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

By 張潔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媽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體也分崩離析地說垮就垮了。好像昨天還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連個漸進的過程也沒有。
　　而媽可能早有預感。
　　她去世後唐棣學生時代的好友石曉梅對我說，六月份她來看媽的時候，就覺得媽明顯的衰老了。媽去拿筆記本，想要記下曉梅的電話。可是剛拿出筆記本就茫然問道：“我拿筆記本幹嘛？”
　　曉梅說：“您不是要記我的電話嗎？”
　　就是這次，媽非常傷感地對曉梅說：“我再也看不見唐棣了。”
　　曉梅說，以前媽也常說這樣的話，但她從未介意，因為上了年紀的人常做如是之說。可是這次，媽再這樣說的時候，曉梅覺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見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她得黃膽性肝炎以後，我每半年帶她做一次B超，檢查她的肝、脾、腸、子宮等等，醫生每次都說她什麽病也沒有，一定能活到一百歲。
　　我雖然不敢奢望母親活到一百歲，我想她活到九十、九十五歲是不成問題的。
　　我這樣盲目的樂觀，還可能是因為媽太自強、太不需要我的關照，什麽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為黃膽性肝炎住進醫院的前幾天，還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醫院看牙呢；
　　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個月，還給我熬中藥呢。
　　就連胡榮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後，媽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黃膽性肝炎後，又明顯地老了一截。而我卻總是看不到媽的衰老，我對她的關切，是不是連外人都不如？
　　醫生的良好祝願正中下懷地鼓舞了我、歡愉了我，從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從而忽略了媽畢竟是八十歲的老人，以至我大意失荊州。這可能也是造成她在不該過世的時候卻過世了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時不知為什麽愚蠢地認為，那個半年一次的B超檢查，就是媽整個健康狀況的鑒定，既然做B超的醫生說她什麽病也沒有，她就真是什麽問題也沒有了。我現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實B超了解的隻是腹腔方麵的情況，至於心、肺、腦方麵的情況還是一無所知。以我的智力來說，這本是略動腦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卻沒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媽年事漸高以後，我並沒有經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丟給小阿姨，或遊走列國他鄉；或應酬交際；或忙於寫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為有小阿姨在她身邊，什麽問題都解決了。
　　盡管現在我不論走到什麽地方都把媽的一點骨灰帶上，可這還有什麽用呢？在她老邁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時候，我卻把她遠遠地丟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爾濱大慶采油七廠采訪，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聽小阿姨說，她不斷地說：“張潔快回來了，張潔快回來了。”好像在為無人照顧的自己鼓勁。
　　可是我在哈爾濱給她打長途電話，問她各方麵情況如何的時候，她老是說，“沒事，挺好的。”
　　有一次她便結得特別厲害，急切地念叨著：“張潔要是在就好了，張潔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卻遠在哈爾濱的大慶采油七廠。
　　多少年來都以為媽的便結是老年人的通病，後來才知道，那是由於她的腦垂體瘤已經發展到不能正常分泌身體各係統所需要的內分泌，從而影響了身體各係統的功能所致。
　　她從不要求我的關照，從不抱怨我在她八十歲的高齡，總是大撒手地把她丟給小阿姨。
　　她終於禁不住對小阿姨這樣念叨我，一定是因為身體異常不適，有一種到了緊要關頭的直覺。
　　我在哈爾濱呆了不過十幾天。一到家就發現，短短幾天裏她就顫顫巍巍地駝了腰。走起路來磕磕絆絆，舉步維艱，兩隻腳掌嚓、嚓、嚓地磨蹭著地麵。
　　褲帶也常常忘了係，吊吊地拖垂在襯衣下擺的外麵。
　　媽再不是那個不管什麽時候都利利索索的媽了。
　　可我還是想不到，或不願意那麽想，媽是不行了。我還以為，或我寧肯以為她不過是在懈怠自己。
　　我說：“媽，您怎麽這樣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內心深處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媽也到了人生的最後階段？不管我多麽一廂情願地認為媽能活到九十五。否則為什麽一見媽那個樣子走路我就心裏發緊？心裏越是發緊，才越是輕描淡寫地對媽說：“媽，好好走。”
　　她就抵賴、隱瞞、解釋著，說她腳痛；或是鞋不合適；或是剛睡起來、剛坐起來，腿腳還沒活動開……
　　也許她心裏早就明白，否則為什麽老是找出各種理由來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結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來。
　　那個時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實已經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對我說實話，她怕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一直是互相攙扶才能掙紮過來的、隻有我們兩個人組成的這個列隊，即將剩下我一個人了。
　　所以她的抵賴、隱瞞、解釋裏，總含著隱隱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個人丟下，讓我獨自在這實在沒有多少樂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裏繼續跋涉、掙紮，是對我的一種背棄。
　　兩隻眼睛，也總是老淚淒淒的。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聽信眼科醫生的話，媽的視力不好，是因為長了白內障的緣故。而白內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個眼睛後才能手術。我們不懂，不懂也沒問個明白，為什麽十幾年過去，媽的視力差不多等於零了，翳子還沒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兩次胡容來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應聲開門之後竟看不清是胡容，問道：“你找誰呀？”
　　胡容說：“姥姥，您怎麽連我都認不出來了？”
　　媽說：“哎呀，聽聲音才聽出來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現了重影。媽常說，有時能看見兩個我；有時半夜醒來，老看見屋子裏有人，或有幾個小孩在亂跑。“剛開始我還挺害怕，後來就習慣了。”媽說。
　　現在，不用念醫學院我也懂了，一個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別的毛病，視力卻越來越差的話，就應該考慮是否是瘤子壓迫視神經的緣故。可是卻沒有一個念醫學院的眼科醫生想到這一點。說他們是庸醫恐怕不夠公正，隻能說他們沒有想到。如果他們當中有一位能夠研究一下，一個視力已經近乎零的白內障患者，他的翳子還蒙不上整個眼睛，是否和腦子裏發生占位性的病變、壓迫視神經有關？如果那樣，媽早在她還可以承擔手術的年齡就做手術的話，我現在還有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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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號我去意大利的時候還沒有發現，後來我從意大利轉往美國，並在一九九0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國的時候，突然發現她的左肩歪斜了。不過遠沒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這麽厲害。我說：“媽，您的肩膀怎麽歪了？”
　　她辯解說：“這是因為右手老拄拐杖的緣故，右肩老撐著，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媽幾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裏隻在心理上起一種依賴保護的作用。何談右肩老是撐著，左肩就歪蹋下去，她隻是不肯承認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辯解的深處，恐怕隱藏著對衰老無力、無奈的忌諱，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願意她老。
　　我老是一廂情願地覺得，媽還是拉扯著我在饑寒交迫、世態炎涼的日子裏掙紮、苦鬥的母親，有她在，我永遠不會感到無處可去，無所依托，即便是現在，我看上去已經是足夠的強大、自立、獨立的樣子了。隻有媽深知，不過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廂情願地想著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誰還能像她那樣嗬護我、疼我、安慰我、傾聽我……隨時準備著把她的一腔熱血都倒給我呢？
　　隨時，我的眼前都能現出她住進醫院的前一天，還在堅持鍛煉的樣子：
　　手杖依舊橫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說：“我不拄，我就是拿著它壯壯膽。”不管命運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歲的老身奮力延緩著依賴它物、他人那個時刻的到來；
　　發卡胡亂地卡在頭發上。稀疏的白發，東一絡、西一絡地四下支楞著。媽是極要體麵的人，不管條件、情況怎樣，她總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幹幹淨淨，整整齊齊。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會有的，那個力不從心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雙臂勉強地、盡快地擺動著，好像還在協調地配合著快速、利索、其實舉邁已經相當艱難的雙腿：
　　她晃動著雙臂往前掙紮著，滿臉都是對生命力怎麽一下子就無影無蹤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這毫無勝利指望的鬥爭中，心力耗盡後的思索。
　　明顯的食欲減退，吃什麽都不香了。
　　以前她的胃口總是很好，飯量比我還大。更讓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給她夾菜，她就光吃飯。給她夾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飯上麵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隻好把她碗裏的飯拌勻了讓她吃。
　　吃飯的時候，她眼睛茫然地瞪著前方，不知其味地、機械地往嘴裏填著。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顫抖得厲害，已經不能準確地把飯菜送到嘴裏去了。連端碗的樣子都變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摳著碗邊，把碗夾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間，我糾正她幾次，可是沒用，下次她還是那麽拿碗。
　　她的腦子裏，好像什麽都裝不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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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日依在沙發上昏睡，任門戶大開。
　　到現在，媽那昏睡的樣子還時常清晰地出現在我的眼前。特別是那一天，我走進她的房間，見她睡得簡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幹這幹那，她不曾感到絲毫的幹擾。她那毛發日漸稀疏的頭（媽的頭發本來就少，但是不禿），枕在沙發的扶手上。那張沙發是我們經濟上剛剛翻身的時候買的，式樣老了一點，扶手比較高，所以她的脖子窩著，下巴自然待在了頸窩上。嘴巴被柱在頸窩上的下巴擠得癟癟地歪吊著，氣也透不暢快地呼呼有聲。全身差不多攤放在沙發上。好像那不是一個有生命的軀體，而是沒有生命的血肉。
　　她不再關心鎖沒鎖門，會不會丟東西；不再像過去那樣，不管誰、哪怕是我進門，也要如臨大敵地問一聲：“誰？！”
　　就是跟我到了美國，住在我任教那個大學區最安全的教職員公寓裏，對公寓裏其他人出入不鎖門的現象，她也總是放心不下，多次讓我提醒他們注意鎖門。我隻是隨口應承著，並沒有認真去做。她見沒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會說：“鎖門幹什麽，誰能來偷咱們或是搶咱們呢？咱們有錢嗎？沒有；公寓裏的家具人家也不會要；咱們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沒法穿，尺寸不對；再說，咱們倆不論從哪方麵來說，都不對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她一生處在無所依靠，不但無人保護、還要保護我的情況下，對門窗的嚴緊自然有一種難以釋懷的情結。不過她在世的時候我並沒有求其甚解，甚至覺得這種過度的謹慎純屬多餘。直到她過世以後，當我細細回顧她的一生的時候，才有些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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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她平時賴以解悶的電視也不再吸引她了，雖然電視如她醒時那樣總在開著。也不再暗暗地為我關心天氣預報，因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親兩處交替地來回穿梭。
　　既然我已為他人之婦，就得謀為婦之政。晚上過先生那邊去給他做晚飯，以及克盡我其它的為婦之道。一早再從先生那邊過到母親這邊來，所謂的陪伴母親、服侍母親、給母親做一頓中飯，外帶在電腦上打字掙錢養家。所以媽老是希望天氣晴好，免得我這樣躥來躥去地被風吹著、被雨淋著、被太陽曬著……提醒我及時地加減衣服。媽去世後，再也沒人為我聽天氣預報，讓我注意加減衣服，或是出門帶傘了。
　　所謂的陪伴母親也是徒有其名。滿頭大汗地進得門來，問一聲安，和她同吃一個早餐之後，就得一頭紮進電腦。不紮進電腦怎麽辦？寫作既是我之所愛，也是養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為什麽家庭負擔那麽重，常常覺得錢緊。家裏難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著綾羅綢緞，更沒有紅木家具、純毛地毯。一應家什盡量尋找“出口轉內銷”，力求別致而又花錢少。母親更沒有給我什麽負擔，不但沒有給過我什麽負擔，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還在傾其全力地貼補我。她的每一分養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們的身上。最後，她每月的養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當她還沒有這麽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隻有五十六塊錢的時候，以她七十歲的高齡，夏天推個小車在酷暑的太陽底下賣冰棍，冬天到小賣部賣雜貨，賺點小錢以貼補我無力維持的家用。那時候賣冰棍不像現在這樣賺錢，一個月幹下來，賺多賺少隻能拿二十多塊錢。叫做補齊差額。即賣冰棍或賣貨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資不得超過退休時的工資額，但對我們來說，這二十多塊錢，就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了。
　　隻是在我有了稿費收入以後，媽才不上街賣冰棍、賣雜貨了。記得我將第一筆稿費一百七十八塊錢放在她手裏，對她說“媽，咱們有錢了，您再別出去賣冰棍了”的時候，她癟著嘴無聲地哭了……
　　到現在，我的眼前還時常浮現出那些又大、又濃、又重、又急的淚滴。當時，她坐在我們二裏溝舊居朝北那間小屋的床上，那張床靠牆南北向地放著。她麵朝西地靠坐在頂著南牆的床頭旁……
　　但是好景不長，最後幾年經濟上雖然穩定了，可是她更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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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也很簡單，一杯牛奶，一個雞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長時間？這就是媽盼了一夜的相聚。給母親做飯也趕不上給先生做飯的規模，一般是對付著填飽肚子即可。比起母親，先生畢竟是外人，我該著意行事。這也是母親的家教，自己家裏怎麽苦，也不能難為外人。和曹操寧肯我負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負我的理論正好相反。而母親到底是自己的親娘，不論怎樣，她都不會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會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計地替我節省每一個銅板。
　　有一段時間她老是尿道感染，我覺得十分奇怪。按理說，家裏根本不存在誘發她尿道感染的條件。後來發現，她小解後根本不用衛生紙，而是用一塊小毛巾，我問她：“您幹嘛不用衛生紙，這多髒呀。細菌會在上麵繁殖的，難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她說：“不髒，過幾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還能用。用紙多浪費呀。”
　　那時候一卷衛生紙才兩毛五分錢，我是說最便宜的那種粗衛生紙。我們家從沒用過類似金魚牌那種細衛生紙。就是這兩毛五分錢的粗衛生紙，媽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說：“你那錢賺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給她扔了，“一天煮一次都不行，您還幾天煮一次！以後再不能這麽幹了。您這麽節省難道我就能發財嗎？”
　　從那以後，她沒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發現，她就是用衛生紙，也是很小的一塊。怎麽跟她說，她也改不了。
　　早飯以後，她就盼著午飯。因為在我準備午飯的時候，就把媽叫到緊連著廚房的小廳裏，為的是趁我做午飯不能寫文章的時候，和媽多呆一會兒，多說幾句話。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會兒、多說幾句話，也沒有那個心力了，隻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點心力，她都不會舍棄和我相聚的，哪怕是幾分鍾的機會。
　　她又怕影響我的寫作，總是克製著想要守著我呆一會兒的願望。就連給陪伴她度過許多寂寞時日的貓煮貓食，也要歉歉地、理虧似的打個招呼：“我給貓煮點食兒，不影響你吧？”或是，“我給貓剁點食兒，就幾分鍾。”
　　但是任誰，浪費起我的時間、精力、心血，都慷慨的很。這就是媽和任誰的根本不同。
　　她對我的已然算不了什麽先進科學的電腦，始終懷著一絲敬畏，有那麽兩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著我工作間的門框，遠遠地站在我和電腦的後麵，說：“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壞了它。”
　　我把她拉到電腦跟前，讓她看我如何在電腦上操作，以及在這一通操作後電腦上出現的文字。“幹嘛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紙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媽要不能往前靠，誰還能往前靠！隻有她，才是最有權力擁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終沒有跟她說過這些，總覺得這是無須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於表示溫情，幾乎沒有對她說過什麽溫馨的話。現在，一想到那些話可能帶給她的滿足和快樂，我就無窮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電腦上的字，但我卻聽見她說：“真好啊。”
　　我說過，她這時的視力幾乎等於零了。所以，與其說她果然看到了電腦的種種妙處，不如說她對竟然能使用電腦寫作的女兒的自豪，以及對我不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通過各種努力，用各種方式給她爭了一口氣的感慨。
　　她總算看到了我怎樣在電腦上工作，要是那兩次她沒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後、沒有偶然地看到我在電腦上如何工作的話，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拉她來看看可能會給她極大安慰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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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重聽的現象，還常常聽錯。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們通話的時間。
　　唐棣七月二十八號來電話的時候，媽幾乎聽不出什麽了，隻是象征性地抱著聽筒，全靠事後我給她轉述。雖然聽不出什麽，那她也高興，畢竟那是她最愛的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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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小便失禁，多飲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麽這麽渴啊！”到現在我好像都能看見她不時從沙發上爬起來，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隻早期生產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著棗紅色的冰花漆。
　　我說：“是不是天氣太熱的緣故？”就買很多西瓜給她吃，但是並不解決問題。
　　我的耳邊現在還常常響起她這述諸於我的聲音，聲音裏飽含著我一定能把她從病痛裏解救出來的信賴。可我辜負了她的信賴，我不但沒有把她從病痛裏解救出來，她還就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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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越來越麻木，感情越來越淡漠……想起一九九0年七月，我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媽並沒有顯出過度的悲傷。不像過去，好像再也見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淒慘。我和唐棣當時以為，這可能是因為她很快會再來美國的緣故。這也許是一個原因，更可能是媽的垂體瘤，那時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了。
　　就連我和先生在她病房裏爭執不休的時候，媽也隻是扶著牆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裏等候爭執的結束。
　　說話也開始顛三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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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還是沒有想到她病了。
　　記憶中媽很少生病，或許生了病也不告訴我，而是自己到醫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獨自麵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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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一九六六年媽第二次割小腸疝氣。
　　第一次手術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說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時候她還在鄭州第八鐵路小學教書，五十歲多一點的樣子。難道我沒在鄭州嗎？反正我沒能陪她到醫院去做這個手術。
　　這一次手術等於白做，很快就複發了。也難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個外省醫院，敢割盲腸也就不錯了，何況這個手術比割盲腸還複雜一點。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腸疝氣的時候，是五十五歲的年齡，按說我們都在北京了，我本應該到醫院去照顧她，可是我沒有。那時，我正在將功補過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爭當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正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時候，自然就把媽扔在了一旁。以我當時的錯誤，竟然還當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可以想見我賣命到了什麽程度。
　　也許還因為那時的護士比現在負責，醫院也不興陪住。
　　我隻帶著三歲的女兒，有數地幾次到醫院去看望媽。不但沒有給媽送過什麽可口的飯菜、水果，甜點，反倒在醫院裏吃她給我們訂的病號飯。我們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記得那頓病號飯，雞蛋、木耳、黃花、肉片，雪白的富強粉打鹵麵。那時候，連這樣一般的飯，我們都覺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歐洲去了，一去就是五個月。回國當天，我就發現媽的臉色黃如表紙，隔壁鄰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訴我她的懷疑，根據母親的臉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馬上帶媽去看醫生。
　　那時我們和西苑大旅社隻有一牆之隔，可是怎麽也叫不到出租汽車。他們不是說剛剛下了晚班，就是剛剛上班工作還沒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輛可以把媽拉到醫院去的汽車。我又不會蹬三輪，就是會蹬，又上哪兒去找一輛三輪板車？人一到急眼的時候，就急出了機靈，我攔住一輛出租車，開口就對他說：“我付給你外匯。”這才叫到了車。為了感謝這位終於把母親拉到醫院的司機，我沒有讓他找回那張超過幾倍車費的外匯。
　　北大醫院著名的B超專家陳敏華大夫親自給母親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準確無誤地告訴我，母親患了黃膽性肝炎。
　　我趕緊把母親送進她的合同醫院，這一年她七十六歲，我五十歲。到了五十歲我才懂得如何多愛一點自己的媽。我正準備在她生病期間，陪她一起住進醫院，以便好好照顧她的時候，又因為她生的是傳染病，醫院不讓陪床。隻好丟下母親一人住在傳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營養的湯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費收入以後，這已經算不了什麽，倒是每天要醫院為她換洗內褲才是我對她的摯愛。別的衣服都可讓阿姨代勞，但媽的內褲得由我親自動手，因為糞便、體液是傳染黃膽性肝炎的一個重要途徑，當然不能推給阿姨。我想都沒想過給母親換洗內褲可能會傳染上黃膽性肝炎，我隻想要母親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讓人這麽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這些，我們就靜靜地談一會兒話。我從她那再無所求的臉上看到，何為心滿意足。而這點滿足，也隻在她生病的時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媽為此可能還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後這場病中，她還是心滿意足地說：“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趕了回來。”好像我總在她需要我的時候，出現在她的身邊。她就沒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著她，而不是為了這樣、那樣的理由（偏偏不是為了她）跑來跑去常常離開她；或是不自找那許多煩惱，心氣閑定地圍繞著媽，就會及早發現她身體的不適，不等她的病發展到這種地步，就及時治療了。
　　我作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親人，實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她的一張照片就在我的電腦旁邊放著，我側過頭去，凝視著她。
　　她對我仰著頭，信賴、期待、有賴我嗬護地望著我，也就是這樣地把她的後半輩子交給了我。我在接受了媽的後半輩子以後，又是怎樣對待為我把全身的勁都使光了的媽呢？
　　母親碰上我這麽一個不盡責任、不懂得照顧她的女兒，實在是她所有不幸中的又一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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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在一天吃午飯的時候，我往她臉上不經意地看了一眼。突然發現她的臉走了形。
　　她那總是慈祥的、不長不方、挑不出任何遺憾的臉，突然讓我感到窄長、歪斜，而又並非是真實的度量變化；兩眼發直、發死；臉上的肌肉僵硬地繃著，放出一種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裏一驚。
　　一九七六年，在報紙上看到老人家接見馬爾他首腦的照片，我就有過這樣的直覺，結果沒過四個月老人家就離開了人世。
　　我這才想，媽的昏睡、聲音嘶啞、重聽、幹渴、多飲多尿、大便幹結小便失禁、沒有食欲，感情淡漠、反應遲鈍、語無論次、視力幾乎到零、迅速得讓人感到毫無思想準備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態。
　　到底是什麽病？
　　其它的病不會有，凡是B超能檢查的地方都檢查過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腦子裏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時候，因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滲出，就猜想過她的腦血管可能有問題。帶她到宣武醫院做過一係列的檢查，結果什麽問題也沒有查出。不但沒有查出問題，給她做什麽光柵檢查的大夫還說她反應極快，由此說明她的身體極好。但我心中的疑慮還是沒能化解。不然為什麽會滲口水？
　　一九九0年我們從美國回來後，通過市政協王毅同誌的幫助，找到協和醫院的中醫顧問、北京市政協副主席。著名中醫祝諶予大夫給媽看病。我以為對輕度的、西醫也許查不出的腦血管方麵的疾病，中醫還是相當有經驗的。此外我還想通過中醫中藥，把媽的身體調養得壯實一些。
　　等到自己漸漸地將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隻有媽的愛，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真實、最可寶貴的以後，便對未來的生活有了更平實的想法，那就是讓媽快快活活地多活幾年，她能活著，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帶她到美國和唐棣團聚，同時我還決定，今後不論再去哪個國家，隻要超過三個月，一定帶上媽。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奧地利訪問帶了先生，以後為什麽不能帶媽？更不要說是參加國內的各種筆會。這就要求媽有一個較為硬朗的身體才行。
　　祝大夫一搭脈，就說了一句讓我心裏一疼的話：“老太太把全身的勁都使光啦！”此外，關於母親的病情，他再沒有說出什麽。
　　祝大夫的這句話，既道出了母親的病根，也道出了母親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時就看出母親已是燈油耗盡，不論誰、不論什麽辦法，都是回天無力了。我也永遠忘不了那間屋子裏的燈光，突然間就昏暗得讓人心無抓撓。
　　我沒敢搭腔，更不敢讓大夫再說個仔細，我怕媽會想起她一生中許許多多、樁樁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勁兒去對付的事情。可是媽卻淡淡地，像是沒有聽見的樣子。對於把她全身的勁兒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藥，從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還是照樣地滲。二月二十六號我又帶她到北大醫院做了腦部的cT檢查，雖然還是查不出為什麽流口水，但卻查出她有腦垂體瘤。才明白她的視力衰退不僅僅是白內障的原因。不過醫生說，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就不必做垂體瘤的切除手術了。充其量，垂體瘤發展到最後影響的不過是人體的身高、視力以及內分泌。更何況這種瘤子發展的很慢，也許老人等不到情況最壞的那一天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把這個病說得太簡單了。特別是內分泌對人體的重大的影響。
　　他建議再給母親做一個加強的cT檢查，不過這種檢查要注射一種針劑，以使圖像更加清晰。
　　我當然沒有把垂體瘤以及需要進一步檢查的事告訴母親。我隻對她說，由於護士的疏忽，上次做CT檢查時忘記給她注射一種使顯像更為清晰的針劑，所以前次的檢查等於白做，我們還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這樣欺騙她的時候，卻忘記了這樣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號我帶她做CT檢查那天，見前麵的人檢查之前都先打一針，就問護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針頭？護士說不是一次性針頭，使用一次性針頭要多花錢。我說多花錢就多花錢。護士說，多花錢也沒有，我正為這多花錢也沒有的一次性針頭發愁，怕多次性針頭消毒不嚴再給媽傳染上什麽病的時候，護士又說媽的檢查不必打針，我問為什麽不必打針？護士說，那種針劑對老人和兒童有危險。
　　顯然媽聽見了，也記住了，倒是我忘記了。
　　盡管後來檢查室的大夫給我開了專為老人和兒童使用的、比較安全的針劑處方，媽也不肯再做進一步的檢查。加上醫生對垂體瘤的影響相當化險為夷、化有為無的分析，這件事就放了下來，也可以說是耽誤下來。
　　直到我發現媽的臉走了形，才想到那位醫生的話不一定可靠。這次不管媽願意還是不願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過先生的關係，找到一位腦神經內科專家。他一看媽的CT片子，就說母親的垂體瘤已經很大了，必須趕快就診。同時他又指出母親的大腦也萎縮得相當厲害。
　　我問他腦萎縮可能引起的後果，他說：“無神智、癡呆、六親不認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還有救嗎？”
　　“垂體瘤還可以手術，腦萎縮是毫無辦法的事了。”
　　那一瞬間，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況一樣，耳邊就響起一種嗖嗖的音響，像時光、像江河的流轉。我一直沒有認真想過，為什麽會是這樣？現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給予我的一種能力，我聽見的，其實是人世是一個既不可拒絕、也不可挽留的過程的暗示。
　　大勢已去，眼前就是一盤殘局。
　　我無助、無望、而又無奈。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隻趴了一會兒就站起來了，我折騰了一輩子，從不認命。
　　我請求這位專家進一步的指點，他介紹我到天壇醫院去找全國腦外科專家趙雅度先生。趙大夫看了CT片子後，讓我趕快帶著母親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準確地了解病情。那時我才知道，除了加強的CT檢查，還有這種不會對老年人造成傷害的檢查。我除了責怪自己沒有全力以赴、為查清媽的病情想方設法之外，也後悔過於相信北大醫院那位醫生的話，沒有把垂體瘤對媽身體的危害考慮得那麽嚴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經驗的不足，更感到身邊沒有一個不說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盡人意的幫手。
　　在這大難臨頭的時刻，我隻有單槍匹馬、心慌意亂地硬著頭皮上了。
　　趙大夫當時就指點迷津他說，做核磁共振有兩個去處，三0一醫院和博愛康複中心。
　　先去了永定門外的博愛康複中心，聯係的結果是一個月以後才能排到我們頭上，據說這已經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個時候？
　　鐵路總醫院的周東大夫很是幫忙，三天之內就幫我們聯係上了一個機會。八月二十三號，星期五，在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檢查。
　　那天早晨，我和媽在樓下等先生的汽車，媽穿了一件藍色沙洗的絲綢上衣，一條深灰色的柞綢褲。天氣很熱，我們站在樓蔭底下。
　　因為少有坐轎車的機會，媽一直沒有學會如何上小轎車。加之一九八七年得過黃膽性肝炎以後，腿腳已然顯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車是不太容易的事。車門那裏空間有限，我隻能站在她的身後，盡力將她連推帶托地挪進汽車。
　　在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媽曾想去廁所方便，可是醫院的廁所沒有坐桶，隻有蹲坑。她怎麽也蹲不下去，我扶著她，甚至架著她，她的腿還是抖得不行。最後她緊張他說：“算了，不解了。”
　　我很發愁，這樣湊合怎麽行，好在她並沒有顯出不適的樣子。
　　一般來說，媽出門之前總是先上廁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備無患的意思。這次要上廁所可能是為了準備做那長時間的檢查。
　　本以為上午就可以順利做完檢查，可是中途停電，不能做了。醫生讓我們下午再來。
　　幸虧有先生的司機幫忙，否則那樣偏遠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車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回到家裏已近中午，我趕緊做了一頓簡便的午飯草草吃下。吃完午飯，時間也就到了。還是媽先到廚房來叫我，那時我剛剛收拾完廚房，想來媽根本沒有休息。她怎能靜下心來休息！見我每日裏活動得如此急迫，她大該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醫院還是等。檢查進行得慢，每個病人的檢查，差不多都需要一個或一個半小時，天氣又熱，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簡直沒有什麽樹蔭可以在下麵停車。我不過意讓先生的司機久等，就請他先回家休息，等媽做完檢查再打電話給他。
　　下午五點鍾左右才輪到我們，我攙著媽進了檢查室。檢查床並不很高，但我知道媽是上不去的。我用盡全力托著她，她還是邁不上檢查床。幸好下麵等做檢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幫忙，一起把媽抬上了檢查床。連我一共三個人，可還覺得相當吃力。媽自己也納悶：“我怎麽這麽沉呢？”
　　我假裝沒有聽見她的話，躲避著她的話茬，也躲避著這句話的晦氣，不然我如何回答她？這是一種閉著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時也是欺媽。我們都知道，按照民間的說法，病人身體發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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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在檢查室裏照看媽，她好像睡著了。有時她的手蛹蛹地想動，我趕緊提醒她：“媽，別動。”她聽見了我的叮嚀，果然就不動。這又說明她沒有睡著。
　　做完檢查差不多六點半了，總算中途沒有停電讓我們再來一次。
　　之後我給先生的司機打了電話。回家的路上，他繞過公主墳的燈光噴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麽讓人焦心的事情也沒有，一再鼓動媽去欣賞她沒有見過的這一景觀，可是媽沒有顯出什麽興致。到了這種時候，我還能指望媽對這個紛繁的、也許和她已經無關的世界發生什麽興致嗎？
　　可能就是從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準備扮演一個明知凶多吉少、卻要顯出對前途充滿樂觀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裏，已是暮色蒼茫、八點多鍾的時分了，下車以後，媽沒有讓我攙扶，她說：“你去開門吧，我自己上樓。”我噔噔地跑上樓去，開了門後又下來接她。那時，她剛上了二樓的大陽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著，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沒有什麽兩樣。但她的腳步裏藏著勉強和虛浮，我覺得哪怕來一陣小風，她一歪就會躺下。也許因為天色已晚，她的臉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號，八月裏最後的一個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們通話的日子。過去每到這個日子，媽總是早早地就守在電話機旁，但是這一次，她卻身不由己地睡著了。
　　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我在另一個電話機裏聽見她同昏睡的掙紮。
　　雖然媽什麽也聽不見了，但能聽見唐棣的聲音，對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別在她就要住進醫院的前夕。
　　還沒聽唐棣說上兩句話，她就要上廁所。我趁這個空檔，趕快把媽的病情對唐棣說了說。那時還沒到要動手術的最後時刻，慘痛的打擊還隻是一團不明性狀的氤氳，沒有形成具體的性狀，更沒有進入心的深處。我雖然十分焦慮，卻知道不能嚇著唐棣，免得她因為還在他鄉、鞭長莫及地幹著急。再者，就是我對她說得一清二楚、對事情又有什麽幫助？她還太嫩，沒有經曆過這樣的事。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曆過這樣的事，可我畢竟是母親，我不也心痛她嗎！？
　　這一次通話，媽更是什麽也聽不見了。她急得高聲說道：“書包，你大聲叫一聲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聲：“姥姥！”
　　媽朗朗地應了一聲：“哎。”
　　想不到這就是和她最愛的人，最後一次、最後一句對話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絕對有人為媽和唐棣安排了這個最後的機會，不論他是人、是鬼、是神，都會為媽對我們的愛所感動。
　　八月二十六號，星期一，我到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然後再到天壇醫院去找趙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意見是盡快手術。
　　我不知最後是否按他的意見辦事，但我知道應該先住進醫院。
　　我不曾考慮過在媽的合同醫院手術，盡管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說他們能做這種手術，而且有四百多例手術經驗，我還是不放心由他來做。
　　他對媽腦萎縮的前景推斷更嚇得我滿頭虛汗，兩腿發軟。他說，就他所見到過的幾個病例，發展到後期不但六親不認，甚至吃自己的糞便，有一個還專門揀食垃圾等等。而垂體瘤的切除手術，據他說還會加劇腦萎縮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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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虧宋凡同誌幫忙，通過北京市委出麵疏通天壇醫院的關係，不然像這樣人滿為患的專科醫院，還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進去。
　　八月三十號，星期五。一大早諶容陪我到了天壇醫院，在醫院黨委書記帶領下到了綜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幹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討論了母親的病情，定好九月二號入院。
　　之後，又和諶容回到北京作協，暫借一萬元人民幣作為入院押金。唐棣的錢即使馬上匯來也不能提取，美金匯款一定要在銀行裏壓三個月才能兌現。
　　北京作協這樣一個窮單位，上哪兒去變一萬元現款？幸好基建處當時有一部分為安裝新宿舍樓電話準備的現款，經徐天立同誌特批暫借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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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去世後聽對門鄰居俞大姐說，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號這一天，媽給她打過一個電話，說：“我想見見你，跟你告告別。明天就要住院了，這一去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想不到後來果真中了這一戲言。
　　俞大姐放下電話趕緊過來看媽。媽倒沒有什麽悲戚之情，俞大姐勸慰著媽：“您別這麽說，很快就會好的。”
　　媽自己也說：“我這是小手術。”
　　俞大姐又問起我們要搬去的新房子，媽說：“挺好的。”
　　俞大姐問：“您去看過了嗎？”
　　媽說：“沒有，等我手術完了就直接搬進去了。”
　　那時我剛剛換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裝修完畢，再帶媽去看房子。這樣會與舊房子有個強烈的對比，可以給她一個驚喜。後來我一直後悔沒有帶媽看過新房子，雖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臥室裏，我仍然會想，要是她的靈魂想回家看看，不認識路怎麽辦？
　　奇怪的是自媽去世後很難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號，媽八十一歲生日那天早晨七點多鍾的時候打了個小盹，夢見我牽著媽的手，進了新家的大門，然後我給她脫下住在二裏溝的時候、她常穿的那件藍色皮猴，掛到二門外的衣架上去，剛要拉著她走進二門，就醒了。我想媽到底還是回到新家來了，不過我又想，她沒進二門我就醒了，到底來了還是沒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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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像了卻最後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對俞大姐的感謝：“張潔太累、也太苦了。我盡量不麻煩她，有什麽事淨找你們幫忙了。”
　　這話千真萬確。
　　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媽從不願意求人什麽、欠人什麽。可是為了疼我，她也隻好硬著頭皮幹她不願意幹的事了。
　　這些年我常常不在國內，即使在國內，也經常是忙著照顧我的先生，常常苦於沒有分身之術。特別在我和媽從美國回來以後，對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盡瘁。總覺得我和媽在美國盡享天倫之樂，先生卻孤守北京，似乎很對不起他，便想加倍償還這份心債，更何況我還欠著先生的大情，媽能如願以償地去美國和唐棣團聚，全仗先生辦理的一應手續，如果沒有先生的幫助，媽又怎能如願以償？
　　如此，每當我不在身邊，又發生了小阿姨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媽總是求靠鄰居。幸虧我老是碰見好鄰居。
　　媽無法回報人家的情義，往往在我出國或去外地時開列清單一張，要求我按清單攜帶禮品，以答謝大家的幫助於一二。
　　我也同樣欠著一屁股的人情債。自我再婚以後，媽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務，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為一家之主？就是樣樣都得操心，樣樣都得操練。開門要是真的有油、鹽、柴、米之類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說也罷。先生又是動過心髒手術的人，怎能讓他勞動？而那樁樁件件、總有我也無能為力的時候。我不照樣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過下去，所以我也有一個單子。這就勢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時候像個驢子。難免就向媽報怨，甚至嫌媽事多，擺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煩的嘴臉、也不想想，那些原該是我幹的事，我卻沒幹，媽隻好求人。求了別人，回過頭來還得求我。媽好難！
　　俞大姐說：“沒事，有什麽事您盡管說。”
　　媽又說：“張潔這個人刀子嘴、豆腐心，淨得罪人。以後你們多勸勸她，讓她說話注意點。”
　　媽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無法嗬護我了，不知把我這個永遠也長不大，老是讓人坑、老是讓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給誰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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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號，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帶媽去住院。
　　臨行前媽問我穿什麽衣服，我拿出她銀灰色的毛滌褲子，灰色絲絨背心（雖然誰也看不見誰裏麵穿了什麽，我還是喜歡配色），和上有灰藍色細條紋格子的米色襟衣，一雙藍色軟羊皮的淺口皮鞋。我深知媽不論什麽時候都講究體麵。連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風采的連衣裙，和一雙白色的、適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這件講究的連衣裙，在注重包裝的現而今，給我一些辦事的方便。但我這份可憐的用心，根本沒有派上用場，照舊得豁出臉麵磕頭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連衣裙上也就浸著我的許多汗水。這件連衣裙到現在也沒有洗過，我就這樣收著它，好像收著與媽相關的最後一點可以摸得著的東西。
　　那件襯衣媽一次也沒有穿過。
　　從美國回來以後，著實給媽做了一些衣服。因為我們發現，不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老年人很不容易買到稱心的衣服。媽到美國之前在電話裏問我，應該帶些什麽衣服。考慮到我不在她身邊，而是托朋友把她帶來美國，她自己能安全抵達就不錯，不敢讓她再有別的負擔。便豪邁他說：“什麽也不要帶，衣服到了美國再買。您就背個包，裏麵裝上您的護照、機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對我說：“進關的時候那個美國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問我，你就帶這一個小皮包、沒帶任何衣物？我說，是呀，我外孫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讓我帶。到那兒以後，我外孫女給我買新的。”她的意思並不在於在什麽地方買衣服，而在於所有的旅客中，沒有一個人能像她那樣享有外孫女的這份體貼。這可不就是對她一生的最好報償？
　　沒想到在美國去了幾次商店，也沒有選到對她合適的衣著，她隻好跟著我們一起穿球鞋、運動服。為此，我始終覺得自己說話不兌現，好像欺騙了她。不僅如此，由於我的不兌現，她在進關時說的那些話，似乎就變成了吹噓（盡管她此生再也不會見到那個海關人員）。因此上，她為之炫耀不已的親情似乎也隻是她的一廂情願。這豈不是更慘？
　　所以一回國我就張羅著給她做衣服。城裏的大縫紉店，是不會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媽進城量體裁衣也不方便，隻好就近在個體戶的縫紉店裏量體裁衣，個體裁縫大都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做出的成衣非長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還趕不上窮困潦倒的時候，我為她手縫的那些衣服合體。
　　我寫小說以後，媽幾次讓我給她裁剪襯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後天，到了也沒給她裁過。後來揀點媽的衣物，發現一件綢襯衣的兩側，有圓珠筆劃線。沿著這兩條劃線，是兩道歪歪扭扭的手針縫線。可能那件襯衣肥得讓媽實在無法將就，隻好自己動手把它縫瘦。而媽的視力不好，隻能縫出這樣的針腳。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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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入院時穿的這套衣服，我收了起來。將來，不管由誰來給我裝殮，千萬給我穿上，不管春夏，無論秋冬。還有一件藍色海軍呢的長大衣，和一條純毛的蘇式彩條圍巾，是一九五八年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當小學教員的媽給我買的。以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而言，這筆開銷可謂驚天動地的壯舉。
　　為了我，媽就是傾家蕩產也不會有半點猶豫。
　　我猜想媽之所以給我置辦這套行頭，可能覺著我已到了談情說愛的年齡，老穿補丁衣服會男朋友怎麽能行？！可見她對可能加盟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抱著何等美好的願望。她的這份心意，難道不也是為著那一個人的麽？我的傻媽！
　　任何一個母親，一旦輪到自己兒女談情說愛的時候，這輩子似乎就算過去了。
　　從此她更沒有穿過像樣的衣服。後來我有了經濟能力，卻沒能像她考慮如何裝扮我那樣盡心考慮過如何裝扮她。其實一個女人，不管老到什麽地步，也不會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貴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錢買的最貴重的衣物。
　　給我辦喪事的朋友，請你們記住，這件大衣和這條圍巾到時候也要給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媽給我的愛一點不剩的全都帶走。
　　至此，我已將後事交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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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司機李誌達送我們到天壇醫院。本以為經過上周五的聯係，就能順利地辦好住院手續。沒想到醫務處說有錢也不行，非得有局級幹部的藍色醫療卡才能住進高幹病房。不知高幹病房裏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藍色醫療卡？
　　媽怎麽好住室內沒有廁所間的大病房呢？那她隻好上病房的公廁。公廁裏沒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許還免不了排隊等候，她的病情越來越重，對廁所的依賴也越來越大。沒有一個可供她隨時使用、並不受時間限製的廁所怎麽行？再說，大病房裏有我陪住的地方嗎，媽離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樓上樓下地找人疏通關係。媽坐在高幹門診室外的輪椅上，病懨懨地、愁容滿麵地看著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對小阿姨說：“你阿姨還算有點地位的人，辦起來還這麽難，沒地位的人怎麽辦？住個醫院真難呐，把你張阿姨累壞了。”
　　整整跑了一個上午，到十一點多鍾，總算住進了綜合二病房十六床。
　　媽病重以後更加尿頻，可是那個上午，她一次也沒有提出去廁所的要求。過後我問她一個上午沒上廁所有沒有困難？她說沒有。肯定是她見我當時那樣為難，不忍再給我添亂。為了心痛我，她連這個也能忍。
　　雖說是高幹病房，洗澡間還是很髒。想到媽走路已經必得扶牆，而廁所的牆上，混著很多令人可疑的斑點，上麵有沒有細菌？會不會讓媽傳染上別的病？同時我也怕媽會蹭一手髒。把媽安頓好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打掃廁所。根據媽扶牆時可能觸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牆麵，還有洗臉盆、洗澡盆擦洗幹淨，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過勁再慢慢地擦。
　　誰能想到入院費了那麽多的時間，住進病房已是開過午飯的時間。我沒敢麻煩護士為我們備飯，就是對晚飯也沒敢寄托希望，因為病房裏的飯一般說來都是兩天前預定的。臨時添丁，恐怕也是強人所難。這一天隻好先用點心對付過去。
　　剛住進醫院的時候，媽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疊好，然後就坐到房間裏的那把太師椅上去，她一輩子拘謹，自律極嚴。病成那個樣子，還想著醫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習慣地克製著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們來探望她的時候，她還問我：“我怎麽辦？坐在沙發上還是怎麽地？”
　　我說：“您當然躺著，您是病人，怎麽舒服怎麽做。”
　　她這才像在家那樣，躺到病床榻去。
　　陪媽住院以後，因為老是在她身邊轉來轉去，就嗅見她身上有股沒洗淨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給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見其它方麵托靠小阿姨的結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為自己把媽大撒手地撂給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從我一嗅到這股味道起就下了決心，我對媽說：“以後我再也不讓小阿姨給您洗澡了，我給您洗。”
　　她好像很滿意這個安排，從這個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們常說那種“老來福”。以後，小阿姨再要給她洗澡的時候，她也不說不讓她洗，她說，“等你阿姨給我洗吧。”
　　給媽洗澡，是我們共同的享受。每當我洗出一個幹幹淨淨、清清爽爽的媽，給她擦幹淨身上的水、換上幹淨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種寧靜的愉悅。
　　趁著這個日夜相守的機會，料理了平日早該為她料理、卻沒有認真為她料理的一些瑣事。比如更換內褲已經失去彈性的鬆緊帶；按照“腳墊淨”上的說明，為她治療腳墊等等。
　　手術後媽奇怪地問：“我的腳怎麽不疼了？”
　　過去她一走路腳墊就硌得她腳疼，這回我嚴格按照說明書上的用法，按時給她貼藥換藥，她的腳墊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後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來以為媽的腳墊是治不好的，因為在美國的時候也曾用美國治腳墊的藥給她進行過治療，卻沒有什麽效果。現在家裏還剩有媽那時沒有用完的藥，和她的一些遺物放在一起。
　　看來不是治不好，而是沒有認真地給她治，讓她的腳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說美國的藥不靈，隻能說中國人的腳墊和西方人的腳墊可能大不相同。他們走的是什麽路，我們，以及我們的母親走的是什麽路？他們的腳遭過什麽樣的罪，我們的腳又遭過什麽樣的罪？他們的醫生隻能根據他們的腳設計適合於他們的藥，他們的醫生怎麽能理解我們的腳有過什麽樣的遭遇？既然不能，怎麽能指望他們設計的藥能治好我們的腳墊？
　　平時從沒有拿出過這麽多時間陪媽，隻有在媽病成這個樣子的時候，才想到好好守著她，以為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過的媽，隻是，晚了！
　　等到她無時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廝守的時候來了，她卻抑製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後，每天隻有吃過晚飯到七點多鍾這兩個小時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對身邊的事物有時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醫院說成學校，把大夫說成老師，還把我們的病房說成是家裏的客廳。我想這是因為她做了一輩子教師的緣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識已經不甚清楚，就更加反複地說到醫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卻又變成學校和老師。可是我不能糾正她，我不願向她證實，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隻有對我們的愛，是永遠清醒著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這最後的孤注一擲，來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也還在為我著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給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時候，她掉淚了。癟著嘴說：“又要為我花錢了。”
　　再一次掉淚，是因為聽說我向機關借了一萬塊錢付醫院的押金。她說：“為了給我治病，你都傾家蕩產了。”
　　那時她虛弱得幾乎哭不動了，慟到深處，也隻能是幾滴清淚罷了。
　　那幾滴衰老的淚，掛在她被疾病折磨得變了樣的臉，讓我倍感傷情。我強做歡顏他說：“瞧您說的！何至於傾家蕩產？您又發揮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應該當作家呢。再說了，買條人命才一萬塊錢，比買間房子便宜多了。我們現在為您花的錢，怎麽能抵得上您當初吃糠咽菜、等於乞討為生，拉扯我們長大時花的哪怕是一分錢！更不用說您每月還有一百六十多塊錢的退休養老金呢，您根本花不著我們的錢。”
　　這可以說是媽一生中的最後兩次淚，從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幾日可以盤桓，並且不動聲色地獨自懷揣著這個慘痛的隱秘、走完她最後的人生時，再也沒有流過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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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初始不過是做各種檢查，檢查結果是各部器官都沒有問題。我那時很樂觀，媽也很樂觀。以為不過就是垂體瘤的問題，隻要抗過手術，我們還會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還得寸進尺地想，經過這次手術，消減了這個隱患，她的身體可能會更好一些。
　　醫院裏晚飯吃得比較早，通常是下午五點鍾就開飯了。我們雖然自己弄著吃，但也遵守這個規矩。吃過晚飯，我就攙著她在病房的走廊裏散步。
　　病到那個地步，並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難卜的手術台了，媽卻沒有流露半點要我安慰、開導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幾次，她甚至甩開我攙扶她的手，自己甩開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場地說：“媽還真行。”
　　聽我這樣說，她淺淺地、亦莊亦諧，甚至還有些調皮地笑笑，說：“念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是教我們這樣正步走。”
　　那一陣，或者從那時開始，不，也許是從一九八七年媽得甲型肝炎後，我覺得我變成了媽的媽，而媽變成了我的孩子。
　　這期間，我曾寄希望於媽的垂體瘤會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樣，屬於密魯素瘤，那就不必手術，有一種進口的針劑就可治愈，可化驗的結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絕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媽的核磁共振片子，請王忠誠院長看過，王院長認為從病情出發，是非手術不可了。
　　從核磁共振的片子上還看出，媽的神經中樞上有一個小囊腫，這可能就是她經常滲口水的原因。但醫生表示，這個囊腫沒有辦法解決。或即使辦法有，但是太危險，僅僅為了解決滲口水的問題沒有必要冒那個險。
　　九月十六號，星期一。大夫醞釀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後方案終於出台了。
　　下午近四點鍾的時候，神經外科主任羅世祺找我談話。
　　他開門見山地說：“不論從你母親的病情、年齡、身體狀況，或從手術準備情況來說，都是你母親的最後一次機會了。但以她八十歲的高齡來說，很可能下不了手術台。”
　　我說：“從我母親入院後的一係列檢查來看，她身體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嗎？平時身體也不錯，沒有生過什麽病。一九八七年得過一次黃膽性肝炎，治療了一個多月各項指標就恢複了正常，比很多年輕人恢複得都快、都好。”
　　他說：“這不等於她經得起手術的打擊，誰也不知道手術中會出現什麽問題。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比較容易經得起手術的打擊，對老年人就很難了。所以我們一般不考慮接受八十歲以上老人的手術。”
　　我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麽是“手術的打擊”，以為就是手術中的硬傷而已。隻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適當的麻醉，還有什麽經得起、經不起的問題呢？沒想到後來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說：“老年人的腦子，軟得都像豆腐渣了，手術中需要把額頁托起，這一托，也許就能把腦子戳出兩個窟窿。
　　“麻醉這一關也很難過，很可能就醒不過來了；抬起額頁的時候，也可能對大腦造成損傷，手術完了人也許就沒意義了……當然，在腦外科手術中，切除垂體瘤手術算是最小的手術了，和普通外科手術中的切除盲腸差不多。你要考慮好，如果你堅決要求手術，我們還是可以給她做的。”
　　我立時心亂如麻：“如果不做手術還能堅持多久？”我當然首先想到的是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日子。
　　他說：“一兩個月吧。”我的眼淚刷地一下掉了下來。世界上還有什麽打擊比這更為沉重？當你知道你所摯愛的人還有兩個月就要與你訣別的時候。
　　媽去世後我向他多次探詢過可能造成媽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談話中才知道他說的“一兩個月”指的是媽的視力。
　　造成這個誤會是我的怯弱。我聽了他的話之後就被嚇住了，連追問一句的勇氣也沒有：一兩個月究竟指的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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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媽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而手術這條路也許有希望挽救媽的話，我為什麽不背水一戰呢？
　　這個錯誤的理解，也是後來下決心手術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為了安慰我，又說：“也可能是一兩年。不過不做手術也沒有什麽大關係，頂多就是失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屬談判手術問題時的套話。這也難怪，見我那樣提問，他的回答隻能模棱兩可。萬一將來手術出了問題，我要是賴上他們怎麽得了。我說：“您這麽嚇唬我，我不敢簽字了。”他問：“難道你沒人可以一塊商量商量嗎？”我說：“沒有。”甲大夫在一旁說：“她隻有一個女兒，還在美國。”我不是沒人可以商量，朋友們、還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們的建議，但是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問題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間闖蕩了五十四年也從沒感到、或者不如說從不在乎的孤獨，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襲上我的心頭。就在那一瞬間，我懂得了什麽叫孤獨！它一上來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讓我生出無法抵擋的恐懼。
　　“看來我隻能和她本人討論這個問題了。”
　　羅主任說：“你怎麽可以和病人談這個問題呢？”
　　我說：“我媽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媽討論還能和誰討論？誰讓媽生了我這麽一個到了這種節骨眼上，還得讓她自己來拿主意的女兒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這種時候常做的那樣，對病人隱瞞起真情，讓病人情緒穩定以利治療，反倒讓她自己拿起筆來，在吉凶難卜的生死簿上給自己畫個鉤。
　　我不能老在醫生辦公室裏哭個不休。我得趕快找個地方先把無法收住的眼淚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沒法回病房去見媽。我拿起母親的核磁共振片子，說了聲：“謝謝大夫。”就走出了醫生辦公室。
　　我料到媽會在醫生辦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見我眼睛裏的淚水，那就什麽都明白了。所以出了醫生辦公室的門，我頭也不回地順著走廊向綜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餘光向後瞥了瞥，果然見媽站在她的病房門口等我。
　　我沒走幾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閃念，是不是應該拔腳就跑？可是那和讓她看見我眼睛裏的淚有什麽不同？我隻好站住。
　　她到底看見了我的淚。
　　回到病房，媽就盤問起醫生和我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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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後，媽對自己的病情、治療，一直不聞不問，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樣。是對我的無限信賴嗎，把她的性命全權交付給我？或許她也明白，探討這個問題令我痛苦難當？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壽數已盡，問又何用？
　　我無法瞞住任何時候都比我明白的媽，隻有照實對她說：“不手術也沒什麽關係，頂多就是失明，我再請一個阿姨專門服侍您。我也可以充當您的眼睛。雖然大夫說在腦手術裏這是最簡單的手術，隻相當於普通外科手術裏的切除盲腸，但您的年紀畢竟大了，何必冒這個險呢？”
　　媽說：“別、別、別，我一定要手術。我可不願意那麽活著。你不簽字，我自己簽去。”
　　我說：“您簽字不管事。”
　　媽說：“好孩子，你就聽媽這一次話吧。”
　　媽要這樣說我就沒轍了。
　　我一輩子都沒聽過媽的話，爾後的事實證明，都是我錯了。
　　前不久我還就一生的婚嫁哭著對媽說：“媽，我從沒有聽過您的話，現在證明，都是我錯了。”
　　媽辛酸地勸慰我：“事情都過去了，還提它幹嘛！”
　　這次該不該聽？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結果，都證明不聽她的話是我的錯，這次就應該聽她的活。
　　可要是這一次偏偏就聽錯了怎麽辦，
　　也許我還是應該堅持不聽她的話？
　　萬一又是我錯了怎麽辦？
　　這真像押寶，不論押在哪一點都險象四伏。
　　媽說：“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這種時候，還是媽來充當我們這個家的主心骨。
　　我拉著她的手向醫生辦公室走去。
　　剛走到醫生辦公室門口，正巧甲大夫出來，我們便站在走廊裏談話。
　　媽的手在我的手裏劇烈地抖動著，在這抖動的顛簸中我慌亂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亂地牽著她的手，像牽著一根係在我和媽、或是媽和這個世界之間的，不論怎樣小心翼翼、也難保不會隨時飄揚而去的遊絲。
　　身材矮小的媽仰著頭對甲大夫說：“我不願意那樣活著，我堅決要求手術。”她的聲音不大，但頭腦清楚、咬字清晰。從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結果，就在那一瞬間，我心慌意亂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媽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淺、自尊自愛的老夫人。我什麽時候才能像她那樣麵對人間的萬千風景？
　　她穿著唐棣在美國給她買的中間開口的黑毛衣，這件毛衣媽去世後唐棣又要了回去，時常穿著禦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樣，需要尋找一種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覺。貼身是一套我們從美國回來後新給她買的睡衣。要不是因為住在醫院，我從家裏給她拿什麽她隻好穿什麽的話，這些衣服她還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著，攢著，準備再到美國去看唐棣的時候穿。不過自從她住進醫院以後，就再也沒有表示過任何意願。有了一種萬事皆空的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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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裏的燈光如此昏沉，一種離我雖已渺遠卻永遠不會忘懷的、關於燈光的記憶在我心裏湧動起來。
　　我們的苦情為什麽老和這種燈光聯在一起？現在，它又來了。像過去一樣地擠壓著我們。在它的擠壓下，媽顯得更加矮小、老邁，也更顯得孤助無援。想必我亦然。
　　甲大夫說：“我們會考慮本人的意願。”
　　媽聽了以後，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說：“謝謝了。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
　　媽為什麽對甲大夫說“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給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亂的我負起托靠大夫的責任？還是說，從此以後，她的命運就緊緊地和甲大夫連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動情他說，“你也是我的親人了。”跟媽一起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常以為媽是膽小怕事的人。從記事起，就老是聽見她說：“小聲點兒，小聲點兒，別讓人家聽見。”到了生死關頭，卻見到了媽所不為人知，甚至也不為我知的大勇。
　　媽去世後小阿姨對我說，手術前她問過媽：“姥姥，做手術您怕不怕？”
　　媽無謂地說，“不怕，一點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這真是個太傷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問。她怎麽能這樣問媽！
　　我從不敢、不忍問媽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撫慰媽一句話。我怕那會給媽增加更多的壓力，懵懂中我還覺得，這樣避而不談似乎就可以躲過這場大禍，可我還是沒能躲過。
　　其實媽對疾病還是相當恐懼的，記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總以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進一步檢查確診的時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後，就悄悄地坐起來拿塊饅頭一口口地嚼咽，以試驗她的食道是否已經堵塞，她永遠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著自己的嗚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饅頭的。
　　她對疾病的恐懼倒不是因為貪生怕死，更不是留戀人間的榮華富貴。我們的生活何曾榮華富貴？一九四九年以後算是有飯吃了，但也隻是吃了三十年社會主義的鹹菜，直到我有了稿費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經心滿意足。特別在搬到西壩河以後，暖氣燒得很熱，不像在二裏溝住著的時候，一到冬天房間裏冷得連毛衣，毛褲、棉襖、棉褲，大衣、圍巾、口罩都得穿齊戴好，那還凍得媽渾身直抖。她不隻一次拉著胡容參觀西壩河的房了，說：“你看多好啊，比起過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她隻是不放心把我一個人丟下，她老說：“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麽辦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麵對她的依傍，沒有了她，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麽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長而又短促的一生裏，不論誰給我的支撐，都不能像她那樣的窮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樣無時無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為了我們才分外愛惜生命、恐懼疾病的呀。
　　當時我僅僅以為她是怕我為難，以她老邁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擔了自己手術的責任。
　　其實她堅決要求手術還有無法衡量的大愛在裏麵——但她覺得再不能嗬護我，不但不能嗬護，反過來還可能成為我的累贅的時候，就寧肯冒著下不了手術台的危險，也不願那樣活著連累我。
　　回到病房以後，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來。她一動不動地坐著，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似乎又進入了精神麻木的狀態。我還暗暗地想，幸虧她的精神已漸麻木，否則這生離死別的痛苦給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術後的一天她突然對我說：“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裏好難受啊。”
　　原來她心裏什麽都明白，她不過是強忍著自己的悲傷，免得再增加我的悲傷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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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生也算碰到過不少難事，但都沒有像讓媽接受手術、還是不接受手術讓我這麽作難，這麽下不了決心。
　　為此我將身比身地問過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們自己的母親，這種情況下你們同意、還是不同意手術？”
　　他們的回答都是“不同意”。這更增加了我的猶豫。
　　天壇醫院的老專家、陳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綜合二病房，等做換胯關節的手術。見我急得團團亂轉，既無臨陣的經驗，又無人可以商量，更沒人可以幫著拿個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媽的片子、了解了媽的病情後主動對我說：“實話對你說，醫生既然肯做手術，就有相當大的把握，否則他是不會同意手術的。哪個大夫願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術台上？當然他要把醜話說到前頭，萬一將來出了問題，免得病人家屬糾纏不休。我的意見你還是簽字吧，再不手術你會後悔的。這是你母親最後一個機會了，現在她的身體條件還好，大夫對她的病情也比較熟悉，羅世祺主任是國內這方麵手屈一指的專家。要不是看你這樣孝順母親、愛母親，以至讓我感動的話，我作為這個醫院的大夫，是不該給你出這個主意的。”
　　我實在並不孝順，我隻是非常愛媽而已。
　　愛和孝順是兩回事。孝順除了犧牲、奉獻，還有很多技術環節上的問題。
　　那幾天我不斷去找陳教授谘詢。
　　“羅主任說，我母親的腦子已經軟得像豆腐渣了，手術時難免要把腦子托起來。這一托可能就會把腦子托出兩個窟窿。”
　　陳教授說：“一般說腦軟化，並不是腦子軟了，而恰恰是腦子硬化的意思。怎麽能捅出兩個窟窿呢？再說額頁托起的時候，是用墊了很多棉條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兩個手指去托。”
　　“聽說額頁托起後會損傷大腦，手術後可能會變成什麽意識都沒有的植物人？”
　　陳教授回答說：“兩個額頁同時托起也許有這種可能，你母親的手術隻需托起一側額頁，而且又是右側的額頁，更不會有那樣的危險。”
　　“要是不手術呢？”
　　“不手術最後瘤子會破裂。出血，除了失明還會造成卒中，從而影響生命中樞，那時再到醫院急診為時已晚。碰上一個對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辦了。她現在的這些病狀，實際上就是垂體瘤壓迫植物神經造成的後果。”
　　而羅主任說就是手術成功，也隻能解決失明的問題，對解決媽現有的病狀毫無意義。她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說，手術隻會加重腦萎縮的症狀。
　　我想他們的意思是，對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來說，好死不如賴活著，何必冒這個風險？醫生們又何必為一個已經沒有多少時日可留的老人大動幹戈，如果手術失敗，甚至還得搭上自己的聲譽。
　　難得陳教授如此直言。
　　這期間，什麽時候聽到、想到手術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隨時就去找陳教授谘詢。在陳教授的啟發、開導、幫助下，直到我這個腦子再想不出什麽疑問，才對甲大夫說，我考慮手術。
　　事實上，對於命運，人如何能考慮周全？人，更不要說我，要是能考慮周全，媽就不會沒命了。
　　決定手術以後，我又開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許這就是我和媽最後相聚的時日了。媽入院後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廁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難以入睡，各種各樣的煩憂立刻又會在我的腦子裏頻率極快地跳進跳出，所以體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讓小阿姨來頂替我。
　　九月十七號，星期二。
　　吃過晚飯，將近七點鍾的樣子，媽突然對我說：“咱們倆坐一會。”
　　和媽相依為命五十多年，不論情況多麽險惡，媽從沒有對我這樣說過：“咱們倆坐一會。”
　　我做出什麽異樣感覺也沒有的樣子，把沙發拉到她坐著的太師椅前，靠著她的膝前坐下。我握著她的手，先聲奪人地想些使她開心的話題。
　　“唐棣說她明年結婚，請咱們去參加她的婚禮。我要給您做一套緞子服，上身是中式短襖，下身是到腳腕的長裙……
　　為了滿足媽四世同堂的願望，本不想結婚的唐棣決定一九九二年為姥姥結婚了。
　　雖然我們常常與她的意見相左，但真到決定大事的時候，基本上還是以她高興或不高興為原則，如果她不高興的事我們勉強做了，總覺得是個缺陷，即使我們得到快樂和幸福，也覺得不完滿。
　　這是媽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過去，媽一定會問長問短、高興地笑起來。可是這次媽卻沒有顯出絲毫的興趣。
　　我又接著熱熱鬧鬧地說下去。說著、說著，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沒人了，你要吃得好一點。”
　　她不說“誰”跟前沒有“誰”了；她也不說“誰死了”她說“跟前沒人了”。
　　我心裏“咯噔”了一下，明白了這樣的時刻，不論我怎樣做，都不可能讓她不去想那即將到來的背水一戰。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術台，丟下我一個人怎麽辦？
　　我體會到了心如刀絞的滋味。我甚至也聽見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時的鈍響。
　　很不風雅。“吃”在我們的一生中，幾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負擔。
　　過去媽老是為我們怎麽才能吃飽而憂心，這幾乎就是我們家的苦鬥史。
　　所以媽要叮嚀的，首先還是這件事。
　　我和媽也總是為了“吃”而吵架。
　　我規定她必須吃的東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給我、留給我。就算不是省給我、留給我，也還是省著、留著，直到留壞了、留爛了，她還是留著。也許是窮慣了。我到現在也不習慣自己和媽、和女兒享受一個水平的待遇。唐棣沒有出國以前，這個問題還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們共同的重點保護對象。唐棣走後，她就變成了天字第一號，先生是第二號。
　　回想我這輩子跟媽吵的架，基本兩大類。一是不聽她的話，淨跟她不滿意的男人戀愛、結婚；再就是讓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實媽並不想包辦，幹涉我的婚姻，隻是她對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為之受累、受苦、受罪，讓我生氣、要我無窮無盡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讓女人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氣、服侍的男人，上哪兒找去？
　　她去世後胡容對我說，她十分不滿地對胡容說過：“我都不讓她生氣，可是別人倒老讓她生氣……”她說的這個別人就是我的先生，縱觀世上的夫妻，哪兒有不置氣的呢？
　　過去媽是很愛“參政”的。並把她的“參政”叫做“提醒”。從我的寫作，到結交的人等；到往來的應酬；更不要說是戀愛結婚……有些意見我從未認真聽過，有些意見幹脆不聽，為此我們常常發生摩擦。
　　其實好的“參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處事不慎、招災惹禍、吃虧上當。說到底，媽的“參政”是對我的守護。她老是不放心，總覺得我頭上懸著一把利劍，那把劍隨時都會掉下來紮在我的頭上。她得時時守護著我，按媽的說法，也就是“提醒”著我。
　　“提醒”一次兩次還行，時時“提醒”，我就煩了。一煩，就會和她嗆嗆起來。一嗆嗆，就免不了生氣。我老是對她說：“媽，我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雖然我們常常爭吵，可我知道媽是為了我好。知道她是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納她的意見，甚至沒有采納過她的意見。
　　我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發現媽有些不同。怎麽不同？我也沒去深想，聽了胡容的話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參政”了。
　　過去可不是這樣，她的“提醒”有時真讓人火冒三丈。
　　為什麽她不再“提醒”我了？
　　雖然她沒有做過解釋，我現在猜想，很可能是因為我把她接到美國，讓她和日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場的唐棣團聚了幾個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況以後我還要帶她再去美國，她欠我的豈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棄看望唐棣的機會，卻又時刻都在想著如何報答我的這份情義。
　　她怎麽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豈止“含辛茹苦”一類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給她，她也是受之無愧的。我用得著她的報答嗎！？
　　但是愛女莫如母。雖然我無法對她說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負擔，不然我就要崩潰了。而對我最現實、最好的報答就是別讓我生氣，別給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負擔。一點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給我增加精神上的負擔，還要想辦法讓我高興一點。這從她寫給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媽去世後，唐棣把它們的影印件寄給了我。
　　由於視力日衰，後幾年她給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裏都表達了對我精神狀況的憂慮。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號的信中寫道：“……在電話中談到我去看你，這是我最希望聽到的話題。你離開我已經兩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馬上見到你。這是我最後的寄托，以後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難辦的問題。如果我去到你那裏倒不十分難，買張機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媽一個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麽多痛苦的負擔和壓力，把她丟下（盡管是幾個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惱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決心……
　　希望你勸一勸你媽，她有時想不開。事情已經如此了，就得想開。我真怕她神經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號的信中寫道：“……等你以後有了工作，有了經濟基礎，有了住房，我身體又沒什麽病，看看你媽媽情緒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這些問題我都掛念，尤其你媽，我走後她一個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經是快八十歲的風燭殘年了，我還能活幾年、感到很矛盾……“你媽五月二十號左右去美國，你們倆好好呆一個月吧，你勸勸你媽，別那麽過於好生氣，那樣，隻有摧殘自己……你媽現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沒完完了地說，脾氣特大，我真擔心……”
　　一九九0年八月六號的信中寫這：“你媽回到北京以後，由於心情不怎麽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複發，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說這種病怕受刺激，我們都應該想辦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時間能給她多寫些信，找她願意聽的事情說。姥姥嘴笨不會說什麽，她有時急了說些話不對，這是病態，我們應該原諒她，這不是她的肺腑之談。有人說更年期的病有時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號的信中寫道：“生活的擔子夠她嗆的，我不能幫她的忙，反而累著她。我過意不去。我什麽忙也不能幫她，她真可憐，精神老不愉快。我隨便說說，你別往心裏去，也不用說我給你寫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號的信中寫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時發脾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給我和老孫吃。有時我很難過，花她的錢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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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她在信中說的，為了讓我高興一點，她甚至放棄了對我的守護。免得她的“提醒”與我的意見相左，從而使我心情不快或傷了我們之間的感情，雖然我們吵過就算，但她也不那麽幹了。
　　她不“提醒”，不等於她想象中的，懸在我頭上的那把利劍就不存在，它時時都在她的眼前晃動著。可是，既然她已經決定不再讓我生氣，她就隻好咬緊牙關不吱一聲。
　　對我和唐棣的愛，簡直把她的心撕成了兩瓣。
　　她並不知道，我雖然不聽她的意見，不滿意她的“參政”，可是我卻需要她的“參政”左右在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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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振作精神，繼續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開這個話題。可是她又沒頭沒腦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書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沒有什麽牽掛了。”
　　她果真沒有什麽牽掛了嗎？其實何曾放心得下。說她沒有什麽牽掛，實則是要我別牽掛她：她去得無恨無悔，花開花落自有時地無可遺憾、也無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麵維持下去。
　　她並不理會我的神態大異，硬起心腸往下說。好像再不說就沒有了說的時機，好像再不說就沒有了說的勇氣，“時間長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獨了一輩子嗎？”
　　這不是在交待後事麽？
　　然而她要交待的豈止是這些？
　　也許她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樣，這些話說也白說，這一件我也不會落實，那一件我也不會照辦，可是她又不能什麽都不囑咐，撒手就走。
　　她肯定想到，從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見，她有千條萬條放不下心的叮囑，無比瑣碎又無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話說盡，也說不盡她那份操不完、也丟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隻有揀那最重要的說了。
　　以後，我想過來又想過去，怎麽想都覺得媽這三句話，可能把她想說的全都包容進去了。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有一種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靜和從容，倒讓我感到分外地痛楚。我那費盡心機壓在心裏的悲情，一下就衝破了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提防，洶湧泛濫、無可攔擋地沒過了我的頭頂。我再怎麽努力也維持不住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寬鬆而設置的笑容，隻好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來。
　　一向愛掉淚的媽，這時卻一滴淚也沒有，靜默地任我大放悲聲。倒是她反過來安慰我：“沒事，沒事！”
　　其實媽是很剛強的人，或者不如說她本不剛強，可是不剛強又怎麽辦也隻好剛強起來。她的剛強和我的剛強一樣，不過是因為無路可走。
　　這樣的談話，自然讓人傷痛至極，可她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這要使多大的勁兒？我都沒有這力氣了，媽有，把全身的勁兒都使光了的媽還有。
　　祝大夫曾說：“老太太把全身的勁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許錯了，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媽還能拚卻全力地護著我，而且如此的綿韌、深闊。
　　但是，媽，您錯了。時間長也好不了啦，您其實已經把我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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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曾閃念，要不要叫唐棣回來。
　　這兩年，媽常做安排後事之舉，好像她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號她在給唐棣的信中寫道：“……通過電話以後，我的思緒萬千，我真高興！我有你這樣一個好孫女。感激你對姥姥的關心、體貼。為了讓姥姥高興，不惜辛苦勞動掙錢給我打電話，每次電話費要花很多錢。我真感激你，長大了，有了學習的好成績，也沒忘記年邁的姥姥，還約我和你媽同去美國，你帶我們去玩玩。難得你有閑的機會。謝謝你——我的好孫孫，明年在你畢業時，你媽一定去（現在正聯係機票呢）參加你的畢業大禮。你媽全權代表我祝賀！”
　　“我去你那裏，隻是為了看你，不是為了玩。我已是年邁的人，這樣的機會很少，也隻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慮。這是我今生最後一次機會，再沒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別珍惜它，留著這個機會，不用。使我精神永遠有寄托、有個盼望。所以先留著它。
　　“如果明年匆匆地去了，時間又不長，僅是一個月，花那麽多路費也太浪費了，所以我決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結婚，那時我再去。住個一年半載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裏久住，你剛工作，必須奮鬥使自己能站住腳。我哪能累著你呢。你媽媽工作有了成績，我隻好累著她，她是我的女兒。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話，你兩三個月給我打次電話，我就滿足了。我估計二年之內去看你吧。但取得你（這裏是否有漏字？——筆者）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媽認識一個空中小姐，我還不糊塗，最近身體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兩三年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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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去世前，我從不知道她給唐棣寫過這封信。
　　盡管媽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條件尚未成熟，也從未表示過去看唐棣的願望。
　　我們後來安排媽到美國去，完全不是這封信的影響，而是時機使然。一個偶然的、也是特定情況下的機會，使我能在美國停留一年，這是媽探望唐棣最好的時機。唐棣畢竟還是個孩子，沒有多少頂門立戶的經驗。我不也是這幾年才知道照顧媽的嗎？而且還常常顧此失彼，完全談不上體貼入微。如果把媽交給她一個人，是有一定困難的，隻有在我的陪同下，媽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現在，當我讀這些信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
　　她果然是在寫這封信之後的兩年去看望唐棣；
　　她果然在美國住了五個月，正像她說的“住個一年半載……”。我本來打算讓她在美國多住些日子，從一九八九年八月開始就請先生幫她申請護照、辦理出國手續，這些手續一辦就是半年，到一九九0年二月，媽才如願以償。這個速度堪稱世界之最，要不然媽還可以在美國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說的“住個一年半載”；
　　她果然隻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後的一次機會，再沒有第二次了”。她沒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帶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國探望唐棣的時候，隻能帶著她的一塊骨灰了。當我取道法蘭克福飛越大西洋，紐約已遙遙在望的時候，我默默地對她說：“媽，您就要再見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歡聲笑語來回應我的激動；
　　她果然在這封信之後又活了兩年多，應了她“再活兩三年沒問題”的話；……
　　她也曾兩次囑咐我：“我要是有個山高水低的，別叫唐棣回來。”不過那時候她還沒有顯出病態。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一次是我們從美國回來不久，秋天的一個上午，陽光很好的樣子。我站在她的房間裏。她穿著一件前開口的寶藍色的小毛衣站在電視機前，一邊擺弄著櫃子上的什麽，一邊對我說著這句話。媽常穿那件毛衣，因為合身，不像別的毛衣穿上去總是顯得臃腫。
　　就在這封信封裏她還寫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萬別回來，你回來也拉不住我。冒著坐飛機的危險何必呢。隻要你聽姥姥的話，別回來，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媽在住進醫院之後，從未主動提過唐棣。
　　我想，她不提，是怕提起來更加心痛；
　　她不提，是為了唐棣的前程；
　　她不提，是為了安定我的心。因為她一提就等於“提醒”我，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則為什麽叫唐棣回來，那不是要和唐棣訣別又是什麽，這一來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極力掩飾的淒惶；
　　她不提，是怕我為難，她默默忍受著，這，也許、可不就是、真的，死別。
　　可是她不提不等於我不想。我真的為了難！
　　這個時候她一定非常想見唐棣一麵。
　　我想把唐棣給媽叫回來，可又怕嚇看她，那不等於告訴她，形勢險惡，凶多吉少。否則為什麽驚動唐棣，這會不會給媽造成壓力？而任何思想負擔都可能削弱她闖過這一關的力量和勇氣。今天也許還活著，我還能天天看見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來，萬一大事不好，我一定會為此而追悔無窮。盡管這是媽永遠不會說出口的願望。
　　唉，實在想不出一個兩全之計。……
　　當我後來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號媽寫給唐棣的這封信的時候，方知媽在活著的時候就想到了我們如今的悔恨，並早早為我們如今的悔恨開脫了我們的責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萬別回來，你回來也拉不住我。冒著坐飛機的危險何必呢。隻要你聽姥姥的話，別回來，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
　　我盡量甩開這些憂慮，寄希望於我的直覺。不知道為什麽，我相信媽的手術一定成功。
　　手術確實成功了，可媽還是帶著沒和唐棣見上最後一麵的遺憾去了。
　　我對媽確實太殘忍了。
　　我何曾孝順過她？！
　　唐棣倒是常來電話詢問媽的情況。
　　唐棣才是媽的一劑靈丹妙藥，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號給唐棣的信裏說的那樣，“聽了你的電話後，像吃了靈丹妙藥，心裏多麽愉快。多大的安慰呀……書包，我是多麽愛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勁，否則還有什麽意思……”
　　我這時變得非常唯精神力論。幾乎每天都對媽說唐棣有來電話，殷勤地、真真假假地報道著有關唐棣的消息，為的是讓她知道我們對她的眷戀，她也就會更加眷戀這個世界，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鬥爭的勇氣？
　　每每我向她轉述唐棣的電話時，她臉上的皺紋就舒展開來，那不僅是深感安慰的表現，還包含著別人無法攀比的滿足——她不再像從前一個人拉扯我苦鬥那樣哭天不靈、叫地不應。在她生病的晚年，兩個那麽有出息的女兒在為她牽腸掛肚。
　　這兩年她常說：“我這個小老太太，怎麽生了兩個這樣的女兒？”
　　言語裏滿是苦盡甘來的況味。還有對自己居然創造了這樣兩個人的自得。
　　她所謂的“這樣”的女兒，就是她常對胡容說的“她們都很爭氣，我再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女兒。
　　當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樣一個忍氣吞聲的人，怎麽生了兩個這樣不肯忍氣吞聲、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兒了，她是完全有權力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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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這家公司在中國開有工廠，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經常回來看看。
　　媽滿意地說：“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們的願望實現了。”
　　“唐棣說她年底回來，您手術完了再把身體調養好，等她回來，她要帶您吃遍北京的好館子。”
　　她去世後小阿姨對我說，我對媽說的這些話，媽都如數家珍地對她重複過。
　　我又盡量找些討媽喜歡的話題。
　　“媽，瞧您生病也會揀時候。秋天正好做手術，天也涼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較舒服；我才五十四歲而不是六十四歲，完全有能力來支撐這場手術；我手頭上的稿子也全清了，無牽無扯，正好全力以赴；趕巧宋凡同誌能幫上這個忙，不然誰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進醫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進一個新家……”
　　或是談媽的寵物：“您的貓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時候腦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幹什麽呢？仔細一瞧，它在吐饅頭丁呢。原來它把饅頭上的魚和肝嘬完後就把饅頭吐了。”這時，媽臉上就會漾出些許的笑意。
　　或是談我們未來的日子，“咱們新家的地理位置相當好，離前門、西單都很近。比西壩河熱鬧多了……”
　　“樓下有街心花園嗎？”媽很關心這個，因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園去散步。
　　“有個小花園。不過我還給您個任務，每天讓小阿姨陪您到前門法國麵包房去給我買個小麵包，不多買，就買一個。這樣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鍛煉了身體，也等於上街看看熱鬧。咱們家到那個麵包房還不到一站地，按您過去的運動量，走一趟沒問題。”我得說是給我買麵包，我要說給她買，她就沒有那個積極性了。
　　“過馬路也不用愁，剛好樓下就是地鐵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著您，上下地鐵通道沒問題。”
　　“新房子的樓梯陡嗎？”
　　“不陡，上下很便當，樓梯還挺寬的。還有電梯，您願意坐電梯或是願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號，星期四，我最後簽字同意手術。
　　手術訂在九月二十四號。我默念著這幾個字的諧音，心裏淨往好處找補地想：這就是說，媽至少會活到九十二歲才去世。
　　手術方案有過反複。
　　原定的手術方案是經蝶。如果采取這個方案，手術時媽的頸椎就要後仰九十度。這對老年人很危險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這是一。媽的瘤子又大部分長在蝶上，如果經蝶並不能將瘤子完全取出。這是二。
　　最後還是決定開顱。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過這種手術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們一再對我和媽說，“為了老人的安全和讓老人放心，手術由羅主任親自主刀，我們在旁邊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們的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實學的人，誰願意甘敗下風？
　　甲大夫向我說明了手術方案。半麻醉，加針刺麻醉。加鎮靜催眠。由於老人對痛疼的反應不很敏銳，這個麻醉方案通過手術估計沒有問題，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還建議，術後不必住到監護室去，那裏雖有機器監護，但是一台機器看六個病人，萬一護士不夠經心，還不如就在病房給媽單獨請一個特護。媽住的又是單人病房，很安靜。隻要媽那邊一進手術室，病房馬上就進行消毒。這樣護理起來可能比監護室還好，手術當晚由甲大夫值班，發生什麽問題自有他在。
　　我覺得他考慮得很周到，便決定按他的意見辦。
　　決定手術後的這段時間裏，媽還不斷給我打氣：“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個口子，不一會就長上了。”
　　我接受了媽的鼓勵，因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這種支撐。
　　媽的皮子確實很合，可是我們都想得太簡單了，在腦子上動刀子和在肉皮上刺口子怎麽能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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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二號星期日是中秋節。我和媽兩個人難得地在一起過了這個節。要不是媽生病住院，我還不能這麽明正言順地同媽在一起，過上這麽一個實在是算不了什麽節的中秋節。
　　自從再婚以後，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媽吃過年夜飯，就把媽一個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邊去住。
　　也設想過媽和我一起到先生那邊去，或先生在我們這裏留下來。可是媽不肯到一個她覺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團聚，先生也不願意在一個他覺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來，我又不能劈做兩半。
　　最後還是自己的媽做出犧牲：“你還是跟他到那邊去吧。”
　　我隻好陪著先生走了。並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會趕回媽這邊來；好在媽對電視台的春節晚會還有興趣……她該不會太寂寞吧？
　　我想媽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邊，她也知道我愛她勝過他人。
　　我終日為他人著想，卻很少為自己的媽著想，老是覺得“來得及，來得及”，媽的日子還長著呢，好像媽會永遠伴隨著我……我甚至荒謬地覺得，媽還年輕著呢。雖然我知道誰也不會永遠活著，但輪到媽身上卻無法具體化。
　　所謂的為他人著想，不過是犧牲自己的媽，為自己經營一個無可挑剔的口碑。我現在甚至懷疑起一切能為他人犧牲自己親人的人。
　　可是媽先走了，想到那許多本可以給媽無限慰藉，歡愉的、和媽單獨相處的時光卻被我白白地丟棄了，那悔恨對我的折磨是永遠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時候，我會懷疑起來，萬一我想錯了，萬一媽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魯迅先生寫的“阿Q”。在強者麵前微笑，在弱者麵前逞強的勢力、自私。
　　媽雖不是弱者，卻因愛而弱。在這人世間，誰愛得更多，誰就必不可免地成為弱者，受到傷害。
　　每逢佳節倍傷情，可能是我和媽的一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情結。
　　本來人丁就不興旺，更沒有三親六故地往來。從幼年起，就跟著媽住她任教的小學單身宿舍。在食堂開夥，連正經的爐灶都沒有一套。饞極了眼，媽就用搪瓷缸子做點渾腥給我解解饞。一到年節，看著萬家燈火，就會倍感那多盞燈火裏沒有一盞屬於我們的淒涼。我們那個家就更顯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還體味不深，就是苦了媽了。
　　漸漸地就不再枉存，或說是妄存過節的想頭，不管人家怎樣地熱鬧，我們則關起門來，早早上床、悄悄睡覺。
　　後來發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還有了帶廚房廁所的單元房，像個家的樣子了，也有了過節的興頭。可是，自從那年節真正的彩頭、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國以後，又剩下了兩口。這比沒有過三口人的鼎盛時光更讓媽傷情。而我再婚以後，一到年節，簡直連兩口都不口了。媽一個人守著普天同慶、鞭炮齊鳴的年夜該是什麽滋味？！
　　我陪著先生走是走了，可心裏連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給後來埋下許多解不開的情結。凡是媽為我做過的、犧牲過的一切，在她走後都無限地彌漫開來，罩著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後都無限地彌漫開來，罩著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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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三號，星期一。
　　吃過晚飯，理發師來給媽做術前的備皮。
　　我坐在燈的暗影下，看理發師給媽理去她從前世帶到今世那千絲萬縷的煩惱。不免想到，理去這千絲萬縷的煩惱，手術前的事就全部結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著一了百了了。這景象何等的慘淡。
　　我示意理發師，媽腦後還有一縷沒有理掉的頭發。理發師說，明天清早他還要再給媽刮一次頭皮。
　　從此以後到她去世，媽再也沒有照過鏡子。
　　理完發以後，媽趕緊把前幾天一再催我給她買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歡這種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帽子了，好在不會用上很久她的頭發就長出來了。
　　她問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爺了？”
　　我說：“是。”
　　她說：“真糟糕。”
　　見過我們三代人的朋友都說，媽是我們三代人中間最漂亮的一個。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媽：“瞧您嫁了那麽一人，把我們都拐帶醜了。”
　　媽聽了不但不氣，還顯出受用的樣子。
　　媽的漂亮是經得住考驗的。一般人上了年紀就沒法看了，可媽即使到了八十歲的高齡，眉還是眉，眼還是眼。嘴唇紅潤、皮膚細膩、鼻梁高聳。好些人問過媽：“您的眉毛怎麽那麽長，不是畫的吧？”
　　或：“您擦口紅了吧？”
　　一想到媽那麽漂亮的一個人，沒等頭發長出來就光著腦袋去了，我就為她委曲的掉淚。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鏡子，可能是想為自己保持一個完美的自己吧。
　　理發師走後我把折疊床打開，我和她的病床並排放在一起。我們躺下以後，我像往常一樣拉著她的手，往往她就這樣地睡著了。
　　這天晚上，我以為她一定睡不好。過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讓她徹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從我的手裏滑出去了。她睡著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媽就要進手術室了。
　　可是媽再也沒有對我說過什麽。一句也沒有。
　　這是一個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間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後事的那個晚上，被她義無反顧地結束了。我覺得，我那連接在媽身上的臍帶，這時才真正地切斷了。
　　我為她能安然地睡去鬆了一口氣，也為她已經能這樣淡然地對待生死、對待也許是和我的永訣而黯然神傷。
　　她還是媽，可又好像不是媽了。
　　人到一定時辰，難道都會這樣嗎？
　　我盡力克製自己，什麽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決心就崩潰了。這對媽好，還是不好？
　　我隻好硬著頭皮挺下去了。這對媽好，還是不好？
　　我猜媽也猶豫過，也曾想要改變過主意。可她是個好強的人，從不幹那出而反而的事，醫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術的準備，她若中途變卦，不就白白折騰了醫院和大夫嗎？
　　我既然是她的女兒，所謂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當沒有這種考慮呢？
　　那時她要是有一點表示，我立刻就會改變主意。可是媽一點這樣的暗示也沒有，矢口不再提手術的事。
　　為此，媽就把命都搭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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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四號，星期二。
　　清晨五點多鍾的時候，媽坐起來了。我問她：“您要幹嘛？”
　　她說：“我要收拾、收拾行李，準備上路了。”
　　我心裏一驚，覺得這話很不吉利。便對她說：“您上什麽路！您是去做手術，什麽東西也不用帶。”
　　她才又躺下了，像個幼小的、聽話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理發師又來給媽淨了一次頭皮，留在媽腦後的那一縷頭發也就最後地消失了。
　　七點多鍾，那個姓周的護士來給媽插道尿管。我看見消毒包有兩根道尿管，就對護士說：“請給我媽插一根細的。”
　　因為有過插道尿管的經驗，知道插細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點。可惜我隻有這點經驗，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經驗，媽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媽將要經受的一切先經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該怎麽做，而不會留下那許多的遺恨。插過道尿管之後，給媽打了一針鎮靜劑。不論插道尿管或是打鎮靜劑，媽都很安靜。直到進手術室，什麽話也沒有對我說。我又把媽滿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點四十五分，手術室的護士就推著車來接人了。我一個人無法把媽抱上推車，隻好求助於那些像我一樣陪床的男士。
　　然後我一個人推著車向電梯走去。這情景可以說是罕見。哪一個去手術的病人，不是前呼後擁在滿堂親屬，或是機關領導、同事的中間？
　　有兩個病人的陪床家屬動了惻隱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飲料，以備手術時間過長我在手術室外飲用，還幫我推車。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備無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麽沒有打這種仗的經驗。可是我不明白，這種時候人們還會有饑渴之感嗎？
　　可我那時誰也不需要，我隻想單獨和媽在一起。此時此刻，隻有我和她。
　　不論在這之前我考慮了多少，事到臨頭，還是覺得手忙腳亂，心裏沒底，什麽也沒準備好，可就是再給我多少時間，我照樣會感到沒有準備好，照樣會感到：為什麽這樣匆忙？
　　不過，我要準備的是什麽呢？
　　又“什麽”是這樣的匆忙？
　　似乎有一種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將我一分為二、又將我合而為一。那一個我、看著這一個我，這一個我、看著那一個我。誰也幫不了誰，誰也救不了誰，誰都覺得誰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覺是我的心在慌亂地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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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麵推著車一麵對媽微笑著。一再對她說：“別擔心，您最喜歡的甲大夫會一直守在您身邊。”明明是危機四伏，為什麽我卻要滿臉堆笑地這樣說？那可不就像騙媽去死一樣？
　　我還自以為是地叮囑她：“如果感到有些痛，盡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許就慌神了，那對手術不利。萬一大夫以為您忍受不了，再給您加麻醉藥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無探測眼底神色的儀器？如果有，我相信這時我眼底深處，一定讓人慘不忍睹。
　　到了手術室門口，手術室的護士就接過了我手裏的推車，車子很快就拐進去了。當推車就要從我的視野裏消失的時候，我鼓足力氣發出信心十足、但願媽聽了也會信心大增的喊叫：“媽，您放心。”
　　可聽上去卻是那麽有氣無力，像從遠處傳來的、一個回聲的、飄浮的尾音。
　　媽沒有回答，手術室的門跟著就關上了。我的眼淚一湧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還有什麽可顧忌的？
　　手術室外兩個和我同樣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來勸慰我：“沒事，沒事。”
　　但願媽能借上她們的吉言。可是有事沒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潛下心來祈禱。
　　媽進手術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來陪我的。那天要幫忙的朋友還有幾個，我想來想去，還是請了瑞芳。她是兒女雙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媽能借上她的福氣，平平安安度過這一關。
　　手術期間，承蒙手術室文學愛好者郭小明大夫的關照，我和瑞芳可以進入手術室的大夫休息室裏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媽那台手術，可是每到關鍵時刻，就來報一次平安。“對病人家屬來說，早一分鍾知道手術安全也是好的。”她說。
　　幸虧瑞芳來了。我總不能撂著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時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實際生活之中。
　　沒想到羅主任請出了全國兩個最好的麻醉師之一、天壇醫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貞給媽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一個多小時就做完了，幾乎沒有出血。我曾對大夫說，萬一需要輸血，千萬別輸血庫裏的血，輸我的。我怕血庫裏的血不幹淨，再給媽傳染上別的病。
　　因為要動手術，給媽測了血型，這才發現媽也是0型血。
　　我聽見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好幾遍：“咱們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語。
　　她在慢慢地咀嚼這份驗證。這種咀嚼顯然讓她深感慰藉。她總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兒、外孫女的相提並論之處，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我們的確是她的骨血的驗證。
　　像我暗中祈禱的那樣，瘤子很軟。隻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來了，免除了用手術刀刮可能出現的險情。
　　當郭小明大夫前來告訴我們，手術順利結束的時候，瑞芳高興地哭了。而我卻感到懵懂：這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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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記得羅主任從手術室出來後那種神采飛揚的樣子。他的白外套敞開著，行走間一路飄拂著掩蓋不住的喜興，眉宇間也漾溢著手術成功的自得。
　　一個八十老人的手術，畢竟是外科手術的禁忌。
　　媽從手術室出來的時候，神智是清楚的，眼睛是張開的。我急不可待地問媽：“您看得見我嗎？”
　　她點點頭。眼睛裏滿是對她還能生還、還能看到已經告別過的這個世界的感激和難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轉眼就會消失的謹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她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術前那樣混混濁濁、老淚漣漣。眼睛周圍那一圈暗紫色的紅暈也淡下去了。雖然大夫說過，隻要對視神經的壓迫一解除，視力馬上就能恢複。一但這種情況真的出現，還是不能不讓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裏卻憑添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驚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點二十分，我們回到了病房。這次是病房裏的護士，和隔壁陪床的小夥子把媽從手術室的推車上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媽，老怕碰傷了術後的她。
　　當時就來了特護，不過她沒做什麽，因為媽一直在昏睡。
　　媽的刀口沒有全部縫上，頭上還留有一個連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術後腦中的積液。我看了又看那個已然接收了半袋鮮紅積液的塑料袋，心裏想，怎麽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雖說需要排除積液，可這樣流下去行嗎？接著就避開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個接收積液的塑料袋。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從媽體內流出的積液，在我看來就是媽的血。我身體裏流動著的不正是它麽，當時真有一種難言的切膚之痛。
　　媽躺下不久，羅主任就來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枕上，說：“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則積液就排出的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點特異功能，凡是讓我心裏一蹩扭的事，最後一定有問題。
　　羅主任還提醒我把手術前給媽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媽安頓好以後，我就開始給媽服用“片仔癀”。手術前胡容給了一丸，我又托她買了兩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紹說，她做乳腺癌切除手術後，吃的就是這種藥。對驚厥、痛疼、發炎、感染等症狀有相當大的抑製作用。
　　不過服了兩丸之後媽就說：“那個藥還別吃了吧。”她這樣說，想必有她的切身體會，便馬上給她停服了。
　　但我覺得這藥可能不錯，媽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狀的、韌性很強的東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媽多年便結，沉積在腸壁上的有害物質。
　　下午先生來醫院告知，唐棣的匯款已到，和先生商議後，決定立即將支票所有權轉讓他人，以期盡快兌換到現鈔。
　　晚上，被稱為醫院的“王牌護士”來值特護的班。我初到醫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約談，也特別向護士長提出請她特護的要求。見她能在媽手術後的第一個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媽還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無事。就是雙手老在胸前緩緩地，不停地繞著圈子，雙腳也在被子裏亂蹬亂踹。我們怕她亂抓手背上的輸液針頭，不斷從椅子上站起來去按她亂動的手，最後隻好把她的手用繃帶固定在床欄上。可她還是蹬掉了腳背上的輸液針頭，也擰下了手背上的針頭，蹭得被單上都是血。幸虧特護的技藝高超，沒讓媽受什麽痛苦又把針頭紮進了靜脈血管。
　　僅僅為了這個，除去規定的酬勞我又多加給她一百塊錢。
　　媽的血管本來就細，特別肘關節內側，正是靜脈注射的常規部位。年輕時做靜脈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紀血管發脆以後做起來就更難了。常常會把靜脈血管紮穿，注射的部位就會紅腫瘀血。
　　剛進醫院的時候，周護士給媽做靜脈注射，在肘關節內側找不到清楚的血管，隻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還是紮穿了。媽的手背不但腫起很高，還大麵積地瘀血。當時我不在醫院，事後隔壁陪床的大姐相當鄭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沒敢追詢，這是經驗使然。這種無關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糾纏起來，到頭來還是媽身受其害。何況周護士還有些內疚，以後再來發藥、量體溫、打針什麽的，總是找些話來搭訕。
　　都以為媽受病的影響，糊裏糊塗地分不清什麽，護士們對媽說話，難免像對弱智兒童。有一次周護士也這樣問媽：“你還認識我嗎？”
　　媽不說認識、也不說不認識，等周護士走了以後媽就爆了個冷門：“我還能不認識她！”
　　反過來說，要是我的手臂被人紮成這個樣子，不管後果如何，媽非先就這件事情表個態不可。
　　媽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黃膽性肝炎住院的時候，每天都要輸液。護士總是拖到十點以後才給她輸，每每到了吃中飯的時候還輸不完，她就沒法起來打飯。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經常麻煩病友，為此媽要求護士提前給她輸液，以便趕在午飯前輸完。
　　護士不理會她的要求，她就來了個絕食，這才引起護士長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輸液的時間，態度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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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手背上的大塊瘀血，是不是早就預示她的凝血機製不夠健全？我那時要是能預見這個信號帶來的後果，就不會同意手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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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特護，並不是醫院裏專有一批幹這個事情的人，而是護士們的第二職業，全靠自己擠時間幹。白天不能耽誤正常工作，晚上還要值特護的班，幾乎是三十六小時連軸轉，人是很辛苦的。
　　我們這位特護雖然不斷衝盹，但都能及時清醒過來，給媽量體溫、量脈搏、查看各方麵的體症。盡管查下來的情況都很正常，我還是一點不敢懈怠，眼睛連眨也不敢眨地注視著媽的動靜。
　　按理有了特護，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覺得讓她服侍媽的大小解總是不妥，還是由我親自動手為好。
　　按照媽的脾氣，我本以為她會拒絕他人、包括我在這方麵的服務，沒想到她什麽異議也沒有。大概到了這種身不由己的地步，也隻好聽人擺布了。
　　這一夜算平安地過去了。特護交班以前，說是要給媽換上幹淨的被單，因為被單上粘了不少媽的血。我問媽在這種情況下怎麽換，她說媽用不著起來。隻見她一個人把媽翻過來又翻過去的就把被單換好了。真不愧“王牌護士”之稱。那個早晨，是我記憶中一個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號換了一個特護，不可能老是“王牌”一個人盯著，她還有她的本職工作。下午，我發現連接道尿管的口袋裏尿量很少，心裏一驚，以為媽的腎功能出了問題。後來才發現是媽把道尿管蹬下來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這個特護是外院來進修的護士，怕是做不了什麽主的，隻好先在床上鋪一塊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墊上厚布墊，不過媽還是等於睡在尿坑裏了。
　　這個晚上，媽的兩雙手還是像繞毛線似的在胸前繞來繞去，我們又用繃帶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欄杆上。迷蒙中媽也曾想把手從繃帶裏掙出來，但我們總是給她綁了又綁。
　　這一夜，也算平安地過去了。
　　九月二十六號，星期四。白天沒有給我們安排特護，護士長說抽不出人。完全由我這個沒有一點醫學常識的人頂班。白天還好說，大夫護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麽辦？護士站又隻有一個值班護士。我一再請求護士長晚上給我們安排一個特護。
　　這天，媽的神智漸漸地恢複過來。我問她頭疼不疼？她說不疼。又問她頭暈不暈？她說不暈。又不斷伸出手指考問她：“這是幾個手指？”媽都能做出正確的回答。媽就不隻是高興，而是興奮了。雖然她不說什麽，我卻看得出來。
　　比如手術後本應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經過大手術的身體也會自然調節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睜著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於是死而複生的體味她一分鍾也不想放過，更何況她做的本是別一番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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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王牌護士”又來護理媽了。
　　幸虧是她來了。
　　我立刻告訴她媽睡在尿坑裏的事。她馬上就找來幹燥的褥子和幹淨的床單，甚至還有被套、枕套。為了大換臥具，我們把媽從床上抱起來，讓她靠坐在太師椅上。這時我才看出這次手術對媽的影響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癱靠在椅背上，頸子軟軟地歪著，全身都顯出在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中，將一切喪失殆盡後的了無生氣、頹唐和煩惱。
　　待臥具換完之後，媽才又睡在了一個舒適的床上。
　　由於前兩夜都平安無事，我想第三夜更會向好的方麵發展，何況還有“王牌”特護，十一點多鍾的時候，我把折疊床撐在陽台上，想要休息一會兒。
　　我很快就被驚醒了。
　　媽不安地折騰起來。
　　持護又是給她量血壓，又是給她量脈搏。我緊張地查看媽的全身，發現媽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紮在頭上的繃帶都濕透了，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特護，她趕緊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來，王大夫打開頭上的繃帶，我看見媽左半邊刀口對接得很好，縫得很光滑，針腳很小也很勻稱。不過兩天半的時間，已經長牢了，果然如媽所說：“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長上。”
　　這半邊刀口是Y大夫縫的。
　　右半邊的刀口不但沒有對接好，縫得也很馬虎，以致刀口兩邊的頭皮向外翻著。鮮血正是從這裏的每一個針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嚇得兩腿發軟，趴在床欄上哭了起來。
　　這半邊刀口是Y大夫縫的。
　　王集生大夫隻好又在媽右半邊的傷口上補縫了幾針。
　　如果說媽最後是因為凝血機製的紊亂，引起某個要害部位出血從而造成猝死的話，那麽又是什麽原因造成了凝血機製的紊亂呢，會不會是由於右邊傷口沒有縫好、再次出血的打擊造成的？
　　也許不能這樣說，但也不能不這樣說。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卻不告訴我。
　　我的朋友人民醫院的張主任說，這個晚上的刀口出血，無論如何是應該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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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對王集生大夫在她頭上的操作不但沒有任何反應，反倒胡言亂語起來。
　　“你們要秉公辦事！我就這一個後代……”是橫下一條心血戰到底的氣勢。聽這話音，好像是我遭了什麽難，媽正不惜犧牲地為我伸張正義。即使在她昏迷狀態，為我犧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辭。世上唯有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說：“你還是我親生的女兒呐，怎麽就把我一個人赤身裸體地扔在大馬路上，讓那麽多人站在兩邊看我……”
　　“你們這是騙婚……怎麽扔給我一個紅褲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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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完這幾針，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擔心血會回流腦膜，再從刀口進入顱內。囑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檢查，看看顱內有無血腫。
　　血雖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時候媽的心率開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虧特護很有經驗，又把內科的值班大夫請來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內科主任。張主任聽了媽的心髒，說沒問題。護士們也說，張主任要是說沒問題，那就真是沒問題。我想既然護士這樣說，說明張主任一定是位醫術高明的內科大夫，就沒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媽對我的恩情，我對媽的關心太不夠了。當時我為什麽沒再追問一句：既然沒問題，為什麽心率會快呢？這難道不是一個當時最應該問清楚的問題嗎？
　　如果當時我能追問一句，也許就會引起大夫更多的考慮，沒準就能及早發現媽的問題，也許就不會釀成後來的大錯。
　　可能就像人民醫院張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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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七號，星期五。一早就推媽到CT室去做檢查。沒有幫手，還是得求助於隔壁那個陪床的小夥子，可我們兩個人還是沒有力氣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媽的頭送到指定的檢查儀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著媽的頭，又要使勁把媽往儀器裏挪，又怕過於使勁把握不住平衡，哪隻手不小心碰了媽的傷口，或哪隻腳落空一個跟頭摔下去，兩手一乍摔了媽。所以要特別注意保持平衡，並且由於這樣努著勁而緊張得渾身發抖。
　　我仰起滿是汗水的臉，懇求站在我身旁那個戴眼鏡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謝謝你了，請幫我們抬一抬吧。”
　　w大夫一動也不動，兩隻手瀟灑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裏，眼睛直直地、連回避也不回避地看著我那滿是汗水的臉。我甚至在他的眼睛裏看到一絲快意，讓我不得不檢點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兒傷害過他？而他一直沒有得到報仇雪恨的機會，現在，這個機會終究來了。
　　我不敢說什麽，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說點什麽隻能是媽更加倒黴。好比說媽腦子裏明明有血腫，就衝我難成那個樣子，他能一個手指頭都不伸，他就敢說個沒有血腫，等等。
　　我隻好拚卻全力抱著媽的身子，一點一點把媽的頭往儀器那個凹槽裏挪。我擔心位置不準確影響檢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誤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動了。當時我那個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樣馬馬虎虎地拍了。
　　讓人感到安慰的是媽頭內沒有血腫。王集生大夫說，幸虧媽出血的部位是在腦膜切口的另一側。
　　下午，媽清醒了。說她晚上做了很多夢。並且一字不差地把夢中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說她夢見有人把我拉進了一個帳篷之後，又扔給她一個紅褲權，她覺得那種情況很像騙婚，就衝上去和那些人理論，並且上訴到有關部門……
　　又夢見我把她一個人赤身裸體地扔在馬路上，大夫們在馬路兩旁站成兩排，看著她赤身裸體地躺在馬路中央。這可能是手術給她的刺激。
　　我說：“做這樣的手術都得把衣服脫掉。說不定什麽時候就出現需要搶救的情況，說不定要在什麽部位做應急的處理，到那時再給您扒衣服就來不及了。”
　　盡管做了這樣的解釋，媽對把她赤身裸體地放在手術台上還是很不高興。她不是不高興大夫，她是不高興我。她覺得我作為她的親生女兒，竟然讓她出那樣的醜，很有些傷心。
　　雖然她這是剛剛恢複神智，對進來照看她的大夫和護士，一律都能說聲“謝謝”。
　　古人雲：過兮福所至，福兮過所依。
　　媽的手術，和手術後的一切反應都太順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腦手術後常有的水腫、血腫、感染、發燒，媽一律全無，最高一次體溫不過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媽自己都太樂觀了，真正是樂極生悲。
　　要是媽手術後哪怕發點燒，也就會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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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後第五天，九月二十八號晚上，聯在媽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臨睡覺的時候她對我說，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疊床。我就和她換了床。
　　見她術後這些天一切正常，以為可以睡個安生覺了。
　　可是我剛睡著就驚醒了。
　　一醒就發現媽在折疊床上坐著，正要從床上站起來。我嚇壞了，她要是摔倒問題就嚴重了。我慶幸著自己及時地醒來。
　　立刻讓她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並且把病床兩旁的欄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癡呆的、木愣愣的樣子。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就是“譫妄”。這是她第一次“鬧”，還不太嚴重，以後就愈演愈烈了。
　　現在回想，她的“譫妄”也和別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說來，別人的“譫妄”，術後當天晚上就開始了，她卻發生在術後的第五天。
　　不過其它方麵的情況很讓人感到鼓舞。便結的現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啞了；也不昏睡……終之，手術前的一切病狀似乎都消失了。
　　她一撤銷了輸液，馬上就想吃東西。術後第一次正常吃飯，就吃的是瑞芳送的廣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後我問媽：“您想喝粥嗎？”
　　她興意盎然他說：“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麽不早說？”媽有了食欲，就是恢複健康的征兆。我們苦盡甘來的時候到了。
　　“人家還在這裏坐著，我怎麽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來的東西呢？”
　　媽，媽，您總是這樣顧全臉麵，委曲著自己，您還是個病人呢！
　　我趕緊從被窩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給她裝粥。還好，粥還是溫的，正好食用。在醫院裏這就是一個因地製宜的土保溫法了。她吃了兩碗，差不多把瑞芳送來的粥全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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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手術後第一次下地。我對她說：“媽，不怕，您兩手摟著我的脖子，我兩手抱著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來了。”
　　我的動員沒有用，媽還是嚇得大張著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氣。兩條腿軟得像是煮得很爛的麵條，無論如何挺不起來。她貼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奮力地往後仰挺著身體支撐著她，兩隻胳膊往上提著她，才勉強的站立。但是她的腳踩在我的腳上，卻很有力。雖然很疼，我也沒敢動窩，我怕一挪腳閃了媽，萬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這時護士長恰巧走過。她嚴厲地說，“站起來，站起來。你的腿和手術一點關係也沒有。”
　　媽果然“噔”地一下就站直了。
　　然後我和小阿姨扶著她到走廊裏去，媽不願意，可是她還不能自由行動，隻好由我們攙扶著她慢慢向外走去。在護士長的指揮下她雖然站起來了，但走起路來腿還打晃，每邁出一個腳步膝蓋就往前一拐。但她總算能邁步向前走了。
　　病房裏的人見媽一下地就能走路，對媽以八十高齡戰勝疾病的頑強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否則我為什麽非要媽到走廊裏去，這對媽的康複是很大的鼓舞。
　　當然還有一些顯擺。我和媽出生入死地奮鬥到這個地步，難道不值得顯擺一下嗎？
　　下地的第二天，媽就不要我們攙扶，自己就能扶著病床周圍的欄杆繞著病床走來走去，而且走的很利索了。
　　很快她就行動自如了。
　　下地後的第三天，媽自己就能到處走了。我不明白，為什麽有些相當複雜的功能她恢複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級的功能卻恢複得很差，或至喪失？比如說，自己從躺位上坐起。
　　後來我常想，要是媽第一次從躺位坐起的時候，護士長也能在旁邊這麽呦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她一到走廊裏去，病房裏的人就對她鼓掌，表示他們的祝賀、敬意和鼓勵。媽這時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揮揮手，說“謝謝，謝謝！”那時她對自己的身體還充滿了信心：“我早點恢複還是好，老不走就不會走了。”那時她還有閑心和我研究：“你說對麵病房的那個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戀，有兩個女的老來看他，可是還不一起來，而是分別來。他在走廊裏碰見我的時候，指著攙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對我說，“你看，我自己能走她還非要扶著我不可。”
　　我想她既然有這份閑心，就說明她身體恢複得不錯。
　　後來病理切片的檢查結果也出來了，瘤子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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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最感幸福的一段時間。
　　我常誌得意滿地對媽說：“媽，我真高興我簽了字，不然我會後悔一輩子。”
　　媽也多次對小阿姨說：“你阿姨要是不簽字，她會後悔一輩子。”
　　連甲大夫也對我說：“你決定手術還是對了。”
　　現在想想這句話，真覺得是上天對我的鞭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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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容來看望媽的時候，見她臉色又紅又白氣色極好，就說：“姥姥年輕多了。從今以後，您的年齡應該從一歲算起。以後誰再問您多大年紀，您就說：‘一歲。’”手術後媽確實顯得年輕了，因為手術在頭上橫切一刀，又經過縫線，頭皮相應拉緊，額上的皺紋自然見少。
　　剩下的遺憾就是媽那雙眼睛。
　　媽年輕時是壓倒群芳、風光一時，這雙眼睛功不可沒。那不僅是雙眼皮，簡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雙眼皮耷拉起來長多了。媽的一雙眼睛，竟讓那眼皮遮得不見廬山真麵目。
　　今後媽還會有相當長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請美容師把眼瞼的鬆垂部分剪去，雖不能完全恢複媽那雙眼睛的風貌，至少也能讓媽精神精神。
　　我對媽說：“等您身體完全恢複以後，我把美容師請到家，把您上下眼皮鬆垂多餘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過幾年。您沒見咱們的領導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頭發嗎？立時精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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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躺在床上養息，她就半合著眼睛看我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做這、做那。我走到哪兒，她的眼睛就跟我轉到哪兒，舍不得睡去。
　　我們這樣朝夕相伴的機會不多，早年是她為生計奔波，等到退了下來，我以進入了社會，開始了艱難的跋涉。兩下總難湊齊。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訪問法國的機會，媽住院後我想都沒再想過這個問題。我以為媽也不會記住這件順口一說的事，沒想到這時她突然問我：“你還到法國去嗎？”
　　“不去，您住著醫院我怎麽能離開您。”
　　這是她唯一一次婉轉地表示了對我老是離開她的不安。過去她從未有過這樣的表示，不管我去的多遠、多久，她都默默地隱忍著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對可能發生什麽緊急情況的恐懼。
　　過了危險期，在媽的抵抗力相對增強以後，就讓小阿姨到醫院來助我一臂之力。她一進病房媽就對她說：“小月，幾天沒見你了，我真想你。”也許她表達的是對健康、對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來就幹了一件讓我感到晦氣的事。她剛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給媽八十大壽（我們在美國按照過九不過十的風俗，當然也是趁著大家都在一起的機會，提前給媽過了八十歲的生日）的生日禮物，一個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麽多次都沒出問題，她怎麽一來就打碎了呢？心裏別扭極了，可是也沒有辦法補救了。隻好想，她經常打碎東西，我還曾讓她到醫院檢查一下，看看是否神經方麵的問題。這次打碎媽的口杯也許沒有什麽特別的意思，不過是我的多慮。
　　所以不要說一切都是突如其來，經過這次大難，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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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媽手術後恢複得很好，我才把不手術的惡果告訴她。媽說：“實際上手術前幾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見了，”
　　不過我不大信。媽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好比我給她買過法國一種叫做“都可喜”的菜，針對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點，有意告訴她，那種菜是法國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媽果然說她服菜以後，眼睛清楚多了。其實按照她的病情，吃什麽菜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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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一號，星期二。小阿姨開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整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而是想瀏覽一下飲食市場，看看能不能給媽調配點花樣。
　　在我陪床住院無法分身回家期間，隻能是小阿姨做什麽吃什麽，媽在營養方麵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補充，對促進食欲並沒有什麽好處。我也曾在醫院附近的餐館買過小炒，隻要對媽有好處，價格貴賤好說，可是現在的餐館差不多是徒有虛名，衛生和菜蔬的新鮮程度很成問題，口味也難讓人恭維。隻有一次，那個紅燒海參還算差強人意。我雖然也不會做，但總有那份為媽盡力而為的心意。
　　我先乘五十四路公共汽車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給媽買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裏的一家食品店有賣原裝的“力多精”。但趁換車之便能在王府井買到最好。
　　因為是節日，車上很擠。我隻能緊貼車門，站在最下一層踏板上。站在上麵一層踏板的人裙褲上，粘滿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裝滿空飯盒、空瓶子的口袋掛在我的肩上，我不緊不慢，甚至是逍遙自在地走在華燈齊放的大街上，走在身著節日盛裝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著急，媽的危險已經過去，讓我們心驚肉跳的生死之謎已經揭曉；我不必再為了媽的等待住醫院迅跑；也不必為了給媽送菜，或送別的什麽趕往醫院；或提心吊膽地等待醫生宣告有關母親的生死存亡……
　　無聲的細雨滋潤著我。我沒有打傘，體味著隻有經過拚搏才能體味到的，那份風息浪止後的疲倦的寧靜；享受著上帝賜給我們母女的這份恩澤。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鬧而虛空。我肩負著與這世界毫無幹係的沉重，和與這世界毫無幹係的輕鬆，走著、走著。明白了除了血肉相連的媽，不管你活、你死、你樂、你哭……你和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其實毫無幹係。沒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沒有原裝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裝的口感就是不一樣。沒有那麽沙口，也沒那麽容易衝化，看來還得到和平裏去。在我辦得到的情況下，我願盡力給媽提供最好的服務。
　　我怕日後脫銷，一下買了兩大罐，每罐一公斤，夠媽吃些日子了。可是媽終於沒有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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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號，星期三。下午給媽擦洗的時候，發現她肛門周圍有幾小塊潰傷。肯定是昨天沒有擦洗幹淨所致。平時每日給她洗兩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免不了由小阿姨代勞。這樣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徹底。心想，一點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後再也不敢依賴他人，一點也不能依賴。哪怕時間再晚，也要給她洗完再走。回家時經過東單，在東單中藥店買了一管馬應龍痔瘡膏。這種藥膏對過敏和潰傷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醫院時再帶給媽，因為還在節假期間，公共汽車很不好乘。可是想到這一夜媽會很不舒服，就又擠上汽車回到醫院，給媽洗淨患處，又塗上藥膏才安心回家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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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手術後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線了。媽的傷口因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線。她的傷口長得很好，很平滑。就是一到晚上，媽就不是媽了。她的“譫妄”越鬧越厲害。手術後已然消失的尿頻，到了晚上又變成幾分鍾一次，我整夜整夜無法休息。我不是沒有經濟能力再請一個阿姨來照顧媽，我總覺得這種時候我應該時時刻刻伺候在媽的身邊，否則就太對不起她的養育之恩。再說看護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請到，有一個很有經驗的老阿姨，我願每月給她三百元的工資，她倒是很願意，但她要求長期的合作關係，而我隻能在媽住院期間雇用她，因為媽並不癱瘓在床、長期不能行動的病人，此事隻好作罷。
　　可是這樣做的結果不但沒有照顧好媽，反而讓我犯下不堪回首的過錯。
　　好比服侍媽的大小解。醫院的便盆個個摔得殘破不全，分到我們名下那個，也是病房裏的最後一個。偏偏與身體接觸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還凹凸著高低不平的爛鐵皮。我始終不明白誰能把便盆上的鐵皮造就成這般模樣。讓小阿姨到醫藥商店買個新的，她說找不到門。而我又離不開醫院去買，隻好先湊合使用醫院裏的便盆。如此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著媽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個合適的位置，還要在她身體接觸那些高低不平的爛鐵皮之前，趕快把手翻過來。手心朝上地墊在高低不平的鐵皮上，免得那些爛鐵皮硌疼了媽。
　　這時，媽又一再說起那句不吉利的話：“我怎麽這麽沉啊。”
　　但我這時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這樣說的時候輕鬆多了。畢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沉不沉的事就沒再往心裏去。其實這都不是好兆頭。
　　我終因力不勝任扭傷了腰。而這個過程的每一環節都得動腰上的勁。
　　我隻好讓媽在我放便盆的時候配合一下，兩雙腳盡量往大腿根部靠攏，接著兩腳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撐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會省我好大的勁。我說：“這一點也不難，您的兩雙腳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勁。”
　　可媽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這樣做，她好像是力不從心、無法把腳靠攏至大腿恨部的合適位置，當然也就無法撐起她的身子。有時靠攏一點，也是有其形而無其實。我照舊還是難的不行。
　　負荷超過極限就要失控。
　　特別是她幾分鍾一次小解，根本就沒有幾滴，我想，她都沒病了怎麽還這樣折騰人呢？難道不能把排尿的次數集中一下、將周期延長一點？那就會減輕我很大的負擔。這樣一想之後，手就會重重地拿起她的腳，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擺。媽就生氣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老話。
　　新便盆終於買來以後，有時媽用完了我也不拿開，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過不了幾分鍾還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會有什麽不適。這時，媽也就能撐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邊。
　　這能不能說明媽本來可以配合我？
　　當然也說明便盆放在身下還是不舒服。可我卻心懷惡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邊的便盆再給她放回身下，企圖用這種辦法刺激她將排尿周期延長一些。
　　媽到底清醒還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為什麽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為什麽知道把便盆從身子底下挪開呢？
　　現在我明白，我是冤枉媽了。她能不心疼我嗎？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堅決要求手術嗎？她就怕她成為我的累贅，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賴活著地折騰我，這不是剛剛過去不久的事嗎？我都看著了、經曆了，怎麽還能這樣冤枉媽呢！她之所以這樣折騰，肯定還是神智不大清醒的表現；她的兩腳不聽指揮，肯定和術後沒完全恢複有關；她幾分鍾一次的排尿，也許是和插導尿管的刺激有關……
　　又比如，逢到她一會兒起來，一會兒躺下，幾分鍾就讓我給她改變一次體位時候，我也認為她過於隨心所欲，不大為勞頓的我考慮。累極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時候，難免氣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推。她也總是恨恨地“唉呀”一聲，那就是對我如此待她的、最嚴厲的批評了。
　　或是剛把被套服服帖帖地裝套在棉胎上，一會兒棉胎就讓她起來躺下，躺下起來，弄了滾到被套腳下去了，我就會急歪歪地把著她的手說：“媽，您拽被子的時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這樣，被套棉胎一起拽著才行。”這不是強媽所難嗎？她那時哪還能顧得了這些！
　　那時她可能就像人民醫院張主任說的那樣，瘤子雖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圍的垂體細胞經過長年的擠壓已然受損，不能正常供應身體各部係統賴以連轉的“內分泌”了。如果說媽是為凝血機製紊亂，最後猝死於某一重要血管的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腦橋那很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於凝血機製失去“內分泌”的精密調節所致。她認為，就是媽不手術，也無可挽救了。手術前的一切病狀，正是身體各係統失去“內分泌”的調節、走向全麵崩潰的表現，手術後的一段時間看上去雖好，那是過去體內儲存的“內分泌”還沒有完全耗盡，一旦那點儲存消耗淨盡，媽就會走向終結。因為這個過程是漸近的，所以媽無法說出某種具體的不適，隻能感到日漸衰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麽呆著都不舒服、都不行地走向消亡。
　　這就是說，我們那時的歡樂，其實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歡樂。
　　而我竟然沒心肝地把身體日漸衰竭、在不可名狀的難耐中飽受熬煎的媽，當成是她的隨心所欲、不體恤我的勞頓。不但沒有對她更加愛護、沒有知微見著探析她如此表現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氣態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號北大醫院那位大夫能對我這樣說到“內分泌”對人體的影響，媽就是再不願意做進一步的檢查，我也會逼著她去檢查的。如果那時就采取果斷措施，效果會怎樣呢？肯定比七個月以後手術好，對一個分秒之間的差異，影響都會非常懸殊的老人來說，這七個月的時間絕對至關重要。不要說身體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儲存已然不多的“內分泌”，那時恐怕也還能滿足調節凝血機製的需要。
　　怎麽想，怎麽都是我害了媽。
　　又比如，她的“譫妄”越鬧越嚴重，大夫表示這是腦手術的正常反應，沒有什麽解決辦法，隻能任她一鬧到底才不會再鬧的時候，我也就沒再堅持為媽尋求一個解脫的辦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時候就好了。從沒想過這種挺法。對媽的體力會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別在媽的身體日漸衰竭的時候，我現在想，“譫妄”可能和夢遊一樣，是非常傷人的。我那時要是堅持尋找，辦法可能還有。好比說針灸、鎮靜劑什麽的。那不但會免除我的許多勞頓，媽也能很好的休養生息；
　　在她“譫妄”的時候，又想當然地認為她如此神智不清，不論我說什麽、做什麽，她反正都不會聽，幹脆假裝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鬧。
　　每逢她不讓我在病床兩旁放欄杆，隻要一安欄杆，她就雙手抓住欄杆不放，力大無比地和我撕來撕去，搶得像是拚命，說是安上欄杆就像坐監獄一樣。那肯定是身陷沉屙人的憋悶、煩躁，我不但不體貼她，還自以為保護她不致墜床道理堂皇，狠狠搶過她手裏的欄杆，與她做對般地安在病床的兩旁。我為什麽不能好好地和她講道理呢？
　　那時我要是知道媽已來日無幾，雖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讓她順心的事，讓她帶著一份她所摯愛的人的深愛離去。
　　可是，難道非要等到這個地步，我才能喪盡天良地給媽那份深愛嗎？
　　奇怪的是媽“譫妄”的時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從未聽她對我說過小慧是誰。
　　還有一次她半夜從床上跳起來，對小阿姨說：“小月快走，這是鬼住的地方，你這孩子真不聽話，怎麽不走？我是為你好。”
　　說著就去開通向陽台的門，急於逃走。小阿姨趕緊把陽台上的門鎖了，她開不開門就拚命搖，把門搖得哐哐響。見陽台上的門搖不開，又去開病房的門。小阿姨把病房的門也鎖了。她大吵大叫著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鬧到在護士站值班的護士長都聽見了。護士長到病房來看她鬧什麽，媽卻認不出是護士長，害怕地說：“巡邏的來了，巡邏的來了。”這才不敢鬧著要跑了。
　　可是她對小阿姨又鬧著說：“你給我找張潔去，你給我找張潔去。”
　　讓護士長安慰她說，“我這就去給她打電話。”聽到讓護士長說去給我打電話，媽才漸漸安靜下來。
　　護士長走後媽對小阿姨說：“我給你張阿姨闖禍了。我鬧得太厲害，巡邏隊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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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她幼年時代的朋友，一個沉落在記憶深處、也許早就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許，而是一定。不知道為什麽我敢這樣肯定，媽在那個時候，呼喚的肯定是兩個早已死去的人。
　　還有，說她那間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麽回事？
　　總之那時我和媽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摯愛媽的女兒，媽也不是愛我的媽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們又都為對方竭盡著自己最後的一點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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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曾分析媽為什麽老“鬧”，誤以為是她身邊有我照料的緣故。如果沒有我的照料，她也就無所依賴，無所依賴還能向誰“鬧”呢？也許早就可以自立了。
　　所以我對媽說：“您比我強，您老了跟前還有我，我老了跟前還有誰呢？隻要您能恢複健康，我寧肯死了都行。”
　　或許她辨出個中和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嚐會有因她而無我的荒謬？又憂慮我果然落到那種境地，還要考慮為我的埋怨留下倫理道德上的餘地，含蓄地辯駁道：“你可以到唐棣那兒去。”
　　我卻斬釘截鐵他說：“我才不去呢。”
　　我為什麽這樣說？
　　是生怕媽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為我留下餘地、躲在含蓄後麵的媽推到前麵不可？是批評媽對我的依賴？
　　是以我晚年的獨立，來表白自己對媽老有所養的功績？
　　是以我獨自的晚境，來襯托媽老有所養的優越？
　　一到白天媽就清醒了。她一清醒過來，就為自己晚上睡著就“鬧”的事情著急。她不知怎麽想的，認為這是睡得不沉的緣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盡量延遲睡覺的時間。以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發作。
　　病房裏有一個看護植物人的謝阿姨，我給她一些錢，委托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的時候幫著照看一下媽，畢竟她看護腦病病人多年，這方麵的經驗比較多，萬一有什麽情況，知道怎麽處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邊的事情完了，謝阿姨就到媽的病房來坐。
　　媽就緊緊抓住謝阿姨不放。讓謝阿姨給她唱歌，陪她說話、熬夜，不讓謝阿姨走。還要點小狡猾，對謝阿姨說：“我最喜歡聽你唱歌。”
　　謝阿姨能唱出什麽好聽的歌，媽不過是有想方設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是了。
　　後來植物人感冒了，媽接著也感冒了。想必謝阿姨是個傳染的媒介，我就不讓謝阿姨來照顧媽了。不過那時已是十月十七八號，我們也快出院了。
　　也許還是我的辦法有效果。
　　我對媽說：“恰恰相反，您晚上鬧不是因為睡得不沉，而是睡的太沉的緣故，您現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著就會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鬧得也就越凶。從現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過晚飯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從“譫妄”中醒來。如果覺得在床上躺的時間太長，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發上睡。睡過一覺，再到床上去睡，試一試這樣做，看看效果怎麽樣？”
　　不知道是我的辦法靈，還是手術的反應已經過去，媽此後果真不鬧了。
　　當然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嚇唬了她。
　　十月十二號下午我對媽說，十三號中午我有一個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動，有位意大利訪華代表團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訪問時的“全陪”，對我很是關照，又是我作品的譯者。現在來到中國，而且和團長發生了磨擦，身在異國他鄉心情非常不好，無論如何我應該去看望她。我對媽說，隻參加一個午宴，吃完飯立刻就到醫院來。
　　十三號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幾個商店跑來跑去，為的是給媽那個合同醫院的兩位大夫購買禮物。
　　一位是及時通知我們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時周東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能夠幫助我們盡快做核磁共振的關係，可是周東大夫又不知道我的電話，隻好轉請一位能夠和我取得聯係的大夫通知。要不是她的及時通知，我們就會失去這次機會，那就不知還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經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議在他那裏疏通一下，請他批準同意母親轉往天壇醫院手術治療，這樣我們也許能夠報銷在天壇醫院的開銷。那筆醫藥費畢竟數字不小，若爭取一下能夠報銷何樂不為？
　　不敢跑得太遠，怕誤了來接我去赴宴的汽車。隻好在附近兩三家商店之間跑來跑去的比較。太貴的負擔不起，太差的又怕對不起人家。最後買了七百多塊錢的禮物，心裏還覺得不夠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禮物。可我卻是在媽去世很久以後，才去找他談轉院治療的事。他拒絕簽字同意母親轉往天壇醫院手術治療。
　　我認為這很正常。試想，他一再對我強調做過四百多例垂體瘤的切除手術，而我還是自費到天壇醫院做了這個手術，做完之後還要來找他想辦法報銷，這不是太過份、太讓了下不來台，甚至是對他的侮辱嗎，我竟然采納這種意見，不是太不應該了嗎？
　　他還暗示，如果由他來做這個手術，媽也許不會亡故。我沒有向他解釋，媽去世並不是因為手術。
　　他拒絕簽字倒成全了我為媽盡的最後這點心意。
　　不過就是媽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術，我還是不會找她、不會在媽的合同醫院做這個手術。
　　媽的病，不正是合同醫院誤的診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眼睛已漸失明、白翳始終遮不住眼球的情況下，眼科主任還堅持是“白內障”，而不考慮腦子裏可能長了壓迫視神經的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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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趁有車之便到韓美林那裏去取別人帶給我的東西。最後才到午宴上去。
　　這個安排媽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裏、我是否安全，非讓小阿姨馬上給我打電話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愛我比愛自己生命更甚的媽一定感應到了，否則她不會突生這樣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況她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館吃飯。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館吃飯，那麽大的旅館，我到底在哪一層、哪家字號？
　　為了安撫媽，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裏打了電話，家裏當然沒人接。媽又讓她往我機關打，說機關一定知道我在什麽旅館吃飯。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機關的電話，媽知道，但媽也沒有隨身帶著我機關的電話號碼。她就叫護士幫助查找。護士的服務態度不錯，在電話號碼簿上給媽查到了。小阿姨拿著機關的電話號碼正要去打電話，我就到了。
　　一進病房，就見媽雙目眥裂，滿眼是大難臨頭的張惶。
　　小阿姨見了我，如釋重負地說：“來了，來了。張阿姨來了。”
　　這時媽又心慌起來。媽懷疑有婚外戀那個男病人的家屬正在幫小阿姨安撫媽。她說：“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這是因為剛才太緊張了。”
　　我也以為她的心慌是活動太激烈。心情太緊張所致，其實這也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醫院的路上，其實都是分秒必爭，就是紅燈亮著的時候，也不管不顧地在車流裏穿行，哪怕早一分鍾搶過馬路也好。因為媽在企盼著我。
　　那時候不像現在，有許多可以提供各方麵服務的公司，和花費不大的“麥的”，方方麵麵的事情全靠我一個人應對。
　　單說每天一早背著一兜湯水炒菜擠換電汽車就耗去不少力氣，我最怕擠那一0六路電車，也許是我擠車技術不佳，常常擠得滿腿是傷。有一次甚至將內褲擠掉，要不是外麵的衣服上著皮帶，真不知怎麽收場。經過那樣一段時間的錘煉，現在不論碰見什量級樣的“擠”，我都不怕了。
　　由於連日的焦慮、傷情、擔憂、恐懼、勞累，體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來的車輛裏穿行往往會讓我感到兩腿發軟，頭暈眼花。
　　特別是媽的病房還在六樓。
　　剛進醫院的時候，我每天還能輕捷，甚至是瀟灑地在樓梯上，上上下下地走幾趟。漸漸地也就瀟灑不起來了。
　　醫院裏有電梯，雖說隻供病人或護士、大夫使用，但情況也不盡然，一切要看開電梯人的性情。
　　有個和我同年的女同誌，還有一個文學愛好者對我很是照顧。如果是她們在開電梯，那就是我的運氣，怎麽也能蹭上電梯。
　　也有大碰釘子的時候，而且碰得嘎蹦脆。有天早上，我背著很多東西來到醫院，看看樓梯，實在上不動了。便老了臉皮，低眉斂氣地走進電梯，對那位開電梯的女士說：“我實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這麽多東西，謝謝您讓我乘乘電梯吧。”
　　她的手往電梯外麵一揮，簡明扼要他說：“出去！”
　　我隻好夾著尾巴走出了電梯。
　　她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能發點善心，一定不會那樣對待我。
　　十三號這天不巧，開電梯的正是那位絲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鑒於以往的經驗，我自知沒有指望地往樓上爬。而且還是一步兩個台階。——媽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聽見大腿前的兩塊肌肉，在拉起兩條腿的時候，噔噔地響得非常吃力。像一輛難以發動的老舊汽車，卻非要它發動起來不可地蹦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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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媽鬧成那個樣子，我真是又急又氣又委曲，覺得她太不體諒我。
　　心想，我已經很努力了，媽，您為什麽不懂我的心呢？從而讓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沒有了一點汁水了。
　　您累，比我累還讓我憂心，結果是我的心就連您的心一塊累著，是累上加累了。
　　急得我懇求她說：“媽，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愛我，可是愛得太過也是一種負擔。我已經很急了，為了早到醫院一分鍾，我差不多分秒必爭，連過馬路都是橫衝直闖。您再這麽催我，我就更著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嗎？到那時候，您就後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裝了那一肚子心思，這懇求比發火還煎熬人。
　　媽不回答。我看見她放在被子外麵的手，顫顫地抖著。
　　後來想，我這樣說，她心裏一定也很委曲。她不正是因為愛我、擔心我的安危才這樣緊張的嗎？
　　我又說：“咱們哄著人家還來不及呢，怎麽能為這樣的小事麻煩人家，像查電話號碼的事，人家管得著嗎？要是把人家弄煩了，到了真有要緊事的時候，人家還能耐心細致地照管您嗎？”
　　媽沒看見嗎？除了危險期間有特護照顧，特護走了以後，哪樣事不是我這個一點醫護常識也沒有的人在時刻關注著她？幸虧媽沒有出別的事。
　　可是她一定聽不進去這些話。對她來說，首先是我的安危，至於她自己到了要緊的時候人家怎麽待她，她才不考慮呢。
　　媽把我的韜諱之計當成了我在人際關係方麵的才能。看我在病房裏似乎很玩得轉的樣子，曾當著我的麵對小阿姨說：“你張阿姨在哪兒都能打開局麵。”
　　我沒吭氣，隻對媽得意的笑笑。
　　媽，那叫打開局麵嗎？那隻是當下三爛、裝孫子，並以此來討取人家的歡心。
　　就在我為簽不簽字手術而憂心如焚的情況下，也得強顏歡笑地陪著前來消閑解悶或觀賞名人的人高談闊論，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資，為的是媽在緊要關頭，能夠得到較為悉心的照料。
　　恐怕對外的這種投降主義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無關係。
　　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嗎？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時候她能好好照料媽嗎？說是為了好好照料媽，其實還不是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這時媽又要喝水，真給她端過水去她又喝不了幾口，讓我們端走。或是剛在床上躺好，又讓我們扶她起來喝水。
　　或一會躺下，一會坐起。每種體位都保持不過兩三分鍾的樣子。
　　我壓抑著心裏的不滿懇求她：“媽，您天天晚上都鬧得我們一點不得休息，要說您晚上鬧那是因為‘譫妄’沒有辦法控製，白天您再鬧就說不過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顧您已經很辛苦了，白天咱們應該盡量讓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臨時再上哪兒去找這麽一個熟悉情況的阿姨？現在的情況是越少出問題越好。”
　　我每天到醫院後，什麽也不讓小阿姨幹。而是讓她把折疊床撐到陽台上去睡覺。為的是讓她晚上和我輪換著陪床，我的體力已經消耗得不能獨自支撐這件事，所以特別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實，媽哪兒是折騰人，她是病得開始折騰自己了。
　　媽好像根本沒有聽進我的話，一會兒又要坐起來。我沒有好氣地扶她坐了起來，並讓她自己披上夾克。
　　她的手顫抖得更厲害了。
　　時間過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當時的神情，她不但隱忍著極大的不適，還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無門，心神敗壞地瞪視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裏的夾克，拿起夾克的下擺當領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麽能夠穿進？我不但不幫她糾正，還冷酷地說：“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嗎？那是袖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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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她長期這樣“鬧”下去總不是個辦法，特別是在晚上，對沒有人手可以替換的我和小阿姨，實在太辛苦了，別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兒子、媳婦、女兒、女婿什麽的一齊上，就是那樣他們還感到力不能支。更何況我除了陪夜還要應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環扣一環的方方麵麵。
　　隻好想出這樣的辦法騙她：“您鬧得病房裏的大夫、護士、病人都對您有意見了。我一到醫院，大夫護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況，讓我帶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醫院來了，怕人家抓住我，讓我帶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還沒裝修好，咱們出了院上哪兒去？隻好住到老孫那兒去。”
　　知道媽最怕住到別人家裏去，就拿這個威脅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難而改，在醫院和先生之間選擇其一。
　　媽一輩子都沒痛痛快快地活過，非常看重別人的反應。老對我和唐棣說：“別人讓人家說咱們的閑話……”
　　我和唐棣就會激烈地反對：“偏不！為什麽要在乎別人的閑話？有些人吃飽了不幹別的，就會拿閑話害人。人活一輩子不易，再為那些別有用心的閑話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嗎？”
　　或是自尋煩惱地說：“某某今天和我走對麵也沒有理我，是不是對我有意見了？”
　　這肯定和她自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有關。
　　因為深知她的忌諱，就編造大夫、護士對她反映不好的假話嚇唬她。
　　又嚇唬她說：“您什麽時候改好了，我什麽時候再到醫院來。您要是不改，我就永遠不來了。”這樣嚇唬她實在太無情了。
　　人一上了年紀本就來日苦短，和至親至愛的人多守一會兒是一會兒，誰知道以後（還有多少個以後？）乃至明天，還有沒有這樣的相守的時機，更何況她的自覺症狀越來越不妙，到了這時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見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
　　“我永遠不來了”與她是多麽大的打擊。
　　她又怎麽知道我僅僅是嚇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鬧我就去打電話把阿姨叫來。’”
　　晚上回家的時候，又拐到陳敏華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給媽買的“保護一號”，這是北大醫院為預防放療的副作用而研製的中成藥，據胡容說效果很好。現在這些藥還在家裏放著，散發著一股涼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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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果然沒能到醫院去。我找裝修公司去了，想讓他們抓緊時間把新房子裝修好，無論如何媽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經談起出院的時間問題。別人手術後三四天就出院了，我們已經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個裝修公司根本不講信譽，扯皮扯到下午，問題照樣解決不了。從裝修公司出來已經很晚，就沒再趕到醫院裏去。
　　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問過媽：“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電話把阿姨叫來。”
　　媽傷感他說：“她生氣了，再也不會來了。”
　　這件事純屬巧合，卻傷透了媽的心。
　　從此她晚上不再鬧了，睡得也安靜了。
　　還也許，正是我這一番“訓話”把她嚇壞了，怕我真會因此丟棄了她；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她的自尊、自愛，到了真不行的時候，她也忍著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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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種種，自然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回避負荷超過極限就會失控的現實。
　　也許我不該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醫院，他們決不會讓病人家屬累到這種神經失常的地步。他們也不會允許病人家屬搶醫護人員的飯碗，替醫護人員幹那本該是醫護人員幹的萬般事體。那萬般事體要是分攤在每日輪換一新的醫護人員身上，反倒能讓他們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將其轉化為“南丁格爾”的崇高精神。誰讓我們住的是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醫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醫院，也不會發生這種讓人追悔無窮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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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媽一不鬧，就顯出衰敗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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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五號，星期二。
　　上午一到醫院，就發現媽的臉色一反前些日的紅潤白皙，突然變得晦暗起來。在額上手術鑽孔的部位，還塌進一個黃豆大的小坑。
　　馬上去找大夫，病房裏卻一個大夫沒有。又到羅主任的辦公室去找羅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點我還得趕到新橋飯店，前天作協已安排好我到機場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經和他們團長徹底鬧翻，決定提前回國。如果我再中途變卦，可能會使她更加煩惱。
　　我又無知地認為媽的情況不太要緊，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後繼續尋找大夫，我會不斷地和她聯係，如果情況緊要我將及時趕回醫院。晚上打電話給小阿姨詢問媽的情況，她說大夫看過了，說什麽問題也沒有。豈不知當時已是大難臨頭。第二天我到醫院後，又找大夫反映媽的情況，大夫說媽臉色晦暗是正常現象，因為手術中的瘀血還沒有吸收幹淨。瘀血是塊狀不均勻的分布，而媽是整個麵部都晦暗了。我說：“不對，她手術後臉上確實有過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臉色不但恢複了正常，而且又紅又白比手術前更好，怎麽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還說是正常的。至於額上塌進的小坑，大夫也說是正常現象。護士們也這樣安慰我說，有些病人的鑽孔部位還鼓出一個大包呢！比起一個大包，一個小坑自然算不了什麽，更不必著急了。我不是大夫，連一般的醫學常識也一竅不通。我還能說什麽呢？我隻能說對我媽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細微的異常現象，果然都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如今，我隻能無窮悔恨地想，當時為什麽沒有竭盡全力、堅持到底地把我的疑問弄個明白？後來看到一本民俗講話，其中說到病人臉色突轉晦暗，就過不去半個月了。媽正是在臉色轉暗後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時要是懂得這一點，媽會有救嗎？媽留給我的許多謎，隻能等我也去到那個世界的時候，才能解了。確如人們常說的那樣，醫生隻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發現，並向醫生屢屢指出要媽一命的厲害，醫生卻把它放過了，這不是媽的命又是什麽？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號，唐棣帶我在紐約做了全麵的身體檢查，為了驗證那一次的檢查無誤，我離開美國之前的七月八號，她又帶我做了第二次檢查。回國後，我將這些檢查結果請同仁醫院的一位主任過目，她說，這個血液檢查的項目太詳細了，要是母親手術後每隔三天能做一次這樣的血相檢查就好了……她沒有往下多說。
　　我能明白，要是母親手術後每隔三天能做一次這樣的血相檢查，不僅她在血液動力上的變化，哪怕任何方麵的變化可能早就發現了，也許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說完全可以防止後來的惡變，但至少可以說，我們努力過了。
　　可是媽手術後，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負責縫合的右側刀口不盡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經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縫合，並囑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帶媽到檢查科做一次CT檢查，以便確認這次出血是否回流腦膜，引起顱內血腫之外，連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檢查也沒有做。更不要說每隔三天做一次這樣的血相檢查。
　　我深知在中國平民百姓做這樣的檢查目前還沒有條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檢查呢？哪怕僅僅是再做一次CT檢查？
　　就算醫師沒有想到，我也應該主動提出啊，而我那時卻不懂得應該提出這樣的要求。母親去世後，我反複思考導致她去世的各種可能時才明白，本該做的，也許能挽救她於萬一的許多事，我們卻沒有做。現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還有什麽用呢？
　　我甚至沒有追究過Y大夫的責任。
　　追究為了什麽？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縫合不好給母親造成的損傷、能讓母親起死回生的話，我當然窮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或是地下，母親因這刀口縫合不好造成的損傷也沒法彌補、母親的生命也無法追回了。就連這個慘痛的教訓。該記著的人也不一定記著，因為，它隻是我的慘痛而已。
　　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後，有什麽想法？
　　大約十六號下午，我發現媽感冒了。
　　在病房裏沒有找到大夫，就請護士開了一張“感冒靈”的處方。
　　病房和藥房的聯係通常在上午進行，便自己拿了處方到前樓門診部的藥房去取，這樣可以馬上拿到。
　　媽對這次感冒相當重視，服藥認真、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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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七號，星期四。早上媽有些咳嗽，並帶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問她：“要不要吃藥？”
　　她就說：“我想吃藥。”沒等我到醫院，就讓小阿姨去找大夫開了醫治咳嗽的處方。媽怕護士送藥不及時，還讓小阿姨到護士站察看藥房是否已按處方將藥送來？果然如媽所料，藥就在護士站的櫃台上端端地放著，小阿姨及時取了回來。
　　那時她對生命還抱有很積極的態度。
　　我到醫院以後，又讓護士給媽開了一些治療感冒的中成藥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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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眼科大夫給媽複查了視力。
　　本來說好由我帶她去複查，卻不知怎麽改動了時間，因為我還沒有趕到醫院，隻好由小阿姨帶她去複查。複查很不成功，媽的視力與手術前相比，甚至沒有多少改善。
　　我不相信這個檢查結果。
　　誰能像自己兒女那樣耐心，在老人們已經無奈到最瑣細的行為都需要他人輔助才能完成的情況下？何況小阿姨也不懂得如何配合醫生。
　　媽剛入院我帶她做這項檢查的時候，就是靠病人的眼睛隨著醫生指揮棍的滑動，口述那指揮棍的位置來判斷病人的視力、視野。眼見前麵幾個病人連這樣的檢查也不曾接觸的樣子；或反應遲鈍，所答非所問的走了過場。好在不過是視力檢查，有些出入問題不大。幸虧我的態度謙卑，並善解醫生的意圖，使媽配合得算是默契，好歹把媽的視力查了個八九不離十。
　　那天媽有點怪，她對自己視力恢複得好壞似乎興趣全無，而前不久她還在希望自己盡快恢複健康，就在早上，她還想盡快治好她的咳嗽。
　　不過她催我快去檢查室，為她做過特護的護士正在那裏，據媽說她可以根據這次視力檢查的結果，給媽配副合乎目前視力的眼鏡。
　　如果真是這樣，不比去眼鏡店配眼鏡方便多了？我興衝衝地跑到前樓找到那位護士。不知為什麽，她和她當特護的時候相比態度大變。讓我一下回想起媽入院那天，她正巧在高幹門診值班，也是如此的淡漠。她問我：“這個檢查和配眼鏡有什麽關係？我們醫院又不是眼鏡店，怎麽會給病人配眼鏡！”
　　媽是怎麽聽的？這可能是媽的誤會。以為一查視力就和配眼鏡有關，便向人家提出這個要求，人家跟她說不清楚，隻好這樣應對一番。能這樣應對媽，而不是一個釘子給她碰回去，我難道不該知足嗎？我雖然空手而歸，倒也沒有多少沮喪，配眼鏡的事情不急，出院以後再配也行。
　　複查既然失敗，我倒要自己試試媽的視力恢複到什麽程度。回到病房，我讓媽先戴上她的眼鏡，試著看看藥盒上的字。她說看不見。
　　這個手術難道白做了不成？她手術後的當天，就能看清我一次又一次伸給她的手指頭，怎麽現在反倒後退了？想了想才恍然明白，媽戴的還是我們從美國回來後配的那副眼鏡。
　　那時她的視力差得根本測不出度數了，我央告眼鏡店的師傅，好歹給算個度數、配一副。那副眼鏡的度數自然深得不能再深。即使那樣，媽戴上以後還是看不見什麽。現在視力恢複後再戴那副與視力不合的眼鏡，當然不行。
　　我讓媽戴上我的眼鏡試試，媽不肯戴，說她的度數比我深，怎麽能戴我的眼鏡？我說她的度數並不深，不過是因為瘤子壓迫視力神經的緣故。
　　戴上我的眼鏡以後，媽能認出“蟲草雞精”那個藥盒上的“蟲、草、雞”三個字了。她似乎高興起來，不過她就是高興也不會像有些人那樣喜形於色，比如我。
　　晚上回家的時候媽提醒我：“家裏還有盒‘痰咳淨’明天你給我帶來。”這難道不是說，媽那時的意識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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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號，星期五。
　　遵媽的囑咐，從家裏帶來她平時咳嗽常吃的“痰咳淨”喂她吃下。
　　這一切還都曆曆在目。她坐在病房裏的太師椅上，我站在她麵前，用藥盒裏的小勺喂她吃藥之前還說：“您先屏住氣，拿嘴唇把藥抿進嘴裏去，把藥在嘴裏含混了再咽，小心藥麵嗆了您。別咬小勺，不然藥麵粘了吐沫就粘在小勺上了。”
　　媽還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藥弄濕了一點，還有點嗆咳。記得我的心立時為她小小的嗆咳微微地緊了一下。
　　這盒“痰咳淨”我還留著，特別是藥盒裏的小勺，上麵還粘著被媽抿濕後又幹結的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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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九號，星期六。
　　媽這次感冒沒拖多久，也沒有服用什麽特殊的藥，不過就是“痰咳淨”、“感冒靈”之類的小藥，到十九號就完全好了。似乎媽的體質還不錯、怎麽十天以後就去了呢？
　　晚上回到家，照例往醫院給小阿姨打了電話。凡是她陪媽過夜的時候，晚上總要打個電話，問問我離開醫院後的情況。
　　這天她接電話的時候，要帶媽一起到電話室去。媽原說不去，小阿姨還是帶她去了。她向我匯報了媽的情況以後，就讓媽跟我說兩句話。
　　媽接過話筒對我說：“你猜我是誰？”
　　我笑了，心想，這還用著猜。“你是我媽唄！”
　　我聽見她也笑了。
　　我問：“媽，您好嗎？”
　　她說：“挺好的。”
　　想不到這就是我和媽這一世最後一次通電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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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號或者是十九號上午，朱毅然主任找我談話，他說等做手術的人很多，已經有三個病人等用我們那間病房，母親術後情況良好，可以準備出院了。
　　大約一周前他就有讓我們出院的意思，應我的請求又讓我們多住了幾天。
　　裝修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我說，馬上就完工，馬上就完工，我真以為過幾天就會搬進新家，何不讓媽出院就直接進新家去呢？甲大夫也是這個意思，並為我們進行了斡旋。可是左一個馬上，右一個馬上，一點搬進新家的影子也沒有，我不好再賴著不走，便決定二十一號出院。
　　算下來，媽前前後後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月另二十二天，也就是手術後二十八天出的院。
　　關於出院後每天來醫院放療，還是不出院住在醫院裏放療的問題，也和甲大夫進行過研究。
　　本來考慮住院放療，後來得知，如果放療就得住到前麵的放射樓去，不能再住綜合二病房。由於放療的床位很緊，甲大夫還特地為我們到放射樓預定了一個床位。但那裏沒有單間病房，這就又麵臨沒有一個可供媽方便使用的廁所，以及我陪住的難題，隻好作罷。
　　甲大夫又向我推薦北京醫院，認為他們那裏的放療水平較高，他也有熟人在那邊，仍然可以多加照應。
　　媽一聽說出院，就提出能不能住在旅館。
　　我倒不是怕花錢，找個花錢少，甚至通過關係找個不花錢的招待所也是找得到的，隻要媽心裏順暢，花錢也是應該的。隻是覺得住旅館很不現實，不但飲食起居很不方便，特別是媽出院後還有很多事情要辦，諸如放療、吃中藥、熬中藥等等。
　　我不加考慮地就說不行。
　　見我那樣斬釘截鐵地回絕了她的請求，媽隻好忍住自己的惶恐。
　　我很理解她的惶恐。她倒不是怕我的先生，她對他一無所需、一無所求。她隻是不願意住別人的家，可是不住先生那裏又怎麽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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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到病理切片室去拿媽的病理切片，以便作為日後放療的參考。病理室的張大夫一麵看切片一麵問我：“你母親最近是不是有一次大發作？”
　　我說：“是的。”
　　他又問：“你母親平時是不是養尊處優？”
　　我說：“那倒不是，就是這幾年年紀大了，手腳不便，請了個小阿姨，家務事才不讓她幹了。”
　　張大夫說：“你這是害了她了。你母親的腦萎縮很嚴重，應該讓她多動。她自己能做的事盡量讓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讓她做就越是害了她。”
　　他甚至談到對他所帶的研究生的態度：“我就是要常常踢他們的屁股，隻有這樣嚴格要求他們，才能使他們成才，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幫助。”
　　他這番好意，和我對如何安排媽安度晚年的某個意見不謀而合。
　　媽對鍛煉身體雖然十幾年如一日地堅持不懈，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運用不多。為此我常批評媽，“您那是鍛煉嗎？跟演個角兒差不多，鍛煉完了您那角兒也就跟著卸妝了，聯係生活不多。”
　　那時我太不理解媽的苦心，她不是不聯係實際，她是為了我而謹慎地活著，現在我才想起她常說的話：“我可得小心點，我要是摔斷了哪兒，不是給你添麻煩嗎？”
　　看到她越來越老態龍鍾，就越發相信“生命在於運動”那句話。特別在多次給媽檢查身體也沒有查出什麽病以後，便以為隻要多多運動，媽就能長壽。
　　到了現在我對這個世界還有什麽可求？隻要媽好好活著，多陪我幾年，我的日子就好過多了。
　　所以逢到小阿姨不能陪她、改由我陪她走步的時候，老是覺得她那個速度起不到鍛煉的作用，便拉著她疾走，比小阿姨陪她走步的速度快多了。媽就恨恨地瞪我，可我還是拉著她疾走。她哪兒掙得過我？隻好吃力地跟著我踉踉蹌蹌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我覺得隻有這樣對媽才好，對她說，出汗好，出汗是新陳代謝。可是我一不在，她又和小阿姨慢慢騰騰地走步了。
　　為此我對小阿姨們很有意見，認為她們順著媽的意思得懶且懶，不好好完成任務，對付我。
　　我對媽也有意見，這樣做對她有什麽好？對她沒什麽好，不也就是敷衍我嗎？
　　張大夫強調的不過是老年人多活動的好處，但是到了我這裏就矯枉過正，何況還有腦萎縮的恐懼在威脅著我。
　　從病理切片室回來後，我就對媽誇大其詞地說：“媽，大夫一看您的切片就說您過的是養尊處優的生活，這對您一點好處也沒有，今後您可得好好鍛煉身體了。”希望假借大夫的話，再往前推推媽。
　　媽當然不理解我編造這些假話的苦心，對這種說法很不高興。她一輩子都在水深火熱中掙紮，哪兒來的養尊處優？腦萎縮並不見得就是腦滿肥腸、寄生生活的結果。
　　中午我去附近的理發店理了一個發，買了一個銅的枝形燭台，想要裝點一下我和媽的新房子，我多麽急切地想要進入我為媽和我籌劃已久的日子。還買了兩斤媽愛吃的糖炒栗子，回到醫院給媽剝了一些。我看出媽吃得很勉強，僅僅是因為她不吃幾個就辜負了我的那片心。可是我並沒有深想，媽為什麽對平時很喜歡吃的栗子失去了興趣？
　　下午出院以前，甲大夫、手術室的郭大夫、謝阿姨都來和她告別，媽隻是對甲大夫說了一句：“甲大夫，歡迎你有空到我家來玩，我這個人不會說話，不會表示熱情。”
　　我不明白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為什麽神情慘淡，嘴角上牽出一絲苦苦的笑。眼睛也不看著甲大夫，而是看著別處。我回想起她從十五號臉色變得晦暗以後，和人談話時就越來越不看著對方臉，而是低頭看著地麵，或是看著別處。
　　和甲大夫說完這句話，她不但不再和特地前來與她告別的人們應酬，反而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出病房，扶著走廊裏的把杆在走廊裏站著。
　　還悄悄地對小阿姨說：“真煩，他們怎麽還不走。”
　　這很不像媽了。過去不論誰給她一點幫助、好處，她總是感恩戴德、想方設法地報答人家還來不及，哪兒會這樣對待為她進行過精心治療的大夫，以及照看、陪伴過她的謝阿姨。
　　肯定她那時已覺難以支撐，哪兒有心氣顧及唯有歡蹦亂跳活下去的人，才會顧及的凡塵瑣事？
　　也或許她已心存疑惑和怨尤，人們不但沒有把她的病治好，反倒可能把她送上了絕路……
　　甲大夫和謝阿姨送我們上電梯的時候，我悄悄叮囑她：“跟甲大夫、謝阿姨說個謝謝，說聲再見。”
　　她的眼睛帶著絕望到底的神情，直直地望著前麵的虛空，既沒理會我的話，更沒按著我的話去做。
　　謝阿姨拉著媽的手說：“你不會忘記我吧？你還喜歡我嗎？你不是最喜歡我唱歌給你聽了嗎？”
　　不論謝阿姨說什麽，媽都好像不認識她似的不予理睬。我還在心裏檢討，什麽事情做的不對，讓媽不高興了。
　　又心想，您擔心一睡著就“譫妄”，便索性不睡的時候老拉著謝阿姨的手不讓人家走，讓人家半宿半宿地陪您熬夜、唱歌給您聽，現在，您這是怎麽了？
　　謝阿姨熱情地把媽一直送進了電梯，似乎還有說不完的話，差點沒跟著電梯一起下了樓。
　　這種心煩氣躁的情況，在瑞芳第三次來看望她的時候已見端倪，當時她睡在床上，我和瑞芳坐在沙發上小聲談話。她光是在床上動來動去，可能就是心煩又不好說，後來還是忍不住地說：“你們小聲點好嗎？”我以為她不過是想睡覺而已，便把聲音放得更小，可是過了一會她幹脆不客氣的提出：“你們別說了吧！”
　　這在媽都是非常反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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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樓，先生的司機一眼就看出媽的氣色不好。說：“姥姥的臉怎麽黑了？”他多日不見媽，這個感覺自然就更加突出。
　　我仍然不醒悟地答道：“大夫說瘀血還沒有吸收完呢。”
　　媽卻先和他打了招呼，不過叫錯了他的姓，這也不夠正常。媽記性極好，從美國回來後，看到電視中一個說書的名角，我怎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媽卻脫口而出：“田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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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先生家，我領著她四處參觀了一下。她還顯出星點興致，扶著陽台的牆，往外看了看說：“還有個小花園呢。”
　　我安排她住在客廳裏。那房子朝南，在暖氣沒來之前比較暖和。又讓她睡在長沙發上，因為沙發比較矮，這樣便於她的起坐。
　　不知道為什麽，就是這兩天開始，媽連在椅子上站起、坐下也有些困難。在醫院裏每每坐到桌前吃飯的時候，她的身子要緊貼著桌子，兩手用力把著桌沿才敢往太師椅上落座。以前不過是躺著的時候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坐起。
　　考慮到是讓媽睡在沙發上，特別又是先生家裏的沙發，她可能會有所顧慮。如，擔心自己像在醫院那樣該上廁所的時候醒不過來，弄髒沙發，便索性不睡；或不停地上廁所睡不安穩。又趕到和平裏商場，給她買了一個“尿不濕”，免得她擔心弄髒沙發不能安心養息。
　　媽問小阿姨，“買‘尿不濕’幹嘛？”
　　“您就是不能起夜也不用擔心了。”
　　媽還是說：“要是尿在上麵多不好。”
　　所以雖然有了“尿不濕”，媽還是照樣起夜多次，她從來是一點享受都不會貪的人。隻在她行將遠行，不能自製的情況下用了一次，也是她此生唯一的一次、最後的一次。
　　晚飯以前，先生開了電視，我領著媽坐到電視機前，想等新聞聯播結束後，讓她看看她最關心的天氣預報。可是她隻坐了幾分鍾，沒等新聞聯播結束就回客廳去了。不知是身體不適，還是不願和先生無言相對。
　　在這一切安排好之後，又去赴吉林日報的聚會。
　　然後，又到老家去取媽心愛的貓。
　　媽住院期間，我搬了半個家。因為新房子是用我的兩套兩居室房子換的，機關又把這兩套兩居室的房子分給了兩家。其中一家非逼著我騰房子不可。那時我又要在醫院照顧媽，根本沒有精力去操心裝修公司裝修新房子的工作，他們幹了幾個月之久，我還是搬不進新家。隻好把一部分東西，諸如家具爐灶、小阿姨、我和貓擠進另一套房子。床也拆了，家具摞家具，連下腳的地方都難找，好在我和小阿姨那時是以醫院為家，就是其中一個回到家裏，也是就地一躺。這就是媽出院後根本無法住進不論老家或是新家的原因；一部分東西（主要是書籍和衣物），塞進新家最小的一間屋子。因此堆放得非常滿，幾十個紙箱一直堆到屋頂，這也是媽過世時，根本無法取出她喜愛的衣服的原因。
　　媽出院的這一天，我、小阿姨和貓，自然也要隨媽過到先生這邊來。
　　原打算第二天再去取貓，因為我實在太累了。可是我們都住到先生這邊以後，晚上誰喂它呢？它餓肚子怎麽辦？更主要的是媽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見它，非常想念。
　　自從唐棣遠離我們、我又經常在外奔波，我們都不能經常伴隨在母親的左右，貓就成了媽的另一個孩子，陪伴她度過一個又一個寂寞的日子。
　　有一次鄰居問媽：“你外孫女和閨女都不在家，我還老聽見你在說話，你們家還有一口人呐？”
　　媽說：“沒有，我是和貓說話。”
　　不過就是說我們家還有一口人也不為過。
　　它難到不是我們家的有功之臣嗎？不但可以替我們安慰媽於一二，媽也可以在照顧它的生活中，消磨一些人到老年就不知如何排遣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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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氣其實很大。單是把它裝進紙盒，再把紙盒用繩子捆上就費了我不少力氣。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著自行車的車把，一手背過去不斷拍打著夾在自行車後座上的紙盒，口中還不斷喊著“咪咪、咪咪”地安撫它。
　　它在紙盒裏亂蹬亂喘，弄得自行車搖搖晃晃很不好騎，又趕上修路，不時還得繞行或下得車來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點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氣，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進客廳，我注意到媽沒讓人扶，一下就坐起來了。
　　我馬上想，媽真是躺下就不會坐起來嗎？
　　我也看見媽欣喜的笑了。媽，我為的不就是您這短短的一笑嗎？
　　可是我突然發現，我的背包忘在門戶不嚴、等於是廢屋的老家裏了。那裏麵有我全部的錢財細軟，隻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裏，已是午夜十二點多。我一頭紮在床上，一下就睡著了。
　　不過睡了幾十分鍾，又突然醒了。然後就睡不安穩了。雖然有小阿姨陪媽睡在客廳裏，我還是不斷起身到客廳裏看望她，見她安詳地睡著，便有了很實在的安慰。
　　當然，大功告成的興奮也使我無法入睡，我長久地注視著她，就像欣賞自己的一個的傑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敗筆，而媽就要離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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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二號，星期二。
　　很早起身，說是給大家做早飯，其實真是為媽。
　　煎蛋和“培根”。國產的“培根”質量不太好，隻能揀最好的幾塊給媽，餘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媽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塊煎得很好的“培根”從她筷子裏掉下來，媽像犯了過錯，輕輕地“哎呀”了一聲。
　　我說：“沒事。”
　　她懊惱的也許是那塊煎的不錯的“培根”，更懊惱的也許是我為她的勞作讓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現在仍然能清楚地記起，我想它肯定不是無緣無故在我心裏留下了痕跡。
　　對，我懊喪那麽好的一塊“培根”媽沒有吃到嘴裏去。一塊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那麽容易得到？要以為那僅僅是一塊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錯了。
　　還有，媽那像是犯了過錯的神態讓我為之心痛。媽，您就是把什麽都毀了，誰也不能說個什麽。這個家能有今天，難道不是您的功勞？
　　後來媽要上廁所，我有意要她鍛煉自己從馬桶上站起，沒有去扶她，也不讓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馬桶旁的放物架，企圖靠著臂力把自己拉起來。我把放物架拿開了，迫使她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來。
　　我那時真是鑽了牛犄角，認為站得起來、站不起，對她腦萎縮的病情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從這樣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後的倒退就更快了。
　　為了讓她自己站起來，實在用盡了心機。
　　我先是假裝要把她抱起來，然後又裝作力不勝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樣子，嘴裏還發出一驚一乍的驚叫，心想，媽那麽愛我、疼我，見我摔倒還不著急？這一急說不定就站起來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發動的檔次，打出唐棣這張王牌：“唐棣年底就回來了，她不是說要帶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館子嗎，您自己要是站不起來，她怎麽帶您出去呢？”
　　還是沒用。
　　深知她盼望著一九九二年我帶到她美國去和唐棣團聚，又說：您也知道，飛機上的廁所很小，根本進不去兩個人。您又愛上廁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來，我又進不去怎麽辦呢？
　　這樣說也沒用。
　　又知道媽極愛臉麵，在先生麵前更是十分拘謹。便故意打開廁所的門，明知先生不過在臥室呆著，卻做出他就在廁所外麵的樣子，說：“你看，媽就是不肯站起來。”
　　媽著急地說：“把門關上，把門關上。”
　　就是這樣，她還是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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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發現，她起立時腳後跟不著地，全身重量隻靠腳尖支撐，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舉。既然不做伸屈之舉，自然就不能出勁，不能出勁怎麽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腳後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兩隻腳頂住她的兩個腳尖，免得她的腳尖向前滑動。以為這就可以讓她腳掌著地。但她還是全身前傾，把全身重量放在腳尖上。而且我一鬆手，她的腳後跟又抬起來了，這樣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終站不起來。
　　現在回想，這可能又是我的錯。
　　她術後第一次坐馬桶的時候，突然氣急敗壞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我嚇得以為出了什麽事，奔進廁所一看，原來她上身前傾。兩腳懸空，自然有一種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難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時我要是善於引導，將她整個身體前移，使她兩腳著地，並告訴她坐的時候重心應該稍稍往後，起身時重心應該前移，以後的問題可能都不會有了。
　　我卻不體諒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個恢複過程，反而覺得她的小題大作讓人受驚，根本不研究她為什麽害怕，就氣哼哼、矯枉過正地把她的身體往後一挪。她倒是穩穩地坐在馬桶上了，可是兩隻腳離地麵更遠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時重心應該前移，使兩個腳掌著地，再想從馬桶上站起來就更不容易了。
　　對於一個本來就腦萎縮、又經過腦手術的老人來說，手術後的一切活動等於從頭學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麽、就永遠認定那個辦法了。以後，沒有我的幫助，她自己再也不能從馬桶上站起來了。
　　人生實在脆弱，不知何時何地何等的小事，就會釀成無可估量的大錯。
　　也許她的敏感、她對這個手術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給自己設置了很多受了傷害的暗示。她認為既然是腦手術，自然會影響大腦的功能。
　　大腦的功能既然受到傷害，手腳自然應該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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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來，我因為急著到裝修公司去，就囑咐小阿姨別扶媽，還是讓媽自己站起來。
　　在裝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時一進胡同，恰好看見媽和小阿姨從農貿市場回來。小阿姨沒有攙扶她，而是離她幾步遠地跟在身後。她連手杖也沒拿，自己穩穩當當地走著。這時她看見了我，就在大門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攙扶著她走上台階，她的腳在台階上磕絆了一下，我想，好險，幸好我扶著她，就回頭對小阿姨說：“走路的時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緊跟在她的身邊，萬一她走不穩，你得保證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階的時候可得用勁攙扶著她，不然會出事的。”
　　媽還買了半斤五香花生米，這就是媽這輩子最後一次上街、最後一次買東西了。不過半斤五香花生米。
　　晚上我問小阿姨，媽是不是自己站起來的。我是多麽想要聽到這樣的消息，那會比什麽都讓我高興。
　　小阿姨說不是。還是她扶媽起來的。
　　我感到無奈而又失望。
　　她說，媽還對她說：“你幹嘛不幫助我？我請你來就是要你幫助我的，你怎麽不聽我的淨聽你阿姨的呢？你別聽你阿姨的。”
　　媽不但過於敏感，且取向頗為極端。
　　她之所以這樣講，一定是又為自己製造了一份寄人籬下的苦情。諸如，因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這個家裏說話不算數；自然指揮不動小阿姨：保姆自然勢力、誰給她工資她就聽誰的……等等。
　　媽是永遠不會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沒什麽，讓我不忍的是她會從自己製造的這份苦情裏，受到莫須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後，我還是不斷到客廳裏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著，貓咪親呢地偎依在她的懷裏。它把頭枕在媽的肩頭，鼻子擰在媽的左頰下麵。我在沙發前蹲下，也把頭靠在媽的臉頰上，靜靜地呆了一會兒。媽沒有說話，一直半合著眼睛。
　　那就是我們少有的天倫之樂。我當時想，媽的病好了，我們還能這樣幸福地生活幾年。
　　為了不影響她的休息，我呆了一會兒就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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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頭天晚上泡過的黃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機裏粉碎，給媽磨豆漿喝。此物早已買來多時，這是第一次使用。
　　然後我又讓小阿姨去買油餅。
　　媽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沒有在醫院時好了。
　　服侍媽上廁所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據部位推測，顯然是昨天我讓她練習自己從馬桶上起立未成，在馬桶上久坐而致。
　　當時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時間長了一點，怎麽就能坐出如此嚴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問題的取向，心裏想的總是媽手術後百病全無。要是我能往壞處想一想，肯定早就會發現問題的嚴重。
　　也因為我們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過幾天就會自行消失。媽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這一次發展到後來，輕輕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發現，已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從這一圈紫癍的發現到媽過世，不過就是五天時間。
　　如果說媽去世前有什麽征兆，這就是最明顯的征兆了。
　　回憶媽這一場劫難的前前後後，我甚至比醫護人員還能及時發現媽各種不正常的體症，隻是我既沒有醫學常識，不了解這些不正常體症的嚴重後果，又沒有及時的求救於醫生，就是求救於醫生，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采取應有的措施，我更沒有堅持將這些不正常體症的來龍去脈弄個一清二楚。媽是白白地生養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誤在我的手裏。我蹲在馬桶一旁，等著幫媽從馬桶上站起。這時，媽伸出手來，一下、一下，緩緩地撫摸著我的頭頂，突然對我說：“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聲音裏顫繞著非常陌生的一種情韻。丟失了我幾十年裏聽慣的、她也講了一輩子的那個聲韻。心裏湧起一陣模糊的憂傷。
　　現在才悟到，那聲音裏彌漫著從未有過的無奈和蒼涼，以及欲言還休的惜別和傷感。
　　那是一句沒有說完的話，現在我的耳朵裏已能清楚地回響起深藏在那句話後麵的萬千心緒，和沒有說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許曾經想要把後麵的一半說完，可她還是不說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雖然一下、一下撫摸著我的頭頂，卻又輕得似乎沒有挨著我的頭發。
　　雖然沒有挨著我的頭發，我卻能感到自她心裏盡流著的、而又流不盡的愛，綿軟而又厚重地覆蓋著我。
　　那一會兒，我覺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繈褓中的嬰兒，安適地躺在她的懷裏。
　　雖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動我，甚至摟不住這麽大的一個我了。可是，隻要，不論我遇到什麽危難，她仍然會用她肌肉已經幹癟的雙臂，把我摟進她的懷裏。
　　雖然她的左肩已經歪斜得讓她難以穩定的站立，她還會用她老邁的身軀為我抵擋一切，那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為我這樣做的。
　　我一生愛戀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擁於懷，可我從不曾有過如母親愛撫時的感動……也不曾有如母親的愛撫，即使一個日子連著一個日子也不會覺得多餘……
　　從她手掌裏流出的愛，我知道她已原諒了我。不論我怎樣讓她傷心；怎樣讓她跟著我受窮多年；怎樣讓她跟著我吃盡各種掛落……她都原諒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諒我，為了懲罰我，他還是把媽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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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一天，我對先生說，我要給媽找一個心理醫生，來解決她的思想障礙問題。我覺得她手術後躺著坐不起，坐著站不起是思想障礙的問題。
　　但那時最要緊的是忙著找關係，以便請到最好的醫生為她做放療，心理醫生的事還沒來得及落實，她就走了。如果這個問題早解決一些，媽的體力一定不會消耗那麽大，這又是我的過錯。
　　下午，媽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餃子。小阿姨告訴我，媽還擀了幾個餃子皮。後來媽就說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媽包的那幾個餃子，或哪一個餃子，反正這是媽這輩子給我包的最後一次餃子了。
　　晚上媽對我說：“沙發太窄，貓也要跳上來睡，把我擠得不得了。特別是昨天，你們兩個人還都在我臉上蹭來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貓偎依在她身旁的時候，她其實沒有睡著。她之所以閉著眼睛，不過是在專心致誌地享受我們對她的依戀。
　　她又說：“前天晚上把它剛接回來的時候，它對這個新環境還有些認生，對我也有點生疏，昨天就好了。拚命的往我懷裏鑽，簡直像要鑽進我的肉裏。”媽微微地笑著。這真是媽值得炫耀的感受，連一隻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樣的好歹？所以它來隻鑽媽的被窩、隻讓媽抱。
　　當時我就讓媽睡到折疊床上，讓小阿姨睡到沙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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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坐下就站不起來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了，我很發愁，不知怎麽才好。
　　臨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萬不得已地嚇唬她說：“本來我不想告訴您，但是現在不告訴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腦子已經萎縮的相當厲害了。醫生說，您自己再不好好鍛煉。再不好好恢複各方麵的能力，腦子還會繼續萎縮下去。腦子一沒，人就活不成了。照這樣下去，再有三個月就要死了。但醫生說，隻要您好好鍛煉，好好恢複您身體各方麵的能力，腦子還會再長大，那就不會死了。”
　　想出最後這一招，是出於這樣的想法：媽是不會放心把我一個人丟在世上的，為了這個，她也得拚上一拚。
　　媽平靜地躺在折疊床上，眼睛虛虛地看著空中，什麽也沒有說。
　　這當然又是我的大錯。
　　從以後的情況來看，這一招，不但沒有把她激發起來，肯定還給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負擔。她精神越緊張，各方麵的功能就恢複的越不好。
　　對媽有時可以用激將法，有時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會壞事。
　　我猜想，她後來對胡容說：“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幾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這樣嚇唬她有關。我把她嚇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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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四號，星期四。
　　下午帶媽上北京醫院聯係放療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紹信去找關係，可是甲大夫介紹的那個關係不在，隻好掛了一個普通的門診號。
　　我們先在候診室等著叫號。為了抓住每一個幫媽鍛煉腦力的機會，我裝做忘記了我們的號數，問她：“媽，咱們是多少號？是不是該叫咱們了？”
　　媽說：“三十七號。”
　　我說：“瞧，您比我還行，我都忘記咱們是多少號了。”
　　護士叫到三十七號的時候，媽已經拉著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來走了過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聽護士的叫號，否則怎麽會在她走過去的時候護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亂糟糟的人群裏，護士的聲音又不大，連我聽起來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來的時候很利索，這又讓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們等叫號的期間，先生又去找了他的關係戶。很湊巧，先生的那個關係戶在，我們希望得到她的治療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對媽說：“媽，瞧您運氣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變得極其瑣碎、極其牽強附會，不論可供回旋的地盤多麽小，我都想在上麵挖出點讓媽振奮的東西。
　　放射科主任給媽做了放療前的檢查。
　　她讓媽用食指先點手心、再點鼻尖。左手點完右手再點，而且要求媽越點越快。媽做得很好。
　　主任說：“老太太真不錯，這麽大年紀，做這麽大手術後果還很好。”我聽了這話比什麽都高興，這不是又一次得到證明，媽很棒。何況還是一位主任醫生的證明。
　　主任約定我們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號來醫院放療，同時交付所需費用和辦理放療的一應手續。
　　然後，她讓我拿著媽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結論，以便作為放療的依據。
　　我們乘電梯下樓的時候，電梯裏人很多，我用雙手護住媽，擋住那些擁擠的人說：“別擠、別擠，這裏有個剛動完手術的老人。”
　　電梯裏的人見媽那麽大年紀還接受手術，都感到驚奇，也許還有一點敬佩。羨慕媽在這樣的高齡還有這樣硬朗的身體；一個老頭還向我打聽媽的年紀，一聽媽都八十了更是讚歎不已。
　　我為有身體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強，能抗過如此大難的媽而自豪。好像她能頑強地活下去是我極大的光榮。
　　下樓以後我在掛號廳給媽找了一個座位坐下，然後到後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來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媽的切片也說，媽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給我開據了放療需要的病理診斷，我們就回家了。
　　下門診大樓的台階時，我怕媽摔著，便站在她麵前，和她臉對臉地倒著下台階。萬一她一腳踩空，我還可以抱住她。
　　這時我又憂心起來，我發現她的腳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腳踩空在我的腳上，並且一點感覺都沒有的樣子。但是她腳卻很有勁，像她術後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腳上一樣，很痛。要不是我擋著她，非從台階上摔下來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從農貿市場回家的時候，在家門口的台階上磕絆的那一下。
　　我煩悶地想，就在手術前媽的腳還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麽說起她穿的運動衫褲，媽還略微詼諧地說：“美國老太太。”
　　她在美國生活期間，見慣了美國人的日常穿著，多以舒服、方便為原則。我認為這個辦法不錯，特別在媽日漸老邁、手腳也不太靈便以後，運動褲上的鬆緊帶，要比西褲上的皮帶簡便多了。另外她的腳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來擠得腳疼，穿寬鬆的運動鞋就好多了，所以後來就讓媽改穿運動衫褲、運動鞋。
　　車到和平裏南口，快過護城河橋的時候，媽說：“到了。”
　　我說：“嘿，媽真行，才走一遍就認出來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從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認出某一條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後媽滿意他說：“大夫挺負責任，檢查的很認真。”說這話的時候，離媽去世還有三天半時間，而媽的腦子還不糊塗。
　　媽滿意我就滿意了。
　　這就是媽這輩子最後一次上醫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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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晚上媽又發生了“譫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後，又自己站起來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問她：“你能蹲下？”
　　媽說：“你不扶我，我不蹲下還不尿在褲子上。尿在褲子上你阿姨還不說我。”她這樣說的時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實。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過去和現在的事了。
　　我知道這件事後很高興，當做可喜的事情對先生說，後來又對胡容說。因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夢中，她不但蹲下、還自己站了起來。這是否說明她白天的表現，並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喪失？
　　我也更相信媽最後能站起來。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媽自己不能站起來的表現了。
　　媽對我把這件事說給先生很不高興。說：“多不好意思。”
　　後來又對胡容埋怨，“張潔幹嘛要對老孫說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說，“張潔是高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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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五號，星期五。
　　上午又和媽多次練習坐下、起來那件事。媽沒有任何進步。
　　中午去參加了奧地利使館的一個招待會。
　　回家頭很痛。睡了一個午覺。我估計星期二給媽洗澡的時候，暖氣還沒來，我怕她凍感冒，熱水一直對著她衝，自己可能就凍感冒了。
　　午睡起來後，我到客廳去看媽，她獨自一人，無聲無息地坐在客廳裏。
　　雖然知道現在再想什麽也是白搭，但還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將離開人世的前兩天，她獨自坐在那裏想過什麽？
　　可在那時，我並不知道一切已然無用，想起上午毫無效果的練習，免不了做困獸鬥。便用很激烈的辦法試探她、激勵她：“別練了、別練了，沒用，隻好等死吧。”
　　媽生氣他說：“我偏要練，偏要練。”
　　她的回答和她的氣憤又給了我一點希望，至少說明媽還有一個想活下去的願望。下午，豆花飯莊的老板劉則智打電話給我，讓我一定到她那裏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說到台灣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結識我。我那時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與我和媽的困境又有何幹，但想到台灣的朋友也許會為我的作品開拓另一份讀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業化的應酬。劉則智的業務由於某些環節不暢，突然進入低穀，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進客廳去看媽，可是媽已經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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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出院後，我以為就剩下漸漸康複的問題。所以沒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進跑出地為裝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裏，雖然在先生家裏住下後，對於住哪兒媽再沒有說過什麽，可我知道媽一定特別想住進自己的家。
　　從媽這個階段和小阿姨的談話中看出，媽的心情波動很大。
　　她問過小阿姨：“他們說我能活到一百歲，你說能嗎？”
　　小阿姨說：“當然能，你身體那麽好。”
　　媽能承受那樣大的手術，誰能說她身體不好呢？
　　她為什麽問這個？是她希望如此，還是她感覺到不對，想從別人那裏找到與此相反的證明。
　　她甚至提起我準備請美容師給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兒對我真好，我這麽老了她還要給我剪一剪眼皮。”她還對小阿姨說：“唐棣結婚的時候我要去參加她的婚禮，我已經沒病了。我也是該抱重孫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學都做媽媽了，她還沒有結婚呢？”
　　又說：“我們要是去參加唐棣的婚禮你也別走，就給我們看著貓。”
　　“你阿姨說，等我們搬進新房子，要請給我手術的大夫聚一聚，還要我和大夫們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帶你去北海公園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說咱們五個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機），到飯店裏好好慶祝一下。”
　　我想她說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療吧。
　　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媽對生活是充滿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這個時期，媽越來越不想鍛煉了。
　　記得剛做完手術的時候她自己還說：“我早點恢複還是好，老不走就不會走了。”那時她在醫院的走廊裏來來回回走的很快呀，人們給她鼓掌，她還說謝謝呢。
　　她幾次對小阿姨說：“活著真沒意思，這麽老了還得從頭學起。”
　　又說：“我這麽老了，就這麽過就行了，還鍛煉幹什麽。”
　　或是：“等你們到了我這麽大年紀，就知道了。”
　　我怎麽不知道呢？我不過是想盡辦法讓媽健康長壽。
　　我也奇怪，這些話她為什麽不對我說？也許是我老不在家，她沒機會說、或是她以為我那樣逼她鍛煉是不同情她？
　　媽，您誤解了我。您誤解我倒沒什麽，但這樣誤解可就傷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傷了我的心嗎。
　　還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對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語欲言又止地說：“這手術……嘁！”
　　我想她當然是對我說，但我沒有做出應有的呼應。我那時仍然認為她的感覺代替不了科學。正像我後來常聽一個朋友說的那樣，一切等科學做出回答就晚了。她去世後我回想起她說這句話時意味深長。有一種悔不該當初、說什麽都晚了、隻好罷手的苦絕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覺，正是手術後，她的情況更見不妙。媽是一個大英雄氣概的人，如果不是這樣，她對手術的態度，不會這樣出而反爾。這句話，她又是隻說了半句。因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這句話說完，可能還是這個下場：我不會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謂的科學、相信大夫說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還會調侃她、搶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說得過、爭得過、“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大夫”、“手術完美無憾”的現實嗎？
　　她說不過，也爭不過。
　　既然她說不過，爭不過，再說感覺不好就是她的荒謬。
　　有人相信嗎？
　　也許她自己也沒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號，星期六。早上照料媽起床的時候，她躺在床上對我說：“我今天特別不舒服。”
　　我看著她安詳、寧靜、看不出一絲病痛，略顯遲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氣壯的臉，想不出她說的特別不舒服是什麽意思。而那時我還滿懷逃出劫難的喜悅，仍然固執地認為，手術以後什麽病都沒了，一切順利、萬事大吉。所以遲疑地站在那裏，一時不知怎樣去做。
　　這時小阿姨在一旁說道：“她就是這樣，等會一再問她哪兒不舒服，她又說沒有什麽不舒服了。”
　　聽小阿姨如是說，便想起手術後沒幾天，媽也對我說過：“發燒了。”給她量了一下體溫，三十六度都不到。當時以為，她說的“發燒”就像她的“譫妄”一樣，是手術後一種雖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應，其實正像醫生預料的那樣，媽果然沒能經受住手術的打擊，早從那時起就開始應驗了這個預料。
　　媽去世後小阿姨對我說，還有一兩次媽也對她說：“我覺得我病了。”
　　過一會兒小阿姨再問她情況怎樣，她又說她沒病了。
　　這一反複出現的情況，她要是及早告訴我，或我時刻守在媽的身旁，可能就會引起我的注意，也就會及時反映給大夫，如果那樣，還會有今天這個結果嗎？
　　所以媽說“我今天特別不舒服”的時候，我隻是研究著她的神情。猜測著她之所以這樣說的原因，以為這又是她的錯覺。更對不起媽的是，我以為她也許在為不願自理、不願鍛煉做鋪墊，並根據這種想當然的猜測，醞釀著自以為對恢複媽的健康有好處的對策。卻連問都沒問一句“您哪兒不舒服”，更沒有對她說一句撫慰的話。
　　我隻對她說了一句：“胡容一會來看您。”
　　她也就緘口不言了。
　　難道我不了解媽是一個非常自尊自愛、非常不願給人添麻煩的人麽？就對自己的女兒也不願多說。如果她不是“特別”不舒服，她是不會對我這樣說的。
　　正像我說過的那樣，十月十三號我讓她別“鬧”了的那番報怨，把她嚇壞了，怕我真會因此丟棄了她，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她的自尊、自愛，到了真不行的時候，她也忍著不說了。
　　尤其在她這樣說了之後，我竟沒有絲毫的反應，她還有什麽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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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媽去世後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號（也就是十月十三號我那番報怨之後）媽咳嗽的時候還希望盡快得到治療，但我還是覺得她見我對她的“特別不舒服”沒有絲毫反應之後，不但隱忍了病痛的折磨，還隱忍著更多的什麽。
　　她是否不忍再用說不清、道不明的不適給我添亂？
　　也許還有唯恐期待落空後的恐懼和悲涼？彼時彼刻，她多麽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嗬護：她是真的“特別不舒服”，而不是“鬧”；
　　也許還有在等待我判斷的這一瞬間，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還藏著一絲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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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媽去世後小阿姨告訴我，吃早飯的時候她又問過媽：你到底哪兒不舒服？媽果然說她沒有哪兒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諒我為什麽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話，不親自問一句：媽，您到底哪兒不舒服？
　　為什麽我總是相信不相幹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媽多？
　　一九八九年星雲大師來京，與文壇一些朋友會麵，並送在座的朋友“西鐵城”手表一隻，因為來的珍貴，我特地留給媽戴。媽說它老是停擺，我不信，星雲大師送的表怎麽可能停擺？在她多次催促下，我隻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來我都特別強調地對她說：“人家可是用電腦驗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說不好，再說不好簡直就是和科學作對，無是生非。在我這樣強調之後，媽果然不再提停擺的事了。媽去世後，我開始穿她穿過的一些衣服，當然也戴起了她戴過的這隻表，這才發現，媽沒有錯，它果然常常停擺。我冤枉了媽。
　　有時我還冷不丁地想：吃早飯的時候小阿姨果真問過媽“你哪兒不舒服”嗎？媽真說的是她沒有什麽不舒服嗎？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這些假話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譴自責地折磨自己，幹脆斷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這樣，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舉，這一舉對她又有什麽好處？
　　就算小阿姨見我那時勞累過度，也不敢因此隱瞞媽的病情，她是聰明人，什麽事大、什麽事小，心裏應該有數；
　　這真是“死無對證”了。
　　可是，現在就算我能得到證明又有什麽用？
　　而且，我又有什麽資格去對證？想來想去，不還是我自己的錯！
　　當媽說：“我今天特別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說“她說是這樣，等一會兒再問哪兒不舒服，她又說沒有什麽不舒服了”的時候，我為什麽不窮追不舍，弄個一清二楚？
　　我為什麽就固執認為，媽這樣說來說去是她的錯覺、是手術後的一種反應，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鍛煉的伏筆。而不去設想，即使手術成功，難道不會再添新的病；
　　可是媽，您自己為什麽也不堅持和我探個究竟？這種忽而不適，忽而沒事的微妙變化隻有您才體會至深。
　　媽去世後小阿姨還對我說，就是出院後這幾天媽還對她說過：“早知道這樣還不如不做手術。”
　　這樣，什麽樣呢？
　　媽後悔了，肯定後悔了。她原以為這場大難很容易對付吧？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術前，始終對手術危險性的輕描淡寫有關？
　　我再沒有機會問媽了。
　　我也沒法責怪小阿姨，這些事為什麽在媽去世後才對我說？可是人都不在了，再說什麽也白搭。
　　回憶她來我家不久媽就每況愈下，媽去世兩個多月後她又離開的事實，好像她就是為了給媽送葬才來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難道不是我自己對媽有成見，把螞的一切行為都看成是她的固執和心理障礙？
　　媽是帶著許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給媽平反、想對她說我錯了，她也聽不見了。
　　她用死亡為自己做了證明。
　　我隻是越來越相信這是真的——媽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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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眥著雙眼固執地盯視著空中，十月二十六號早晨她那安詳、平和、沒有一絲病痛的臉就出現在眼前。
　　對著那張永遠不會消逝的臉，我一遍又一遍、無窮又無盡地猜測著那張臉後麵所隱忍的，和安詳、平和以及沒有一絲病痛完全南轅北轍的，她沒有說出來的一切。
　　“我今天特別不舒服！”
　　那是她對我發出的最後一次呼救，我卻沒有回應，沒有伸出援助的手。麵對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發對她是多麽殘酷！我說的是對她。我的罪過多少，可以留待餘生不斷地反省，而母親的身心在這場劫難裏所遭受的一切摧殘，無時不在撕咬著我的心。最痛苦難當的是我無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隻好不斷地猜想，她在這段日子裏想過、感受過什麽？即使我不能替她經受這場劫難，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這段日子裏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這種猜想出來的感受裏經受一遍，也算為她分擔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裏，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還有，她那悲慘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絲不差、原樣原味地想出媽的苦情？明知這努力的無望，卻還是禁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來自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點多鍾，胡容來了。
　　那天的風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門，可不知為什麽覺得非要來看媽不可，看來也是天意。
　　媽一見她就說：“我就想你要來了，我正盼你來呢。”好像有滿肚子話等著對她說。
　　媽去世後胡容對我說，那天她一看見媽，就覺得媽不好了。媽眼睛裏的神全散了，還有一種不勝重負的感覺。可她沒敢把這不祥之感告訴我。
　　我一見到胡容就對她說到媽的“心理障礙”，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來開導開導媽。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媽低著頭，一言不發。
　　胡容對媽說，她手術後由於心理障礙，很長時間胳膊抬不起來。
　　這時王蒙來訪，我就把媽交給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廳，媽就對胡容說：“我不是心理障礙，就是難，做不到。”可是剛才當著我的麵她既不承認，也不辯解。她一定覺得和我說什麽也是白搭。寒心之後，隻好對胡容一訴哀腸。
　　胡容試著幫她練習從椅子上起立的動作，隻用一個手指扶著她，她就從椅子上站起來了。她不過就是需要有個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說：“您看，我一個手指扶您，有什麽力量？這就是您的思想上問題。”
　　媽說：“那就再練練吧。”
　　胡容見她每次落座時膝蓋也不打彎，與椅子距離還很高就“咚”地一聲跌坐下去，便說：“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幾次都沒出問題，說明您身子骨還很好。可是您不能離椅子這麽高的時候就往下跌坐，這樣跌坐下去很危險的。”
　　媽就說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彎了。
　　然後又對胡容說：“小月勢力眼，她對我和張潔的態度不一樣。我叫她扶我起來，她就是不扶。”
　　胡容說：“您別想那麽多，別怪她。是張潔不讓她扶您，為的是讓您多多鍛煉鍛煉。”
　　媽說：“我隻是跟你講講。”
　　胡容又幫助她起來坐下、起來坐下地鍛煉了一會兒。
　　這時媽突然對胡容說：“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幾天了。我累了。張潔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歲還好說，她也是到了關鍵的年齡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麽重的病嗎？以後有什麽事，你們兩個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著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張潔。”
　　好像她那時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場（她去世後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為了減輕我的負擔，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為她去四處奔波、求醫、找藥、為她受累，她毅然絕然地決定走了。
　　胡容一聽她這樣說就慌了。忙問她：“您哪兒累？”
　　媽又說不出。
　　胡容又問：“您的腿累嗎？”
　　媽說不累。
　　胡容又問：“您這樣起來、坐下累，是不是？”
　　媽也說不是。可她還是說，她累了。
　　胡容著急地勸導她：“您怎麽能這樣說，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術做得這麽好，還得活好長時間呢。”
　　媽說：“是啊，誰不願好好活著、活得長，可是我不行了，力不從心了。我這樣張潔多著急，她也累了，我幫不了她的忙，還給她添亂。”
　　胡容說：“這是她當女兒應盡的責任。咱們不是還要一起到美國去嗎，我去看女兒，您去看唐棣。”
　　媽說：“不啦，不行啦。去過了，也看過了。我的腿硬了。”
　　不論胡容說什麽，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媽了，媽突然就像修練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過了一會媽又要求胡容幫她練習從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動作。
　　胡容讓她休息一會再練。
　　她說：“我要練，不然張潔又著急了。張潔對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氣讓人受不了。”
　　媽在美國的時候也對唐棣說過：“你媽是很孝順，可是她的脾氣太強、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她的心情太壞了。”
　　確實像媽自己說的那樣，她嘴上雖然不會說什麽，可是心裏什麽都清楚。
　　曾幾何時，我難道不是一個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
　　不論與多麽刁鑽、陰暗、狷介的人相處，都能相安無事。倒不是我有多麽寬宏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沒心沒肺、渾然一片、輕信於人。不論誰坑害了我、甚至賣了我，不要說以牙還牙，就是覺悟也難。偶爾品出些滋味，也是轉眼就忘，從不知道記恨。
　　曾經有個長我許多、清華五二屆的追求者，對我的評價即是“渾然一片”。在我林林總總的候選人中，那是母親看中的兩個中的一個，另一位是中學時代一個姓付的同學。
　　這兩個人都是品行極好、忠厚老誠的知識分子，後來全都當了高級工程師。其中一個下落不明。提起他，媽老是痛惜他說：“恐怕早死了，他得的一定是肝癌。”另一個在五七年的整風反右中遭了大難，從此心灰意懶，最後丟棄了他的學業，跟著兒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門。說，“即便如此，老死他鄉，我也不會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麵，從沒有聽過媽的話，這當然是她這輩子最傷心勞神的事。
　　可我就是聽了媽的話選擇其中的一個，我就能幸福嗎？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難、或許根本就是無法破釋的謎。
　　記得有個中學時代的女友問我：“你為什麽老是笑，你真是那麽無憂無慮嗎？”
　　是的，那時候我隻會笑。甚至十幾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謂生活作風不好而飽受世人恥笑的時候；即使在窮困潦倒，貧血得暈倒在地、衣衫補了又補的時候……
　　就是這幾年我的脾氣才壞起來。
　　也許是因為我不得不拋卻幻想，麵對人生的種種缺憾，可又無法回避這缺憾的傷害……
　　覺得自己對人人都有一份應盡的責任，既要盡孝道、又要盡婦道，以及朋友之道。還要掙錢養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結果不但沒有本事將這包攬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竅生煙、六欲全無……
　　但是又沒有那麽高的境界，把這神聖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勞任怨地扮演下去，便隻好自哀自憐、心生怨氣……
　　我被做人的重擔壓迫得失去了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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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做自受地選擇了這種生活，並且沒有本事解脫不說，還把這種生活強加給媽，讓她成為這種生活的受害者。
　　在生人麵前還能做個謙謙君子，忍而不發。在媽麵前卻忍不下去、也不忍了。
　　知道不論跟誰都得進入角色，隻有跟自己媽才不必著意“關係”，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暢所欲言。幹脆說，母親就是每個人的出氣筒。
　　隻要媽多說我幾句，或是不聽我的安排，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來說去，就來火了。即使為了她好，也做得窮凶惡極。
　　其實八十高齡的媽並沒有給我多大負擔，很少需要我的照顧，尤其我在先生那邊克盡婦道的時候，她不但自己做飯，還要張羅我們的日子……更不要說她前前後後帶大了我、又帶大了唐棣，我們兩代人都是她千辛萬苦、東刨一口食，西撿一塊布養大的。隻是到了最後關頭，才讓我盡了一點所謂的孝道，最後還不落忍地匆匆結束了這種依賴我的、前後不過兩個多月的日子。
　　媽從來沒有累過我，倒是我把她累了一輩子，是我把媽累死了。
　　就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訪三周，知道媽舍不得花錢吃水果，特地把買水果的錢留給小阿姨，讓她必須定時去給媽買水果。回家一看，媽還是把這筆買水果的錢收回了。
　　見我急了眼，她分辯說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
　　我打開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嗎？都是些爛橘子！
　　五月，在中國這種不注重保鮮技術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節嗎？那些橘子幹得成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媽的便結就會更嚴重。我大發脾氣，把那一兜橘子“哐”地一聲扔到了牆角，還把媽的手杖摔斷了。
　　我說：“媽，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讓我少操些心，我讓您吃什麽您就吃什麽，我就會少磨幾次嘴皮子、少受許多累是不是？您看，為了這樣的事，我們三天兩頭就得吵一次。”
　　一見我發了火，媽就摩挲著我的頭和我的臉說：“好孩子，別生氣了，媽改，媽一定改。”
　　可是過不了幾天，她又不聽招呼了。我又得大發一次脾氣不可。
　　我知道媽是為了給我省錢，哪怕省一分也好。她總覺得為我省一分錢是一分錢，她省一分，我可不就少掙一分、少累一分嗎？
　　我急扯白臉他說：“媽，您再省，我也發不了財。您就是不吃、不喝。一個錢不花，錢也剩不下。”她完全不懂我的勸導，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錢怎麽也得花光，如其在別處花光，不如讓她花光。可她就是不開竅。
　　再不我就給她磕頭、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種磕頭、那種下跪，是好受的嗎？
　　我不但不感恩於媽，甚至把媽這份苦心、愛心，當做是農民的固執。有時為了達到我的目的，甚至說出讓媽傷心至極的話：“您的脾氣可太擰了，怎麽勸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離婚，誰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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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期間媽還問了問做過放療的胡容，放療疼不疼？胡容說，什麽感覺也沒有。
　　其實放療的副作用還是很大的。比如惡心、低燒、脫發、消瘦、食欲減退等等。雖然我為媽準備了預防這些副作用的藥，但效果不會很大，她一定還會感到痛苦，先生說，即使媽能闖過手術關，也不見得闖過放療關，畢竟是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是媽對胡容說的這些話，胡容也是在媽去世以後才對我說。問她為什麽不告訴我？她說，那天在我家門口告別的時候，幾次都忍不住要對我說了，可是看我累成那個樣子實在太可憐了，她不忍心再說這些令我大慟、大受驚嚇的話。同時又覺得媽那些話不過說說而已，媽看上去雖然不好，但也不至像她說的那樣，說走就走了，哪兒想到果然就成了真。
　　我為你好、你為她好、她為她好……結果是事與願違。
　　這就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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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午飯不久，媽說要上廁所。我沒有扶她，還是要求她自己從椅子上站起來。
　　可是我眼前突然一暗，就像落下了一道沉甸甸的黑幕，一件意想不到、讓我感到毀滅的事情發生了。
　　媽不但沒從椅子上站起來，反而從沙發上出溜到地下，如魚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來，她這樣做的時候，似乎已進入無意識狀態，有一種大撒手的解脫，和魂遊己遠的渺然。
　　那瞬間，我什麽也來不及想，隻有一切都完了、再怎麽努力都不行了的直覺。
　　我的頭一下就瞢了。
　　接著是氣極敗壞，甚至是憤怒。
　　那不是一般的氣憤。
　　媽這樣做，簡直是對我的愛的背叛；
　　是對我自她生病以來，唯恐喪失她而飽受煎熬、擔驚受怕的背叛；是對我們共同的苦難、艱辛的背叛……我的大愛，那時一下變成了大恨。我恨媽的心理障礙；我恨她的固執。她的固執不但是她的仇敵，也是我的仇敵；
　　我恨她不再、不能和我配合，為迎戰越來越近的腦萎縮、為她能好好地活下去而決一死戰；
　　我恨她這樣做不但對不起我，也對不起自己。我們最艱苦的階段都熬過來了，冒那麽大風險、受那麽大驚嚇，情感上承受了那麽大的壓力，現在卻這樣自暴自棄，我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難道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難道都救不了她嗎？
　　我恨老天爺為什麽這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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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這憤怒，是無底的恐懼。媽一旦知道這樣滑下去的輕鬆，就再也站不起來了。這一滑，可真是一滑而不可收了。如果截不住這個滑坡，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我就別再指望她今後會向好的方麵發展了。我真怕她就此喪失了求生的意誌，從而也就喪失了戰勝疾病的勇氣……
　　一直像陰雲一樣籠罩著我的、腦萎縮的後期症狀，難道這麽快就來了嗎？
　　這簡直就是往深淵裏墜。我決不允許！
　　媽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時，我要她活下去的願望，可能勝過她自己。
　　我沒有扶媽，反而冷酷地說：“好吧，就當這是床，就此練練怎麽從床上坐起來。”
　　媽在地上爬來爬去，翻來翻去，連從地上坐起來都不會了。爬到長茶幾前就用兩條胳膊撐著茶幾，兩條腿軟軟地斜蹬在地上，一點勁也不使。僅僅靠著胳膊上的力氣，把上半身撐了起來。這怎麽能站起來呢，要想站起來必須兩條腿使勁才行。
　　不一會她的勁就使光了，渾身累得發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駕不動轅的老馬，不論駕車的車夫怎麽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來了。
　　此後，我再不忍看路上那些駕不動轅的老馬，那會使我曆曆在目地想起此情此景。記得母親去世不久，當我見到一匹滑倒在地的老馬，不論怎樣掙紮，也難以從結冰的路上爬起來的時候，甚至站在大街上就不能自己的痛哭失聲。
　　媽一定力竭得魂魄出了竅，動物對此有非常的感應，對媽感情極深的貓咪這時衝了過來，厲聲地嚎著，用它的小腦袋一抵一抵地抵著媽的兩條胳膊，好像為媽受這樣的折磨心痛不已；又像要保護媽；又像要助媽一臂之力……即使這樣，我也沒有發出絲毫惻隱之心去扶媽一把。可見我連畜生都不如了。
　　最後還是媽漸漸收攏了兩條腿，兩腿這時才能用上一點勁，然後站了起來。
　　可我還是不肯就此罷休。見媽的腿好不容易懂得了使勁，就想趁此機會讓媽再鞏固、鞏固腿上的感覺。
　　結果是適得其反。
　　媽又出溜到地上爬了起來，一直爬到靠窗的沙發前，麵朝南地跪坐在地上不動了。
　　那時她隻要一扒麵前的沙發就能坐到沙發上去。所以我還是逼她自己爬起來，坐到沙發上去。
　　可是她不，她說：“咱們協商協商。”她的意思是讓我把她挽起來。
　　我狠著心說：“不協商。”
　　剛說完這句話，電話鈴響了。是諶容來的電話，其實我何嚐放心讓媽老是跪地上？三言兩語說完電話又趕緊回到客廳，希望這一會兒能發生奇跡，媽已安坐在沙發上。
　　沒有，媽還在地上跪著。
　　她可能跪累了，兩條胳膊全杵在身體左側的地上，上半身的重量也就全傾斜在那兩條杵地的胳膊上了。因為上半身向一邊傾斜，臀部也就翹起並向左側扭去，這樣，她連坐直自己的身體也不會了。
　　我說：“您把身體側過來，屁股放平挨著地。屁股一挨地您就能坐直了。”她照著我說的試了試，果然坐直了。
　　我說：“您看，多容易啊。不過一秒鍾的時間，您就會了。一切您都能做到。”
　　她自己也說：“連一秒鍾也沒用。”
　　可她就是不能自己起來坐到沙發上去。
　　最後，我看時間拖得太久，她又實在不肯起來，隻好把她攙起來。
　　她剛在沙發上坐好，就用顫抖的手把歪斜了的帽子戴正，像所有遭了非禮而又無可應對的弱者那樣，隻能自艾自憐、下意識地整整自己淩亂的衣著。
　　這時她又要上廁所，我不再逼她自理，攙著她去了廁所。
　　為她整衣的時候，我看到她身上的紫斑更多了。
　　聯想到她幾天前就出現的瘀血情況，這才猜想媽可能又添了什麽新病。我想，一定要帶媽到醫院去了。但那時已是星期六的下午，醫生護士都下班了，即使到了醫院，媽既無高燒又無痛苦，也不一定會引起值班醫生的重視。媽雖然添了新病，卻並不一定是大病，等到星期一再上醫院也不遲。
　　可是我錯了，那正是大病，而且是要命的大病了。
　　媽也沒有能等到星期一。
　　要是我知道還有三十多個小時媽終究還是走了，我又何必強求她學習自理呢？她去世後，小蘭（維熙夫人）的媽媽說，對一個古稀老人來說，就是嚴格按照科學的辦法吃飯、鍛煉，對延長他們的壽命又有多少實際意義，何不順其自然呢？
　　人這一輩子或許千難萬險都能闖過，但是總有走到頭的時候。媽也一樣。我能強過上帝、再讓她重頭開始，或再給我添上一段歲月嗎？
　　八十年的艱苦歲月，把她累苦了、也榨幹了。現在她終於覺得力不從心，實在掙紮不動了。她夠了，不想再累了，她要走了。不論我怎麽攔也攔不住她了，就連隻有她和我知道的那個誓約也拽不住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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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她在地上滾來滾去，衣服滾得很髒，上完廁所我就給她換幹淨的衣服，當我給她脫下夾克，轉身去拿幹淨襯衣的時候，聽見她在我身後說：“哎喲，全讓汗濕透了。”
　　襯衣全讓汗濕透了！
　　由此可見剛才我逼她進行的那一番操練，讓她的體力消耗到了什麽程度！
　　我卻假裝沒有聽見。我不但在逃避自己的過錯，也在逃避她的控訴。
　　然後我心虛地走出客廳。因為深感良心的譴責，竟一時不敢去照管她，她在沙發上一直閉著眼睛似睡非睡地坐著。
　　晚上來熱水以後，我說：“媽，我給您洗澡吧。”
　　媽隻說：“哎，別，別，別。”她不說“我今天太累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因為，那不等於是對我的譴責？就是我把她折磨成那個樣子，她也不肯說我半個“不”；哪怕良心上的丁點折磨她也不願讓我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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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七號，星期日。
　　一早起床，是媽自己疊的被。
　　我誇張出意外的驚喜：“嘿，媽真棒，自己疊的被。”盡管我的信心在媽昨天的表現中差不多喪失殆盡，但隻要有一線可能，我仍然不死心地鼓勵媽樹立起奮鬥下去的勇氣。
　　她呢，純粹是因為見我高興，勉勵地、也許還是勉強的一笑。經過昨天的消耗，她的心力雖然喪失殆盡，可她還是掙紮著疊好了被蓋。因為這將表明，她的身體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已經恢複到可以自理的地步。我會因此感到高興……既然她的身體狀況在很多方麵讓我感到焦慮，就想方設法在尚能勉強為之的事情上安慰我於萬一。哪怕這種假相如海市蜃樓一樣，轉眼就是風消雲散，能讓我高興哪怕幾分鍾媽也會不遺餘力。
　　可能把媽的起居安排在客廳睡還是考慮欠周，她肯定覺得客廳終究不是一個名正言順的休息之地，所以早上一起床就讓我把折疊床收起，整天坐在沙發上打盹。不過她也許覺得坐在沙發上比躺在床上更便於起立？
　　這一整天媽都坐在沙發上打盹，似睡非睡。每當我躡手躡腳走近她，為她把滑到腿上的毯子重新蓋好的時候，她都會睜開眼睛，像是看著、又像沒看著我地朝我望望。
　　那目光寧靜、柔和、清明、虛無、無所遺恨……我甚至還感到一種特別的溫煦，那正是生命之火在即將燃為灰燼時才有的一種溫煦。
　　我沒有看出一絲異常、恐懼、悲哀、怨尤……也許那時她已心平氣和地，慢慢地走向歸依她的終點，她的結局。折磨了她一生的煩惱這時似乎被她一路行著、一路漸漸地丟棄。也許那就是很多人難以達到的於生、於死的通達。
　　母親去世後，我有點明白了為什麽有人把死亡說成是我們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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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我到老家去洗髒衣服，因為洗衣機還在老家裏放著。並取她在醫院吃剩下的“片仔癀”以便塗抹她身上的那些出血性紫斑，不知是雲南白藥，或是“片仔癀”的功效，還是媽的吸收能力強，反正媽身上那些墨黑的瘀血斑塊又漸漸地消失了。
　　推開客廳門叫她吃飯的時候，她睜開眼睛幽幽地問：“快天亮了？”
　　我心裏又是一堵。媽怎麽連天亮、天黑都分不清了。
　　我不能回答她，我不願她知道自己又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在餐桌前坐定後，媽似乎又有些心慌，手也有些發顫。舉放碗筷時，重重地往桌子上一落，像是勉為其難地支撐著碗筷的重量；又像喪失了舉手投足間的輕重分寸。
　　說話時氣也抖抖的。
　　現在才想到，她可能在極力掩飾身體的不適。因為手術後我一直沉浸在勝利的興奮之中，她不忍打破我的那個幻象，不願讓我失望。為了這個，哪怕把就要一敗而不可收的真情再隱瞞一分鍾、再往後拖一分鍾也好。
　　媽，就為了讓我快樂這一會，您也許耽擱了診救的時機，送了命，您為什麽這麽傻？您怎麽不明白？隻有您活著，我才有真正的快樂。
　　這些現象本該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我極力顯出無動於衷的樣子。我還在為昨天的作為而內疚萬分，可是我的不安、我的內疚，常常表現為死不低頭。我擔心我一有所動，就會顯出自己的內疚。其實死不低頭恰恰就是畏怯、是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
　　這一次，我的畏怯又釀成了我的大錯。
　　這是不是導致她十幾個小時後離開人世的一個原因？
　　而我那時仍然頑固地認為，我就是關心她，也不能顯示出來。我怕媽會看出這一點，從而造成她對我更多的依賴，懈怠了她對自理的要求。這對延緩她腦萎縮的發展極為不利。我真怕媽會變成大夫說的那個樣子。雖然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媽會變成那個樣子。那她該有多麽痛苦。不過那時她也許什麽都不知道了，痛苦的是我，那會比我自己變成那個樣子更讓人難受。
　　我要盡一切努力，延緩那個時刻的到來。
　　這一生，凡是我要做的事差不多都做到了，便以為隻要努力也可以改變媽的命運。
　　可唯獨這件事我是徹底失敗了。
　　我的剛愎自用害死了媽。
　　可是，媽，就算我沒顧及到，您為什麽不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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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發現媽差不多吃一口飯或吃一口菜就要喝一口水。飯前我給她倒的那杯水很快就喝完了，再往她杯裏加水的時候我問：“媽，您怎麽老喝水呢？”
　　她說：“我覺得口幹。”
　　口幹是不是臨終前的一種征兆？
　　小阿姨說：“我看“複方阿膠漿”上的說明，如果服後口幹可以減量。”
　　我拿過“複方阿膠漿”的說明看了看，果然有此一說。就說：“那就從明天起減量吧。”
　　顯然我對媽如何進補還不如小阿姨經心。
　　後來媽好像又漸漸地恢複了正常。這樣，我就更沒把她剛才的不適放在心上。她一邊喝著據說是對腦手術後進補有益的骨頭白菜湯，一邊指導我說：“熬白菜湯最好還是用青口菜，肉也不能太瘦，油多一點才好吃，白菜吃油吃得厲害。”
　　我見媽老不夾菜，先生卻是口味很好的表現，特別對那盤炒豆腐。就拿起那盤炒豆腐，往媽碗裏撥了一大半，剩下一少半倒進了先生的碗裏。其實先生並不貪吃，就是有點挑食，不對胃口的寧肯沒得吃也不肯動筷子。
　　隻要不是在自己家，不要說是吃菜，就連吃飯媽也是吃個半飽。這大概是她過去長期寄人籬下的後遺症。
　　要是媽一出院就住在自己的家裏，心理上肯定會好過得多。我真後悔沒有讓媽住到旅館或是招待所去。
　　那個裝修公司賺的真是黑心錢。裝修費用我在八月十五號就交齊了，可是因忙著給媽治病，一直沒有顧得上去照看，裝修公司說什麽，我就信什麽，弄得十二月二十號才能進人，曆時四個月零五天，全部工程不過就是貼上壁紙鋪個地板。
　　這所為媽而搬遷、而裝修的房子，媽一眼也沒看著。
　　新房子所處地段比較繁華，不必費很多周折媽就能上街遛遛，她也就不會感到那樣寂寞。且與北京急救中心隻有一牆之隔，我知道媽早晚有一天會需要急救中心的幫助。
　　一眼沒看見還是小事，在她急需搶救的時候，我們還住在先生遠離急救中心的家裏。
　　我又後悔何必那麽自覺？醫生說下麵還有三個等著開刀的病人，需用媽那間單人病房，我就馬上讓出病房，其實這種手術，既然能晚一天，再晚兩天也是沒什麽關係的。我是不是又犯了吃裏扒外的毛病？總是為別人著想、為別人的利益而犧牲媽。要是不出院，當時搶救也許還來得及吧？
　　吃過晚飯我對媽說：“媽，洗澡吧。”
　　媽說：“哎。”
　　洗澡的時候媽對我說：“我的頭發長出來五分了吧？等到春節就行了。不用買假發套，用不了多長時間。”
　　我本來打算忙過那一陣，在媽頭發沒有長好之前，給媽買個假發套。
　　媽的頭發是長得很快，可是絕沒有長到五分長，但我卻說：“可不是有五分長了，您自己摸摸。”
　　我牽著媽的手指，向她的頭上挪去，她翹著中指、無名指和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自己的頭發，相信她的頭發果然有五分長了。
　　那一天先生家裏剛來暖氣，所以洗澡間裏還是很冷，我把水溫調得比較高，並且一直把水龍頭對著媽衝，衝著，衝著，媽像想起什麽，大有異意地“嗯”了一聲，把水龍頭往我身上一杵。可能她覺出洗澡間不夠暖和怕我著涼，想讓我也衝衝熱水、著點熱氣。
　　自七月底以來，媽很少這樣做了，這倒不是說她不愛我了，而是她的魂魄那時似乎就已遠去。
　　我把水龍頭給媽推了回去，說：“媽，您衝。”她也就沒再堅持。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就是媽在世間對我的最後一次舐犢深情了。
　　我發現她的手很涼，就盡量用熱水衝她的全身。其實星期二給她洗澡的時候，我就發現她的手涼了，不像從前，就是到了冬天她的手腳也比我的暖和。我還以為是暖氣不熱的緣故，現在當然明白，這都是人之將去前的征兆。
　　我一麵給她擦洗，一麵和她聊天。“您‘譫妄’的時候為什麽老叫奶奶？”
　　媽說：“因為奶奶對我最好。”
　　“您不說是二姑對您最好嗎？”
　　“還是奶奶好。”
　　我對媽“譫妄”時老叫奶奶心中頗懷妒意。心想，奶奶有我這麽愛您、這麽離不開您嗎？奶奶給過您什麽？難道有我給您的多嗎？
　　其實，那是人在意識喪失、或是生命處於最危急境況下的一種回歸母體的本能。生命最後的依靠其實是母親的子宮。
　　而且，不論我如何愛她，永遠也無法與情愛的攝人魂魄，或母愛的絕對奉獻相比擬、相抗衡，媽自小喪母，隻能將奶奶的愛當做母愛的代償。可是就連這種代償性的母愛，她也沒能得到多少。
　　雖然這樣想前想後，但每每想起媽叫奶奶的情景，我還是會譴責自己遠遠趕不上一個鄉下的窮老太太。
　　我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問著，其實也是一種反省，媽叫奶奶不叫我，難道不是對我無言的批評嗎？要是她很滿意我對她的照料，就不會想奶奶了。
　　給她擦洗完後背就該擦洗腿和腳了，我發現她的腳腕周圍有些水腫。便問：“腿怎麽有些腫？”
　　“這是昨天累的。”媽像敘述著一個既和她、也和我無關的不盡情理的故事。
　　雖然隻有一個“累”字，可不就是對我最有力的控訴。
　　同時也明白了媽是永遠不會了解我寧背不孝之罪，也要她樹立起活下去的信念的苦心了。更不會了解我對她的這份苦愛。
　　我頹喪地蹲在媽的腳前，仿佛是站在一個哪邊都不能依靠的剪刀口中間，深感自己無力而孤單。
　　媽腳腕周圍的水腫也許正是整個機體敗壞的表現，可我這時又不強調科學了，而是用毫無科學根據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說法排除了我的多慮。
　　該洗下身了。這時我恰好站在她的身後，我的兩雙手從她的後肩頭骨插進她的胳肢窩，隻輕輕一托，她沒有一點困難就站起來了。
　　我的眼前簡直就是一亮。我一下就明白了，過去我隻是站在她的麵前抱她起身，這恐怕是她隻能、便也隻會用腳尖著地，不會用腳後根著地、腿部使不上勁的原因之一。
　　這更說明媽站不起來，不是指揮四肢的腦神經受了損傷，就像我說的那樣，是她的精神障礙以及我的訓練不當所致。
　　媽不但鬆了一口氣，更是難得地喜形於色。主動地讓我一連地扶著她練習了好幾遍。
　　給她洗完澡並穿好衣服之後，我對她說：“等著，等我穿好衣服送您出去。”
　　她說：“不用，我自己走。”
　　我在門縫裏看著她出了洗澡間後牆都不扶，挺著背，不算挺得很直，但也算挺著往客廳走去。
　　等我洗完澡到客廳去看她的時候，她又變得有點怪。她提醒我說：“我的錢在褲兜裏裝著，你們洗褲子的時候別洗了。”
　　我說：“媽，您沒換褲子，再說錢也沒在褲兜裏裝著。”
　　見她這麽固執地認為錢在褲兜裏裝著、而且認定會被我們洗掉的樣子，就拉著她的手走到客廳的櫥前，拉開櫥櫃上的抽屜，給她看了看放在抽屜裏的五十塊錢，“媽，您瞧，錢不是在這嗎？”
　　她好像看見那張錢似的應了一聲，可是她的視線根本沒落在抽屜裏，而是視而不見、直勾勾地望著前麵的虛空。
　　見她這般模樣，我又拿起那張錢放在她手裏，讓她摸了一摸，“媽，您看。”
　　她又應了一聲，可還是一副無知無覺的模樣。
　　我心裏飄過一陣疑惑，卻沒想到是不是有些不祥。
　　回家以後，她像在醫院“譫妄”時一樣，老是要錢。她說：“給我點錢，我手裏一個錢也沒有怎麽行。”
　　我想媽短時期內不會獨自出門，也不可能料理家務。象征性地拿了五十塊錢給她放在客廳那個櫥櫃的抽屜裏。
　　可能媽這輩子讓窮嚇怕了，手裏沒有幾個錢總覺得心虛。沒著沒落。
　　這種沒魂的樣子一會兒就過去了，媽又恢複了正常。
　　我吩咐小阿姨熬紅小豆、蓮子、山藥粥的時候，媽說：“把瑞芳給的紅棗放上一些。”我忙抓了幾把棗洗了洗放進鍋裏。
　　媽又說：“多放點糖。”我又囑咐了小阿姨多放一些糖。
　　熬粥的時候，我守著媽坐下了。這時，我又說了一句老想說、卻因為難得兌現所以就難得出口的話：“過去老也沒能抽時間陪您坐一會兒，現在終於可以陪您坐著聊聊天了。”自從媽生病以來，我做了至少半年不寫東西的準備，以便更好地照料媽。
　　但是星期二給媽洗澡的時候，我凍感冒了。我怕傳染給媽，好幾天沒敢多和她接近，直到我大於正常用量的幾倍服藥，星期日才見好轉。幸虧星期日我的感冒好了，這才可以和媽在一起呆一會兒。否則連最後的這個相聚也不會有了。
　　我沒有對媽說起我的感冒，怕她為我著急。可是我又怕媽以為我不關心她、冷落她，把她撂在一邊不管。一向大大咧咧的我，想不到人生還有這麽多時候，連這樣瑣碎的事也要瞻前顧後、左思右想地難以兩全。
　　可是媽知道我的用心嗎？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也許媽恰恰就以為我是冷落她。那麽她離開人世時，心境該是如何的淒婉。
　　媽說：“我也不會說什麽。”說不說什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我終於天良發現，想到了媽對與我相聚的企盼，終於和她偎依地坐在了一起。
　　我嗑著孜然瓜子，是媽出院第二天，我到稻香村去買她愛吃的芝麻南糖時一並買的。
　　媽去世以後，我再也不吃瓜子了。一見瓜子，就會想起那一個最後的夜晚。
　　她咬了一口芝麻南糖，說：“過去的芝麻糖片比這個薄多了。”
　　現而今，又有什麽不是“俱往矣”的呢？
　　但我還是感到鼓舞，她連這樣小的事情都記得，不正說明她的情況不錯又是什麽？因此我還跟她鬥趣地說；“媽還挺內行。”
　　糖塊又厚又硬，咬起來比較困難，媽隻吃了一塊就不吃了，我當時以為她可能是怕硌壞了她的假牙。其實媽那時哪還有心氣吃糖？回到家裏的第二天，我給她剝了一些糖炒栗子她也沒吃，全給了小阿姨了？記得我還埋怨過媽：“媽，我好不容易剝的，您怎麽給她吃？她要吃可以自己剝嘛。”
　　媽輕輕地責怪著我：“你不應該那樣給我夾菜，讓老孫多下不了台。”想不到這也是媽對我的最後一次責怪了。
　　我說：“那怎麽了？不那麽夾您就吃不上菜了。咱們吃的又不是他的飯，咱們吃的是自己的飯。”
　　強調這點和用行動證明這點非常重要，媽對嗟來之食有難以忘懷的痛楚，和難以化解的羞辱之感。就是這樣，媽還不往飽裏吃呢。對她來說，這到底不是自家的餐桌。
　　媽又說：“老孫這次表現不錯。不怎麽饞，吃菜也不挑。”
　　唉，他要是不挑食，我也就不會那樣給媽夾菜了。
　　我倒不是和他爭食，我是怕先生這種不必謙讓的、自家人的親情，讓多愁善感的媽生出寄人籬下的傷感。我倒好說，媽到底是住在先生的家裏，就是多些客氣，也不會多餘。
　　看來媽對借住先生家，以及先生此次的接待是滿意的。對於她的滿意，我自然應該擴而大之。難道我不是這個仍然肩負著各方曆史關係的家庭、轉承啟合的軸承嗎？便立刻請先生到客廳裏來坐。當著媽的麵，為建設我們這個家園，我又做了一次笨拙的努力。“媽說你這次表現不錯。”
　　媽白了我一眼，這就是她今世對我的最後一次無言的訓斥了。寬宏大度的媽，定是覺出我這句話的不堪入耳之處了。
　　先生曾經身居高位，有時肚裏能撐船。畢竟惑於情愛，湊巧也能讓我三分。他沒有計較我的不敬，也抓了一把瓜子嗑著，斷斷續續地說著一些閑話。
　　我們當時說了些什麽？記不得了。反正是每個圍坐在一起的家庭都會說的那些話。
　　這時我不知怎麽一回頭，看見貓咪就蹲在我背後、也就是媽對麵的沙發上，一眨也不眨地注視著我們。後來，每當我回憶起這個時辰的情景，我都覺得它那時恐怕就知道媽的最後時刻已到。否則它為什麽那樣憂傷而絕訣地注視著媽？不是說貓有第六感覺嗎？它為什麽不會說話，它要是會說話，一定會預先警告我吧？
　　我走過去把它抱來放在媽的膝上。我說：“媽，您看貓對您那麽好，您也不理人家了。”
　　我的意思是，除了媽出院那天我把它從老家帶過來的時候，媽顯出過興奮之外，以後她好像再沒有關注過它。
　　從它出生一個月後來到我們家、到媽去世，整整九年，每日三餐都由媽親手調製。晚上睡覺之前，媽要親自為它鋪好被褥、給它蓋好，對於我們的代勞，媽是很不放心的。就是它白天打盹，媽也不允許我大聲說笑，以免影響它的休息。媽不斷檢查冰箱裏魚和豬肝的儲量，隨時敦促我進行足夠的補充。不論有了什麽好吃的，她總是悄悄地留些給它。一向為我節儉的媽，有一次甚至讓我到外匯商店給它買一個進口的貓食罐頭嚐嚐。但是被我拒絕了，我擔心它從此就不再吃中國飯，那樣的消費如何承擔得了？我很後悔當時沒答應媽的要求，雖然我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按照媽的要求去做，媽也享受不到那份愛貓之樂了。
　　我不是沒有覺查到媽對貓咪的忽略，但我那時還沒有這個悟性。媽不是不再寵愛她的貓咪，媽是氣數已盡、無能為力了。
　　媽沒有解釋自己對貓咪的忽略，她隻是移動起每個細胞似乎都有千斤重的胳膊，卻在落下時化為無聲的輕柔，就像星期三早上摩挲我的頭頂那樣，輕輕地摩挲著它。
　　媽不摩挲我和它，又能摩挲誰呢？
　　媽一麵摩挲著貓一麵說：“雖然我老了，可是還是活著對你們更好。”
　　“那當然。”我熱烈而急切地證實著她的這個結論。希望她能最迅速、最確鑿地聽到我的反應，來不及對我的熱望做更多的描繪。好像我的反應越快就能幫媽一把，就能越快地把自己的熱望和力量傳導給媽。
　　雖然我不曾對媽準確、或不準確也解剖過我的困惑，但從她的這句話裏，我聽到了媽對我深入生命本源的知解。
　　媽，您當然要活下去，否則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麽可為的呢，一個人要是沒有什麽可為的；也就難活下去了是不是？
　　從她這句話裏，我還聽到活下去的願望，我想這是因為她剛才差不多恢複了從椅子上站起來的能力。
　　不過，也許是她對我們表達的一份眷戀？
　　這時她又讓我從後麵托著她的胳肢窩，練習了幾次從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動作，我真是隻用了一點點勁，她就站起來了。
　　她說：“高興，高興，我的思想問題解決了一半。”
　　她之所以這樣說，肯定是因為我前幾天針對她的思想障礙，不得已地告訴她，她的腦子已經萎縮的相當厲害，並編出再不努力鍛煉腦子就要繼續萎縮下去，那就沒有幾日可活的瞎話嚇唬了她的緣故，顯然我那枉費心機的瞎話，不但沒有起到我所預想的積極作用，反倒成了她的思想負擔。
　　她練了還要再練。“再練練。”她說。
　　媽像一匹趴槽的老馬，又掙紮著站起來了。一站起來就想和我一起在隻屬於我和她兩個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
　　她又搖搖晃晃地站到了我們的人生起跑線上，準備再次和我緊緊地在一起，起跑、衝刺了。盡管頭一天因為她不肯再與我同行，我們還那樣地絕望過。
　　我和媽還是有緣，總算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四年。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已經緊緊地糾結在一起，根本無法分清哪是她的人生，哪是我的人生。所有的大災大難，都是我們一起闖過來的。沒有了我或她，我們的曆史和我們的感受就是殘缺的。我怕她累，說：“明再練吧。”可是媽沒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媽已經沒有明天，我何必不讓她再多高興一會兒呢。
　　粥熬好了，媽吃了一大碗。說：“我就愛吃這個。”我立刻又去給她盛了半碗，盡挑內中的精花蓮子和山藥。
　　是不是這一碗半粥導致媽猝死於心肌梗死？要是不吃這一碗半粥是不是就能逃過這一關呢？
　　這個晚上，媽似乎很高興。她是不是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就強顏歡笑以便穩定我的心？
　　吃完粥，我就給她鋪床。
　　偏偏是這一個晚上，我讓她開始鍛煉自己睡。臨睡前她問我：“今天怎麽個上廁所法？”
　　像吃晚飯時那樣，她的聲音裏似乎又有些抑製的顫抖。我想了一想，卻也沒有多想。
　　我也需要抑製我的衝動，我怕流露出更多的關注，反而害了媽。
　　以後，當我在腦子裏一再重複這個細節的時候，我的耳朵裏越真切地重現這句話的聲音。每一回我都會得到重新的肯定，當時的感覺沒錯。那聲音不僅是顫抖的，也是壓抑的。
　　為什麽會這樣？
　　那時，她還剩下最後的七八個小時，一定不適得難以支撐，可又怕我誤解她是在“鬧”，便極力抑製著自己的不適。
　　我說：“我十二點來叫您一次，小阿姨五點來叫您一次。”
　　前兩天媽還怯怯地、生怕添亂地問過我：“不是說回家以後晚上就把便盆放在我的床邊，我不用再到廁所去了嗎？”
　　我狠狠心，假裝沒有聽見。
　　我是說過這樣的話，回家以後，晚上就把便盆放在她的床邊，免得她上廁所不便。可那時還沒有和病理切片室張主任的那場談話。
　　然後就一門心思認準，隻有讓她多多自理，她的腦萎縮才會有所抑製。一想到媽有一天會變成六親不認、專吃垃圾或其它什麽的植物人，就被巨大的恐懼迫得難以喘息。又見媽回家後晚上不再“譫妄”鬧著上廁所，就打消了給媽放個便盆在床邊，讓她盡量方便的念頭。
　　這時小阿姨說：“要不我還是陪姥姥睡吧？”
　　我卻沒有同意。“還是讓她自己睡吧，我們按時來叫她上廁所。”
　　我深知小阿姨和我在醫院交替陪伴媽的辛苦，特別晚上，很少睡覺。既然媽的身體已漸漸地恢複正常，就該讓她休息一些，以補償在醫院時的勞苦。
　　心裏倒是想了一想，應該由我來陪媽睡。但又想，從八月份給媽張羅看病以來就沒陪伴過先生，媽漸漸康複後我再不照顧一下他，他該不高興了。
　　果不期然，媽頭七還沒過，先生就對我大發其火。那時，我痛苦得無著無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天晚上先生在看電視，小阿姨在忙別的，我在房間裏茫無心緒地遛來遛去，無意之間走到廚房，見到廚櫃上的藥包，心想，不如替小阿姨給先生熬中藥，也許還能分散一下我的傷痛。沒想到先生卻大發雷霆：“你折騰了幾個月了……到現在，連安安靜靜地看個電視也不行……你少動我的藥！我的東西不要你動……”
　　我和小阿姨隻有對著媽的遺像，抱頭痛哭。小阿姨還不停地哭叫著：“姥姥，姥姥。”直哭得我手腳冰涼，嘴唇發麻，幾乎沒了鼻息。其情其狀，可謂慘矣。
　　人們錯以為我這個人什麽都不在乎，其實我是個膽子很小的人，諸如怕給人添麻煩、怕惹人傷心或不高興、怕看人臉色、怕惹事生非等等。
　　而且根據我的經驗，不論哪個家庭隻要有一個人心裏不痛快、處心積慮想要找茬子發泄一下的話，全家人都別想痛快。對於我這個家裏家外、上上下下累到連最後一分勁兒都使光了的人來說，實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來說，寧肯息事寧人。除非忍到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會來一次大發作。
　　如此，我打消了我留下來陪媽的想法。
　　回想這一生，可以說沒對不起過誰。隻有媽，我是對不起她的，欠著她的。別說是沒有機會了，就是有機會也是無法還清的。
　　淩晨兩點鍾的時候，我起來招呼她上廁所。按照我的計劃，本應在十二點一次，淩晨五點一次。可是我起晚了，心裏有些愧愧的。
　　扶媽坐起後，發現她已尿在“尿不濕”上，但我還是扶她上了一次廁所。
　　把她放在馬桶上，就趕快回客廳換“尿不濕”上的毛巾。剛換好毛巾就聽見媽叫我：“行了，來吧。”
　　我趕到廁所，把媽挽回客廳扶她坐到床上。她指著我的身後說：“那兒怎麽一片火呢？”聽上去那是很大一片火，可是她的口氣裏卻沒有驚慌，好像她那時已站在天上，遙望著距她很遠的另一個世界裏的事情。
　　我回頭一看，原來她指的是對麵小桌上的台燈映出的那片光暈。
　　我心裏又是一陣不安和沮喪，媽怎麽又糊塗起來？我希望這不過是她沒有從睡夢中完全清醒的緣故。
　　可是我不能糾正媽。如果她知道自己連這點判斷力都沒有了的話，不是對她的又一次打擊嗎？
　　感謝先生的周到，那日不知怎麽想起在媽客廳的小桌上安個台燈，說是不必關上，就讓它一直亮著，萬一媽晚上有事方便一些。
　　再過幾個小時，可不就有了大事。
　　然後我就扶她躺下，她說：“我不睡了，一會兒不是還要出門兒嗎？”
　　我以為她說的是八點鍾我們得按預約時間，到北京醫院給她做放射治療的事。後來明白，這就是讖言。
　　我說：“時間還早呢，您動作慢咱們就六點起床。那也來得及，您還是再睡一會兒吧。”
　　我又有意識地點了點媽動作慢的問題，直到那時，我仍然不放過激發她的任何機會。
　　三個小時之後媽真的上路了。我那時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就不會讓媽再睡，也不會離開她，而是想方設法去救她。
　　她很聽話地躺下了。
　　這時我蹲在媽的床邊說：“媽，請您原諒我。”這是我在白天和昨天決不肯說出的話。倒不是我不肯認錯，而是我昨天的錯太大了，以及沒有了認錯的勇氣。
　　沒想到這就是媽在世上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沒想到我和媽一世的緣份也就了結在這一句話上，這句活真是我和媽這一世緣份的注腳。上帝的秤是非常準確的，我欠媽的，他會一點也不剩地給媽帶上。
　　感謝上帝，他讓我對媽最後說了這句話，也讓媽帶著這句話到另一個世界裏去。媽上路的那個時辰，會不會因此感到一些安慰？我希望著。
　　我曾後悔，沒有勇氣把需要媽原諒的話說得更為具體。
　　現在我不後悔了，我要她原諒的地方太多了，不如像無以傾盡的無字碑那樣鋪在她的腳下。
　　首先就得為我的出世請求她的原諒，那還隻是肉體上的磨難，她當時一定沒有料到日後我在精神上、心靈上給她的磨難更深。
　　我不知道每一個孩子的出生、成活、成長，是否都是母親的災難。
　　又有哪個母親不是窮其一生為她的孩子榨幹最後一滴血？而我的母親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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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的眼珠在往我蹲著的方向掃了一下，顯然她聽見了這句話。可是她的視線並沒有落在我的身上，也沒有和我的眼睛對視一下，更沒有和我說句話。
　　這是媽在世上看我的最後一眼了，而且還沒有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相信這是因為媽不肯看我，其實她早就原諒了我，不論我做了多麽讓她傷心的事，她也會原諒了我。但原諒了我不等於她不再傷心。我不請求她原諒還好，一提，也許反倒勾起那一樁樁一件件讓她傷心的往事了。
　　關客廳門之前，我回頭看了看媽。媽的兩臂緊貼著雙腿，臉朝上直挺挺地躺著，嘴唇緊閉成一條深色的窄線，顴骨從未有過地突現，兩腮就顯得塌落，很像我在一些遺體告別式上看到的遺容。心裏不覺掠過一絲蹊蹺而又不祥的感覺，可是我馬上就排除了這種無稽的想法，我那時仍然不相信神的暗示，一門心思認定媽手術效果良好。從此以後，她什麽病都沒有了，一定活到九十歲。
　　由於兩點多鍾帶媽上過廁所，就想，到天亮還有三四個小時，不會再有什麽事，便放心地去睡。我很快就睡著了，而且睡得很死。
　　幸好小阿姨按照我的要求，淩晨五點鍾再叫媽上一次廁所，可是她也晚了二十多分鍾。
　　五點二十分左右，小阿姨突然氣急敗壞地在我的臥室門外叫道：“阿姨，你快看姥姥怎麽了。”
　　我猛地跳下床跑到客廳一看，媽不像過去那樣，一醒來就穿好鞋坐在床上，等著我或小阿姨去攙扶她，而是趴著床沿，赤腳跪在地上。左膝稍稍往前，右膝稍稍往後。
　　後來我怎麽想也想不明白，就在那一瞬間，我怎麽就再也沒有了媽！我不知道為什麽世間有很多非常、非常簡單的事，任你窮盡一生去想，可你就是想不明白。
　　奇怪的是我這時還能注意到，在我闖進客廳的時候，貓咪沒有睡，而是蹲在沙發上驚恐地、呆呆地看著媽。隻是在我衝進客廳的時候，它才從沙發上跳下，奔了出去。
　　媽離開這個世界那一刻的最後見證不是我，而是它。好在當時還有它在媽身旁，它終究也是媽之所愛。
　　它一定想要幫助過媽，可是它卻無能為力。你為什麽不來叫我呢！貓咪！
　　這時先生也趕來了，和我們一起把媽抱到床上。
　　我把手指伸進媽的嘴裏，她的牙關還沒咬緊，可是舌頭已像危重病人那佯，往舌根縮去，不再貼著上牙膛。
　　後來分析，媽那時不過剛剛斷氣。要是小阿姨按我規定的時間去叫媽，媽還會不會有救？
　　我又拿起媽枕邊的手電筒去照媽的瞳孔，似乎還有光點在媽的瞳孔上閃回。其實，那不是瞳孔對光的收縮反應，而是玻璃球體對光的折射。我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安慰別人，對已做哭喪之舉的小阿姨說：“沒事，沒事，是昏過去了，有救。”
　　我先是撲上去嘴對嘴地給媽做人工呼吸，可是使不上勁。然後又用手擠壓她的胸膛，媽那時還能跟著我的動作往外噴氣。後來小阿姨對我說，那不過是我用力擠壓的結果。
　　同時我吩咐小阿姨去給急救中心打電話。平時很伶俐的小阿姨卻不知為什麽打不通急救中心的電話。
　　我又讓先生去打，他打來打去也打不通。我隻好放下媽，讓小阿姨給媽做人工呼吸，我去給急救中心打電話。因為先生的心髒動過手術，這樣費力氣的事不敢驚動他。
　　急救中心的電話接通以後，先放的是一段英語然後又是一段漢語錄音帶。我無奈地等著，恨不得把手伸到急救中心，一把揪斷這段錄音帶。
　　我抱著須臾不可離開的電話筒，急得火冒三丈而又無能為力地看著小阿姨給媽做人工呼吸。那哪兒是做人工呼吸？簡直像做柔軟體操那樣千萬不能用力，又根本沒有把媽的兩條胳膊擠壓在媽的胸口上。可是我沒有分身之術，不能去替換她，我得等著和急救中心通話。
　　急救中心好不容易答話了，我聲嘶力竭地叫道，“人都停止呼吸了，你們快來呀。”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麽會問這樣的問題：“你們是想搶救，還是想幹什麽？”
　　我說：“當然是搶救了。”
　　他們問了地址，並讓我到附近的汽車站去等著引導他們的救護車。我如何可以離開？就叫小阿姨去胡同口等著，我怕急救中心的車來的太慢，又讓先生到附近航天部研究所的診所去找大夫。
　　然後我又翻過身來撲向媽去做人工呼吸。
　　那時，我像還沒學會泳遊、卻沉落在水底，被水嗆得無法呼吸那樣的害怕。
　　附近診所的大夫很快就來了。她一看就說媽是心肌梗死，沒有救了。
　　這時急救中心的大夫也來了。年輕的、睡眼惺鬆的女大夫一看更是說不行了。在我的請求下，才給媽做了一個心電圖。她說：“已經是直線，沒有心跳了。”
　　我又求她給媽打強心針。
　　她說，“打也沒用了，要是有用就給她打了。”
　　她走了以後，航天部研究所診所的大夫又留了一會。
　　她看著媽的臉說，“多慈祥的一個老人呐。”
　　在她們都走了以後，我才會哭。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先生給王蒙兄打了電話。王蒙兄又給維熙、諶容和北京作協打了電話，因為他們很快就趕來了。維熙順路又接來了蔣翠林。
　　不論我如何悲痛欲絕，我也沒有權力坐哭與母親的訣別。除了我自己，還能有誰來幫我張羅媽的喪葬呢？沒有！既然沒有，我也隻好眼睜睜地看著本就是最後與母親相聚的時間，從我和媽的身體之間飛逝而去。果真隻是身體之間了。
　　給媽換內衣的時候我發現她的兩個膝頭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媽在最後的時刻，曾想掙紮著站起來，而且是拚死活的掙紮。
　　這是有意識的掙紮，還是生命離去時的本能？
　　要是有意識的掙鬥，我還感到些安慰，這說明媽還想活下去，可我又想，這掙鬥很痛苦吧、想活下去。而又知道活不了的話。既然如此，也許不如是生命離去時的本能。那時，媽已經什麽都體味不出了。
　　看著她磨破的膝頭，我心疼如絞。媽在這激烈的掙鬥中，隻能獨自承受我無法代替、分擔的，死亡襲擊的恐懼和痛苦。
　　又給媽換了外衣。媽最喜歡的、又合適秋天穿的那套棕色花呢。沿秋香色緞子小邊，盤同樣緞子花扣的中式套裝，放在沒裝修好的、新房子的某個紙箱裏。究竟是在哪一個紙箱裏？那裏緊緊地堆放著幾十個紙箱，根本就沒有找出的希望。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鑰匙還在裝修公司手裏，我上哪去找他們？在早上六七點鍾的時候，通常他們要在九點鍾才開始工作。
　　還是借蔣翠林的光，火葬場答應可以及時火化。他們的車，十點就要來了。
　　由於是在家裏過世，而家裏是沒有條件久停的。要是自己的家，多停一兩天還可以，可惜是在先生家。媽一輩子都不願意煩擾他人（包括我），也這樣教育我和孩子，所以我不敢為媽的裝殮耽誤時間。過了這個時間又不知道要等多久，在這個活著的人都要因陋就簡的環境裏，哪兒還有可能討論為不活著人的方便。
　　聽小阿姨的指導，我給媽穿了前幾天新買的純棉運動衫褲，她說按照農村的說法，棉製衣物裝殮最好。諶容來了以後說不行，讓我到房間裏去重新給媽找些正式的衣服換上。後來她對我說，她不過是想用這個辦法來分散一些我的悲痛。
　　我找來找去找不到什麽合適的衣服，隻好拿了我的一件藍色上有紫紅和白色細條格子的舊棉襖，和媽的一條藍色毛滌褲子，還有，我在奧地利買的一雙棕色半高跟皮鞋給媽換上。
　　媽的腳有些腫，穿的又是我一雙茶色人造毛的長襪，所以鞋子還顯大，我到現在也覺得不如不換，因為媽後來穿慣了運動衫褲，對她方便而又舒服。
　　誰讓我老是相信裝修公司的鬼話，以為不久就能搬進新家，手上隻留了幾件日常換洗的衣服，誰又料到手術非常成功的母親會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時候，連一套像樣的衣服也沒能穿上，更不要說她最喜歡的那套。
　　好在張家的女人也不認為這有十分的重要。
　　諶容又提醒我應該給媽帶上一件她最心愛的東西。我馬上想到是唐棣的什麽東西或是照片。可惜，仍然是一切東西都堆放在沒有裝修好的新房子裏，手頭什麽也沒有。可是那一瞬間，我不知怎麽想起先生家裏有一張媽和唐棣的照片，那是一九九0年我們在RBO家裏吃烤肉的時候拍的。這種根本不會沉澱在記憶裏的小事，那種時候居然能夠記起，又居然能夠找到，不是冥冥中有人助我，其實也就是遂了媽的心意又是什麽？
　　照片上的人影雖然很小，但我想這就是媽最心愛的東西了。
　　我把媽的上衣解開，把照片放在貼近她胸口的地方。
　　後來我又想，是不是我理解錯了諶容的意思，她說的心愛之物該不是金銀手飾吧？
　　小阿姨又把媽的雙腳並攏，用一條黑布帶把媽的雙腳捆上，又讓我在媽身上罩了一張白布單子。幸虧有這來自農村、見過並懂得如何辦理喪事的小阿姨。不然我真不知道這一切該怎麽做，並且還會做錯很多。
　　媽全身都很幹淨，她一輩子好強，走也走得幹幹淨淨。
　　我坐在地上守著媽。我知道再也守不了多少時候了。這樣的相守是過一秒少一秒了。
　　媽緊緊閉著她的嘴。無論我和小阿姨怎麽叫她，她都不應了。
　　我覺得她不是不能呼或吸，而是憋著一口氣在嘴裏，不呼也不吸。那緊閉的嘴裏一定含著沒有吐出的極深的委曲。
　　那是什麽呢？想了差不多半年才想通，她是把她最大的委曲，生和死的委曲緊緊地含在嘴裏了。
　　媽永遠地閉上了她的嘴。有多少次她想要對我們一訴衷腸，而我又始終沒有認真傾聽的耐心，隻好帶著不願再煩擾我們的自尊和遺憾走了。我隻想到自己無時不需要媽的嗬護、關照、傾聽……從來也沒想過媽也有需要我嗬護、關照、傾聽的時候，如今，我隻好翻看她留下的那份如何可以詳盡其苦的自述了。
　　媽走的時候，我本可以在她的身邊，可是我陪先生去了。
　　要是她出事的時候小阿姨或我在身邊，也許她還有救；
　　或至少在她走的時候，我能拉著她的手，讓她這輩子哪怕有一次不孤獨的記錄。她肯定呼喊過我，我卻沒有聽見，她隻好一個人孤孤單單地上路了。就像她在手術前勸慰我的那樣：時間長了就好了，我不是孤獨了一輩子嗎；
　　就是她已經邁上那條黃泉之路，隻要還沒走遠，也許我還能把她叫回來。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
　　一想到她是這樣走的，我就悲從中來。
　　人人都說我是個孝女，其實我讓媽傷了一輩子的心，讓媽為我勞累了一輩子，就在她沒有幾日可留的情況下，我還逼著她一會起來、一會坐下地鍛煉……是我把媽累死了。這，誰又能看得見呢？
　　我不需要人們說我什麽好，我要的是媽活著，哪怕再活一年，再讓我為她做點什麽，可是她不，她就這樣的去了。
　　不論我怎樣傷她的心，她就是走，也左思右想，挑了一個不會給我留下更多悔恨的時辰。
　　她沒有在手術台上走，免得我為簽字手術而自責；
　　她沒有在我逼她起立坐下的時候走，讓我有機會用其實是對她無盡的深愛做一些彌補；
　　她拚卻一命留給我最後一個滿足：“高興。高興，我的思想問題解決了一半”，讓我以為我的努力終於成功，她又有了活下去的自信、願望和勇氣，那不也就是給我以勇氣和希望；
　　她還有機會對我說，她就愛吃我做的蓮子、小豆粥，為我日後的回憶留下些許的安慰：她走的那天還算快活；
　　讓我有機會在她說“雖然我老了，可是還是活著對你們更好”的時候，以明心跡地說聲“那當然”；
　　她給了我陪她坐一會兒的時間，讓我能夠對她說：“媽，過去老也沒能抽時間陪您坐一會兒，現在終於可以陪您坐著聊聊天了”，而她又給了我最後的諒解，“我也不會說什麽，也說不出什麽……”
　　留給我一個了結我們這輩子緣份的機會，讓我能夠對她說一句：“媽，請您原諒我。”那是她最後對我的疼愛。也是上帝對我的恩惠、對我的了解，他知道我不過是要媽更好地活下去，隻是我的辦法過於拙劣，又急於求成。
　　我親吻著媽的臉頰，臉頰上有新鮮植物的清新。那麵頰上的溫暖、彈性仍然是我自小所熟悉、所親吻的那樣，不論在任何時候，或任何情況下，我都能準確無誤地辨出。可從今以後再沒有什麽需要分辨的了。
　　為什麽長大以後我很少再親吻她？
　　記得幾年前的一天，也許就是前年或大前年，忘記了是為什麽，心情少有的好，我在媽臉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至今我還能回憶起媽那樣幸福的、半合著眼的樣子。為什麽人一長大，就丟掉了很多能讓母親快樂的過去？難道這就是成長、成熟？
　　現在，不論我再親吻媽多少，也隻是我單方的依戀了，媽是再也不會知道，再不會感受我的親吻帶給她的快樂了。
　　很快，就連這一點依戀也無從寄托、無處可尋了。
　　我又在她身旁躺下，拉起她的右臂，讓她的手臂像我小時那樣，環繞過我的頸項，我貼緊她的懷抱，希望她能像我小時那樣，再摟抱我一次。可是小阿姨把我拉了起來，說：“阿姨你不能這樣，這樣姥姥的胳膊就永遠伸不直了。”
　　我隻好起來坐在她的身旁，拉著她的手，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也隻能拉著她的手、也隻能這樣看著她了。就是這樣，也是看一眼少一眼，拉一會兒少一會兒了。
　　她那一生都處在亢奮、緊張狀態下的，緊湊、深刻、堅硬、光亮、堅挺了一輩子的皺紋，現在鬆弛了、疲軟了、暗淡了、風息浪止了。
　　從我記事起，她那即使在高興時也難以完全解開的雙眉，現在是永遠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閉上了。
　　那雙眼睛，到現有也顯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裏往上拋出一個極小的弧，然後往下滑出一道優美的長長的弧線，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後在小眼角收勢為更小的一個弧。一般人閉上眼睛以後，僅僅是一條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線的弧線。
　　真正讓我感到她生命終止的、她已離我而去永遠不會再來的，既不是沒有了呼吸，也不是心髒不再跳動，而是她那雙不論何時何地、總在追隨著我的、充滿慈愛的目光，已經永遠地關閉在她眼瞼的後麵，再也不會看著我。我一想起她那對瞳仁已經擴散，再也不會轉動的眼睛，我就毛發竦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媽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媽還給我削蘋果呢。我相信我能從無數個削好的蘋果中，一眼就能認出她削的蘋果，每一處換刀的地方，都有一個她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長度，拙實敦厚；就在幾個月前，媽還給我熬中藥呢……我翻開她的眼瞼，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說，那樣媽就永遠閉不上眼睛了。
　　媽，您真的可以安心的走了嗎？其實您是不該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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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的手也漸漸地、越來越黃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黃膽性肝炎那麽黃。雖然還像活著的時候那麽暖和，可我知道，這是因為我一直握著的緣故。
　　媽的臉也越來越黃，嘴唇也漸漸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個沒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場來接媽了。
　　十點鍾，火葬場的人來了。他們指著媽身上的被褥問道：“這些鋪蓋帶走嗎？”
　　我這時才明白應該給媽鋪上更好的被褥。我怎麽什麽都不懂！
　　我搶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紅條的床單是先生早年活的舊物，其它一應物品全是我們從前購置的，所以做得這個主。
　　枕巾是橘黃色提花的，枕頭是哪一個我記不起來了。
　　被裏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麵是我們從前住在二裏溝的時候買的。米色底，上有紅色圓圈套著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圓圈套著紅色的五角框，我想媽帶這床被走也好，那是隻屬於我和她的、艱難歲月的記錄。
　　就這樣了了草草地把媽送走了。沒想到媽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無法分身去為媽準備什麽。
　　我倒不大在意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遠無法回報媽的愛了。
　　送媽出家門的時候，機關裏的司機小段在我身後指導說：“說‘媽，您走好。’”我照著說了。這一說、這一送，是永遠地把媽送出門、永遠地把媽送走了。
　　去的是東郊火葬場。天氣晴好。沒想到又經過了西壩河，我們本是要搬離的地方。我本以為，給媽安排一個更好的住處，我是不會讓她再回這個人生地不熟、對媽的寂寞生活沒有多少樂趣的地方了，可是沒想到媽還是要和她曾經住過的這個地方告別。那時，天意不可違的念頭第一次出現在我的心裏。
　　從我非要媽活下去而至失敗，我懂得了“順其自然”。其實媽手術時就準備去的，雖然手術如我所願、所直覺地成功了，最後事態還是按著媽所預想的發展下去。這是我的失算。這一輩子我想做的事，沒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這一件，我失敗了，我敗給了媽。敗給了命，我不可戰勝命，也不可戰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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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葬場辦理了一應手續。給媽挑骨灰盒的時候，我都不能相信媽不在了，就是前幾天我還在商店裏給她選衣服呢。
　　我挑了一個最好的，希望媽在那個世界裏有一個好的住處，既然她沒能住上我主要是為她搬的這個新家。
　　人們提醒我給媽買了一個小花圈。可惜火葬場沒有鮮花的花圈。
　　“放在哪兒？”我問。
　　人們告訴我應該放在媽的身上。我聽話地放在了媽上腿靠近膝蓋的地方。
　　這時我才醒悟，怎麽連花圈都沒想到給媽買一個？不要說是鮮花的，就是紙紮的也還是在別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給媽買一個？
　　從來沒有給媽買過鮮花，到了這個時候，也無法再做一次補償。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消減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謂貴族化的習俗。每每在電視上看到為迎接各國貴賓獻上的鮮花，或某位國家領導人的追悼會上，偶然有個鮮花的花圈，隻覺得那真不是人間過的日子。沒想到母親去世後形勢大變，那些本有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人竟可享受一二。這才能經常買些鮮花放在媽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願。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慘烈打瞢了頭，就是不瞢頭，也沒有舉辦喪事的經驗。家裏人口太少，更無三親六故，生生息息、婚喪嫁娶的紅白喜事從未經曆、操辦，就是媽活著，碰見這樣的事恐怕也會感到手忙腳亂。
　　不論新舊社會，人際關係的規則講究的都是門當戶對，有來有往。既無往，何從來？來和往要有經濟為基礎，更要有心情為基礎。媽卻一腔哀愁，百事無緒，話都懶得說，哪有精神應酬？既無錢又無緒，隻有終日閉門長噓短歎。如此，生活百科予我們可不就簡陋到一無所知。
　　而且我也分不開身，又沒有一個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來幫我照應一把。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婦、維熙、諶容、蔣翠林以及機關同誌們的幫助，我連這些也做不完全。
　　事後，我悔恨無窮地對先生說：“我當時昏了頭，你經曆過那麽多事，又比我年長許多，怎沒替我想著給媽買個花圈呢？”
　　先生說：“你又沒告訴我。”
　　我啞口無言。既然先生能這麽說，我還有什麽可說？我那時要是能想到讓他去給媽買個花圈，這個遺憾也就不會有了。
　　就像我終於從悲痛中緩過氣來的時候對他說：“這一年要是沒有朋友們的關心，我真不知道怎麽過，可是你連問都不問問我是怎麽熬過來的。”
　　先生照樣無辜他說，“你又沒告訴我。”
　　不過在我這樣說過之後，先生確實改變了態度。今年媽生日和清明那天，我們到廣濟寺給媽上香的時候，先生誠心誠意在媽的牌位前鞠了三個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電活裏對人說：“張潔她媽死了。”
　　我說：“這樣說是不是太難聽了。你能不能說‘張潔的母親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虛心，後來果然改口為“張潔的母親去世了。”
　　記不得誰人說過，一個男人要是討了一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老婆，再不懂得溫柔也得溫柔起來，可在我們家，整個一個南轅北轍。
　　先生的萬般事體，除了大小解這樣的事我無法代勞之外，什麽時候要他張過口呢？就連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場的車，我在那種情況下還能為他著想，怕他累著，轉請諶容代勞。
　　但在母親過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後，就卸掉了此項重任，躲進了自己的家。我沒有這個心氣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發展前景極為不妙的病傳染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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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過世後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國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幾乎每天一個電話，探問我的方方麵麵；或想方設法說些笑話，讓我開心；或鼓勵我振作起精神，寫一部人世滄桑、世態炎涼的大書；或知我無法寫作、沒有收入，給我找點“飯轍”；或隔幾日帶些好吃、好喝、好玩的來我這裏聚聚，哪怕是隆冬臘月、朔風凜冽，他們也會帶著一身寒氣和滿心熱氣，來到我那已然沒有了媽的空巢……
　　我更是沒完沒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煩維熙的夫人小蘭，有時半夜三更就會拿起電話和她討論媽的病情、研究媽猝死的原因，一說就是一個，半個小時；
　　有個深夜，胡容突然感到無名的恐懼，好像有什麽不幸的事將要發生。趕緊打個電話給我，可不，那個晚上我真要過不去了；
　　去年中秋，徐泓遠在海南，打個長途祝願我節日過得還好。又有天打電話給我，適逢我不在家，沒有人接。第二天再打，還是沒有人接，她緊張得以為我病倒在床無法起來接電話，三番五次打來電話，直到與我通上話才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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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葬場的人讓我再看媽一眼，我掀開蓋在媽身上的白布單，看了看媽的臉和媽的全身，這就是那永訣的一眼，又親了親媽的臉頰，這也是五十四年來，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肌膚相親。從此以後我們就是陰陽相隔，就連這個沒有了生命的媽，我再想看也看不見、再想親也親不著了。
　　然後，火葬場的人大聲叱喝著：“走了，走了。”
　　我不能怪他，他要是不呦喝，所有送葬的人就無法走出這個門了。
　　人們把我拉走了。我當然得走，我不能永遠留住媽，我也不能永遠呆在火葬廠不走。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時辰，現在還沒到我呆在這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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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火葬廠回來後，我拿起媽昨天晚上洗澡時換下的內衣，衣服上還殘留著媽的體味。我把臉深深地埋了進去。
　　我就那麽抱著她的衣服，站在洗澡間裏。可是媽的體味、氣息也漸漸地消散了。
　　我一件件撫摸著她用過的東西；坐一坐她坐過的沙發；戴一戴她戴過的手表；穿一穿她穿過的衣裳……心裏想，我永遠地失去了她，我是再也看不見她了。其實，一個人在五十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要比在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苦多了。我一生碰到的難堪、痛苦可謂多矣，但都不如媽的離去給我的傷痛這樣難熬。我甚至自私地想，還不如我走在她的前頭，那樣我就可以躲過這個打擊。可是我又想，要是我走在她的前頭，又有誰能來代替我給她養老送終呢？雖然我也沒有把她照料好。最好的辦法是將我以後的壽數與她均分，我再比她多上幾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後事便立刻隨她而去。要是我自己的那個時辰來到，我都會順其自然，不會下那麽大力氣去拒絕那個時刻的到來，然而，哪怕是一小點病痛放在媽的身上、更不要說走完她的人生之旅，且不說我失去她的悲傷，一想到她在生老病死的掙紮，我就感到痛疼難當。
　　也許上帝是慈悲的，他不願讓媽再忍受腦萎縮的折磨，讓她在那個痛苦到來之前就把媽接走了。並且終於對媽發出一個善心，給了媽一個沒有多少痛苦的結尾，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順利的一件事，然而對於我卻不免過於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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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起媽用過的牙刷、牙膏。牙刷上還殘留著媽沒有衝洗淨的牙膏。就在昨天，媽還用它們刷牙來著。
　　我收拾著媽的遺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想著，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地結束了，結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還殘留著牙膏的牙刷這裏。不論她吃過什麽樣的千辛萬苦，有著怎樣曲折痛苦的一生。我特意留下她過去做過的紙樣，用報紙剪的，或用畫報剪的。上麵有她釘過的密麻的針腳。很多年我們買不起鞋，全靠母親一針針、一線線地縫製；也特意留下那些補了又補的衣服和襪子，每一塊補丁都讓我想起我們過去的日子。起先是媽在不停地縫補，漸漸地換成了我……我猛然一驚地想，我們原本可能會一代接著一代地補下去……
　　我們早就不穿媽用手縫的鞋了，更不穿補過的衣服、褲子，我想媽一直留著它們可能和我現在留著它們有同樣的意思。
　　想起這一年媽老是交待後事。她如果不在了貓怎麽辦，給誰，她認定對門的鄰居俞大姐會善待她的貓，讓我在她走後把貓交給她，總不相信我會悉心照顧它；
　　又幾次叮嚀我：“以後你就和胡容相依為命吧。”
　　媽，這個世界上，除了你和我，有誰能和你，或有誰能和我相依為命呢？
　　胡容是好朋友，可“相依為命”這四個字是能隨便相托的嗎？那是在共同的艱辛、苦難中熬出來的，就像熬中藥一樣，一定火候才能煉成結果。
　　媽老是不放心我，恨不能抓住她認識的、所有能說得上話的人，把我托付給他們。
　　可是，不論把我托付給誰，誰能像她那樣的守護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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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三十一號。星期四。
　　早上接到唐棣的電話。
　　媽去世的消息，我還沒有告訴她，我想等到過周末，這對她會容易些。先生家的電話又沒有長途通話的服務，我必須到很遠的郵局去打國際長途，對我那時的情況來說，非常困難，而且唐棣周末肯定打電話來。
　　她在電話裏興高采烈他說：“我往老家打了幾次電話都沒有人接，後來才想起你們可能到這裏來了……”
　　我隻好不忍地打斷她：“書包，姥姥去世了。”
　　她聲色俱變地問：“什麽？什麽？”
　　我又重複了一遍：“姥姥去世了。”
　　她那邊立刻沒有了聲音。我嚇得以為她昏了過去，因為這個消息太突然了，前幾天她還像我一樣為媽的手術成功而興奮不已，我還在電話裏跟她開玩笑：“姥姥一恢複正常就又像過去那麽邪乎起來……動不動就‘哎呀……別碰我’，或是一皺小眉頭什麽的。”
　　我終於能對一個訴說的人，說說媽去世的前前後後。
　　想和唐棣再多說幾句，可先生一直在我身後的沙發上坐著。並沒有什麽不可讓先生聽的話，可那，不是隻屬於我的媽、她的姥姥？
　　十點，瑞芳和先生陪我去火葬廠接回了媽的骨灰。我在車上打開媽的骨灰盒，看著已然變做一堆白灰的媽。心裏對她說：“媽，以後該我摟著您了。”
　　先生說：“收起吧，收起來吧。”
　　骨灰先是安放在先生家的客廳裏，媽前幾天還在裏麵起居坐臥呢。搬進新家以後，就安放在我的臥室裏。從此她日日夜夜都和我在一起，再也不會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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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四號，星期四。
　　先到西直門火車站辦理媽去世後的一應手續。西直門鐵路工會的負責人還對我說了幾句安撫的話。我交回了媽的退休證書。媽退休後一直用它領取每月的退休養老金。從三十幾塊，領到一百五六十塊。一九八七年媽得了那場黃膽性肝炎，並在我們搬到西壩河以後，就由我去代領了。
　　西直門鐵路工會還發給我四百二十元人民幣的撫恤金。
　　我對會計說：“這個錢我會留做紀念，不會花的，能不能給我整錢？”
　　她們很客氣地給了我幾張很新的大票。
　　我原想祭典媽時把這些錢焚化了給媽，後來又覺得我個人沒有權力這樣安排，我得和唐棣一起研究一個妥善的辦法。就把這幾張錢和媽的遺物放在了一起。
　　媽去世前這一兩年老對唐棣和我說：“我也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麽錢、什麽遺產……”每每說到這裏，就會哽咽得說不下去。
　　我對她說，“你把我們拉扯大，不就是最好的遺產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唐棣回國探望我時，我像受到什麽啟示，想，何不把這筆撫恤全交給唐棣，這不就是媽給唐棣的一份遺產嗎，錢雖不多，卻含著媽對我們那份無價可估的愛心。唐棣也認為這個辦法不錯。
　　媽曾下定決心要送唐棣一件禮物，作為她留給後代的紀念。一再追問唐棣喜歡什麽，她可以將退休養老金慢慢積攢起來去買。
　　為了讓她高興，唐棣就對她說喜歡一雙玉鐲。
　　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給唐棣的信中寫道：
　　“……玉鐲的購買，你和你媽都能馬上購買，不費吹灰之力。這是明擺著的。但我堅持從我每月工資中存起些給你買。我覺得這是有價子（值——筆者）的，一個老人對孫女的疼愛，我堅持這樣做，盡我點心意。請你不要拒絕。回來後（指她從美國探望唐棣回國——筆者）我把去年那五個月的工資湊到一起交給你媽，一千元。以後每月交給你媽一百四十六（可能是一百元的筆誤——筆者），我留下五十元。聚少成多。它是我將要離開人世對我後代留下點點的紀念。我沒有遺產，請你原諒……”
　　又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七號的信中寫道：
　　“……說到攢錢買手鐲的事，每月交給你（媽——筆者）手裏一百元，到現在存起一千六百元，離買的錢差得太遠。不知我離開人世前能否完成我的心願。北京沒有賣的（我想她是指質地好一些的——筆者），我又不好老吹（催——筆者）你媽。隻好耐心地攢錢。反正你媽最後給補夠買紀念品的錢（我知道媽的退休養老金不可能買一雙很好的玉鐲，就對她說，錢不夠我可以替她補上，以了卻了她的這份心願——筆者）。你們能買的起的，我覺得我積錢買有很大意義。姥姥對這些年沒照看你、從沒給你做點什麽心裏愧得很，我傷心。所以我這樣決定，買個紀念品，也是小小的安慰……”
　　她從美國回來後果然開始攢這筆錢。我對她說，這樣攢法恐怕不行，因為通貨膨脹的厲害，不如她每月將她退休金借給我，到時我還她一雙玉鐲就是。她接受了這個建議，每月將她的退休養老金交給我，還在小本子上記下每月交我的錢數。那時她的視力已經越來越壞，每個字都向下歪斜著。那每一個歪斜的字裏，都飽含著沒有語言可以表達的舐犢深情。寫在小本子上的這些紙片，在她去世後我交給了唐棣。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到美國探望她時，深感安慰地見她珍藏著這些紙片，以及姥姥其它的一些遺物。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出訪奧地利，在維也納見到一條難以常見的、設計精美的白金鑽石項鏈，那不僅是項鏈，還是一件品味很高的藝術品。真是隻有在歐洲才能找到的品味，心裏一衝動就為媽給唐棣買下了它。
　　回國以後我對媽說，這個禮物也不比玉鐲差，媽的回音卻不大熱烈。
　　我在她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給唐棣的最後一封信中讀到：
　　書包，從元月給你寫過信又有半年多了，沒給你寫過信，因為眼神不好。所以什麽事情都擔（耽——筆者）誤了，請原諒！
　　記得打電話時談，我的護照還能用。在僅僅……（這似乎是一句沒有寫完的話——筆者）所以有機會再看你一次。其實談何容易。不能因為我而影響你。我已經把你媽累住這些年了。那是感情一時的想法，你別當真，也別和你（媽——筆者）談這件事，隻要你們（這句話好像沒寫完，我想可能是個“好”字——筆者）我也死而明（瞑——筆者）目了。
　　項鏈已買過了，是白金的，不太滿尋（意——筆者），但耐（奈——筆者）何！這樣我就完成我的心願了。錢也夠了。再每月支一……（看不清楚，下麵的字她寫到信紙外麵去了——筆者）算我的夥食費到死，有時想對你一點幫助也沒有。
　　情長話短，信又寫不清楚，真是物（可能是物字，我猜她想說的是廢物——筆者）要說的話多著呢。信寫的太亂，請原諒！祝你一切順利！姥姥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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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這就是媽的絕筆！
　　這封信裏的字跡已不成形，很多話像是沒有寫，別字也多。而且每一行字都向右下歪斜得不能成行，甚至上一行字壓在下一行的字上。
　　唐棣說，當她看到這封信時心裏就是一沉，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但她不敢深想，她怕往深一想事情反倒成真。
　　看了這封信我才知道，媽並不滿意我替她給唐棣買的這個項鏈，我忽略了媽和我一樣，唐棣每一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願望，都會是我們絲毫不得走佯的奮鬥目標。
　　但我又想，幸虧我靈機一動地先買了這條項鏈，而沒有死等買隻玉鐲的機會。總算讓媽在活著的時候，見到她的願望成真。這不是鬼使神差又是什麽！正如她在信中所說，“這樣我就完成我的心願了。”如果不是這樣，我相信這也會是她離去時的一個遺憾。
　　媽，我一定還要為你買一雙玉鐲，在唐棣結婚的時候送給她，您不用擔心您已沒有錢來支付這筆開支，您一生給予我們的愛，和您為拉扯我們長大耗費的心血，足夠支付你想買的任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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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西直門車站鐵路工會後，就到西壩河派出所注銷媽的戶口。派出所的人說，媽去世時開的死亡診斷不能用，必須到她戶口所在地的醫院開具死亡證明才行。
　　我又拿著航天部研究所門診部開的死亡診斷書，到朝陽區院西壩河門診部開具死亡證明，然後再返回派出所。
　　一位著便衣的女士坐在齊我胸高的櫃台後麵，沙啦啦地翻著戶籍簿。我隻能看見她的頭頂，所以我像盲人一樣，全憑聲音來判斷她可能對我發出的指示，並決定我該做些什麽。
　　我聽見她停止了翻動，想是找到了記載著有關媽的一頁，並從裏麵抽出些什麽，我立刻意識到她抽出的是媽的照片，便請求她說：“請你不要撕，把我母親的照片都還給我。”
　　她一麵毫不留情地撕著手裏的一小塊紙片，一麵在櫃台後麵申斥我說：“誰撕你媽的照片了！”
　　我當然不能繞到正如毛老人家所盛讚的、“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櫃台後麵去核對、證實我的正確。
　　然後她把手裏的另一小塊紙片拋給了我。那可不就是媽的照片！
　　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她把我的媽媽撕碎了一樣。
　　我敢肯定這個標致的女人，一定是個心腸十分歹毒的人，換一個稍有良知的人，都不會這樣對待他人的喪母之痛。
　　我不能和她鬧個一清二楚，我怕對媽有什麽不好，盡管媽已經不在了。這些人還不是想找一個什麽麻煩，就能找出來一個什麽麻煩！
　　之後我又到西壩河糧油管理辦事處，注銷了媽的糧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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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貓咪洗了澡。想起這一兩年媽多少次讓我給它洗個澡，我老推說忙而沒有洗成，現在我就是每天給它洗，又有什麽用呢？反正當時我連媽這個小小的要求都沒有為她做多到。
　　十一月七號，星期六晚上我在廣濟寺給媽放了焰口。胡容和蘇予也趕來了。這一天，北京下了近年少有的雪，雪還不小。媽算是雪路登程，普天同哀，她是往高潔的地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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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複和醫生們探討母親猝死的原因，以便認知自己應該承擔的罪責。
　　簽字之前，羅主任不是沒有警告過我老年人可能經受不了手術的打擊。我為什麽不深究下去，那是什麽意思？現在我知道，老年人的血液黏稠，血管失去彈性變脆、粗糙，加上手術後可能出現的血流動力變化，容易在粗糙的血管壁上形成血栓，導致心肌梗死。媽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為什麽我當時鬼迷心竅，認為做了手術媽會活得更長、更好？對於我來說，媽哪怕隻有一口氣但隻要還喘著，就比沒有媽好。
　　就在她去世半年後，我還對羅主任說：“當初我還不如不讓我母親手術。”
　　他說：“那也維持不了多久，頂多還能維持幾個月，雖然我不能具體說出到底是幾個月。她的瘤子已經很大了，瘤子一破裂，不光是眼睛失明的問題。她各方麵的功能都開始衰竭了……到了那時，你可能又要後悔沒有簽字手術了。”
　　他也許是在安慰我，我也姑且這樣相信著，不然又怎樣呢？
　　我從未請教他人，大手術後應該特別注意哪些事項。先生就是動過大手術的人，我也知道他手術後吃過一兩年的中藥進行調理，眼前明擺著這樣一個實例，卻沒有給媽請個中醫調理調理，隻要我肯努力，一位好中醫還是請得到的。我問過一位中醫大夫，要是手術後即請中醫調理，媽是否還有救？他說，也許。
　　聯係她在醫院的幾次心慌，會不會是心力衰竭？如是，我還逼媽起來坐下的鍛煉不讓她好好休息，不是加速她的衰亡又是什麽呢？
　　不過維熙的愛人（小蘭是醫生）對我說，即便是心力衰竭，也隻能算是初期。從初期發展到後期，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根據媽的表現，不要說醫院，就是她也不會收媽住院的，隻能讓她回家好好休息，甚至連麻地黃也不會輕易給媽服用。
　　她分析，很可能是媽承受不了手術的打擊，血液動力發生變化造成凝血機製紊亂，最後形成血栓堵住心動脈或肺動脈造成猝死，和羅主任以及人民醫院張主任的分析大致相符。
　　還有，媽漸入老境以後，兩隻腳上長了很大的拐骨，腳趾們因此擠摞在一起，不論穿什麽鞋都不舒服。每天需用膠布纏住腳趾，再將膠布貼滿腳心腳背，以便將各個腳趾拽回原來的位置，我常見她做如此的奮鬥，卻一次也不曾幫她拽過……手術前也曾和大夫研究，反正是要麻醉，可否趁腦手術一並將腳拐骨切除。大夫說那個手術很疼很不容易恢複，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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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哢叭”一聲，我突然停了下來。
　　我才明白，為什麽唐棣一走媽就垮了。
　　如今，我已一無所有，媽這一走，這個世界和我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女兒已經獨立，她不再需要我的庇護。在待人處事方麵，我有時遠得仰仗她的點撥，何況還很有出息。隻有年邁的，不能自立的媽才是最需要我的。需要我為之勞累、為之爭氣、為之出息……如今這個最需要我的人已經遠去。
　　真是萬念俱灰，情緣已了。
　　現在我已知道，死是這樣地近……
　　直到現在，我還不習慣一轉身已經尋不見媽的身影，一回家已經不能先叫一聲“媽”，一進家門已經沒有媽顫巍巍地扶著門框在等我的生活。
　　看到報紙上不管是誰的訃告，我仍情不自禁地先看故人的享年，比一比媽的享年孰多孰少；
　　有一次在和平裏商場看到一位年輕的母親為女兒購買被褥，我偷偷地滯留在那女孩的一旁，希望重溫一下我像她一樣小的時候，媽帶我上街時的情景。多年來媽已不能帶著我上街給我買一個什麽，就是她活著也不能了。我也不再帶唐棣上街給她買一個什麽。我不但長大、並已漸入老境，唐棣也已長大。每一個人都會漸漸地離開母親的翅膀；
　　看到一位和媽年齡相仿、身體又很硬朗的老人，總想走上前去，問人家一句“您老人家的高壽”？心裏不知問誰地問道：為什麽人家還活著而媽卻不在了？
　　聽到有人叫“媽”，我仍然會駐足佇立，回味著我也能這樣叫“媽”的時光，忍咽下成已然不能這樣叫“媽”的悲涼；
　　在商店裏看見適合媽穿的衣服，還會情不自禁地張望很久，湧起給媽買一件的衝動；
　　見到滿大街出租的迷你“巴士”，就會埋怨地想，為什麽這種車在媽去世後才泛濫起來，要是早就如此興旺，媽就會享有很多的方便；
　　每每見到唐棣出息或出落得不同凡響的模樣，一刹那間還會想：我要告訴媽，媽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但是這一刹那過去，便知道其實已無人可以和我分享這份滿足；
　　我常常真切地感到，她就在我身邊走來走去，好像我一回頭就能看見她趴在我電腦桌旁的窗戶上，對著前門大街的霓虹燈火說道：“真好看呐。”可我一伸出手去，卻觸摸不到一個實在的她；
　　我也覺得隨時就會聽見她低低地叫我一聲“小潔”！可我旋即知道，小潔這個稱呼跟著媽一起永遠地從世界上消失了。誰還能再低低地叫一聲我的小名呢？就是有人再叫我一聲“小潔”，那也不是媽的呼喚了；
　　誰還能來跟我一起念叨那五味俱全的往事……
　　我終於明白：愛人是可以更換的，而母親卻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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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其實是不斷地失去他所愛的人的過程，而且是永遠地失去。這是每個人必經的最大的傷痛。
　　在這樣的變故後，我已非我。新的我將是怎樣，也很難預測。媽，您一定不知道，您又創造了我的另一個生命。
　　我還有什麽奢求嗎？我等不及和媽來世的緣份，她不能解脫我想念媽的苦情。我隻求媽多給我托些夢，讓我在夢裏再對她說一次，媽，請您原諒我！
　　縱使我寫盡所有的文字，我能寫盡媽對我那報答不盡、也無法報答的愛嗎？
　　我能寫盡對她的欠疚嗎？
　　我能寫盡對她的思念嗎？
　　媽，既然您終將棄我而去，您又何必送我到這個世界上來走一遭，讓我倍受與您別離的愴痛？媽，您過去老說：“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麽辦呢？”媽，現在，真的，我怎麽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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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號於紐約脫稿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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