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了一個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試圖用“兩類矛盾”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哲學語言，解釋國內發生的種種問題，並給執政黨提供指導性方針。毛本人說，他這個講話所談的問題已經“在心裏積累了很久”。〔78〕
毛澤東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會在中國重演。在這個前提下，毛澤東開始談論人民內部的種種問題。諸如對合作化的評價問題，資本家的思想改造問題，青年學生的政治學習問題，以及關於工商業者安排、失業人員就業、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問題。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各種不同矛盾，就必須予以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采取與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考慮到這兩個方針自1956年春天提出來以後黨內存在的疑慮，毛澤東強調，百花齊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爭鳴就是也可以講唯心論，但是這沒有什麽要緊的，對毒草和錯誤言論批評就是了。令毛澤東擔心的是，許多黨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實際上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79〕
毛估計的不錯，後來北京市委在一個報告中承認，對於中央提出的這些方針，直到最高國務會議前，“沒有進行過係統的討論，黨內幹部包括我們在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很不深刻的，並且還有許多糊塗思想，許多同誌對這一方針實際上是不讚成或不完全讚成的”。〔80〕 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總結報告時，毛澤東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問題。毛指出，政府有缺點應該批評。批評得當，當然好，批評不當，也沒有什麽，言者無罪。人民內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評權；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久，民主黨派就有多久；“監督”就是要批評和建議，批評是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說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但又說可以罷工罷課，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毛答，大民主就是群眾運動，階級鬥爭。過去我們好些做法是這樣，如肅反、土改。現在社會改變了，遺留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說這個“小”不夠，再來一個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風細雨比較好。毛解釋說，現在我講的是有些機關、工廠、學校、合作社連那樣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沒有，就隻有官僚主義，這樣就逼出一個大民主，所以出來罷工罷課了。憲法沒有罷工的條文是不好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罷工罷課。我們是提倡用批評的方法解決問題。隻有對那些個別的、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才用罷工罷課來解決，首先還是反官僚主義。〔81〕
毛的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黨內整風的動員。會後4天，中宣部長陸定一便在報紙上公開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黨範圍的新的整風運動”。〔82〕 毛澤東似乎覺得言猶未盡，決定再講一次。於是，又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與以往不同，這次會議邀請了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各界160多名非黨人士參加，比例達全體與會者的五分之一。〔83〕 會議的議題是傳達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研究思想動向和意識形態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還連續召集了幾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一邊聽匯報，一邊談意見，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在談到整風的打算時，毛說:“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醞釀一個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
顯然，毛澤東不斷地開會、講話，就是要統一黨內的思想。
3月12日下午，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澤東到會發表講話，講了七個問題，可以看作是對會上討論的眾多問題的總結。歸納起來要點如下:一、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這個變動比過去更加深刻。全國各個階級相互關係都發生變化，所以各種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大變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製度要經過好幾年才能鞏固。二、知識分子中對社會主義製度抱有敵對情緒的隻是極少數，90%以上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其中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不習慣，有懷疑，所以對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強迫他們接受馬列主義。三、有些人好像講階級鬥爭為主就舒服一點，講人民內部矛盾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麽過癮了。八大作了結論，人民內部矛盾突出了，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都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四、關於放和收，中央的意見是不讚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亂，亂也好，亂才有辦法，亂然後治。中國不會出現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許可，小民主又沒有，連小小民主都沒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產黨準備整風，中央決定今年準備，明年普遍展開，黨外人士可以自願參加。主要整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整風的方法和延安時一樣，就是學習文件，自我批評，也可以批評，用小民主，和風細雨。
最後，毛澤東肯定，這次會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是有益處的，開得很好。他說:我們有兩種會，一是黨內的會議，一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會議，這次會議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來開，是第三種會，是好的形式。〔85〕 黨內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個想法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來的。
或許是受到與黨外人士輕鬆談話時的樂觀情緒影響，或許是受到黨內外聯合召開會議的新形式的啟發，這時毛澤東感到共產黨整風需要來自黨外的幫助和推動。不過，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對於他所倡導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氛圍中的整風運動，黨內外的反應卻截然相反。
對毛澤東講話反應最熱烈的是知識界和民主人士。徐鑄成回憶了在政協禮堂聽到毛澤東講話錄音後的感受:“從錄音裏聽到他在講話時，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誌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86〕 章伯均聽了毛的講話後也是“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名義進行了傳達，民盟還印發了講話記錄稿。章對“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評價甚高，認為“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儲安平看到講話的傳達稿後激動不已，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87〕 傅雷當年在給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覺和理解講得更加具體:“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88〕 章詒和對此有一段精妙的評述: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89〕
毛的講話傳達下去之後，反響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國政協召開二屆三次會議，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黨派也先後召開會議。與會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聽過毛澤東的講話，反應極為熱烈。大家眾口一詞，表示擁護毛的講話。〔90〕 人們談論最多的就是“雙百方針”:馮友蘭稱讚這一政策可以“保證我國學術的正常發展”。〔91〕 羅隆基認為，這是“掃除黨與非黨間隔膜，加強團結的對症良方”，“不僅可以減少鬱積，消除隔膜，並且是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顯，百川異流，總是同歸於海”。〔92〕 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陳垣說，毛主席講人民內部矛盾時，常常“反求諸己”，在知識分子本身來說，也要有“反求諸己”的精神。王蒙也認為參加這次會議是“勝讀十年書”，對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課題。〔93〕 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聽了這個講話以後，對目前國內生活中的許多矛盾現象，都得到正確的解答了，眼界打開了，對今後的事業也更加充滿了信心。“好些過去不肯說話或不多說話的人，這次都解除顧慮，滔滔地暢所欲言。好些座談會上都有激烈的爭論”。這種討論已成為“上海知識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給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氣”。〔94〕 正像費孝通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95〕
上述很多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名人都是在聽到毛澤東那番激動人心的講話後，決心投入整風運動的，但其中多數人在後來被打成“大右派”。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此時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預設圈套？這裏不妨再聽聽當事人的感受。出席會議的作家舒蕪認為，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為我親自聽了他的講話。一個人假也不能假到那個程度吧，何況是毛澤東。這種感覺隻有到了現場才會有。”〔96〕 當然，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人們的感覺，而是要搞清一個問題，即毛澤東此時提出整風的目的何在，是要打擊黨內的有害作風和腐敗現象，還是要批判黨外的錯誤或反動言論？從前引（當然不是後來修改的）毛澤東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看，答案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執政黨因自身的問題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整風的矛頭自然也是對準黨內的。因此，應該說毛澤東這時是誠心要請黨外人士幫忙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的主張在黨內遇到了重重阻力。
《人民日報》曾報道，許多著名學者專家認為:毛主席的講話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知識分子、幹部和群眾的普遍重視，但在貫徹執行黨中央的這些方針上，仍然存在著許許多多的障礙，而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來自黨內和領導機關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97〕 這種看法符合事實，因為大多數黨員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抱著懷疑和抵製的態度。
在3月25日召開的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很多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表現出憂慮和懷疑。講到雙百方針，“大家都讚成放，但仔細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種種顧慮”，他們“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眾會中毒”。有人說:“百花齊放，放就是收，放了緊接著要收。”有人說:“收是絕對的，放是相對的。”不少人直截了當地提出:“毛主席說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這篇文章，卻看不出有什麽不好。”〔98〕 湖北省委的報告說，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以後，“有些黨的幹部（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大吃一驚，他們懷疑人民內部是否存在著矛盾，他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認為人民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對於在基層單位放手發揚民主和執行雙百方針顧慮重重，怕“放”出錯誤的東西來難得收場，說“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決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99〕 甘肅省委報告，對中央的方針“黨外比黨內接受的快，情緒高”，黨內則受到“很大震動”，部分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在思想上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和顧慮、甚至抵觸情緒”。在高級幹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隻是少部分人，大多數人“是原則上通了，也認為中央的方針、政策完全正確，表示擁護。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與本單位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具體問題時，就不通了”。還有極少數人“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認為“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說，“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現在更囂張了，不把他們整下去總不甘心”。〔100〕 山西省委的報告更加具體:毛的講話在各級幹部中傳達後，“爭辯之多，是空前的”。“多數人表示擁護，但對若幹原則問題抱有懷疑和抵觸情緒”，他們提出，如此強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現在已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再要擴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認為“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鬧事”，“不承認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個別人“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他們提出“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替民主人士、知識分子、資本家和過去的地主、富農說的話太多了，而替勞動人民說的話太少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於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後都將當幹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複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101〕 就筆者看到的資料，上述情況，在黑龍江、廣西、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委的報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102〕
在農村基層幹部中，懷疑、抵觸和反對的情緒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質問:“這個報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傳達錯了”。有人說:“過去聽了傳達毛主席關於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裏，今天聽這個報告實在聽不進去”，甚至認為“毛主席這個報告太右傾了”。大多數基層幹部都不同意把這個報告再向下傳達或貫徹。關於兩類矛盾，有的支部書記說:合理提意見的是內部矛盾，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敵我矛盾。還有人認為，成份好的人鬧事是內部矛盾，富農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鬧事就是敵我矛盾。對於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對農民能用，對富農、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對貧農能用，對富裕農民不能用；對先進地區能用，對落後地區不能用。至於雙百方針，認為城市可以實行，但農村不能貫徹。由於感到“黨給群眾撐腰，不給幹部留臉”，不少基層黨員幹部工作消極，想躺倒不幹，甚至有的提出退黨。〔103〕
至於毛澤東提出的黨內整風，似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既然說整風運動是一年以後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發的一個通知就把正在開展的“學習八大文件，檢查思想作風”的工作與將要開始的整風運動斷然區別開來。通知明確說:“這次檢查雖然是以整風精神進行，但不等於就是一個整風運動”，而隻是“整風的思想準備”。〔104〕 在他們看來，整風並非當務之急，到底怎麽搞，目前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是來自上層還是基層，無論是黨內報告還是新聞報道，反映的情況都是一致的。麵對如此難堪的局麵，毛澤東感到，必須親自出馬，再次進行動員。
3、劉少奇與毛澤東的不同關注
仔細品味，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其實提供了兩個新的信息:一是對黨內多數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不滿，他們沒有意識到共產黨執政遇到了新問題，對中央提出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方針有強烈的懷疑和抵觸情緒；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試圖通過整風運動解決黨內的思想問題和作風問題。這兩者之間有著密切聯係，相輔相成。
為了促進整風運動的開展，毛澤東需要同時進行兩方麵的工作，既要說服黨內幹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又要鼓勵黨外人士解除顧慮，敢於向執政黨提出意見和建議。在毛澤東看來，隻有通過這種新式整風運動，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前進，所以他關注的是“思想動向”，主張首先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解決問題。但黨內多數領導人認為，整風主要還是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在於具體政策的調整，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解決影響執政黨麵臨的問題。這種認識的代表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同樣非常關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認為，“人民內部鬧事是個新問題，我們不想好辦法，將來要吃大虧”。〔105〕 為此，他決定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研究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從2月18日到4月14日，劉少奇沿京廣線一路南下，廣泛聽取各方麵的意見。臨行前，他向隨行人員說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鬧事問題。劉說，“群眾怪我們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我們有官僚主義，二是我們的政策有錯誤。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敵我矛盾。”因此，“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勢必發生像波匈事件那樣的情況”。劉的調查範圍包括學校、合作社、工礦企業，涉及農業、工業、商業、教育、城市生活等各個方麵，並多次同學生、教師、社員、職工、技術和管理人員，以及地方黨政幹部座談，重點是了解執政黨在政策、方針上存在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與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不同，劉此行對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106〕
社會分配是農民、工人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劉少奇對此特別關注，他提出:“所有製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出在分配上，表現得很尖銳複雜”，“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講清道理，人民是不會鬧事的”。〔107〕 在河南新鄉，劉少奇聽取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對該地實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三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十分讚賞，肯定這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一種調整。〔108〕 在湖南省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指示:“要很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全社會中的分配問題。”〔109〕
農業、手工業改造後，生產經營單位普遍過大，也是農業社和手工業社社員產生不滿的原因之一。劉少奇同新鄉地委負責人談話時說:“生產力隻是那麽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係超過了生產力。”劉還談到勞動方式，認為“社員勞動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分給社員的農活隻要求他幾天完成，隨便他什麽時候上地，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製”。在河北、河南等地，劉少奇明確提出農業社要放棄集體喂養牲畜的方式，並指出:分散喂養並不是倒退，隻是經營管理方式改變一下。〔110〕
商業、服務業過於集中經營，給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緊張，是引發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劉少奇在聽取地方匯報後，主張實行國家、集體、個體幾個方麵同時經營。在長沙，劉少奇提出:市政建設的大項目，如自來水、電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國家投資；那些零零星星的項目，如市民住宅、理發館、商店、電影院等，應該發動群眾，可以由群眾自己辦。在廣州，劉批評說:“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私商小販做生意能賺錢，國營商業為什麽就不行？”他要求國營商業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采取一些靈活的辦法，如下鄉采購，晚間營業，搞好對市民的蔬菜供應等等。劉很看重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自由市場對國家有利，可以暴露國營商業的缺點，補充其不足，方便人民。〔111〕
工礦企業的職工住房緊張，也是各地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劉少奇視察株洲湘江機器廠時談到了解決職工住房的問題。他說，我們國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資大，職工住房問題，國家隻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解決。今後，集體宿舍還是應該由工廠解決，家屬宿舍工廠不能再蓋了。凡是青年職工要結婚的，都要他們參加房屋合作社，自己蓋房子。工人自己蓋的房子，一輩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屬於自己所有，將來如果調動的話，還可以出賣、出典、出租，本錢可以撈回來。〔112〕
中小學的辦學、中小學生的升學和就業，是劉少奇此行關注的又一個問題。他聽取湖南省領導人匯報教育工作後，要求放手讓群眾辦學。劉提出，在農村是社員辦學，而不是合作社辦學；在工廠是工人辦學，而不是工廠辦學。“現在除了國家辦學校以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職業者辦私塾。”
對於升學和就業問題，劉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和青年組織對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采取負責的態度，分別情況，作好統籌安排:除了再辦一些小學、中學，組織學生自學的辦法外，還有就業的途徑。除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學生，城市裏的服務行業和手工業需要增加一部分學徒和職工外，劉少奇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生的主要方向。〔113〕
在劉少奇調查研究的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在積極製定和頒布各種旨在解決社會生產、生活問題的政策和規定。1957年1月11日，陳雲便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麵若幹問題的指示》。14日陳雲又出席全國農村自由市場會議並講話，提出要對市場物資供應緊張暴露出來的矛盾加以研究並找出辦法。〔114〕 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肯定限製私商措施的同時，指出由於對市場管理過嚴過死，帶來一些副作用，強調開放農村自由市場對於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刺激農業生產、改善國營和供銷社商業的經營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動和刺激作用。
體；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115〕 2月6日上午，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要求製定若幹主要農產品的比價，解決好收購和零售差價過大的問題，適當改變偏遠地區某些農產品收購價偏低的現象。當天下午，陳雲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1957年麵臨巨大就業壓力，需研究解決辦法。要建立退休製度，除少數必要外，職工到60歲應該退休，女職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約55歲）。會議還討論了發展養豬生產的問題。〔116〕 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大幅度提高生豬收購價格，要求各地農村貫徹執行生豬“私有、私養、公助”的方針，並在供應飼料和收購價格上合理兼顧社員個人利益和合作社集體利益，以改變生豬生產下降的趨勢。〔117〕 2月7日，陳雲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特別講到不能把人民鬧事“看成反革命”，對人民鬧事問題的處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對的，都應滿足；不對的，要批評；有困難的暫時解決不了的，要講清楚，說老實話；除現行反革命外以外，一律不抓、不開除。〔118〕
3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農業社必須堅持民主辦社的方針，按時公開財政收支，包括產品分配、銀行存款、國家預購款、國家的貸款及用途、生產資料和用具的購置、幹部的補貼、社員的預支、國家的救濟款等，決定社隊問題要同群眾商量，幹部要參加生產。〔119〕 3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允許合作社將小型役畜轉給社員私有、私養、私用，或幾戶社員夥有、夥養、夥用，滿足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對畜力的需要；同時適當調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養牛的積極性。〔120〕 同日又發出有關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並社和轉高級社的工作應該停止；過大的社可以根據本地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多數社員的意見，采取簡便方式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整。〔121〕 3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承認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作好，特別是由於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指出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的根本辦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122〕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透露中央準備在年內召開中央會議，專門討論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問題；職工生活問題；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教育問題；企業中黨、工會、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問題。〔123〕
毛澤東是否關注到劉少奇的南巡講話，目前不得而知，但毛的思路與劉不同，卻是十分明顯的。劉少奇出發一個月後，毛澤東決定也進行一次南下巡視，目的是進一步在全黨推動整風。不過，毛選擇的是津浦線。臨行前，毛澤東審閱並批準了《中央關於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指示》，其中特別講到:“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這不但對於密切黨員與非黨員的團結有好處，對於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討論和研究問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有好處的。”這個指示要求各地“應該同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並且像中央召開的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一樣，吸收黨外的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會議“應當充分發揚民主，特別要讓黨外人士講出內心的話”。〔124〕 從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到了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處，都要召開座談會，對當地黨員幹部發表講話，走一路，講一路，毛自己說他“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125〕 這次沿途演講，實際上成了全黨整風的思想發動。〔126〕
關於整風問題，毛澤東在天津說到，這沒有什麽可怕，就是學習和檢查，對錯誤嚴重的同誌要幫助他改正，但不用開大會鬥爭的方法。今年準備試行，明年再正式開始，黨內這麽做，黨外自願參加。〔127〕 到濟南又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後，人民內部矛盾就發展起來，解決思想問題，正確的方針不是收起來，而是還要放，現在還放得不夠。
共產黨政府有工人、農民作基礎，有馬克思主義指導，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那一套東西。共產黨有時候還要借黨外的力量幫個忙，叫做內外加攻，把官僚主義這些東西吹掉一些。
“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128〕 在南京，毛澤東說:這些年知識分子還是有進步的，應該肯定這一點”，“民主黨派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提出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這些方針應該堅持下去。“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會不會倒呢？不會倒的。”對於民主黨派，毛澤東主張“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關於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講，黨內是這樣講，跟黨外也是這樣講。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暴露我們官僚主義的這樣一些材料，可以印發給他們看。他們平時看不到，這樣一來，反比較好。有時可以開兩個黨共同的會議，黨內黨外同時參加。”〔129〕
到了上海，毛澤東重點談群眾鬧事問題。他說，凡是有官僚主義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鬧事。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類事情，應該看作正常現象，並且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關於整風，“中央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準備這樣做。今年準備，明年、後年兩年實行，以三年時間”，“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批評”。毛強調，整風隻會增加共產黨的威信，共產黨要民主黨派進步，首先自己就得進步，共產黨把作風整頓好了，取得了主動，黨外人士就會自願參加，進行自我批評和整風。他們中的左派和中間派會來參加，右派恐怕就不幹。現在問題是，在相當多的地方“黨內黨外隔一層”，“溝太深”，應該“把溝填起來”。最後，毛澤東強調，批評共產黨的缺點，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擴大民主是為了加強民主集中製，這是原則。但是還要有靈活性，不能碰到罷工罷課，碰到錯誤的言論，就拿“破壞黨的領導”當擋箭牌。這樣，“我們國家的文學、藝術、科學就可能希望繁榮、發展起來”，“我們的希望就可能達到”。〔130〕
此行最後一站是杭州，毛澤東在這裏召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思想動態的匯報，並針對黨內提出的問題，發表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看法。如上海幹部反映:現在搞百家爭鳴不是時候，百家爭鳴與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傳達要求先黨內後黨外，一下推開感到難辦。毛澤東針鋒相對地說，八大已做了結論，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時候。什麽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為了爭取群眾嘛。不考慮爭取群眾，談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現在黨與非黨之間有條溝，而且很深。我並不是說黨與非黨不要有界線，應該有條線，混起來不好，但不應該變成鴻溝，脫離群眾。接著，毛談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的問題:黨內黨外一起來好，這樣快，就把許多人推上政治鬥爭舞台，不然兩三年也不得解決。現在黨外傳達很快，黨內反而遲，報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幹部反映:“黨外的人士聽了主席的報告之後都很興奮”。毛警惕地問:“黨外興奮，黨內呢？”聽說省委準備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又追問:“有沒有黨外人士參加？縣裏來不來人？”接著不滿地質問隨行的陸定一:“我們的宣傳工作會議為什麽不報道？有黨內外人士都參加的會議為什麽不報道？最高國務會議一聲不響，宣傳工作會議還不響。《人民日報》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聲不響。”聽說很多人過去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澤東更加生氣了:“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誌的想法抵觸嘛。”〔131〕
這次南方之行對毛澤東的觸動很大，並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對他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黨內外的反響完全不同。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反應積極，雖然對鳴放還有顧慮，但普遍表示擁護和讚同。而在黨內，從各地匯報的情況看，大多數幹部還是對雙百方針的提出是否正確、是否適時有懷疑，不敢放、不願放、不想放。黨外傳播迅速，黨內傳達遲緩，黨外報紙反應強烈，黨內報紙一聲不響。這種反差表明，黨內的思想認識已經跟不上形勢的變化，甚至落在民主黨派的後麵。對於這種狀況，毛澤東十分不滿。
所有這些都表明，在中共最高決策層，對於當時普遍出現的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社會現象，關注點是不同的，解決問題的主張也是各有側重。同樣是處理“少數人鬧事”，同樣是整頓黨風，毛澤東顯然更傾向於開展思想教育運動，從意識形態方麵下手，而劉少奇和國務院領導人則比較重視調整政策，強調解決人民當前利益、處理好人民生活問題。這一點，從上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發言就已經可以看出。〔132〕 不過，這並不說明中共高層存在著原則性分歧。國外有研究者認為，自1956年下半年以來，劉少奇便與毛澤東有嚴重分歧，並抵製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這個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測和推論得出的，而缺乏文獻的依據。〔133〕 仔細研究劉少奇這一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其實他對兩類矛盾問題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內部問題，群眾鬧事的主要根源在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而且還有過全麵而精辟的論述。〔134〕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並不在這裏，而在於解決這些矛盾的方式和著眼點不同。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整風運動，劉和其他領導人都不可能在原則上表示反對。但是，劉少奇一直強調整風是一次學習運動，批判和自我批評也限於黨內的和風細雨方式。筆者逐一查閱了劉少奇此期的講話和報告，發現他幾乎就沒有談到過雙百方針，更不用說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甚至到5月7日整風運動已經全麵開展起來以後，劉少奇在高級黨校的談話中仍然認為，整風就是“聯係個人思想問題，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同時也要“進行同誌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劉嚴厲地批評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但強調應采取“妥協性的辦法”處理，還特別指出，“凡是黨內的矛盾，都是非對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撥離間、破壞黨的活動，也可以把這種矛盾搞成對抗性的。”〔135〕 毛澤東明明說，這次整風是解決黨群關係，解決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並且邀請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整風，劉少奇卻在這裏強調“同誌間”的批評，“黨內”的矛盾。毫無疑問，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和觀點代表了當時黨內多數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的心聲，而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澤東下定了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