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革”研究者、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製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麵進行學術探討。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有：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卜衛華，《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及助理胡竟成，《往事》編輯部主編李宇峰，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李延明，學者丁東，政治學家陳子明和夫人，文革史學者徐海亮，旅美學者丁凱文，前農村改革研究所研究員姚監複，《工人日報》作家韓三洲，《立此存照》作者、口述曆史作家楊偉東，記者高瑜，等等；
更引人矚目的是，與林彪有關、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一批當事人或親屬與會，其中不少人發言。他們是：林彪的女婿張清林，前總參謀長閆仲川的兒子、《一號命令》作者閆明，前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的女兒吳巴璀，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夫人劉繼馨、兒子胡耀萍，“九一三”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兩個女兒潘鷥、潘鷺，林彪小車司機、一起罹難的楊振剛的女兒楊君玲，三叉戟飛機機械師邰起良的兒子李蔚，當年前往墜機現場勘察的駐蒙古大使館翻譯沈慶沂，和一同前往的使館二秘孫一先的兒子孫戈，原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瑉的子女魯岩、魯瑩兄妹，被打成林彪死黨的江騰蛟的女兒江新文、江新德，王飛兒子王魯寧，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賀寧軍……等等。
當事人親屬和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九一三”，尚屬國內首次。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為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眾高度關注。我因工作之便，對著名記者、前《經濟學周報》副主編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發言先睹為快。
發言全文刊登在《新史記》雜誌第4期，並正在陸續上網。
這次會上第一個發言人，恐怕也是最引人關注的發言人，就是林彪的女婿張清林，他也是“九一三”事件發生時就在北戴河現場的經曆者。現將他的發言全文轉載在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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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女婿張清林。（高瑜提供）
說起“女婿”，我想起前一段有位博客作者寫了一篇文章《曆史 不能隻聽孫子們講》，矛頭所向，十分明確。文中說：
“聽多了孫子們的口述不難發現，很多孫子是想把祖宗們『洗白』甚至『洗紅』。有時我很懷疑，這般孫子是不是精於洗錢？”
“有些人很願意相信這些孫子說的東西，很有裝孫子的姿態，這也很有意思。可是，曆史是門學問，不能隻聽孫子們在講。還是以袁世凱稱帝為例。”
“還是少聽孫子們講故事，特別是少聽那些祖上曾經顯赫的孫子們的講故事，因為經常的情況是，他們把聽者也當成孫子了。”
“口述的東西並一定就是曆史，也可能是野史，更可能是狗屎。”
作者用上魯迅和“文革”筆法，夾槍弄棒、含沙射影地罵人“孫子”“裝孫子”----誰也不是傻子，還能聽不出弦外之音？早有學者指出過，中國人喜歡在言談中尤其是吵架中充他人的先人，這種特別的精神勝利法，似乎占了很大便宜，其實隻暴露了自己上不得台盤的格調檔次而已，大可一笑置之。
其標題本來說得不錯：“曆史 不能隻聽孫子們講”，“隻”字用得好，意思是：不能“隻聽”，但聽聽孫子也不妨，孫子們所說也是一家之言麽。可文中卻說：“對於孫子們講祖宗的故事，隻能當故事來聽，因為本來就是故事；其間或有傳說，但也畢竟是傳說。故事是動聽的，傳說是美麗的，可惜都不是曆史。”----原來這才是作者的本意：孫子們講的， “都不是曆史”！那麽標題何不直說，去掉那個“隻”字，改成：“曆史 不能聽孫子們講”？
但是，世界上有哪位曆史學家、曆史當事人、知情人、目擊者不是孫子？若孫子講的“都不是曆史”，都不能聽，那麽能聽、隻能聽誰講呢？隻能聽爺爺的？聽黨的？聽最高當權者的？但他們，不也是他爺爺的孫子嗎？
或許，作者不是泛指，而是特指。然而，照作者的邏輯，孫子講曆史統統不能聽，那麽老婆、兒子、女兒、媳婦、女婿講的，當然更不能聽了；警衛、秘書、司機、醫生、護士、同學講的，同理，也不能聽；當事者、親曆者本人講呢？那必定是更想把自己“洗白”甚至“洗紅”！敵人寫的呢？更不行，肯定是要將之“洗黃”或者“洗黑”，“更可能是狗屎”！
在該文作者眼中，曆史能聽誰講？
或許，隻能應該聽八竿子打不著、查了十八代都跟曆史人物查不出一點瓜葛的學者講？可學者們搞研究，材料從何而來？不都是孫子們、兒子們甚至“洗紅”的本人、“洗黑”的敵人講的嗎？
其最終結果，就是誰也不能聽，腦袋裏隻能裝著小學課本、老師和報紙灌輸的“定論”。
扯遠了。還是回到林彪女婿的回憶。孫子講也好，女婿講也罷，他們提供了生動鮮活的史實，哪怕有各種局限、偏見，不排除甚至還有謊言呢（例如，毛孫子講的有幾句真話？），都給我們提供了曆史無影燈中的又一盞。有人視若洪水猛獸，竭力禁阻人們說“不能聽”，請便吧，這是你的自由；而我是願意聽的，願意以獨立、平等、理性的姿態洗耳恭聽，然後仔細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裏，由此及彼。
張清林辟謠：我跟林豆豆是生死之交
張清林：最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受這個會議的組織者和承辦者的邀請，非常榮幸地參加這個會議。由於臨時通知我沒有做準備，過去有好幾年在專門寫這些材料，後來忙於生計，今天我想到哪就講到哪。
但是我首先辟一個謠。社會上有謠傳，剛才高記者也問我：和豆豆關係怎麽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們被分別批鬥以後，第一天晚上我們就申請結婚了，沒過幾個小時我們就被押送到開封43師農場，就勞動改造了。這個生死之交不可能輕易說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願意托孤。這是我先辟的一個謠。
自我介紹，我出身一個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解放前住在一個鎮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見部隊從我們家門口飛也似地跑過去，聽到槍聲和炮聲，我們家鄉就解放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四野的部隊。20年後我到北京，認識林豆豆以後，才知道我是出身國民黨家庭，父親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技術工作，伯父是國民黨的一個將領，“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個山頭上，1980年後平反，承認他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解放衡寶戰役中，沒有聽白崇禧的，聽了程潛的，把部隊解散了，自己就隱藏起來。“文革”中又被揪出來，慘死在野外。
1971年3月份，我受廣州軍區衛生部委托，在31野戰醫院組織西南五省軍隊專家新醫療法經驗交流和論文整理，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來北京，坐曹裏懷的飛機，就帶了一包中藥----那包中藥，我沒敢打開，但是我聞出來裏麵是中藥，叫我帶到北京來，是廣東軍區政委任時仲交待的，隻說幾句話我就來北京了，從此我就卷進政治漩渦了。
父親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業務技術意識很強。小學、初中、高中學習成績平平，但大學非常優秀，我來北京時是主治軍醫。我對林彪沒有像你們在座的當年那種軍人的對林彪的感情，我那時確實沒有。如果要說有一點的話，因為我被廣州軍區參謀部信任吧，參加了廣州270多場製止武鬥的搶救工作，在“文革”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從屍堆裏爬出來了，看見死了很多人。
張清林坦承：我對林豆豆罵過林彪
來到北京以後，我罵“文化大革命”，甚至罵過林彪，才認識林豆豆的。
之所以罵“文革”罵林彪，是因為“文革”初也受了衝擊，被批為“一把刀主義”，“單純技術觀點”，“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黨籍還差點被開除。但是我對林豆豆罵林彪的時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為她隻是《空軍報》的記者。開始隻是送中藥，後來總後勤部衛生部讓我跟著她一起采訪基辛格訪華後下邊的反應。到最後，我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後，我也不敢再罵了，其實，“罵”就是議論。
1971年8月8號，我進入毛家灣，到9月7號離開毛家灣到北戴河，在毛家灣呆了整整一個月。在這一個月時間裏邊，我白天都在毛家灣，晚上就回到我的宿舍。當時我和豆豆認識的時候，我沒有那種感覺，像現在一些書上寫我是被“選美”選上來了。因為像我這樣的，“選美”不會選上我。普通話講得也不好，長得也那麽土裏土氣。豆豆願意接受我，估計一個是我敢說實話；另外一個她不是想找一個丈夫，而是想找一個大夫----找一個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親得的什麽病，想了解一下他父親病到什麽樣了。
我在毛家灣呆了一個月，我問了很多林辦工作人員，特別是他們家的保姆王淑媛，還有一些其他的林辦工作人員，豆豆跟我講的情況很多，當時我不可能看到病例，我隻能通過林彪的衣食住行來了解。感到震驚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進了毛家灣十年，沒有給林彪看過病，林彪也沒有找過他。而且發現當時林彪的卡路裏隻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時候一個月不大便，這是一般正常人都難以生存的！對於醫學上越是難的問題我就越感興趣，我出來時是外科所的所長，我的病人基本不轉院，再危難的病人我都自己搶救、自己手術。做為一個學醫的，我記住“希波格拉底誓言”，無論貧賤富貴一視同仁。豆豆指定用我，因為我是從基層上來，也不知道害怕。我確實跟豆豆說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驚。那麽多專家、那麽多人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過這樣的話。她因此很信任我，由此講到跟林彪身體有關的其他事件，包括委托江青搞文藝座談會紀要、什麽羅瑞卿事件，“720”事件、楊餘傅事件等等，在“九一三”之前我就聽說了。
8月8日當天，吳法憲司令跟我講：這個立果，找人學開飛機，林副主席就一個男孩，萬一出了事，我怎麽交待？我聽了之後又聽豆豆說，林立果在外邊鑽飛機安全，鑽調研，鑽科研項目，好像家裏包括他的爸爸、他的媽媽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外邊幹什麽。所以我就跟豆豆和其他人講了，我說立果這麽下去非常危險，如果在外邊闖了什麽禍，飛機一開，到時候就跑出去了，這事情就大了。這話我早就說過，當然還說過其他的話。我當時是從醫學方麵和其他方麵分析的。
8月8號到9月7號，我在毛家灣，主要是研究林彪的身體狀況。豆豆的目的主要是讓我搞清他爸爸是什麽病？怎麽治療？我說治療是有希望的。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就直截了當地說----李文普（林彪秘書）不知道我今天的反駁，因為我沒有寫東西反駁他，他也不值得一駁----我分析林彪有精神上的憂鬱症。特別豆豆談到，同一時間段，（林彪）在家裏邊說“文化大革命”怎麽怎麽回事，在公開場合表態又是另外相反的觀點。這些現象怎麽解釋？就是說在家邊是一個人，到外邊是另外一個人。豆豆跟他說什麽事的時候，有時候精神狀態好，有的時候精神狀態不行，關於這些狀態我一言難盡。之後通過我所見到的、聽到的，並且又親身經曆“九一三”事件，在“九一三”事件當中，我一直在豆豆身邊，衝在最前麵，搶槍的是我，第三次報告也是我。
“九一三”事件前後，也見過不少高級領導、高級人物，包括周恩來、汪東興、紀登奎等這些人，但是在我的印象當中，林彪是最慈祥、最善良、對物質和權力無欲到一個正常人都不如的狀態的這麽一個人。隨著後來看的書越多，思考得越多，他的印象在我的內心當中就越深刻。如果說還有誰值得我崇拜的話，那就是林彪 ----可是我原來對林彪沒有什麽感情。
比方說他有很多的書法，我覺得他是很對的。他的悲劇，也許在他的愚忠，盡管他對主席、對毛澤東、毛老頭吧，很不看好。在我們挨批鬥當中，紀登奎、李震（時任公安部長）讓我們去辨認那些所謂“黑筆記”。從“黑筆記”當中看到，從抗美援朝他就對主席有看法，並不是他不願意去指揮那個抗美援朝。
1971年夏天，豆豆叫我寫采訪，我在部隊瞎參謀爛幹事，保健大夫我都幹過，所以也寫東西，當然了，比不了今天在座的大作家、大記者。豆豆布置一個題目，對中美的關係怎麽看，我就到部隊采訪了，然後寫了一篇《以拉對拉、以打對打》。豆豆把那篇文章給她爸爸看了，她爸爸說這文章寫得好。林彪還說：“中美之間好端端的一個大好外交形勢，被耽誤了20年。”豆豆問：“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打贏了，中國說中國打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說：“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推向了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跟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並且說了：“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他從蘇聯回來以後，幾乎沒有說過斯大林半個好字。列寧他好像也不是太感興趣，說他的話太羅嗦。
張清林回憶：我們被隔離由謝靜宜單線逼供
下邊我主要講講玉泉山被隔離。“九一三”事件當中，豆豆叫我跟林彪身邊警衛員保持聯係。接到林彪內勤電話之後，我從56號樓，衝到8341大隊部，去做第三次報告。第三次報告以後，和豆豆就被隔離在大隊部。10月4號就被8341部隊坐火車帶到北京，下火車是謝靜宜接的我們，一輛黑色汽車。上了汽車以後也不知道去什麽地方，後來才知道去了玉泉山，到了玉泉山，剛坐下來，謝靜宜先說：“這棟樓是汪東興在這養病住的樓，剛走。對麵是朱德那個老家夥住的。為了你們來，把他趕走了。”所以在玉泉山這座院子，那麽大的地方，就僅僅住著我們兩個人，跟我們接觸的就一個人----謝靜宜，她是獨人單線，很神秘。還有一個 8341部隊副團長叫李釗，他在生活上管我們，但是跟我們很少接觸，唯一能夠接觸，能說上話的，就一個謝靜宜。
本來是“九一三”事件當天9點，周恩來跟豆豆通了一個電話，我在旁邊聽得很清楚，周恩來說了，主席在南方打招呼的事，好像他一點都不知道，並且說過兩天他親自來接我們，但是後來並沒有來。
到了玉泉山以後，謝靜宜到底代表誰她也沒有說，隻是她就是中央派來的。然後給我們傳達了57號文件，讓我們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發批判林彪。在這種情況下，豆豆的身體很糟糕，就躺著，由我代筆，她講，我記錄，然後再整理。寫了一個她的“九一三”事件的回憶。回憶裏邊寫了林立果和她的全部五次談話，以及她如何組織林辦工作人員防止事態的發生。
這個環境顯然是一個搞“逼供信”的環境----不讓任何人接觸嘛；第二點她說告訴我們現在住的樓，是汪東興的樓，意思說你們一寫到任何事情，不能觸及到我的姓，這等於是暗示了；第三點你們要開始揭發批判，如果寫了“九一三”事件，你們不要加任何分析。
從10月10號到第二年8月26號周恩來接見我們的這段時間裏，謝靜宜搞的“逼供信”加誘供，主要集中到這麽幾點：
第一點利用林彪的“手令”寫證詞，找我們一起談，又分別談，又威脅，又利誘。一方麵說你們好好聽中央的，你們都是有功的，過一段時間出來工作，我還要在你們領導下麵工作----謝當時是清華、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後來是中央委員。集中到（林彪）“手令”，讓林豆豆寫親自看到林彪寫“手令”。林豆豆在北戴河，沒有單獨見到林彪，不可能看到林彪寫這個“手令”。謝又讓寫證詞“這就是林彪的手令”。豆豆心裏有數，這絕對不是林彪的字跡，是林立果的字。林立果早就模仿林彪手跡，“文革”當中就模仿。還讓豆豆也模仿。林立果說：“你看看主任（葉群）也在模仿，還有秘書也在模仿。”因為有好多中央文件，不能給林彪看，怕看以後，他可能會受刺激，對身體不利。他也有可能去找主席去爭論，不知道又捅出什麽婁子來。就由秘書代筆，替他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怎麽怎麽的。
“文革”一些文件，到底是有多少是林彪親自批示的，多少不是他批的，這至今還是一個謎。所以我們的證詞是：“經過我們辨認，像林彪的字跡。”謝靜宜就大發雷霆：“不是什麽像不像的問題，就是林彪的字跡。”
豆豆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越逼她她就說：“我認為不是，你說是，那你認為是。”文字上我們絲毫沒有退讓，所以以後你看的材料當中，始終沒有豆豆和我寫的關於“手令”的證明材料。有李文普的，還有其他的，沒有我們的。在這個原則上，當時就是死也不能寫。
第二個是追查周恩來11點多一點時給葉群的電話。周打來這個電話的時候，我在門外邊，但我一點也聽不著，當時豆豆派我：你注意那邊動向，她一會讓我去注意林立果的動向，一會讓我去注意葉群的動向。看主任跟誰通電話。現在有一些書裏邊說好像是葉群給總理打電話，但我們知道，汪東興寫了很多謊話，但是這一點說了實話，汪東興說：這個電話是總理打給葉群的，並且是通過李文普。這個電話大概打了20分鍾到30分鍾左右。為什麽打這個電話，電話說了什麽？這是在玉泉山謝靜宜一直逼我們寫的東西，我們說電話內容我們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這個也沒有寫。謝靜宜也很惱火，並且說了這句話，到了1972年了，說“現在不是‘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是‘林周反黨集團’的問題。”
李延明（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誰說的？
張清林：謝靜宜。
李延明：秋天？
張清林：對，秋天了。這叫我們當時感到很震驚了，1974年以後才出來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麽。
張清林澄清：林彪未講過“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另外，她讓揭發林彪跟其他一些老帥的關係，跟誰來往，什麽的關係。但是因為謝靜宜是一個人，我現在說謝靜宜搞“逼供信”，她現在在一些文章中說她沒有搞 “逼供信”，這就說不清楚了。但是我這裏有一個證據，是什麽呢？就是在逼我們揭發林彪的罪行，林豆豆隻好寫了一些林彪對毛的一些不滿的議論。林這個人也是矛盾的。他對毛建國以來一係列的做法不滿意，另外一方麵，他去北戴河之前他又說主席這個旗幟不能倒，中國幾百年一直挨打、受欺負，就是因為這個國家一盤散沙，沒有一個令全國人民崇拜的領袖、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落後就要挨打，他說主席這個旗幟還得舉。林彪的悲劇就在於這個愚忠。
另外一方麵他又對抗美援朝，特別“反右”、“大躍進”以後，他對主席有很多不滿意，甚至說過：“左戴花，右戴花，左撇子、右先攻”，“隻關心個人名利、權威，不顧國計民生”這些話我們都揭發了。彭德懷被打倒以後，林彪有一句話，“誰說老實話誰就完蛋”，可是這些話後來被謝靜宜在梁效編的林彪的材料裏邊篡改成“誰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這句話就是證據。篡改偽造我們寫的材料，這是一個鐵的證據。這句話就流毒全國，而且恐怕嚴重損害了黨的信仰和人們的信任。這個是一點。
在玉泉山她逼我們寫的，還有後來寫的揭發稿，我做一個說明，就是“九一三”事件後，和“四人幫”垮台前後，所有向中央寫的揭發材料、批判材料，由於豆豆的身體不好，都是我代筆整理的。我因為是基層上來的，也沒有什麽經驗，她身體也不好，甚至包括其中還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豆豆是堅決不寫的，是我出的餿主意，是我寫的。當時為什麽寫？我非常擔心她有可能被害死，從北戴河我就開始擔心，所以我就一直守在她身邊----9月13日晚上，張宏當著滿屋子的人對我們說：“中央指示，命令你們跟著上飛機。”這是我記的一字不差的原話。但這句話現在很多書裏麵寫得都有差別。後來我跟張宏鬧翻了，是我在第三次報告的時候我說：“汽車再過10分鍾就下來了，如果你們應付攔截，沒有保護林副主席的安全，讓車跑過去了，你們就要遺臭萬年！”我就叫了，拍桌子幹起來，我搶槍了。後來我問謝靜宜，謝靜宜說：這話你就不要再問了。後來因為寫的都是林彪的反動言論，謝靜宜說：寫的全是反動的，你不用再寫了。就讓我們寫批判了，不批判還不行了。這些批判也是我代筆給起草的，她抄一遍。我當時就一個信念，讓林豆豆能夠安全地活下去，讓她接下來還能說話。因為我當時確實擔心“覆巢之下無完卵”，我希望她能夠活下來，所以我也做了一些違心的事，如果有錯，是我的錯，林豆豆不會說假話，小時候就不會。1972年8月26號晚上，周總理見了我們六個小時，說：“你們報告說是綁票的。”林豆豆“九一三”為什麽報告，報告了什麽，現在好多書裏邊都寫錯了，說她“揭發報告林彪叛逃”，她是要保證林彪的安全，說有可能被騙，被挾持走，被騙持走。
關於在玉泉山真實的情況大概就是這些。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多講了，如果有什麽問題可以問。另外我是來學習，如果講的有什麽出入的話，請批評，以你們核對的事實為準。我講的也隻是一方麵。謝謝大家。
張清林披露：李文普挨的那一槍是自傷
卜衛華（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我提一個問題。“九一三”事件當天李文普挨了一槍，他那個槍傷據說當時你們處理的，你對這個槍傷有什麽說法嗎？
張清林：當時我第三次報告已經跑到了58樓，我就知道汽車再過10分鍾就下來了，然後就跟張宏幹起來了，幹起來不一會兒車就下來了，我見這個李文普跳車正好是58號樓大隊部的門口，車再滑行一段，也就大概30米左右，8341的戰士就把他扶到裏邊來了，當時他說：“叛徒林立果，叛徒林立果。”
卜衛華：李文普說？
張清林：對，隻說“叛徒林立果”，沒說別的話，接著是一個姓盧的衛生員就開始給他包紮，我看他包紮得不熟練，因為我是專門受這個野戰外科訓練的，我當時想我來給他包紮一下更專業一些，但我突然有一個意識，我想看看傷口怎麽回事，在此之前有人跟我說是槍走火了，根據我對傷口的判斷，我當時說了是“自傷”。
卜衛華：你根據什麽說是“自傷”？
張清林：這是根據他自己說的“槍走火”。
卜衛華：他自己說是“槍走火”？
張清林：對，槍走火，隻能是自己的槍走火，別人的槍走火他是不知道的，這是前提。第二點傷口由內下往外上，進去小出來大，而且衣服上還有槍口離衣服很近的黑印。
卜衛華：黑印？
張清林：對，衣服上的痕跡。這個好像不難，而且，不用看傷口都可以判斷他是自己打的。林立果的智商不會低到要逃跑了還開槍。李文普跳車無非是兩個原因，第一，我和他談過五次話，他一直說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任何的異常現象，他就是不相信，但是這個時候是不是聽到什麽，為什麽就一無反顧了？因為我們報告以後，58號門口有全副武裝的部隊，都包圍了、聚集了，他知道肯定出事了，才在那跳車；另外，一種更大的可能，我思前想後，如果跟他談了五次話他始終“不相信”，有一隻看不見的巨大的黑手在掌控他，因為很多事情不可思議。這是我當天晚上就有這個想法。所以“九一三”以後，我們給中央寫的材料裏邊明確的聲明，這是一起經過精心策劃、製造的大冤案。
卜衛華：大冤案？
張清林：對。在審判之前，軍隊叫什麽專案組吧，找我們談了五天五夜，把這個經過都說了，我說得多，豆豆可以糾正。我說我們說錯了，你們可以糾正。他們聽完五天五夜之後，他們當時這麽說的：“你們說的很實在很令人信服，把我們都說服了，但是你們光說服我們不行，你們得說服中央。”
王海光（中央黨校教授）：這是什麽時間？
張清林：這就是1980年審判以前。我們要求去參加公審，願意跟汪東興、紀登奎對質答辯。如果我們說的與事實有重大出入，我們願意坐牢、殺頭，怎麽處理都行。可是這麽大黨就不讓我們到法庭去，當時也確實感到黨太“偉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