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陳璧君 - 那一籃藏匿著深情的雞蛋碎了（ZT）

1946年4月16，陳璧君押赴江蘇高等法院受審

 

一場婚禮，究竟能怎樣迅速而徹底地改變兩個人？袁世凱和孫中山對此懷著同樣的困惑。他們都曾自詡很了解汪精衛，卻在汪精衛、陳璧君的婚禮之後，發現這對夫婦已經變得麵目全非。

 

汪精衛與陳璧君的婚禮曾令世人矚目。廣東都督胡漢民親自主持婚禮，李曉生擔任介紹人，廖仲凱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儐相。除了親朋好友，大批同盟會的朋友們也濟濟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們齊聚廣州，本是為了公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罹難一周年，卻又同時見證了這兩位同盟會義士的結合。在死與生之間，汪精衛與陳璧君的婚禮，讓人們隱隱以為，多年以來的流血犧牲已該告一段落，新的生活，正如這場人們期待已久的婚禮一樣，理應受到整個中國的祝福。

 

《民立報》上很快發表消息祝賀汪陳成婚，雷鳴後來為汪精衛作傳吹捧，談及汪精衛與陳璧君的結合，其間雖不乏諂媚之詞，卻也暗示了那個時代對這場婚姻的態度：“及至民國肇基，國族光複，他們也便以一對同誌夫婦的新婚姿態，和中華民國一起誕生了。這種巧合，如今想來實在是異常有意義的。”雷鳴甚至以“模範”來描述汪陳的婚姻，“以共同事業而結為終身伴侶，在世界各國革命史上原非鮮見，不過像先生伉儷間那樣情愛彌篤，在私生活上樹立一種模範者，卻也並不多見。”

 

民國開元，塵埃雖未落定，一場革命者的婚姻，兩個出生入死的年輕人的結合，足以給時代以慰藉。

 

所有人都期待著她們結婚之後，可以為國家多做些事情。

 

然而，袁世凱高等顧問的聘書被汪精衛婉拒，廣東方麵幾次推舉汪精衛為都督，他也不肯接受。婚後的汪精衛似乎變得意誌消沉，他和陳璧君執意決定退隱，結伴前往法國留學。孫中山原本以為，這隻不過是年輕人一時衝動，不料那個血性的書生，那兩個曾經蹈死不顧的俠侶，如今已經沉溺於溫柔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在法國鄉間閑居的幾年裏，汪精衛沉溺於用古體寫作詩詞，隻不過，那些“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鏗鏘字句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似乎無窮無盡的愁怨與哀傷，曾經的豪放派已經被時代腐蝕得期期艾艾，變成了徹底的婉約派。那些原本在詩詞中隱現的金革之聲、隆隆殺氣，都被湖光山色無聲地吸納了。

 

至於陳璧君，則忙於相夫教子，她仍然被汪精衛的光芒掩蓋著，並且依舊心甘情願。直到1914年德法交戰，雙方傷亡慘重，陳璧君在巴黎參加了法國紅十字會。在她二十歲以前所做的所有選擇，都與對汪精衛的愛情有關，這個少不更事的富家女曾以為愛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現在她則開始選擇自己的人生。隻不過，她的時代還遠遠沒有到來，蟄居巴黎的日子，是她對幸福最後的記憶。

 

遙遠的中國烽煙頻仍，法國的鄉下卻風和日麗。一場婚姻能夠如此殘酷地改變兩個人，令人既豔羨，又惋惜。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年華催老了英雄，還是英雄辜負了年華。

 

風蕭易水今猶昨

 

1907年，16歲的陳璧君在馬來亞檳城華僑俱樂部小蘭亭第一次見到比自己大8歲的汪精衛。她早就對這個頻繁在報紙上出現的名字深為仰慕，及至在人群中遠遠看到台上慷慨陳辭的英俊小生，陳璧君更加難以自持。

 

為了懵懂的愛情，16歲的陳璧君做出了一個衝動的決定，她秘密成為同盟會最年輕的成員，盡管她甚至仍未理解“革命”二字的真切涵義；為了愛情，她與父親反目，背井離鄉；為了愛情，她不惜鋌而走險，以生命為代價，踏上不歸路。

 

對於陳璧君的主動示愛，汪精衛沒有答應，他用了些“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古老話語邏輯來搪塞陳璧君。拒絕陳璧君之後，他就離開檳城，繼續流亡革命。

 

陳璧君卻並未死心。一個習慣了錦衣玉食的年輕女子，輕而易舉地背叛了父母多年的期許，背叛了多年來所受的教育，甚至改變了早年的理想，普天之下，或許隻有愛情與革命，能擁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如此徹底地改變一個人，重塑一個人，影響她的一生。而在陳璧君麵前，愛情與革命這兩股力量，已經狹路相逢。

 

陳璧君與汪精衛的關係，在1909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變成了他的妻子，盡管隻是假扮，隻是為了掩人耳目。

 

這一年，汪精衛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對於來自黨內的爭執以及黨外的嘲諷，他憤慨而無能為力，這個一向以條理和理智說服公眾的年輕人，卻決定選擇吳樾們曾經走過的路——暗殺。在寫給南洋革命黨人的絕筆信中，他寫道：“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他希望以刺殺行動震動中國，以自己的一死喚醒民眾，促成團結。

 

陳璧君當仁不讓地躋身七人暗殺團，她甚至計劃學習柔道，以便暗殺時能派上用場，最終，她學了劍術。當有人說她有英國護照，一旦出事英國人也會保護她時，她便撕碎了護照。她試圖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向汪精衛表達她的決心——她與他生死與共的決心，顯然超過了革命的決心。

 

1910年元旦，守真照相館在北京琉璃廠馬神廟胡同開張，汪精衛、陳璧君假扮夫婦，與黃複生、羅世勳等人以照相館為掩護，籌備炸藥，策劃暗殺行動。

 

行動之前，汪精衛勸說陳璧君認真考慮後果，陳璧君再次直言不諱，“我不是為刺殺攝政王來的，而是因為愛你才來的。當然，這件事我們一起幹。不過，萬一我們兩人都能活下來，我願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夠答應我。”生離死別之際，汪精衛已沒有繼續拒絕的勇氣。或者，他也未曾想過，兩人還能生還並且重聚。

 

然而，暗殺計劃卻頻繁出現漏洞，最終流產，埋藏在甘水橋下的炸彈莫名失蹤。七人商議決定分頭行動，汪精衛和黃複生留在北京靜觀其變，陳璧君則與喻培倫一起去日本重新購買炸藥和器材。不料，陳璧君離開沒多久，就得到了汪精衛和黃複生被捕的消息。

 

陳璧君對同行的喻培倫亂發了一通脾氣，回到北京，希望設法營救汪精衛。所幸，對於這兩個叛逆者，清廷最終態度緩和，沒有判處死刑，改為終身監禁。

 

不久，陳璧君就買通獄卒，給汪精衛送了一籃雞蛋，雞蛋裏藏著她的書信。她相繼換回了汪精衛對她遙寄思念的詩作《秋夜》以及一曲《金縷曲》，還留給她五字血書，勸她“勿留京賈禍”，她還得知，為了避免引起麻煩，汪精衛含淚吞咽下她的書信。陳璧君意識到，向汪精衛繼續示愛的機會，或許到了。

 

她在隨後的信中告訴汪精衛：“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麵，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厚厚的高牆。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衛的血書——“諾”。

 

為了這個夢寐以求的“諾”字，陳璧君違背了對汪精衛的誓言，執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後，根據孫中山要求同盟會會員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離開北京。她一向善於突發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裏，神不知鬼不覺救出汪精衛。

 

武昌起義後，清廷宣布開放黨禁，並於11月6日釋放汪精衛。然而此刻，汪精衛的觀念早已發生轉變，在饒他一命的肅親王善耆的禮遇與規勸之下，汪精衛意識到暴力革命的症結所在，這個曾經異常激進的青年，開始以溫和的態度看待當局。出獄後，他很快成為京津一帶同盟會的領袖，極力勸說南方革命黨放棄武裝起義，主張和談。他的建議最終被采納。這次以“和”為準地轉向，影響了汪精衛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華期間他所作出的種種漢奸行徑。

 

一個多月後，汪精衛抵達上海，與陳璧君重逢，並決定兌現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衛與陳璧君回到他廣州的家中，正式舉行婚禮，女儐相為何香凝。對於曾有婚約的劉文貞，汪精衛則寄出一筆生活費，以期彌補良心的不安。

 

陳璧君與汪精衛婚後，一度情意漸篤。這兩個新派的年輕人，仍在用舊式的方法表達彼此的愛意，他們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嬌》：“飄搖一葉，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誰道長江千裏直，盡入襟頭舒卷。暮靄初收，月華新浴，風定微波剪。惕然攜手，雲帆與意俱遠……”然而，他們都不知道，“雲帆”究竟能行多遠，能夠為“意”成就，也同樣會為“意”所累，被生死患難論證過的深情，很難真能敵得過兩個人日複一日的廝守。

 

從幕後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衛禁不住孫中山的再三邀請，啟程回國。他被迫開始麵對撲朔迷離的人生，如果他繼續留在法國，過不食人間煙火的田園詩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書，到北京大學任教，做“中國今日之菲希特”，或許，他和這個國家的未來都會大為不同。然而，政治終究還是改變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孫中山，卻發現他的眼睛開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見汪精衛，希望他把孫中山的遺囑拿出來給孫中山簽字。汪精衛尚未表態，一旁的陳璧君早已暴怒：“還說簽？就是因為汪先生寫了遺囑，人人都罵汪先生，現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簽遺囑，將來不是別人更罵汪先生嗎？”

 

此時的陳璧君，早已不是幾年前那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已從幕後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與弟弟陳耀祖以籌備執信學校的名義向海外華僑募捐，在大半年的時間裏，橫跨太平洋，直達美洲，每日親臨台前演講，為黃埔軍校籌得三十多萬元款項，解決了國民黨的財政危機。回國後，陳璧君威信大增，沒過多久，就在國民黨一大上被選舉為中央監察委員，與擔任中央執行委員的汪精衛一起，成為國民黨內又一對權力夫婦。

 

孫中山去世後，汪精衛被推向權力的巔峰，成為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對於這一係列任命，汪精衛低調地力辭，陳璧君則逢人就說，不讚成丈夫擔當這樣的重任。然而，政治會議上收回的11張選票，全都寫著汪精衛的名字，顯然，汪精衛極不自信地選了自己。

 

汪精衛上任後，演講才華曾暫時令人們對他產生幻覺，他公開告訴廣州軍民：“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然而，統一中國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這樣的書生。

 

1926年蔣介石導演的“中山艦事件”，成為汪精衛與蔣介石命運的轉折點。蔣介石很快奪取了黨政軍大權，避居法國的汪精衛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衛和陳璧君又一次選擇遠走法國，對此，陳公博頗不以為然：“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曆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回答仍然頗有書生的負氣，而缺乏政客的變通，他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

 

“西安事變”蔣介石被監禁後，陳璧君再次策劃汪精衛的複出，卻很快因為蔣介石被釋放而宣告破產。在陳璧君的協助下，汪精衛一次次伺機反撲，又一次次無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終於將汪精衛與陳璧君引向不歸路。他們都曾盤桓在權力的神壇上，卻不過是民國政壇上無根的浮萍，所憑的隻是自己的才華和衝勁，以及早年樹立起來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從來沒有人能夠僅憑這些浮名而進退。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險些等來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照例要合影，蔣介石卻遲遲未至。此時，記者中突然衝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汪精衛連開三槍。

 

死亡終究沒有來臨。汪精衛被搶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彈始終無人敢取出來，這成為多年後奪命的隱患。

 

陳璧君認定，蔣介石不參加攝影，事出蹊蹺，徑直衝進蔣介石的辦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麽要派人下此毒手？”蔣介石一向對陳璧君的驕橫退避三舍，這次雖然同樣深感迷惑，也隻有賠笑道歉。

 

調查最終發現，行刺者孫鳳鳴是曾經的十九路軍排長，福建第十二師混成團機槍連連長，因政府消極抗日，決心鋌而走險。然而，陳璧君還是感到不安，已經開始迷戀權力的陳璧君，勸說汪精衛辭去一切職務出國，遠離這片是非之地。

 

與此同時，陳璧君與汪精衛的關係，也在發生著微妙的對調。從前，她隻是汪精衛的拍檔，填補著汪精衛的性格缺陷。汪精衛可以愛惜羽毛，陳璧君則不必；汪精衛在公開場合做君子，陳璧君則負責在私下“做小人”，像一個饒舌的怨婦一樣頻繁地為丈夫叫屈，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對手，汪精衛的真正意圖是什麽。然而，漸漸的，陳璧君從被動變成主導者，從幕後走向前台。

 

陳璧君的富家女性格，因為摻雜著政治的欲望，而愈發擴大，她像婚前一樣衝動，果斷，雷厲風行，與此同時，也變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她時常喜怒不定，動輒冷眼大怒，富家小姐的乖張與飛揚跋扈，被權力扭曲之後，愈發難以遏製。

 

人們開始這樣記錄這位“第一夫人”：“她對居所開始講究富麗堂皇，穿戴追求奇異超群，口胃刁鑽，花樣百出，光是隨身廚師便有六名之多，有時想吃什麽東西了，張口說出，必須馬上做得。就連宋美齡她也不放在眼裏，總以為自己應該高她一籌。有時宋美齡在拋頭露麵的場合中有上佳表現，她免不了要打著鼻哼，譏諷地說道：她是什麽東西，早年……”

 

以上種種，實在都算不得一個成熟官僚的做派，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被過度驕縱了的富家小姐。陳璧君過於輕易地被賦予了沉重的權力，無論是仰仗夫君的地位，還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運氣，這些權力的榮耀與枷鎖，都是她難以負荷的。

 

隨汪投敵，總攬全局

 

1938年，麵對抗戰的潰敗，國民政府的兩位領袖，再次選擇了截然相反的論調。蔣介石要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汪精衛則宣稱：“三年前，我主張和平，被打三槍。我在今天，還是主張和平。”

 

盡管蔣汪兩人看似和諧地分坐著國家的前兩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衛在吃飯時突然向蔣介石叫板，兩人應聯袂辭職：“自從國父逝世十二餘年，黨國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開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慚愧，沒有把黨國治理好。後來由蔣先生主政，你同樣沒有把黨國治理好。因此，我提議：我倆聯袂辭職，以謝天下！”據說蔣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

 

一個月後，汪精衛與陳璧君飛離重慶。幾天後，陳璧君在上海聽人解釋即將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對於這份“賣身契”，她代汪精衛做了回答，“我一麵說，汪先生一麵流淚，他聽完之後，對我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們的計劃上麵。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這份賣身契並沒有改變汪精衛的生活，他不過變得更加陰鬱，更加不自由。這份賣身契真正改變的，卻是陳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員很快占據了各種重要的崗位，從廣東省主席到建設部、組織部、宣傳部部長，從財政廳長到警備處長，她更親臨廣東，以“廣東政治指導員”的名義控製時局，她終於從獨當一麵的“汪夫人”，變成了總攬全局的“陳指導員”。

 

與此同時，陳璧君更加嚴密地監控著遠在上海的汪精衛，她將侄子和五弟任命為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追蹤他的動向。當彼此間的信任已經蕩然無存，愛情其實已然名存實亡，就像陳璧君手中曇花一現的權力，看似牢不可破，實則不堪一擊。

 

1944年，汪精衛槍傷複發，搶救無效去世。一年後，抗戰勝利，陳璧君被蔣介石誘捕，開始了後半生的鐵窗生涯。

 

十餘年的監禁，更像是一場守靈

 

留給陳璧君的判決書是無期徒刑，她卻不肯接受：“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陳指導員”，已經不會有人還在乎她的感受，滿足她的要求。

 

拘役中的陳璧君卻出人意料地恢複“汪夫人”的稱呼，她大聲訓斥所有提審的官員或者獄卒，“陳璧君這個名字是你叫的嗎？當年國父孫先生不曾這樣叫我！你們委員長也不敢這樣叫我，你們是國民黨雇傭的人，也配這樣叫我？”陳璧君重又變回久違的“汪夫人”，盡管“汪先生”已經隻能逗留在記憶中，早已變得麵目全非。所幸，記憶永遠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許她才能體會到久違的安全感。這個曾令她夢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終於徹底地屬於她了。

 

陳璧君的一生，並不是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命運的殘酷性，隻有她在監獄裏度過長達十餘年的鐵窗歲月後，才終於能夠領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終拒絕認罪，要求還她和汪精衛以曆史的清白。像許多年前一樣，她仍然試圖用這樣執拗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堅貞。這場長達十餘年的監禁，變得更像是一場守靈，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獨換取一塊牌坊的貞潔烈女們。隻不過，與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衛相比，陳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氣，已經不會有人在她獨自神傷的時候，送一籃藏匿著深情的雞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