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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橋之戰:王彭爭功探秘 ZT

(2008-11-16 15:33:18) 下一個
這兩天查閱資料,意外地發現,關於瀘定橋之戰的回憶,竟然有兩種截然對立,可能同假,卻很難同真的敘述。

第一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一軍團的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下的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奪取的;

第二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三軍團的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政委李幹輝)下的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奪取的。

第一種說法比較流行,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第二種說法好象一直受壓製,但從未被壓服。覃應機在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硝煙歲月》中,再次強調,瀘定橋是他們紅十三團偵察連拿下來的,不是楊成武的紅四團奪取的。下麵是我從他書中摘錄的一段文字:....見到彭雪楓團長,他說上遊有一座瀘定橋,隻有敵人的一些地方部隊把守,我們決定從那裏過河,他令我連務必在下半夜趕到瀘定橋附近待命。我和韋傑即帶上部隊急行軍,向瀘定橋方向前進。天已經黑了。又下著雨,道路難走,部隊又有些疲勞,我們便點著火把走。下半夜,我們按時趕到了瀘定橋橋頭附近的天主教堂。橋頭已被我兄弟部隊占領,彭雪楓團長騎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們一到,彭團長便親自向我們交代任務,要我連組織突擊隊,天亮以前突過瀘定鐵索橋,占領對岸右側的高地。我們從手槍排裏挑選出11名偵察員,加上我共12人,組成了突擊隊。這11個人中,有一個同誌叫蔡樹禮,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廣西人,他們是韋尤、韋日由、黃先木、覃日用、黃儀、黃雨等,另外3位同誌的姓名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時我們每人除了手槍之外,各人盡量多帶上手榴彈,有5個偵察員還各帶一支步槍。佩戴整齊後,我即帶隊來到橋頭的衝鋒出發地。韋傑則帶領連隊,準備好就地籌集的竹筏、麻繩和從教堂裏臨時拆下來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門板等材料,待命行動。拂曉的時候,部隊開始總攻擊。在強大的火力掩護下,我們12個人飛奔上橋頭,衝向橋麵。橋上被燒的木板還在燃著火焰,鐵索在搖晃,幾乎要把人甩下橋去。我大喊一聲:“同步前進:”橋身減少搖晃,我們一陣風地向前衝,灼熱的火焰閃開了一條火路。我們冒著彈雨,迅速接近對岸橋頭,向敵人扔了幾顆無柄手榴彈,就穿過燃燒的橋頭,追趕逃跑的敵人。敵人向瀘定城方向跑遠了。我們留下3個同誌牽製敵人,我和其餘同誌立即登上橋頭右側的高地,占領了製高點,掩護部隊過橋。我們12個人,勝利完成了任務。我們之中有6個同誌被不同程度地燒傷了。我們挑選來的突擊隊員,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和考驗的老偵察兵,有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都是在山區裏長大的農民子弟,還在家裏勞動的時候,赤腳爬山攀崖、過溝越澗,走吊橋獨木橋,都已經不在話下,所以能夠勝利地突過瀘定鐵索橋。(第62-63頁)這段描述裏麵,天主教堂、鐵索橋、城在對岸等等,表明覃應機所說的地方為瀘定橋無疑。但是他講的故事,不如楊成武講的曲折緊張有趣,少了許多諸如一晝夜行軍240裏、打著火把與對岸敵人賽跑等情節;攻橋的時間也對不上,楊成武版本是淩晨到達瀘定橋,下午4時開始攻擊,傍晚5點多結束,而覃應機版本則是拂曉開始攻擊,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應機對敵情的描述,與楊成武截然不同。


楊成武早期回憶錄,聲稱對岸“駐著兩個團的敵人,山坡上修築了嚴密的工事,機槍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迫擊炮彈也連珠般地飛過來。”


覃應機則說,他們早已偵查清楚對岸隻是少數地方雜牌部隊,所以,奪橋行動從一開始就隻安排了12個人衝鋒,扔了幾顆手榴彈,敵人就跑了。紅軍沒有傷亡。


兩種說法比較,覃應機的版本,與陳雲1935年向共產國際做的匯報,吻合較大一些。

卻說紅軍在控製瀘定橋之後,中共中央在瀘定城舉行了會議,史稱“瀘定會議”。這個會議決定派遣陳雲到上海去恢複白區黨組織工作。此後陳雲就在天全縣靈關殿離開長征隊伍,作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離滬赴蘇,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0月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關於紅軍西征情況的匯報。匯報紀錄稿長期塵封在共產國際檔案中,1996年被發現,後全文發表在中共中央《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匯報中,陳雲談到了大渡河戰役中的安順場之戰和瀘定橋之戰,這是我所找到的有關資料中最早的一份。關於安順場之戰,陳雲提到有5個人受傷;瀘定橋之戰則不同,陳雲未提傷亡,描述也比較戲劇化:


我們派出一個最優秀的連隊作為前鋒, 他們雙手抓住鐵索前進。我們終於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鋒連掩護之下爬過了橋。敵人見紅軍戰士如此頑強, 大聲喊道: “好啦, 我們投降。”隨即便交出了武器。
(《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第20頁)

然而再到後來,情況就不同了。紅十三團覃應機方麵的比較平淡的敘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紅四團楊成武方麵的比較驚心動魄的描述,則受到親睞,被大肆宣揚。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中共宣傳文字中此種厚此薄彼的區別待遇,是從什麽時候起,在什麽背景下開始的?

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大約成文於1936年。彭加倫在長征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他寫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勞都說成是本軍團的,隻字不提紅十三團有什麽貢獻。


說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來到陝北采訪,這被看作是一個向外宣傳,特別是向外國人募捐籌款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發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長征經曆中,“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曆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
“文字隻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此一征文活動,三個月內共收到稿件200餘篇,50萬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參與編輯,最後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統稿成書,共挑選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題名《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裏》)。


既然是為了宣傳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緊張、越驚心動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倫《飛奪瀘定橋》一篇,成為描述瀘定橋之戰的首選。而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中對瀘定橋之戰的繪聲繪色的動人描寫,許多都則取材於此。


由於斯諾的再傳播,彭加倫講述的故事,遂成為對外宣傳的主調。不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即使是紅一軍團人員內部不同人員講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當抵觸。最突出的是,宣傳科長彭加侖的敘述,又比楊成武的回憶顯得驚心動魄不少。例如對岸敵人人數,楊成武回憶錄說有兩個團,彭加倫則誇大到了“兩個旅以上”,紅軍是以一個團對付兩個旅!又如傷亡問題,楊成武的早期回憶,說22個人都衝過了橋,進城與敵人展開巷戰,未提有人傷亡;彭加侖則聲稱死亡三人,斯諾更繪聲繪色地描寫這三人在橋上中彈,落入河中。這個問題,直到楊成武1980年代寫《憶長征》和《回憶錄》等書時,才改變了說法,稱三人陣亡,大約是為了與流行宣傳取得一致的緣故。可惜,就在楊成武最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前後敘述仍不一致:前文剛說了22人都過了橋,接著補充說有三人陣亡,過了兩段,又說22人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等獎勵。


然而,無論有多少不通之處,從此以後,紅四團的飛奪瀘定橋故事版本,就壓過了紅十三團的版本。紅十三團雖然不服,卻也無法扭轉宣傳大局了。

“飛奪瀘定橋”純係虛構。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這隻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什麽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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