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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似乎盛產“反革命”，隨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處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反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是“反革命”，讀書的娃兒是“反革命”，不讀書的娃兒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澤東喜歡“反革命”，認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勢愈好，“無產階級專政”愈鞏固。何況送他們進入監獄或勞改隊，掙來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個很劃算的買賣。及至“革命”發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躍進”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來的，說得直白一點是餓出來的。
毛說得不錯，“階級鬥爭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那吃飯也是一樣，僅管嘴上說“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老是咕咕叫：我餓，我餓。餓了就要說話，說話就有牢騷，有牢騷就是“反革命”。
文革中破“四舊”時仍有例外，毛澤東仍可以讀他的《資治通鑒》、《容齋隨筆》等一大批線裝古書。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電影，隨時可放以調看歐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硯、古字畫收藏，而這些在民間是絕對禁止的。口頭上說“群眾是英雄”，實際上卻把群眾當成成群氓。
文革時期的自產汽車，車速很慢，上坡時竟然會倒退，讓旅客嚇出一身冷汗，駕駛員隻好動員旅客下車輪幫忙推。這樣的情況我迂到多次。長途車一地到一地，每天一班，誤了這班，天大的事也休想再走。
文革時期的電影，除了“八個樣板戲”外，有人作打油詩，說是中國電影“新聞簡報”。還有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阿爾巴尼亞電影“莫明其妙”。
文革時期，文化工具書除了一本《新華字典》，再沒有了。
文革中，龍燈、耍獅、泥人、廟會、燈節、木偶、相聲、船燈、菩薩、古戲畫、福壽繡、做禮拜、詩會、筆會、同鄉會、修譜、祭祖、乞巧、中秋賞月、作揖、合十、花轎、建醮……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唯一可行的反映古代內容的小說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看過這部長篇小說的人說，李自成在學《毛選》。
文革改名成風，許多人丟棄父母取的名字，為適應潮流，改名為“文革”、“紅衛”、“衛兵”、“衛東”、 “衛東彪”、“衛紅”、“紅旗”、“路進”、“向陽”、“解放”；有的要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連姓也改了；地方名改的可就更多了。全國有無數的“反帝路”、“朝陽路”、“興無路”、“躍進路”、“井崗山大隊”、“紅衛大隊”、“星火大隊”、“紅旗大隊”、“東方紅大隊”、“反帝醫院”、“朝陽醫院”、 “紅旗醫院”、“工農兵醫院”、“東風醫院”、“解放醫院”、“紅旗小學”、“衛東小學”、“紅衛小學”、“反帝小學”、“陽光小學”、“長征小學”…… 等等，很多很多。令郵局投迭大傷腦筋。
好些地方，從明清起，特產在全國、全省十分聞名。在文革中卻不見了蹤影；有的地方，從古以來就有不少人文景觀，在文革中卻荒草萋萋，滿目瘡痍；為了糧食“上綱要”，福州的西湖竟然填起泥來種水稻，結果隻長葉，不長穀子；有的地方體育場、足球場翻土種莊稼，但因水土不和，顆粒無收。“改革開放”的今天，走進超市，應有盡有。盡管人口大幅度增加，食雜、飲食店成百倍增多，浪費現象又極端嚴重，而且也不見動員機關、工廠、學校再去支農，然而還有賣不完的糧食，銷不完的衣服，堆積如山的生活用品。試問文革，你羞也不羞！
文革中，既然“治國無能”，惠民無心，大家都窮，上鋒也就順應時代的潮流，索性提倡“窮光榮”。我外婆長得較胖，上街時較講究，揀穿新些的整齊的藍布衣服，不想卻遭橫禍，當她進入影劇院尋找孫子時，劇院正在召開批判會。她被幾個大漢不由分說地拖到台上批鬥，說她是“地主婆”。突如其來的遭遇把外婆嚇得沒了主意。後來有人說錯了，外婆才放回，但並無人道歉。那年月人的尊嚴、生命不值一文，根本無處評理。我外婆正犯了“窮光榮”的忌。外婆平日喜歡進戲院看戲，自遭這次人禍之後，她再也不進影劇院了。
文革中，各地都有人因受不住沒完沒了的折磨，或沒完沒了的侮辱，而後自殺了。對於死者的評論，各地竟出奇的一致：“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自絕於人民”、“死了喂狗”、“死了活該”。都是些冷漠無情的判語。
文革中時興群眾判案。有一個人被抓起來了，過了一陣子，縣保衛組派人到這個單位去召集會議，征求大家對被捕之人該如何判，不想多數人信口開河，不假思索說：“槍斃槍斃！”開言的有他的弟子、朋友、多年的同事。兩年多後，此人釋放出獄，聞知此事，太感惡心。
中央在召開九大時，雖然十分隱秘，各地卻略有風聞。當天深夜，各單位紮起采車，演員化好革命樣板戲的裝，守在大街上耐心等候。一時廣播大響，說是九大勝利閉幕，毛主席再次當選了中共中央主席，林彪當選了副主席，毛主席選中了無產階級可靠的接班人，此事破天荒寫進了黨章。林彪還成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於是街上鞭炮大作，鑼鼓震天，彩旗飄揚，口號震響，好不熱鬧。
1971年9月13日以後，敏感的老百姓感到有些異樣起來，一些報刊上林彪的話，林彪的像突然不見了。有人輕聲相傳，“中央出事了！”紙包不住火，不久從中央開始，嚴格規定層層往下傳達關於林彪企圖“謀害毛主席”，最後“叛逃”的重大政治事件。文件中還有爆炸性的《571工程紀要》。有人說，怎麽可能呢，不是剛剛還選他當接班人嗎。因文革中因言獲罪，因言送命的事太多了，故無人大膽傳揚。在層層傳達中央文件時，還不到那一級，便因為好奇而先泄露幾句秘密的竟被開除了黨籍，有的還被逮起來。後來文件越傳達範圍越寬，連一些平民百姓都知道了。上級要求各單位開展對“林彪一類騙子”的批判。原本提倡搞批判要大張旗鼓，大叫大喊。這回卻例外，開批判會時關門閉戶，連窗戶縫也要關緊，發言時還得輕聲細語，領導不時噓聲提醒：“小聲一點！”後來終於全民都知道了這樣件事。在一次地區舉辦的批判會上，有位工人鬥膽向地區高層領導提問，既然毛主席對林彪早就“洞察一切”，還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來挽救他，為什麽還要選定他為接班人，還稱“親密戰友”呢？這問話令地區領導一時語塞，隻好說“不要提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黨的接班人之事竟成“雞毛蒜皮”之事！
文革中常搞“憶苦思甜”，目的是讓大家對舊社會更加痛恨，對新社會更加熱愛。單位過中國新年，在會餐以前，讓大家先嚐“憶苦飯”，那是炊事員到河邊、田頭采來的野草野菜，各人都要吃一碗。有人為了討好炊事員，也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勞，因而說“好吃”，但這不對，被認為是美化舊社會，野草野菜怎說好吃呢？有的人則皺眉說“很難吃”，倒掉了。也不對，因為沒有配合好“憶苦思甜”活動。一次單位請武裝部副政委來作“憶苦思甜”報告，他上講台說，會場布置不到位，從前他到部隊憶苦思甜，講台後要拉上藍色布，要砍好多青鬆枝紮起白色小紙花裝點鬆枝，還要點上好多白蠟燭。我暗想，這是擺靈堂嗎？還聽過一個工人憶苦思甜，他說從小家裏窮，給地主放牛，迂大雨，到鐵路涵洞躲雨，結果被人關在裏麵餓了一天差點餓死。有人問是誰關的？他說是一個鐵路工人。問的人感到遺憾，他應該說是地主的狗崽子關的就好了。又有一次農村大隊召開憶苦思甜會，一個老農上台訴苦，說的是半洋不土的話。他說家裏如何窮得不得了，有病無錢治，還餓死了人。城裏下鄉蹲點的幹部聽了有些不對頭，以後聽出來，老農訴的是1960年的苦，要阻止已來不及了。還有一次聽一位文藝界人上台憶苦思甜。他說舊社會家裏太窮，姐姐隻得去討飯，不想被萬惡地主老財的狗咬了一口。大家對這一說法聽得太多了，許多憶苦思甜人都說過“被地主的狗咬”的故事，在一些中小學生故事讀本中也屢屢見到。今天一說，疑有抄襲之嫌。他接著訴苦，姐姐被有錢的資本家老板奸汙了，有人說應該去告這個壞蛋，他父親說，怎麽告？現在隻有地主老財的理，資本家老板的理，林彪的理。聽眾大嘩，那時怎知有林彪！各地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時，常要唱的歌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這首歌從歌詞到曲調，極有挑撥、煽動性。如果憶苦會兼批鬥會時唱這首歌，一些“四類分子”連帶他們的子女可要遭殃了，有可能要挨幾下無情棒。文革中就常有地主的“狗崽子”挨揍的事。想不到的是，一些共產黨高幹被打成了“走資派”，他們受盡揉躪之後，子女也得到相同的待迂，如劉少奇的兒子劉源，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
文革中“四類分子”是世襲的，老地主如果去世了，地主帽子就扣到其妻頭上，再往下就扣到長子、孫子頭上。地主經常要出義務工，這些義務工也依世襲往下派。
文革中反複無常，打了許多“現行反革命”，有人上午還在訓斥別的“現行反革命”，不想下午自己也變成“現行反革命”。一個學生在操場貼標語“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張紅紙一個字。可恨老天有意作對，一陣風把“不”字吹掉了，於是成了“戰無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個學生一下子成了“現行反革命”；一個人到大街上去看大字報，擤鼻涕時，一堆鼻涕正好摔到大字報欄的毛澤東像臉上，他於是成了“現行反革命”；下雨天，一個女人拿竹篙在老房子大廳去晾衣服，有人從街上走過往裏看，通過褲胯襠處正好看到牆上的毛澤東像，這個女人立即被在頭發上理了十字叉，又打成“現行反革命”遊街示眾；一個年青人文化不高，刷了一張大標語，其文是：“誓將複辟鬥爭進行到底！”結果成了“現行反革命”。盡管他的家庭是“貧下中漁”也無用。他的原意應該是：誓將反複辟鬥爭進行到底，隻須添一個“反”字就無事了；還有一們很有才華的文藝青年，領導叫他去排一個“歌頌毛主席”的節目，他為舞台天幕背景畫了一張草圖，在一麵大紅旗中簡單地勾勒了毛澤東的頭像，被人看到後說他是醜化偉大領袖，罪名不輕。領導出來表態，宣布他為“現行反革命，”開除團籍，立即押送農場監督勞動改造；一對夫妻吵架，女的脾氣大發，抄起桌上的毛澤東石膏像就往丈夫頭上砸，石膏像落在地下打得粉碎，她於是成了“現行反革命”，愛到批鬥；一個大隊副書記，用江西話指著毛澤東頭像對人說，“滾頭古”（肥豬腦袋），立即成了“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從此打入“四類分子”另冊。一個蘇州人說，我在蘇州天天喊毛主席萬歲有肉吃，這裏天天喊毛主席萬歲沒有肉吃。他也成了“現行反革命”，加上其他一些“罪狀”，被抓起來坐了兩年牢。單在我個人的生活小圈子裏，就見到這麽多新生反革命，全國可知多少？
文革中極力提倡鬥爭，有一出“樣板戲”也唱道：“征途上處處有鬥爭”。為了突出階級鬥爭這一主題，把盜竊犯、搶劫犯、強奸犯、流氓犯、投機倒把犯前麵都冠以反革命。有些本來與階級鬥爭不相關的案子，也硬往階級鬥爭上靠。例如兩個孩子打架，如果查其中有一個孩子的家長是地主或反革命，這場小孩打就很可能被斷為“階級報複”。一個人愛養花、養金魚、養鳥、愛古人字畫，他很可能被斥為“資產階段”。朱德愛養蘭花，就被造反派攻擊說是資產階級。一個60 多人的單位，文革中這次你整我，下次我整你。有時“摻沙子”，有時 “挖牆角”，有時“背靠背”，有時“麵對麵”，有時“人人過關”。使盡了整人毒招。到文革結束時，一清點，隻有三、四個人未被整過。有的開除，有的坐牢，有的挨鬥、有的挨打、有的經濟退賠、有的辭退、有的下放農村、有的被考察。
文革中有人煞有介事地說，發現煙合上有“反標”，他把煙合上的圖案指給人看，說看到“地主萬歲”四個字，人們按照他的迷宮的手勢指引，似乎真有“地主萬歲”四個字，但又不很像；又有人大叫大喊，說在河南出的鄧煙商標上，發現了有“鄧小平”三個字；又有人拿著一張報紙氣憤地說“太反動了！”大家左看右看，並無發現，他指著一個毛澤東的頭像，然後把報紙反過來，正好在對著頭像的背麵有“反革命分子”幾行小字；有人在農場“牛鬼蛇神”的床鋪下看到一把柴刀，說是找到了階級敵人準備階級報複的證據。
文革中隨著“破四舊”運動一陣喧囂，筆者平時如同珍寶收藏的《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千家詩》、《堂吉訶德》、《西湖佳話》、《陸放翁集》，還有《趣味動物》、《宇宙的秘密》、甚至《魯迅選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等等一大批書都被收繳了。在新華書店、圖書館，古人、洋人，民國時期、文革以前的文化藝術方麵的書都絕跡了。筆者串聯到杭州，想買本書作紀念，一看都是適應政治需要的書，毛澤東的書占了一大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也點綴了一些。此外還有一些教人如何栽種地瓜、茄子、蘿卜的書和少數醫學書。筆者找來找去，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本電影劇本《蠶花姑娘》。奇怪的是有一本叫《歐陽海之歌》的書卻流行起來。作者金敬邁在書中描寫了一位戰士歐陽海，喜歡學習，如饑似渴地讀“毛主席著作”。早期的版本還說他也讀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覺得很好，很有體會，認真做了筆記。文革不久，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便遭了殃，可憐薄薄一本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也被批成“黑修養”。金敬邁忙把書及時作了修改，改為歐陽海翻開《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看了一下，狠狠地丟到窗戶外，被風一吹，這本書正好掉在窗戶下的垃圾箱裏。何等地適應潮流。一些單位曾動員青年人去買這本經過修改的書。
所謂文化大革命，其革的恰恰是中華的最優秀的民族文化，如：《史記》、《戰國策》、《孫子兵法》、《古文觀止》，“四大名著”，詩經、唐詩、宋辭、元曲、漢賦，《清明上河圖》、《蘭亭序》、《滕王閣序》、《牡丹亭》、《桃花扇》、《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這些都是被革除的對象；另一個被革除的是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百姓的衣食住行日趨窮困間陋。
文革中破“四舊”時仍有例外，毛澤東仍可以讀他的《資治通鑒》、《容齋隨筆》等一大批線裝古書。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電影，隨時可放以調看歐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硯、古字畫收藏，而這些在民間是絕對禁止的。口頭上說“群眾是英雄”，實際上卻把群眾當成成群氓。體現的是一種上智下愚的思想。
文革時期，中小學生課外閱讀的書少得可憐，即便有也是宣傳階級鬥爭的，如周扒皮剝削農民，收租院，《草原小姐妹》，貧下中農被地主的狗咬傷的故事。課本也有很大變化，連小學生的《算術》也有變動，常有某大隊上個月批鬥了15個地主，下個月又批鬥了17個地主，問這個月共批鬥了多少地主這種類似的算題。中學的《物理》、《化學》、《幾何》課中牛頓、阿基米德、瓦特、歐姆、愛迪生、門捷列夫、祖衝之、張衡等的名字都不見了，代之而有名的是“工農兵”。
戲曲舞台上出現了“八個樣板戲”，從藝術方麵來看，內行人也認為唱做念打確是不錯，後來有人批其為“千人一麵，千部一腔”。這些戲，創作講究“三突出”、“三陪襯”，劇中人物“高大全”。這些舞台上的主要人物，都是共產黨員，在路線鬥爭中都站在毛澤東一邊。化妝都是英俊武勇，虎虎生氣。表演中常站在台中心，發表重要講話時都要跳上高台。主要人物必有一個抒發內心感情的很長的中心唱段，這時台上其他工農兵都要讓開。唱段中必然要提到在毛澤東正確指引下的成長經曆。唱到這裏時音樂旋律特別激昂。有戰鬥時他必然打頭陣，長相、槍法、刀法、口才、眼力、力氣、敏捷、戰術、膽略、謀劃、忠誠均為一流。有一出戲叫《沙家浜》，名字是毛澤東親手改的。此劇原名《蘆蕩火種》，劇中的主角是阿慶嫂，她是領導共產黨地下鬥爭的，因為地下鬥爭是劉少奇的本事，革命最終取得成功必需要武裝鬥爭才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毛澤東的名言。而且革命火種隻能是秋收起義。從滬劇改為京劇時主角變成專搞武裝鬥爭的郭建光，阿慶嫂隻是在他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劇名也改為《沙家浜》。以後“樣板戲”大都有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內容。有一陣子演出《奇襲白虎團》時著裝英武漂亮的“朝鮮人民軍” 沒有了，取代的是男穿背心，女穿長裙的朝鮮民眾。有傳說朝鮮倒向蘇修，“變修了”，因而舞台上的抗美援朝也不再需要中朝戰士並肩戰鬥了。“樣板戲”中有時會設計一個思想較落後的配角，其身份往往不是管打仗、就是管生產的隊長。說是突出“工農兵”，實際上是突出毛澤東。“樣板戲”中除楊子榮確有其人外，其餘人物都是虛構的。在實際生活中，那些抓生產的，埋頭讀書搞研究的如陳錦潤之流便很危險，有可能會被扣上“以生產壓革命”，“低頭走路不看線”，“走白專道路”的帽子，做出的成績卻被專搞階級鬥爭的人奪走。
文革中歌聲不斷，除了《國際歌》、《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等極少數的老歌以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頌揚毛澤東一人的歌，許多是少數民族特別是西藏味的歌。開大會有時同唱《東方紅》和《國際歌》，一邊說“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邊說“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知誰對誰錯。最有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隻能聽曲，卻不能唱，因為歌詞的作者是田漢。文革一開始，田漢就成為文藝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四條漢子”而被打倒了。有一個時期，還聽說於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國歌歌詞要改掉。1978年3月5日，由第五屆全國人大會第一次會議一致通過，國歌歌詞果然改掉了。新詞開頭是：“起來，各民族英雄的人民”，最後一句是：“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還有，依林彪題詞而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時唱響中國。後來林彪外逃，這首歌也禁唱了。連他過去提出的，原來一直喊遍全國，讓毛澤東十分讚賞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也不時行了。後來毛還改口說：那“三個副詞”（指“天才地”、“創造性地”、“ 全麵地”）“討嫌！”，“名曰樹我，不知樹何人？”1967年林彪在部隊推行的“四個第一好”，毛澤東讚揚說：“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誌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又改口說“四個第一好不見得都好”。從此全國政治思想工作中十分推行的“四個第一好”也無人再說好了。
文革還時興語錄歌。也難為作曲人，硬是把既沒有押韻，字句又不整齊的毛澤東語錄編成了歌曲。如“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共產黨員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據說很多都是沈陽音樂學院院長劫夫編的。立了如此殊功的音樂家不知為何又被批鬥，因而送命，真是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