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和穆欣 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
中國“階級鬥爭”的風聲日緊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敲響了“文革”的開場鑼鼓。
彭真力圖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王力也出席了會議。
王力回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組成。這個小組一直叫‘五人小組’。可是，在《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時，覺得‘五人小組’這個名字不明確，是姚溱臨時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現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說成在1964年就那麽叫，那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當時，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以便發給全黨。王力記得，他擬的《通知》隻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找王力一起來寫這篇“大文章”，寫出了初稿，據王力回憶，後來《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錯誤觀點”，在初稿中沒有。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認為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個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這麽一來，“文章”越做越大，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據王力回憶，“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簽發的”。
文革中的毛澤東、林彪、劉少奇等
《通知》起草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與此同時，起草小組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組名義上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實際上因為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而江青在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當然留在上海，實際的領導權便落在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隻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一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後加了一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一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王力記得，當《通知》即將定稿，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說是要再加一段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冷西接，一邊接，一邊記下毛澤東的話，補入《通知》。
緊鑼密鼓，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王力列席了會議。這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王力說，《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詞尖銳的話，是毛澤東加上去的。最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種字體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話是毛澤東加的，後來，《五·一六通知》在報上公開發表，毛澤東加上去的話用黑體字標出來了——那就是毛澤東當時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話，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裏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一批”（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意識到打擊麵太大才改為“一小撮”）。這樣的“綱領性文件”，是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的集中體現。王力參與起草這樣的“綱領性文件”，作為“秀才”，筆不由己，不能不聽命於最高領袖、況且他的思想也相當“左”，與最高領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誠如他對筆者所言：“當然‘左’的時候，我也‘左’。”
一年之後——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突然打電話給王力和陳伯達，說是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這是毛澤東臨時想到的主意。
文革中的陳伯達
毛澤東的一句話，把王力和陳伯達忙得團團轉，一麵斟酌《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動，一麵考慮配發一篇社論。
一切均由毛澤東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開發表，隻把原文中“彭真同誌”的“同誌”兩字刪去；至於社論，毛澤東也意識到臨時已趕不上，說“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
江青建議附件不要公開發表，毛澤東同意了。
就這樣，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曆史文件》發表。此文由四個“秀才”——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連夜趕寫，經毛澤東修改、審定見報。
“中央文革”的成立經過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為“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是這樣談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通知》，在通知中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一天，《通知》剛通過，尚未印發，大會還沒開完，文革小組名單還沒確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才決定了文革小組成員名單。這有檔案可查，這個名單還是不完全的，因為要每個大區有一個人參加，有的大區還沒有提出人選。”
王力說，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準後，報毛澤東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組長隻有三個，即江青、王任重、劉誌堅。是江青提名張春橋為副組長。
據關鋒告訴筆者，“中央文革”成員名單上，最初沒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飯店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江青都在上海，陳伯達、康生、關鋒、戚本禹、尹達、謝鏜忠、劉誌堅等都從北京去上海開會。王力沒有接到開會的通知，留在北京。據關鋒回憶，剛開始時，姚文元沒有參加會議。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江青不悅道：“我請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於是，姚文元增加為中央文革成員。
王力說，上海會議結束之後，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江青
在組員之中，唯王力長期在釣魚台工作，參加中央一係列文件的起草，是個“老人”。
據說，在老的釣魚台“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姚溱、範若愚之中，曾考慮過在吳冷西、王力兩人裏選一個，最後選定了王力，排除了吳冷西。
“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時，共18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們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經常參加“中央文革”的工作。據王力回憶，郭影秋後來換成了吳德。最初的名單上曾有陳亞丁，後來換成謝鏜忠。王任重、張春橋分別代表中共中央華南局和華東局。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一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軍報》的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肖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納）負責。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台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裏。康生也是“老釣魚台”，一直住8號樓。
陳伯達、尹達、關鋒在十四號樓，那裏成為“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改在十六號樓開碰頭會，“中央文革”的會議室、辦公室設在那裏。
江青住在十一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一樓”，那時一說“十一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在一片打倒聲中，陶鑄倒了，王任重倒了，劉誌堅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後來，當王力、關鋒、戚本禹倒台，組員隻剩姚文元一人，全組隻剩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曆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
摘自：葉永烈著《文革名人風雲錄》，青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