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盲動歲月——“大躍進”50年回首

沈誌華：盲動歲月——“大躍進”50年回首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名為“超英趕美”，實為趕超蘇聯，而大辦人民公社則意在為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指出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對於“大躍進”，蘇聯開始熱情支持和讚揚，後來逐漸冷靜下來。對於人民公社，蘇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懷疑的態度，並一直保持沉默。由於擔心中國的做法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影響，蘇共二十一大間接地對中共提出批評。蘇聯的這種曖昧和懷疑的態度激怒了毛澤東，特別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得知赫魯曉夫公開發表言論批評公社問題後，毛澤東忍無可忍，決定向赫魯曉夫宣戰……

    萬丈豪情

    毛澤東說過，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看起來，他不僅早已有大躍進的想法，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為競賽對象的。當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提倡“以蘇聯為首”的時候，又一再謙稱中國在經濟上還是個小國，沒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在赫魯曉夫提出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以後，毛澤東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國要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超過英國。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毛澤東感到壓力很大，性情也顯得急躁起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800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於是，一場名為超英趕美實則趕超蘇聯的經濟“大躍進”運動便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開始了。

    1958年3月20日，冶金部長王鶴壽向毛澤東報告，隻要“從我們自己的教條主義學習方法中解放出來”，中國的鋼鐵工業“苦戰3年超過八大指標(1050萬～1200萬噸)，10年趕上英國，20年或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是可能的”。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三次表揚王鶴壽的報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更稱之為“一首抒情詩”。於是，毛澤東在4月15日宣布：“我國的工農業生產方麵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向那樣長的時間了。”又解釋說：“10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10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餘地。‘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但這個口號很快就改變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5月18日，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一個月後，趕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軍委擴大會議說到：“1962年，我們要達到6000萬噸鋼，接近蘇聯。至於超過英國，那不要多久，不要什麽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澤東在薄一波提交的國家經委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隻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並將匯報提要改題為《兩年超過英國》。6月23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的小組長座談會上，直接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的目標：“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萬～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

    趕超蘇聯自然不隻是一個鋼產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變生產關係，提前過渡到共產主義。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3～4月間，先後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並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便發表在《紅旗》雜誌上。在8月初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報社記者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後，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全黨從實踐到理論都這樣認為：隻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在毛澤東看來，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同時又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把人民公社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聯係起來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此後，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11月在鄭州，毛澤東對比中蘇的情況提出：“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什麽叫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搞個定義。”談到中國，毛澤東堅定地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對比蘇聯，毛澤東則認為，斯大林隻完成了第一個過渡，即從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至於第二個過渡——從按勞取酬到各取所需，蘇聯隻是在吹，“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中國“現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中國的人民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

    毛澤東認為：“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製的過渡，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縣委發表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以後在國家計委、中央有關部門和河北省委的具體領導下，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於11月提交了規劃草案的綜合部分，其具體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從1961年到1963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國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他意氣風發地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毛澤東認為中共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國際質疑

    1958年7月26日新華社自莫斯科發出一篇通訊，綜合報道了蘇聯社會對中國“大躍進”和總路線的反應，其中有人表示相信並全力支持總路線和工農業並舉的方針，也有人對具體的目標和任務表示懷疑，如1962年生產5000萬噸鋼，試驗田畝產小麥7000多斤等。從蘇聯當時的報刊來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擴大會議後，蘇聯加強了對“大躍進”運動的報道。《真理報》從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關於“大躍進”的報道，都是以二欄或三欄標題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標題為“人民首創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創造力無窮無盡”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關“大躍進”的消息。蘇聯軍方的《紅星報》9月4日載文說，“大躍進”這句話表現了中國6億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況。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曆史時期內建成社會主義，使國家進入世界先進工業強國的行列。文章特別指出，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勞動成就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的源泉。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更加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國際意義。據新華社統計，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發出了約50條關於中國工業、農業和文化大躍進的消息”。

    雖然對一些具體做法和指標表示懷疑，但總體上蘇聯對總路線和大躍進是持肯定態度的。7月26日蘇聯使館在一份長篇報告中說：“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急劇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這個政策在黨研究製定和實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過程中得到了反映。”盡管報告人認為，對於中國提出的大量經濟發展指數“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經濟依據的”，但仍強調，“這些設想應該被看做是那種熱情的反映，即在為實現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而鬥爭的過程中，充滿著整個國家的那種熱情。”甚至赫魯曉夫也稱讚說：“中國同誌提出的計劃，連我們這些見過世麵的俄國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雖然我們不懂你們的方塊字，但如果你們能夠完成這個計劃的話——對於你們能夠完成計劃，我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這對你們亞洲的鄰國將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對於“大躍進”，除了宣傳報道，蘇聯也給予了實際的支持。當時幾乎所有蘇聯的經濟區都承擔了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接受中國訂單的企業數以千計，幫助中國進行設計的有上百個單位。在為中國製造設備的工廠和車間裏，常常可以看到“提前為人民中國完成訂貨”的鼓動標語。對於一些重要建設項目，如包頭鋼鐵聯合企業、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豐滿水電站、北京熱電站等，蘇聯有關的企業準備提前完成訂貨。實際上，蘇聯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已經超過了前期投產的項目。據國家計委統計，蘇聯援建的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而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訂協議的項目外，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兩個協議的規定，蘇聯就還要幫助中國建設125個企業。

    但是，隨著大躍進的浪潮不斷高漲，特別是在人民公社運動也融入這股浪潮以後，蘇聯的態度就發生了改變。

    對人民公社的態度，蘇聯的表現從一開始就顯得很謹慎。最初，蘇聯社會對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對公社具體內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問題見諸報刊後，蘇聯使館立即向國內建議，應“組織蘇中之間交換雙方在農村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報道和看法”。訪問中國的蘇聯代表團都對人民公社問題甚感興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蘇聯國內的幹部和群眾也有極大興趣。蘇聯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曾專門就人民公社進行了討論，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超過了集體農莊。許多蘇聯讀者希望更多地介紹人民公社的具體情況。9月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在一個專門報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視為中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佳形式”。“考慮到中共對人民公社非常重視，我們應該從中蘇友好的精神出發，首先利用中國各方麵的材料和提法，在我們的報刊上介紹這個問題”。同時，應“深入地、全麵地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進行研究”。

    但經過仔細的研究後，蘇共中央認為，中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犯了急進盲動的錯誤，但鑒於中蘇之間的友好關係，蘇聯不宜就此發表意見。政治局的一個研究小組提出了如下兩種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是為了蘇中關係正常化而讚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把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加深蘇中兩黨分裂的道路。”最後的結論是：“為了保持蘇中關係的穩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讚，也不批評”。這個意見得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讚同。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事後報告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我們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屬中國內政，所以我們做得很有分寸，有禮貌，認為不能在我們的報刊上公開批評這些錯誤。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共內部的事，我們不打算幹預它的國內政策。中共領導人實際是想讓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宣揚他們的錯誤觀點，以便把他們未經生活檢驗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們當然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轉載類似的材料會造成混亂，把我們的人民搞糊塗。我們沒有與中國同誌在這些問題上展開論戰。”於是在蘇聯報刊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表有關人民公社的報道和評論文章。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蘇聯領導人談起過中國的公社。在莫斯科電台為了紀念中國國慶而廣播的215篇評論中，隻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舉行的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招待會上，尤金大使的演說竟對方興未艾的人民公社運動隻字未提。

    盡管如此，人民公社運動還是對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巨大影響。當時，在莫斯科流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隻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隻是一個實幹家，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幹家。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蘇聯還沒有找到這條道路。有些東歐國家開始學習中國大躍進的經驗，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對本國集體農莊進行改造。捷共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說：“人民公社將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胚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波特賽說：“人民公社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朝鮮則在“千裏馬”運動中大量合並農業合作社，並仿照中國建起了群眾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保加利亞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就向共產主義的目標邁進而言，似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承認，北京已經走在了莫斯科的前頭。這不能不引起赫魯曉夫的擔心和恐慌。

    當時在蘇共中央工作的傑留辛回憶說：如果說到有什麽事情曾經把赫魯曉夫激怒過，那麽，首先是中國宣布要比蘇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這件事。為了給人們“打預防針”，免得大家都對中國“盲目效仿”，赫魯曉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1958年10月赫魯曉夫對來訪的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說：“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隻有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同的事業下同心協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才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得到執行。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依靠自己來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是困難的”。這個批評顯然有特指的含義。在1959年1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一大，赫魯曉夫又指出：“社會不能不經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突然出現是不正確的”，“平均主義並不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過早地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則，就會損害共產主義建設事業”。這已經很清楚是在指責中國的人民公社。蘇聯的影響的確發生了作用。1月17日胡誌明在回答西方記者的問題時說：目前，我們不準備建立“人民公社”。

    特別是在7月18日訪問波蘭的一次群眾集會上，當聽眾提到如何看待中國的公社時，赫魯曉夫沒有正麵回答，卻對蘇聯在上世紀20年代曾經出現的公社大發了一通議論。赫魯曉夫說：“曾有人下了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麽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赫魯曉夫總結說，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蘇聯才建起了集體農莊。7月21日的《真理報》對講話予以全文發表，看來赫魯曉夫是有意要同毛澤東唱對台戲。正是這個講話，激怒了正在廬山上的毛澤東，他決定公開對赫魯曉夫進行反擊。

    廬山“宣戰”

    1958年8月初毛澤東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隻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確實是毛澤東認為值得驕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一些令他興奮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載文說，大躍進在中國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中國巨大的革命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於全人類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瑞士勞動黨書記範桑著文說，中國向人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的時間表”。還有文章寫到，中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生產建設，“是一個真正的發明、一個有革命性質的技術發現，它將完全改變不發達國家的前景”。對於這些材料，毛澤東批示：“印發。極好看。請小平即刻處理。”在這種情緒下，對於赫魯曉夫在二十一大報告中隱晦的批評，毛澤東輕鬆地說，“我們可以暫不理會，看看以後再說。我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但現在不要說。”結果，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和各級幹部普遍的檢討。

    對於1958年的形勢，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雖然出了一些亂子，但成績是偉大的。而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薄一波和陳毅，則更注意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顯然，中共黨內對於1958年的形勢是有兩種不同的估計和評價的，廬山會議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這就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傑作評頭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毛澤東怒氣未消，又連續看到兩份關於基層幹部非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說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是“心血來潮”。接著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幹部中普遍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就在這時，7月28日，《真理報》發表的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時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批示發出後，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批示：“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毛澤東氣憤地宣布：他為此“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月19日毛澤東又要人去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並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

    9月4日毛澤東接連發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處於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讚揚和宣傳廬山會議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所有這些做法都表明，毛澤東這時決心與莫斯科翻臉了。9月12日劉少奇送來為國慶十周年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誌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裏的“外國同誌”當然主要是指蘇共領導人。毛澤東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發表向赫魯曉夫宣戰的文章，《人民日報》也沒有刊登赫魯曉夫關於公社的那個講話，中蘇之間關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的論戰並未開啟似乎就煙消雲散了。為什麽毛澤東沒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中共自認為是發展了馬列主義並為社會主義陣營做出榜樣的問題上向莫斯科發動進攻呢？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個沒有公開受到指責的問題上展開論戰，因為蘇共完全可以辯解說赫魯曉夫在波蘭的講話是在做自我批評。其次，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大躍進”，都是蘇聯曾經嚐試過的做法。在這方麵挑起爭論，中國沒有優勢。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畢竟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沒有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大多數同盟國的最終認可。不僅如此，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麵對1960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出現的大饑荒，麵對千百萬逃荒要飯、餓死街頭的農民，毛澤東哪裏還有心情和勇氣與赫魯曉夫辯論！

    大躍進在1960年結束，但之後“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的口號又喊了近20年。現在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大躍進都被廣泛地視為一場空前的經濟災難。在國內，由於計劃部門使用誇大的數據，人力資源從農業被轉移至工業，導致了一場人類曆史上最慘烈的大饑荒。在國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成為中蘇同盟破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