所改善，轉到了團河農場，給了一個小院，有生活費，還把他在上海的夫人接來同住照顧他，但他本人隻能在院子裏活動，不能出大門。後來又轉到少年管教所，住進一個專建的院落。據說這原是認罪較好的托派分子杜畏之釋放後留下來的房子，顯然是為了向劉提示黨的早認罪早釋放的政策。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來，恢複了自由。就是因為不肯承認自己有罪，又被關押了五年多，一共將近12年，這時他已77歲，顯得有點老態龍鍾了。

劉回社以後，仍按特約翻譯對待，但不必再譯書。根據中組部的意見，從各方麵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一是他的生活費從100元提高到200元；二是把他的兒子劉威立從外地調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後又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在新街口外大街分給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後幾年，因為自包惠僧去世後，他是碩果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黨史工作者和有關部門及個人都來登門拜訪，向他求援，請他提供材料，寫回憶錄等等，紛至遝來，令他有點應接不暇，不過內心卻是比較愉快的。盡管經過十年浩劫，他的智力嚴重衰退，思想也開始比較遲鈍，但在回憶過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過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崢嶸歲月又曆曆在目，他常常處於一種興奮和激動的情緒中，因此他對來訪者都竭誠歡迎，盡自己的記憶據實相告和回答問題，對自己的經曆、曆史和所犯錯誤，也從不回避，並作了一定的反思。他兒子劉威立在幫助他父親整理資料，接待來訪者，並和眾多的黨史工作者接觸交談的過程中，逐漸對他父親一生的經曆和思想脈絡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他曾把他寫的有關他父親的文章給我看過，我覺得他的認識有一定的深度，也很讚同他對他父親整個思想發展過程的分析。他後來為中央黨史研究室鄭惠等同誌主編的《中共“一大”代表叢書》寫了30多萬字的《劉仁靜》一書（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較全麵、客觀、真實地描述和論證了他父親的一生。

1986年10月間，國務院參事室通知人民出版社，決定任命劉仁靜為參事室參事，宣布任命時還將宴請他和他的夫人，要人民出版社派人作陪。我想這應該是中央對他作出諒解和落實政策的表示吧，雖然來得遲了一點，但對這位迭遭挫折、飽經風霜的老人來說，總是一種安慰。赴宴是我陪同劉仁靜夫婦倆去的，參事室的兩位領導吳慶彤和王海容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應該說，這也是30多年來他們老夫婦倆最高興的時候了。這以後，他參加過參事室組織的幾次活動。

誰知不到一年，劉仁靜老人卻因車禍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