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戴河會議後，中共中央於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予備會議，解決農業、商業、工業、計劃和黨的團結等問題。
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82人，候補中央委員88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誌33人列席了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
9月24日，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要求全黨，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又說，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我國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說成是隻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采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製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製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中共中央已於1982年為鄧子恢正式平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
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曆史小說《劉誌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曾為小說《劉誌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黨中央已於1980年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正式平反)。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公報還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原草案的基礎上，作了如下重要修改：1．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改為生產隊(即原來的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十年不變。2．明確提出，從發展農業入手，來開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求動員和集中全黨的力量，從各方麵積極支援農業。3．各工業部門都必須堅決地把自己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等。
會議還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商業工作的基本點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商業工作的方針是“為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指出國營商業是主體和領導力量，合作商業是國營商業的有力助手，集市貿易為國營商業的必要補充。要求通過這三條渠道，大力組織農產品和工業品、農村和城市的交流，穩定和掌握市場，保證計劃市場的支配作用和對農村集市貿易的領導作用。
全會還通過了《關於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
全會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撤銷黃克誠、譚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還增選了中央監察委員21人，候補委員21人。
八屆十中全會的正確方麵是，繼續堅持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八字方針”，製定了關於農業、商業等項文件，指出了全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堅決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等人的建議，提出了：“不要因為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這些對當時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國內階級鬥爭的分析和結論，把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標誌著他在政治思想上“左”傾錯誤的嚴重發展。十中全會接受了毛澤東的這種觀點，對以後黨的工作產生了日益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麵的“左”的偏差愈來愈嚴重。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6/168117/10012191.html
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82人，候補中央委員88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誌33人列席了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
9月24日，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要求全黨，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又說，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我國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說成是隻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采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製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製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中共中央已於1982年為鄧子恢正式平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
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曆史小說《劉誌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曾為小說《劉誌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黨中央已於1980年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正式平反)。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公報還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原草案的基礎上，作了如下重要修改：1．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改為生產隊(即原來的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十年不變。2．明確提出，從發展農業入手，來開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求動員和集中全黨的力量，從各方麵積極支援農業。3．各工業部門都必須堅決地把自己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等。
會議還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商業工作的基本點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商業工作的方針是“為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指出國營商業是主體和領導力量，合作商業是國營商業的有力助手，集市貿易為國營商業的必要補充。要求通過這三條渠道，大力組織農產品和工業品、農村和城市的交流，穩定和掌握市場，保證計劃市場的支配作用和對農村集市貿易的領導作用。
全會還通過了《關於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
全會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撤銷黃克誠、譚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還增選了中央監察委員21人，候補委員21人。
八屆十中全會的正確方麵是，繼續堅持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八字方針”，製定了關於農業、商業等項文件，指出了全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堅決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等人的建議，提出了：“不要因為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這些對當時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國內階級鬥爭的分析和結論，把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標誌著他在政治思想上“左”傾錯誤的嚴重發展。十中全會接受了毛澤東的這種觀點，對以後黨的工作產生了日益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麵的“左”的偏差愈來愈嚴重。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6/168117/10012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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