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建設﹕大躍進與廬山會議
引言
毛澤東搞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用中共術語來說是“左傾”的﹐即他頭腦裏想要做的事超出了現實條件許可的範圍。並且﹐他還將他頭腦裏的這些想法見之於行動﹐硬是要去做那種不可為而為之的事。
由於他身為執政黨主席﹐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威﹐故也能將他這不可而為之的事做出一番景象來。
在此過程中﹐老人家的頭腦一再發熱﹐舉措一再“冒進”﹐以致搞出了“大躍進”﹐搞出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1)
與此同時﹐他還拒服退燒藥﹐嚴懲為他開方送藥的人﹐痛斥彭德懷的“萬言書”﹐整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如此高燒不止且又諱疾忌醫﹐結果隻能是燒壞了頭腦﹐搞亂了國家。“大躍進”搞了三年﹐國民經濟倒退了十年﹐老百姓也餓死了幾千萬人。
毛澤東親自執導的這場經濟建設運動﹐以鑼鼓喧天開幕﹐以餓殍遍地收場。
毛澤東打江山搞暴力革命是先從農村搞起來的﹔繼而坐江山搞經濟冒進也是先從農村搞起來的。他是農民的兒子﹐與農村有著天然的感情。過去他較多地依靠著農村﹐如今他又較多地關注著農村。
後者似是對前者的一種補償﹐但這種補償到頭來適得其反─他用的心越多﹐帶來的災難也越多﹐農民由戰爭時期出力最大的階級變成了和平年代吃苦最多的階級。平心而論﹐這並非出於他的本意﹐是其始料不及的。
最初(1953年12月)﹐他讚成用1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可過了不到兩年(1955年6月)﹐他就想加快這個速度﹐想讓農民跑著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想使農業合作社數目在半年內(1955年下半年)翻一番﹐由65萬個增加到130萬個。
他的新主張一經提出﹐就受到以鄧子恢為代表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抵製。後者提出這樣幾條反對理由﹕
其一﹐合作化速度應與工業化進度相適合﹐不應超越工業化所能提供的技術支持﹔
其二﹐已經成立的六十幾萬個合作社還存在許多問題﹔
其三﹐老區與新區發展不平衡﹐老區需要繼續鞏固﹐新區則要認真打基礎﹐布點示?﹐訓練幹部﹔
其四﹐應吸取蘇聯和匈牙利搞合作化過急的教訓﹔
因此﹐“辦合作社要發展一段﹐鞏固一段﹐不要連滾帶爬地往前進﹔連滾帶爬往前進﹐就會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從事農業方麵工作﹐理應在其專業方麵擁有較大的發言權。可是﹐在這個黨裏以及在整個國家裏﹐任何發言權都要服從於毛澤東的發言權﹐甚至事實的客觀性也要屈從於他老人家的權威性。
1955年7月11日﹐毛澤東約見鄧子恢等人﹐嚴厲地批評後者﹐說要用“大炮”轟其思想。
7月31日﹐毛澤東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不無嘲諷地斥責那些不同意見者﹐“象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懮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3)
8月26日﹐毛澤東批示﹕在目前幾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有關農業合作化問題電報﹐應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而不要寫上“請農村工作部辦”字樣。這實是削去了農村工作部本應擁有的承上啟下的職權。
1 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召開﹐為有關農業合作化問題爭論做結論。毛澤東斷言﹕鄧子恢同誌犯了“性質屬於右傾的錯誤﹑屬於經驗主義性質的錯誤。”(4)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宣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破產”。
毛澤東與鄧子恢的爭論暫時平息下去了﹐但留下許多問題。其中最突出者﹐就是執政黨主席如何對待黨內不同意見﹑以及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如果事情僅僅是毛澤東不采納鄧子恢意見﹐還不能說他有多大的錯。因為﹐就常理而言﹐提出某種不同意見與反對這種不同意見﹐應該是對等的。你可以有此看法﹐我也可以有彼看法。不能說凡提不同意見就是正確的﹐就是開口七分理。另外﹐就權力機構關係而言﹐毛澤東領銜的黨中央本就是鄧子恢主管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上級機關﹐而後者隻是前者的谘詢部門與執行部門。後者上書前者與前者否決後者都是正常的﹐都是合乎程序的。
可問題是毛澤東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常常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具有敵對性質的政治主張﹐如把鄧的思想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後又通過七屆六中全會決議﹐把鄧的主張宣布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這就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提升為路線上的鬥爭─一種事關全局且不可調和的鬥爭。
數十年後﹐知情者薄一波為鄧抱不平﹕“不用說子恢同誌的主要意見是正確的﹐即使錯誤﹐也說不上什麽‘右傾機會主義’﹐不宜提為路線錯誤。因為按照從蘇聯接過來的傳統習慣﹐一項錯誤被宣布為路線錯誤﹐特別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那就毫無分析的餘地﹐一切皆錯﹐全盤否定。”(5)
他還指責鄧子恢等人“腦子裏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麽可愛﹐忍心地去挫折它”﹔“老是喜歡去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不是什麽對中央意見不夠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他還把由鄧子恢領導的整個農村工作部說成是“促退部”﹐把該部如實反映情況斥之為“發謠風”。
並且﹐他還主持召開七屆六中全會﹐發動全體中央委員來批判鄧子恢等人的思想。與會者們先後作了二百多次批判性發言﹐紛紛聲討“小腳女人”﹐甚至給鄧扣上了這樣的帽子﹕“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6)
平心而論﹐毛澤東因言問罪這一執政手法﹐在處理鄧子恢問題時還隻是初見端倪﹐還沒有做到他後來在廬山會議中所做到的那種程度上﹐至少還沒有給鄧子恢等人扣上反黨集團的罪名。
不過﹐此事此人在十幾年後還是被補批補罰了﹕此事在1967年11月23日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中﹐被斥為“停”﹑“縮”﹑“整”的“反動方針”和“砍了二十萬個合作社”的滔天罪行﹔此人則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摧毀了鄧子恢等人的抵製後﹐毛澤東便大張旗鼓地搞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那麽﹐搞的結果如何呢﹖具體地說老人家究竟是以什麽樣的速度實現農業合作化的﹖農業合作化究竟給中國農民帶來了什麽呢﹖
當年秋後﹐毛澤東就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到了第二年(1956年)四月﹐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了初級形式合作化（初級社）﹐十月﹐又有許多省市自治區農村實現了高級形式合作化（高級社）﹐於是﹐數萬萬中國農民轉眼之間就被老人家領著走上了“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這是在不到五年的時間(1953-1957年)內﹐完成了原計劃需要15年的時間(三個五年計劃)才能完成的任務。
速度如此﹐成效又如何呢﹖從全國農村實現合作化到毛澤東本人逝世這二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並沒有獲得改善﹐他們的人均糧食沒有增加﹐他們的家庭副業不僅沒有增加﹐反而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加以痛割。這期間﹐他們還經曆了一個人為的大饑荒時期﹐還經曆了許多酷烈的政治運動。因此可以說﹐這一農業集體化的過程﹐實為農民的貧困化和災難化的過程。
毛澤東過世後﹐中國農民就起來另搞一套﹐說是搞所有製不變下的聯產責任承包製﹐實是搞分田單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狀況。
曆史似有些殘酷﹕這位原本是農民的兒子竟強使農民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但最終不能阻止他們一等到他離去就開步走﹐走上了那條他曾千方百計地擋著不讓走的路﹐並把他遠遠地拋在身後﹐拋在一個很少有香火供奉的孤寂處。
注解：
(1)引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54頁。
(2)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十五章。
(3)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7.31）》﹐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68頁。
(4)引自﹕同(3)﹐第208頁。
(5)引自﹕同(2)﹐第361頁。
(6)以上引文均引自﹕同(2)。
【16】
據侍從人員回憶﹐毛澤東晚年經常生病﹐卻不愛吃藥﹐並常與醫生鬧別扭﹐有時還搞些惡作劇﹐作弄那些嚴格執行保健措施﹑勤勉為他服務的醫生﹐以致連旁觀者都看不過去。(1)
毛澤東的這種諱疾忌醫的倔勁﹐不僅表現在養生保健上﹐而且表現在施政用權上﹐既不願吃健體之藥﹐也不願吃為政之藥。而他此時老已將至﹐體質和心智都不比以往﹐尤其他老是坐在那把八麵來風的龍椅上﹐故很容易感冒發燒。易於染病卻難於就醫﹐這病也就愈染愈重了。
毛澤東1955年夏試圖加快農業合作化速度﹐還隻是剛剛發燒﹐並很快被鄧子恢發現病狀﹐但他我行我素﹐不納諫﹐不吃藥。結果腦袋越燒越熱﹐以致燒出一個波及整個國家的“冒進”熱潮來﹕一是從生產關係變革方麵“燒”到生產力發展速度上﹐二是從農業“燒”到工業﹑“燒”到商業﹑“燒”到其它各行各業。
在此情勢下﹐1956-1967年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規劃被完全改寫。原計劃需要12年完成的任務如今被要求在3-5年內完成。按改寫後的遠景規劃﹐到1967年時﹐鋼產量為3000萬噸﹐糧產量為10000萬噸﹐棉產量為10000萬擔。後來結果是﹐1967年的鋼為1000萬噸﹐糧為4000萬噸﹐棉為4000萬擔。即使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幹擾﹐這一規劃也不可能實現。
1956年本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也被大加改寫。各項經濟指針的增長幅度幾乎都在兩位數以上﹐如基本建設投資計劃增長70.6％。
當這些計劃付諸實踐時﹐很快就出現各種各樣問題。例如﹐資金不足﹐材料短缺﹐進而導致開工不足。到了4月份﹐還未開工項目占應開工項目的1/5。又如﹐產品質量下降﹐生產成本上升﹐甚至生產安全問題也日益嚴重。大多數煤礦的原煤含矸率都較1955年提高﹐原煤單位成本卻超支4％﹐同時工傷死亡人數也增長15%。1956年始﹐《人民日報》發元旦社論﹐喊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數月下來﹐“多”與“快”﹐馬馬虎虎﹔“好”與“省”﹐大有問題。
就在毛澤東以及整個國家發燒之際﹐又有人出來開方送藥。此次與先前不同﹕其一﹐送藥者陣容更大﹐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領銜﹐有眾多經濟部門巨頭如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參與﹔其二﹐開藥者居然讓發燒者退燒達一年之久﹐致使中國經濟在1957年基本達到綜合平衡。
直到1955年底﹐周恩來還在為毛澤東喝采﹐歡欣於社會主義的“建設高潮”﹐甚至埋怨自己怎麽沒能早一點發現“新大陸”。可是僅過一個月﹐他的眉頭就開始皺起來。他接到了各種要求追加投資的報告﹐其追加量遠遠超過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即在國家財政增長9％的情況下﹐基建投資卻要增長100％以上。這就好比一大幫餓漢要到一個升鬥之家來“吃大戶”﹐當家的能不焦急嗎﹖
周恩來迅即向他所主管的經濟部門提出“反冒進”任務﹐並和他的同事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接連地大輻度壓縮了三個不切實際的冒進計劃﹕
其一﹐壓縮1956年基建投資預算計劃。通過所謂“二月促退會議”﹐把各地各部門報上來的投資計劃從200億元壓到147億元。後又通過所謂“剃一次平頭”﹐把每一項目投資均減少5%﹐故使投資總額再由147億元降至140億元﹐並報經當年６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批準。
其二﹐壓縮第二個五年計劃。“二五計劃”草案原是在反右傾保守的指導思想下編製的﹐是經過毛澤東本人修改的﹐如他親自把1962年計劃鋼產由1200萬噸改寫為1500萬噸。顯然﹐壓縮這個計劃是要冒風險的。國家計委憋了半年時間才勉勉強強地拿出修訂方案。方案最初在一個月內被接連否定兩次﹐最後經多方協調才磕磕碰碰地推出台來。修訂者們將那些曾由毛本人欽定的高指標狠砍了幾刀﹐例如﹐把1962年鋼產指標由1500萬噸砍為1050?1200萬噸﹐把糧產指標由6400億斤砍為5000億斤﹐把棉產指標由7000萬擔砍為4800萬擔﹐砍的幅度均在20%以上。方案由當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批準通過。
其三﹐壓縮1957年國民經濟預算。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再次確認反“冒進”的方針﹐繼續采取“退”和“慢”的步驟﹐提出“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策略。為此﹐國家計劃部門將1957年預算作了大幅度削減﹐把各地各部門報上來的基建投資預算從243億元削減為111億元﹐削減幅度達54%﹐以致比上一年投資額度139.9億元還要少20.6%﹐出現了負增長。1957年也因此成為建國以來少有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年。
周恩來等人緊接在毛澤東“反右傾”後而大搞“反冒進”﹐即便不能說是針鋒相對﹐至少可以說是另有側重﹐換言之﹐即便不能說是在反對毛澤東﹐至少可說是冷落了毛澤東﹐即把前者晾於一旁而另搞一套。
毛澤東反保守﹑反右傾的話音剛落﹐周恩來就起而說道﹕反保守﹐反右傾﹐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現在該批“左”了(2)。毛澤東仍在欣賞著“多﹑快﹑好﹑省”這一口號﹐周恩來卻把它從由自己主持修訂的“二五計劃”中劃掉﹐致使人們在一年多時間裏不再提到它。
副總理陳雲說的話更尖銳。周恩來反“冒進”還要考慮一下各方麵平衡問題﹐講究一點策略﹐總是不厭其煩地把反“左”與反“右”連在一起說﹕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他盡管心裏傾向後者而不滿前者﹐但在麵子上還要做到各打五十大板。陳雲則顧慮少些﹐直截了當地議論道﹕寧願慢一點﹐穩當一點﹐也就是“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3)他這已在說“寧右勿左”的話了。
事後看來﹐陳雲說這些話是很不容易的。毛澤東執政搞的多為“左”的東西﹐常常是一而“左”﹐再而“左”﹐“左”上加“左”。他在處分人時﹐也往往是對犯“右傾錯誤”者予以嚴厲打擊﹐對犯“左傾錯誤”者則予以姑息遷就。長此以往﹐便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種“寧左勿右”的風氣。陳雲反其道而唱出“寧右勿左”的調子﹐明確表示自己對“右”的偏愛﹐從而凸顯了自己與黨主席的分歧。
另外﹐財政部長李先念在人大會議上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反對國家預算製訂過程中的急躁冒進傾向﹐從而把執政黨高層內有關這一問題的分歧半明半暗地捅到黨外﹐告知全國。計委主任李富春當著毛澤東的麵﹐說了“衝昏頭腦”這一大不敬的話。經委主任薄一波也當著毛澤東的麵﹐痛陳“冒進”帶來的種種弊端。這種痛陳被後者不無戲謔地稱為“薄一波十條”。
對於周恩來等人的這些舉動﹐毛澤東持什麽樣的態度呢﹖或者說﹐當前者在給發熱的中國經濟服下一副副退燒藥和澆上一盆盆冷水時﹐後者在幹什麽﹖
據薄一波記述(4)﹐老人家當時對國際上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以及斯大林評價問題傾注了較多的精力﹐以至於對國內正在進行的“反冒進”采取一種保留態度﹐用其本人的話說﹐他那時主要是“防禦”﹐搞了某種“妥協方案”。他雖未直接反擊﹐但心存不快﹐留下了日後做文章的伏筆。
當1957年下半年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時﹐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態度也隨之變化﹐由保留變為批判。
毛澤東批判“反冒進”﹐從1957年9-10月間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發難﹐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做結論﹐曆時八個月。其間還舉行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會會都批“反冒進”。(5)
老人家給問題定性很重﹐將之上升為“政治問題”。他說“反冒進”打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泄了六億人的氣﹐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離右派“大概50米遠”﹔甚至說隻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而他剛把“反冒進”的人封為促退派。他兩年前把鄧子恢等譏諷為東搖西擺走路的“小腳女人”﹐現在又把周恩來等說成是慢慢爬行的“蝸牛”。
他對問題處理過嚴﹐以致不留情麵。在“南寧會議”上﹐他把周恩來等人的報告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一起作為反麵材料發給大家﹐指責前者同後者一樣﹐都犯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錯誤﹐隻說一個生瘡的指頭而不談其它九個健康的指頭。他還搖著柯慶施的一篇滿紙豪言壯語的文章﹐當眾對周恩來說﹕你這當總理的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嗎﹖周答寫不出來。他又接著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另外﹐他還責成周恩來等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作檢討。顯然﹐作這種檢討是要講許多違心話的﹐並且講的都是自己貶損自己的話。這就使檢討者陷入一種非常窘迫的境況﹕一是難下筆﹐對著自己良心﹐怎麽寫﹖二是難開口﹐對著台下千百雙眼睛﹐怎麽說﹖
曾任周恩來政治秘書的範若愚﹐真實地記下了他的這位首長如何寫檢討的一幕(6)﹕周說一句﹐秘書記一句﹐一句一頓﹔後來停頓的時間越來越長﹐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再後便是周獨自一人坐在那裏發愣﹐不說不寫﹐恍恍惚惚﹐一副苦人兒相。
這的確令人同情﹐本來就是自己做得很多且又做得不錯﹐至少沒有太大的錯﹐現在反要自己做檢討﹐當眾認錯﹐豈不冤枉。周公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不會不明白這一點﹔但他又是一個極守紀律的人﹐上麵讓做什麽就做什麽﹐自己無錯卻強說有錯﹐心中有數卻強裝無知。這太難為他了。
後來﹐周恩來在大會上痛說自己﹕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工作上多為“經驗主義”﹐有時為“教條主義”﹐還有時為“兩者的混和”……周自己給自己扣上了許多頂十分難看的大帽子﹐不免讓人想起那句戲詞﹕“老爺息怒﹐小的該死”。另外﹐陳雲﹑薄一波和李先念也都在大會上作了痛責自己的檢討。
毛澤東指責“反冒進”是“尖銳地針對我”﹐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使“我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這是在以我劃線地看待黨內意見分歧﹐把異見看作異己﹐把不能認同自己的主張看作是蓄意反對自己的主張。
老人家又進一步指責國務院部門搞分散主義﹐“想把大權攬過去”﹐對中央實行“封鎖”﹐不讓其參與對經濟工作的“設計”。這種指責是十分嚴厲的。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有著君權至上傳統的國家裏﹐說某人封鎖中央﹑攬其大權﹐也就等於說他欺君罔上﹑圖謀不軌。這可是大大的罪過。
被指責者之一薄一波在幾十年後作了一個反駁﹕“盡管我們這些做經濟工作的同誌或部門有這樣那樣不周到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是要進行‘一種封鎖’﹐不讓中央‘參與設計’。凡是重大方針政策性問題﹐都是經過政治局或書記處的。經濟工作的業務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請毛主席過問的。顯然﹐毛主席的批評是言重了。”(7)
對於對於薄一波的反駁﹐毛澤東已無從回應了。對於其間的是是非非﹐筆者也難知詳盡。然而﹐有一點很清楚﹐在老人家的如此指責中﹐透出了他對權力歸屬問題極為敏感的心理﹐透出了他對自己手下握有實權者的猜忌心﹐以及對自己手中大權是否旁落的警戒心。
從對“反冒進”的批判中﹐老人家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必須采取“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施政方式。
這個結論意味著他將要力排眾議而完全按照自己意願行事﹐意味著他將要推開眾人而率然走上前台直接領導整個國家的經濟工作。他對此充滿信心﹐並情不自禁地向人們宣布﹕
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了﹐我看是比哪一年都要冒得厲害。(8)
事實果然被他言中。1958年的確是一個“大冒進”的年份﹑一個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冒”得厲害的年份﹐或者說是一個“大高燒”的時期﹑一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燒”得厲害的時期。
有病者即有醫者﹐有高燒者即有送藥者。可這一次﹐病生得重﹐藥也須用得猛。這對兩者都是一種考驗﹕
醫者有沒有勇氣開出這付猛藥﹖
病者有沒有決心服下這付猛藥﹐願不願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那個諱疾忌醫的壞脾氣﹖
注解：
(1)孟曉雲口述﹐郭金榮撰寫《毛澤東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章。
(2)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534頁。
(3)參見﹕同(2)﹐第555-556頁。
(4)參見﹕同(2)﹐第635﹐641﹐559頁。
(5)參見﹕同(2)﹐第24章﹐第25章﹔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九﹑十﹑十一章。
(6)範若愚《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裏》﹐載《人物》1986年第一期。
(7)參見﹕同(2)﹐第651頁。
(8)毛澤東在1958年2月1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本文引自﹕同(2)﹐第653頁。
【17】
毛澤東所預言的“大冒進”﹐也就是後來的“大躍進”。這是他搞經濟建設的代表作﹐是他坐江山後所辦“第一件大事”的高潮部份。
“大躍進”自1958年狂飆驟起﹐到1961年不了了之﹐曆時三年。
對於這三年﹐許多中年以上的大陸中國人至今還存有許多印象。這些印象有的是通過腦子裏的某些畫麵保留下來的﹐也有的是通過肚子裏的某些感受刻諸髒腑的。提起這三年﹐他們一方麵會在腦中浮現許多轟轟烈烈的場景﹕紅旗招展﹐人頭攢動﹐小高爐林立﹐大食堂烽起﹔另一方麵又會在身上激起一種揪心攪腹的感受﹕一種天天喝稀飯﹑頓頓灌清湯後的饑餓感﹐一種五月不知肉味﹑三月不見油花後的暴饞感。幾十年後許多人被問道對當年還有什麽印象時﹐他們答得很幹脆﹕沒別的印象﹐就是餓﹗那個餓呀……這時整個國家都處在饑荒中﹐鄉下人餓﹐城裏人也餓﹐老百姓餓﹐當官者也餓﹐連毛澤東女兒也餓﹐隻是大家餓的程度不同而已。
當時人們早上喊著口號去煉鋼﹐晚上空著肚皮來上床﹐饑腸轆轆﹐輾轉難眠﹐卻又空醒床幃。白天裏的熱鬧勁與夜晚中的困窘感﹐是一起保存在許多人的記憶中的。此時嬰兒出生率急劇跌落下來﹐整個人口呈負增長勢。老人家好不尷尬﹐一方麵在理論上批判馬爾薩斯﹐另一方麵又在實踐上為被批判者提供絕好論據。
“大躍進”者們﹐最初發誓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結果卻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使整個民族陷入一場空前的災難。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要唱高調子能唱到何種程度。與此相應﹐我們也不難看到﹐這些唱高調子者的跟頭栽得有多重。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批判“反冒進”﹐決心加快中國經濟建設速度﹐並要求比蘇聯老大哥的速度還快些。(1)
時隔一個月﹐他就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把這個速度具體化了﹕“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現在英國年產鋼二千萬噸﹐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在15年以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2)
毛澤東在這裏既一吐胸中豪氣﹐又說得十分得體﹐隻是說要趕上英國的鋼產量﹐而沒有說也要趕上蘇聯的速度﹐沒有說我家的老二除了要趕上他家的老二外﹐還要趕上自家的老大﹐盡管後者也是他的一個非常真實且非常急切的想法。
“15年趕上英國”﹐成了“大躍進”初期最響亮的口號﹐時時可聞其聲﹐處處可見其字。即使許多年後﹐還能在內地一些老牆斷壁上依稀看到這一口號的殘跡。這一口號喊的時間不長﹐就不斷被改口。口號前半部的數字被越改越小﹐以至被改為2年。
1958年初執政黨中央在審定國民經濟計劃時﹐還基本上按“15年趕上英國”這個要求來考慮。盡管已有突破跡象﹐但還不過於出格。
１月南寧會議﹐還堅持第二個五年計劃達到年產鋼1500萬噸﹐其中1958年鋼產620萬噸。
2月在誌願軍幹部大會上﹐周恩來仍宣稱“二五計劃”達到年產鋼1500萬噸﹐“三五計劃”達到年產鋼3000萬噸﹐“四五計劃”達到年產鋼4500萬噸。
3月成都會議﹐則提出爭取“在比15年更短的時間內超過英國”﹐其中﹐1958年計劃鋼產漲至700萬噸。
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又對一年多前八大一次會議已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作了大輻度修改。僅就1962年即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指標來看﹐鋼產計劃由1050-1200萬噸漲至2500-3000萬噸﹐增幅一倍以上﹔糧產計劃也由5000億斤漲至6000-7000億斤﹔棉產計劃則由4800萬擔漲至6500-7500萬擔。
冶金部提出鋼產5年超過英國﹐15年超過美國﹐1972年計劃鋼產1.2億噸。輕工業部提出造紙5年超英國。紡織部提出棉紗﹑棉布5年超美國。化工部也提出5年超美國。煤炭部則提出2年超英﹑10年趕美。
毛澤東本人也於欣喜之際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半年前他在莫斯科所說的那些豪言壯語﹐到此時就顯得有些保守﹑有些小家子氣了。
八大二次會議開後不久﹐共和國經濟計劃表上又呈熱風勁吹﹑高潮迭起狀。
6月7日﹐冶金部向黨中央提出新指標﹐計劃1962年鋼產6000萬噸﹐比八大二次會議已確認數高出整整一倍。6月21日﹐冶金部黨組再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新計劃﹐預測1962年鋼產可望達到8000─9000萬噸以上﹐又比兩個星期前上報數高出2000萬噸到3000萬噸。在當時國務院各部委中﹐冶金部可算是最大的一個牛皮簍子﹐同時也是最為毛澤東主席看重的一個下屬部門。該部部長所作的一個大話連天的報告﹐也被老人家頌之為“一首抒情詩”。
6月中旬﹐李富春代表計委﹑經委以及財政部上報《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更正式地提出“5年超過英國﹐10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其中﹐1962年鋼產指標為6000萬噸﹐1967年鋼產指標為1億噸以上。毛澤東欣然批道﹕“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
6月17日﹐薄一波向政治局匯報年度計劃﹐預計1958年鋼產為900萬噸﹐1959年為2000萬噸或2000萬噸以上。第二天﹐薄等又向毛澤東本人匯報﹐並再度修改指標﹐預計1958年鋼產1000萬噸﹐1959年為2500萬噸。6月19日﹐毛澤東仍不滿前一天議定的計劃﹐提議再追加1958年計劃﹐於是﹐鋼產指標由1000萬噸變為1100萬噸（對外宣布為1070萬噸）。
6月22日﹐毛澤東對上述修改計劃作出批示﹕“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老人家還一時興起﹐提筆將所批材料的題目也改了﹐將原先的《匯報提要》改為《兩年超過英國》。(3)
本來老人家已在共和國經濟計劃書上跑開了六百裏快馬﹐但他還嫌這馬跑得慢﹐還要對它甩起陣陣響鞭。不知這馬還能夠跑多快﹑跑多遠﹖還有沒有一個極限處﹖
僅隔兩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1958.8.17-30）又改寫了各項計劃﹕
關於1958年計劃﹐毛親自打電話﹐又給鋼產指標追加50萬噸﹐使之達到1150萬噸﹐比1957年實際鋼產535萬噸增長115％左右。
關於1959年計劃﹐鋼產指標再增幾百萬噸﹐達到2700-3000萬噸﹐比1958年指標增長一倍半以上﹔糧產指標則再增幾千萬斤﹐達到8000-10000萬億斤﹐比1958年指標增長三成。
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1962年計劃﹕鋼產指標為8000－10000萬噸﹐比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前一年1957年實際產量增加13.9至17.7倍﹔糧產指標為13000-15000億斤﹐比1957年增加2.5至3.1倍。
北戴河會後不足三月﹐鄭州會議（1958.11.２-10）又擬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綱要規定第15年即1972年鋼產指標﹐不僅要在總量上超過英國﹐而且要在人均占有量上超過英國。當時預測1972年英國人均產鋼量0.5噸﹐並預測1972年中國人口八億。依此推算﹐該年中國鋼產要達到4億噸﹗
值此﹐人們終於看到那匹狂奔的快馬跑到了它的極限處。
物極必反。年產鋼鐵4億噸數字已超過了人的想象力。人們望著它不寒而栗﹐甚至始作俑者本人也開始搖起頭來﹐不禁自己向自己發問﹕1972年搞4億噸鋼﹐有此可能嗎﹖有此需要嗎﹖畫中的馬畫得太理想了﹐以至畫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了。於是毛澤東提議﹐此綱要不公布“隻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4)
北戴河會議前有一插曲。赫魯曉夫於7月底至8月初訪華。毛澤東興致衝衝地告訴客人﹕中國打算今年產鋼1070萬噸。客人聽後沒有表示出相應的興致來﹐隻是冷冷地答道﹕中國同誌或許能夠做到吧﹔說完他就不願再談下去了﹐顯出一副很是懷疑且又敷衍了事的神情。這無疑使毛感到不是滋味﹐感到有點被輕視﹐同時也從反麵激勵他﹐激勵他非要去做出來不可。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數度強調﹐要搞好鋼的生產﹐就要有“鐵的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對於那些完不成任務者﹐要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即“六條紀律”）。
毛公揚起秦皇之鞭要抽打他的躍進之馬了﹐要把它從畫麵上抽打到地麵上﹐從計劃書中抽打到實際工作中。令他懊喪不已的是﹐這匹馬在計劃書中還跑得四蹄生風﹐一落到地麵上就跑得不如人意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跑成廢馬一匹。
必須承認﹐大躍進之初﹐上上下下都還能攢著一股子勁﹐全國各地都還能看到熱氣騰騰的景象﹐躍進之馬確有些意氣風發的勁頭。因為﹐在大躍進的設想中包含了一層良好的願望﹐即要盡快改變舊中國一窮二白麵貌的願望﹐故而很能打動我們這個窮夠了苦怕了的民族的心﹐很能激發起中國老百姓的熱情來。
“大辦鋼鐵”者熬得兩眼通紅而幹勁不減﹐山上挖礦﹐風餐露宿﹔山下煉鋼﹐夜以繼日。
“大辦農業”者隻有農忙而無農閑﹐種完糧棉修水利﹐忙完莊稼忙副業﹐抽空還要燒上幾爐鐵﹑幾爐鋼。
然而﹐大躍進的設想說到底是不切實際的﹐老百姓一度拚命幹的許多事情是違反經濟法則的﹐因而不可能獲得預想成果。
1958年鋼產量﹐宣傳上說有1108萬噸﹐事實上隻有800萬噸可稱之為鋼﹐其餘均是所謂的“土鋼”﹐即不能當作鋼來用的“鋼”。1958年鐵產量﹐也因全國各地都生起小高爐而驟增數千萬噸﹐但同時也耗去國家財政補貼40億元之多（占國家財政總收入十分之一）。小高爐冶煉本就屬落後工藝﹐再加上由非專業的“廣大群眾”來操作﹐效益就可想而知了。平均每煉一噸鐵就須補貼100元左右﹐生產成本是大高爐的三倍。
鋼鐵產量增長很快﹐但其質量下降更快。生鋼的含硫量普遍過高﹐最高者能超出標準80倍﹐以致出現有鋼鐵而不敢造機器的事。冶金工業部報喜﹐機械工業部發愁。一機部趙爾陸部長搖著破鋼爛鐵吼道﹕我要這東西有什麽用﹖能用它來造機器﹖趙部長後來帶著幾箱劣質鋼鐵上了廬山﹐打算向黨中央毛主席陳述實情﹐但因老人家拒斥彭德懷諫言﹑禁談大躍進過失﹐而不敢拿出來﹐隱忍而去。
大辦鋼鐵的惡果還波及其它方麵。1958年﹐中國農業風調雨順﹐各種作物長勢良好﹐但因大量農村勞力流向城市﹑流向鋼鐵工業而造成秋收人手不足﹐致使許多莊稼爛在地裏﹐豐產不豐收。這種情況再加上人民公社刮共產風﹑吃大鍋飯等因素﹐很快就引發了1959年至1961年間的全國大饑荒。
1976年春﹐筆者曾去過皖南新四軍軍部舊址﹐看到雲嶺村前後山上均為茅草漫坡﹐無一棵象樣大樹﹐不免詫異﹕地處江南深山區﹐時值陽春花三月﹐理應是滿山叢林﹐滿目青翠﹐可眼下是另一番景象。
向老鄉打聽後方知﹐原來這山上長滿了樟樹﹑杉樹﹑栗樹等﹐其中一些樹君子長得有幾人合抱那麽粗。這就容易理解當年打遊擊出身的新四軍為何要選此地來安置其總部。他們既擅長山林作戰﹐又需要防空屏護﹐自是要選一林木茂密處以作地形依托。可到了1958年﹐那些曾經遮蔭過葉挺軍長的大樹都被砍完了﹐都被砍去燒小高爐了。老鄉看四下沒人﹐悄悄地說﹐“這‘大躍進’真是大作孽﹗”
大躍進之“大”﹐主要在於聲勢之大﹔而聲勢之“大”﹐又主要在於計劃指標之大﹑上報成績之大。就上麵而言﹐訂計劃﹐沒有什麽指標不敢訂的﹔就下麵來說﹐報成績﹐也沒有什麽數字不敢報的。上上下下都搞出了許多“假大空”的東西。
就其原因看﹐出自領導﹐尤其出自毛澤東﹐即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在上麵好大喜功﹐我在下麵則胡吹亂拍﹔你做計劃搞指標跑馬﹐我報成績則搞數字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其結果看﹐遺害社會﹐造成一種報喜不報懮﹑說大話吹大牛的風氣﹐以至許多人在弄虛作假上互相攀比﹑你追我趕﹑爭放“衛星”。
如放小麥畝產“衛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報2105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報2394斤﹔
6月16日﹐湖北穀城報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報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報4535斤﹔
6月23日﹐湖北穀城再報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報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報7320斤﹗
如放水稻畝產“衛星”﹕
6月26日﹐江西貴溪報2340斤﹐
7月22日﹐福建閩候報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報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報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報43075斤﹔
9月18日﹐廣西環江竟報了130434斤﹗(6)
畝產13萬斤稻穀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它意味著這畝地裏的每一平方丈土地都要長出一噸稻穀﹐或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要長出一百公斤稻穀。這樣的“衛星”不僅背離了事實﹐而且超過了人的想象力。真不知道當時那些人怎麽能夠把它說出來﹐且又怎麽能夠把它堂而皇之地刊於國家大報﹐公諸天下。如此荒唐事即便與古時“指鹿為馬”相比﹐也難分伯仲﹐故十之八九要被後人笑它個一百年一千年。
在經濟建設領域﹐毛澤東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大而化之的戰略家。他確有宏觀上的想象能力﹐但缺乏微觀上的實際操作能力﹔長於製作綱要﹐卻疏於訂立細則﹔心高﹐嘴闊﹐想大事﹐說大話﹐可具體做起來﹐就顯得有些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了。他總愛由著性子幹﹐不講章法﹐結果顧此失彼﹐丟三拉四﹔造了聲勢﹐丟了實效﹔要了數量﹐丟了質量﹔辦了鋼鐵﹐丟了其它。
因此﹐像他這樣雄心有餘而耐心不足的執政者﹐很需要有人替他做具體且繁瑣的工作﹐尤其需要那些遇事多從困難處考慮故而多有補救辦法的人﹐替他拾其遺漏﹐補其短缺“打圓場”揩屁股。很難想象﹐離開了周恩來等人﹐他毛澤東還能夠幹什麽﹖還能夠那樣悠閑地“隻管大事不管小事”﹐還能夠那樣有時間去翻弄一本本線裝書﹐還能夠那樣出了紕漏有人兜著﹑護著﹖可他到頭來似乎不領這些情﹐反而常常去責難這些人﹐奚落這些人﹐冷嘲周公﹐熱諷陳雲。
換句話說﹐毛澤東比較適合安坐後台就一些方向性問題運籌帷幄﹐而不大適合跳到前台就一些具體問題指手劃腳。他應該尊重和信任他的下屬﹐給他們一定的獨立行事權而不橫加幹涉﹐可他常常反著來﹐常常跑到前麵把正負責具體工作的人擠於一旁而由自己來主持一切。搞農業合作化時﹐他狠批了直接經管此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然後親自上陣掀起了所謂“農村社會主義高潮”。隨後在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時﹐他又狠批了總理﹑副總理﹑計委主任﹑經委主任和財政部長﹐接著自己掛帥搞起了所謂“大躍進”。可結果如何呢﹖“社會主義新高潮”搞成了一窩蜂﹐“大躍進”搞成了大折騰﹐計劃搞成了笑話──可能要貽笑千年的笑話。
顯然﹐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司令官﹐一個總愛和前線指揮官過不去的司令官。打江山時﹐他曾嘲笑﹕凡是蔣委員長親自插手的仗總要損兵折將。輪到他坐江山時﹐人們也不難發現﹕凡是偉大領袖親自過問的事總要勞民傷財。
注解：
(1)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3─474頁。
(2)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第691-692頁。
(3)引自﹕同(2)﹐第698-700頁。
(4)引自﹕同(2)﹐第708-709頁。
(5)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與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頁。
(6)以上數字均見於同時期的中央以及各省市的大報。
【18】
1958年的中國﹐在搞“大躍進”的同時﹐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前者以生產力發展為主要內容﹐後者則以生產關係變革為主要內容。就後者而言﹐毛澤東即使不說是始作俑者﹐至少可說是出力最大的推波助瀾者。
早在1955年﹐毛就有了“辦大社”的念頭(1)﹐後因受現實條件限製以及受鄧子恢等人勸阻而擱置起來。
1958年春﹐毛又提出“小社並大社”問題﹐並發了相應文件。(2)
是年七月﹐陳伯達發表文章披露毛關於建立“大公社”的構想。(3)
八月上旬﹐老人家跑馬中原﹐興致勃勃地巡視了河北徐水﹑安國﹑河南新鄉﹑山東曆城等地的辦大社情況﹐並於巡視中說了一句大白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數日後﹐“人民公社好”這五個大字見諸報端﹐迅即成為驚天動地的口號﹐響遍全國。
當月下旬﹐北戴河會議作出決議﹐決定迅速在全國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後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裏﹐數萬萬中國老農民一下子都變成了人民公社新“社員”。
人民公社既“大”又“公”。平均每個公社的規模相當於原來的二十八個半農業合作社那麽大﹐擁有4500多農戶。公社以公有製形式占有農村中的一切生產數據和部份生活數據﹔並按軍事共產主義供給製方式分配消費數據﹐如以公共食堂方式向社員提供食物。
有些公社還向非本社人員提供食物﹐把燒好的大米飯抬於路口道旁﹐免費招待過往行人。這可樂壞了那些饑腸轆轆卻又囊中羞澀的趕路人﹐一個個吃撐得躺在路邊不思他往。吃飯不要錢的好事﹐曾是許多中國農民的夢想﹐以往隻有在造反吃大戶時才能做到﹐如今似乎隻要辦人民公社就可夢想成真了。
當聽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時﹐毛澤東這位原秋收起義領袖激動不已﹐並情不自禁地給這美好的圖畫再添上兩筆﹕其一﹐既然該公社能做到吃飯不要錢﹐其它有條件的公社也能做到﹔其二﹐既然現在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也可以不要錢。(4)
人民公社化運動搞得最風光的地方﹐要數老人家曾親臨關照過的河北省徐水縣。８月4日﹐毛澤東視察該地﹔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派專人前去傳達指示﹐要在此地搞共產主義試點﹔８月22日﹐中央協同省委﹑地委幫助縣委搞出一個“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規定在1959年完成社會主義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爭取在1963年進入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
徐水縣的人民公社很“大”﹐大到一縣一社﹐即所謂“縣社合一”﹐縣長成了社長﹔也很“公”﹐公到對社員大包大攬﹐從吃飯穿衣到看病送葬統統包起來﹐即所謂“十五包”。上自縣長下至勤雜工都不拿薪金拿津貼。縣長或社長月貼８元﹐普通社員月貼２元。於是乎這些新社員們一手攥著一元錢﹐甩開步子直奔那“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的共產主義。
正像“大躍進運動”因違反經濟法則而成了一場大折騰一樣﹐“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因超越現實條件而成了一場鬧劇。
據當時湖北省第一書記王任重提供的報告﹐10月中旬其治下當陽縣跑馬鄉的黨委書記在群眾大會上宣布﹕11月７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11月８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會一開完﹐大家就湧上街去拿商店裏的東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別人家裏的東西。張三的雞李四抓﹐甲隊的菜乙隊挖﹐最後連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隻有一條還保留著﹐就是老婆還屬於自己。不過﹐那位書記又就此補充道﹕這一條還沒有最後定下來﹐還需要請示上級。(5)
可以想象﹐聽了書記這番話﹐村裏那幫光棍漢的心中該是怎樣一種躁動。跑馬鄉裏真是亂跑馬﹐經跑過“共產”的坎﹐快要跑入“共妻”的門。
那個由中共中央直接抓的共產主義試點“徐水人民公社”﹐也是好景不長。縣公社翻箱倒櫃﹐東挪西借﹐好不容易籌到一筆款子來給全縣社員發津貼買用品﹐但隻維持兩個月就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變成了“空產主義”。
吃飯不要錢的事﹐今天有﹐過去也有﹐但情況完全不同。過去是老百姓造了地主老財的反﹐吃了他們的陳年糧﹔如今則是政府幹部造了老百姓的孽﹐挖了他們的窮家底。
中共山東範縣（現屬河南）第一書記向全縣共產主義積極份子大會作報告﹐暢談該縣向共產主義過渡規劃﹐保證用三年時間做到﹕“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數日後﹐毛澤東看到了這個朗朗上口的規劃﹐頗感興趣﹐舉筆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乎太促﹐隻３年。也不要緊﹐３年完不成﹐順延可也。”(6)
再讓後人來看﹐老人家的“批示”也“很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偌大把年紀治理偌大個國家竟像小孩子玩過家家一般。不過﹐這樣玩下去的結果不會讓人覺著有意思。小孩子玩砸了他的過過家﹐頂多流兩滴他自己的淚﹔而老人家玩砸了他的過過家﹐是要闖禍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許多老百姓的淚的。
注解：
(1)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第41篇﹐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57-258頁。
(2)《中共中央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1958年4月8日。
(3)陳伯達《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載《紅旗》1958年第4期。
(4)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頁。
(5)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第754-755頁。
(6)引自﹕同(4)﹐第160頁。
【19】
毛澤東搞經濟建設﹐不隻是誌大才疏﹐而且脾氣也不好﹐容不得別人批評自己。大躍進前期﹐他好高騖遠﹔大躍進後期﹐他又剛愎自用。不過﹐在這浮躁與這固執之間還有一個相對緩和的時期﹐即老人家作了一番自我檢討﹑自我糾正的時期。
毛畢竟是從艱難困境中走出來的﹐總還不至於完全糊塗。你說他好高騖遠﹐可他也有過認真調查研究的記錄﹔你說他剛愎自用﹐可他也有過主動糾正錯誤的舉措。白天裏他還興致勃勃﹐大話連天﹔夜深時他又懮心忡忡﹐輾轉難眠﹐甚至能把許多經管具體事務的下屬從被窩中叫出來細細盤問。(1)
這個相對緩和時期﹐自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始﹐經武昌會議（11月21日至27日）﹑八屆六中全會（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會議（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屆七中全會（4月2日至5日）﹐到廬山會議前半期（7月2日至22日）止﹐前後八個半月。
在此期間﹐毛作了多次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談話和批示。他說﹕“我看﹐我們中國人大概包括我在內﹐是個冒失鬼。5億多農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2)
他還在不同場合指出﹕我們性子太急了﹐腦子也太熱了﹐就像一群“熱鍋上的螞蟻”﹔大躍進中存在著“冒險主義的錯誤”﹐開了海口﹐說了大話﹑作了空想﹐“務虛名而受實禍”﹔領導方麵是有責任的﹐不僅下麵作假我們相信﹐而且下麵的許多假本身就是上麵壓出來的﹐即所謂“一吹二壓三許願”。
他反省道﹕“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子﹐雖然我們現在年紀不小了。應該承認這一點﹕向地球作戰﹐向自然界開戰﹐這個戰略戰術﹐我們就是不懂﹐就是不會。……關於客觀經濟規律﹑按比例﹐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這個問題﹐我不懂。”(3)
“八個月糾左”在具體措施上﹐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降低鋼鐵指標﹐二是遏製“共產風”。
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總理是一個事務主義者﹐麵麵俱到﹐但不會抓主要矛盾。如今他推開周﹐自己跑到前台來大抓主要矛盾﹐提出搞工業應該“以鋼為綱”。結果人們很快就看到﹐緊接著“事務主義者”後﹐又出現了一個“鋼鐵強迫症者”。用老人家自己的話說﹕腦筋裏頭就是鋼了﹐糊裏糊塗﹑昏昏沉沉而又睡不著﹐最後不得不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4)
於是﹐他主持召開的武昌會議把1959年鋼鐵指標﹐由2700-3000萬噸壓縮到1800-2200萬噸﹐緊接著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又將指標壓低為1800-2000萬噸﹐八屆七中全會再將指標內降為1650萬噸。接著﹐他又請剛被他批為“右傾”而受到冷落的陳雲再度出山﹐並準其將指標壓至1300萬噸。
毛澤東承認﹐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混淆了兩個界限﹕
其一﹐混淆了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之間的界限﹐具體表現是把人民公社宣布為全民所有製單位﹐對內搞窮富拉平﹐對外搞任意調撥﹐即所謂“一平二調”﹔
其二﹐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界限﹐打著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旗號﹐否定按勞分配﹐否定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為此﹐他批評徐水縣書記“急急忙忙往前闖”﹐批評陳伯達雖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家﹐但實際表現得過“左”。
毛作這些批評顯然是在解脫自己。“徐水人民公社”的問題﹐固然有縣委書記跑得太快的責任﹐但也有黨中央主席親臨督察並大加鼓勵的責任。陳伯達文章固然“左傾”﹐但文中的一個主要內容正是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宣傳毛本人關於將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的宏偉設想。但在毛對他們的批評中﹐看不到毛與他們有這些聯係。
毛如此對待陳伯達正像他的另一個秘書田家英對他所作的評論﹕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5)
盡管老人家有點推卸責任﹐但他還是作了一些糾錯的努力。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五個月後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又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逐步明確人民公社內部三級所有製體製﹐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並承認經濟差別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承認商品生產的必要性。這些政策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多多少少遏製了一下正狂吹猛刮著的“共產風”的勢頭。
當時﹐對於毛澤東的自我檢查和自我糾正﹐有滿意者﹐也有不滿意者。
滿意者對此大加讚賞﹐如薄一波說﹕我們都欽佩毛主席駕馭全局的本領﹐看問題總是比我們站得高﹐看得深﹐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也是比我們醒得早﹐轉得快﹐抓得緊。(6)
薄公可說是一個善於把各個方麵搞得很平衡的為官之人。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曆史事件上﹐一方麵對毛的問題揭得不少（本書就引述了他所提供的許多材料﹐筆者為此感謝他）﹐另一方麵又不忘頌揚毛的偉大之處。隻是前者說得具體些﹐後者說得抽象些。
薄在處理其它一些重要人物關係時﹐也有類似情況。在其《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833-835頁﹐他稱頌陳雲同誌工作極端細致﹐關鍵時刻能夠拿出真知灼見。僅隔一頁﹐即在第837-838頁﹐他又稱頌鄧小平講話鮮明果斷﹐言簡意賅﹐充滿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辯證思想﹐末了還加一句“堅持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統一﹐是小平同誌的一貫思想”。略知中共黨史的人都很清楚﹐陳雲在大躍進前後所起的正麵作用是鄧小平難以相比的﹐這也正如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所起的促進作用是陳雲難以相比的一樣。兩者的上述作為﹐表現於不同時期。薄公輕輕抹去了這一時間差﹐而把它們放在相同時期裏相提並論﹐並顯得難分伯仲。
另外一些人則對毛所作的上述姿態不以為然﹐甚至十分不滿。在他們看來﹐八個月的糾“左”很有局限性﹐既沒有充份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質﹐也沒有深入挖掘出錯誤的思想根源。持這種態度的人大都是執政黨中的剛正不阿者﹐以彭德懷元帥為其代表。他們敢於犯顏直諫﹐敢於對毛澤東這艘政治巨艦作出強行攔截。
“大躍進”高潮後的毛澤東麵臨著這樣一些問題﹕
其一﹐能不能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
其二﹐能不能自己批評自己的錯誤﹔
其三﹐能不能容忍別人批評自己的錯誤。
做到前者﹐隻需要敏銳﹔做到其次﹐除有敏銳外﹐還需要勇氣﹔做到後者﹐則除有敏銳和勇氣外﹐還需要雅量。
對於毛澤東來說﹐不缺敏銳﹐有時也不缺勇氣﹐但最缺雅量。執政後的毛澤東成了一個“一觸即跳者”﹐盡管他常常把這頂帽子套在別人頭上。他可以自己來糾自己的“左”﹐但容不得別人來糾他的“左”。當彭德懷等直言“反左”時﹐他陡然變色﹐一改“反左”為“反右”﹐於是有了廬山政治風向急轉﹑“反右傾”鬥爭驟起之事。
五十年代中的兩場反右鬥爭有一相似之處﹐即都是先讓暢所欲言﹑後再因言治罪。五七年夏天﹐先是示以誠意﹐鼓勵大鳴大放﹔後又整治大鳴大放者。五九年廬山﹐先是開“神仙會”﹐鼓勵提意見﹔後又問罪提意見者。
老人家脾氣不好﹐很容易惱羞成怒﹐卻又愛擺出一副虛心納諫的樣子﹐故而害苦了那些城府不深且又好說話的人﹐使他們接二連三地在他麵前栽跟鬥﹐一栽就栽得一輩子或半輩子爬不起來。他還把自己的這種做法稱之為“陽謀”﹐給本來就豐富多彩的中國語言又造出了一個別開生麵的詞。
不過﹐稍作思考就會發現這個詞造得文理不通﹕陽光之下哪來的“謀”﹐老謀深算又何必示之於“陽”。實際上﹐“陽謀”這個詞﹐往輕處說﹐是一種不覺羞愧的自嘲語﹕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到末了還要自我標榜一下﹔往重處說﹐是一種破罐破摔的刁蠻話﹕沒錯﹐我就是要算計你﹔並且﹐我還要堂而皇之地告訴你我就是這麽做的﹐你敢不服氣嗎﹖活脫脫一副惡貓戲鼠的模樣。(7)
這不免使人想起作家王朔的那句名言﹕“我是××我怕誰﹗﹖”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15─816頁。
(2)引自﹕同(1)﹐第813頁。
(3)引自﹕同(1)﹐第819頁。
(4)引自﹕同(1)﹐第808─815頁。
(5)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45頁。
(6)引自﹕同(1)﹐第823-824﹑817-818﹑808頁。
(7)毛澤東﹕“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引自﹕同(5)﹐第331頁。
【20】
廬山會議之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列出十九個問題以供討論(1)﹐目的是讓那些剛從“大躍進”火在線被召回來的各方大員﹐從“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沉下心來總結經驗教訓。與會者對此反應不一﹕
高燒未退者﹐隻愛說經驗不願談教訓﹔
不再發燒但看臉色說話者﹐吞吞吐吐地談教訓﹔
不再發燒且又不看臉色說話者﹐則快人快語地談教訓﹐其中談得最重者亦是談得最好者當數彭德懷將軍。
彭將軍廬山諫言由兩部分組成﹕
其一﹐他在７月３日至７月10日八天中的七次發言和插話(2)﹔
其二﹐他於７月14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即所謂的“萬言書”(3)。
彭德懷的這些言論概括起來說﹐既對事又對人。對事﹐揭露大躍進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對人﹐指出毛澤東身上所染有的種種毛病。據李銳記載﹐毛澤東後來在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時說過這樣的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4)他的這一說法實是對彭將軍批評的一種響應﹐隻是響應得太過度了。
彭德懷“對事”的批評﹐涉及所批“事”的三個方麵﹐即範圍﹑程度和性質。
就範圍說﹐他指出這一時期出現一係列重大失誤﹐既涉及大躍進問題﹐如基本建設“過急過快”﹐大煉鋼鐵費錢費物﹐其財政補貼“比一年的國防費開支還要多”﹐用來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恐怕會有廬山這樣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問題﹐如所有製問題“曾有一段混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
就程度說﹐他指出所暴露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達到影響各階級間關係和各階層間關係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並且﹐這一錯誤雖盛行時間不長﹐但影響深遠。
就性質說﹐彭德懷把他所批評的“事”判定為“左傾”錯誤。這也是他廬山言論的重心所在。
所謂“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客觀現實而作空想盲動。彭將軍的批評緊緊抓住這一點﹕
──“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
──人民公社“辦早了”﹐沒有經過高級社充分發展階段﹑沒有經過實驗﹐就貿然興辦﹔
──大煉鋼鐵也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沒有全麵地考慮各種製約關係﹐就倉促上馬﹔
──鋪張浪費﹐“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
──任務指針“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
──“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經濟法則”﹐“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
這些“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就中共政治運作方式看﹐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路線”錯誤。它出自最高領導機關﹐有關黨的大政方針﹐故能影響全局。
就中共自身發展曆史看﹐最嚴重的“路線”錯誤莫過於“左傾路線”錯誤。如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中共三次“左傾路線”﹐特別是其中的王明“左傾路線”﹐幾乎造成全軍覆沒的後果。誠然﹐陳獨秀“右傾路線”也給中共帶來嚴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傾路線”。前者導致數萬黨人犧牲﹐後者則導致數十萬人馬損失﹔前者隻是丟了腦袋﹐後者則不僅丟了腦袋﹐而且丟了軍隊﹑丟了根據地。若再順著中共曆史向後看﹐就會發現該黨執政後仍是“左傾”錯誤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黨內鬥爭結局看﹐最聲名狼藉的“路線”錯誤也莫過於“左傾路線”錯誤。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開展過一場曠日持久的“整風”運動﹐主要批判“左傾路線”﹐並從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各個方麵來整治“左傾”人物﹐結果搞臭了“左傾路線”以及與“左傾路線”有過關係的人和事。
當時正值抗日戰爭相持苦熬階段﹐毛澤東卻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將領﹐召回中共大後方延安搞“整風”。一整就整了好幾年﹐整去半個抗戰時期﹔一整就整到抗戰快結束﹐整得自己手忙腳亂。那邊的“鬼子”要投降﹐這邊的“首長”卻在開大會。情急之下﹐諸將領隻好倉促趕往抗日前線﹐率起已脫離自己指揮數年的抗日軍隊﹐奪敗兵之城﹐繳降兵之械﹐收複失地﹐還我河山。
毛澤東在此時此地發動如此大規模整風運動﹐雖能為一些中共黨人理解﹐但也使許多國人生出疑問﹕毛澤東似是把黨內鬥爭看得高於民族鬥爭﹐把“反左”看得重於“抗日”。
延安整風後期﹐中共中央形成一個重要文件﹐即《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5)﹐全麵總結自建黨以來曆次路線鬥爭經驗教訓。其中﹐談“左傾路線”教訓部分﹐占總篇幅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傾路線”的一些特點﹐例如﹐表現為“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麵性”﹐“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麵當成全麵﹐局部當成全體﹐樹木當做森林。”
又如﹐“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於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於‘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6)
因此﹐當彭德懷在其信中談到“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時﹐就已在給毛澤東對號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種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的話語係統來給後者定性了。
再就毛澤東個人榮辱史看﹐一方麵﹐他在黨內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於受到“左傾路線”排擠﹐被撤掉了紅軍總政委﹑前委總書記等職務﹐被驅逐於當時至關重要的軍權之外﹔另一方麵﹐他在黨內所獲得的最大成功也就在於推翻“左傾路線”統治﹐進而執掌中共中央大權。如今彭竟也把他當做“左傾”來批評﹐竟也用起他曾經用來批評別人的話來批評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據李銳記述(7)﹐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剛被印發出來時﹐與會者們還摸不清老人家的反應﹐還沒有把“意見書”當作“反黨綱領”﹐但都能感覺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讚成彭德懷的人也不例外。黃克誠大將說他粗看了一下﹐就發現信中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盡管照實際情況﹐還可說得重些。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懷信中有一些話很能戳痛正坐鎮山上左右會議的毛澤東主席。
彭德懷“對人”的批評﹐也觸及三方麵問題﹐即有關毛澤東個人的責任問題﹑能力問題以及作風問題。
關於1958年失誤的責任問題﹐彭德懷說﹕“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顯然﹐這是話裏有話﹕每個人都有責任﹐但每個人的責任並不一樣﹐至少毛澤東的責任和他彭德懷的責任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犯錯誤﹐後者隻是沒有能夠阻止前者犯錯誤。若再進一步分析“意見書”所曆數的一樁樁錯誤﹐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是由毛澤東本人或直接倡導或大力推廣的。對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認。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反複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個責任是我”。
誠然﹐彭將軍也反複提到﹐“不要追究責任”。但是﹐不要追究責任不等於不要明確責任﹐不等於不要搞清楚問題。否則﹐幹什麽事都較真﹑都要弄個明白的彭老總﹐就沒有必要去寫這惹人生氣招人嫌的“意見書”了。
再者﹐彭德懷說不追究責任﹐即不追究確有責任者的責任﹐言辭間顯示出一種高姿態來﹕我老彭是能夠原諒你老毛的﹐不想抓著你不放。可是﹐對於一貫居高臨下﹑心高氣傲的毛澤東來說﹐受人寬恕原宥比遭人窮追猛打﹐似乎更難以忍受。他後來在其批彭講話中﹐屢屢表露出不想領彭德懷這個情的怨憤來。
在“意見書”中﹐彭德懷對毛澤東搞經濟建設的能力也表示懷疑。他寫了這樣一句後來引起許多非難的話﹕“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顯然彭的話意是說﹐你老毛搞經濟趕不上搞政治。
這句話在當時特定背景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突出﹐格外刺耳。不久前﹐毛澤東先是數落鄧子恢等人“象小腳女人一樣走路”﹐後又嘲諷周恩來﹑陳雲等人“象蝸牛一樣爬行”。如今﹐他親自跑到前台上來抓經濟﹐結果也不怎麽樣﹐還不如他所批評的那些人。
就連毛身邊的人也有這種看法。他的幾位秘書（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李銳）在一起議論時﹐“有一共同觀點﹕五八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來直接管經濟﹐來發號施令﹐結果碰了這麽一個大釘子﹐他自己也覺得應當如何來轉彎了。”(8)
不過﹐老人家的麵子還拉不下來。一次在與譚震林﹑田家英談話時﹐他突然提起此事﹐還拍了桌子﹕“隻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9)如今彭將軍又提起這惹他上火的事﹐不難想象﹐這回他要將廬山上的桌子拍得更響了。
另外﹐彭德懷還談到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有任務指針而缺乏具體措施﹐有衝天幹勁而缺乏科學分析﹐混淆了戰略布局與具體策略﹑長遠方針與當前步驟等等關係﹐腦子熱得很﹐手腳亂得很。
讀到彭將軍的這些話﹐很容易使人想起“誌大才疏”這句成語。而彭本人也愛用此話﹐曾用它來評價胡宗南﹑評價周盤。後者是他在湘軍時的上司。(10)不過﹐他如今的上司與他過去的上司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位毛上司雖在搞經濟上有些才短﹐但在搞政治上﹑在與人相鬥上才高八鬥﹐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項背的。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還對毛澤東的領導作風問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批評後者決策專斷﹐工作浮躁﹐有時還撒點小謊。
彭在西北組討論中講了一段很重的話﹕“現在是不管黨委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明白人一聽次話就知道他老彭在說誰了。因為﹐像這種個人專斷現象﹐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嚴重。
他還談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其批評所指再清楚不過了。
他還批評說﹐由於勝利“造成群眾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隻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麵的東西。”顯然﹐這前一句說的是“群眾”﹐後一句說的是“毛主席”﹐說他偏聽偏信。
彭又指出﹕“什麽‘算賬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這裏所謂“算賬派”﹑“觀潮派”﹐都是毛常愛說的話﹐都是他常拿在手裏隨時準備扣出去的帽子。
老人家到前台搞經濟之初﹐就多了一個心眼﹐預先準備了諸如“算賬派”﹑“觀潮派”這類帽子﹐把話搶說在前麵﹐好堵日後批評者的嘴。這盡管沒堵住彭將軍的嘴﹐但還是堵了大多數人的嘴。
由於執政黨主席好給人扣帽子﹐故在該黨中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說話風氣﹐即許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說話﹐而是先摸領導人的心理再說話。其中摸得最好者﹐當數“柯老”﹐即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後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11)
另據李銳記述﹐廬山會議期間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員﹐紛紛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進出“美廬”﹑能和主席一聊幾個小時的人打聽情況﹐揣摩風向﹐對小道消息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顯然﹐這種興趣不那麽高雅﹐甚至有些格調低下。可這種興趣後來竟成了許多執政黨官吏的一種嗜好﹐成了他們之所以能夠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夠安坐高位的一種必備素質。
彭還把堵塞言路問題提高到“路線”上來﹕“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三言兩語﹐道出了中共黨內鬥爭的重大隱情。不讓人講話﹐是“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特點。二三十年代的‘左’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左’也是如此﹐八九十年代的‘左’又是如此。與此相應﹐不讓人講話﹐也是“左傾路線”難以糾正的一個重要原因。諱疾忌醫﹐怎能夠治好病﹖
實際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傾路線”剝奪過發言權。對此﹐他耿耿於懷﹐幾十年間嘮嘮叨叨﹑不斷重提此事﹐既向黨內人嘮叨﹐又向黨外人嘮叨﹐甚至見了外國人也嘮叨。1949年底﹐這位中國“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一次出國﹐剛見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時﹐就抱怨說自己曾在黨內沒有發言權。(12)
可如今﹐被別人剝奪發言權的人也剝奪別人的發言權﹐抱怨別人的人也被別人抱怨。因此﹐對於他不讓人講話這一專斷作風的批評﹐也就有了雙重意義﹕一是現實批評﹐就事論事﹔二是曆史嘲諷﹐嘲諷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當這個批評是由彭德懷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說出來時﹐就更顯得有“刺”了。
彭還談到工作作風上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吹遍各地各部門”﹐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也迷惑了許多人﹐搞亂了許多工作。這裏的用詞也是相當尖銳的﹐也是那位耳不順的六旬老人難以消受的。
在西北組討論會上﹐彭還談了這樣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過毛澤東家鄉的公社﹐了解到這個公社在吃國家偏飯﹑得到政府許多扶助的情況下﹐隻增產14％﹐卻虛報了比這高得多的數字。毛本人也剛去過這個公社。彭問他知道不知道這件事。毛回答說他在那裏沒談過這個事。彭不相信他的話﹐“我看他是談過的”。這實際上是說﹕我們的毛主席也在那裏撒謊。
今天回過頭來看﹐彭將軍也太認真了。像毛這樣的“大政治家”撒點小謊又算得了什麽﹐可他非要把這當作一回事給捅出來不可。這或許能說明後者當將軍可以﹐當政治家尤其是當中國政治家就很有問題了﹕大事小事都愛摸老虎屁股﹐到頭來還能有他的好﹖
注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6─33頁。
(2)參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88-590頁﹔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55-856頁﹔參見﹕同(1)﹐第127─128頁。
(3)全文載於《彭德懷傳》﹐第595-601頁。
(4)引自﹕同(1)﹐第196頁。
(5)全文載於《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955-1002頁。
(6)引自﹕同(5)﹐第959﹑994頁。
(7)參見﹕同(1)﹐第135─153頁。
(8)(9)引自﹕同(1)﹐第17─18頁。
(10)參見《彭德懷傳》﹐第297─298頁﹔參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頁。
(11)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373頁。
(12)參見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7頁。
【21】
總的說來﹐上述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既有準確性一麵﹐也有嚴厲性一麵。人們對於前者異議不大﹐對於後者則有不同看法。
事隔許多年後﹐許多人為彭德懷抱不平﹐說彭總的信除了少數言辭較尖銳外﹐其它說法都較和緩﹐並強調彭總還沒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寫出來(1)﹐因而他寫出來的話並不重。但在筆者看來﹐人們可以認為彭總沒有寫出或說出他所知道的所有問題﹐但不能認為彭總對毛的批評不重。
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語言有公共語言亦有私人語言﹐或者說﹐被一定人所表述出來的一定說法有公共性質亦有私人性質﹕既有能為一般人所知曉的層麵﹐也有僅為某些人所理解的層麵。前者能夠喚起多數人的一般認知力﹐後者僅能激活少數人的特有領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長期密切相處過的人之間﹐其語言表述意義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經曆產生特殊的語言交流係統﹐即在內涵上比公共語言更為豐富的私人語言係統。
彭德懷與毛澤東相處幾十年﹐既有患難與共時﹐也有意見分歧時﹐恩恩怨怨﹐相知頗深。一方說之一二﹐另一方則悟之八九﹐其字麵上的直陳意義要遠遠少於其語氣中的蘊含意義。彭信中的一些話﹐在別人看來較一般化﹐隻是描述一些事實而已﹐但在彭與毛之間則有可能蘊涵著特殊的意義﹐有可能激活他們內心最深層的東西﹐或有可能刺到對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話﹐如搞經濟不象搞政治那樣得心應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容易導致“左”的東西﹑“左”的一來就不讓人講話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還有一些常人讀來不覺如何而毛公讀來一觸即跳的話﹐至今未被人們充份注意到﹐或許永遠不會被人們充份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麽說﹐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是相當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層領導人所不敢為之的。可以說﹐毛自坐穩主席位子到睡進紀念堂中這數十年間在黨內所受到的最嚴厲批評﹐莫過於彭的廬山言論了。
毛澤東曾作一詩稱頌戰場上的彭德懷﹐其中有這樣兩句﹕“誰敢橫槍勒馬﹐唯我彭大將軍。”(2)後人也可套用此話來稱頌廬山上的彭老總﹕“誰敢當朝橫罵﹐又見彭大將軍。”
亞裏士多德在其《雅典政製》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3)﹕
當野心家珀西斯特刺圖斯建立私人衛隊以謀求獨裁權力時﹐大立法者梭倫挺身站出來﹐說他比一些人聰明﹐因為這些人還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倫看到了﹔又說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為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卻不敢說出來﹐而他梭倫看到了就說出來了。
彭德懷在廬山上似也如此。
顯然﹐彭德懷比與會者中的一些人聰明﹐例如比“譚老板”（譚震林）﹑“賀胡子”（賀龍）等人要聰明得多。因為﹐這些人當時就根本沒有看清問題的嚴重性及其深遠影響。
前者譚副總理﹐大躍進時數他最賣力﹐是毛公掛帥搞經濟分遣在農業方麵的先鋒官﹔廬山會議時又數他最護短（不過﹐此公護短與“柯老”護短有所不同）﹐與彭德懷爭執﹐與黃克誠大吵。可事隔數年後（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懷仁堂上的位置﹐頗有些近似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的位置。這一次輪到他向毛的錯誤發難了﹐結果也像彭將軍一樣被打倒﹐並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幹將”的帽子。譚老板如此扮演曆史角色﹐讓後人看來不像是一個明白人所做的事。
後者賀副總理且賀元帥﹐竟也堅信大躍進的神話﹐並積極參與整治彭德懷的活動﹐甚至把後者與他閑聊時講的一些話也當做錯誤言論告發了(4)﹐使之成為彭將軍的一條“罪證”。然而﹐曆史也不厚待此公。事過七年後﹐賀某也跌落到彭將軍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慘﹐被關押兩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後人讀到這段曆史﹐除了對毛過河拆橋感到憤憤不平外﹐對賀的榮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問來﹕你賀老總也多少有些元帥風骨﹐做事怎能這樣小家子氣﹐看問題也怎能看不出這一點﹕他老毛既然能夠把全軍戰功最大的彭元帥整倒﹐那麽也能夠翻過手來把你這個排行老五的賀元帥收拾掉﹐而且收拾起來要容易得多。賀某這種助毛整人又為毛所整的曆史結局﹐讓後人看來也覺著他不怎麽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又顯然﹐彭德懷比另外一些人勇敢﹐例如比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為﹐這些人也看出了問題﹐甚至看得更充份些﹔但是﹐他們沒有能夠像彭德懷那樣痛痛快快地說出來﹐沒有能夠像彭德懷那樣敢於扭住毛澤東不放而非要討個明白說法不可。尤其是當毛澤東決定要整倒彭德懷時﹐這些共和國大員們不僅沒有勸阻他﹐反而屈服於他的壓力﹐助其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將軍於孤立無援﹑被動挨打的境地。
尤為可悲的是﹐彭將軍上書既是替中國的老百姓說話﹐也是替他們這幾位常在老人家麵前行走的人說話﹐說他們想說而不好說或不敢說的話。他本是替這些人說話﹐結果卻代這些人受過﹐甚至為這些人所毀。
彭德懷官在國防部長任上﹐主要管的是軍事而不是經濟。在出席廬山會議的中共高層官員中﹐就數他老彭管的事離會議原定內容最遠。對於當時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不會比周恩來﹑劉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體。可會議的實際情況是﹐也就數他這位管軍事的將領談經濟問題談得最來興致﹑最為透徹。
很顯然﹐彭將軍於廬山上大談經濟問題﹐是在為別人擔載﹐替別人著想。據《彭德懷傳》記載﹐“彭德懷曾對人談過他在寫這封信前的一些考慮﹕他知道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對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都有覺察和擔心﹐但他認為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在山下沒有機會講﹔隻有他來談談比較適當。”(5)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們看到這個“比較適當”的實際結果後﹐不能不覺出這段話中隱有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襟懷。
廬山會議開到7月23日前﹐彭將軍比一些人聰明而說的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說的話也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就是等待了。
不久﹐從“美廬”這所整個廬山中最具神秘性﹑最顯幽深感的房子裏閃出一個胖大身影﹐急衝衝而來﹐要向彭將軍索取說聰明話﹑說勇敢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共曆史上一場最荒唐﹑最富有戲劇性的批判會揭幕了。
注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33-134頁。
(2)引自《彭德懷自述》﹐第206─207頁。
(3)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商務印書館1959年中文版﹐第17頁。
(4)參見﹕同(1)﹐第144頁。
(5)參見《彭德懷傳》﹐第601頁﹔參見﹕同(1)﹐第129頁。
【22】
1959年7月23日晨﹐住在廬山牯嶺一帶別墅裏的“神仙”客們接到通知﹕上午開大會﹐主席要講話。對此﹐他們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說突然﹐這是臨時改變會議議程﹐連那幾大常委都未能預知。(1)
說不突然﹐會開到這個時節﹐主席也該出來講話了。早先開的是“神仙會”（毛澤東語）﹕會外﹐嶺上嶺下﹐遊興大作﹐詩風勁吹﹔會內﹐雲裏霧中﹐閃爍其辭﹐不得要領。如此會況﹐急壞了那位上山想談實事不想當神仙的彭將軍﹐急得他一時性起﹐抓起筆來寫了一通自己想說的話﹐並以信的形式呈遞老人家。後者則將此信印發出來﹐要大家開會議論。可是﹐大多數“神仙”仍是語焉不詳。他們很為難﹐不說不好﹐開會豈能無話﹔說也不好﹐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於是﹐諸“神仙”一麵指指點點彭總的意見﹐一麵又不時轉過頭來張望“美廬”的動靜﹐回眸中自有幾分期待﹕虎已嘯﹐龍豈能不吟﹖
老人家終於出來講話了﹐並一發而不可收。(2)
開場白﹐別具風格﹕“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話一出口便帶幾分情緒﹕一個想什麽時候開會就什麽時候開會﹑想講多長時間就講多長時間的人﹐居然也懇請別人聽他講話。說是要“講個把鍾頭”﹐結果一講就講了三個鍾頭。說是吃了三次安眠藥都“睡不著”﹐如果睡著了又怎樣﹖無疑會議將推後﹐重大事件日期將改寫﹐而大多數與會者也不至於如此倉促赴會。可見﹐此人給其黨史留下的痕跡太個人化﹐也太隨意。
結束語﹐風格別具﹕“同誌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
用詞不雅﹐但道出了某種真實的情狀﹕從字麵上看﹐道出了一個便秘患者終於能離開馬桶時的感覺﹔從話裏含義來說﹐則道出了一個“與人鬥其樂無窮”者在向對手作出打擊後的心態。不過﹐他舒服了﹐別人就不舒服了。據李銳回憶﹐他們當時的感受“無異於晴天霹靂﹐悶頭一棒。”(3)顯然﹐在此公那種“拉出來就舒服”的感覺中﹐包含著讓對手聽進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預期。他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境界﹐是以讓對手其苦無比為鋪墊的。
從結構上看﹐毛講話與彭德懷《意見書》相似﹐都是不對稱的﹐都有前後兩個不成比例的部份﹕前部份有條件地讚成對方﹐篇幅較小﹔後部份則嚴厲地批評對方﹐篇幅較大﹐是整個結構的重心所在。
從這裏也可看出我們民族禮儀文化或麵子文化的某種特點﹕即便馬上就要狠狠地打將起來﹐也不忘禮數﹐不忘先客氣一番﹐說聲“承讓”。不過﹐比起彭信﹐毛講話的結構不對稱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輕描淡寫﹐後部分濃墨重染﹑肆無忌憚。
講話一開始﹐毛公就批評那些較“左”的人﹐說他們“一觸即跳”﹐聽不得壞話﹔轉而又要他們“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罵祖宗三代”﹐勸他們要養成聽得下壞話的“習慣”。這一段言詞話裏有話﹐說是批評﹐實為嗬護。不難想象當時台下那些聽眾的神情﹐快樂“神仙”成了煩惱羅漢﹐一臉子迷惑。
接下來﹐毛公開始批評那些離右派“隻差三十公裏”的動搖份子。彭德懷的意見開始有了正式答複﹐並且是沒完沒了的答複。
毛公先說自己﹐說他現在與年青時有些不同﹐那時“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聽他一兩個星期”﹔不過﹐有一點自始至終沒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
毛在實際使用這個原則時﹐不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報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還。彭僅在廬山以個人名義向他提意見﹐他則在長達十餘年間發動整個中央以至全黨全軍全國來對彭進行聲討。前者隻說得他不中聽﹐他卻整得人家不能過。在他這裏﹐不僅有文章結構的不對稱﹐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對稱。他可以負人﹐人不可以負他﹐頗有些曹孟德氣度。
彭寫信給他個人﹐他卻把這信公諸大會﹐讓眾人來評頭論足﹐說長道短。彭為此火冒三丈﹐質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幹。他答道﹕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彭聽後﹐或因不善辭令﹐或因氣糊塗了﹐竟一時語塞﹐答不上話來。(4)
其實﹐彭很在理上﹕不錯﹐我沒有講不要印發﹐但我也沒有講要印發﹐不印發至少有一半理﹐故在發不發時你也應該問我一下﹔何況這事關重大﹐就更應該左右掂量了﹔再說咱們同誌相識數十年﹐住所相距數百尺﹐通個氣﹐打聲招呼﹐不至於太難。
毛澤東的辯解無疑是一種言不由衷且很難站住腳的托詞。按照他答複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懷在信上注明﹐此書信僅供我一人閱﹐請勿外傳﹐那麽﹐我老毛也會遵囑照辦。好像偌大個事隻怪老彭少寫了幾個字。
這種假設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懷不可能加上那麽一句話。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將軍那種坦蕩性情。何況他給毛澤東寫信﹐既不屬暗中密報﹐也不為私下交易﹐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加上這麽一句故作神秘﹑不倫不類的話。其二﹐即使彭將軍寫上諸如“勿得外傳”之類的話﹐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諸於外。毛何許人﹖為了“革命需要”﹐什麽做不出來。
彭德懷隻是在小組會上批評毛澤東﹐毛澤東則開大會批判彭德懷。他除了在7月23日大會上正式批彭外﹐接著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開的全體中央委員會議上﹐繼續對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熱諷﹐給他們上綱上線。他還於7月31日﹑8月1日召開常委會﹐糾合其它中共頂尖人物﹐聯袂整彭﹐一起來翻彭的曆史老賬﹐數落彭的這個問題那個問題。
在整彭德懷過程中﹐盡管有不少人打小報告﹑吹耳邊風﹑獻計獻策﹐但主要導演者還是毛本人。他首先設陷﹐拋出彭信﹔繼而緊逼﹐又是講話又是批文﹔最後開中央全會做結論﹐把彭等打為叛臣。
7月16日﹐毛拋出彭的信﹐責成會議討論。在7月23日前﹐會議討論彭信的總體情況是﹕極少數人或完全讚成﹐或完全反對﹔大多數人都基本同意﹐隻是對其中一些較尖銳的提法有異議。(5)
到了7月23日﹐毛親作批彭講話﹐一人扭轉整個會議形勢﹐促使多數與會者改變態度﹐開始批評彭總。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態度還比較冷靜﹐批評的語氣較緩和﹐會議的氣氛也較正常。(6)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7)於是﹐會議批判升級﹐將彭德懷等人的犯顏直諫﹐指責為有組織的反黨活動。這又是一人燒火﹐大家發熱。
其後﹐毛繼續作講話﹑批文件﹐調子越唱越高﹐口氣越說越重﹐甚至親自扣帽子。像“猖狂進攻”﹑“軍事俱樂部”這類熱得燙人的詞﹐均出自他的口。
可以說﹐在整個批彭過程中﹐每個關鍵場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個關鍵時刻都可以聽到老人家的聲音。無怪乎當年受害者之一李銳在回顧這段曆史時﹐稱此人所作所為“無不直接起著如鼓風機對高爐升溫的作用”。(8)
彭德懷批評毛澤東時﹐有什麽問題談什麽問題﹕談其事﹐有失敗也有成功﹔談其人﹐有長處也有短處。輪到毛批評彭時﹐則全盤否定﹕談事﹐一團漆黑﹔談人﹐一無是處。
彭說毛在經濟上犯了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毛則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惡毒攻擊和誣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以及中央和軍委其它領導同誌”。
彭說毛領導作風專斷﹐聽不得反麵意見﹐毛則反譏彭“最不民主﹐最專製”﹐對下粗暴﹑專橫﹐“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並且還“鬧獨立王國”﹐組織“軍事俱樂部”﹐“進行宗派主義分裂黨的活動”。
毛的這種反彈﹐何止是“一觸即跳”﹐更像是“跳起來就打”﹐“打起來便往死裏整”。
然而﹐厲害不等於有理。毛對彭的反彈實為霸道﹐而彭對毛的批評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毛澤東被彭德懷所批評的錯誤﹐是一種很可能要貽笑千年的錯誤。如放“畝產13萬斤稻”的衛星﹑訂“1974年鋼產４億噸”之計劃﹐都將成為曆史大笑料。
毛澤東在拒絕彭德懷批評後所繼續犯下的錯誤﹐是一種很可能要留罵千古的錯誤。如國民經濟倒退十年﹑人口損失數千萬﹐都是我們民族的大悲劇﹑大慘禍。尤其是在和平時期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餓死那麽多人的慘況﹐肯定是前無古人﹐並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懷隻是批評毛方法不當﹐毛澤東則反過來斥責彭立場反動。
彭說他“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則反斥彭掛著馬列主義招牌﹐“實質上一腦子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極端虛偽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並且還有某些封建殘餘思想”。
彭說他有“主觀主義”的傾向﹐他則反譏彭有“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和唯我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
據李銳記述﹐在8月1日常委會上﹐毛澤東專門批了彭德懷的所謂“經驗主義世界觀”。(9)他對彭說﹕你的世界觀是經驗主義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你本來就不懂得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真正懂得什麽是經驗主義。可問題是﹐你“還不知道經驗主義是何物”﹐就承認自己是經驗主義﹐豈不無知﹔還不懂得經驗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就覺著講經驗主義會“舒服點”﹔殊不知﹐這是涉及宇宙觀和方法論的﹐是“不好隨便承認的”。左一個“你不懂”﹐右一個“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講話記錄稿中竟出現7次之多。
與此相應﹐他還擺出一副你不懂我來告訴你的姿態﹐大談馬克思主義ABC﹐並不時引一些聽講者未必熟悉的外國人的名字和曆史上的故事。言辭間多有對彭的輕蔑與嘲諷﹐以伶牙欺剛正﹐以利齒辱厚重。
實際上﹐毛所說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許多問題。他指責別人不懂許多東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這些東西。
比如﹐他說經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還說得過去﹔但又說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就不準確了。因為﹐經驗主義是一外延較大的概念﹐不僅包括馬赫哲學﹐而且包括其它哲學﹐上自古希臘普魯泰戈拉哲學﹐中有英國經驗論﹐下至本世紀邏輯經驗主義哲學。﹐馬赫哲學隻是經驗主義一種﹐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故不等於經驗主義本身。我們可以說馬赫主義是經驗主義﹐但不能說經驗主義是馬赫主義。這就如同可以說男人是人而不能說人是男人一樣。
另外﹐毛還告誡彭德懷﹐“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係”。這一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按毛屢屢引為權威的那些經典作家的說法﹐在經驗主義哲學中﹐既有唯心主義派別﹐也有唯物主義派別﹐後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馬克思稱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10)﹔恩格斯則稱霍布斯為“第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18世紀意義上的）”(11)﹔列寧則說﹐從洛克出發﹐既可以“走向唯我論”（貝克萊）﹔也可以“走向唯物主義”（狄德羅）。(12)因此﹐把經驗主義斷然認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係”﹐頗為勉強。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列寧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學著作﹐在許多方麵落後於當時的學術進展。例如﹐列寧對當時業已出現的相對論﹑量子論等重大科學突破知之不多﹐卻十分斷然地去批判那些與上述科學成就有密切關係的哲學學說﹐從而使該書成為一本過於政治化﹑過於黨派化的哲學文獻。
當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謙虛風度﹐畢竟還承認﹐“我也不懂多少理論﹐不是教授﹐隻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讀很多書。我書讀得少﹐是些什麽意思﹐大體懂一點。”可問題是﹐他雖然“隻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礙自己好為人師﹐不妨礙自己在彭將軍麵前以及在眾人麵前侃侃而談。
又如﹐他屢屢嘲諷彭德懷不懂馬克思主義﹐尤其不懂曆史唯物主義。那麽﹐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誠然﹐我們不能說他完全不懂這一學說。他好歹也是上了“馬恩列思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無產階級偉大導師”之列的﹐是在馬氏宗祠中享有一塊牌位的。不過﹐稍加審視﹐就會發現這位中國導師與那些外籍導師有許多不同之處﹐比如他對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學說的理解就與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
在毛看來﹐階級鬥爭學說是曆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階級鬥爭是曆史唯物主義範疇”﹔有時兩者就是一回事﹐講階級鬥爭就是講曆史唯物主義。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13)這段話對於許多中年以上的中國人來說﹐不會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紅書”中的顯著位置上（《毛主席語錄》第二篇第一條）﹐曾被千百萬“革命群眾”反反複複誦讀過。
然而﹐在曆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原創者那裏﹐有著與毛不同的說法。馬克思曾十分嚴肅地聲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發明的﹐而是資產階級學者首創的﹕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4)
在這一段話中﹐談及與談話者本人有關的階級鬥爭一詞﹐隻有一處﹐即談話者本人所稱的第二點“新貢獻”﹔並且﹐這一“新貢獻”的主要之點﹐僅在於指出階級鬥爭最終結果如何﹐即“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在於揭示階級鬥爭本身性狀如何。
那麽﹐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版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認的說法﹐就是創始者本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寫的那一段話﹕“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5)
在馬克思這一段關於曆史唯物主義學說總結性陳辭中﹐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一詞﹐隻提到了一下與它有些相近的“社會革命”一詞﹐並且﹐所談重心也僅在於揭示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如何﹐即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生對抗性矛盾﹐而不在於闡述社會革命本身的性質如何。馬克思的這一表述﹐對於動輒就向人們揮舞“階級鬥爭─曆史唯物主義”大旗的毛澤東來說﹐不能不說是很遺憾的。
不過﹐從上述毛澤東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闡釋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種我行我素﹑不落舊套的個性來。他是以“六經注我”的方式來對待馬克思這位“全世界無產階級”最高導師的﹐不是按照馬克思的本義來理解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理解乃至塑造馬克思。
他自己覺著“與人鬥其樂無窮”﹐於是就到馬克思那裏去尋找這方麵的東西﹕不合其意的﹐即使連篇累牘﹐也視而不見﹔合乎其意的﹐哪怕隻言詞組﹐也要大加發揮﹐以至搞出了一個大講階級鬥爭的曆史唯物主義﹐一個不倫不類的馬克思學說﹐一個能把彭將軍腦袋侃得發暈的高深理論。
注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64頁。
(2)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其中﹐毛澤東7月23日大會講話﹐見第165─176頁﹔毛澤東7月26日指示﹐見第196頁﹔毛澤東7月26日作《對於一封信的評論》﹐見第196─197頁﹔毛澤東7月29日大會講話﹐見第207─208頁﹔毛澤東7月30日召集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見第209─210頁﹔毛澤東7月31日常委會講話﹐見第216─225頁﹔毛澤東8月1日常委會講話﹐見第226─259頁﹔毛澤東兩次常委會後留列席會議的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見第259─260頁﹔毛澤東8月2日大會講話﹐見第263─267頁﹔毛澤東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見第267─268頁﹔毛澤東於會議期間若幹批語﹐見第268─275頁﹔毛澤東8月11日大會講話﹐見第326─333頁﹔毛澤東8月16日大會講話﹐見第344─351頁﹔另參見《彭德懷傳》﹐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3)引自﹕同(1)﹐第176頁。
(4)參見《彭德懷傳》﹐第612頁。
(5)參見﹕同(1)﹐第135─136頁﹔參見﹕同(4)﹐第603頁。
(6)參見﹕同(1)﹐第180頁。
(7)引自﹕同(1)﹐第196頁。
(8)引自﹕同(1)﹐第268頁。
(9)引自﹕同(1)﹐第227─237頁。
(10)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63頁。
(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703頁。
(12)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85─86頁。
(13)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載《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1491頁。
(14)《馬克思致約﹒魏德邁（1852.3.5）》﹐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09頁。
(1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2─33頁。
【23】
毛澤東對彭德懷除作了上述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還作了許多曆史批判。彭批評毛與毛批判彭﹐都是“對事也對人”。不過﹐前者的批評隻是針對此一時的事和人﹔後者的批判既針對此一時的事和人﹐又針對彼一時的事和人﹐將前前後後三十一年（1928─1959）間的事和人都翻出來數落一番。
通觀廬山批彭言論﹐毛主席三番五次講話﹑眾大員七嘴八舌幫腔﹐其間最有談論內容且最顯談者品性的話題﹐莫過於清算彭將軍曆史舊賬了。算賬者﹐翻箱倒櫃﹐東拉西扯﹐扯出了幾十年間的黨史﹔泄憤者﹐敞其私處﹐傾其積怨﹐流露了許多心底的東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講話中就指出(1)﹕“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曆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不過﹐他此次隻是籠統說說﹐沒有具體說明有哪些個“關鍵時”﹐是怎樣個“不堅定”。
此後﹐毛澤東頻頻講話﹐對上述提法詳加說明。尤其在兩次常委會（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幾位常委當配角﹐對彭德懷數十年曆史作了全麵清算。
毛所謂“關鍵時”﹐主要指中共黨內重大路線鬥爭時期。在7月23日講話中﹐他說中共黨史上有四條錯誤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此為粗算。在7月31日講話中﹐他又說中共黨史上有八條錯誤路線﹕五次右傾路線﹐即陳獨秀路線﹐羅章龍路線﹐張國燾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三次左傾路線﹐即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第一次王明路線。此為細算。8月16日﹐他主持通過八屆八中全會有關決議﹐判定彭德懷等人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此又為新算。
毛所謂“動搖”﹐是指中共黨內一些人在上述錯誤路線泛濫時或推波助瀾或隨波逐流。其中﹐動搖於右傾路線者﹐或搞階級妥協或另立山頭﹐易犯投降主義或分裂主義的錯誤﹔動搖於左傾路線者﹐超越客觀實際而盲動蠻幹﹐易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在毛所曆數的這九次錯誤路線中﹐有三次與彭牽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黨﹐同年夏起義﹐故與在此之前發生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和“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無緣。彭起義後便率軍縱橫湘贛邊區﹐故又與在白區中發生的“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無緣。其餘六次路線鬥爭均與彭有或多或少聯係。
毛總體評價彭﹕自加盟革命後﹐大多數“關鍵時”都“動搖”﹐大多數路線錯誤都有份﹐在六次路線鬥爭中有五次犯錯誤﹐或犯左傾錯誤或犯右傾錯誤﹐或負跟隨之責或負領頭之責。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確路線方麵的作為﹐也很難容於毛﹐很難為他稱道。在這次路線衝突中﹐彭支持毛反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毛承認彭的基本立場沒有錯誤﹐但認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問題。
據《彭德懷傳》記述(2)﹐當時﹐張國燾依仗四方麵軍槍多人眾﹐企圖脅迫疲奔萬裏且破衣爛衫的一方麵軍聽從他指揮。值此關頭﹐彭主張先扣押四方麵軍領導﹐使其失去指揮﹐再謀脫身﹔毛則決定先不露聲色﹐穩住對方﹐再夜半起身﹐不辭而別。
事隔二十餘年後﹐毛在廬山翻出此事﹐嚴辭批道﹕“四方麵軍錯在張國燾﹐是階級異己分子﹐同他作鬥爭﹐應當在黨內鬥﹐不能用武力。但長征中彭德懷提議過用武力解決﹐這是資產階級﹑封建集團互相吃掉的辦法﹐無產階級不能用這個辦法。”（8月16日講話）。
到頭來﹐毛還是把彭在此次路線鬥爭中所作所為給否定了﹕雖沒犯支持“右傾路線”的錯誤﹐卻犯了反對“右傾路線”不當的錯誤﹔雖不是熱心追隨“張國燾路線”的人﹐卻成了熱衷使用“反動階級方法”的人。事實上﹐毛在此次路線鬥爭中﹐既靠葉劍英截取電報而獲知隱情﹐也靠彭德懷調動三軍團護衛而得以脫身。事過境遷﹐他隻記前者密告之功（竟於廬山會議上數次念叨此事(3)）﹐不提後者保駕之勞﹐甚至向其潑髒揚灰。
在毛給彭開出的曆史賬單中﹐除記有他在“張國燾右傾路線”發作時有過不軌想法外﹐還記有他在“李立三左傾路線”發作時動搖過﹐打過大城市長沙﹔在“王明左傾路線”以及“王明右傾路線”發作時跟著幹過﹐並且很賣力氣﹔在“高饒右傾反黨聯盟”中也有一席位置﹐實為“彭高聯盟”﹔在此次廬山會議上又向黨進攻﹐成為“彭黃張周右傾反黨集團”首領。顯然﹐毛的這本舊賬單是夾有他的許多個人成見的。
毛澤東盛年時在黨內的最大競爭對手莫過於王明了。他曾被王的路線執行者解除兵權而靠邊站﹐並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廣證博引“馬恩列斯”原著而反襯得十分土氣﹐以至被譏諷為“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多少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者。不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隊伍﹑打下的地盤﹐也幾乎被王的路線執行者丟失殆盡。
因此﹐對於“王明路線”﹐毛澤東不論於公還是於私都是深惡痛絕的。似乎可以這樣說﹕能否堅決反對蔣介石是區分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標準﹐能否堅決反對王明則是區分中共黨內毛派與非毛派的標準。毛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卻另辟天地搞起曠日持久的整風運動來﹐為的就是要在黨內肅清王明的影響﹐打擊非毛派的氣焰。八年抗戰﹐竟有四年整風﹔中共大部份高幹都在此運動中痛作檢查﹐自貶自損。
對於王明路線﹐毛澤東不僅當時狠狠整治﹐而且事後耿耿於懷﹐久久不能釋然﹐一有機會就翻出來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線”本身﹐也批與“王明路線”有牽連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懷。毛指責彭跟隨王明路線跟得很緊﹐先是支持王的“左傾路線”﹐後又支持王的“右傾路線”。
就實際情況看﹐毛對彭的批評不能說毫無根據﹐但可以說以偏概全。彭確實支持過“王明路線”﹐也確實反對過“王明路線”﹐並確實很堅決很有效地反對過“王明路線”。可是﹐毛隻說前者﹐不提後者。
當“第一次王明路線”以“左”的麵貌肆虐中央蘇區時﹐彭德懷最初支持過它﹐但後來發現它在軍事方麵有嚴重錯誤﹐便斷然改變態度﹐指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當時紅軍“太上皇”─的鼻子﹐臭罵其無能無恥﹐“崽賣爺田心不痛”。怒吼之後﹐他包起衣服﹐準備坐牢﹐準備被殺頭。(4)此時毛澤東正在蘇區南線會昌城外賦詩填詞﹕“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5)
當“第二次王明路線”又以“右”的麵貌影響抗日統一戰線時﹐彭德懷也曾經響應過它﹐積極指揮所部作戰﹐以策應由國民黨主持的正麵戰場﹐並與許多國軍高級將領如程潛﹑衛立煌﹑孫殿英等建立了較為溫和的協作關係﹐但後來發現一些國軍惡待共軍﹐不是刁難就是搶奪﹐便暴跳如雷﹐堅決回擊。在人家國統區裏﹐他竟把國民黨特務捆起來問罪其上司。在自家根據地中﹐他又一下子吃掉磨擦將軍朱懷冰部二個師一萬餘人。彭德懷在做這些事時數度穿行於國統區﹐屢涉險地﹔此時毛澤東正安坐後方窯洞﹐奮筆疾書。
彭德懷晚年談到自己在曆次路線鬥爭中表現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從這裏也認識到自己見事遲﹐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開始總是模糊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侯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開始分支在手腕處﹐我要等到五個指頭擺出來時才認識的。”(6)由此不難看出這位工農將軍有其憨?可愛的一麵。他承認自己對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缺乏先見之明﹐但也有意無意地辯解道﹐自己畢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問題看個明白﹐還有一些後見之明。
可是﹐毛隻抓住他沒有先見之明的方麵﹐不承認他還有後見之明的方麵﹔隻強調他前麵做錯的事﹐不重視他後麵改正的事﹔隻過於渲染他的過失﹐不充份肯定他的貢獻。從這裏也可看出毛處世為人的一些特點﹕對於那些有負於自己的人和事的記憶﹐比起那些有益於自己的人和事的記憶﹐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個得罪不起的人。
在毛給彭算出的一筆筆曆史舊賬中﹐較重者﹐除了上述逢“關鍵時”便“動搖”外﹐還有所謂“與我關係三七開”﹐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這筆賬先是在7月31日會議上列出﹐後又在多次會議上演算﹐最後公布全黨。
毛澤東曆來把自己看作是黨的正確路線代表﹐因此﹐既已認為彭德懷屢屢站在錯誤路線一邊﹐就應判定彭屢屢站在他的反麵﹐大多數場合都與他作對。可是﹐毛這種算法過於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處顯智而大處露愚。
據說﹐朱德在目睹廬山整彭這一幕醜劇後﹐說出一句痛心疾首的話﹕誰還會相信我們曾在一個碗裏吃過飯﹖
不知這位老將軍有沒有意識到﹐他所抱怨的恰恰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們獲得這樣一個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飯﹐不大用一個碗﹐聚餐時短﹐分餐時長。道理很簡單﹐既然把彭的曆史說得大有問題﹐就應把自己的曆史說得與前者分開乃至對立﹐從而能夠在否定前者的同時把自己解脫出來。
然而﹐就曆史事實來看﹐這種解脫很成問題﹐表麵上是在解脫自己﹐實質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曆史的同時﹐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曆史。
縱觀中共戰史﹐彭德懷戰功最大。十大元帥排名一號的朱德在彭落難時說過一句公道話﹕我們最難走的路是他走的﹐我們最難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講艱苦卓絕沒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說了實話。
第一次國共戰爭時﹐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隊是他統領的。如1930年夏長沙之戰﹐他率紅三軍團以八千之兵擊敗三萬之敵﹐並一鼓作氣攻下湖南省城長沙─紅軍在十年內戰期間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1933年3月江西草台崗之戰﹐他率紅三軍團擔任主攻﹐奪下霹靂山敵主陣地﹐匯合友鄰部隊聚殲敵第十一師大部。該師為陳誠起家部隊﹑精銳之旅﹐其餘部後來發展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八軍。
再如1933年9月福建芹山之戰﹐他指揮所部殲滅蔡廷鍇的從未打過敗仗的﹑曾和日本人較量過的第三三六團﹐並且是以一個團兵力殲滅一個團兵力。這同毛澤東和林彪的那種集中優勢兵力的打法頗為不同。
抗日戰爭時﹐中共所打的最大戰役百團大戰是他指揮的。此役他調集一百零五個團兵力﹐在敵後數千公裏交通在線﹐同時展開破襲戰﹐接著拔據點﹐再接著反掃蕩﹐共殲敵數萬﹐從而改變了國人乃至敵人關於“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的看法。
第二次國共戰爭時﹐中共敵我兵力最為懸殊的戰區即西北戰場是由他經略的。戰端初開時﹐彭部僅為二萬餘人﹐敵方則有二十餘萬人。並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沒有﹐輕武器缺少彈藥﹐糧食常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後者為蔣介石嫡係部隊﹐其主力前身是蔣北伐起家的國民革命第一軍﹐號稱“天下第一軍”﹐其統帥胡宗南為蔣最得意的黃埔弟子﹐屬“天子門生”﹐故軍中兵員充足﹐裝備精良。兩軍對陣結果﹐彭部屢戰屢勝﹐胡部喪師失地。
朝鮮戰爭時﹐當代世界武器裝備水平差距最大的戰爭也是由他擔當主角的。美軍驍將李奇微曾概括誌願軍打法為“月光攻勢”和“四五天攻勢”(7)。因為沒有製空權﹐誌願軍隻能於夜晚活動﹐故常選擇月明之時進攻。又因為缺乏後勤保障﹐誌願軍僅靠人體所能承負的戰鬥給養發動進攻﹐故其攻勢不超過一星期。即使在這種惡劣裝備條件下﹐彭德懷也能率軍先是驅使世界頭號強國的軍隊退走幾百裏﹐繼又頂住後者發動的陸海空立體式反攻。
此外﹐還有以往人們不大提起的一點﹐就是在中共武裝力量係統中﹐幾乎所有“山頭”的部隊都先後被彭直接指揮過。在中共眾多高級將領中﹐彭這一經曆是絕無僅有的。
例如﹐老底子為“紅一方麵軍”的部隊﹐他在中央蘇區﹑長征路上﹑黃土高原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115師暨山東軍區和晉察冀部隊﹐後來分別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四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
又如﹐老底子為“紅四方麵軍”的部隊﹐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暨晉冀魯豫軍區﹐後來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
又如﹐老底子為“紅二方麵軍”的部隊﹐他先後在華北﹑西北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一二０師暨晉綏軍區﹐後來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
再如﹐老底子由紅軍主力長征後留下的“南方八省遊擊隊”組成的部隊﹐他也在朝鮮戰場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與山東軍區一部合編為華東野戰軍﹐後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其中第20﹑21﹑23﹑24﹑26﹑27軍（即華東野戰軍第一﹑二﹑四﹑六﹑八﹑九縱隊﹐多為主力縱隊）先後入朝作戰。
毛澤東雖為中共軍委主席﹐但對各地戰事籌劃﹐多是坐鎮戰場之外﹐多以電報傳令﹐多為間接指揮﹐而不象彭德懷那樣親臨各軍前線﹐既以電報也以電話乃至喊話傳令。更有甚者﹐彭職務在軍師長之上﹐但其指揮位置常在軍師長之前﹐有時竟跑到團部﹑營部乃至連部。
以上僅為簡述﹐但已不難看出﹕彭德懷個人的曆史是與中共軍隊的曆史密切聯係在一起的﹐並且是與其中較為重要且較有光彩的部份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可以說﹐一人生涯﹐半部軍史。
因此﹐如果過分歪曲彭德懷的曆史﹐就會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軍史﹐就會使後者中許多光彩篇章變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會使後人在閱讀該軍軍史時﹐或弄不明白許多重大戰役的真相﹐或突然發現許多光輝業績竟是由一個不良份子領著做出來的﹗
例如﹐自1959年後﹐在記述中共西北解放戰爭史的文獻中﹐就很少出現彭德懷的名字了﹐以致給後人造成這樣一個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這一戰事的。這是弄虛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戰軍老戰士杜鵬程寫了一本小說《保衛延安》﹐寫出許多曆史事實。1954年﹐該書出版﹐印數近百萬冊﹔1959年﹐該書被停印﹔1963年﹐文化部發“〈63〉文出密字第1394號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閱此書﹔1964年﹐文化部又發“〈64〉文群密字216號補充通知”﹕就地銷毀此書﹔1966年﹐“文革”開始﹐作者本人“大禍臨頭了﹗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蹲牛棚﹑勞動改造……”。(8)
又如﹐在中共軍史中﹐1928年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意義重大﹕其一﹐振奮了處於革命低潮時的中共黨人的精神﹔其二﹐誕生了一支能征善戰的紅軍隊伍─堪稱紅色“湘軍”。然而﹐廬山批彭竟把此舉說成是一次個人投機行動﹐即彭德懷以此“入股”革命﹐頗有個人“野心”地想“參加革命做大事”(9)。這是過河拆橋的。
同樣道理﹐毛澤東如果過份貶損彭德懷的曆史﹐過份否認他與彭的聯係﹐就會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曆史﹐就會使有關他自己的那種馬背君主生涯的記述顯得大有問題﹕或因過份排斥彭將軍﹐而使自己的一些曆史經曆顯得模模糊糊﹔或因過份貶低彭將軍﹐而使自己的一些曆史作為顯得黯然失色。前者可從五九年後中共對有關西北解放戰爭史文獻處理中看到﹐後者可從下麵這樣一個事例中看出。
在廬山會議上﹐毛多次指責彭抗戰時大鬧獨立性﹕“重大問題自己幹自己的﹐可執行可不執行。可執行者﹐自己意見同上級意見相同的﹔不執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會議做了決議也不服從中央方針。到華北軍分會另發指示。”“華北軍分會作的是根本違背中央方針的決定。”（8月1日講話）
抗戰時﹐彭將軍在華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二年多時間（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與朱德將軍共同主持八路軍前方抗戰大業﹐並因自己年富力強而做了較多的事。後三年多時間（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華北敵後抗日戰爭最為艱苦且最為輝煌的三年時間﹐朱返回延安﹐彭獨挑大梁﹐當家八路軍總部﹐集黨﹑政﹑軍﹑民﹑財五大權於一身。
我們既已知道彭德懷在抗戰中的實際地位﹐即全權主持中共華北抗戰大局﹔也已知道毛澤東批彭將軍的主要說法﹐即“根本違背中央方針”﹐“自己幹自己的”﹔再將兩者連接起來推證﹐便可獲得一個相當簡單的三段論﹕
前提一﹕華北抗戰大局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澤東﹔
結論是﹕華北抗戰大局與毛澤東的中央沒有多大幹係。換句話說﹐毛的英明決策或光輝思想﹐對華北抗戰至少對彭當家太行山時的華北抗戰沒有多大影響。
如果再考慮到﹐在中共整個抗戰大業中﹐華北八路軍占七成以上﹐而華中新四軍﹑東江縱隊以及東北抗聯加在一起僅為三成﹔那麽﹐又連帶出一個結論﹕在中共整個抗戰大業中﹐毛澤東的中央不起主導作用。
問題到此還未結束﹐如果再進一步考慮到﹐毛澤東還曾抱怨過﹐由項英主事的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領銜的中央大鬧獨立性﹐不聽延安指揮﹐自行其事﹔那麽﹐再連帶出一個結論﹕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響華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響華中抗日之大局。於是﹐毛本人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為成了問題﹐似乎一度遊離於中共抗日大業之外。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認﹕“那時侯﹐新四軍在項英手上﹐八路軍在彭德懷手上﹐連陝西省委都不聽話”﹐於是﹐“延安成為留守處”。（8月11日﹑16日講話）
平心而論﹐上述逐步退減論證﹐對毛過於苛刻了。可是﹐這不能怨怪別人﹐隻能怨怪他自己﹕搞黨內鬥爭﹐過於歪曲政敵﹐過於貶損政敵﹐結果殃及自身﹔吵起架來﹐隻求痛快淋漓﹐想怎麽說就怎麽說﹐而不考慮是否自圓其說。他本是朝政敵潑髒揚灰﹐結果也連帶著把自己弄了個灰頭土臉。
毛澤東在倒算彭德懷曆史舊賬時﹐還有一個“三國誌”說﹕
“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7月31日講話）
此話較難理解。既要愛國﹐又要讓外國人多占自家國土﹐世上哪有這樣的愛國。這不免使人覺著說此話者本人大有問題﹕或有氣節問題﹐或有神智問題。可仔細審察﹐兩者都不是﹕毛澤東真心愛國﹐不容懷疑﹔毛澤東頭腦正常﹐也不容懷疑。顯然﹐毛澤東話中藏有隱情。
這個隱情主要藏在“三國誌”這一說法裏。準確地講﹐不是“三國”﹐而是兩國三方﹕中日兩國﹐國共日三方﹔中日為敵﹐國共明為盟暗為敵。每一方都要同時處理與另外兩方的關係﹐從而使三方間關係異常複雜。
就中共方麵說﹐可以向日本人奪地盤﹐即建立敵後根據地﹔但不能向國民黨奪地盤﹐否則就是破壞國共合作抗日大業。換句話說﹐日本人占領區越大﹐共產黨人建立敵後根據地的範圍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這種情況﹕日本人在前麵驅趕國民黨中央軍﹐共產黨八路軍以及新四軍則跟在後麵擴大自家根據地。因此﹐毛所謂“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實為“讓日本多占地才愛黨”。
從一黨之利來說﹐共產黨希望日本人多打國民黨。因為﹐除了上述可以擴大根據地外﹐還可既減輕自己身上的壓力﹐又削弱國內競爭對手的實力。不過﹐共產黨也不希望日本人徹底打垮國民黨。這除了出於中國人的良心外﹐還由於國民黨中央軍的存在能夠牽製住侵華日軍的大部份主力師團。
同理﹐國民黨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產黨。這也會既減輕自己身上的壓力﹐又削弱國內政敵的實力。並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徹底打垮共產黨。因為﹐後者在華北﹑華中拖住了侵華日軍的許多有生力量﹑以及偽軍的絕大部份力量。
從日本人角度看﹐國共兩黨都要打擊﹐並且都要徹底打垮。至於哪一個予以先打或後打﹐哪一個予以重打或輕打﹐則視情況而定﹕如果想奪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樞紐﹐自然要多打﹑重打國民黨﹔如果想肅清後方﹑掠奪占領區資源﹐則要多打﹑重打共產黨。
然而﹐若讓超越黨派利益的老百姓來看﹐若讓沒有曆史積怨的後輩者來看﹐既不希望共產黨受到日本人重創﹐也不希望國民黨受到日本人重創﹐更不希望國土讓日本人多占﹔與其讓日本人統治﹐勿寧讓中國人統治﹐管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實際上﹐就中共自身來說﹐既有這種理論﹐即所謂“此時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的說法﹔也有這種實踐﹐即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拖住了大量原準備向國民黨統治區進攻的日本軍隊。
基於以上看法﹐多數中國人不會讚成毛對彭的批評﹐不會讚成他的“三國誌”說法﹐尤其不會讚成他所謂“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說法﹔相反﹐會對彭將軍發動“百團大戰”這一抗日之舉抱有深深的敬意。
讀到毛澤東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的話﹐自然想到蔣介石的“攘外先安內”的話。兩者用詞不同﹐但涵義相近﹐都把黨派利益看得過高過重。兩人心裏都想﹐要抗外敵﹐先反內敵。蔣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紅軍。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趕蔣軍。
不過﹐毛公所做還不止於此。他不僅是﹐要攘國外之敵﹐先安國內之爭﹔而且是﹐要攘黨外之敵﹐先安黨內之爭﹐要打日軍蔣軍﹐先反左傾右傾。
正當抗日相持階段﹐毛公頻頻調令八路軍新四軍主要抗日將領雲集抗日後方﹐學習文件﹐總結經驗﹐改造思想﹐整頓黨風﹐張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須檢查﹐個個要過關。到末了﹐延安城內思想交火還未盡興﹐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將燃盡﹐整風完了﹐抗日也快結束了。
中共抗戰三件事﹕整風﹐拒蔣﹐打鬼子。毛公費心最多在前事﹐彭將軍用力最多在後舉﹔前者痛責後者﹐後者豈能心服前者﹖
注解:
(1)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70頁﹔以下所引毛澤東在廬山的講話均見該書有關部分。
(2)參見《彭德懷傳》﹐第七章第五節。
(3)參見﹕同(1)﹐第210﹑256頁。
(4)參見﹕同(2)﹐第六章第七節。
(5)毛澤東《清平樂﹒會昌》﹐載《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
(6)引自《彭德懷自述》﹐第229頁。
(7)參見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91﹑192﹑104－105﹑192頁﹐第66﹑88頁﹔參見葉雨蒙《出兵朝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頁。
(8)參見杜鵬程《〈保衛延安〉的寫作及其它"重印後記》﹐載《延河》1979年第3期。
(9)參見﹕同(6)﹐第68﹑103?106頁﹔參見﹕同(1)﹐237頁。
【24】
閱讀毛澤東的廬山言論﹐體會他對彭將軍的嬉笑怒罵﹐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間透出一種強烈的心理個性﹑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這種精神氣質在筆者看來﹐較多地表現為一種陰柔之氣﹑一種常常能夠摧陽折剛之氣﹐既可顯現為毛澤東個人的一種行為模式特征﹐也可折映出我們民族的某些文化傳統特征。
從政治現象層麵上看﹐毛批彭講話中的陰柔之氣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麵﹕
其一﹐翻箱倒櫃揭老底﹐陳芝麻爛穀子均搬上台麵﹔
其二﹐東拉西扯亂上綱﹐帽子棍子皆派用場。
前文提到﹐在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彭德懷所作的諸多批判中﹐話題最多也是份量最重者﹐當數這些人對彭的曆史批判﹐說了不少往日舊事﹐算了許多陳年老賬。
首先﹐這老賬算的時間跨度大。迄廬山會議止﹐彭與毛相識三十一年﹐廬山上的賬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進攻”總路線的賬﹔
遠者﹐算了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賬﹔
更遠者﹐則算了這三十一年之前的許多零零碎碎的賬﹐如追問彭﹕因何在湘軍二師六團中獲得上司信任﹖(1)如何在老家湘潭烏石寨蓋起十二間瓦房﹖(2)為何原名叫“彭得華”﹐是不是想一人獨得中華﹖
其次﹐這老賬也算得虛虛實實。其間有實賬﹐有虛賬﹐亦有介於虛實之間的賬。
實者﹐確有其事﹐毛澤東等人則抓住不放﹐反複念叨。如彭德懷曾一度支持過王明路線的舊事﹐毛幾乎是逢會必說。
虛者﹐查無實據﹐毛澤東等人則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如彭德懷剛訪問過東歐國家﹐毛臆測其可能“從國際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8月1日講話）。毛的追隨者們後來走得更遠﹐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裏通外國”的罪行。如此栽贓﹐激得將軍大吼﹕我彭德懷一句外國話都不會﹐怎麽個裏通外國﹖我在外麵說了什麽聽了什麽全靠翻譯﹐你們為什麽不先去問問他就來下結論﹖(3)
介於虛實之間者﹐稍有事實﹐毛澤東等人便加以發揮﹐上綱上線。如彭德懷在中央蘇區肅反“ＡＢ團”時曾救過黃克誠的命﹐毛據此推論彭黃之間大有名堂﹐甚至當麵追問黃克誠本人他是否與彭德懷有不正常的“父子關係”（7月30人講話）。
如此翻曆史老賬﹐使人不禁想起婦人罵大街的情狀。張三嫂子﹐李四媳婦罵起街來多是翻老賬﹐揭老底﹐揭對方某某時做過某某事﹐拿過王二家的東西﹐偷過劉五家的漢子……
翻曆史老賬﹑揭個人老底﹐作為一種政治鬥爭策略﹐雖格調不高﹐但頗為實用。這是因為﹐在與政敵進行爭執過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頓時陷於一種不知所措﹑有口難言的境地。
對於揭出來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卻不願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難以回答。前一種情況較容易理解﹐心裏確有陰私﹐口中自是囁嚅不語。後一種情況要複雜一些﹐不是聽者心中有愧﹐而是問題本身惱人。
這固然是由於突然轉換話題而使對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於轉換話題後所提出的問題令對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關自己榮辱必須起而辯解﹐同時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從何辯起。似曾相識又似曾不相識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麽時侯﹑什麽場合﹖我究竟做了什麽事情﹖然而﹐歲月流失﹐往事如煙﹐苦思者很難得出十分清晰的結論﹐與此相應﹐也就很難做出十分確然的反駁。
不過﹐這種情況也是因人而異的。那些肚腸狹小故陰柔氣較重者﹐既很興趣於他人隱私﹐也很留心於自身鎖事﹔若碰上揭老底這檔子事﹐非但不覺為難﹐反而極有興致﹐乘勢參和進去﹐輕車熟路﹐大行窺陰揭私之道﹐並從中為自己謀取政治優勢。
與此相反﹐那些心胸坦蕩者﹐既不愛多記他人過失﹐也不願常提自己功績﹔一旦遇上翻個人曆史老賬之類的事就會煩惱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還牙地反詰他人短處﹐也不知如何虛張聲勢地標榜自己長處﹐故而常陷於一種蒙冤受屈但又欲辯無詞的境地。
基於以上理解﹐當我們讀到彭將軍的“我一生無筆記”這句話時(4)﹐就不難想象當時這位陽剛漢子在周圍一片婆婆媽媽的責難聲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僅如此﹐當我們又知道彭將軍在其餘生中的大部份時間裏被迫回憶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遙遠的且瑣瑣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時﹐就更不難理解落難將軍所受到的是一種什麽樣的屈辱﹐更不難理解英雄暮年所走過的是一條多麽不容易走的路。
無庸諱言﹐翻老賬揭老底﹐是老人家搞黨內鬥爭的一種傳統﹐他若要整倒一個人﹐就會默許手下人拋出乃至編織許多不利於這個人的曆史材料﹐以證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壞份子。“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劉少奇也如此。
劉公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的經曆頗具悲劇性(5)。“廬山會議”時﹐他也參與揭發彭將軍的曆史問題﹐訴說彭在長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義錯誤﹐如何亂說有關中央的壞話﹔後又如何多出一個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實意見報告中央。(6)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也被別人大揭曆史問題﹐並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諸如“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大帽子﹐最後﹐被迫害致死於河南開封。後人讀到他的這段曆史時﹐不禁為之歎曰﹕早知開封﹐何必廬山。
在中共黨內路線鬥爭中﹐一個領導人要是不犯“錯誤”的話﹐則有關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錯誤”的話﹐則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東拉西扯地朝最壞的方麵說去。
廬山會議前﹐彭德懷在中共黨裏﹑在中共軍隊中﹐被公認為忠誠無私的革命家﹑英勇善戰的大將軍﹑艱苦樸素的老戰士。廬山會議後﹐他又在這同一個黨裏﹑同一個軍隊中﹐風光盡失﹑麵目全非。世上最醜的話盡灌其耳﹐最髒的水盡潑其身。同誌戰友﹐說翻臉就翻臉﹐並一翻臉就翻到底﹐翻到將對方說得一無是處的地步。
關於這些醜話髒水﹐前文已作過一些敘述﹐此處再自變量言﹐以觀驟然翻臉者之氣色。
彭將軍用心良苦﹐上書諫言。毛澤東則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麵貌改造黨和世界”﹐“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麵向正確路線進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領導﹐瓦解總路線”。（8月1日講話）
批過彭將軍眼下寫的信﹐又揭彭將軍過去做的事﹕“曆史上參加過各種分裂組織”﹐“政治上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遊擊主義﹑上山主義”（毛8月11日講話）﹐“總之﹐由來已久”﹐“總要發作的”。（毛8月16日講話）
揭了彭將軍的曆史﹐又貶彭將軍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許多學說﹑政黨﹑階級鬥爭﹑經濟學說﹑政治﹑上層建築﹑政法﹑意識形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８月１日講話）。彭德懷的世界觀﹐“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而是主觀唯心主義﹐經驗主義﹐或唯我主義﹐外國流派﹐馬赫主義﹐盧那察爾斯基……”（毛8月11日講話）。毛這一下子給彭扣上了許多頂“大帽子”﹐還都是“洋帽子”。這種“洋帽子”特別能唬住那些工農出身的幹部﹐很像今天帶有洋文商標的服裝特別好銷於時髦小青年一樣。
數落完了彭將軍的思想﹐又來數落彭將軍的質量﹕其一﹐革命動機不純﹐“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曆來有野心﹐你的說法﹐是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個人英雄主義很危險﹐野心即出在這裏”﹐“你是個投機份子”（毛8月1日講話）。林彪幫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留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個人野心。”(7)
其二﹐做人內外不一﹐“人們隻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隻看到這一麵。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毛8月1日講話）在此﹐林彪又幫腔道﹕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8)
上述這種東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爾所說的“抽象法”。黑格爾曾就此“抽象法”舉了一個例子(9)﹕
“‘喂﹐老太婆﹐你賣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顧客對一個女商販說。這個女商販可惱火了﹕‘什麽﹖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這樣來說我的貨物嗎﹗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媽媽跟法國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養老院裏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單都做成了自己的頭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單做的吧﹗除了軍官們﹐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會拿服裝來出風頭的﹗規規距距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務﹐而象你這樣的女人﹐隻配坐監牢﹗最好你還是補補襪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維的﹕僅僅因為那位女顧客說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於是她就把女顧客全身上下編派了一番──從帽子到床單﹐從頭到腳﹐還有爸爸和所有其餘的親屬。一切都沾上了這些臭蛋的氣味”。
彭德懷在廬山上何嚐不也是碰上了這樣一位賣雞蛋的“商販”。他說了一句大躍進的“蛋”有些臭﹐結果被賣此“蛋”者罵得一無是處﹐渾身都是臭蛋味﹐從言論到行動﹐從思想到質量﹐從現實到曆史﹐幾乎無處不臭﹐無時不臭。
黑格爾隻寫了那位顧客如何挨罵﹐而沒有繼續去寫她挨罵後有何感受。哲學家或許不忍心這樣做。廬山會議的見證人則不僅記下彭將軍挨了什麽樣的罵﹐而且記下他挨此潑罵後的真切感受﹐令後人讀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正式開始的那天﹐他抱著難以名狀的心情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消除我的影響。’說完﹐就大步出門開會去了。”(10)即去開那個將要把他正式定罪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和“反黨集團”首領的會議。
注解：
(1)參見《彭德懷自述》﹐第34-35頁。
(2)參見﹕同(1)﹐第40─41頁。
(3)參見《彭德懷傳》﹐第34章第2節。
(4)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1頁。
(5)參見﹕本書第13─14節。
(6)引自﹕同(4)﹐第247─248頁。
(7)引自﹕同(4)﹐第282頁。
(8)引自﹕同(4)﹐第227﹑242﹑283頁。
(9)黑格爾《誰在抽象思維》﹐載《學習譯叢》﹐1957年第二期。
(10)引自﹕同(4)﹐第263頁。
【25】
毛澤東廬山整人之舉﹐除從政治現象層麵上作出考察外﹐還可從文化傳統層麵加以闡釋。
廬山上的陰柔之道﹐承襲了中國史上許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敵過程中常常采取的兩種策略﹕
其一﹐機會主義策略﹐即手段的選擇是不受限製的﹔
其二﹐倫理主義策略﹐即人格的攻擊是大行其道的。
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剛﹐能鏽蝕鋼鐵﹑溶穿岩石﹑衝刷河床﹑切割大地﹔
水無定狀﹐故變無常形﹐動無常態﹔
水無定處﹐故無所不至﹐無孔不入。
依此水性來搞政治鬥爭﹐自然是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為﹐或說是機會主義的。
這種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說起來不大好聽﹐做起來也不怎麽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敵致勝的效用﹐故為許多政治家所采用﹐尤為那種隻求成功不問其它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國史上﹐許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機會主義的東西﹑甚至能玩出許多下三濫的東西來。換句話說﹐這些政治家們大都有些狡詐的才能﹑有些不那麽光明正大卻能夠取勝於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這種狡詐才能﹐不隻用於對付陣營外的宿敵﹐還用於對待陣營內的盟友﹐不擇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劉邦長於項羽的地方﹐若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陽剛之氣﹐而在其多有陰柔之道。正是憑借後者﹐這位曾身無一文卻敢誑語萬錢賀禮而爭得賓席上座的泗地小亭長﹐終於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時﹐他精於詭詐﹐既來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與之爭雄者整得進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時﹐他也工於心計﹐既封侯功臣﹐又奪其轄地﹐整了一大幫象韓信那樣的開國元勳。太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既有曠世雄主之風采﹐又有肖小徒輩之行色﹐幾分雄才﹐幾分痞氣。
不僅漢高祖劉邦如此﹐幾乎所有奪得天下者都有其陰柔詭詐的一麵。唐太宗李世民文韜武略﹐冠蓋百帝﹐但為奪君位﹐也幹出逼父殺兄之事。宋太祖趙匡胤亦為名君﹐但也有陳橋背主且杯酒驅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則把謀害大臣的事做到極致處。當他把皇位傳給建文帝時﹐已把朝中幾乎所有在資望或能力上強於此帝的重臣幹將都給收拾掉了。不過﹐這位老謀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處﹐隻戒備異姓臣犯上﹐而未防備同姓王作亂﹐結果在其死後不久﹐便有了“壬午之變”（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兒取代長皇孫﹐做了朱家第三個皇帝。
毛澤東雖不好與史上名君相比﹐但作為能奪得天下者﹐自是有許多過人之處﹐自是一個在整治人事方麵的長袖善舞者。對於此公來說﹐陰柔之道也是爛熟於肚中的。
張聞天這位中共黨內的大秀才﹐把毛這方麵的才能看得較透。廬山會議期間﹐他曾對彭德懷說﹕毛這個人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曆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1)
彭德懷當時還不能接受張的這一看法﹐並替毛作了一些辯護。他說﹐毛主席對於中國曆史的熟悉﹐是黨內任何同誌遠不及的﹔又說﹐曆代開國之君都英明且厲害﹐無產階級領袖也要厲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質不同。(2)不久﹐這位辯護者就會親身感受到此“開國之君”的厲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從精神到肉體都整得死去活來的。
從這裏可看出中共黨內鬥爭的一個特點﹐即黨內知識分份子出身者先覺﹐黨內工農群眾出身者後覺﹐故黨內錯誤領導總愛整黨內知識分子﹔而黨內錯誤領導自身也多為知識分子﹐故在黨內常有知識分子大整知識分子之事。
例如﹐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時﹐殺了包括軍長許繼慎﹑政委曾中生在內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以致在整個紅四方麵軍中﹐很難找到幾個文化程度較高的軍事指揮員。後來在出自這一山頭的中共軍隊高幹中﹐也是戰將尚多﹐儒將甚少。與此相連帶的一個後果是﹐在1955年被授銜的將軍中﹐出自這一山頭的上將者很多﹐而出自這同一山頭的大將者和元帥者甚少﹕在十個大將中僅有兩個半﹐即徐海東﹑王樹聲﹑以及半個陳賡（先在鄂豫皖蘇區﹐後轉中央蘇區）﹔在十個元帥中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與此形成反向參照的是﹐在此時仍幸存的老紅軍中﹐又以出身紅四方麵軍者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蘇區時﹐也殺了包括彭德懷入黨介紹人段德昌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以致在這一大塊蘇區中﹐被承認為黨員者隻有夏曦﹑賀龍﹑關向應﹑陸冬生數人。(3)
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蘇區肅反“AB團”運動﹐也殺了許多知識分子。此後王明路線統治中央蘇區﹐又搞起反右傾經驗主義運動﹐其間也整了毛這個“山溝溝裏”的秀才。
最後﹐廬山上整出的反黨集團﹐掛名四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實為六人（加周惠和李銳）﹐其中﹐除首領彭德懷外﹐餘者五人﹐無不是黨中秀才。
一位長者曾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變”時﹐中共中央決定與蔣介石進行談判﹐以結成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對此﹐張國燾向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者張聞天提出異議﹐說蔣介石老奸巨猾﹐詭計多端﹐與他打交道是要吃虧的。後者笑而答道﹐老兄多慮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蔣有謀﹐我們老毛更有謀﹐他老蔣鬥法是鬥不過我們老毛的﹐讓老毛來對付老蔣橫豎吃不了虧。
聽了張聞天這番話﹐張國燾有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此後有何行動﹐我們倒有些清楚。僅過一年多時間（1938年4月）﹐張國燾就借祭掃黃陵之際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蔣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產主義信仰動搖﹑革命意誌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於怕蔣公了。
人們不妨作一設想﹐假如張繼續留在毛的黨內﹐他將會有什麽樣的結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後開展的整風運動就會讓他脫一層皮﹐1949年後的各次政治運動也都會讓他不得安寧﹐並最終會讓他死於執政黨獄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測﹐理由很簡單﹐在毛的治下﹐許多稍有些曆史問題甚至沒有曆史問題的人都不能幸免於難﹐而像他這種曾另立中央並試圖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會有什麽善終的事了。
當然﹐張投蔣也沒有什麽好的結局。他在被隆重歡迎後﹐就被百般詢問以提供中共情報﹐並被多方趨使以設計反共策略﹔在此期間還多次受到軍統頭子戴笠的斥責與羞辱﹐以至於“搖頭歎氣”﹐“無限感傷”(4)﹔四九年後離開大陸﹐漂落他鄉﹐在寫了許多回憶錄後﹐孤獨而死。這也應了“凡叛變者均未有好下場”那句老話。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史﹐果如張聞天所言﹐老蔣終究鬥不過老毛。從國共抗日統一戰線中獲利最大者﹐不是蔣領導的黨﹐而是毛領導的黨。
蔣想用統一戰線限製共產黨﹐毛則想借統一戰線壯大自己。結果﹐前者設想破滅﹐後者預期實現。僅以軍隊數量為例﹕抗戰前期﹐共軍不及國軍的五十份之一﹔抗戰後期﹐共軍擴至國軍的三份之一強﹐相對比率增加近二十倍。
蔣仗著勢大不時搞點摩擦﹐毛則針鋒相對﹐你摩擦我也摩擦。國軍搞摩擦明火執仗﹐一味蠻打﹑蠻衝﹑蠻幹﹐以顯國中正統。共軍反摩擦先禮後兵﹐講究有理﹑有利﹑有節﹐盡量作哀兵狀。國軍在先若占些便宜﹐過後定會被共軍討要回去。整個抗戰期間﹐國軍摩擦掉共軍的數量要遠遠少於共軍摩擦掉國軍的數量﹔可是﹐國軍背的摩擦罪名卻大大重於共軍背的摩擦罪名。
蔣介石靠的是槍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結果地盤越打越小。毛澤東靠的是八路軍﹑新四軍會作群眾工作﹐會打遊擊戰爭﹐會跟在日軍攻蔣師團後麵開辟敵後抗日根據地﹐結果地盤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麵高談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高喊抗戰高於一切﹔另一方麵又從內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國民黨的地盤﹐以使自己方麵的人能夠合法地去經略它。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局麵﹕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蔣管區變成大片淪陷區﹐繼是八路軍﹑新四軍再把大片淪陷區變成大片遊擊區乃至大片根據地。後者搞的似是一種“曲線發展”的戰略。
至於國軍方麵﹐一些人則打起“曲線救國”的旗子﹐實為先降日軍﹐後打共軍。據中共方麵統計﹐在由國軍嘩變的偽軍中﹐90％以上者被用來對付八路軍﹑新四軍﹐致使中共抗日根據地周圍的偽軍數大大多於日軍數。於此相應﹐中共八年抗戰消滅的偽軍數也遠遠多於同期消滅的日軍數。
以小說《平原遊擊隊》的生活原型郭興武工隊為例。當時﹐郭興隊長從八路軍太行山五分區司令員皮定均那裏﹐接受這樣一個戰鬥任務﹕一年內消滅100個偽軍和5個日本兵。(5)在此﹐八路軍所要消滅的日偽軍比率﹐高達一比二十。
上述兩個“曲線”﹐在性質上截然相反﹕“曲線救國”者﹐屬漢奸之舉﹔而“曲線發展”者﹐雖有削蔣之意﹐但總體上屬抗日之舉。不容否認﹐出自國軍的降日者與出自共軍的降日者相比﹐無論在絕對量上﹐還是在相對量上﹐前者都遠遠超過後者。
不過﹐兩者在策略上﹐都講一個“曲”字﹐都想借日軍之力削弱對方﹐進而擴展己方。於是乎“三國誌”成了“三角地”﹐國﹑共﹑日各據一角。其間﹐國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對峙﹐既直線相達﹐又曲線相連﹐而日本人正居於這曲線的拐角處。
這種“曲”鬥之法﹐顯然不屬陽剛之舉﹐而為陰柔之術。蔣公長於此術﹐毛公亦長於此術。兩相比較﹐前者不及後者。前者把玩此術玩得地盤日蹙﹐後者把玩此術則玩得實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蔣公有無“既生瑜﹐何生亮”之歎。
與史上許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陰柔之術不隻是用於對付外部政敵﹐還用來整治內部盟友。五九年廬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剛的事﹐整的正是自家黨裏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陰柔之術﹐除了前文談到的婦人罵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東拉西扯”之法外﹐還有其它一些機會主義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報告上批語﹕“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6)毛寫此話時腦子裏究竟是怎麽想的﹐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話中所提示出來的一點﹐我們認為是相當準確的﹐這就是在1959年夏廬山這個時間這個地點整治彭德懷﹐確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因為﹐彭德懷此時此地上書﹐不僅犯了毛個人的顏色﹐而且觸到很多人的痛處。廬山會議上的多數人﹐都曾是“大躍進”的前線指揮官﹐都曾跑在毛澤東的鞍前馬後﹐甚至比馬上主帥跑得更歡﹑幹得更起勁﹐故而個個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進的錯誤。二十年後﹐鄧小平承認﹕大躍進﹐毛澤東頭腦發熱﹐我們也發熱﹔中央犯錯誤﹐毛澤東個人要負責﹐我們大家也要負責。(7)可問題是﹐二十年前﹐彭德懷就要去揭露“大躍進”的錯誤﹐就要去弄清“大躍進”的責任﹐這就在批評毛澤東的同時﹐也犯了大家的眾怒。
對於“大躍進”的錯誤﹐與會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則十分護短(8)﹐如毛說的“一觸即跳”。正是這後一些人或輕描淡寫﹑或捂著蓋子不說﹐把前期廬山會議開得冷冷清清﹑不知所雲﹐使得老彭坐臥不安﹐欲罷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書諫言之事。
湖南省長周惠在麻將桌上說笑話﹕五八年無非三種人﹕官僚主義﹐不講真話（滑頭）﹐看風使舵﹔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此話一出﹐怒聲四起﹐掀起了軒然大波﹐以至周恩來總理不得不慎重其事﹐專門開會﹐批評說笑話者。(9)
對於彭的批評信﹐“五八年的三種人”在毛沒有發話前﹐均懼於彭老總的威嚴而不敢大聲嚷嚷﹔一待毛發話﹐便磨拳擦掌﹐喊聲陣陣﹐從四麵八方圍了上去。毛此時整起彭來﹐已是幫腔者多﹐援手者眾﹐故可說是抓著了一個不可失且不再來的大好時機。
另外﹐在如此重大會議上﹐毛卻反反複複地大談彭德懷不善處人的問題﹐屢屢提及在彭德懷與一些人之間所存有的隔閡﹕十個元帥﹐除自己外﹐一個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個大將更不在話下（8月1日講話）﹔七個政治局常委﹐談得來的究竟有幾個﹖十個元帥﹐九個不合作﹐大將﹑上將有幾個合作﹖（8月11日講話）
自古就有“猛將性烈”之說。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為剛烈﹐嫉惡如仇﹐易動肝火。上自毛澤東﹐下至師團長﹐挨過他罵的官員不在少數（不過﹐據楊勇上將說﹐他就不罵戰士(10)）。因此﹐相當多的中共高幹對他存有積怨﹐這可從後來批彭會上的種種泄私憤話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
然而﹐這種事畢竟屬於彭的個人性格問題﹐或隻涉及他與其它人的個人關係問題﹐而不應與廬山會議本要討論的國家大政方針問題相提並論。後人很難看出彭德懷的暴躁脾氣與大躍進的糟糕問題有多少內在聯係。
可是﹐廬山會議主持者偏偏要把這兩個不同話題硬扯到一塊﹐大加發揮﹐甚至在大會上扯出諸如彭德懷當年如何反蕭克的教條主義﹑如何反賀龍的軍閥主義這類離題很遠的話。毛顯然是在挑撥﹐是在煽動反彭情緒﹑組織反彭隊伍﹐是在用機會主義方式整人。
依筆者所見﹐毛之所以在廬山與會者麵前大揭彭的曆史問題﹐還有他的另一層機會主義考慮。
廬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懷分管的工作主要是軍事而不是經濟﹐而他此次廬山言論所涉及的問題大多不屬前者而屬後者﹐即說的多是他本人專業之外的話。
因此﹐他老彭講得縱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頂多隻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麵﹐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麵。正如﹐人們不能因一個男人在針線活上做得不細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樣﹐或者說﹐不能因一個扛大包者在來往賬上記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樣。同理﹐毛澤東也不能因管軍事的彭將軍在經濟上說錯了話而撤其國防部長的職務。
可見﹐要整倒彭德懷這個人﹐僅憑據他關於“大躍進”的言論還不夠﹐還需要添加其它可資利用的材料。於是﹐毛澤東把眼睛轉向了朦朦朧朧的過去﹐試圖從那布滿塵封的舊物堆裏翻找眼下用得著的東西﹐結果還真的找出彭曆史上的許許多多“問題”﹐包括“政治問題”﹑“軍事問題”﹑“思想問題”﹑“愛發脾氣問題”……
而這些問題與廬山上的與會者們都多多少少有些聯係﹐故使得他們也都能湊上前來﹐幫個腔﹐援個手。
注解:
(1)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30頁。
(2)引自﹕同(1)﹐第130-131頁。
(3)引自﹕同(1)﹐第143頁。
(4)參見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載《文史數據選輯》第22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9-90頁。
(5)參見馬月玲《‘李向陽’的原型-郭興》﹐載《縱橫》1991年第六期。
(6)引自﹕同(1)﹐第268─269頁。
(7)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
(8)參見﹕同(1)﹐第82頁。
(9)參見﹕同(1)﹐第87頁。
(10)參見﹕同(1)﹐第290頁。
【26】
中國人搞政治鬥爭喜歡做道德方麵的文章﹐打道德方麵的牌﹕
若要擁護一個人﹐就會為他描繪出許多倫理的光環﹐使其驟生許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結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過爾爾之人哄抬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個人﹐就會把他從道德上搞臭﹐使其成為老幼婦孺皆可罵之人﹐結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貶損為大逆不道者。
前者製造偽善﹐後者進行誣陷。廬山批彭采取的是後一手法。
從社會基本行為規範形式上看﹐傳統中國既不是一個以宗教戒條為本位的國家﹐也不是一個以普遍法理為本位的國家﹐而是一個以世俗倫理為本位的國家。
儒學與墨學﹐當數先秦學之顯者。兩家均以道德學說為本﹕儒家講“仁愛”﹐而怒斥“禮崩樂壞”﹔墨家講“兼愛”﹐而非議“功戰糜用”。
宋明儒學﹐當數秦後學之顯者﹐其間﹐有程朱與陸王兩大宗。兩宗都講道德本心﹕前者通過縝思推證﹐把此道德本心推至為萬物皆分其義的“天理”﹔後者則通過參悟直覺﹐把此道德本心擴展為萬物皆容其內的“良知”。
中國人搞學問愛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則更愛做道德文章。評論政權﹐先問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問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屬公眾道德評價。為其肯定者﹐則為德政和賢人﹔為其否定者﹐則為苛政和無道之人。
道德評價﹐在中國人的政治鬥爭中常被用作打擊政敵的有效手段。要抨擊一個政權﹐必說它是腐敗的﹔要抨擊一個人物﹐也必說他是有嚴重道德問題的。換句話說﹐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個政權或一個人﹐就須在道德上搞臭這個政權或這個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討伐文章有這樣兩篇﹕其一﹐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討伐武則天檄文﹔其二﹐陳琳為袁紹寫的討伐曹操檄文。兩者有一共同點﹐即都對政敵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駱文痛斥武則天﹐“性非和順”﹐“穢亂春宮”﹔“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駱筆下的女皇帝無德可言﹐既無婦德﹐又無妃德﹐更無君德。
陳琳上罵曹操祖父曹騰無德﹐為“妖孽”宦官﹐“饕餮放橫﹐傷化虐民”﹐複罵曹操父親曹嵩無德﹐“乞攜養﹐因贓假位”﹔再罵曹操本人無德“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狡鋒協﹐好亂樂禍”﹐“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曆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陳筆下的曹操也是無德可言﹐既無祖德﹐又無己德﹐更無臣德。
中共黨人承繼了這一傳統政治鬥爭手段﹐無論是打江山還是坐江山﹐都對政敵作出許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國共戰爭時﹐中共軍隊內部曾掀起一個“新式整軍運動”。其主要內容﹐是讓解放軍戰士尤其是讓那些剛由國軍轉為共軍的新戰士“訴苦”﹐訴家鄉的地主老財是怎樣榨取他們的血汗的﹐是怎樣奪走他們的土地的﹐是怎樣強奸他們的姐妹的……(1)顯然﹐這種“訴苦”具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性質﹐並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動效用﹐即能夠促使解放軍戰士把自己的“苦”轉化為對國民黨的“恨”﹐轉化為奮勇殺敵的決心﹐尤其是能夠促使那些剛剛繳械投降的國軍士兵迅速轉變為敢於衝鋒陷陣的共軍戰士。
另外﹐中共黨人還曾打起過反國民黨腐敗的旗幟﹕揭露其接受大員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敵產過程中大撈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揭露其軍政要員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發國難財﹔揭露其領袖人物極度富豪化﹐有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甚至告訴那些饑腸轆轆者﹐他老蔣夫人宋美齡常用你們喝不上的牛奶來洗澡（筆者六十年代讀小學時還聽到這樣的說法）。顯然﹐這些指責也都具有道德詰難的意義﹐不管其真實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確然無疑的﹐即實實在在地激起了許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與反叛﹐從而加速了這一統治在大陸的潰敗。
中共今日也遭遇著國民黨當年所遭遇的那種困境﹕不僅受到別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別人的道德批判﹔不僅被別人指責在政治體製上不民主﹑大興一黨專政﹐而且被別人指責在官場活動上不廉潔﹑大興腐敗之風。
相對說來﹐中共政權不大怕人們說它不民主﹐因為中國的許多工人﹑農民﹑甚至一些知識分子對於現代民主製度並沒有真切的體認﹔但它非常怕人們說其腐敗﹐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若讓他們也來“訴苦”的話﹐他們也會倒出許多苦水來﹐也會說出許多今日的“黃世仁”﹑“南霸天”（大陸官方報刊已有此說法(2)）來﹐也會揭出許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憶苦思甜”活動就搞出過這樣的事﹕一些憨厚老農竟在訴苦會上大訴六零年餓死人之苦﹐說“老蔣時期”﹐甚至“鬼子時期”都沒有“大躍進時期”餓死人多﹐結果訴得台下革命群眾啼笑皆非﹐訴得台上左派頭頭坐立不安。
執政後﹐中共黨人仍是頻頻使用道德批判手段來整治政敵。批黨外的梁漱溟時﹐大講他當年在國共和談期間如何不講朋友交情﹔批黨內的高崗時﹐則大講他如何結黨營私﹐如何質量敗壞﹔批彭德懷時﹐就更是肆無忌憚地做這方麵的文章了。
在廬山會議給彭德懷開出的許多罪名中﹐最重者莫過於“裏通外國”和組織“軍事俱樂部”了。
８月1日﹐毛在常委會上向彭提出質疑﹕是否從國際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在這同一天會上﹐毛還指責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組織隊伍。
次日﹐毛又在《給張聞天的信》中﹐開篇即言道﹕“怎麽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裏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說道﹐此“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
在毛本人頗有深意地作出這兩點提示後﹐他的追隨者們心領神會﹐很快就正式追查起來﹐責令彭德懷交代“裏通外國”的具體情節和“軍事俱樂部”的綱領﹑組織﹑名單。彭對此予以拒絕﹐並因此而受盡折磨
這兩條罪行﹐從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上看﹐均屬大逆不道的罪行﹐均應受最嚴厲的道德批判。
所謂“裏通外國”罪﹐在中國人的道德詞典裏就是“漢奸”罪﹐十惡不赦。正因此﹐李銳把這“國際取經”說﹐稱之為“射向彭總的一支惡箭”﹐“‘裏通外國’﹐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罪名。”(4)
所謂組建“軍事俱樂部”罪﹐按中國傳統政治話語來說﹐輕則為結黨營私﹐重則為結黨謀反﹐無論輕重﹐都屬亂臣賊子所為。毛澤東本人有一段話﹐把這一層意思挑得非常明白﹕
“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誌有此顧慮。”（8月1日講話）
言下之意﹐彭是一個終究要犯上作亂的人﹐故而也是一個現在就應對之作出防範性處理的人。
在廬山批彭問題上﹐與毛配合最好者當數被他急令調上山的林彪。後者批彭的重點就落在彭的道德問題上。據李銳記錄﹐他僅在8月1日的一次講話中﹐就數落了彭德懷一大堆個人質量問題﹐扣出的帽子達數十頂之多(5)﹕
據李銳記錄﹐林彪僅在8月1日的一次講話中﹐就數落了彭德懷一大堆個人質量問題﹐扣出的帽子達數十頂之多﹕
“講假話﹐有野心”﹔
“入黨前﹐救中國舍我其誰”﹔
“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總覺得自己行”﹐“自視很高”﹔
“看風使舵”﹐“拿石頭打船”﹔
“是另外一個黨性﹑派性”﹔
“是個不馴服的黨員”﹔
“入黨後即獨立為王”﹐“長期獨斷專行”﹔
“對上級﹑同級不尊重﹐對下看不起”﹔
“想在革命事業中成功成名﹐出風頭”﹔
“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麵掌握在手”﹔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並不是張飛”﹔
“老奸巨滑﹐老於世故”﹔
“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
“記仇”﹔
“表麵似好意﹐實際要抓辮子﹐地下檔案﹐控告書﹐告黨狀”﹔
“表麵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單獨政治見解”﹔
“內容與形式總相反”﹔
“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
“都是丘八﹐就是那麽個材料﹐那麽大作用”﹔
“罵兒子樣罵幹部﹐似本能”﹔
“相處過多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
林彪這段講話﹐在整個廬山批彭言論中顯得十分突出﹕在那樣一種高級別的會議上﹐林將軍卻在那裏大談很瑣屑的問題﹔在那樣一個主要是爭論重大路線是非的會議上﹐林將軍卻在那裏大講彭個人性格的問題。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師在給一個壞學生寫操行評語﹐一寫就寫了一大篇言詞激烈且又雞零狗碎的話。
林這樣做﹐表麵看似有些文不對題﹐實際上頗有打擊力度﹐即頗有效地在中共內部損害了彭將軍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國傳統政治的將軍──事實上他也是中共高層內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澤東摸得很透並予以利用的大員。林非常清楚在中國人的政治鬥爭中﹐倫理問題據於什麽樣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麽樣的效用。他的這段講話﹐與前麵提到的駱賓王和陳琳的兩篇檄文一樣﹐都是大搞人格攻擊的力作﹐隻是文采風度不及前人罷了。
毛澤東以及林彪之所以要對彭將軍作如此嚴厲的道德批判﹐除了可從中國人搞政治鬥爭喜打道德牌這一傳統模式上作出解釋外﹐還可從暴力打江山這一特定角度來理解。
一般說來﹐起於暴力反抗的開國元勳們﹐多為沙場英雄﹐多有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常常表現為一種倫理精神﹐一種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種獻身精神﹐一種英勇氣概。能夠從刀口槍尖上滾過來的人﹐能夠從槍林彈雨中衝出來的人﹐還畏懼什麽﹖
─它可能是一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一種吃苦耐勞的質量。能夠從居無常所﹑食無常飽﹑衣無常暖的征途中走過來的人﹐還有什麽樣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種團隊精神﹐一種戰友情懷。長期生活在一個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戰鬥群體中的人﹐最知道什麽叫集體主義﹐什麽叫袍澤之情。一個自己把生命托付給別人而別人也把生命托付給他的人﹐最知道什麽叫情深似海﹐什麽叫義重如山。
……
上述這些以長期戰爭磨礪為背景的倫理精神﹐在彭德懷身上表現得尤為充份。
彭將軍勇冠三軍﹐曆經數百戰﹐身先士卒﹐破關斬將。紅軍打開於都城時﹐第一個登上城牆者﹐不是別人﹐正是軍長彭德懷。八路軍進攻關家瑙時﹐抵敵最近的舉望遠鏡者﹐也不是別人﹐也正是副總司令（實際行使總司令職權）彭德懷。朝鮮戰爭時﹐林彪不敢領兵﹐彭德懷敢領。廬山會議時﹐別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是彭德懷敢摸。
彭將軍的艱苦奮鬥精神也表率全黨﹐用朱老總的話說﹐“誰也比不過他”。在紅三軍團中﹐軍團長與馬夫同吃一鍋飯。在八路軍總部裏﹐副總司令與戰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準戰士在村子附近處挖﹐而讓他們到較遠處挖﹐不與民爭食﹐既克己﹐又克軍。當他被打成壞人的消息傳到太行山時﹐老百姓們死活不相信。(6)
打下江山後﹐他仍然是粗茶淡飯﹐輕車簡從。住進中南海後﹐他又大罵某些將軍幹起“選妃子”的臭爛事(7)﹐竟把全軍最漂亮的文工團員送進新華門裏的跳舞場。
“三陪”是今天的話﹐可其中的“陪舞”對於這個黨的高層來說﹐就不隻是今天才有的事。軍中粉黛﹑黨中佳麗陪首長跳舞﹐就曾是一種由延河水畔延續到中南海裏的娛樂傳統﹐或說是一種實行多年的“保健製度”。那位曾罵彭將軍是“偽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樂於此道。他老人家從陝北舞到北京﹐從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動時﹔興致最高期間﹐隔三差五﹐便於群芳簇擁中左摟右攬﹐跳到不亦樂乎處。彭將軍對此深為輕蔑且厭惡﹐曾一怒之下把眾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華門外。可以想象﹐他的這一舉動﹐不知要得罪多少"黨頭”﹑“軍頭”。
彭將軍秉性鯁直﹐不喜交際﹐常給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處的印象。但事實上﹐他心腸熾熱﹐作戰講風格﹐待人重情義。
長征途中﹐彭將軍直接指揮了遵義之戰全過程。仰攻婁山關時﹐他命自己親領的三軍團破關開路﹐而讓友鄰部隊跟後前進。奪取遵義城時﹐他又讓三軍團去攻有內外兩套城牆的老城﹐而讓一軍團去打沒有城牆的新城。迎戰吳奇偉援兵時﹐他又讓三軍團正麵衝殺﹐而讓一軍團側麵出擊。三戰下來﹐三軍團傷亡過半﹐每連兵力多者五六十人﹐少者四﹑五個班﹔四位團長﹐兩位負傷﹔十二位營長﹐六位傷亡﹔“各團部及軍團參謀處一空如洗”。(8)許多年過去了﹐談到遵義之戰時﹐許多當事人隻說毛主席如何運籌帷幄﹐而不說彭將軍如何縱馬陣前﹑如何顧全大局﹔與此相應﹐許多後來人也隻知毛主席的中央紅軍大獲全勝﹐而不知彭將軍的紅三軍團損失慘重。
過雪山時﹐彭發現屬下孫毅（後為解放軍中將）沒有食物﹐當即把自己的幹糧一分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後﹐孫將軍回憶道﹕“這件事我終身難忘﹐彭總那顆樸實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見。”(9)
遠征新疆時﹐彭聽到部下匯報昔日西路軍女戰士被殺﹑被俘﹑被奸﹑被賣的遭遇時﹐不禁淚如雨下﹐嗚嗚不能成語。(10)將軍也是感情中人。
視察西南三線建設途經大渡河時﹐彭將軍觸景生情﹐“兩眼含淚﹐凝視著波濤翻滾的河麵”。隨行人員找到當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當年所有乘船紅軍﹐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11)將軍也是知恩知義人。
彭將軍無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徹底地打倒他﹐就必須相應地做這方麵的文章﹐潑其汙水﹐栽其贓物﹐以抹黑他在人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這也正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在廬山上大行其道的事﹐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政治鬥爭中常見的那種陰柔克剛強的事。
注解：
(1)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第三章第五節﹔參見《彭德懷傳》﹐第十七章第五節。
(2)參見《長江日報》1994年9月22日。
(3)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67頁。
(4)引自﹕同(3)﹐第275頁。
(5)引自﹕同(3)﹐第248-252頁。
(6)參見《彭德懷傳》﹐第290-291頁。
(7)參見﹕同(3)﹐第342頁。
(8)引自﹕同(6)﹐第132-133頁。
(9)引自﹕同(6)﹐第137頁。
(10)參見陳海涵《在彭總指揮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6頁。
(11)參見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總身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9頁。
【27】
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陰柔之道﹐還體現於一種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陽折剛”的執政原則。前述“機會主義”﹑“倫理主義”等鬥爭策略主要被用來整治政敵﹐此一執政原則主要被用來統治臣民。
專製製度對其治下臣民的性格類型是有所選擇的﹐即需要柔弱而排斥剛強。在專製君主看來﹐理想的臣民應該是那種怯懦恭順﹑畏首畏尾的人﹐而不是那種直言骨鯁﹑敢作敢為之人。他們最敵視那些強悍剛勇﹑遇有不平則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比如﹐麵塑藝人要想隨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種形狀的麵人﹐就不能讓麵團裏存有石子砂礫等硬物。同理﹐專製統治者要想隨心所欲地趨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許他們中存有敢於犯上的硬漢﹑敢於出頭鬧事的強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陽折剛”這一執政原則從理論上說﹐可追溯到荀子和韓非子的著述中。荀韓兩夫子可說是中國數千年專製製度的理論奠基者﹐堪稱中國史上的百帝之師。尤其韓非﹐大講“法”﹑“術”﹑“勢”﹐把許多中國皇帝都給教壞了。頗有諷刺意義﹐韓夫子不僅把自己的思想奉獻給了專製主義製度﹐而且把自己的腦袋奉獻給了專製主義製度﹐他本人成了秦國專製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對於社會中那些敢於爭鬥的人很不以為然﹕“鬥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懮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1)
荀子還主張﹐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會﹐就必須做到“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為拘謹恭順之輩。(2)
荀子還記述了孫卿子對秦國風俗的讚譽﹐稱秦國老百姓為“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稱秦國官吏為“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3)秦國是當時最專製的國家﹐其君主最為專斷﹐其臣民最為恭順。換言之﹐在其社會內部﹐暴悍勇力者最為少見。
韓非子則大講“法”與“私”的對立﹐力倡興“法”滅“私”﹕“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道私者亂﹐道法者治。”(4)
其“法”﹐指的是專製集權之法﹐即要求國人言論一律﹑行為一律之法。
其“私”﹐與“法”正相反對﹐指的是臣民的獨立言論和獨立行為﹐故不容於專製集權之法。在韓非看來﹐最具反叛性的“私”有兩種﹕
其一為“私學”﹐以儒士為代表﹐“儒以文亂法”﹔
其二為“私劍”﹐以遊俠為代表﹐“俠以武犯禁”。(5)
前者是民間社會的文化強者﹐後者則是民間社會的武力強者。兩者都是專製集權製度的對立物﹐故而都要為這個製度所打壓。
荀韓之後﹑秦國以降﹐各朝各代的專製主義統治者﹐都奉行這種除悍禁暴﹑摧陽折剛的統治原則﹐並呈越除悍越嚴厲﹑越禁暴越徹底之勢。到了公元1959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廬山會議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將軍身上。
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彭德懷無疑是最顯強悍個性或最有陽剛氣度之人。不過﹐從那位說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麵來看﹐彭德懷又無疑是最不聽話或最有反骨之人﹐並因而是最應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九歲時﹐他就一腳踢翻祖母的鴉片煙鍋﹐犯了孝道﹐事後險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6)
十五歲遇家鄉大旱﹐他領頭反對地主富商囤積居奇﹐強吃排飯﹐事後險些被團防局以“聚眾鬧事﹑擾亂鄉曲”罪名捕獲。(7)
十八歲入湘軍後﹐他抱團結社﹐立誌殺富濟貧﹐先是自作主張﹐秘殺劣紳歐盛欽﹔後又另樹大旗﹐率部反叛國民政府。
加入中共隊伍後﹐他骨鯁依舊﹐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罵李德﹑怒斥王明路線之事﹐後有冷拒劉少奇﹑熱撞毛澤東之舉。不過﹐兩者後果不同﹕犯上於王明路線沒給彭帶來多大問題﹐仍當他的司令﹔犯上於毛澤東權威則給彭帶來巨大災難﹐最終淪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運”這句格言﹐雖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無道理。(8)彭將軍的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並起的戰亂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獨尊的專製體製下蒙受奇恥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難。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榮辱命運。
彭將軍曾給自己下過一個評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9)他所說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
問題是﹐當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時﹐就會發生適應性困境。江山未定時﹐大家都可以爭當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們的英雄事業。江山一統後﹐就隻有一個人即最高統治者可以獨稱天下英雄﹐至於其它人若還要“好犯上”﹑還要顯示他們的英雄氣概﹐就隻會自取羞辱﹑自討苦吃了。
對於這一點﹐林彪看得很透﹐也講得很白。他在廬山非難彭德懷時說過這樣一些話﹕
隻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10)
這個黨﹑這個國家﹐隻能有一個大英雄﹑一個大丈夫﹔而任何想與之爭雄者﹑想與之鬥氣者﹐都不能與之並立於黨﹑並立於國﹐都會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對象。
具有諷刺意義﹐在1970年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正是這同一個林彪於這同一個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評彭德懷的話﹐居然也想在毛澤東麵前鬧一鬧獨立性﹑顯一顯英雄氣。
毛澤東說不設國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設國家主席﹐並組織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陣的隊伍﹐有文有武﹐蔚為壯觀。
可結果正應了他本人早先說過的話﹕“自古兩雄不能並立”。一座廬山容不下兩隻老虎﹐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主席﹕黨主席與國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撲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偃旗息鼓﹔後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對於不能向毛澤東挑戰這件事﹐彭將軍既認識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終﹐關押至死﹔林彪認識到了﹐開始也做到了﹐最終卻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終﹐亡命他鄉﹔但有一個人﹐既認識到了﹐又自始至終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終﹐老病而逝。這後者便是曾名滿九州島的周恩來總理。
據李銳記述﹐當時在對彭將軍圍鬥中﹐周恩來表現出的態度不算嚴厲﹐但說出的話耐人尋味。他在8月1日常委會上有一段言簡意賅的插話(11)﹕
他指責彭﹕“你的骨頭是犯上”﹔
又告誡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
並反問彭﹕“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
周的上述“指責”﹐的確抓住了被指責者的真實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告誡”﹐也的確道出了告誡者本人的真實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反問”﹐讓人覺得似乎就是彭將軍曾經指責周的話。
在中共曆史上﹐周公的馴服性與彭總的叛逆性形成鮮明對照。周公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馴服”。廣義地說﹐他做了黨的馴服工具﹔狹義地說﹐他成了毛的馴服工具。
自毛澤東主持中共大局後﹐周一直甘當配角﹐並不遺餘力。搞“大躍進”時﹐他竭力配合過毛﹔搞“文化大革命”時﹐他又竭力配合過毛。打倒彭德懷時﹐他舉過手﹔打倒劉少奇時﹐他又舉過手。
並且﹐他對毛的支持﹐既有實幹精神﹐又講謙讓風格。當吃苦事送上來時﹐他急步搶到毛的身前﹔當閃光燈亮起來時﹐他又側身隱入毛的背影中。
當然﹐他也鬧過一些獨立性﹐但幾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而告終。例如﹐他曾反對毛的“冒進”﹐但當聽到毛的怒斥聲時﹐便檢討不迭﹐自己給自己扣上了一頂又一頂大帽子（參見本書第16節）。
在人們對周恩來的讚譽中﹐最常聽到的話是﹕忍辱負重﹐顧全大局。這種說法基本正確﹐但有些大而化之。人們還可進一步追問﹕忍誰之辱﹖負誰之重﹖顧誰之大局﹖
這些問題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級﹕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幫”之辱的成份﹐但更多是忍毛澤東個人之辱﹔固然有負黨組織重任的成份﹐但更多是負毛澤東個人之重任﹔固然有顧全黨和國家大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顧全毛澤東個人之大局。
周公屢屢為毛公拾遺補缺﹐收拾爛攤子﹔屢屢為毛公遮羞蓋醜﹐張羅破門麵。如果離開周公傾力相助﹐很難想象毛公還能夠搞出那麽多名堂﹐還能夠硬撐那麽長時間﹔很難想象毛公在製造出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之後居然不倒台﹐在製造出殃及幾萬萬人的大浩劫之後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延長了毛澤東的政治壽命﹐也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時間。
可見﹐在如何對待毛澤東問題上﹐周恩來與彭德懷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話說﹐前者最突出點是“馴服”﹐後者最突出點則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夠常侍於毛的身旁﹐後者則不能久留於毛的麵前﹐不少中共老人在談到廬山彭毛衝突時﹐常常流露一種惋惜之情﹕
如果﹐怎樣怎樣﹔那麽﹐就不會如此如此。
實際上﹐彭毛不發生衝突是不可能的。一個剛正不阿﹐一個不容異己﹐勢如冰碳水火。彭不發難於廬山﹐也會發難於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會在彼地整彭。事情至此﹐遠未結束。毛不僅要將彭打倒﹐而且不準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會再讓他站起來。
毛澤東在拒斥彭德懷等人力諫後﹐一意孤行﹐硬闖蠻幹﹐你說不可行我偏說行﹐你說不能幹我偏要幹﹐結果把“大躍進”變成了大災難﹕
國民經濟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國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騰抵上百年戰亂﹔
全國人口損失數千萬﹐竟相當於整個中華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戰爭中傷亡總數﹐─內懮甚於外患。
毛澤東在製造了這樣大的浩劫﹑作了這樣大的孽之後﹐有何舉措呢﹖怎樣對待自己﹖怎樣對待他人﹖尤其是怎
樣對待那些事前曾勸阻過他並且事後被證明為正確的人呢﹖此時﹐他可作這樣一些選擇﹕
上者﹐不勝羞愧﹔
中者﹐不覺痛悔﹔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於人。
結果﹐老人家選擇了下下者﹐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坐在台上﹐迫於壓力﹐承認自己負有領導責任﹔但到了台下﹐又發自內心﹐大加讚賞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的講話（參見本書第13節）﹐並對那些敢在會上抱怨“大躍進”過失的人耿耿於懷﹐埋下了日後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予以報複的種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開八屆十中全會﹐確定執政黨在“大躍進”失敗後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講話﹐表明他由大搞經濟建設轉為大搞政治鬥爭﹐從七千人大會以來的守勢地位上轉到此時的攻勢地位上﹐即又可從另一角度出發來批判人﹑整治人。
他說到做到﹐還未等此會結束就一連抓了三個“階級鬥爭事件”。其中第一個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新的進攻”。另外兩個事件﹐分別為批判鄧子恢等“刮單幹風”和批判習仲勳等“利用小說《劉誌丹》進行反黨活動”。
本來毛彭廬山之爭已由事實作出裁決﹐誰是誰非已然明了。可是﹐毛拒不向彭認錯﹐拒不給彭平反。他告誡手下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12)劉少奇也在七千人大會上講﹕“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13)
不僅如此﹐毛及其追隨者還對彭打擊有加﹐迫害升級。
例如﹐廬山會議問彭是不是“從國際取了點經”﹑是不是“聞了人家的氣味”這些質疑性說法﹐到了此時便被升格為“裏通外國”這一確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說成是投靠蘇修的內奸﹐盡管說者心裏很清楚此人連一句外國話都不會說。彭將軍為此“心膽俱裂”。(14)
又如﹐廬山會議後﹐彭隻是被調離現職﹐仍享有政治局委員待遇﹔隻是被遷居京郊﹐仍享有個人行動自由。到了“大躍進”徹底失敗後﹐亦即彭意見被事實證明為正確後﹐他反而受到更嚴厲的對待﹐參加中央會議權利被取消﹐駐地被監管﹐行動被跟蹤﹐交往被限製。彭將軍實已被軟禁起來﹐實已“淪為吳家花園裏的政治犯。”(15)
毛如此對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紹如何對待田豐之事(16)﹕
袁紹欲發兵攻曹。謀士田豐盡陳弊害﹐竭力勸阻。袁紹聽之不悅﹐將田囚入牢中﹐遂率大軍南征。果不出田豐所料﹕經白馬﹑延津﹑官渡數戰﹐袁紹不敵曹操﹐大敗而歸。此時﹐有人向田豐道賀﹕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見重”。田不以為然﹕“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果又不出田豐所料﹕袁兵敗後﹐恐為田恥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將其誅殺。他這是由敗而羞﹐由羞而惱怒﹐由惱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種已被事實證明為比他袁紹高明的人。史家陳壽評之﹕“紹外寬雅”﹐“而內多忌害”。
毛公何嚐不也如此﹐當自己執意導演的“大躍進”徹底失敗後﹐不僅不去認真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勸阻過自己不要犯此錯誤的人。他容不得黨中國中有比他毛澤東更正確的人﹐容不得黨中國中有向他毛澤東顯示剛勇氣概的人。
不過﹐毛彭之爭與袁田之爭不盡相同。兩者有相似處﹐亦有不相似處。相似處在於毛堪比袁﹐不相似處在於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剛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盡管也能發現毛一意孤行錯誤﹐並且也能直言相諫﹐但未能認識毛在鑄成大錯後不僅不思悔改反而遷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還對他報有許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謀士了。
當彭目睹“大躍進”慘重失敗後﹐並看到中共中央為補救這一過失而發布的《十二條》﹑《八字方針》﹑《農業六十條》時﹐竟天真地認為﹐“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已因實踐而得到解決。”(17)
彭將軍不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舉措。
1961年﹐中國還未從“大躍進”的浩劫中擺脫出來﹐仍是一片破敗景象。彭德懷卻於當年九月向毛澤東提出要去農村考察。
彭此舉就客觀效果來說﹐無疑是去翻看毛搞經濟建設的失敗記錄﹐無疑是去端詳毛胡亂折騰出來的破疤爛瘡﹐故很難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個中隱情而行事﹐結果屢碰釘子。
下鄉調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見見麵。毛答複﹐現在不見﹐回來再見。待到返京後﹐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談一談。毛此次連個答複也不給了。(18)
彭本想為黨再做一點調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實情況﹔但沒想到所獲得的回報﹐竟是黨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將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黨提出申訴﹐請予澄清自己的問題﹔但又沒想到所獲得的響應﹐竟是黨中央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將他的此舉定性為向黨發動“新的進攻”。
可見﹐彭德懷雖能夠發現毛在政治舉措上的許多弊端﹐卻很難認識毛在內心深處裏的一些弱點﹐如陳壽所說的那種“內多忌害”弱點﹔故而一方麵對其牢騷滿腹﹐另一方麵又對其存有希望﹐仍願意向其提意見﹐仍願意向其作申訴﹔結果不斷遭其打擊﹐不斷受其淩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彭德懷對毛澤東的認識不及田豐對袁紹的認識。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則曆經磨難才把毛看透﹐才在臨終前要拒吃“毛澤東的飯”﹐要拒服“毛澤東的藥”。
不過﹐話說回來﹐彭德懷畢竟屬猛將而非謀士﹐難免剛勇有餘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韓非之言﹐彭將軍可被排入“私劍”之列﹐田謀士則可被排入“私學”之列。前者以剛勇氣概直逼專製君主﹐後者則以獨立見識洞察專製統治者。
實際上﹐在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中﹐既有“私劍”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學”者﹐如黨內大秀才張聞天。後者以見識為長﹐能夠把毛這樣的專製者看得很透（參見本書第25節）。1949年後﹐在整個中共內﹐敢於指著毛澤東鼻子說話者﹐唯彭德懷將軍一人。彭無疑是中共高層中最具有剛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澤東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話直說的一貫作風﹐毛要確立自己說一不二的專製權威﹐於是﹐兩者間的對立乃至衝突成不可避免之勢。1959年廬山會議﹐則為這種衝突提供了時間﹑空間﹑以及人事機緣﹐於是﹐有了彭德懷的“意見書”與毛澤東的“反右傾”之爭﹐有了廬山上的“龍”與“虎”之鬥。結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獲得黨內鬥爭的勝利﹐又一次打破執政黨內部力量所給予他的製約。
1934年江西廣昌﹐當最能打惡仗的紅三軍團都頂不住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時﹐紅一方麵軍就隻剩下長征這一條路了。
25年後江西廬山﹐當最敢講真話的彭大將軍都擋不住毛澤東主席的蠻幹時﹐中國老百姓就隻剩下挨餓這一條路了。
這同時意味著﹐打這以後﹐中共高層內就再也不會有人敢站出來公開指責毛澤東了﹔與之相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將任他折騰﹐任他折騰完中國經濟﹐再折騰中國政治﹐幹完“第一件大事”﹐再幹“第二件大事”。
注解:
(1)《荀子﹒榮辱》。
(2)《荀子﹒議兵》。
(3)《荀子﹒強國》。
(4)《韓非子﹒詭使》。
(5)《韓非子﹒五蠹》。
(6) 參見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史組﹑文學組《平江起義》﹐《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參見《彭德懷傳》﹐第一章第二節﹔參見《彭德懷自述》﹐第4頁。
(8)性格僅是命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它的充份條件。人們可以說﹐若要成就大業﹐就須具備堅強性格﹔但不能反過來說﹐隻要具備堅強性格﹐就能成就大業。
(9)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1頁。
(10)參見﹕同(9)﹐第252﹑282頁。
(11)參見﹕同(9)﹐第249頁。
(12)參見《彭德懷傳》﹐第683頁。
(13)參見﹕同(2)﹐第678頁。
(14)參見﹕同(2)﹐第678─679頁。
(15)參見﹕同(2)﹐第685頁。
(16)陳壽《三國誌》卷六﹐傳第六。
(17)參見﹕同(2)﹐第668頁。
(18)參見﹕同(2)﹐第668﹑677頁。
1962年，對於毛澤東治下臣民來說，似乎不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年份，既不是肚子最餓的年份，“黑色六零年”剛過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亂的年份，“紅色六六年”還得等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