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中：“兩個估計”是怎樣被否定的
蘇步青問我：“你在6日會議上的發言太好了！‘兩個估計’是經過毛主席圈閱同意的，你發言時有沒有顧慮？你的勇氣從哪裏來的？”
我確實沒有顧慮。至於我的勇氣從哪裏來的？我想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一種責任感，是對小平同誌的絕對信任，還有就是對“四人幫”的痛恨。
1977年7月，上海市委要我校派一位代表出席北京的一個科教座談會，我有幸作為代表參加了這次由鄧小平同誌主持的科教工作座談會。出發前，黨委召開了教師座談會，征求大家的意見，為我在會上的發言作些準備。30年以後，作一回憶，我更感到這次會議的重要。這次會議以後，鄧小平同誌親手摘掉了“四人幫”扣在全國教育工作者頭上的“黑線專政論”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緊箍咒，開辟了教育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道路。
“兩個估計”與“兩個凡是”
“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瘋狂地摧殘教育戰線。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是在張春橋控製下進行的，寫了一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否定了解放後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績，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前，教育戰線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2）在教育戰線工作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8月13日，經毛澤東圈閱，中共中央44號文化批轉了《紀要》。
粉碎“四人幫”之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首先告誡全國人民：“什麽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麽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然後，社論發出號召：“凡是毛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人所皆知的“兩個凡是”。
“兩個估計”如同緊箍咒一樣，把在學校工作的幹部、教育的思想禁錮起來；“兩個估計”也是廣大老師、幹部遭受迫害的禍根。粉碎“四人幫”後，原以為可以從這個緊箍咒中解放出來了，禍根也定能鏟除，誰知又來了“兩個凡是”，似乎一切照舊。教育戰線上的廣大知識分子在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同時，頭頂上還是一片陰霾。
小平同誌召開科教工作座談會
1977年7月下旬，我校黨委書記鄧旭初同誌通知我，要我8月初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聽說有一位中央領導同誌可能參加，但不知是哪一位，也不清楚將討論什麽具體問題。黨委領導要我對全校科研工作情況做好準備，以便爭取機會向中央領導匯報。
出發前，我還被告知，上海市有4位代表參加座談會。他們是：汪猷、嚴東生、蘇步青和我。8月3日，我們4人同機飛往北京。到了北京機場，蘇步青和我由教育部專人接待，汪猷和嚴東生由中國科學院專人接待。全體代表都住在北京飯店。
從北京機場到北京飯店的途中，教育部劉道玉同誌告訴我們，這次座談會是鄧小平同誌召開的，會議日期是8月4日到8日。當蘇步青同誌和我聽到這一消息之後，兩個人都興奮不已。因為正是小平同誌把“兩個凡是”給否定掉了，現在5天的時間可以和小平同誌在一起開會，而且是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這樣我們會有較多的機會直接向小平同誌控訴“四人幫”對教育戰線犯下的滔天罪行。一路上精神振奮，感到渾身充滿了力量，麵露笑容，不知不覺汽車已到達北京飯店。
小平同誌要求：暢所欲言，生動活潑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代表共33人，其中許多都是我國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學家和教授。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們是：吳文俊、馬大猷、郝柏林、汪猷、錢人元、鄒承魯、張文佑、葉篤正、黃秉維、王大衍、嚴東生、王守武、許孔財、高慶獅、童弟周、金善寶、黃家駟、張文裕、周培源、沈克琦、何東昌、潘際鑾、蘇步青、楊石先、史紹熙、唐敖慶、苗永寬、查全性、程西晉、沈其益、宗永生、溫元凱和我。科學院領導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領導劉西堯、雍文濤、李琦、李琦濤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領導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也參加了座談會。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
8月4日上午9點之前，代表們都已在會場內靜靜地等候小平同誌的到來。九時正，台灣廳一側的大門打開了，隻見小平同誌健步跨入大廳。當時全體代表起立，長時間地熱烈鼓掌。小平同誌進入會場後，直向我們代表們走來，並繞著我們大家的座位走了一圈，和每一位代表親切握手；隨後，他走到自己的座位處，請大家坐下。大家都知道，人民大會堂的環境十分幽靜，這時的台灣廳內更是絕對地肅靜，30位代表（因為有3位代表在國外，在會議的後半段才趕到會場）都在認真等待聆聽小平同誌的講話。
小平同誌講話了。他說：“十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全會決定我出來工作。我想了一下子，決定自告奮勇，主動向中央請求分管科學和教育工作。”他說：“這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請大家一起來研究和討論，科學研究怎樣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麽才能適應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適應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要求。”“這個世紀還有23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究竟從何著手？看來要從科研和教育著手，一講科研，就離不開教育。現在科研人員後繼乏人，科研人員來源可以從生產單位直接選拔、培養，但大量的還是靠大學，特別是尖端科學和理論方麵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學辦好。但教育隻抓大學，不抓中小學不行。好多知識，要從小學開始打好基礎。像語文、算術、外文就要從小學抓起。”
小平同誌說：“這幾年‘四人幫’對科學工作、教育工作，對各行各業破壞極大，對我們國家是一個大災難。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損失的時間挽回來。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見初效，10年見中效，15年見大效?”(講話內容均引自我當時記錄)小平同誌很注意到會代表的年齡狀況。這是一次老中青相結合的代表組成。如果把56歲以上(含56歲)的劃為老年，55歲以下(含55歲)的劃為中青年，那麽老年代表為22人，中青年代表為11人。代表的年齡分布正好是三分之二為老年代表，三分之一為中青年代表。代表中年齡最大的是金善寶和楊石先，均為82歲高齡。最年輕的代表是溫元凱，才31歲。小平同誌說:我很高興看到，在這次座談會中有中青年代表參加。這樣很好嘛!（當時我還年輕，48歲，講師，屬於中青年之列。)接著，小平同誌要求代表們在會上暢所欲言，有什麽好意見都講出來。發言可長可短，可以講1次2次，8次10次，可以隨時插話，把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
小平同誌否定“兩個估計”
8月4日和5目的會議上，許多著名的老科學家和老教授紛紛揭露“四人幫”破壞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罪行，控訴了“四人幫”對教學和科研人員的殘酷迫害，反映了我國科學工作與美國的差距。小平同誌仔細聽取大家的發言，並不時插話和提問。
6日，會議的發言內容轉向教育戰線。那天上午我第一個發了言。在發言前的一個晚上，我認真地思考著，“四人幫”破壞教育戰線的罪行真是磐竹難書，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上，在小平同誌麵前，應該反映什麽內容才是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我感到，“四人幫”是被打倒了，但是教育戰線上的“兩個估計”還沒有被否定。有的時候，這“兩個估計”還在起作用，它仍然是套在教育戰線知識分子身上的枷鎖。我想，這是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否則，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要實現小平同誌在8月4日上午講話中提出的：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見初效，10年見中效，15年見大效的願望是不可能的。其實，對“兩個估計”的不滿在我們學校的基層群眾中己經是很普遍的事情，私下普遍議論著，甚至在基層的一些會議上也會聽到不滿“兩個估計”的發言。但是，要想通過組織渠道提出否定“兩個估計”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提出“兩個估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經過毛主席圈閱後轉發至全國有關單位的。當時有一個共識，所謂毛主席圈閱就是毛主席同意，盡管這一共識並無明文規定，或是經過論證。但是在“兩個凡是”的旨意下，反對“兩個估計”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指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組織或個人，誰都不敢公開提出這個司題。
這個晚上，經過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抓住了關鍵問題，明天又是一個關鍵時刻，能直接向小平同誌反映，教育戰線的翻身也許能早一點實現了。就這樣定下了我在6日上午的發言內容。
6日上午會議一開始，我第一個發言。我明確地提出問題，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主要內容是：對教育戰線“文革”前17年和以後的11年究竟應該怎樣估計？17年培養了那麽大量的知識分子，現在大多是各條戰線的骨幹，為什麽還說是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兩個凡是”被否定以來，現在其他各條戰線，如科技、衛生等都已明確是以紅線為主，唯獨教育戰線是黑線統治？我想不通。對“文革”以來的11年的教育革命說什麽成績很大，我是有懷疑的。我要求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這些都是一番很平常的話，由於道出了會議兩天以來到會的許多科學家和教授們心裏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一時全場活躍起來。坐在我前麵一排的金善寶、黃家馴等激動地把他們的話筒傳給我。其實我已經有了話筒。人家要我多講一點，並紛紛插話，形成了一場用實際事例對“兩個估計”的批判高潮。
小平同誌的座位在我的正對麵。他聽完我的發言之後，側身轉向坐在左邊的劉西堯，問道:“這個問題不是已經解決了嗎？”劉西堯當時露出很尷尬的樣子，不知怎樣回話，欲言又止。這時幸好坐在小平同誌右邊的方毅說：“關於17年執行什麽路線的問題，科技戰線已經解決了，教育戰線還沒有解決。”小平同誌聽了以後，又轉向劉西堯，非常嚴肅地說：“這個問題應該快點解決!”劉點了幾下頭。
關於對17年教育戰線的估計問題，小平同誌在6日上午即席作了回答。他說:我個人的看法，主導方麵是紅線，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嘛!又說:如果對17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這些話在他8月8目的會議總結講話中，作為這次座談會的第一個問題再次加以肯定。
會儀開得生動活潑，代表們暢所欲言。在弄清了“兩個估汁”的基礎上，代表們對教育工作又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最為突出的一例就是，代表們要求恢複高校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的製度。劉西堯當場表示，今年已經是8月份了，來不及改了，明年一定改變過來。代表們強烈要求馬上就改，否則又要耽誤一年時間。小平同誌同意代表們的意見，對劉西堯說：“今年來不及，可以把開學日期延緩幾個月，回去馬上就改。”
8月8日下午，小平同誌作了會議總結。這一講話已編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8~58頁）。小平同誌主持的這次座談會，因為否定了“兩個估計”，教育戰線上廣大教師、幹部的思想得到解放，為以後的改革打好了基礎，除了恢複高校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製度外，恢複教師職稱、建立培養研究生製度、出國訪問交流、出國留學、高校招生在政治上重在本人表現等等一係列重大措施得到恢複和發展。教育戰線上又出現了朝氣蓬勃、不斷上進的氣氛。人們高興地看到，這次座談會對我國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建設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量。
徹底否定“兩個估計”的過程
1977年9月，小平同誌同當時的教育部主要負責同誌談話。在談話中對“兩個估計”作了十分透徹的分析批判，很有說服力，同時極其尖銳地指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的就改行”，“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耍快，不要拖。”這個談話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66~71頁)。
1977年11月中旬，全國各大報刊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這樣，“兩個估計”就在全國人民麵前被粉碎了。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建議中央撤銷兩個文件的報告》，決定撤銷《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至此，禁錮在教育戰線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咒被徹底粉碎了。
這一過程表明，否定“兩個估計”遇到了阻力，而“兩個凡是”則是這種阻力的後台。這一過程還表明，如果沒有小平同誌這種革命魄力和遠見卓識，沒有小平同誌親自出馬上陣，否定“兩個估計”可能還要被延長相當長的時間。
結束語
會議結束了，我和蘇步青同誌一起飛返上海。在途中蘇老問我：“你在6日會議上的發言太好了！‘兩個估計’是經過毛主席圈閱同意的，你發言時有沒有顧慮？你的勇氣從哪裏來的？”我思索了一下，對蘇老說：“在發言之前，我反複認真思考的是，要向小平同誌反映什麽情況，提出什麽問題，如何用最短的時間把問題講得最清楚。我在4日、5日兩天的會議上，還注意代表們使用話筒的效果，以便使我發言時的音響良好。”我確實沒有顧慮。至於我的勇氣從哪裏來的？我想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一種責任感，是對小平同誌的絕對信任，還有就是對“四人幫”的痛恨。
今天想起這件事，對小平同誌更加敬仰。1977年7月，剛剛恢複中央領導職務的小平同誌，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科學和教育，真是深謀遠慮。20年來教育己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是離不開他老人家的理論指導的。回想一下那次座談會上小平同誌的音容笑貌，我更感到十分親切，更感到小平同誌的理論具有無比的生命力。
（口述者：吳健中 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整理：杜欣 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