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早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就支持毛澤東，此後他和毛澤東一直在政治上緊密地合作。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把主管財經的重任，壓在陳雲肩上。
但是，毛澤東和陳雲之間，在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上，逐漸產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從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引起的。這篇社論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寫的，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
社論提出了一個新名詞，曰“反冒進”。社論反對急躁冒進，後來也就被稱之為“反冒進”。
社論指出，當前一方麵存在右傾保守思想，另一方麵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
社論又指出，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於下麵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
社論還指出，在反對保守思想的時候，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隻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
1958年1月11日晚，毛澤東在廣西南寧會議上，尖銳地批判了《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
毛澤東說：
“這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
毛澤東很嚴肅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
毛澤東還在這篇社論上加了這樣的批注：
“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事態變得非常嚴重。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的來曆……
那篇社論，確實是根據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寫的。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要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會議的精神，代《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
社論寫好之後，曾送劉少奇、周恩來審閱。
就在這時，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傳部連忙把社論也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社論的清樣上批了三個字：“不看了。”
這樣，社論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社論發表之後，當時，毛澤東沒有說什麽。其實，毛澤東所批的“不看了”，隻是“引而不發”罷了。
直到過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批評了“反冒進”。毛澤東說：
“‘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所謂的“促進委員會”，是針對“反冒進”而言的。毛澤東稱，那些“反冒進”的人可以組成一個“促退小組”。他說：
“但共產黨總的方針是促進而不是促退。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隻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
於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其實，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來就提醒大家：“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
那是因為中共在“經濟專家”陳雲的苦心經營下，經過三年恢複經濟，然後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上有了相當的發展。1956年初，在毛澤東提出的反對“右傾保守”的口號下，經濟上開始出現急躁冒進的傾向。
作為財經工作的主管，陳雲向來務實，他支持周恩來。陳雲說：“建設隻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這樣，在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其實，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為不能不照顧毛澤東的意見；至於“反冒進”，這才是他們的本意。
毛澤東和陳雲之間，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速度產生嚴重的分歧，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這誠如鄧小平所言：
“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1957年毛澤東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高舉起“三麵紅旗”。
陳雲是個務實派。他多年主管經濟，深知隻有腳踏實地，方可穩步前進。
這樣，毛澤東和陳雲之間產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盡管陳雲對毛澤東向來尊重，即便陳雲為人小心謹慎，也無法逃脫毛澤東對他的批評。
毛澤東對陳雲的批評，最初就是從“反冒進”開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這個小組由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五人組成，以陳雲為組長。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點名批判“反冒進”。用他的話來說，這叫“反反冒進”！
毛澤東逐漸加大了他的“反反冒進”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南寧會議”。南寧會議的主題，便是“反反冒進”，亦即批判右傾保守。
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
毛澤東約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會。陳雲因病，沒有去南寧。
會議期間，毛澤東很稱讚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即《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一報告，是當時擔任柯慶施政治秘書的張春橋起草的。毛澤東號召：“大家都要學習柯老”，其實，當時柯慶施不過56歲而已，毛澤東已尊稱他為“柯老”了！
在南寧，1月16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拿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隻得答：“寫不出來。”
毛澤東便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劉少奇連忙打圓場，作了解釋，說毛澤東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的幾個同誌”。
不言而喻，“管經濟的幾個同誌”，也就是指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那五個人，亦即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
於是，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壓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覺，吃安眠藥。
不過，在1月17日晚，當毛澤東約“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談話時，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打開天窗說亮話，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誌的”。
這樣，毛澤東才把他的“反反冒進”的“底牌”，透露了出來，即“主要是對陳雲”，當然也包括周恩來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後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發表社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
社論指出：
“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翌日，《人民日報》又發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遊》，明確指出：
“名為反冒進，實為反躍進。”
毛澤東非常欣賞“躍進”一詞。毛澤東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首次出現“躍進”一詞，曾在一封信中這麽寫道：
“(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予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後來，毛澤東在給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雲出席會議，不得不在會議上作檢查。
據周恩來當時的秘書範若愚回憶，周恩來也要在會上作檢查。
周恩來顯得心情很沉重。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他檢查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這份檢查要印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
範若愚記得，當周恩來向他口授檢查之際：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陳雲同誌講的什麽，我隻聽到一兩句，周恩來同誌講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就在周恩來寫檢查的時候，陳雲也在寫檢查。兩人都在違心地寫檢查，所以陳雲的電話使周恩來久久地說不出話來……
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把“反冒進”跟右派聯係在一起。毛澤東說，“反冒進”的人說1956年是冒進，右派攻擊1956年是“全麵冒進”，二進之間是相互關聯的。
毛澤東向周恩來、陳雲發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
就是在這次會上，陳雲不得不作了檢查。
陳雲說：
“對於當時反‘冒進’的那個方針性錯誤，我負主要的責任。”
陳雲為“反冒進”承擔了主要責任。
就在陳雲作檢查時，毛澤東插話，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章伯鈞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曾抱怨國務院開會，總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經出成品，還叫人討論什麽？為此，章伯鈞建議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變成“政治設計院”，便於大家在設計時提出意見。
這時，毛澤東說：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麽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澤東這段話，很嚴厲地批評了陳雲。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你陳雲主管經濟，我是主席，卻“沒有參與設計”！你對我實行“封鎖”！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出了他的這麽一番“雄心壯誌”：
“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誌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二千萬噸，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
毛澤東急於求成，他回國之後，於1958年4月15日，寫下這麽一段話：
“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餘地。‘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
怎樣趕上英國呢？
毛澤東以為，工業“以鋼為綱”，鋼鐵產量是趕超英國的主要標誌。於是，毛澤東要當時的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寫出報告。
當時，英國的鋼的年產量為2200萬噸。
王鶴壽經過“務虛”，起初提出1962年中國鋼的年產量為1500萬噸。後來，“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爭取鋼的年產量為兩千萬噸”。
毛澤東見到報告，稱讚這是“一首抒情詩”！
不過，毛澤東仍對這首“抒情詩”不滿足。他給鋼鐵計劃“加碼”：到1962年，鋼的年產量的“第一方案”為2500萬噸，而“第二方案”則為3000萬噸！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國鋼產量為3000萬噸，那麽1958年的鋼產量應該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陳雲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陳雲是這樣說的：
“6月19號晚上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遊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澤東住處遊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誌，王鶴壽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為什麽不能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
由於最高領袖下決心要把鋼產量“翻一番”，陳雲也無奈，冶金工業部部長也隻得照辦。
不過，由於1957年的鋼產量實際上是535萬噸，“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萬噸。
那“1070”高指標，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寫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
公布這一決議時，離年底隻有4個月了！前8個月，累計隻生產了380萬噸鋼，這樣，在剩下的4個月中，必須完成700多萬噸鋼！時間已經非常緊迫，連毛澤東自己都笑稱：“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鋼鐵尚未完成，同誌仍須努力！”
於是，中國卷起“大煉鋼鐵”狂潮——全民煉鋼鐵！
薄一波說：“鑒於光靠‘洋爐子’完不成今明兩年的鋼鐵生產任務，陳雲同誌在講話中提議，要依靠黨委，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
就這樣，不顧那些土爐子煉出來的生鐵盡是廢鐵，那些煉出來的鋼盡是廢鋼，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報》居然套紅發表報道，聲稱完成“1070”！
其實，後來的調查表明，實際上1958年隻生產了800萬噸鋼，其餘的是不能用的廢鋼。
陳雲在這“大躍進”年月，雖說他本來就反冒進，但是此時他又必須服從毛澤東的“大躍進”，隻得去完成那些“躍進”指標……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會議的一項重要的議程，是製定1959年的國民經濟的“躍進”指標。
毛澤東提出，1959年鋼的年產量要比1958年“翻兩番”，即達到3000萬噸！
毛澤東在武昌找人了解對於1959年鋼鐵指標的意見。
這時，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對毛澤東說了真話：“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萬噸，就算很了不起了！”
趙爾陸是做實際工作的。他的話，使毛澤東不能不加以考慮。
毛澤東退了一步，說：
“明年老老實實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萬噸，明年搞2141萬噸，翻一番之外還有1萬噸。”
毛澤東自稱這是“壓縮空氣”，即從原定的翻兩番，壓縮為翻一番。
其實，這翻一番也是難以完成。
毛澤東找陳雲談話。陳雲向毛澤東反映，他請人研究過英國的情況。英國的資料表明，他們從年產869萬噸鋼到年產1655萬噸鋼，花費了17年時間。陳雲的言外之意，就是說中國想在一年內把鋼產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陳雲後來又向毛澤東遞交了一份國家計委年度計劃綜合局寫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1959年的鋼產量，隻能安排1200萬噸至1250萬噸。這些意見，使毛澤東不能不加以考慮。毛澤東隻得把1959年的鋼鐵指標再度壓縮，降為1800萬噸。
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
“今年搞到1100萬噸，明年翻一番，是2200萬噸。有沒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裏頭把這幾位同誌拖起來，就是講，不是什麽30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18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誌吹了一下，究竟1800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
毛澤東又說：
“我在這裏反冒進。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毛澤東終於也要“反冒進”了！
不過，即便如此，在陳雲看來，那年產1800萬噸鋼的指標也是難以完成的。同樣，會議決定的1959年的其他國民經濟指標，也太高，難以完成。
既然這些高指標經會議通過，陳雲無法硬頂，他采取了“迂回”的辦法：他知道會議的公報是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起草的，便找胡喬木談話，不要把具體數字寫入公報。因為一旦公之於眾，那就很被動。如果不公布，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加以調整。
胡喬木不敢向毛澤東報告陳雲的意見。由胡喬木起草的會議公報，還是寫上了這麽一段：
中央全會……提出1959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指標：鋼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1100萬噸左右增加到1800萬噸左右，煤炭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二億七千萬噸左右增加到三億八千萬噸左右，糧食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7500億斤左右增加到10500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6700萬擔左右，增加到1億擔左右。
公報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也就見報了。
公報發表後，那鋼、煤、糧、棉四大指標，成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全中國1959年的奮鬥指標。
然而，高指標脫離了實際，“大躍進”成了虛火。
陳雲一次又一次向毛澤東陳述自己的意見。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澤東在北京找陳雲談話時，陳雲又說：“今年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指標太高。1800萬噸鋼，恐怕有點問題。”
毛澤東有心改變高指標，十分賞識陳雲的見解，說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陳雲又向毛澤東提出降低指標的意見。毛澤東說：“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這表明他對高指標問題，已經要著手改變。
然而，胡喬木起草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公報，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中提到的“四大指標”。
陳雲看了之後，直接把意見告訴毛澤東：“不應把這些指標寫進公報，這樣很被動。”
毛澤東聽了覺得陳雲言之有理。
這時，陳雲才提起，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結束時，他曾對胡喬木說過，並請胡喬木轉告毛澤東。
這下子，毛澤東生胡喬木的氣了。毛澤東頗為尖銳地批評胡喬木：“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不報告？”
那時，陳雲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澤東表揚了陳雲，說道：“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
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標問題上，陳雲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
毛澤東還說，陳雲這個人堅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喬木向來小心謹慎，很少受到毛澤東批評。
這一回胡喬木挨批評，其實，當時他也有他的難處。因為也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對人民公社問題有意見，跟劉少奇談了。劉少奇轉告了毛澤東，毛澤東甚為不悅。大抵知道這一情況，胡喬木未敢把陳雲的意見轉告毛澤東——如果胡喬木當時如實轉告了，毛澤東也未必聽得進去，反而會怪罪陳雲。何況，胡喬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是經毛澤東審閱、同意後才發表的。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委托陳雲對壓縮鋼鐵指標進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經過他的仔細調查，“鋼材的可靠指標可以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就是1300萬噸。”
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仔仔細細算了這麽幾筆賬，算得人們心服口服：
要生產九百萬噸鋼材，就要生產一千三百萬噸鋼，二千萬噸鐵(其中包括煉鋼用鐵一千三百萬噸，鑄造和增加周轉用鐵五百五十萬噸，另外還準備有質量不好的次鐵一百五十萬噸)。現在從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煉、運輸等五個方麵來說明。
陳雲在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煉、運輸等五個方麵算了一筆筆細賬之後，這才得出結論：
上述各方麵的情況說明，今年生產九百萬噸鋼材，相應地生產一千三百萬噸鋼，是有可能的，但是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陳雲的結論，即“生產一千三百萬噸鋼”，紮紮實實，充分體現了他“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思維方式。陳雲被稱為“務實派”，他的以上的算細賬、定指標的做法，可以說是他“務實”精神的寫照。
但是仍有人對陳雲的報告提出意見，以為這指標太低，會泄氣。
陳雲又於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澤東：
“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同誌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毛澤東同意了陳雲的意見。
這樣，5月23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上宣布：
“鋼鐵生產指標，經向政治局匯報，認為應當降下來。書記處決定：1959年落實指標：鋼1300萬噸，鐵1900萬噸，鋼材900萬噸。”
後來的事實，證明陳雲的意見是符合中國實際的：1959年中國鋼產量隻有1387萬噸(況且這數字也是摻了不少“水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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