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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論武鬥 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麽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
2001年4月29日 11:25
重慶沙坪壩公園，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埋葬著４００餘名當年的武鬥死難者
在重慶，在和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壩公園裏，在荒草和雜木中，有一片人跡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圍住，與世隔絕。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墳墓掩埋了400餘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她們和更多的他們——握著槍和鐵棍、刀、匕首等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裏。
30多年過去了，如今，墳頭芳草萋萋，那個動亂年代曾經的廝殺、哀號、槍聲、頌歌和罪惡過去了，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
但是，與死者有關的人還活著。重慶文革派性鬥爭的波詭雲譎、血雨腥風，還影響著他們……
“我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勁鬆，男，1945年生，原重慶“8·１5派”總負責人之一，曾任重慶市革委會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6年入獄，1991年刑滿釋放，現無業，靠親朋接濟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慶大學3年級學生。我卷入這場運動是從“四清”工作組留下來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長、書記鄭思群開始的。1966年6月，工作組把鄭校長打倒，我不服。對鄭校長，我印象很深，我是當時全校7個全優生之一，從他手裏接過不少獎狀；鄭校長在食堂當著學生的麵，把飯桶邊地上的飯撿起來自己吃，從不罵人，講究身教，以身作則。這樣的校長被打倒了，我鳴不平，當場我就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關在重大階梯教室隔離審查了一個禮拜。出來後，我自然就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組把鄭校長轉移，押到鬆林坡招待所繼續關押，轉移時被我看見了，鄭校長頭發零亂，隻穿著短褲、背心，打著光腳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級幹部，就被他們這樣整過來整過去，連鞋都不讓穿，7月份的重慶，有多熱啊！我看不過，一喊就喊過來幾百人，圍住工作組的人質問，雙方僵持了一陣，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為焦點人物，再次被打為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但不過半個月，工作組突然宣布鄭思群校長畏罪自殺，就在鬆林坡招待所。我們一麵向當地派出所報案，要求調查鄭校長的死因，一麵自發地圍攻工作組。就從鄭校長死的那一天開始，工作組就不得人心，重大師生反對工作組就有了群眾基礎。
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講，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的造反派組織“排炮戰鬥隊”、“輕騎戰鬥隊”的負責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們聲援、支持他們。我當天就鼓動帶了3000多重大的師生員工到了師專，開大會聲援造反派。這事就驚動了重慶市委，市委就派了副書記、副市長辛易之來師專，他代表市委宣布我們的行動是錯誤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壩上街遊行，口號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堅決貫徹“5·１6通知”精神，堅決執行“16條”措施。這就是重慶文革第一次大規模遊行的所謂“8·１5事件”。此後，各個單位造反派紛紛趕工作組，都跑到重大來搬兵聲援，“8·１5”的名聲坐大了。“8·１5派”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國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重慶是2月28日，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革聯會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黨、政、財、文大權。革聯會一把手是駐軍首長，副主任由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學生代表分擔，我派了一個“副司令”去革聯會當副主任，我自己沒有當權，但我是支持革聯會的。
成立了革聯會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當官老爺，因此反對革聯會；還有一種人認為自己沒有當權，被革聯會排斥了，也反對革聯會。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稱“砸派”。“砸派”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廣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話。
當時，四川的政治局麵非常複雜：60年代初，宜賓地委書記劉結庭、市委書記張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黨分子，一直關押。1967年五六月間，劉、張獲平反昭雪，複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副主任。重慶兩派圍繞“劉張”平反複出的問題加劇了分化，“8·１5派”反劉張，“反到底派”擁劉張。鬥爭越來越激烈，一直到後來武鬥全麵升級、爆發。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震撼世界，這是悲劇，防止悲劇重演這個觀點我是讚同的。我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負了責。
1967年4月23日，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兩派人員在重慶石油學校發生武鬥，雙方從動拳腳升級到使用鋼釺、鐵棍、匕首。是月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均發生了使用這些武器的武力衝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師範學院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分別派數千人參戰，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傷近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槍彈。這次事件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從此，重慶武鬥全麵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0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8月13日，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毀；8月18日，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大武鬥，雙方死40人，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武鬥雙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我一直在撫摸身上的刀傷槍傷”
陳卓(化名)，男，原重慶某中等學校“反到底派”頭頭，1969年入獄，1972年釋放，現為房地產商人。
我本人直接參加了武鬥，從1967年打到1968年。我當時是學校“反到底派”的狗頭軍師(笑)，同學們都喊我“參謀長”。我身體一直比較弱，弱不帶兵嘛。
我惟一一次帶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這次3天3夜的激戰。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們學校來搬救兵，他是建設廠技校“砸派”的頭頭，他指揮的建設廠“砸派”與“8·１5派”幹起來了。當時武鬥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戰鬥隊員都產生了厭戰情緒、恐怖情緒，都不願去。我當時出於強烈的派性榮譽感，勉強把200多名戰鬥隊員集合起來，說誰願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個人出列。我們全副武裝，甚至把解放鞋帶取下來串著子彈夾挎在身上，省得在戰場上換彈夾耽誤幾秒鍾的戰機，這是一種拚死到底的態度。當時，我的腦海裏不斷地浮現著陳輝(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天堂更明亮。”當時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壯。我們在楊家坪參戰，打了3天3夜，我們這一邊慘敗，我帶去的70多名戰鬥員當場犧牲了4個，還有7個被對方俘虜後也全遭槍斃了。
“二和尚”在撤退時睡著了，怎麽都弄不醒，結果也被對方俘虜槍斃了。與他同時被俘的還有一個同伴，那個同伴是建設廠的子弟，他父親是“8·１5派”的，因此那個同伴得救了，沒遭父親的陣營槍斃。“二和尚”是建設廠技校的學生，是資陽人，無人說情。我一直記得“二和尚”來找我搬救兵時的樣子，穿著藍色學生裝，拴根牛皮帶，銅扣鋥亮，腰間插著一把駁殼槍，腳上穿著解放鞋，挽著褲管，中等個，短發，方臉，威風凜凜，但臉色蒼白。
這次戰鬥，我們這一派也槍斃了對方4個俘虜，其中兩個是我親自俘虜的。我為此內疚、懺悔、痛苦了幾十年，因為我無法忘記他們當時被俘虜的那一瞬間的目光。他們當時端著衝鋒槍站在車間一台機床邊，混戰中我退進了這個車間，一發現他們我憑直覺判斷是“8·１5派”的，立即冒詐我是“8·１5派”的，他們把槍背起來向我走近，我馬上就———那一瞬間，他們的目光充滿了悔恨、恐怖、絕望。兩人都有30多歲，是工人，我想他們一定有兒女、妻子———這幾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脫，永遠得不到———這是獸性的惡，在現世中不會也不應該被寬恕。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們這一批人心靈上永遠的汙點，它不會被時間磨滅。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撫摸身體上的刀傷，槍傷。
這次武鬥結束後幾天，1968年7月9日，兩派在江陵廠重燃戰火，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激戰，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也是當月上旬，兩派還分別在楊家坪、大坪、重慶醫學院、二四二部隊、五一技術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均出動水陸兩棲坦克、艦艇、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區民房、單位建築、器材設備遭重創，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爛，全線停運1年多。經過上述幾次大規模激戰，重慶“8·１5派”徹底控製了局勢，“反到底派”全體成員及其家屬總計數十萬人集體分批疏散，逃離重慶，“大清洗”的謠言像瘟疫一樣傾壓山城。
在逃到成都後(成都是以四川大學“8·２6派”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歡迎重慶“反到底派”的)，弱不帶兵的18歲的陳卓再次糾合從重慶逃來的2000多名紅衛兵，因為人多槍少，他們攔截火車一路狂飆殺往四川綿陽、廣元，找當地駐軍要武器彈藥，準備殺回重慶，被駐軍拒絕，從而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慘禍。
1968年9月23日，重慶市革委、警備區發布命令，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專業武鬥隊。
1968年10月15日，兩派宣布撤銷總部，解散組織。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請罪”
法官某某，男，56歲，原文革武鬥中“砸派”成員，已退休，離開家庭，獨居在郊區，過著很無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亂，3次拒絕采訪，最後卻不過老戰友的情麵，終於對我們打開了話匣。
提到沙坪壩那個紅衛兵墓地，我實在太熟了，不想說，太傷感了。(沉默)
當時，我在要害部門工作，因為一個同學的弟弟在化龍橋讀書，我經常到他學校去看他，文革前我們就很熟了。後來運動開始，加上觀點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們學校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這天下午，他們學校的學生攔截了一輛路過的“8·１5派”車輛，並扣押了隨車人員和一位軍代表。我向來不主張亂抓亂打，經過我的勸告，他們把人放了，但軍代表因為時間晚了，當天沒走成，繼續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報：重慶大學“8·１5派”搶了武裝部，得到了許多軍用裝備，並且準備攻打我們這邊的學校，因為學校所在地化龍橋是重大到市區的必經地，所以從技術上考慮，重大“8·１5派”非拔掉這個釘子不可。這天晚上，大家都很緊張。淩晨3點鍾左右，我看見夜空升起了3發紅色信號彈，知道“8·１5派”進攻開始了。大約4點鍾，我聽見槍聲，從聲音判斷，有衝鋒槍、機槍，還有極少量的土製炸彈，這些火力一直在外圍打到天亮。我們這一邊都是冷兵器，僅有4支小口徑步槍，其中3支不能用，隻有1支可打。對方不摸底，以為我們沉著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衝進來，打死了10個學生，他們也死了1個。
我和另一個同學躲在宿舍房頂，他同學腦門子上中了一槍，死掉了，我成了“8·１5派”的俘虜。
從7月25日到國慶節前，我當了2個多月的俘虜。我被押到沙坪壩公園挖過十幾次墓，主要是處理掩埋那些對方不願處理的屍體，都是高度腐爛、臭氣熏天的屍體。我們要跪在這些屍體前，首先低頭向屍體請罪，然後清洗創口，注射福爾馬林，給屍體打扇子驅趕蚊蟲、蒼蠅。
管理我們這些俘虜埋屍的人叫鄭誌勝，他是重大學生，因為出身成份不好，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他要求來墓地負責，當時“8·１5派”派想在那裏建自己派別的烈士陵園。鄭為了爭表現，一方麵非常真誠地同情己方的死難者，一方麵絞盡腦汁殘酷折磨俘虜，所以我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屍長”。有4次，我記得，鄭誌勝等我們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後，突然叫我們全部跪在坑邊，他指揮別人從背後向我們開槍，我以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這一招叫“假槍斃”，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親眼目睹過他斃掉過一個女俘。
鄭誌勝後來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結束後被抓回來，因為有血債，開始就關押在我同學的單位，大家都知道我過去在鄭誌勝手下當俘虜的經曆，沒少慫勇我趁機整他一把，但是我沒有整過他一次。我始終認為，我和他之間沒有個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這段非人的經曆對我的影響太大，我目睹了一個人在極端狀態下人性惡的、醜陋的一麵，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別人的世界。這裏看不見希望。這肯定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我對什麽都看得無所謂，一生就這樣子，無所謂了。
“校花”之死
記者在墓地上發現了一塊最完整的碑文，極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餘誌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鬆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立碑者係“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記者從29中校友錄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個同學的地址，通過她們輾轉找到了陳國英，她是歐家榮、唐明渝、餘誌強、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等6人死難現場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來訪的記者。
一提起當時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學一樣，陳大姐不勝唏噓，她說：“唐明渝當時才16歲，身高一米六幾，熱情大方、漂亮，特別擅長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為這個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戰鬥團，唱歌跳舞搞宣傳，大家都覺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結果一下子，4個女生，兩個男生都死了，楊武惠死的時候還隻有14歲。”
陳國英回憶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熱，我正在家裏午休，我家當時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廣場。3個女同學來叫我，說去幫‘8·１5派’的一個指揮部搬家，從楊柳街財貿俱樂部搬到外貿大樓，中午1點鍾左右，我們開了一輛解放牌汽車，停在俱樂部門口，東西都裝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紙張，沒有一件武器。因為天氣很熱，我們5個女孩子嘴裏都含著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襯衫、裙子、涼鞋。我們上了車，還在含冰糕的時候，槍響了。我因為是最後一個上車的，聽見槍聲，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會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車，跑進俱樂部大院，兩個好心的陌生人給了我一件軍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軍裝，他們就托著我翻圍牆，翻過去後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趕緊給我指路，我朝著俱樂部反方向的路，從楊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氣跑到了重醫二附院，到醫院後我才知道自己受傷了，一對長辮子被槍打斷了，右手臂被子彈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彈拉開了一道口子，當時滿身是血，腦子裏一片空白。”出院以後，陳國英退出了戰鬥團宣傳隊。
1969年3月17日，陳國英清楚地記得，她和29中的同學下放到烏江邊的彭水縣插隊落戶，坐船去的。“我是那條船上年紀最小的，那時很絕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個，真的很傷心。”
江水茫茫，辭別山城，兩年來的血雨腥風化作了無盡的傷懷，18歲的陳國英18年後回到重慶，“想起來，就像做了一個惡夢。”
朱孝雲，女77歲，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歲的獨生子餘誌強死了。34年來，她一直沒去過墓地看她的愛子，她也一直堅持沒有換過房間，“怕娃兒回來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陳國英大姐領著記者，在臨江路的一個老式門洞裏找到了朱孝雲，她聽見陳國英親切地喊她“姨媽，我是餘誌強的朋友，陳國英”就一把緊緊地抱著陳國英，“兒—嗬”地慟哭起來。
34年過去了，這位痛失愛子的母親卻無時無刻不在懷念17歲的獨生子，因為無力，她才沒有了恨，才無奈，才隱忍。她打開被層層包裹的兒子的團員證，撫摸著兒子這生前惟一的一張照片，不斷地泣訴，“我的娃兒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憐啊！”17歲的餘誌強身著海軍衫，英俊、迷人。
滿頭白發的朱孝雲每天守在門洞裏，賣0·２元錢一包的棉花糖，貼補家用，打發餘年。兩個少年目睹母親被殺
席慶生，男，1952年生，某民營企業高級職員；席慶川，男，1954年生，重慶美術公司攝影師。1967年8月24日，他們兄弟倆目睹著母親黃培英被殺。爾後，兄弟倆在沙坪壩公園親手掩埋了母親。那一年，母親才33歲。
1967年8月24日，母親帶著我兄弟倆從九龍坡區灘子口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的家裏出發，準備到李子林投奔親戚，因為雙方武鬥越來越厲害。上午10點左右出發，抄小路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麵，大約11點，這時突然槍響了，第一槍打我，因為我走在最前麵，母親在中間，他(席慶川)在後麵。我們身邊的子彈亂飛，打得地上的土撲撲地揚起來。我有武鬥的經曆，趕緊喊臥倒，自己同時就臥倒在地，這時刻我就聽見母親“啊”地一聲倒下去了，我轉過來一看，母親正痛苦萬分地撐著胸部，我不顧一切地撲到她身邊，大聲地叫媽媽、媽媽，抱著她的頭，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來，兩眼直直地盯著我，沒有說一句話。我馬上撕開身上的白汗衫，準備包紮，這時，對方又用高射機槍朝我們掃射，我馬上脫掉白汗衫朝對方狂舞，表明我們是和平居民。但槍聲未停，我又臥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裏。槍聲一停，我又爬過去看母親，她完全斷氣了，子彈從左乳下射進，從右腰部射出。我兄弟倆當時都沒哭，絕望了，茫然了，極度恐懼之下不可能有眼淚。路邊的農民這時從門洞裏探出頭來，朝我們招手，我們跑進門，背後山坡上的機槍又猛烈地叫起來了。我們倆抵著土牆渾身癱軟在地，我們一直躺了幾個小時。下午五六點，我們沿著河溝，貓著腰，一會兒爬，一會兒跑，一會兒躲，逃到了大路上，繼續朝李子林方向跑。當時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找到親戚。然而，我們趕到了李子林才發現，這裏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經遭到炮擊毀壞了，空蕩蕩的，連人影都找不到了。我們隻好沿著公路繼續走，被大批逃難的居民裹挾著朝鋼花電影院方向移動，漫無目的地尋找父親。這一年，我15歲，弟弟13歲。
後來，席慶生，席慶川兄弟倆親手把年輕的母親埋在沙坪壩公園無名的墓地裏。從此，每年清明節，兄弟倆都要去那裏燒紙，默哀。再後來，掃墓的行列裏多了幾個人，是他們的兒女。
席慶生說：“那以後，我凡遇到什麽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親，坐一坐，吸一根煙，什麽都淡了。”
兄弟倆告訴記者，文革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麽人去沙坪壩公園吊清明，不過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來越多了，連今年春節還有不少人去那裏燒紙、哭訴。“人們開始強烈地懷念死在那個年代的親人，”席慶生說，“我正在籌拍一部電影，以紀念死在那個年代的人。”
(轉自《南方周末》/作者：餘劉文韓平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