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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認為平型關之戰是“慘勝”不劃算

(2012-10-04 23:08:46) 下一個
毛澤東認為平型關之戰是“慘勝”不劃算

    
    來源:人民網 作者:王彬彬
    
    導讀:在八路軍方麵,可謂是精兵良將。在人數上又數倍於日軍,且占據著絕對優勢的地形,發動的又是突然襲擊。這樣的一場伏擊戰,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如果說林彪最終勝利了,也隻能說是慘勝。
    
    八路軍在平型關伏擊戰中的機槍陣地
    毛澤東認為平型關之戰是“慘勝”不劃算
    “平型關戰役”與黨史、軍史上所說的“平型關戰鬥”不是一回事。中共黨史、軍史上所說的“平型關戰鬥”,由林彪指揮八路軍115師完成,是整個“平型關戰役”中的一個插曲。

抗日的“國軍”終於成了“我軍”
    
    1937年7月,日本開始全麵侵華,中國方麵則在蔣介石領導下開始全麵抗戰。戰爭初期,日軍攻勢淩厲,集中優勢兵力占領中國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1937年9月,平綏線上的日軍攻占了大同,隨即劍指太原。以閻錫山為司令長官的第二戰區,奉命在平型關阻擊日軍。閻錫山派出了8個軍近10萬人攔截日 寇。阻擊戰打得十分慘烈,國軍成連成營成團地犧牲,傷亡重大。在整個戰役中,國軍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動地之表現。但終因武器裝備差得太遠,血戰近20天 後,平型關失守——這才是“平型關戰役”。
    
    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閻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曆史》一書,其中有記述平型關戰役的《平型關往事》一文。閻明采訪了楊得誌、楊勇、 徐海東等多名喬溝伏擊戰指揮員的後代,有些地方還是很可信的。文中這樣敘述閻錫山第二戰區的平型關阻擊戰:“麵對日軍對山西的大舉進攻,國民黨軍隊進行了 層層阻擊……9月12日廣靈前哨戰揭開了平型關戰役的序幕。當天上午,日軍向山西門戶、河北蔚縣暖泉鎮進攻。晉綏軍擔任警戒的一個連拚死抵抗,全部陣亡。 第33軍軍長孫楚令第73師師長劉奉濱星夜馳援。9月13日在蔚縣東石門一線,近千名日軍借炮火掩護向我軍發起猛攻。營長張見勇率部猛烈還擊,並奮不顧身 衝出戰壕與敵拚殺,陣地失而複得4次,張營長和一名連長陣亡。在緊急關頭,團長呂超然親率預備隊1個連進行反擊,不幸頭部中彈犧牲。陣地上官兵見團長陣 亡,怒不可遏,勇猛拚殺,斃敵百餘名。由於敵人火力過猛,該團有千餘名官兵陣亡。此時師長劉奉濱正在前線督戰,為奪回陣地,他親率4個步兵連組成的奮勇 隊,掄著大刀片衝向敵人。他們前赴後繼,縱橫砍殺,劉師長受傷4處仍不下火線。奮勇隊死傷過半,4名連長有3名陣亡,有的士兵被敵人撲倒後,拉響了身上的 手榴彈……在火燒嶺陣地,中國守軍殲敵200餘人後轉入團城口防禦……在靈丘北山防禦中,我守軍以陣亡營長一名、連長2名、傷亡500餘人的代價斃敵 400餘人。”“9月21日,日軍向平型關晉綏軍獨8旅發起進攻,我守軍居高臨下給予迎頭痛擊。敵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轟擊,又出動飛機百架,每30架一組輪 番轟炸,並用坦克掩護步兵衝擊,守軍用一個營兵力組成刺殺隊出擊迎敵,在山坡上展開了白刃戰。陣地經反複爭奪,敵遺屍累累。守軍傷亡巨大,三個團損失了一 個團。623團1營500多人,隻剩下148人,其中第1連、第2連全部陣亡。”“平型關戰役……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央軍、晉綏軍為阻擊日軍南下太 原,在平型關、團城口、茹越口等長城線上頑強抗敵,付出慘重代價。先後有上萬名將士捐軀塵土沙場(其中旅長1名、團長2名、代理團長2名,營長數十名), 他們和八路軍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這次戰役雖然未能阻止日軍進攻太原,但也給其以沉重打擊,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軍調整新部署,延緩了西犯 進度。”
    
    閻明的父親也曾是林彪的部屬。有趣的是,閻明稱呼閻錫山第二戰區部隊時,時而用“國民黨部隊”,時而用“中國守軍”,時而又用“中央軍”、“晉綏 軍”,但也常常用“我軍”。大陸的出版物,用“我軍”稱呼抗戰時期與日軍拚殺的國民黨部隊,是一種“突破”,更是一種回歸。這是“常識”的回歸,也是“良 知”的回歸。對於中華民族的後代來說,當年與日軍浴血奮戰的“國軍”,不是“我軍”是什麽呢?難道是“敵軍”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國共兩黨經過5輪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將中共的“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與國民黨的軍隊 並肩抗戰。紅軍從贛、閩、鄂、豫、皖等地“長征”到西北,旗幟上寫的是“北上抗日”。翻閱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 編後,毛澤東立即為八路軍確立“抗日原則”。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以及八路軍各師首長,強調“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 用。”9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再次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起決定作用,這 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使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 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毛澤東反複強調的是,在整個抗日大局中,八路軍並不起決定作用,因而決不能與日軍正麵作戰,決不能與日軍硬拚,這是其一。其二,八路 軍雖然名義上已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分,但在實際上應堅持“獨立自主”,決不能真的聽命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聽命於委員長蔣介石。換言之,對日軍何時 “抗”、何處“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澤東發出這些電報時,“紅軍”已成為“八路軍”,“紅軍”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紅軍”稱呼 自己的部隊,這也頗耐人尋味。

林彪“慘勝”的兩重意義
    
    從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響第一槍,到被改編為“八路軍”,中共的部隊未與日軍正麵接觸過。紅軍成為八路軍後,很快就遇上了平型關戰役。國民 政府軍委會命令八路軍配合閻錫山作戰。但是,在整個戰役中,選擇什麽時機、什麽地點介入,以及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則完全“獨立自主”。林彪的115師奉八 路軍總部之命,從側翼接近日軍,尋找戰機。閻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曆史》中《平型關往事》一文,對“喬溝伏擊戰”有較詳細敘述。林彪率115師越過五台 山,穿過國軍和日軍的中間地帶,悄悄到達平型關附近。據閻明書中說,林彪在這一帶看地形時,“發現靈丘通往平型關的公路有一條向北延伸的峽穀,這個叫喬溝 的峽穀中段長約5公裏,溝深20至30米。兩壁十分陡峭,穀底狹窄,隻能通過一輛汽車。喬溝北側200多米的山腰上有個關聖帝廟,廟後山梁叫老爺廟梁,是 附近的製高點。喬溝是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必經之地,是我軍理想的伏擊地點”。林彪於是決定在這十分適合打伏擊的地方與日軍一戰。他將指揮所設在一個山頭上, 安排部隊埋伏,等候日軍到來。林彪命三個團在兩側埋伏,又命一個團在外圍遊弋,牽製日軍。這次伏擊,115師算是全師出動。9月25日淩晨,日軍板垣師團 第21旅團之一部分,進入喬溝伏擊圈,115師居高臨下發動攻擊。戰鬥持續了一整天,進入溝中的日軍被全部殲滅。
    
    這場喬溝伏擊戰,有幾個問題現在已很清楚。一是進入喬溝的日軍,是一支後勤部隊,擔負為作戰日軍補給物資的任務。這一點,從大陸各種有關出版物中 對於此次戰果的介紹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事件人物錄》中說此次“大捷”,“繳獲大量武器和軍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 大事年表》說殲滅日軍“一千餘人”,“擊毀日軍汽車一百餘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說“繳獲了大批槍彈、大炮、車輛和軍用物 品”。閻明的《往事不忍成曆史》則說“繳獲輜重無數”。平型關戰役是山地戰,日軍作戰部隊長途遠征,當然應該盡可能輕裝上陣,不可能帶著大量物品。汽車更 不是作戰武器。而這一隊日軍,有一百餘輛汽車,有大量軍用物品,有“無數輜重”,無疑基本上是一支後勤部隊。第二個問題,是這隊日軍到底有多少人。大陸較 嚴肅的出版物都說一千餘人,台灣的出版物則或說七百餘人。我想應在700至1000之間。第三個問題,是八路軍方麵出動了多少人,傷亡有多大。林彪以三個 團伏擊,以一個團牽製。我不清楚當時115師每團實際人數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有1000人左右吧。這也就意味著,林彪以至少四倍於敵的兵力,打 了這次伏擊戰。大陸的“事件人物錄”、“大事年表”這類嚴肅的出版物,也隻介紹這次伏擊戰的輝煌戰果,不介紹115師的傷亡情況。在諸種此類出版物中,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在介紹了115師此次伏擊戰的輝煌戰果和巨大意義後,以這樣的話結束:“但是,在抗戰期間,我八路軍在很弱小的 情況之下,不宜於過多地開展平型關戰役這樣的戰鬥。”既取得了輝煌戰果,又有著重大意義,卻“不宜過多地開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於115師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閻明的《平型關往事》一文,對於115師的傷亡也有說明:“板垣的21旅團還是很有戰鬥力的部隊……三 個營的戰士們前赴後繼向敵人猛衝,自己也付出重大犧牲,僅5連原有140人,戰鬥結束時隻剩下30人了。”“當時部隊傷亡很大,特別是三營九連,衝上公路 全連隻剩下10多人了。”僅這兩個連,就犧牲了兩百多人。總傷亡是多少呢?是“千餘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戰將。115師是富於戰鬥經驗的中共精銳。所 以,在八路軍方麵,可謂是精兵良將。在人數上又數倍於日軍,且占據著絕對優勢的地形,發動的又是突然襲擊。日軍在人數上遠少於伏擊者,隻是一支擔負後勤補 給的非戰鬥部隊,在地形上則處於絕對劣勢,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擊。這樣的一場伏擊戰,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說明日軍在峽穀裏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傷亡論 勝負,雙方實際上幾乎打了個平手。如果說林彪最終勝利了,也隻能說是慘勝。
    
    但以少勝多是“勝”,慘勝也是“勝”。而“勝”在抗戰初期,對中國方麵來說,是多麽難得的事啊!抗戰初期,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日軍似乎真的不可戰 勝。而八路軍居然首戰告捷,居然將近千人一隊的日軍全部殲滅,確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經過宣傳,115師的這次伏擊戰,增強了全國軍民的抗戰決心和信心 ——它至少讓國人知道,“皇軍”是可以戰勝的。這是喬溝伏擊戰對全國抗戰的意義。
    
    但這場伏擊戰對中共方麵,卻另有意義。這是中共軍隊首次與日軍交鋒。而“慘勝”的結果,讓毛澤東等人充分了解了日軍的戰鬥力。如果說在與日軍正式 交鋒前,毛澤東進行“山地遊擊戰”的決心就很堅定,那麽,經過這次伏擊後,不與日軍正麵交戰的決心就更是不可動搖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林彪指揮的 這場伏擊戰對於奠定中共此後八年的抗戰方針,起了現身說法的作用。毛澤東也可以此為例,說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戰方略的同誌。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9月 25日這一天,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北方局,強調“整個華北工作,應該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師與日軍血戰的一天。對於這場與日軍 的首次交戰,毛澤東毫無疑問是高度關注的,戰鬥的進展隨時會通過電報而知悉。他在林彪正與日軍拚殺時就給北方局發這樣的電報,很可能戰鬥開始未久,他就意 識到了問題的嚴重。可以說,毛澤東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傷亡千餘人,是不會打這場伏擊戰的。要打,也是另一種打法。毛澤東在戰鬥還在進行時就致電 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這樣的打法,以後不可再有。

關於“百團大戰”
    
    閻明所寫的《平型關往事》,最後寫了“勝利與反思”。所謂反思,就是中共高層意識到,這樣的硬仗,以後不能再打:“平型關戰鬥後,我軍前線指揮員 與中央軍委、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的認識趨於統一。即: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在與日軍交鋒前,對於毛澤東“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中共 高層或有不同意見。首次交鋒後,那些原本不同意毛澤東觀點者,終於同意了。是日軍一支非戰鬥部隊的戰鬥力,讓他們信服了毛澤東。
    
    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對日作戰,還有1940年下半年主要由彭德懷策劃指揮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受到毛澤東的否定,甚至成為彭德懷反對毛澤東 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其實“百團大戰”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戰役”。彭德懷的目的是毀壞公路和鐵路,以此阻礙日軍的掃蕩。參加者除正 規軍外,還有大量非正規軍和普通農民,鐵鍬、鋤頭等也是重要武器。毛澤東對此次行動不滿,也並非因為這是一場“硬仗”,而是因為此次行動暴露了中共的軍事 實力。後來,當人們說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時,“百團大戰”總是一個證據。
    
    而在1971年林彪出事後,“平型關戰鬥”也曾成為林彪“一貫反對毛主席”的罪證。閻明在《往事不忍成曆史》中,披露了一些令人感歎不已的事情。 據閻明說,林彪出事後,平型關紀念館關閉,從各處弄來的“文物”被撤走,紀念館玻璃被砸,門窗被卸,“紀念館內供暖設施也被搬進縣委招待所”。而“追查建 館責任,誰也不認賬”。“偌大的紀念館一片狼藉。最後隻剩下門廳裏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無法搬走,任憑他老人家孤獨無奈地坐在那裏,迎著塞外吹來的淒 風苦雨,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閻明書中還披露了一件有趣的事。1974年5月,山西某報社寫了一篇題為《功罪千秋的平型關大戰》的批林文章。文章基本觀 點是否定“平型關戰鬥”,將“平型關戰鬥”與“百團大戰”相提並論,認為都是“違背毛主席教導”的。文章準備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發表前,清樣送到了當 年與林彪一起指揮喬溝伏擊的聶榮臻元帥辦公室征求意見。聶榮臻致信姚文元,不同意發表此文。這篇文章,將一場抗擊日寇的軍事行動作為林彪的罪狀,當然荒 謬。但說林彪此次行動“違背毛主席教導”,卻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毛澤東的確在此之前就“教導”過自己的部隊:必須堅持“山地遊擊戰”,不要與日軍正麵硬 拚。
    
    林彪指揮的這場伏擊戰是規模很大的平型關戰役的一部分,但又是“獨立自主”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大陸的出版物都稱這場伏擊戰為“平型關戰鬥”,甚 至稱之為“平型關戰役”。人們普遍隻知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鬥”,而不知閻錫山指揮的“平型關戰役”。 竊以為,為避免與閻錫山指揮的“平型關戰役”相混淆,也為了敘述曆史時的方便,應將林彪指揮的這場戰鬥稱為“喬溝伏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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