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澤東決定提前開展黨內整風
根據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主要內容是: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一次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1957年進行準備工作，並在適當範圍內試行，1958年全麵開展，大約在二至三年時間內完成。毛澤東回到北京後， 4月9日，審閱和修改了這個決定。毛在修改時特別加了一句:“此件以早發為有利”，同時又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試行這一決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過，這個決定（草案）和通知最後都沒有下發。[136] 其原因就在於通知中確定的整風開始時間——1958年，對於毛澤東來說，已經顯得太遲了。
麵對黨內普遍的消極情緒，毛澤東決定提前開始整風，並拿《人民日報》作突破口。《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長時間對雙百方針沒有進行主動宣傳，報道也很少。特別是1月7日發表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後，一直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毛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後，也遲遲沒有動靜，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發表了一篇通訊，內容隻是各地關於此文的報道情況和讀者來稿來信。關於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的這兩次會議，《人民日報》的報道異常簡單。最高國務會議開完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來自新華社的一條不足200字的消息，還是安排在一篇關於經濟問題的社論後麵，位置並不顯要，而對毛的講話隻提了一句。至於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報上連個消息都沒有發。[137] 這就是毛澤東在杭州質問陸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後，毛澤東怒氣未消，決定對《人民日報》“動手術”。4月9日晚上，毛把胡喬木找來談話，嚴厲批評《人民日報》總編輯兼社長鄧拓說:“《人民日報》違反了黨中央的政策方針，為什麽三令五申後，至今三月有餘一直避不表態。《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上，一直不聲不響，完全沒有領導，領導權被別人拿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黨外很活躍，黨外報紙或青年報紙很活躍，唯獨黨的報紙保持沉默，有異己傾向，己是馬克思主義之己。新華社不知怎樣？是否報導了這方麵的消息，誰領導。我早說過，鄧拓要走路，到別的地方，現在沒有其他辦法，隻好讓人走路。”[138]
胡喬木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報》便登出了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當天看過報紙後，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和報社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處，還特意請來了社論的執筆王若水。毛澤東一上來就大發雷霆:“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還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的。”鄧拓趕緊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毛緊追不舍:“中央什麽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麽不發社論？消息也隻有兩行。為什麽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麽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麵前丟臉。”毛澤東對鄧拓發了一通火後，把話題轉向了知識分子問題，說:“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麽？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要接近黨外知識分子，了解他們。要跟非黨知識分子交朋友。我願意同民主人士、中間派談，比如李鼎銘。黨員的黨話太多。近來我在找黨外的教授、工程師談。”還說:“現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相當緊張，知識分子魂魄不安。黨內也緊張。還要繼續緊嗎？我主張鬆，這樣他們就靠攏我們了，有利於改造。不能緊，越緊他們就和我們的距離越遠。過去太緊，現在要鬆一點，使他們靠攏我們一點。”“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愛國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許他們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的政策是‘放’，還是‘收’？不能收。很多同誌不了解這一點。”最後，毛澤東又批評黨報不如非黨報紙:“《光明日報》接連發表幾篇文章，都是討論當前重要政治情況的。這些情況《人民日報》編輯部也應該討論。”“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報》，覺得那個報紙還是嚴肅的，沒有什麽黃色的東西。有些東西還硬了些，不敢放開講。《光明日報》有幾個副刊也還好。”毛還給幾家報紙排了隊:“《文匯報》，《中國青年報》，《新民晚報》或者《大公報》，《光明日報》，最後是《人民日報》和各地黨報，這樣一個名次。” [139]
指責《人民日報》“抵觸”中央方針、同中央“唱反調”，未免言過其實。不過，黨報4月10日以前很少宣傳毛澤東提出的新方針，卻是明顯的事實，而這恰恰反映了黨內多數幹部的情緒。毛澤東遷怒於《人民日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時的感受使然。
黨內多數幹部對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冷漠處之，毛澤東看在眼裏，急在心上，本來就有一肚子火，看見《文匯報》、《新民晚報》以及《光明日報》這些非黨報紙接連發表文章，讚同鳴放，針砭時弊，感覺到“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積鬱的不滿才爆發出來。胡喬木回憶說:毛澤東“到上海以後，一看《文匯報》、《新民晚報》搞得很熱火，《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按兵不動，他就火了，就說要搞大鳴大放。”[140]
毛澤東當然不隻是發火而已，為了推動整風，他一連氣親筆起草了幾個中央文件。
4月17-19日，毛澤東連續三次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開會。[141] 會議的內容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但很可能就是討論整風問題，因為4月19日這天，毛澤東親筆擬了一個黨內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檢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並把討論中“黨內黨外讚成反對兩方麵的意見”，各級領導的意見及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寫成報告”，在15天內用電報（外地）和書麵報告（北京）送中央。[142] 在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中，調查之廣泛、詳細，要求之嚴厲、急迫，足見其急於打開黨內局麵的心情和決心。目前沒有資料顯示這幾天中共高層的活動，不過，從周恩來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要立即開始整風的想法已經得到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同。周說:“正確地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先要把共產黨搞通”，為此“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整風主要是三個口號，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宗派主義。” [143]
不等各地、各部門的匯報到手，毛澤東已經開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新指示了。25日淩晨，毛澤東在遊泳池召見彭真，談了對整風指示稿的修改意見。
4月27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文件。[145] 同日，毛澤東還親筆起草了一個關於整風和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作為“吹風”，發至基層黨委。文件指出:“黨的整風指示，日內即可發出，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揚正確的思想作風，糾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的思想作風。”[146] 4月28日，毛澤東又對整風指示稿作了修改，並批示:“準備5月上旬或中旬公開發表。”[147] 29日晚，毛澤東再次召集劉、周、陳、鄧、彭等人專門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148] 與此同時，毛澤東繼續關注並鼓勵黨外的鳴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很滿意，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為該文重新擬了一個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按語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讚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幹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149]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30日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文件，緊接著再發出修改稿，又做了幾處文字改動。[150] 文件首先批評黨的許多幹部“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並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澤東兩個講話傳達以後，“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應該隻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采用同誌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對於在整風運動中檢查出來犯了錯誤的人，不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處分”。文件最後還特別指出:“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151]
盡管在文件中沒有明確表露開門整風的意圖，而隻是提出歡迎非黨人士參加整風，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開始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當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整風動員。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主要領導人和26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次講話，毛澤東顯得情緒激昂，比前幾次更加放得開，重點在於鼓勵非黨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
整風即將開始，毛有些得意地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講到大鳴大放，毛更加樂觀:“現在報紙天天在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類。攻就趁此機會，隻要找出證據，就能站住腳，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至於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毛說:“規定非黨員自原參加，自由退出。最近兩個月就是這個方式，就是整風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已經整了兩個月。”這個說法，與整風指示中說的方式已經有些區別了。為了鼓勵黨外人士站出來講話，對於當時正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民主人士隻有職而無權無責”，“教授治校”，“共產黨有術無學，不能領導科學”等，毛澤東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讚同民主人士的意見的。[152] 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此前的言論，這番講話更具鼓動性和影響力。不過，積極起來響應的還是在黨外，而不是黨內。這就難怪運動開展起來以後，雖然說是共產黨整風，但真正積極參與其中的卻大都是知識界的非黨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了。[153] 如上所述，毛澤東決心對執政黨發動一次整風運動的思維邏輯是:經過三大改造和一係列的政治運動，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是不多了，舊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大多數雖然還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們對政權已經沒有威脅，而思想改造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麵在黨內，在執政黨本身；隻要通過整風，改變執政黨的作風和形象，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就會發展。
然而，一旦這個邏輯的前提發生變化，毛的估計和自信受到打擊，所謂整風就必然會轉向性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場運動。
三、黨內整風是如何轉向反右派運動的
如果承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確實是針對執政黨內部問題的，那麽在反右運動史研究中，留給人們的最大懸念就是:整風運動為什麽會轉向反右運動？這個轉變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哪些因素導致毛澤東改變了他以前的估計和判斷？或者可以歸結為一個人們常提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和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關於這個問題，研究者眾說紛紜，各種解釋不勝枚舉。[154] 從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全黨整風的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報》發出反擊右派的號令，前後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各大城市、各個階層、黨內黨外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且錯綜複雜。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將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是整風事態發展的過程，一是毛澤東思想變化的過程。
1、毛澤東積極倡導實行開門整風
毛澤東所以倡導開門整風，是出於他當時對知識分子[155]的這樣一些認識: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以後，國家建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數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對他們必須長期改造，但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因此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他們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任務是解決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方法就是整風。在這方麵，因受到黨員幹部的抵觸而需要知識分子給以幫助。於是，就出現了在貫徹雙百方針的氛圍中進行開門整風的背景，其方式就是在會議上和報紙上“大鳴大放”，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原來設想的“和風細雨”變成了“急風暴雨”，由原來設定的“小民主”變成了“大民主”。這一切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一手造成的，盡管他的本意或許並不在此。在毛澤東看來，廣泛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對這次整風能否取得成效關係甚大。他有意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黨整風的指示登報前一天發表的長篇講話，對於黨內是吹風，對於黨外則是動員。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當然是為了配合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但人們應該注意到，社論沒有提到雙百方針，沒有提到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顯然是忽視了毛澤東4月30日講話的意圖和精神。無論這樣做是有意還是無意，社論的發表迎合了多數黨內幹部的心理，並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應。
5月3日雲南省辦公廳發出整風通知說，“省委醞釀的精神”是:第一，肯定要學習，在這個重大關頭，“一定要跟著搞”。第二，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要勁頭一來了，就搞個大民主轟一下”。所謂有步驟，就是5-6月隻能傳達中央精神，“至於認真地從思想上係統地檢查，看來要到7月”。[156]
麵對如此狀況，5月4日，毛澤東又專門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毛首先肯定開門整風已成事實，且效果良好，應該繼續。又說:“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對於加強團結，改善工作，極為有益。即使是錯誤的批評，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麵貌，利於我們在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接著指出了整風正式開始以後的做法:“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他們同意此種做法。隻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裏首先指知識界)。”[157] 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文件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在逐步形成，理由是毛澤東在此提到“暴露”一些人的麵貌，以利於“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158] 其實，這不過是毛澤東開展思想鬥爭的一貫做法，錯誤思想沒有暴露，如何對它進行改造？應該注意的是這裏的提法:“即使是錯誤的意見……”。毛的主旨是強調“大多數的批評是說得中肯的”，是“極為有益”的。因為對這種已經出現的形式感到滿意，毛澤東才正式在黨內指示中提出，並希望繼續下去。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還在中共中央整風運動指示發表之前，社會上非黨人士在座談會和報刊上已經發表了不少意見。如4月1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在天津邀請10位教授舉辦的座談，4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的中共上海市委接連舉行的科學家座談會，4月26日《光明日報》報道的上海知識界鳴放的情況，以及4月30日和5月1日在郭沫若邀請下舉辦的科學家座談會。[159] 《人民日報》還在4月份專門開辟兩個專欄:“科學家談黨對自然科學的領導”和“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刊登一係列知識界人士的文章。毛澤東5月4日的指示下達後，中共更是主動組織各種座談會，特別是非黨人士座談會，向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見。5月6日和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清華大學召集座談會，研究高校裏中共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關係問題。主持座談會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發表了頗為開明的講話。他說，各民主黨派要求發揮更多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他們不僅要參與“設計”，還要參與“施工和檢查”，“這是對的，應該肯定”。李維漢指出，要重視民主黨派，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在思想、學術上允許爭、放，解除某些壓力，克服中共黨內的宗派主義，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掉中共黨員與民主黨派成員之間的“鴻溝”。李甚至鼓勵說，“校務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可以同黨委的意見不一致。共產黨可以在校務委員會上提出方案，民主黨派也可以提出方案，個人也可以提出”。[160]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市委也召開了作家座談會，對文藝作品少、文藝創作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現象，特別是黨的文藝幹部的宗派主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批評。[161] 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基本上是針對基層單位的，所批評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也都是具體工作中的表現，而且完全沒有超出毛澤東曆次講話指出的範圍。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些都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
林克在日記中記錄了毛對這些言論的一些反映。如4月24日談到馮友蘭、賀麟的文章時，毛說:教條主義學問不多，未摸清舊知識分子的底，而舊知識分子被壓迫了一下，他們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摸清了我們的底。因此，現在應該壓一下教條主義，埋頭幾年學些學問，糾正教條主義，將來主要還靠他們。現在舊知識分子尾巴翹起來了，但最後教條主義糾正了，用說服辦法來說服舊知識分子。現在舊知識分子威風了，教條主義抬不起頭，會不會亂，不會亂，因為群眾有鑒別力。[162] 很明顯，對於教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毛澤東內心是有遠近親疏之分的。但說到他們之間的分歧，毛在這裏指的顯然是學術思想爭論方麵的問題。對此，他沒有任何擔心。5月6日的日記是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針對當時社會上有關“釣魚”的說法，毛澤東說，“釣魚，有人很怕，說百家爭鳴是為了釣魚。這看如何理解，百家爭鳴是方法還是目的？為了認識真理，那麽也可以說是釣魚，不過是釣兩條魚，而不是一條魚，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的魚，一條是非馬克思主義之魚，不僅是釣魚，而且是撒網。”[163] 毛在這裏有些戲言，不過講的還是在兩種世界觀之間明辨是非的問題，而不是政治運動的策略。這裏所說的“釣魚”與後來的“引蛇出洞”完全不是一回事。
從這段時間毛澤東對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傾向。根據秘書胡喬木整理的記錄稿，4月24日到5月7日，毛澤東改出了“自修稿第一次稿”。
其中增加的內容主要有:“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把另一個側麵給否定掉”；我國私營工商業改造“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密切相關的”；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最近幾年中有了很大的進步，強調團結知識分子，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進步；“無論是共產黨，或者是民主黨派，監督它們的首先是人民。再則，政黨的黨員又監督政黨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加上一條，各個政黨互相監督，這樣豈不是更有益處嗎？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關於如何處理罷工、罷課等事件”，保留了原講話處理鬧事的四條原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二、要鬧，就讓他鬧；三、讓他鬧夠；四、對鬧事的頭子不開除。又加了一句:“應該把群眾鬧事看作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手段。”5月8日毛澤東又接連改出兩稿，補充的相關內容主要有:不能把維護社會秩序的行政命令與說服教育的方法混為一談；人民群眾決不會“無故鬧事”，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重大驚小怪，倒是足以調整社會秩序，懲罰官僚主義”；“所謂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閑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164] 從上述增加的內容看，對群眾鬧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雙百方針等問題的論述，與5月4日的指示精神都是一致的，而在言詞上顯得更加放得開。這說明毛澤東對整風運動開展一周前後的情況是滿意的。
2、毛澤東感到事情起了變化
那麽，毛澤東究竟是什麽時候開始警覺的？到底哪些言論讓他感到不安了？
關於毛澤東開始警覺的時間，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是5月中旬。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接受，但是過於籠統，因為就是在這幾天當中，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究竟怎麽變的，絕不是一個“5月中旬”可以解釋的。況且，很多論著提出這種說法的依據是靠不住的。人們最常引用的是李維漢的回憶。李維漢說:民主黨派和工商界“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麽‘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誌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決定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誌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165]
李維漢的這段記憶很不準確。統戰部的報告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這應該是事實。[166] 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內部和公開）的資料都不能證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談會上有誰發表過“輪流坐莊”、“海德公園”之類的言論。像這樣刺激的言詞大概不會逃過記者的眼睛，而當時統戰部對各種報道又均未作刪改。[167] 第二，從座談會一開始《人民日報》就有詳細報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匯報後才開始的。第三，羅隆基說“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這番話，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會議期間，而不是在1957年座談會上。[168] 至於“外行領導內行”的說法，更是早在整風運動之前就有，毛澤東曾多次提及，並認為有一半道理。[169]
李維漢所說的毛澤東5月15日“寫出”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正是他和其他許多人判斷毛澤東何時決定開始反右的依據，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這篇文章發出了反擊右派的信號”。[170] 這是完全錯誤的理解。該文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刊載時，所署時間確是5月15日，但編者有題注稱:毛澤東在第一次審閱樣稿時注明:“此文是5月中旬寫的”，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同時對清樣作了少量文字修改。這次修改和批注的時間是6月11日。6月12日，該文印發黨內。在閱看已經印發的這篇文章時，毛刪去了原來的題下說明，改署名為“毛澤東”，改時間為“5月15日”。[171] 如此看來，第一，此文應是5月中旬起草，6月11日定稿的，所以人們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澤東5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運動開始以後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澤東準備為《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員文章，後來才改作黨內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會有很大不同。因此，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為判斷5月中旬毛澤東有何想法的依據，而作為發動反右的“信號”更是無稽之談（文件是反右開始後發出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修改這篇文章時標明的日期——5月15日，很可能反映了他思想轉變的時間。[172]
至於哪些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很多研究者和當事人的推斷都是:“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等，認為毛澤東受到這些言論的刺激，才決心反右的。[173] 不錯，這些說法可能最令毛澤東惱怒和反感，後來也確實成為反右派運動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發出準備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論都還沒有發表，因此不可能成為引發毛澤東改變主意的依據。
李維漢有一個說法很在理:“中央當時發動這一場鬥爭，有一個醞釀和發動的過程。”[174] 筆者將能夠找到的有關文獻、史料按時間順序排隊進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澤東這段時間思想變化的軌跡。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記，這則史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可以說明毛澤東最初思想變化的證據，故極為重要。這一天的日記如下:
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麽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20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說是一種典型。有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來到，各種蛇也開始動起來了。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並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張奚若談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主席還談到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問題。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但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有左的片麵性，他們克服了片麵性會大進一步。他們所以寧左勿右，他們是要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人則比較危險。
毛主席進一步談到爭鳴和齊放的限度是什麽？限度就是不能火燒房子。批評應該:（1）有利於人民民主專政；（2）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3）有利於黨的領導。而共產黨的領導是有決定性的。
毛主席在談到新聞自由問題時說:新聞就是要控製，新聞應該服從國家的經濟的基礎，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為無政府主義的經濟服務。例如:1956年上半年農業合作化時，隻能宣傳發展合作化的方針，不能存在（宣傳？）削減農業合作化的方針。黨內存在兩條方針就會為工作造成損失。……[此處幾句字跡不清]更不允許煽動性報道。
目前有三方麵情況不報道或加以控製:（1）肅反案件；（2）物價；（3）外交政策。
關於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這有利於我們。
由此可以判斷，這時毛澤東已經發現鳴放中有問題了，雖然不是多嚴重，但主要有兩個“危險”傾向:“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有所表露”。核查被點名的這幾個人當時的言論，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應該是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章伯鈞、章乃器關於改變機關黨組製和要職要權的言論，陳銘樞和羅隆基改變學校黨委製的言論，以及羅隆基要求給予民主黨派“平等、獨立、自由”的言論。[176] 於是，毛澤東提出了鳴放的三個“限度”，核心是黨的領導。還有，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各種蛇”開始動了，又說“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這時開始產生了“引蛇出洞”的念頭，雖然具體做法還隻是“放”蛇出洞。再有，對新聞報道提出三個禁區，說明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有些擔心了。不過，這裏也有一點疑問:張奚若講“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人民日報》14日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證呢？或許張奚若以前也說過這話，或許林克習慣第二天追記日記？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點毫無疑問，毛澤東這時肯定還沒有看到張奚若5月15日關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發言，否則就不會以讚許的口氣提到他了。總之，毛澤東此時還隻是有些疑心，他並沒有立即采取行動，甚至沒有同其他領導人進行溝通。
5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兩篇文章表示情況如常。一篇是讀者來信《不能強迫非黨同誌參加整風》，一篇是《解放日報》5月9日社論《好得很，還是糟得很？》，批評黨內幹部對大鳴大放的錯誤認識。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談職工鬧事》指出:“凡是鬧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義比較嚴重的地方；職工不能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時候，才被迫走鬧事這條路。”至少到這時，毛澤東還沒有做出新的決定。從各方的文獻材料看，政治局10日開會通過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後，直到13日，毛澤東沒有召集過會議。還有，13日陳雲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電報，其中指出: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麵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普遍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門應在整風運動中發動群眾予以揭露，組織力量，抓住重點，進行係統地檢查、糾正”。[177] 電報的口氣和內容，也絲毫沒有脫離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的框架。
14日發生了變化，但不是在白天。這一天毛澤東要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閱讀5月10日《解放日報》，該報第二版以《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為題，整版刊登了上海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摘要。毛澤東寫了批語:“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又批示:“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178] 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在這裏是要提醒人們注意運動出現的危險傾向。[179] 這個解讀恐怕有些偏頗。仔細翻閱這份《解放日報》可以發現，報上所載言論雖然數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基層單位、下層領導和具體問題。[180] 同《人民日報》刊登的民主黨派座談會發言相比，上海中小學教師們所提意見要溫和得多，且沒有涉及政治製度、幹部人事製度、經濟方針、曆次運動遺留問題等。如果毛澤東要提醒中共領導人注意極少數人的錯誤言論，完全可以指出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樣，而不必舉上海教師座談會為例。筆者認為，毛澤東要求劉少奇等人“過細”地看這張報紙，其用意還是在於說明發動整風的必要性，說明黨內問題的嚴重性。或許毛澤東想以此證明發動整風運動是正確的，但更大的可能是，毛澤東在意識到危險傾向開始出現的同時，仍然認為執政黨本身的官僚作風和腐敗墮落也是危及政權的重要因素。
5月14日晚上9時至次日淩晨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81] 盡管目前沒有關於會議的任何材料，但可以肯定他們在討論整風問題。會議通過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內容是: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麵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麵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但是，在報導中，有三類言論必須加以領導和控製，即:（一）對於市場物價容易發生影響的消息和言論；（二）違背國家外交政策，易為帝國主義挑撥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論，其中包括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消息和言論；（三）涉及個別肅反案件具體事實的消息和言論。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誌加以布置，至要。[182]
解讀這個文件應該看到:第一，中共高層領導這時已經一致認識到，整風運動中暴露出一些“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第二，應對這一現象的措施是讓他們繼續暴露，在報道時不作任何刪節。這與毛澤東12日私下談話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動的策略尚未最後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區別使用“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這兩個概念說明，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是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屬人民內部矛盾，後者屬敵我矛盾；第四，對輿論的領導和控製還是限於毛澤東12日談話指出的三個方麵，隻是順序調整一下:物價、外交、肅反，顯然是有些擔心出現社會動亂。看來，毛澤東把《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寫作時間改為5月15日不是沒有道理，但其用心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也是十分明顯的。
在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解釋了中央的指示，他強調說: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183] 這個講話貫徹了14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這個概念，說明此時還是把這些人作為人民內部問題的。
5月16日晚9時至次日淩晨1時20分，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當天，毛澤東又親筆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184] 文件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仍然強調的是發動整風運動的宗旨，言語之間透出一種急迫的心情。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最後提到了幹部調動的問題，這與動員時所說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組織處理的原則就有差別了。顯然，毛澤東急於看到轉變黨內作風、密切黨群關係、恢複黨的威信的結果，以便按照原來的部署，在結束黨內整風後，進行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其他各界整風。對於這一階段的鳴放言論，毛澤東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就連傅鷹那樣言辭激烈的“鳴放”，都認為“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傅鷹在北大一個小型座談會發言時，情緒激昂，口無遮攔，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點的龔育之當時聽了發言後，即認為“內容尖銳”，“十分重要”，且“因為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堅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宣教動態》（1957年第51期）上。[185] 可以斷定，如果不是毛澤東的金口玉言，傅鷹這個發言在反右時必定被作為典型的右派言論。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對這樣一個“代表人物”點名保護，一則說明他當時還是有意保護大多數鳴放者的——他們畢竟是在毛的鼓動下站出來給黨提意見的，二則說明他當時對哪些人屬“右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數的——因為他們的言行超越了毛一貫堅持的政治界線。文件第二部分正是針對這些人的:“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處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麵前暴露其反動麵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與14日指示相比，這段文字顯得明確而嚴厲。說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動麵目”，“帶有反共情緒”，又說他們“企圖”把運動“引導到錯誤方向去”，表明毛澤東更加深了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僅“不要反駁”、“不加粉飾”、不要“刪節”，而且還要“放手讓他們發表”，表明運動進行到這時，中共高層開始醞釀反擊“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
就在這一天，行動開始了。到5月16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已經開了7次，按照原來的計劃，這時應該結束座談會了。5月12日統戰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時就說，座談會“再繼續兩三天即可結束”，並準備采取以下幾項措施結束會議:一、恢複以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基礎的座談會，討論國內時事政治問題、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問題和國際問題；二、根據民主黨派的要求成立一個有關黨派事務問題討論會，由各黨派和統戰部負責人組成，研究各黨派之間的相關的問題和需要統戰部幫助解決的具體問題；三、將座談會上提出的問題整理為兩類，分別交給上述兩個座談會處理。同時采取個別交談、中層座談會等辦法繼續聽取意見；四、對座談會提出的各種批評和意見，統戰部準備分為三類，分別供中央考慮、由中央統戰部處理和交有關部門考慮。[186] 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進入下一階段工作——處理這些鳴放意見了。然而，在16日會議結束時李維漢卻突然宣布:休會幾天，成立一個小組，把與會者談的問題加以排隊，準備以後繼續開會，因為座談會“對全國整風運動起了推動作用”。[187] 在此前一天，統戰部還聯合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召開了工商界座談會。
這一切表明，是5月8日至11日民主黨派座談會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時間應在12日。14日中央統一了思想並決定讓右派繼續暴露，從16日開始，“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實施——整風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