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國的曆史上，作為執政黨，中共不斷發動群眾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於政治的原因，國人（包括學術界）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較充分，研究也相對深入，但是對於反右派運動的思考和研究卻始終沒有展開。到今天，那場與文革相比同樣是震動社會、摧殘人心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整整半個世紀了，人們需要、也希望了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是怎樣發生的。
其實，從毛澤東的思想曆程來看，反右與文革是一脈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預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繼續。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在那時發動一場波及全國的反右派運動？筆者的研究表明，實際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澤東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過程。
社會主義所有製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執政黨認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務就是搞經濟建設，盡快實現工業化。為此，就需要調動全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積極因素。恰值此時，蘇共召開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方針，進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於是，毛澤東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十大關係”，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主張，而這些方針和主張在中共八大被確定下來，構成了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中國似乎要走上一條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然而，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危害以及東歐各國民眾的反抗情緒，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了一片混亂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可能喪失。這種危險的主要根源不是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一旦這種情緒蔓延和膨脹起來，勢必為國際階級敵人所利用，進而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於是，毛澤東認為，主要問題出在共產黨內，並提出今後的中心任務就是調整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此則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開展整風運動，以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
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主張遭到了黨內多數幹部的反感和抵製，而他倡導的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做法則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擁戴，再加上在毛看來，經過幾年的改造運動，知識分子已經歸順了黨的領導，於是，毛澤東決定邀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實行開門整風。然而，民主黨派座談會召開不久，毛澤東就敏感地認為，這些鳴放的言論有兩個危險傾向: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此後，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導下，鳴放言論越來越激烈，特別是由此引發的學生運動同農民退社、工人罷工攪在一起，使毛澤東感到“中國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的危險”。中共高層一致決定，必須重新開展一次群眾性階級鬥爭，堅決打擊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於是，黨內整風便迅速轉為全社會的反右運動。
概括起來，波匈事件-黨內整風-反右運動，這個三步曲大體上構成了那場政治運動如何緣起的曆史過程，反映了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曆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為依據的。筆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獻史料，特別是有選擇地查閱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陝西省、雲南省五個檔案館有關整風反右的檔案材料。[1] 同時，還利用了許多有代表性的當事人回憶錄。作為當時的新聞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都很重要，但在筆者看來，在報刊類中，最值得注意的應屬新華社發行的《內部參考》。至少在反右運動進入高潮之前，這個刊物的報道還是尊重事實、實話實說的。[2]要梳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當然需研究他在此期發表的講話、報告、指示、文章，但這類材料很多，且虛實兼備，更因對象不同而各有側重，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開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時，筆者重點利用了兩個史料。一個是毛澤東秘書林克的日記手稿，那裏記載了不少毛澤東私下談話的內容。[3] 一個是毛澤東修改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經過和具體內容。[4] 這是觀察毛澤東此時思想變化的兩個極其重要史料:一則，就真實性而言，毛對他身邊人員透露的心聲大概比他的公開講話更可靠；二則，毛本人把《正處》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修改時反反複複，字斟句酌，不厭其煩，而這個過程恰恰與整風向反右轉變的過程同步。所以，毛澤東對局勢估計、對問題認識的變化，應該比較真實地反映在這些史料中。
在仔細梳理和認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礎上，筆者試圖客觀地重現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複雜過程，向人們提供一幅反右運動緣起的真實畫麵。
一、中共中央對波匈事件的反思
1956年11月，東歐的十月危機過去了，華沙和布達佩斯也逐漸平靜下來。[5] 然而，波匈事件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影響卻遠未消失。1948年蘇南衝突爆發時，社會主義陣營曾出現過一次“地震”，其結果是東歐各國被迫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對於鐵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權力和威望發動一次政治圍殲戰，通過召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會議解決問題。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產黨情報局都已不複存在，莫斯科麵對的也不是幾個共產黨領導人，而是成千上萬走上街頭的民眾。如果不肯讓步，那麽通過武力（布達佩斯）和武力威脅（華沙）應對危機，似乎就成為蘇聯唯一的選擇。中共領導人並非在原則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
對哥穆爾卡的支持僅僅是因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會主義，而當毛澤東認定納吉已經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時，便堅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鎮壓的主張。然而，痛定思痛，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共及其領導人不能不思考:導致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條件在中國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東歐危機會不會在中國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共作為執政黨該如何應對在中國已經出現的群眾鬧事現象？蘇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問題出來後，中共的主要精力在於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並在此基礎上調整執政方針和路線。通過召開八大，這些目的已經達到。現在突然又冒出一個波匈事件，而且其影響和震動遠遠大於前者。那麽，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經驗、教訓？[6]
1、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劉少奇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後，11月10日，中共召開了八屆二中全會。參加會議的共296人，分為9組。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了6天。[7] 會議由劉少奇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共講了六個問題:中蘇關於波匈事件協商處理的經過；發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會主義陣營是否鞏固的問題；朝鮮問題；越南問題；中共的方針。
劉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廣大群眾的反蘇運動，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接著提出這兩個事件性質不同:“波蘭事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在詳細介紹了波匈事件的處理經過後，劉少奇對這次“共產主義內部最嚴重的事件”分析了其發生的遠因和近因。遠因之一，波蘭和匈牙利都是蘇聯解放的，在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沒有把工人和農民階級組織起來，也沒有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知識分子沒有思想改造；肅反中犯了錯誤，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卻沒肅清；工農缺乏階級覺悟；對待民族問題也同樣沒有階級觀點。遠因之二，重工業投資過多，不重視輕工業、農業，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有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遠因之三，搞教條主義，照搬蘇聯不靈，便失去信心；蘇聯幹涉其內部事務，有大國沙文主義錯誤，損害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尊嚴。近因之一，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在黨員群眾中引起混亂；二十大後控製不住，煽起反蘇、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發生初期，蘇聯處置不當，特別是波蘭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進行煽動。談到中共的立場，劉少奇說:我們的方針，第一點是中蘇兩黨團結。第二點是做好我們的工作。第三點是給兄弟黨提意見要謹慎。[8]
關於如何以波匈事件為前車之鑒，以免重蹈覆轍，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少奇指出:鑒於若幹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治階層”。劉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麵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裏麵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麵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關於防止新貴階層出現的措施，劉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須對權力有所限製，對人民實行民主:“什麽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麽事情不準他做，應該有一種限製。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隻能對反革命階級、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對人民群眾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人民內部隻能實行民主。當然，這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講的大民主、無領導的民主。”
其次，“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這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特權等。還談到了取消幹部終身製的問題，劉少奇認為在這方麵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他列舉了美國華盛頓、艾森豪威爾、馬歇爾的例子，又借用毛澤東的話說: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麽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最後，劉少奇講到了經濟發展方針的問題，強調說:“我們工業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什麽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眾不至於上街遊行，不至於鬧事，還比較高興，能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和積極性。”他讚同陳雲的意見，也主張經濟建設速度寧可“慢一點”，“穩當一點”。[9]
劉少奇的傾向是明顯的，即在共產黨內部找原因，所談的預防措施，重點也是改進執政黨的某些製度、政策、方法。報告把問題的落腳點鎖定在經濟方針，把波匈事件的教訓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聯係起來。
接著，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周先談了波匈事件的兩個教訓:第一點，在中國，對周圍兄弟國家也有個別大國主義的做法，對兄弟民族也還有大漢族主義傾向，也產生過領導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利益的事情。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國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第二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特別強調後者，提出:“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但“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麽，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
由此談到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周恩來說，中共八大提出建設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來，時間可能還要長一點。周恩來委婉地指出: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可以放慢一點，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他以鋼產量指標為例:原來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末達到年產3000萬噸，照現在的速度不可能實現，所以八大確定的指標是2000-2500萬噸。從減緩工業發展速度的設想出發，周恩來又提出，八大建議的經濟指標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都還“隻是個建議”，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認為:“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
為了製定1957年的經濟計劃，周恩來認為應該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正確的評價。周提出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討論”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確，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周重點講了錯誤:“第一次製定五年計劃，不可能一下子製定得很恰當。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計劃是粗線條的，然後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斷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計劃還要修改。計劃不那麽準確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缺乏經驗和知識，是在不斷地發現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前進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10] 周恩來還專門講了1956年的冒進問題。他說，從1955年年底反右傾保守開始，經濟領域就刮起冒進之風，1956年勢頭更猛。雖然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一再刹車，效果卻不理想。周列舉了一係列數據，說明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冒進了一些，就是數目打大了”，“各方麵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不容易控製”，失去了平衡。
關於1957年的計劃，周恩來宣布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的方針:保證重點，適當退卻或適當收縮。周恩來特別提醒說:“總的方麵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遊行等等。”因此，國務院提出了一個生產控製數字，適當收縮，主要是控製基本建設投資，還要減少國防和行政支出，凍結編製、預算以及國防和地方的結餘，注意平衡物資，安排就業，再大力開展一次增產節約運動。[11]
第三個報告的是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國務院副總理陳雲。11月11日晚上，陳雲在全會上作關於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全會專門提出糧食、豬肉、食油這樣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是因為當時這些基本生活品供應出現了緊張局麵，並引起社會不安。首先是糧食緊張。陳雲報告說，明年糧食將有50億斤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12] 副食品裏豬肉供應緊張最為突出。
陳雲提出，增加生豬生產的方針就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同時采取措施解決飼料問題和適當提高收購價格。陳雲還集中講了對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認為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活動，活躍了城鄉的物資交流，推動了國營和合作社商業機構的改革。盡管開發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收緊，而是在明確規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13]
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的報告，分別從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各個方麵觸及到現行體製和政策問題。這種觸及當然是很有限度的，但執政以來中共領導人還沒有如此重視製度的改進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和國內政治經濟的某些緊張現實，不能不使他們擔心在中國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會上，表示出這種憂慮的還不止是劉、周、陳。在分組討論中，各地方和部門負責人都反映了不少問題——住房短缺、電力不足、鋼材和生活日用品供應緊張等，還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現象——機關層次和人員應該減少，財務、警衛、用車、看病製度必須改革，幹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對這種局麵感到擔心，朱德說，“現在看起來問題很大”，東歐國家的經驗值得重視，搞重工業要注意和輕工業的關係。董必武指出，冒進思想不解決，二五計劃還會發生問題。西北組在討論時反映，市場供需有矛盾，蘭州衣食供應都緊張，如此下去，難免發生波茲南事件。[14]
仔細閱讀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記錄可以發現，會上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插話、講話和總結報告中。
在劉少奇作局勢報告時，毛澤東的插話已經表露出某種不同看法。對於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質的分析，中共中央內部似乎並沒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如何處理中共麵臨的問題和矛盾時，便顯露出不同的傾向。比如，劉少奇談到越南對土改時殺人過多感到“憂慮”，毛澤東插話:“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革命嘛！”劉少奇談到積累要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經濟建設要穩當一點，右傾比“左”傾好一些。毛澤東插話:那要看什麽右。[15]
特別是當周恩來、陳雲的報告把汲取東歐國家的教訓主要歸結為實行穩妥的建設方針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時，毛澤東感到有必要站出來扭轉會議的大方向了。於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組長會議，並發表講話。與周恩來“大冒了一下”的估計不同，毛認為成績是主流，失誤是支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農業、工業和輕工業生產都有所增長”。“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和其他事業開支大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不正確”。此外，對會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毛講話的重心同劉、周、陳的報告也有不同。他說:“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出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複地解釋。”至於1957年的經濟計劃，毛讚同在某些方麵做適當壓縮，但是仍然重申:“雖然如此，我們的建設事業還是前進的”。最後，毛澤東提到階級矛盾問題和對民主的理解，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應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麵來說，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16] 這顯然是針對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社會動蕩而言的。
全會最後一天，11月15日，毛澤東作總結報告，更明確地表達了對中國應該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訓的看法。[17] 首先是關於經濟方針，他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最不滿意的地方就在這裏。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針對周恩來關於一五計劃“基本正確，成績很大，錯誤不少”的估計，毛說:“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麽大錯，有什麽根本性質的錯誤”，“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特別是對周恩來、劉少奇有關冒進的提法，毛告誡道:“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毛澤東因此建議，把國務院預算報告中“穩妥可靠”的講法改為“充分可靠”。
對糧食、豬肉供應這類民眾生活問題，毛澤東也感到問題很大，要求領導幹部好好把糧食問題研究一下。不過，與劉、周、陳主張盡量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態度不同，毛澤東再次強調:“群眾要求辦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群眾解釋清楚，也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還指責報紙一年來“片麵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接著，毛澤東又突然提到鎮壓反革命問題: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台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為了解放生產力，“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製一批”。這種莫名其妙轉化話題的做法說明，即使談經濟建設，毛也要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問題。
針對東歐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已經丟掉，列寧這把“刀子”也丟掉相當多了。就在半個多月前毛澤東還支持波蘭人，現在則認為:哥穆爾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他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訓就是:“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毛澤東又用很大篇幅專門談“大民主”和“小民主”問題。波匈事件發生後，基層幹部和知識界人士議論紛紛，很多人認為，蘇聯、東歐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革命勝利後沒有建立一個民主製度，中國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製度來。11月初，毛澤東委托他的秘書兼英文翻譯林克到新華社，找國際部主任王飛、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談蘇共二十大以後的情況和問題，他們提出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分權削權、選舉製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問題。李慎之還具體提出，應製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在小學和中學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建立憲法法院等，他自以為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8] 結果呢？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製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階級鬥爭和政治統治的一種手段，而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鬥蔣介石、鬥地主階級、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營工商業改造也是大民主。不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借用”這種講法，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讚成大民主，甚至指出，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還要加上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遊行。他告誡黨內:“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與劉少奇單純批評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澤東在這裏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反對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準備加以利用。不過，毛當時並沒有考慮采用這種方式解決執政黨的官僚化問題，而寧願采取整風這種“小民主”的方式。毛澤東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裏所謂“武力”，就是指公開衝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後，毛澤東終於不得不用這種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當時，毛澤東以為通過整風就可以克服官僚主義，解決執政黨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八屆二中全會是波匈事件後中共高層第一次全麵討論如何應對東歐風波在中國的反應。從以上的發言可以看出，對於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的分析，黨內沒有分歧，轉到中國問題後，不同的聲音便出來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認為主要是解決執政黨本身的問題，毛澤東則強調同時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必須防止執政黨發生異化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不過劉、周集中談的是改革製度，而毛更強調加緊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現在如何調整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上。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反複提出應減緩發展速度，壓縮基建和積累指標，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現東歐式的社會動蕩。毛澤東對此則不以為然，盡管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不同意見，但他的不滿情緒已經溢於言表。
2、再次討論波匈事件和斯大林問題
波匈事件的餘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鐵托在普拉發表了一篇演說，又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一陣風浪。與蘇共、中共的判斷不同，鐵托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匈牙利發生的危機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批評匈牙利領導人請外國軍隊來教訓自己的人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蘇聯第一次出兵幹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雖然可能有必要，但卻是“錯誤的”。鐵托反駁了南斯拉夫應對匈牙利鬧事和事態擴大承擔責任的看法，認為這些觀點來自“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由此，鐵托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問題。在鐵托看來，盡管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但其認識卻有相當的局限性，實質問題不在斯大林個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製度:“這裏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製度問題，根源就在這裏，這就是需要不斷地堅持地根除的東西，而這也是最難以做到的事。”[19]
普拉演說不僅批評了蘇聯處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觸及到社會主義的製度問題，因此立刻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強烈反響。作為蘇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發表評論文章，認為鐵托的演說同南共聯盟領導機關此前不久的相關說法“格格不入”，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演說“流露出一種幹涉其他共產黨的事務的傾向”；把共產黨分成“斯大林主義者”和“非斯大林主義者”的黨，在客觀上“隻會危害共產主義運動”。蘇共還特別批評了鐵托關於個人崇拜產生於社會主義製度的觀點，並將這一觀點與西方“反動宣傳”相提並論。[20] 接著，捷克斯洛伐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蘭、蒙古各國黨報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領導人也相繼發文章或做報告，譴責鐵托及南共聯盟。[21]
中共領導人同樣特別關注此事。從11月25日開始，毛澤東接連召集政治局常委會，並通知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著重議論鐵托的演說。會議認為，鐵托提出反斯大林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蔑，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毛澤東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著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錯誤，所以，鐵托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毛提出，我們要徹底把他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看來斯大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的，這把刀子不能丟掉。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會議認為，如何對待斯大林和犯錯誤的同誌，是一個分清敵我的根本問題。鐵托要把犯錯誤的人趕下台，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是完全錯誤的。[22]
鐵托演說後，蘇聯和東歐各黨紛紛表態，進行指責。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場，11月29日毛澤東提出，中共也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對鐵托，對蘇聯，都要有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第二天，毛澤東將會議上討論的意見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但蘇聯的專政基本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第四，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鐵托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斯大林和其他與他觀點不同的同誌，是錯誤的；把這些同誌稱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擊，是分裂共產主義隊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文章的設想和要點: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然後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斯大林主義。應明確地講，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後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分清兩類事件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的反蘇反共風潮就是一種階級鬥爭，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批判斯大林時的一些論點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要明確提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後也落腳到團結。關於文章題目，毛考慮也可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最後，毛澤東指定他的兩個秘書胡喬木和田家英以及吳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議分工之後，各寫一部分，最後由胡喬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見。經胡喬木等人修改後，政治局於19日和20日連續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該修改稿。會議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一、對匈牙利事件不宜寫得太細，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文稿關於群眾鬧事是可以避免的說法過於簡單化，因為“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質的，但群眾是無罪的。回避蘇聯第一次出兵的問題，而明確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確的。二、蘇共二十大有積極意義，糾正斯大林錯誤是對的，但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結果造成右傾危險和修正主義思潮泛濫。毛澤東強調，文章的主要鋒芒應該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澤東反複強調:“當前世界上帝國主義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敵對矛盾是基本矛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要從存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基本矛盾的大背景來考慮問題”。四、要肯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的共同道路。
關於斯大林評價問題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集中點”。會議認為，在指出錯誤的同時，文章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斯大林雖然有肅反擴大化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但其中都有他正確的一麵: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隻是擴大化而已；在對外關係方麵斯大林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兄弟黨，援助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議特別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製度造成的”，“製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毛澤東強調:“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對客觀的認識正確與否，在這裏起著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對立統一規律，認為矛盾轉化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分子，“是一種誹謗，顛倒了大是大非”。
這次會議“討論得非常詳細”。歸納起來，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在思想上明確了以下邏輯鏈條:蘇聯以往的錯誤不是製度問題，而是斯大林個人的認識問題；但是，又必須為斯大林辯護，因為保護斯大林就是保護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盡管有缺點；蘇共二十大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義和右傾思潮泛濫；所以，波匈事件的關鍵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鎮壓和肅反不徹底。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考慮敵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這個思路又修改了兩天，12月22日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討論後，認為可以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23和24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采取分段議論的方式，再次對文章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有:修正主義思潮的要害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強調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繼續明確“以蘇聯為首”，反對國際共運中的“多中心論”；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必然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
毛澤東又講了兩點意見。一是從理論層麵解釋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說明如果處理不好，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發展成為對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確指出要為斯大林及其社會主義成就辯護，並強調現在隻有中國有資格出來辯護，因為中共在借鑒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經過反複考慮，毛澤東決定刪去文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一段文字。此時中共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路線主要有兩點不同看法，即斯大林問題和“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大概是想在這篇文章中集中解決前者，而避免引起蘇共的爭議。
從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文章最後定稿。毛決定，28日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時，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簡稱《再論》）。[23]
中共最高層如此重視一篇文章，數度開會，反複討論，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兩個曆史問題的決議外，在中共曆史上實屬罕見。原因在於，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和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思考的結晶。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共必須應對蘇共二十大、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鐵托和陶裏亞蒂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輿論媒體各方麵提出的問題，從理論上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全麵闡述。
與《一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相比，《再論》反映了波匈事件爆發後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思想變化的軌跡。蘇共二十大後不久，中共高層在議論中雖然也提到不能“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條主義，強調如何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24] 波匈事件及其引發的國際風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轉向，把批判的“主要鋒芒”對準修正主義，強調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當然，開創了中國革命道路並且正要繼續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毛澤東，並不是要改變自己另辟蹊徑的思路，因為很顯然，即便是強調“共同道路”，毛也沒有忘記反對教條主義。問題是，波匈事件的震動，鐵托“普拉演說”的發表，已經威脅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國際共運的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道路本質上同蘇俄經驗、列寧主義乃至斯大林主義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否定了蘇俄的經驗，否定了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理論體係和社會製度。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同沿襲蘇聯經驗、移植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相比，否定蘇聯道路、拋棄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是更大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盡管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界定，但從中共高層的討論中可以確定，所謂修正主義即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此後，“修正主義”的概念在中國被官方沿用二十餘年，成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號。
《再論》發表後，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普遍反響，各國共產黨機關報刊先後轉載。反應最為強烈的是蘇聯。《再論》發表的第三天，蘇聯《真理報》就幾乎全文轉載。在1956年的克裏姆林宮除夕聯歡會上，赫魯曉夫特意走下主席台與中國大使劉曉擁抱、接吻和幹杯，稱讚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還請劉曉與蘇共中央主席團坐在一起。其他蘇聯領導人也紛紛表示讚許。[25] 蘇聯民眾對《再論》的反應更加熱烈。轉載《再論》當天的《真理報》發行了約2000萬份，之後還印發了100萬冊單行本。文章剛一刊出，蘇聯國內就有許多讀者打電話、寫信給《真理報》編輯部，表示對文章“非常滿意”。有讀者說:“我參加共產黨三十年了，據我評判，這樣的闡明斯大林功過問題深刻地符合我們內心感覺，符合每人的心意，這是非常重要的。”還有讀者說:“我不能不對中國同誌表示感激，他們這樣公正地評論我黨。”一些讀者認為《再論》“給目前國際形勢和蘇聯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走的曆史道路以深刻的馬列主義的分析，對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有巨大的意義”。《真理報》總編輯薩丘科夫告訴中國記者，“許多宣傳員認為這篇文章是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問題的典範”。[26] 蘇聯大學生最感興趣的是關於斯大林和鐵托問題的分析，他們完全同意對斯大林問題的分析。有的說，《再論》說出了我們人民心裏的話。還有的說，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發生。莫斯科大學新聞係的學生看出中共和蘇共在斯大林問題上有分歧，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結論。[27]
從中國駐蘇記者的報道看，蘇聯各方高度評價《再論》，主要是因為它充分肯定了蘇聯的基本經驗和斯大林，在對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鐵托演說的問題上，保持了與蘇聯基本一致的立場，在一片反蘇的國際輿論中，這對蘇聯無疑是強有力的支持，正如蘇聯讀者所說“這對於打擊目前反蘇叫囂很有作用”，“是中蘇鞏固友誼的再一次宣言”。[28] 中共在曆史上受過斯大林的壓製和懷疑，也對蘇共的某些做法進行過抵製，而現在既堅持蘇聯道路和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立場，批判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主義”，又有分寸地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教條主義，給人的感覺是立場堅定、態度公允、目光遠大。《再論》的發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和威信。無怪乎有些蘇聯人在盛讚的同時，表示出對自己領導人的不滿，說赫魯曉夫應該到中國去學習。甚至有人說，世界上出現了偉大的列寧繼承者毛澤東，蘇聯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轉到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了。[29]
盡管中共領導人贏得了如此讚譽，但他們同波蘭、匈牙利執政者一樣，也需要應對國內的複雜局麵和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
3、中國社會的反應和“少數人鬧事”
波匈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震動絲毫不亞於其他社會主義各國，除執政黨外，整個國家也在積極思考。就中國社會而言，對波匈事件作出強烈反響的主要是基層黨政幹部、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民主黨派和私營工商業者，不過，這些人隻有言論而無行動。相反，一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雖然對東歐事變沒有表現出濃厚興趣，甚至也不大了解，但是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使得他們中許多人采取了與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類似的舉動——退社、罷工、罷課、請願和遊行。這確實給執政的中共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基層幹部、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他們對波匈事件的反應最為敏感，產生了許多疑問。
人們對波蘭、匈牙利發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會發生群眾暴動和示威遊行，並且提出了許多疑問:匈牙利的暴動如果是反動的，為什麽有許多群眾參加？如果是合理的、正義的，為什麽政府又要鎮壓，蘇聯軍隊也出來了？開始報上說是暴亂，後來又說是革命，到底革命對象是誰？納吉說要保衛革命的果實，是指匈牙利建國以後的果實，還是指這次事件的革命果實？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去波蘭是否妥當？匈牙利請求蘇軍幫助平息叛亂是否合適？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們提出要求獨立、主權是什麽意思，難道蘇聯妨害了他們的主權和獨立？他們提出要求蘇軍退出波蘭、匈牙利，是否會使華沙條約組織陷於癱瘓？如此等等。[30]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時，人們對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釋。一種看法認為，匈牙利的黨已經被資產階級篡奪了，黨已經變質了，建立了十幾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被顛覆了，這都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打擊得太厲害引起的後果。但更多的人認為事件源於蘇聯對外政策的錯誤，如果蘇聯早一些檢討和改正過去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的錯誤做法，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對於蘇軍在布達佩斯出兵鎮壓的行動，很多人認為有幹涉內政之嫌，給帝國主義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緒。清華大學有教授說，波匈事件是革命輸出造成的後果。上海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問題爭論也很大，有人認為蘇聯出兵是“走錯了一著棋，很被動”，這樣做“不符合華沙條約規定，因為華沙條約是對付外來侵略，不是對付內亂的”，“蘇聯出兵是把小國當作自己的支部一樣”。[31]
無論把事件起因歸結為蘇共二十大還是蘇聯對外政策，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為什麽被視為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經深入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乃至製度層麵。上海一些職工、幹部、工商界人士就認為，波、匈共產黨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不關心群眾生活，結果“官逼民反”。還有人認為是黨內不團結，同中國的高饒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說:“天天誇社會主義，誇了半天鬧成這樣。”
最敏感的議論是，人們從一係列國際事件聯想到了中國。盡管不少人認為中國黨處理問題穩妥，對於斯大林問題比較慎重，馬列主義水平比較高，但還是有許多人看到了國內存在的同樣問題。如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員胥以恒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證明黨和政府工作上有缺點，這應該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33] 與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學氣象係四年級學生胡伯威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指責中國報紙對所發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說:“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麵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建築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隻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於波茲南暴動以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狀”，報喜不報憂，“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於思考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眾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眾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34] 胡伯威的來信已經超出當時執政黨意識形態所能容忍的程度，但還有更為極端的言論。比如，在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就出現了粉筆寫的標語:“反對目前社會製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於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支持匈波人民的鬥爭”。[35]
事實上，知識界和工商界對中共現行政策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已經有所表露，東歐的動蕩不過更加強化和刺激了這種情緒。還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各部門收到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來信就大量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屬機關共收到來信5200件，普遍反映對知識分子政策不滿。[36] 工商界很多人則對中共給資本家代理人和小資本家定為資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見。無錫市資本家代理人普遍說，資本家已經固定五厘利息，企業基本上由國家管理，我們在國家領導下工作，靠勞動，拿工薪，再戴資產階級的帽子，實在冤枉，紛紛要求獻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資本家半年定息隻有5元錢，最少的僅一角七分，卻為此帶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聯副秘書長康永仁反映:“摘除這些人的資產階級帽子，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有好處的。”[37]
如果說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還僅僅是對中共某些具體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那麽在波匈事件前後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麵，則主要表現為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繼續發展，甚至日趨嚴重。
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報告: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並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社員鬧退社的嚴重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民已達7萬餘戶，已經垮掉的社有102個，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萬餘戶。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遼寧、安徽、浙江等8個省電話聯係，秋收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中，退社戶一般占社員總戶數的1%，多者達5%。正在要求退社的農戶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寧波專區，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據新華社內部報道，江蘇、山東、貴州等省，退社的情況還要嚴重，有的地區比例高達10%，甚至很多黨員都“要求單幹”。遼寧、湖北都是農業豐收省份，也同樣發生了社員退社的現象。就連新疆、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都出現了大規模農民退社的情況。[38]
關於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退社的情況，據遼寧省手工業管理局9月29日統計，已正式被批準退社的社員有524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獨立手工業者都參加了合作社，但高潮過後就出現了社員要求退社的跡象。這種情況在目前供不應求的縫紉、製鞋兩個行業中最嚴重。另據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的粗略統計，從2月以來，已經批準退社的小業主有535人。有一個五金聯社，退社的小業主涉及到50個基層單位，共計398人。[39]
《內部參考》還報道了大量工人罷工請願的情況。如內蒙古森林工業管理局所屬的單位，從6月到9月已經發生了6起工人罷工請願的事件，參加者少則數十人，多則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發生了60多築路民工集體向市人民委員會請願的事情。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情況更加嚴重。到12月上旬，上海輕紡工業已有53個合營工廠1834人因工資和福利問題先後發生罷工、怠工、請願和其他鬧事事件。其中罷工的有10個廠，116人；怠工的有3個廠，60人，請願的有2個廠，29人，在廠內鬧事，包圍公方代表，準備罷工、請願的有38個廠，1629人。[40]
學生罷課、請願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兩個技術工人學校，400多學生開始罷課，要求轉學和分配工作。參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並集體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勞動局請願，還毆打幹涉他們罷課的同學，隨意破壞公共財物，甚至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此外，還有300多人在成都遊行示威，向中級法院請願、控告。至10月底，學校已陷入嚴重混亂狀態。12
月下旬，陝西省少數學校的學生發動了集體簽名，強硬要求用罷課或絕食等辦法對學校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示抗議。[41]
波匈事件後，中國社會的動亂局麵確有擴大趨勢。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42] 盡管從目前看到的史料，還不能說中國發生的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國際風波的影響，但就各地鬧事的緣由而論，與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危機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即都反映了人民大眾對執政者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長期受到壓抑，一朝爆發，便成烈火之勢。
農民和手工業者退社，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管理上的問題比較嚴重，經濟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於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請願、遊行，基本上也都是因為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問題沒有解決好，或者是出於對基層管理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滿和反抗。[43] 縱觀各方麵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瑣事”，就每個具體事件看，規模並不大，程度也不算嚴重，與波茲南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件無法相比，所以當時被毛澤東稱為“少數人鬧事”。但是，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區和人群，卻有著大體相同的起因。綜合起來看，問題的存在是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國社會底層的各種困惑、不滿、騷動，與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響交織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構成了一種雖不過分緊張，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麵。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確實有些擔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