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毛澤東劉少奇與“七千人大會”
[史海鉤沉] 張素華
大會的起因
1960年夏，中央感到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性，提出了進行調整的方針。由於曆史的慣性，直到1961年才真正開始調整。麵對三年“大躍進”帶來的嚴重惡果，很多幹部感到意外和震驚，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幾年的苦幹，換來的卻是一片災荒。由此產生了相當的畏難情緒，不論地方、軍隊，還是中央的高級幹部均感覺氣不夠壯。①反映在實際工作中間，便出現了首先為本地區、本部門著想，不顧大局的思想傾向。在中央看來，各地出現了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不講老實話的作風，缺乏朝氣、縮手縮腳的畏難情緒，嚴重地阻礙著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當時，最叫中央著急的是糧食問題。
1961年9月廬山會議，中央通過和各中央局協商，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糧食32億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但各地上交中央的糧食隻完成23．4％。京、津、滬三大城市麵臨著糧食脫銷的危險，中央心急如焚。
此外，1962年的糧食征購任務還沒有落實下來。1961年國家用了3．5億美金（合人民幣14億元）進口糧食，幾乎將所有外匯全部用來購買糧食。按這種情況下去，就不能進口其他急需的工業物資。這麽大一個農業國家，靠進口糧食吃飯，就很難發展了。用鄧小平的話說，“永遠也翻不了身”。有鑒於此，中央一方麵精簡城鎮人口，一方麵想向全國征購820億斤糧食，比1961年多征100億斤。結果下邊反映十分強烈。無論如何很難完成。為此，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開了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專門落實糧食問題。
鄧小平在會上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上調的糧食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烏呼哀哉。第二，1962年是個很大的政策問題。無非是120億斤（指中央上調的數字，征購是7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三個方案。120億斤的方案，就得大量進口沒有一點回旋餘地，日子很難過，工業上不去，不能調整。如果是150億斤，大體上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也有點調劑餘地。
各中央局書記麵麵相覷，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最後認下了150億斤的上調數字，但強調說，大家的屁股都坐在農民方麵，現在的問題是講征購就抵觸。華北提出下邊有困難，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一個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
11月12日晚上，鄧小平等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提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歸納起來毛澤東的反映大致有兩點：第一，人們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怎麽辦？毛澤東提出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幹勁。第二，總結經驗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對地方隻要求改，可以不做檢討。毛澤東提出，開就開大會，幹脆把縣委書記都找來，開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這幾年各省隻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會議搞十天，大會套小會。毛澤東還說，他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誌也講一講，會議當做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由此，作出了1962年初召開縣委書記以上全黨幹部會議的決定。
後來楊尚昆主持起草大會通知時，考慮在工業方麵，人們對工業七十條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提議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黨委書記和廠長也找來一起參加，得到了毛澤東等的同意。這樣大會就達到了七千人的規模。
調整會議主題放手總結經驗
大會最初的主題，是中央起草一個報告，通過報告總結經驗，講清問題。然後大家在報告的基礎上，統一思想，統一認識，達到反對分散主義、本位主義的目的。對此，11月13日，鄧小平在布置大會通知寫些什麽內容時，講得很清楚。他說：在通知裏要出題目。通過講經驗來總結幾年的工作。現在在困難情況下，小天地太多，全局與局部的關係有消極傾向，征購也拿不上來，全黨主要領導同誌，縣委以上同誌，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懂得發揚什麽，克服什麽，我們就是為此而開會。這樣一來，他們就知道我們要搞什麽，就是搞集中統一，推動征購。11月16日下發的會議通知基本上反映了鄧小平的思想，通知說，“這次會議，主要是要討論近幾年的工作經驗和端正工作作風問題；還要討論我國經濟建設的形勢和規劃。”
通知下發之後，毛澤東、劉少奇相繼外出。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安排陳伯達牽頭，組織田家英、吳冷西、胡繩等起草大會的報告。
一個月後，劉少奇由外地返抵北京。同鄧小平一起主持報告的起草工作。劉少奇對原來的報告稿不甚滿意，他認為錯誤沒有講透，對反對分散主義講得還不到位。他對起草報告的同誌說，報告的起草，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那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②到1962年1月9日，報告改出了第一、二部分，③劉少奇委托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送請毛澤東審閱。同一天楊尚昆遵鄧小平囑咐，報告毛澤東“稿子是由少奇同誌主持修改的，報告也即由少奇同誌作”。④
從毛澤東的日程表來看：1月11日舉行大會宣讀報告，9日23時毛澤東還沒有收到報告的全部，第三部分要晚幾個小時才能送來，對毛澤東來說，時間顯然是太緊張了。
毛澤東於次日上午十時看完了報告的前兩部分，他表示：“看過一遍，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還沒有看。其他一百多同誌，可能也是這樣。因此建議：推遲三天做報告。”⑤接著經過慎重的考慮，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改變了想法，說報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個報告不需交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即刻發給大會討論。並說，大家有不同意見，對稿子有各種不同看法，凡是問題沒有決定之前，自由發表，決定之後遵守。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報告稿連夜趕印出來，1月11日及時發到參加大會的同誌手中。大會沒有舉行開幕式，就分組進行討論。因為過去幾年的經濟困難使人們想了很多問題，所以當報告發給大家之後，立刻受到了相當的關注，就幾年來出現困難的原因、成績和錯誤、錯誤的責任、“三麵紅旗”、黨的作風等問題提出了很多意見，有些意見比較一致，有些意見則尖銳地對立。換句話說，“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比如，關於成績和錯誤：有一些人提出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成績講得不夠，經驗教訓也說得不夠透；也有人提出報告對缺點講得還不夠，實際工作中缺點比報告講得還要嚴重的多。還有人提出報告在最後應該講一講，不經過困難，不吃些苦頭，不能把國家建設好。不然就隻是工作搞壞了，站不起來。
關於“大躍進”：有人說三年“大躍進”，是一次大演習，類似這樣的演習，曆史上曾有過許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國1905年革命，廣州、上海、南昌的起義。三年大演習，多數經驗是成功的，不成功的隻是少數。物質基礎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價，大演習不付，將來也還要付。有些人隻從局部出發，被嚇破了膽。杞人憂天。
關於“三麵紅旗”：有人提出，報告中幾個地方對“三麵紅旗”的提法不一致，如“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等等，可以統一用“完全正確的”。也有人提出，“三麵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具體問題不好講。還有人說：“三麵紅旗”是正確的，自己也不懷疑，但是，為什麽實際上出了這麽多問題，而且這麽嚴重，這麽普遍，造成這麽大的困難？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表現在哪裏？甚至有人說，這次會議，把“三麵紅旗”講清楚，就算開好了。
關於反對分散主義：有人提出當前主要問題不是分散主義，而是對“三麵紅旗”的了解問題；也有人提出當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義，是主觀主義，如果說有分散主義，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邊。要視各地具體情況決定，不要反到縣以下去。
關於出現困難的原因：有人說要分別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地方出了問題，主要是工作沒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另外，還有一些地區幾年來工作發展比較健康，連年增產，也需指出。
關於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有人說是對主席的思想體會不深，對主席的曆次指示重視不夠。也有人婉轉地說，毛主席的正確思想和指示為何不能貫徹？為什麽錯誤範圍如此之廣？還有人說，不是沒有經驗的問題，為什麽單在這幾年發生這麽大的問題？說假話總不能說是沒有經驗，黨的優良傳統為什麽短時間就丟掉了？“左”的錯誤時間這樣長，這樣嚴重，為什麽這樣難於糾正，原因何在？應該說清楚。
關於錯誤的責任，有人說，中央、地方的責任，是三七開，這種說法不能服人。責任主要不在下邊，而是在上邊。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不在大會上作檢討，也應作書麵檢討，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是不深刻的。
關於天災“人禍”問題，也是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人禍”是主要的，另一種認為，就全局來說，災害是主要的。
華東、華北還有不少人提出：十年指標太低了，比第一個五年計劃還低，隻有15％。信心怎麽辦？
毛澤東聽了會議的各種反映之後，感到大家的意見很多，問題也很多，目前存在的分散主義僅是事物的表現形式，在分散主義的背後，事實上存在著更深層次的思想問題。思想問題不解決，反對分散主義就將大打折扣，就很難使全黨幹部同心同德，共渡難關。1月13日上午，毛澤東又做出一個新決定：延長會期，對報告進行充分的討論，報告經大會討論定稿之後，直接發給大會，少奇同誌在大會做報告時，不念報告稿，隻是對報告稿涉及的一些問題，另作發揮和說明。不久，毛澤東又提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書記重新組成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進行充分的討論和修改。會議的主題由此變為以總結經驗為主。
自1月17日起，劉少奇每天下午主持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和修改報告，與大會的討論同步進行。凡大會涉及的問題，起草委員會都進行了討論。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劉少奇的態度十分堅決，他說，“滿天飛商業，全國最少一百萬人”，“是國營企業？社會主義商業？半社會主義商業？還是南斯拉夫”？“什麽叫全民所有，省、市、企業、部門的商業是什麽性質，如何管？這裏麵有個南斯拉夫性質的問題”。他甚至說，不反分散主義會使幹部變壞，會產生修正主義。在“三麵紅旗”問題上，當談到“大躍進”這麵紅旗不好講時，劉少奇說，“三麵紅旗”缺了一麵不好，還是講“三麵紅旗”。同時又說，比較難說的是“三麵紅旗”。陳雲出主意說：有些問題，隻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劉少奇後來對“三麵紅旗”的說法，顯然是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對於十年計劃指標，劉少奇毫不客氣地指出，現在還有人不當事後諸葛亮。有這樣一種觀念，指標高就有幹勁，這種幹勁靠不住。現在的許多積極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實行農業六十條，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調動起來的，並不是高指標調動起來的。對有些人認為指標低容易使人沒有信心的說法，表現出深惡痛絕的情感。在談到錯誤的責任時，彭真提出毛主席也應該作檢討，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陳伯達向彭真發難，說彭真要把我們做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叫毛主席負責。有的中央領導同誌也提醒說，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提供的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劉少奇主持會議，沒有就此事發表意見，在當時的氛圍下，其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起草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較大的修改，會上一些意見有些采納了，有些沒有采納。如十年計劃指標問題，不但沒有提高，有些指標比原來的報告還降低了。
修改後的報告，1月24日送毛澤東審閱通過，1月25日又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1月27日，劉少奇一麵將報告（書麵報告）發給大會，一麵就報告涉及的問題及大會提出的熱點問題進行了解釋和說明（即口頭報告）。1月29日，毛澤東提出了開出氣會，會期再一次延長。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主要講民主集中製問題。從此大會進入第二個階段，紛紛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階段。2月6日、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朱德、周恩來也在大會上講了話，總結了黨和政府的工作，並各自進行了自我批評。在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誌的帶動下，各中央局、各省、各部都紛紛檢討幾年以來的工作，使大會出現了一種互相承擔責任的動人場麵。
各領風騷相得益彰
“七千人大會”並不是劉少奇提議召開的，但他認為是十分必要的。從大會的籌備，到主持起草、討論、修改報告及在大會上發表演說，都發揮了積極的主要的領導作用。在主持起草報告的過程中，他采用對黨、對曆史、對國家負責的精神，認真地總結了四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今後的工作任務。在大會議論紛紛的重點、熱點、難點問題麵前，他沒有更多地考慮個人的得失，以無畏的革命勇氣，大膽地作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回答，為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起到了重大作用。
首先，他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大會對產生困難的原因，究竟是連續三年（1959—1961年）自然災害造成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造成的，議論紛紛。七千名幹部期待著中央做出實事求是的回答，或者說希望中央講真話，向同誌們交心。但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做出主次的判斷。究竟怎麽講？一兩年來，劉少奇對這個問題有著深刻的反思，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使他在心靈上產生了巨大的震撼。他深刻地認識到，不少地方存在的困難，決不是天災引起的，而是我們黨的工作失誤造成的，並深感內疚。所以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沒有一概而論，籠統地講講了事，而是根據他調查了解的情況，從事實出發，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他提出，“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地方則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麵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麵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麽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⑥劉少奇的講話，為各地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實質上各地均可以把自己劃在特殊地區，得出“人禍”是主要原因的結論。所以劉少奇提出的這個“三七開”，在與會同誌當中引起極大的震動，不少同誌反映說到了大家的心裏，這正是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大家被中央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所鼓舞，感覺跟著黨走還是大有奔頭的；另一方麵對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的人，無疑是敲了警鍾。
第二個“三七開”，是關於成績和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1961年5月，毛澤東曾談到有些地方的錯誤，不能說是一個指頭，是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問題，要有多少說多少。本次大會前毛澤東談到全國工作時也談到，成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書麵報告貫徹了毛澤東的這一提法：“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成績和缺點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麽樣，就全國來說毛澤東沒有作出量的判斷，書麵報告也沒有作出這種判斷。劉少奇仍是從實際出發，在口頭講話中再一次勇敢地提出，“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此外，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各個省委、地委、縣委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出判斷，一年不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再判斷。劉少奇的分析，既堅持了成績是第一位的原則，又表現了相當的靈活性，給各地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留出了充分的選擇餘地。參加大會的不少同誌再一次感受到中央勇於承認錯誤，勇於務實的精神，看到了中央和大家一起糾正錯誤、改正錯誤的勇氣。
第二，關於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會上的議論也是相當多的，大會十分關注中央的聲音。劉少奇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除了談到沒有經驗之外，重點強調了黨在主觀上的原因。雖然有些人提出犯錯誤的原因，就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書麵報告和他在大會上的講話，均沒有認同這種觀點。相反談到：“我們不少領導同誌又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因此，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某些方麵就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這些實事求是的講話，深受與會同誌的歡迎，他們認為回答了大家心中的疑問。當然，在今天看起來仍有不足之處，但在當時，確實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事隔一天，林彪在大會上發言，就說我們現在所有的困難，都是因為違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發生的。顯然和劉少奇是兩種聲音。胡繩同誌回憶，當時劉少奇在台上講，我們在台下就為他擔心，這樣講毛主席不一定接受。⑦可見劉少奇為了總結經驗教訓，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其敢於實事求是的精神給全黨做出了榜樣。
第三，關於“三麵紅旗”，這是會上議論最多的問題。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書麵報告說，“幾年來我們工作的偉大成就證明了‘三麵紅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站得住的”。修改後的稿子說：“‘三麵紅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正確的”。修改後的稿子，顯然是接受了會上一些同誌的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是正確的”。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則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少奇的講話雖然談到要繼續為“三麵紅旗”奮鬥，但對“三麵紅旗”沒有做明確的定論，提出要過五年、十年再做結論，聯係他在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談到的話，“最難說的是‘三麵紅旗，”。顯然對“三麵紅旗”是有看法的。
事實上，中央領導層對“三麵紅旗”的不同認識，反映了他們之間思想上的深刻矛盾。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困難局麵，迫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重新探索的結果。此前，劉少奇曾提出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此後，隨著調整工作的深入，劉少奇逐漸衝破了人民公社的模式，轉而支持農村包產到戶，表現了這種探索的繼續。也正由於劉少奇在大會上對“三麵紅旗”表現出來的保留態度，客觀上為會後人們試行包產到戶開了綠燈，也為日後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繼續探索和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啟發和實踐上的經驗。
在談過了劉少奇對大會的貢獻之後，考察整個大會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的貢獻也是非常突出的，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表現了在複雜的局勢下，能夠駕馭全局，走向勝利的戰略家氣派。
首先，適時改變了大會的主題、將以反對分散主義為主，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當毛澤東看了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聽了大會的各種反映之後，發現中央和下邊想的有著很大的距離，同誌之間也有著很大的認識分歧。下邊的同誌對反對分散主義不以為然，而是對當前的形勢、對過去的錯誤和成績如何估計，對產生錯誤的原因、出現困難的原因如何解釋，有著極大的興趣，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以至有人提出要追究錯誤的責任。麵對會議出現的新情況，毛澤東改變了原來對大會的設想和安排，決定延長會期，實行“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讓大家敞開思想，充分發表意見，並由劉少奇就報告中的重要問題及大家關心的問題做出解釋和說明，以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
這種會議的開法，在中共曆史上是比較少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對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曾經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中共七大時，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也是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毛澤東進行了口頭的解答和說明。七大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總結曆史經驗，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又采取了全黨大討論的辦法來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可以說這也是毛澤東在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措施。當然對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在當時人們疑問很多、怨氣很大、思想很亂的情況下，作為黨的第一號人物放手讓人講話，總是一個英明之舉。
事實也說明，由於毛澤東在大會之前及會上表現出的民主作風，進一步解放了中央領導同誌及全黨同誌的思想。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都覺得放開了手腳，以前不敢說的話敢說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敢做了。西樓會議、五月會議的決策，廣州知識分子會議為知識分子的“脫帽加冕”，鄧子恢等倡導的包產到戶等，都是與毛澤東在大會上充分發揚民主分不開的。其次，在大會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實事求是的講，會上確實有抵觸情緒，比如彭真、王任重、柯慶施、陶鑄等都有不同意見。王任重說：我個人讚成全黨加強集中統一，尤其在目前困難時期是十分必要的。但經驗教訓是什麽，好像和集中統一不大銜接。分散主義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個錯誤，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有的縣委書記說，這幾年工作，想想真虧心，1958、1959年心裏憋著一口氣，要人給人，要糧給糧，不曉得會出問題；1960年出了問題不敢講，怕人說攻擊“三麵紅旗”，又怕自己擔責任；到揭蓋子時做檢討，挨批評，這是應該的，但從此產生了一種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給蛇咬了一口，見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問題，做工作膽戰心驚，關照群眾多了一些，現在又要檢討本位主義、分散主義。所以人們普遍提意見，反分散主義不要反到縣以下。後來劉少奇接受了這個意見。劉少奇在修改他的報告時說：反對分散主義問題，“在各級討論我那個報告的時候，就反映出來了，但是我們起草委員會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他們說分散主義不是主要問題，我們說分散主義是主要問題，和他們對起來了，而沒有從另一方麵考慮他們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⑧我們不是說，大會上反對分散主義是不對的，是應該反對的；但在思想問題沒有解決以前，將它突出起來作為主要矛盾來反，地方的同誌就不那麽容易接受。所以毛澤東在大會上以總結經驗為主，這著棋是很高明的，他不但反對了分散主義，而且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也調動了中央領導同誌的積極性。為後人處理複雜事務，樹立了典範。
第二，毛澤東從健全民主集中製入手，來糾正調整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幾年來，由於缺乏健全的黨內民主生活，各級黨委的一些領導人聽不得不同意見，自以為是，主觀主義達到泛濫成災的程度，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即使在“七千人大會”上，這種現象依然存在。不少地、縣兩級幹部意見很大，有人反映有許多話還不敢講，或者還沒有機會講出來，大會就將閉幕，恐怕效果不大。毛澤東立刻意識到，民主生活不健全，上下級幹部之間的關係不理順，將成為糾正過去錯誤的重要阻力之一。若不是從健全民主集中製開始，調整國民經濟、糾正錯誤就缺乏起碼的基礎。1月29日，毛澤東再一次做出了延長會期的決定，提議大家都在北京過春節，開“出氣會”，讓地縣兩級幹部給省委、中央及中央各部委提意見；並在1月30日講話時重點講了民主集中製問題，對壓製群眾、不讓群眾講話的專斷作風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毛澤東的這一決策，受到了地縣兩級幹部的熱烈歡迎。有不少出席大會的人說，他們來開“七千人大會”是準備來檢討的，聽了毛主席的話，如釋重負，心情豁然開朗。結果大會出現了從中央主席毛澤東，到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大區書記、省委書記紛紛檢討工作，作自我批評的動人景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裏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在講民主集中製問題時，重點批評了省委書記的專斷作風，沒有能夠反省自身存在的問題，以至他後來走向愈加專斷的歧途，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失。也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三，帶頭承擔責任並作自我批評，給全黨幹部樹立了榜。毛澤東在會上說：“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也許有的同誌會說，毛澤東的自我批評是比較空的，不徹底的。如果從“大躍進”帶來的後果方麵，從根本糾正“左”的指導思想方麵，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問題。但從當時的情況來說，處在毛澤東的地位（在絕大多數幹部當中毛澤東總是正確的），在困難時刻在大會上向全黨主要幹部作自我批評，在人們看來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不少人反映，中央和毛主席一作自我批評，我們的心一下子就痛快了。像毛主席那麽偉大的人物，都在作自我批評，都在揭自己的短處，我們還有什麽不能批評的。覺得毛主席更偉大了。如湖南的一個縣委書記後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林彪的講話，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別有用心的，但當時相當的幹部認為林彪講得是對的。甚至有的高級幹部對林彪的講話，當時也沒有覺得不對，覺得他講得還是不錯的。在那樣一種氛圍下，毛澤東講幾年困難他第一個有責任，甚至坦率地承認“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誌比我懂，恩來同誌比我懂，小平同誌比我懂。陳雲同誌，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這個講話所起的積極作用相當之大，使與會者很受鼓舞。據原吉林省委書記吳德的秘書說，會後同誌們的幹勁是非常足的。我們回到吉林，大家年也不過，就投入到生產中去了。
第四，指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為全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礎。1956年，中國順利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又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兩項工作的巨大成功，曾使毛澤東信心百倍，以為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不久便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口號。待全麵危機爆發，毛澤東清醒過來，1960年夏開始承認對社會主義建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提出用10年的時間找出共固有的規律。到1961年夏毛澤東更進一步指出，“對社會主義，不甚了了”，社會主義究竟怎麽搞，還需要深入探索。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不僅指出，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知識，還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提出，“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向全黨幹部指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為克服言目情緒、急躁心理起到了很大的指導作用；為全黨對社會主義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礎。
總的感覺，毛澤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起的作用，用當時田家英的話說，是“相得益彰”。通過“七千人大會”，人們一起總結了經驗，弄清了當前的形勢，存在的問題，明確了1962年的工作任務，以及十年的計劃指標，看到了從毛澤東到中央領導同誌及省委領導積極承擔責任的誠肯態度，有了和中央一起同心同德的意識，因此對克服困難，加快調整，起到了關鍵作用。“七千人大會”表現了毛澤東作為一個戰略家的遠見，也表現了劉少奇務實的思想作風，他們相輔相成，唱出了一台好戲。
第一、二把手的共識與分歧
自出現困難形勢以來，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在進行痛苦的反思，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進行著認真地探索，他們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征購，實行供給製，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等錯誤。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也基本是一致的。如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搞家庭副業，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給在“反右傾”中被反錯了的同誌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向人民作自我批評，搞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等，均表現出相當的協調與一致。關於他們在會上的分歧，考察起來則主要表現在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對過去4年的成績和錯誤，以及對“三麵紅旗”的認識方麵。
現在人們談到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時，往往都要引用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這個修正主義當然是指劉少奇。但上述談話並不是毛澤東的原話。其原話是：“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事實上，毛澤東當時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並沒有談到他所敘述的內容。1967年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毛澤東極有可能用1967年的感受來說明過去的事情。我以為毛澤東當時對劉少奇產生不滿是可以理解的，若說把劉少奇已經看成是修正主義，並且要推翻他，則還要做大量工作，進行研究討論。
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李雪峰等談話時，也談到了“七千人大會”。他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四、五月更講得嚴重。”毛澤東在兩年半後說的這番話，聯係“七千人大會”的情況，應該說比1967年講的更符合實際一些。分析“七千人大會”的整個情況，毛劉之間的分歧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他們對大會的思路是一致的，都強調要把問題講清楚，即成績講夠，缺點講透，但因為他們對形勢的看法不一樣，對過去的感受不一樣，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不一樣。在毛澤東看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劉少奇認為，還是有相當大的困難、嚴重的困難。所以在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第一稿就沒有把“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話寫進報告，而在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第二稿寫進了這句話。從這一點來看毛劉之間對形勢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
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麵，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第一稿是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的，哪些成績是“大躍進”以來取得的沒有單獨來講，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所以在大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從毛澤東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來看，從他同李雪峰等談話的情況來看，毛澤東也顯然存在著這樣的看法。修改後的稿子，重點總結“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是12條，缺點錯誤4條，基本經驗教訓16條。顯然是在把成績講足、講夠方麵下了工夫；基本經驗教訓是第二稿加寫的，重點強調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大體說來，第二稿比第一稿較突出地講了“大躍進”以來的成績，缺點錯誤也講得係統了一些，加上經驗教訓16條，顯得豐滿了許多。此外第一稿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寫作技巧方麵顯得不夠係統，比較零碎；第二稿則講得比較緊湊，成績、缺點錯誤、經驗教訓講得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這在毛澤東看來，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總的來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報告，既有認為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又有對寫作技巧不夠滿意的一麵。
對過去錯誤的看法，一般說來，毛澤東強調因為沒有經驗而犯錯誤的成分多一些，並用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描述說，我們現在的情況，就像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由30萬人隻剩下3萬人一樣，因為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劉少奇的報告也談到了類似的話，但沒有給予較充分的論述和說明。相反，他在做口頭報告時講了兩個“三七”開，尤其在講天災、“人禍”的問題上，又使人感覺他是比較傾向“人禍”的。關於天災、“人禍’的話，毛澤東也曾講過，但在毛澤東看來，所謂“人禍”更多的還是沒有經驗造成的，並在大會上從認識論的角度，重點闡述了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還沒有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問題，強調犯錯誤有著很大的必然性。劉少奇則比較傾向是這幾年不少領導同誌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造成的。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
對“三麵紅旗”的不同認識。毛澤東在“三麵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強調隻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劉少奇則認為“三麵紅旗”很難解釋，並不完全是具體的方針、政策沒有跟上的問題，所以在大會上對“三麵紅旗”公開采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並且還要不斷地進行總結，甚至要總結十年。這在毛澤東看來恐怕是難於接受的。毛劉之間對“三麵紅旗”的不同態度，應該說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再認識的比較深刻的分歧。
那麽，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以來所產生的嚴重困難，為什麽沒有更深層次的反思呢？以他的敏銳和洞察力為什麽還堅持“三麵紅旗”是正確的呢？
首先，毛澤東受中國大同思想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青年時期就曾幻想著過一種集體勞動、平均消費的生活。在整個戰爭年代，他所倡導的供給製、平均消費方式，為贏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客觀地講，這種思想在戰爭年代、在危難時刻往往是十分靈驗的，但在和平建設年代則往往是行不通的。毛澤東顯然忽視了這一因素。一個具有人生最輝煌經驗的人，往往容易產生極端的自信，並自戀在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思維模式中。毛澤東的革命經驗，在戰爭年代對他來講是一筆奪取勝利的巨大財富，在經濟建設時期，則成了他前進的包袱，使他抱著固有的觀念不放，因而影響了他對新事務的探索。
其二，在1961年毛澤東主持製定了“農業六十條”、又將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以後，農村形勢確實開始出現了好轉。據林克回憶：“我們是1961年初下去的，當時到了農村，就像鬼子進村掃蕩了一樣。僅半年時間，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農民吃的飽了，又開始打院牆了。我們下去的時候，豬肉五六元一斤，回來時不到一元錢一斤。半年時間情況就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當然那時的整個經濟還沒有徹底恢複，但的確是好轉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據、他的估計、他的分析的，是有點來源的，是做了點調查的。”⑨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無意識地原諒自己的一麵，再加上農村形勢的好轉，再讓他去反思人民公社的方向是否正確，恐怕就很困難了。所以他在“三麵紅旗”的問題上沒有突破。
第三，他深入實際相對少一些，真正直接接觸那些觸目驚心的問題也比較少，這些都妨礙了他對“三麵紅旗”的反思。
相比之下，劉少奇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毛澤東少一些，所謂大同思想在他的理念中至少不那麽根深蒂固。從建國初始，劉少奇就以主要精力從事經濟建設工作，並注意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提出一係列有價值的經濟建設思想，毛澤東也承認他在經濟方麵不如劉少奇懂，同時毛澤東也自我解剖說，“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⑩劉少奇由於工作的特點則比較注重生產力的問題。所以當他們兩人麵對沒有現成經驗可以遵循的經濟建設工作時，不知不覺漸漸地就產生了這樣和那樣的分歧。產生分歧應該說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現象，但在黨內民主生活不健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下，就難免發生令人遺憾的事情了。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否起源於“七千人大會”？在大會上有沒有結冤？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把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對“三麵紅旗”肯定的不夠。應該說，“七千人大會”時在毛澤東那裏，他感到了和劉少奇之間對過去的工作及“三麵紅旗”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一定意義上說，劉少奇在大會上並沒有完全貫徹他的意圖，因此在內心裏對劉少奇產生了一些不滿的情緒，但還沒有達到結怨的程度，或者把劉少奇看成修正主義，要推翻他。倒是會議結束以後，隨著調整工作的深入，劉少奇等認為經濟形勢並沒有走出穀底，因而改變了“七千人大會”關於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提法，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11），“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12）。劉少奇還說：“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13）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隻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回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可以肯定地說，劉少奇的講話，和他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決不是針對毛澤東而說的。但是，毛澤東一直在強調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他恰恰是持形勢不那麽困難的代表者。以毛澤東的精明和敏感，他聽了劉少奇的話該是怎樣的反應？再聯想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對“三麵紅旗”暫不做結論，以後還要年年總結，要總結十年的說法，當時的毛澤東該是怎樣的感受？大概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誤解了劉少奇，產生了感情上的分離。
總之，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七千人大會”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帶頭作自我批評並承擔責任，充分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出氣”，積極解答大家普遍關心並感到困惑的問題，實事求是地提出了1962年的工作任務和十年計劃（1963—1972年），使七千名幹部有了和黨中央一起在挫折中重新奮起的決心，為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開通了道路。同時兩位領導人之間，因為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也為後來的探索留下了陰影。
注釋：
①1961年11月1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說：問題是，搞這三年調整，氣還是不壯。現在我們軍隊同誌也感覺氣不壯。我們也感覺氣不壯，大家都感覺氣不壯。總要有個解決辦法。辦法是剛才說的，好好調整，準備前進，準備繼續躍進。
②《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
③.該報告共分三個部分：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關於集中統一；關於黨的問題。
④楊尚昆給毛澤東的報告，1962年1月9日。
⑤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頁。
⑥《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20頁。
⑦訪問胡繩同誌記錄，1994年8月4 日。
⑧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2月8日，見《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
⑨訪問林克同誌記錄，1994年。
（11）《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49頁。
（12）（13）《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