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毛澤東在做什麽？
|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 | |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他在會議一開始，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單幹風”（指包產到戶）、“翻案風”，並決定分別成立彭德懷、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對這兩個所謂的“反黨集團”進行審查。鄧子恢主持的農村工作部被認為“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在會後不久即被撤消。這些錯誤的批判和組織措施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使七千人大會後開始恢複起來的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壞。（人民網） |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
現在是十點，開會。
這次中央全會解決了幾個重大問題：一是農業問題；二是商業問題，這是兩個重要問題，還有工業問題，計劃問題，這是第二位的問題，第三個是黨內團結問題。有幾位同誌講話，農業問題由陳伯達同誌說明，商業問題由李先念同誌說明，工業計劃問題由李富春、薄××說明。另外，還有監察委員會擴大名額問題，幹部上下左右交流問題。
會議不是今天開始的，這個會開了兩個多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個月。實際問題在八、九兩月，各個小組（在座的人都參加了）經過小組，實際上是大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開大會不需要很多時間了，大約三天就夠了，二十七號不夠就開到二十八號，至遲二十八號要結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階級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階級問題沒有解決。國內不要講了。國際形勢，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存在，那是資產階級國家，是沒有解決階級問題的，所以我們有反帝任務，有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支持亞、非、拉三大洲廣大的人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我們要團結這麽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如尼赫魯，也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莊次郎，主張結構改革論，有七、八個人。
那末，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複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複。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複，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國內形勢：過去幾年不大好，現在已經開始好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為辦錯了一些事情，主要由於認識問題，多數人沒有經驗。主要是高征購，沒有那麽多糧食，硬說有。瞎指揮，農業、工業都有瞎指揮。還有幾個大辦的錯誤。一九六○年下半年就開始糾正。說起來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了，然後十一月、十二月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然後四月上海會議，就注意糾正。這中間，一九六○年有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講的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壓我們，注意反對赫魯曉夫了。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們國家搞共同艦隊，控製沿海，要封鎖我們。赫來我國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然後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擊我們，塔斯社發表聲明。以後赫來，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壇上攻擊我們。然後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剿我們。然後兩黨會議，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一九六○年一年，與赫打仗。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鬥爭的，他不願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麽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了。而南斯拉夫倒變成“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複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鬥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的問題。
至於形勢，無論國際、國內都是好的。開國初期，包括我在內，還有劉××，曾經有這個看法，認為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受摧殘。後來證明，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不是我們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發展的。出現了古巴革命，出現了阿爾及利亞獨立，出現了印尼亞洲運動會、幾萬人示威，打爛印度領事館，印度孤立，西伊裏安荷蘭交出來了，出現了越南南部的武裝鬥爭，那是很好的武裝鬥爭，出現了蘇伊士運河事件，埃及獨立，阿聯偏右，出現了伊拉克，兩個都是中間偏右的，但它反帝。阿爾及利亞不到一千萬人口，法國八十萬軍隊，打了七、八年之久，結果阿爾及利亞勝利了。所以，國際形勢很好。陳毅同誌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
所謂矛盾，是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國人民反對反動資產階級，各國人民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各國人民同修正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
工作問題有幾個文件，有工業的、農業的、商業的等，有幾個同誌講話。
關於黨如何對待國內、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資產階級問題，我看還是照我們原來的方針不變。不論犯了什麽錯誤的同誌，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時的那個路線，隻要認真改變，都表示歡迎，就要團結他，要團結，治病救人，懲前毖後，團結——批評——團結。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點，不能采取這樣的態度。為什麽和尚念經要敲木魚？《西遊記》裏講，取回的經被黑魚精吃了，敲一下吐一個字，就是這麽來的。不要采取這種態度，和黑魚精一樣，要好好想想。犯了錯誤的同誌，隻要認識錯誤，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麵來，我們就與你團結。在座的幾位同誌，我歡迎，不要犯了錯誤見不得人。我們允許犯錯誤，你已經犯了嘛！也允許改正錯誤。不要不允許犯錯誤，不許改正錯誤。有許多同誌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發言就是現身說法。李××的錯誤改了，我們信任嘛！一看二幫，我們堅決這樣做。還有很多同誌，我也犯過錯誤，去年我就講了，你們也要允許我犯錯誤，允許我改正錯誤，改了，你們也歡迎。去年我講，對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錯誤的。所謂聖人，說聖人沒有缺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勸同誌們，無論是裏通外國的也好，搞什麽秘密反黨小集團的也好，隻要把那一套統統倒出來，真正實事求是講出來，我們就歡迎，還給工作做，決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采取殺頭的辦法。殺戒不可開，許多反革命都沒有殺，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都沒有殺嘛。宣統皇帝是不是反革命？還有王耀武、康澤、杜聿明、楊廣等戰犯，也有一大批沒殺。多少人改正了錯誤就赦免他們嘛，我們也沒有殺。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反，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問題，還請同誌們注意，階級鬥爭不要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本來是搞工作的，後來出了彭德懷，說：“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這一操，就被擾亂了，工作受到影響。二十天還不夠，我們把工作丟了。這次可不能，這次傳達要注意，各地、各部們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要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對敵鬥爭）。現在已經組成兩個專案審查委員會，把問題搞清楚，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也沒有殺嘛。不要因階級鬥爭幹擾我們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會再未搞清楚。把問題說清楚，要說服人。階級鬥爭要搞，但要有專門人搞這個工作。公安部門是專搞階級鬥爭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敵人的破壞。有人搞破壞工作，我們開殺戒，隻是對那些破壞工廠，破壞橋梁，在廣州邊界搞爆破案，殺人放火的人。保衛工作要保衛我們的事業，保衛工廠、企業、公社、生產隊、學校、政府、軍隊、黨、群眾團體，還有文化機關，包括報館、刊物、新聞社。保衛上層建築。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搞革命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的學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合的好，問題就解決的好些，結合的不好就失敗受挫折。講社會主義建設時，也是普遍真理與建設相結合，現在是結合好了還是沒有結合好？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軍事建設也是如此。如前幾年的軍事路線與這幾年的軍事路線就不同。葉劍英同誌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一向批評你不尖銳，這次可尖銳了。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請鄧××宣布那幾個人不參加全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人不參加。
（×××宣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個同誌不參加全會：彭、習、張、黃、周，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因為他們的罪惡實在太大了，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主要分子與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區別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參加了會議。非主要分子徹底改正錯誤，給他們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徹底改正錯誤，也給工作。特別寄希望於非主要分子覺悟，當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覺悟。
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的頭腦。
一九五九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一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勳。
×××
官僚主義小則誤國誤民，大則害國害民。
第一、不調查，不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第二、主觀瞎指揮的官僚主義。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發展嚴重了，一種革命意誌衰退、腐化、墮落。一種是互相勾結，敵我不分，官僚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溫床。
治官僚主義的辦法：接觸群眾，接觸實際。
三自：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祿。
一愛：愛形而上學，愛好資產階級思想方法。
愛好形而上學，缺乏兩分法，這表現在愛講成績，不講缺點，愛聽表揚，不愛聽批評，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做全麵分析，扶得東來西又倒。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
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複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國民黨在台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收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各地方、各部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
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誌揭露鄧子恢的問題）派幹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討論就走，這種辦法不好。為什麽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小組再加五個人：鄧子恢、王××、康生、吳××、胡×。
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麽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幹幹淨淨？曆代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
《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有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隻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更正。
有困難，對集體經濟是個考驗，這是一種大考驗，將來還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製，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製，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麵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製，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幹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種購物券，他們的購物券並不比我們少。
找幾個同誌把蘇聯由困難到發展的過程，整理一個資料。這事由康生同誌負責，搞一個經濟資料。
動搖分子堅決鬧單幹，以後看形勢不行又要求回來。最好不批準，讓他們單幹二、三年再說，他們早回來，對集體經濟不會起積極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隻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隻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康生同誌插話：現在的價格，低出高進，不利於集體經濟。）
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幹部，要對下麵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隻能中央製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準，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領導要有個態度，否則錯誤東西泛濫。反正有三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買辦階級，美國資本主義農場，平均每個場有十六戶，我們一個生產隊二十多戶。包產到戶，大戶還要分家，父母無人管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河北胡開明，有這麽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麽久，從一九六○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麽。
有沒有階級鬥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汙盜竊。黨內有這麽一部分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每一個省都有那麽一種地方，所謂後解放區，實際上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黨員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汙、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力量比較集中，婦孺皆知，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才十年，去年提出對幹部重新進行教育，是個重要任務。“六大”隻說資產階級不好，但是對資產階級加了具體分析，反對的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別的資產階級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沒收國民黨、大資本家、帝國主義的財產，這些拿到我們手上，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拿到別人手上是資本主義性質。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開始搞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一直發展下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是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以後經過多次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展開。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對，中間有些工作有錯娛，最主要的是高征購，瞎指揮，共產風，幾個大辦，安徽“三改”，引黃灌溉（本來是好的，不曉得鹽堿化）。因此四個矛盾再加上一個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高指標，高征購，這是認識上的錯誤，不是什麽兩條道路的問題。好人犯錯誤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完全不同，與混進來的及封建主義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設多招了二千萬人，沒看準，農民就沒有飯吃，就要浮腫，現在又減人。
有些同誌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和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對這些人應讓他們講話，讓他們講出來，講比不講好，言者無罪，但我們要心中有數，行動要少數服從多數，要有領導。××同誌的報告中說：“要正確處理單幹，紀律處分，開除黨籍……”。我看帶頭的可處分，絕大多數是教育問題，不是紀律處分，但不排除對帶頭搞分裂的紀律處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這是無產階級和富裕農民之間的矛盾。地主、富農不好講話，富裕農民就不然，他們敢出來講話。上層影響要估計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聖），就要代表富裕農民。
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麽行？
我們這政權包了很多人下來，也包了大批國民黨下來，都是包下來的。
羅隆基說，我們現在采取的辦法，都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鬥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和平過渡，就是穩不過渡，永遠不過渡。
我在大會上隻出了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隻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成章。
三年解放戰爭，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後，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有的地區的民主革命還是不徹底，比如潘漢年、饒漱石，長期沒發現。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餘，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級台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後，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躍進。六一年開始搞十二條，六○年搞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
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跟農民打架，強勞動力壓弱勞動力。
有這樣一種農民，兩方麵都要爭奪，地富要爭奪，我們要爭奪。
小資產階級、農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難就動搖，所以我們要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二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該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誌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樣東西不征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幹，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麽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麵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陝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個地區幹，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幹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誌說不能再給了。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係中央，下不聯係群眾。
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
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廸要幹什麽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麽？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麽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