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見愁：“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在人類生活中，一定的曆史時期，重大的曆史事件，總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聯係在一起的。美國獨立戰爭中流行過《楊基·杜德爾》，法國大革命時期流行過《馬賽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誕生了《國際歌》，俄國十月革命時人們唱《華沙革命歌》、《紅旗》，蘇聯衛國戰爭中到處傳唱《喀秋沙》，中國北伐戰爭期間響徹《國民革命歌》……

 

歌曲屬於文化的範疇。在那場以“大革文化命”為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過一些什麽歌曲？它們對時代麵貌、社會情緒及人民的命運有過怎樣的反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給後人留下了一些怎樣的思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開始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舉行了第七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據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記者述評稱：“這是一次空前熱烈地歌頌偉大毛澤東思想的音樂會；這是一次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音樂會；這是一次有廣大工農兵奮起參加的，為鞏固地占領和擴大社會主義音樂舞蹈陣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開火，向資產階級‘權威’、‘專家’挑戰的音樂會。”《人民日報》還為此專門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燦爛春光》，稱頌這是“廣大工農兵拿起了音樂舞蹈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領域的一場興無滅資的戰鬥。”

 

    這次音樂會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聲。

     

    應運而生的“語錄歌”

    

語錄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時代特色的產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語錄歌在世界音樂史上也同樣是史無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華社記者有關第七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述評中，就已提出：“廣大工農兵聆聽了毛主席詩詞演唱以後，紛紛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語錄也譜成曲，使之廣泛傳誦。”

 

“毛主席語錄歌”在1966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周年前夕由官方傳媒正式推出。《人民日報》9月30日發表了第一批經官方審定認可的“毛主席語錄歌”，包括《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以上三段毛澤東語錄在文革中使用頻率極高，被稱為“老三段”）和《我們的教育方針》、《工作就是鬥爭》、《什麽人是革命派，什麽人是反革命派，什麽人是口頭革命派》、《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分清敵友》、《爭取勝利》、《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等10首。

 

該報在《編者按》中稱：“林彪同誌說，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複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複學習，反複運用。廣大群眾在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中，根據林彪同誌的指示，形成了讀毛主席語錄，用毛主席語錄的熱潮。他們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語錄家喻戶曉，到處傳誦。革命的音樂工作者為了滿足群眾的要求，為毛主席語錄譜出了許多曲子。這是一種嶄新的形式。正當國慶前夕，為了祝賀這偉大的節日，我們選登了劫夫同誌和中央樂團譜寫的十段語錄曲，供同誌們歌唱。”在發表的10首“毛主席語錄歌”後麵，該報注明：“以上除《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和《工作就是鬥爭》二首是中央樂團譜曲外，其餘為劫夫譜曲。”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成名成家”已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創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個人名字而隻署“集體創作”。為什麽劫夫要署名？因為他是當時公認的革命作曲家、“時代的歌手”。

 

於是，在國慶節首都天安門廣場的慶祝集會遊行即毛澤東第四次接見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的時候，廣播中便開始播出了使人們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語錄歌”。

 

10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語錄歌”，這一批主要是鼓動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你不打它就不倒》、《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報》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語錄歌”，全部是選自被稱作“老三篇”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語錄，包括《完全徹底為人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紀念白求恩》、《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我們大家要學習他》、《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裏，由“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官方傳媒連續三次推出“毛主席語錄歌”，自然在群眾中煽起了大唱語錄歌的熱潮。《人民日報》在首次發表“毛主席語錄歌”時的《編者按》中說過：“我們相信，在革命的音樂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語錄的歌聲一定會響遍全國。”這句話沒有說錯。當時已經形成“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學”與“不學”已經成為衡量一個人革命還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標準了。另一方麵，為了體現出學習的成績，往往要在寫文章或講話時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但要求廣大群眾特別是工農兵群眾背誦語錄並非易事，編成歌來唱，就使得一些語錄易記易背，這當然大受歡迎。何況，當時音樂工作者們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語錄歌”確實也遠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優美動聽，更使大眾喜聞樂見。

 

1967年第5期《解放軍歌曲》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為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而歌唱──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話講到“毛主席語錄歌”：

 

語錄歌一經出現，就受到了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衛兵小將最熱烈的歡迎。從城市到鄉村，從內地到邊疆，從軍營到工廠，從田間到課堂，到處是一片語錄歌聲。語錄歌家喻戶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開口放聲歌唱，其普及之廣，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世界的音樂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語錄歌的產生，不僅把工農兵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標誌著我國的音樂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也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之一。

 

這段話的前邊幾句，確實反映出了當時“毛主席語錄歌”流行的情景。

 

當時給“毛主席語錄”譜曲之多，是今人難以想象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被稱為“老三篇”的毛澤東三篇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許多“語錄”，都被譜成了歌曲，特別是《為人民服務》一篇，除去很少幾句話外，幾乎通篇被分解成“語錄”譜成了歌曲，當時有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可以從頭到尾又唱又跳將這篇文章演唱完（那幾句未譜成曲的“語錄”以朗誦串連）。

 

著名的部隊作曲家唐訶當時還給《為人民服務》全文譜了彈唱曲（其中隻有兩句話用“念白”表現），在《解放軍歌曲》發表時標明是“為毛主席著作譜曲”──自然這已不是“語錄歌”，而應稱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語錄歌”的作曲者們恐怕是完成了音樂史上最艱難的譜曲工作。有些被譜成歌曲的“毛主席語錄”，既無韻律、節奏，又無詩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語匯而且又長，真是難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語錄歌”中那首“什麽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什麽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麵，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麽人隻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麵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要譜成有節奏而且易唱好聽的歌，真是談何容易！還有一些長句子的語錄，如《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領導骨幹的積極性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曆史任務的》、《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帝國主義製度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等等，後人將很難想象都是當年的“毛主席語錄歌”。

 

在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不同時期，官方傳媒宣傳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語錄歌”。1966年10月率先發表的前兩批“毛主席語錄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什麽人是革命派，什麽人是反革命派，什麽人是口頭革命派》等都曾在群眾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過極大的鼓動作用。以至現在的一些電影、電視片在出現文革時期的場麵時總愛用《造反有理》歌作為背景音樂。實際上，在紅衛兵“破四舊”的1966年8、9月裏，這些歌還未誕生。當1968年底大陸各地建立起“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1969年初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地位之後，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奪權、掌權，曾為鼓動群眾造反起過作用的那幾首“毛主席語錄歌”便“鳥盡弓藏”，從官方傳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等新的“毛主席語錄歌”。在整個文革進程中，經常還有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這些新出現的“語錄”也都被譜成了歌曲。

 

曆史劇中也有“毛主席語錄歌”，這恐怕是今人難以想象的。1967年4月，全國開始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批判“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實際是借題發揮批判劉少奇的“賣國主義罪行”。為了配合這一批判熱潮，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編演了歌頌義和團運動的大型歌舞劇《紅燈照》。這樣的“曆史劇”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語錄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裏的一段話：“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這首語錄歌（連同劇中的其他10首歌）由紅衛兵專程到北京請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譜了曲。

 

當時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歌”中，竟還有一首是由老外譜的曲。那時中國外交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和幹擾，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國反動派”，四麵樹敵，不僅同“資本主義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尖銳對立，而且同文革前關係甚好的亞、非、拉美許多新獨立國家也關係惡化，同越南、朝鮮等共產黨鄰國關係也一度緊張，最後隻剩下被毛澤東譽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的阿爾巴尼亞成為唯一的最親密的“戰友”。於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國人譜曲的“毛主席語錄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是阿爾巴尼亞作曲家從毛澤東於1966年10月25日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中節選出來的一段話：“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之間的牢固的戰鬥的友誼，經曆過急風暴雨的考驗。”因其曲調的外國風味，當時很受群眾歡迎。

 

“語錄”畢竟不是都可以譜成歌來唱的。盡管當時幸免於被打倒的少數幾個作曲家和一些業餘愛好者費盡心力，勉為其難地創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語錄歌”，但是真正得到群眾認可，廣泛傳唱的並不多。

 

“偉大統帥”毛澤東的話被稱作“最高指示”，那麽“副統帥”林彪的話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為“毛主席語錄”譜曲外，當時還派生出了為“林副主席語錄”譜寫的歌曲。

 

“林彪語錄歌”幾乎與“毛主席語錄歌”同時出現。在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三批“毛主席語錄歌”時，打頭一首就是“林彪語錄歌”《永遠學習“老三篇”》，該報並在《編者按》中說明：“今天本報發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誌最近關於學習‘老三篇’的指示”。這應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語錄歌”

此後，為“林彪語錄”譜寫的歌曲不斷出現，較為人們熟悉的有《要帶著問題學》、《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等。林彪那段稱頌毛澤東“四個偉大”的題詞（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被譜成歌曲後，不大好取名字，最後幹脆定名為《毛主席萬萬歲》，還有一首“林彪語錄歌”：“我國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有了這個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幹勁，才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因為很難從這段話中取出一句或半句來作歌名，隻好定名為《毛澤東思想頌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間各地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展開全麵內戰的時候，一些地方還流行過不知誰從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來的一段“語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在武鬥時，交戰雙方常常會像本世紀初中國民間的大刀會、紅槍會一類武裝組織上陣時念誦“刀槍不入”之類口訣那樣，或高誦毛澤東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那一段語錄，或高呼“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的口號。當時這段以“完蛋就完蛋”為中心詞的“林彪語錄”很鼓動了一些熱血青少年在武鬥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紅衛兵、造反派還將這段語錄譜成了歌曲。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鋼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報》第16期上，就發表了題為《要敢於犧牲》的這首“林彪語錄歌”，譜曲者注明歌唱完後喊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將“毛主席語錄”與“林彪語錄”結合在一起了。在1967年5月26日出版的《井岡山之聲》報（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主編）第十三期上，也發表了由四川音樂學院井岡山戰鬥團譜曲的這首“林彪語錄歌”，曲譜前標明歌唱時要“英勇地、前仆後繼地”。歌的最後是呼喊“完蛋就完蛋！衝啊！殺！”此歌被俗稱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譜。當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譜寫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傳媒大雅之堂。

 

因為對領袖人物的神化，語錄成了類似於封建帝王“聖旨”一樣的東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慣例放在歌曲的前麵，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發表語錄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時隻在後邊說明一下，《人民日報》最早發表的三批語錄歌就是如此。後來開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邊通常的位置上，那裏隻能署“為毛主席語錄譜曲”一類的話，作曲者名字隻能放在歌曲後邊的括號裏。這也是當時一個很有時代特色的現象。

 

    除去領袖人物的語錄外，語錄歌還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語錄歌。但不好也稱“語錄”，便稱為“革命錦言”。1968年5月，解放軍青海省軍區某部副指導員門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犧牲，經毛澤東、林彪批準，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布命令，授予門合“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幹部”光榮稱號。於是就有了“為門合同誌革命錦言譜曲”的歌《無限忠於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學》、《門合支左工作行動準則》等。

    

   進入鼎盛時期的“毛主席詩詞歌曲”

    

“毛主席詩詞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現的，隻是那時還隻有不多的幾首，其在音樂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樣，沒有什麽特殊之處（在1965年第3期《紅旗》雜誌選載推薦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詩詞歌曲”《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隻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舉行的第七屆“上海之春”音樂會，便在上海文化廣場為上萬聽眾專場演唱了“毛主席詩詞歌曲”，引起極大反響。這以後，所有已經發表的“毛主席詩詞”全部被譜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這些歌曲全都跟語錄歌一樣成了神聖的東西。

 

同偏重於說教的“毛主席語錄”相比，“毛主席詩詞”沒有那麽多的大白話或政治語匯，這些詩詞本身又具有較高的藝術魅力，因此“毛主席詩詞歌曲”多係優美動聽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時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幾乎全都被批判為“黃色歌曲”、“靡靡之音”，人們不敢再唱。但是人們在生活中總不能成天隻唱慷慨激昂的戰鬥歌曲或殺氣騰騰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詩詞歌曲”作為可以公開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補了空白，受到了廣大群眾的喜愛。此外，毛澤東的詩詞畢竟不像某些“語錄”有對文革政治形勢那麽直接的針對性，不會因形勢的變化而顯得過時，因此在整個文革時期，“毛主席詩詞歌曲”是始終流行的。

 

在群眾中流行的“毛主席詩詞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創作的，而文革時期新創作的一些注重“戰鬥性”、缺乏藝術性的，便較少流行。最沒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發表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盡管這兩首詞也被譜成了歌曲，而且在當年3月新“創刊”的《人民音樂》雜誌上作為重點發表，在當年出版的《戰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開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別譜有兩種不同的曲），譜曲者還頗費了些工夫，較有藝術性，但仍未流行。因為這時廣大群眾飽受近十年的動亂之苦，已經對文化大革命充滿懷疑、厭倦和反感，毛澤東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這兩首詞裏所表達的那種無視人民疾苦、粉飾現實的“到處鶯歌燕舞”和讚美動亂的“炮火連天，彈痕遍地”、“試看天地翻覆”等內容，已很難再引起群眾的好感。再加上當時“四人幫”將這兩首詞當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武器揮舞，更使得這兩首詞被蒙上了原本沒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廣大群眾更對其“敬而遠之”了。

 

雖然“毛主席詩詞”沒有對文革政治形勢的針對性，但它畢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語錄”被人們各取所需地用於不同目的一樣，一些“毛主席詩詞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規模武鬥期間，戰死的人都被本派群眾視為“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犧牲”的“烈士”，通常都要舉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會”，會後一般還要用汽車載屍遊行示威。在這樣的會上和遊行中，“毛主席詩詞歌曲”中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樂。因毛澤東這首詞中有烈士上天後“吳剛捧出桂花酒”的句子，當時一些人說起某人在武鬥中被打死了時，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戲謔說法。

 

關於這首歌，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傳說。據長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極左派理論家楊小凱（原名楊曦光）回憶，當年與他在長沙同獄的一位“聯動分子”程德明告訴他，程認識的一位北京女友（“聯動分子”）在1967年2月底來信說，毛澤東已下令將全部被捕的聯動分子釋放。在接見被釋放的聯動分子時，江青要求他們改變反動觀點，“而我們的同誌的回答卻是齊聲唱起歌曲《蝶戀花》，把我們‘敬愛的江青阿姨’氣得吐不過氣來！”[1]因為這首歌是毛澤東懷念前妻楊開慧的。不過，對這一傳說，文革後公開發表的一些“聯動分子”的有關回憶均未提及，而隻說到他們當時如何熱淚盈眶高呼“毛主席萬歲”。

《西江月·井岡山》也是一首被廣泛用於武鬥中的“毛主席詩詞歌曲”。常常是一派群眾組織被另一派的武鬥隊包圍後，就會在廣播中反複播放這首歌，以示其“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英雄氣概。當時奉命“支左”的解放軍部隊也常遇到這樣的窘境：因為要到某一派群眾組織駐地去強行辦理如搜繳武器之類事情而被阻於屋外時，該群眾組織也會在高音喇叭中播放這首歌，照樣唱“敵軍圍困萬千重”。解放軍戰士聽了無可奈何，因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詩詞歌曲”。

 

《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是當時群眾愛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傳隊的保留節目，有的還編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調優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當時造反派都知道李進就是江青，知道這是毛澤東為江青所攝照片題的詩。而江青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在中共高層領導內經常以“為造反派說話”的姿態出現，被造反派視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歡這首歌，則是因為詩句中的“亂雲飛渡仍從容”、“無限風光在險峰”所表達的意境，能使人在麵臨困境時得到鼓舞。

 

    毛澤東詩詞歌曲還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到的了。當時許多幹部在“五七幹校”中既被監督勞動又挨批鬥折磨，對主管五七幹校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是敢怒而不敢言。據電影評論家邵牧君回憶，1973年軍宣隊撤離他們那個五七幹校時，一位搞美術的“五七戰士”唱了一首毛澤東詩詞歌曲“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以示歡送，事後才有人想起，這首詩名叫《送瘟神》。[2]

    

    出自民間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剛剛全麵展開的1966年6、7月間，仍像以往曆次政治運動那樣，作曲家們迅速行動起來，譜寫了一首首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歌曲。當然，除了極少數幾個作曲家或工、農、兵業餘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隻作為“集體創作”，如“中國音樂家協會集體創作”、“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集體創作”等。自從8月紅衛兵運動興起後，局勢逐漸失控，原有的專業作曲家一批批被當作“反動權威”、“黑線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各地掀起群眾性的造反浪潮，從這時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員會和中共“九大”召開前後，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傳媒中，除去“毛主席語錄歌”、“毛主席詩詞歌曲”和一些歌頌毛澤東的頌歌之外，基本上已經見不到什麽別的創作歌曲了。在這一段一方麵是極端的文化專製、另一方麵又近似於“無政府狀態”的空白時期，在群眾中便流行開了許多造反派自行創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殺氣騰騰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現，也最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當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嚴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詞共有三段：

 

    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們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三段詞唱完後要高喊一聲：“殺！殺！殺──嘿！”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是與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名的最早的學生造反組織，因得到毛澤東的肯定而名聲大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統一在紅衛兵名號下。此歌作者嚴恒在“革命”處於低潮時宣布退出了“紅旗”，“並把‘造反歌’火藥味很濃的歌詞改得很溫順，符合工作組的需要。”[3]這三段流行的歌詞是改之前還是之後的？不詳。1966年8月6日，紅旗戰鬥小組與紅衛兵在天橋劇場召開有關“血統論”對聯的辯論會，應邀到會的江青在講話中，提到造反歌說：“造反歌，我想找一個作曲家，詩人幫你們忙，但是他們都在整風，不知他們誰能擔負這個任務。我的確是想把它流傳下去。國歌不就是田漢編的嗎？田漢是個叛徒。所以我很謹慎。你們先這樣唱著。”[4]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在事後新華社於21日播發（《人民日報》同日刊載）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兵”》中，有這樣幾句話：

 

“毛主席接見我們了！”好消息像閃電一樣傳開了。全體“紅衛兵”戰士沸騰了，大家齊聲高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這大概是官方傳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這首歌卻未能在官方傳媒中發表和播放，不過，因其旋律簡樸、節奏明快，歌詞大致能表達初期一部分青年學生的造反情緒，因此仍然不脛而走，迅速風靡全國，並成為初期各紅衛兵宣傳隊演出時的保留節目。

 

筆者當年曾見到紅衛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傳單上署名為“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彭小蒙”（筆者聞知彭小蒙大名即始於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紅旗的名氣所致（當時是不會有“版權”之爭的）。北大附中紅旗與清華附中紅衛兵同屬於那批得風氣之先，最早起來造反的“高幹子女”。隻是他們當時造反的目標與毛澤東的意圖有所不同，主要是為捍衛父輩打下的“無產階級江山”而打擊經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他們當時所聽從、所保衛的“黨中央”，也不是後來所說的“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是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在內的中共中央集體。後來這些高幹子女成為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成員，被打成“反革命”，也嚐到了被專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隨著“聯動”的被批判，加上歌詞中的“血統論”意味，逐漸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這首歌了。

1971年8月10日，周恩來在廣州友誼劇院觀看文藝演出時，詢問演出節目《毛澤東同誌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頌歌》的創作情況，表示不同意原歌詞稿中對土豪劣紳用“殺、殺、殺”的口號，說，練兵時可以用這種口號，但對土豪劣紳要有區別；都殺光了，就會變成盲動主義，犯方向路線的錯誤。[5]這個在唱歌中高喊“殺殺殺”口號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紅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

 

另一首較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見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階段的兩種不同版本。

 

前一個版本的《鬼見愁》原是宣揚“血統論”的“聯動”對聯，上、下聯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鬼見愁”是橫批。這幅對聯出現於1966年7月底，大約8月上、中旬被編成歌曲。據當時是北京地質學院附中高一學生的申曉輝在《文革日記》中8月17日的記載：“64屆三班李××是個編歌的人材，據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廁所時編出來的，現在已流傳很廣了。”[6]

 

後因“血統論”露骨地“違反毛澤東思想”，也得罪了廣大的普通群眾（特別是人數不少的曆次政治運動受害者的後代），“聯動”對聯不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眾的鄙棄。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講話中批判了這幅對聯。造反派便將這首歌改了歌詞，有了後一個版本：

 

    老子革命兒接班，

    老子反動兒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著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唱完後通常還要高呼幾句“誰要反對毛主席就滾他媽的蛋！就罷他娘的官！”有的還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腦袋（或稱“狗頭”）砸個稀巴爛！”一類口號。這個新版的《鬼見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於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眾性造反高潮時期。其不同於《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點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種高幹子弟引為自豪的“血統論”（“革命後代舉紅旗”、“黨是我們親爹娘”）的痕跡。因而更為許多沒有“好出身”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背上黑鍋、受到株連，長期遭受歧視甚至迫害的群眾所歡迎。1966年底，四川某工礦企業第一支職工造反隊到上級機關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因造反隊負責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長、“大黑幫”，“保守派”工人赤衛隊便在會場邊起哄，叫喊“狗崽子滾出去！”造反派則理直氣壯唱起這首新版《鬼見愁》，“正義”的歌聲使赤衛隊敗下陣去。

 

至於歌中罵人的話，則是從以“聯動”為代表的“老”紅衛兵那裏學來的。因為“老”紅衛兵中的高幹子弟們知道他們的父輩（特別是一些工農出身的軍隊幹部）不但平時愛“罵娘”，就是在中共高層會議上也會“罵娘”。為了表明自己是血統純正的“革命後代”，他們便不僅穿上父輩的舊軍裝，還學著像父輩那樣“罵娘”（連女孩子都如此）。盡管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對紅衛兵講話中多次勸告他們不要罵人，但因這一不良現象已被當成了“革命血統”的標誌，所以不僅未能得到糾正，反而還“普及”到了後來的造反派當中，成為一種時尚。當時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進一步罵道：“混蛋王八蛋，你睜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攔……”

 

繼造反歌之後出現了慷慨激昂的群眾組織戰歌。

 

自近代以來，一些宗教團體為了使信徒們產生認同感，常運用節日、聖人崇拜、曆史銓釋、定期集會及音樂、繪畫等手段來增加凝聚力。在這裏，無論是曆史還是音樂、繪畫，都已成為一種獨特的象征符號體係。這樣的符號體係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組織中也能看到。從1966年底到1968年紅衛兵運動的鼎盛時期，許多紅衛兵組織都創作了自己這一團體或自己這一派的“戰歌”，以及歌頌自己的造反紀念日（自定的“節日”）或“戰鬥曆程”（作出“曆史銓釋”）的頌歌。

 

當時最為走紅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應邀為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衛東》的“戰歌”譜曲，歌詞是衛東紅衛兵所作，頗有代表性：

 

紅旗飄飄，炮聲隆隆，文化革命戰火紅。衛東戰士邁大步，行進在革命的行列中。我們在鬥爭中鍛煉成長，我們在遊泳中學會遊泳。我們的紅司令是毛主席，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第二段前四句與第一段相同，後四句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奔向那共產主義錦繡前程。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紅衛兵永遠跟著毛澤東！”

 

在1967年1月奪權之前，重慶的造反派尚未分裂為兩大派，統稱為八一五派，當時曾流行過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戰鬥》，由“中央音樂學院赴川革命串聯隊”集體創作，歌詞第一段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戰鬥，可挨打，可挨鬥，決不低下革命的頭。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戰鬥，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決不丟！

 

第二段歌詞除“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戰鬥”一句不變外，其餘是：“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頭。”“打黑幫，破四舊，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有的群眾組織雖然沒有專門創作的戰歌，但是經常在廣播中播放和在集會上齊唱一首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自己組織意願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視為他們的“代戰歌”。如北京大學兩大派，“新北大公社”經常廣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現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歌頌毛主席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裏人》（千山那個萬水呀連著天安門，毛主席是咱社裏人……），以彼社代此社，試圖以毛澤東是“新北大公社”的人這一虛幻意願來自慰和打擊對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岡山兵團”則經常廣播那首“毛主席詩詞歌曲”《西江月·井岡山》，以示自己一派雖屬少數，但卻有如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堅守井岡山的紅軍，而對方盡管人多勢眾，也隻是反動的“敵軍”。清華大學的兩大派中，井岡山兵團屬掌權的多數派，自然不必以這首“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歌來鼓舞士氣，有人便創作了一首《井岡山戰歌》，歌詞為：

 

井岡山是造反的山，井岡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漢。舍得一身剮，敢闖閻王殿。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井岡山是紅色的山，井岡山人是紅色的英雄漢。忠於共產黨，跟著毛主席，徹底砸爛舊世界，創建紅色新江山。

 

但是這首歌並未得到“井岡山戰士”認同，因而也未能作為“戰歌”流行。清華大學另一派“四一四”則經常唱的是那首俗稱《完蛋歌》的“林彪語錄歌”。以這段林彪語錄譜成的歌，當時在各地有多種版本。但像清華大學“四一四”兵團這樣把它作為自己“戰歌”的，似乎並不多見。

1967年夏秋之際，各地造反派兩大派展開大規模武鬥。因中央文革領導人江青公開講話肯定“文攻武衛”口號，所以武鬥在“武衛”的旗號下變成了正義之舉。於是也就有了理直氣壯歌頌武鬥的歌曲。在江蘇省文藝界紅色造反司令部主辦的《紅色文化、紅色文藝戰線》第26號合刊版上就載有一首《文攻武衛之歌》，由江蘇文總省錫紅反團與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籌）《新上音》《革命樓》紅衛兵創作，歌詞有兩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衛，嗨，文攻武衛，我們快快武裝起來！

    江青同誌號召我們文攻武衛，我們再也不能天真爛漫。

    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垂死掙紮瘋狂十倍，

    他們血腥鎮壓革命派，我們手無寸鐵要吃虧。

    文攻武衛，嗨，文攻武衛！殺殺殺，嗨！

歌詞第二段隻有“江青同誌……”一句改成了“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林副統帥、中央文革”，其他與第一段同。

 

當時重慶兩大派以大型兵工企業生產的援外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各自搶占製高點，坦克上街，“艦隊”巡江，展開了炮火連天的全麵內戰。在重慶南岸黃山上原有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別墅，50年代改建為工人療養院，此時則被一派群眾組織占據作為武鬥據點，建立了所謂“黃山警備區”。對此武鬥據點居然也有自編歌曲《黃山戰歌》，歌詞大意為：

 

都愛黃山好風光，我愛黃山是戰場。山下長江炮聲響，山上鬆林紅旗揚。站在山頂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裝。毛澤東光輝思想來武裝，紅色江山萬年長，萬年長！

 

歌中唱的“山下長江炮聲響”，即指當時這一派以改裝艦艇組成的“長江艦隊”溯江而上與另一派在江岸上的幾處武鬥據點展開炮戰。時光流逝。不僅後人將不會想到當年曾有過這樣的“戰歌”，就連當年的造反派也沒有多少人能記得起這類歌曲了。

 

稍晚於“戰歌”，出現了“史詩”型的造反曆程頌歌。

 

由於受到文革前《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影響，在1967—1968年間，造反派組織自己編演的“史詩”型大歌舞一時成為風氣。

 

首都中學紅衛兵“四三”派於1967年初夏編演的大型歌舞史詩劇《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在北京公演達101場以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觀看了演出。7月1日，該劇進入廣播劇場攝像，由北京電視台進行了轉播。劇中的創作歌曲《我們和中央文革心連心》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多次廣播。[7]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傳媒中“露臉”的極個別的造反派創作歌曲之一。此歌發表在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海澱、西城委員會主辦的《中學紅衛兵》報第五期（1967年6月11日出版）上，歌詞是：

 

    山連山，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

    風再大，浪再險，我們和中央文革肩並肩。

    灑熱血，心甘願，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炮聲隆隆，吼聲震天，文化革命掀起狂濤巨瀾。

    革命造反派衝鋒陷陣，堅決把劉鄧徹底砸爛徹底砸爛徹底砸爛！

    山連山，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

山連山，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

 

當時還有另一首同題歌曲，是四川著名群眾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創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第七場《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是毛澤東對四川大動亂所作的評價）中的一曲《我們和中央文革心連心》，歌詞為：

 

巴山蜀水連北京，我們和中央文革心連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誌擎大旗。紅衛兵戰士永作您忠實的紅小兵！風險大，浪連天，革命的重擔挑在肩。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赴湯蹈火也心甘！山連水，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緊跟舵手毛主席，鬥私批修永向前！紅衛兵戰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變！

 

在1967年首都中學紅代會紅衛兵戰歌演出辦公室編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紅衛兵戰歌》中，有另一首內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鐵拳頭》，歌詞為：

 

像海邊的燈塔指引著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鬆無比勇敢堅強，光榮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實助手，光榮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英雄的紅衛兵革命意誌堅，心紅甘願排除萬難。大風浪裏跟著您，海枯石爛心不變。誓做您的鐵拳頭，徹底砸爛舊世界！敬愛的中央文革啊，我們永遠跟您心相連！我們永遠跟您勝利向前，勝利向前！

 

當時首都紅衛兵不僅編演了根據文革前蕭華作詞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原曲重新填詞的《紅衛兵組歌》，另外還創作了一個仿照《長征組歌》體例，詞、曲均由紅衛兵另行創作的《紅衛兵組歌》，由首都紅衛兵展覽館、中國人民解放軍4525部隊、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天津群眾藝術館東方紅戰鬥團集體創作。包括《革命烈火連天燒》、《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澤東》、《難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風點火革命大串連》、《跟著毛澤東，世界一片紅》等十二首歌曲組成。歌詞都很有時代特色。如《革命烈火連天燒》：

 

    毛主席親自批發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革命的烈火連天燒，連天燒！

    從渤海灣到戈壁灘，從黑龍江到海南島，

    鬥爭的火焰萬丈高，萬丈高！

    毛主席親自批發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吹響了文化革命進軍號！

    拿起筆，作刀槍，意氣風發膽氣豪！

    風在嘯，山在搖，革命造反殺聲高！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卷起紅色大風暴！

    把資本主義徹底埋葬，把修正主義連根拔掉！

    瞄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炮！開炮！開炮！

……

群眾組織編演大型歌舞之風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兩大派後，又各編各的。如四川成都的兩大派，紅衛兵成都部隊編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則編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眾組織自己的“戰歌”，多因其嚴重的標語口號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礙，大多沒有得到流傳。

 

在大歌舞熱潮中，也出現過一個並非歌頌造反派的造反曆程，而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編演的表現井岡山革命鬥爭曆史的大型歌舞劇《井岡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間傳到全國許多地方，其中第四場《紅色政權》中的《多少往事湧上心頭》，第七場《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樓的燈光》等歌曲，因藝術水平較高，曲調優美抒情，同時又沒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傳唱一時，頗為流行（筆者在文革結束30多年後還在重慶街頭聽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兩歌樂曲）。

 

造反派歌曲中還有不少五花八門的類型，如前文提到的為“林彪語錄”譜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後文將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詞”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現在看來十分荒唐，但在當年卻是頗為嚴肅地流行過一時的。例如，在1966年12月4日重慶發生了造反派衝擊會場造反，與正在集會的“保守派”工人糾察隊發生大規模武鬥的流血事件後，在混亂中傳開了“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謠言，一些造反派從火葬場強行拉走幾具屍體，認定為“造反烈士”，陳屍展覽，大造輿論，重慶文藝界造反派特地為此創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裏》，歌詞大意為：

 

讀著《毛主席語錄》想起了你，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裏？那天我們一起去開會，會場上我們卻失去了你，親愛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慶市委，你發言戳穿了陰謀詭計，你勇敢戰鬥，你英勇無比，誰知那一雙黑手把你青春奪去！……

 

因其曲調哀婉抒情，一時間到處傳唱。但當有關“烈士”的傳言被證實是無中生有後，這首歌也就銷聲匿跡了。

 

後來大規模武鬥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現了歌頌“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礙和一般群眾對武鬥的反感，這類歌曲多半隻在本派群眾組織的宣傳隊少數人中傳唱，難以流行。

 

    從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傳統教育和階級鬥爭教育的深刻影響。紅衛兵、造反派大多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充滿對鬥爭生活的向往，對為真理獻身、為正義犧牲的英雄壯舉的追求。隻可惜他們像堂·吉訶德一樣登錯了舞台。

    

   兩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專供“牛鬼蛇神”們唱的《嚎歌》。

 

因為沒有經官方傳媒公開發表，此歌在流傳過程中便被作了隨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種叫法，有的叫《認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隊隊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喪歌》。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動起來的人類劣根性登峰造極的“傑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裏，法西斯匪徒們也隻有過在留聲機播放的古典音樂聲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惡行，還沒有誰專門創作一首歌曲來折磨囚犯。這是中國音樂史上最恥辱的一筆。

 

著名劇作家曹禺在《已經忘卻的日子》一文中，寫到他上小學的小女兒小歡子唱《嚎歌》唱著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這個歌她覺得很有趣，孩子們都覺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我有罪……’小歡子高興地反複唱。”小歡子的姐姐不讓她唱，媽媽卻說，讓她唱吧，她不懂。後來曹禺被關進“牛棚”，被責令唱這首歌。曹禺寫道：“我之所以會唱，還是受小歡子唱的時候熏陶的結果。”[8]

 

著名演員新鳳霞曾專門寫過一篇《和溥儀一起唱“鬼嚎歌”》，寫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後，她所在的“勞改隊”有一天命令全體學唱《認罪嚎歌》。學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儀和原是評劇演員的新鳳霞兩人怎麽也唱不好，被罰出列練唱。“這一出來兩個人唱更糟了。我個子低，皇帝個子高，可我聲音高，皇帝聲音低，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詞隻有幾句：‘我有罪呀！哎喲！我該死了！哎喲！該死，該死，真該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喲，唉唉喲哇！罪該萬死了！……’”最後是連看管人員都隻好不讓他們再唱下去了，說“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馬思聰不堪文化大革命給予他的迫害，攜家逃離中國大陸。4月，馬思聰在美國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開講話。在這篇講話中他列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發指的各種淩辱，其中就包括強迫唱《嚎歌》。在被關押批鬥期間，“每天早上和晚上還要我們一起集體唱歌。這首歌叫《嚎歌》，歌詞是這樣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如果我不老實，／就把我砸爛砸碎！’”[10]馬思聰的這篇講話，被各國記者譯成多種文字，經眾多傳媒發表，因此《嚎歌》的惡名也就隨之傳遍世界。這大概要算當時在國外“名氣”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誰？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陳荒煤在一篇回憶另一副部長齊燕銘的文章中有一個說法：“一九六六年我們一同被關在文化部旁邊那個大廟裏，不知從哪裏送來了一首歌詞，硬要周巍峙同誌譜成曲子，並由他教唱。這個歌曲的全部，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記得，其中重複了兩句特別別扭的調子，就是：‘我有罪，我們是牛鬼蛇神！我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從陳荒煤的這個回憶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國人民誌願軍戰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譜寫的（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中記載：“據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說，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個學生在1966年8月作的……”[12]此說顯然不如陳荒煤本人親曆更具權威性）。強迫一個老幹部、作曲家譜寫這樣的歌曲，醜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牛鬼蛇神”，實在是一種殘酷的精神懲罰和折磨。在這裏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語：“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沒有完整記錄下這首特殊歌曲的內容（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中記錄的此歌詞曲是由兩個當年中學生在事隔三十餘年後回憶出來的，不是原版）。《嚎歌》現存的最完整最權威的版本，見於鄧小平題寫書名的《李伯釗文集》。該書第三部分《日記摘抄》中有李伯釗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幫”專政隊監督人員勒令寫下的《“改造”日記》，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記內容就是《牛鬼蛇神嚎喪歌》，有歌詞有曲譜，十分完整，還像一般發表的歌曲那樣標明了節拍為2/4，演唱風格為“哭喪地”。歌詞有兩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實交待死路一條，死路一條[13]

 

李伯釗是中共老黨員，紅軍時期著名的文藝宣傳幹部。文革前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其丈夫楊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之一。她受株連也被打成“黑幫”。《李伯釗文集》一書編者為這一則日記加注說明，這首歌是監督人員強迫“黑幫”專政隊唱的，擅長唱歌的李伯釗卻總是唱不好，監督人員罰她單獨唱，仍唱不好，就強迫她抄在日記本裏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這個日期。這天剛好是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紅衛兵作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開在世人麵前出現的日子。在此之前，盡管毛澤東在8月1日就寫了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於8月3日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看了這封尚未公開的信，但是當時正在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未肯定紅衛兵這種“史無前例”的群眾組織形式，全會通過的“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也沒有提到紅衛兵，連“造反”一詞也還沒有經官方傳媒公開肯定而流行，尚未形成後來那種控製各單位局勢的“造反派”。

 

由《李伯釗文集》推斷，《嚎歌》應在紅衛兵等造反組織公開大量出現之前即已存在，那時各學校黨委有的已靠邊，有的還未完全靠邊，文革運動先由上級黨委派來的工作組（7月底、8月初陸續撤銷），後由全體“革命師生”（在工作組或上級黨委指導下）按照《十六條》的規定以所謂“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選舉的“文革籌”一類機構進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級黨委的領導。那時的“黑幫”，一般都是經工作組或報經上級黨委批準（或默認）的，“黑幫”專政隊實際上是先在工作組後在“文革籌”控製下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就曾於1966年8月20日給武漢大學“校文革”有關建立紅衛兵組織的指示中說到：紅衛兵“成立後學校糾察隊不要了，可以擔任維持學校秩序、治安保衛、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謂“管理右派”實即管理“黑幫專政隊”）。這首《嚎歌》實際上應是文革初期左傾路線的產物。其“版權”似不應屬於後起的群眾性紅衛兵、造反派。因此筆者未將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類。

 

類似於《嚎歌》這樣的“歌曲”，有些地方還有新的“翻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鑄成了中共黨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筆者當時在四川省內江市目睹過一個難以忘卻的場麵：造反派押解著浩浩蕩蕩的一大群“牛鬼蛇神”遊街示眾，多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爺，還有拄著拐棍顫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腳老太太。押送者少，示眾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遊街隊伍最前麵是一個“牛鬼”敲著一麵破鑼，後邊一個“牛鬼”斜抱著一個竹紮紙糊如真人大小的劉少奇模擬人像，上書“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再後邊是幾個“牛鬼”抬著一口紙糊棺材，棺材上也寫著同樣的文字……整個隊伍在造反派監視下邊走邊拖聲唱著：“劉少奇，垮了台，兒子兒孫哭哀哀……”唱的是四川舊時民間死人後哭喪的調子。造反派此舉無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社會基礎”。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種“地方版本”吧。

 

在劉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後，還出現了一首配合中央決議的歌曲《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

 

    這首歌中，除了開頭的“怒火在燃燒，鐵拳高高舉”兩句外，全是給劉少奇強加的罪名和“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還有什麽“反動透頂”、“罪大惡極”，什麽“撤銷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他的黨籍”等等。此歌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後邊幾句，在唱“打倒叛徒劉少奇”、“打倒內奸劉少奇”、“打倒工賊劉少奇”這三句之間，都要高呼口號“打倒劉少奇”，在唱完最後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劉少奇”之後，還要連呼四聲“打倒劉少奇”。[15]此歌被選入當時的一些中學“革命文藝課”教材，讓青少年學生們放聲高唱。可見當時進行政治迫害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沒有聽說過蘇聯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沒有聽說過匈牙利有“打倒納吉”的歌。在黨內鎮壓所謂“反黨集團”並非中共的獨創，但在鎮壓中特地炮製一首歌曲來配合，卻似乎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這首歌雖然載入了官方編印的學生課本，但卻未能收入後來官方編印的《戰地新歌》之類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廣播電台中播放過。

    

    狂熱的領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領袖崇拜在中國大陸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當時歌頌毛澤東的歌曲真是鋪天蓋地，不可勝數。其中最重要的歌曲當首推《東方紅》。

 

《東方紅》由一首民歌小調被推上“聖歌”地位並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開了頭。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歌曲的《東方紅》越來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誰作出的規定，當時無論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和國慶節、五一勞動節慶祝集會上，毛澤東都是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出現在公眾麵前，這成了他的一種特權（這是要使許多封建帝王也自歎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時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東方紅》，第二首才是《國際歌》。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影響最大、最快的官方傳媒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早上的開始曲是《東方紅》，每天夜間則以《國際歌》結束。然而，當時很少有人想到這裏邊極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一首卻又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這種極具諷刺意味的矛盾現象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之後。

 

《東方紅》歌曲在文革中的影響是後人難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舊”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學和外地的學生一起組織了“東方紅籌委會”，籌備將北京市改名為東方紅市，周恩來得知後叫北京市委和國務院辦公廳勸阻學生取消了這一計劃[16]。後來有人又提出在廣播電台報時的時候要播放《東方紅》樂曲和“毛主席語錄”，受到周恩來批評，說“這樣做是強加於人。不但強加於世界人民，也強加於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動。強加於人等於自殺，這有損於毛澤東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國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卻又專門安裝了播放《東方紅》樂曲的裝置，為了保證這一裝置不出故障（不在該播放時不發聲或在衛星墜落時才播放），不犯“政治錯誤”，專家們不得不多費了許多心血，終於保證了衛星發射後順利播放《東方紅》樂曲──這豈止是強加於全世界，簡直可以說是強加於全宇宙了。這年7月初，有中央負責人在接見部隊文藝工作者時說：《義勇軍進行曲》是我們的國歌，《東方紅》是我們的黨歌。而當時被中共稱作背叛了馬列主義的“蘇修”的蘇聯共產黨在1944年便已將《國際歌》定為他們的黨歌。這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巴金在《隨想錄》中曾這樣回憶到《東方紅》樂曲在文革中給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場內奏起了《東方紅》樂曲。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可是在那些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栗，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18]

地位僅次於《東方紅》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紅旗》雜誌選載的“幾年來在群眾中比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為第一首。從歌詞中即可以看到當時一般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崇拜已經達到迷信的程度，傳達出後來在文革中達到狂熱頂點的領袖崇拜的先聲。而這正可以說明那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浩劫決非個別邪惡人物的品質所決定，而有其更為深層的社會根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並非隻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籠罩中共全黨的一種思潮。人們最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許多群眾集會上，最後都要由周恩來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當年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記錄電影片中就有這樣的鏡頭。

 

文革初期由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兼秘書局局長的童小鵬，在回憶錄中談到了有關這首歌的一件事。1967年1月，中央辦公廳“紅色造反團”在汪東興支持下宣布奪了童小鵬的權，10月，童小鵬被送進汪東興辦的學習班。“汪東興搞這個‘學習班’，就是組織一批‘造反派’對‘楊家死黨’（他們把同楊尚昆關係密切的人都打成‘楊家死黨’）及‘走資派’、‘特務嫌疑’，實行非法的‘專政’。有一次，‘學習班’的領導人召開大會，未經法律手續，居然宣布中辦俄文翻譯閻明複是裏通外國的‘楊家死黨分子’，當場逮捕。當大會結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時，居然宣布‘楊家死黨’的人不能唱。我自認不是‘楊家死黨’，跟著唱，遭到‘造反團’的人的批評。我當然不服，提出了抗議。”[19]能不能唱這首歌竟成了一種政治權利。這也算得上是音樂史上史無前例的事情吧。

 

作家王火在長篇文革回憶錄《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寫到他對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聽每日必唱的。直到現在，隻要回想一下這歌聲，就能使人想起當年‘文革’中那種紅色瘋狂泛濫的歲月。”[20]

 

在林彪事件發生，領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溫之後 ，這首歌還在中央高層引發過一場衝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來陪同前來中國訪問的法國總統蓬皮杜出席專場文藝晚會。晚會結束時，外交部禮賓司經請示周恩來，將一向作為終場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臨時改為李劫夫譜曲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對此，在場的江青大為不滿，責令參加文藝晚會演出的中國舞劇團作出檢討。次日，中國舞劇團負責人劉慶棠等寫信給江青，說明“總理指示”的經過，14日，江青寫一長信給張春橋、姚文元和吳德，提出：“在這種場合下犯這樣的錯誤，實在令人氣憤”，“這是為林彪一夥翻案的行為”。[21]為什麽演奏一首樂曲會被說成是“為林彪一夥翻案”？原來，《我們走在大路上》係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詞作曲的流行歌曲，據說毛澤東也很欣賞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紅旗》雜誌選載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兩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林彪事件發生後，李劫夫被說成是“林彪集團成員”，從最走紅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為“反革命”。是周恩來不知道李劫夫已經倒黴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還是周恩來對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張因人廢曲？或是考慮到毛澤東喜歡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會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現狀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也是文革中幾乎人人會唱的一首頌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的戰歌，原名《跟著毛主席永遠革命》。原詞由南開大學外文係65級學生曹宏嶺創作，並由他在北京請李劫夫譜曲。後來歌詞不知被何人換成了電影紀錄片《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中的幾句解說詞，從紅衛兵向毛澤東表忠心的歌變成了普遍適用的領袖頌歌，

 

    （原詞）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是您的紅衛兵，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豪邁的歌兒唱給您聽。哎──想起您的教導心明眼亮，跟著您前進步伐永不停。我們誓死跟著您老人家永遠革命，永遠革命，永遠革命！

    （新詞）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哎──千萬顆紅心在激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我們衷心祝福您老人家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從“誓死永遠革命”到“祝您萬壽無疆”，這一變化正表明了當時廣大群眾那種樸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覺間演變成了狂熱的宗教信仰。

 

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戶曉，風靡一時。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熱潮中，它是各地用來編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後，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認為與林彪集團有牽連而遭審查，他創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戰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沒有選入曾在文革初期獨領風騷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騰奧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詞個別字句略有變動，具有蒙族民歌風格，節奏徐緩，旋律優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節奏歡快、熱情奔放大為不同，在其問世時，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廣大群眾已從初期的狂熱走向彷徨、厭倦，因而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風格而受到廣大群眾喜愛，流傳甚廣。在90年代中期風靡了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由台灣拍攝的收視率極高的電視連續劇《包青天》中，竟“風馬牛不相及”地將此歌樂曲用在其《屠龍記》一集中作為背景音樂。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中，也有擁護文革的“老外”創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發表了署名“幾內亞國立佐利巴舞蹈團貢特·福德等演唱”的《戰鬥的非洲歌頌毛澤東和他偉大的事業》，歌中稱頌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爭取解放勝利的戰鬥號角”、“普照宇宙的光輝思想”。《解放軍歌曲》1968年第3期發表了署名“緬共同誌集體創作”的“緬甸革命歌曲”《歌唱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歌中唱道：“毛澤東，世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緬甸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思想燦爛的陽光，給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緊緊掌握毛澤東思想，世界無產者拿起刀槍。戰必勝，攻必克，毛澤東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當時出版的歌曲集中，還可以見到日本、蘇聯等“帝、修、反”國家的“革命者”創作的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但沒有作者姓名和歌曲來源，歌詞千篇一律，旋律也無外國特色，未見流傳，有可能是偽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時候，紅衛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過一首文革前“黑線專政”時的創作歌曲《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首歌是為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專門創作的，表現的是中共黨內“毛主席革命路線”遭到左傾錯誤路線打擊，革命受到挫折時紅軍戰士對毛澤東的想念之情，曲調柔婉、抒情，與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諧調。但它能夠宣泄紅衛兵、造反派在受到打擊或感到壓抑時的苦悶情緒，並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廣泛流傳。

 

滑稽的是，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軍總政歌舞團團長時樂濛，當時已被揪出打倒。而這首歌卻仍然到處流行。後來時樂濛談及此事時感到“啼笑皆非”，他說：“這些‘革命者’唱著我這個‘反革命’寫的歌，批鬥我這個‘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2]

 

除去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外，當時還出現了歌頌“副統帥”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頌林彪的歌，最有影響的是《以林副統帥為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這首歌流行於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歌名下標明是“隊列歌曲”，即軍隊中用作齊唱的歌曲，可見當時在“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統帥直接指揮的”解放軍中，每個戰士都得唱這首歌。它曾經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複廣播，家喻戶曉，還被選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學革命文藝課”教材。但如今記得起這首歌的人已經很少，這是一首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的歌，歌譜前邊有一大段朗誦，用的就是典型的“時代語言”：

 

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最高，對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緊最緊最緊，毛主席著作學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們要以敬愛的林副統帥為光輝榜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永遠忠於毛主席！

 

此歌歌詞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後風行的所謂“三忠於、四無限”活動中的口號。第一句是“以林副統帥為榜樣，永遠忠於偉大的毛主席”（後兩段分別是“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後邊就是一些當時流行的四字口號，如“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努力學習，忠實執行，熱情宣傳，勇敢捍衛”，“堅信不疑，堅定不移，鬥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頌江青的歌不如歌頌林彪的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澤東親自帶頭“大樹特樹”起來的，而毛澤東對江青則始終沒有表示過“大樹特樹”的態度，因而官方傳媒未敢對歌頌江青的歌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

 

不過，在1967年5月，有過一次歌頌江青的熱潮。因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官方傳媒於5月10日公開發表了江青的《談京劇革命》（1964年7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紅旗》雜誌為此發表了社論，稱“京劇革命的勝利”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紀元”。5月下旬又連續發表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和《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同時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個“樣板戲”。在北京、上海的紀念活動中，陳伯達、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發表了吹捧江青的講話，說江青“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是“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就在這一次吹捧江青的熱潮中，出現了歌頌江青的歌曲。

 

在這次紀念活動中，首都陸海空三軍機關兩派群眾組織為獨自舉行紀念演出以爭功邀寵，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這兩派群眾組織中，“首都三軍革命造反派”造反較早，批鬥過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因其敢衝敢闖，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紅衛兵首都三司一樣被視為“中央文革鐵拳頭”，另一派“首都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對吳、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態度，因而得到他們支持。這一派違背周恩來關於希望兩派聯合演出的指示，單方麵於5月13日搶先演出，“三軍革命造反派”聞訊後，在紅衛兵首都三司支持下衝擊會場“造反”，發生嚴重武鬥事件，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反革命的打砸搶”，“三軍革命造反派”從此被打成“打砸搶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稱為林彪集團初步形成的標誌之一。

 

事發後，江青轉而支持“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並與林彪、周恩來等人一起觀看了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這次演出中，出現了一首歌頌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樂出版社將這次演出節目的文字及歌譜正式出版，名為《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第一次印刷印數為310300冊），署名由“陸海空三軍駐京部隊無產階級革命派文體戰士聯合演出委員會集體創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個節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第六個節目是一段歌頌江青的朗誦，第十一個節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後一個節目是歌舞《向江青同誌學習》，歌詞的主要內容是：

 

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江青同誌對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江青同誌對毛澤東思想無限忠誠。她毛主席著作學的最好，為革命而學，為革命而用，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紅旗，揪出了黑線，牛鬼蛇神現原形。為發展無產階級文藝事業，她百折不撓，忠心耿耿，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戰功。她是黨的好兒女，人民的勤務員，青年的好榜樣，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這首歌似乎沒有流傳。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紙黑字保存下來，後人將很難想到當年曾有過這樣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誕年月的“重新填詞”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譜重新填詞以“舊瓶裝新酒”，在中國革命曆史上是經常出現，十分普遍的現象。北伐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歌》、《少年先鋒隊歌》，紅軍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等，都是借用舊有歌曲的曲譜重新填詞而成。

 

在文革中成為莊嚴神聖的頌歌的《東方紅》，也是一首“重新填詞歌曲”。原歌是晉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詞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哼兒咳喲，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調。在延安時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詞改成反映抗日內容的《騎白馬》，隨後一個小學語文教師李綿綺又重新填詞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範李有源唱出來。以後又由參加挺進東北幹部團的文藝幹部隊的公木等重新填詞，由東北文工團首演，正式定名為《東方紅》。[23]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詞歌曲有民間自製的和官方組織的兩種。

 

1967年5月，首都紅衛兵中原屬“聯動”一派的“老紅衛兵”，在“聯動”遭批判，“老紅衛兵”的功績被否定的情況下，以101中學紅衛兵為主，編演了大聯唱《紅衛兵組歌》。以文革前部隊文藝工作者創作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的曲調重新填詞，由《誕生》、《造反》、《反工作組》、《見毛主席》、《八月風雷》、《串連》、《長征》、《爬起來再前進》、《反劉、鄧》、《望未來》等歌曲組成。重新填進的歌詞充滿那個時期的特色，如“砸爛八股舊學製，橫掃黑幫立奇功。黨給一身造反骨，唇槍舌箭殺氣騰”、“革命方知擔子重，造反更覺主席親”、“鋼氣節，英雄膽，灑熱血，捍江山”等。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動組織”的“聯動”劃清界限，要“爬起來再前進”，歌中還有“怒斥聯動狗叛徒”、“開天辟地頭次幹，跌跟頭是常事情”的詞句。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詞歌曲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聯動”的“唯我獨革”及“紅色恐怖”等行為得罪了群眾中的大多數（不僅因保老幹部而得罪了毛澤東與中央文革），所以這些歌曲很難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傳。

 

在文革前、中期廣為流行的一首《遠飛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詞而成的。原詞是：“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封信兒到北京，翻身的人兒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將“翻身的人兒”改成了“造反派戰士”，重新填寫的第二段歌詞是：“親愛的毛主席，請您放心。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闖，造反派戰士永遠忠於您，忠於您！”各地還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戰士”，而唱本派組織名稱“×××戰士”。這首歌哀婉憂傷的曲調在當時一片火辣辣的歡呼聲、打殺聲的歌壇上顯得十分特別，又頗能宣泄造反派在受到壓製時的苦悶心情，因而較為流行。

 

1967年初，武漢出現過一首重新填詞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為1946年流行於東北野戰軍中的一首二部輪唱歌曲《說打就打》：

 

    （原詞第一段）

    說打就打，說幹就幹，練一練手中槍，刺刀手榴彈。瞄得準來投也投得遠，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膽寒。抓緊時間加油練，練好本領準備戰。不打垮反動派不是好漢，打他個樣兒叫他看一看！

    （新詞）

說抓就抓，嘿！說幹就幹，殺！揪住王任重，鬥倒鬥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槍打出頭鳥王任重！我們舍得一身剮，敢把王任重拉下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給保皇派看一看！

 

武漢造反派的重新填詞歌曲後邊，照例還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氣死保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口號。

 

同樣是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區造反派與“保守派”產業工人戰鬥軍的武鬥中，造反派隻作了簡單改動，許多詞句未動，隻將原詞中的“瞄得準來投也投得遠，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膽寒”改成了毛澤東詩句“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將“練好本領準備戰”改成“練好本領打老產”，將“不打倒反動派不是好漢”改成“不打倒產業軍不是好漢”。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過這樣類似的唱法，隻是將“反動派”改為唱歌者要打倒的當地某派群眾組織名稱。

 

造反派的這種重新填詞歌還越出了國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於“解放全人類”的狂熱夢想，或因在國內遭到政治迫害的紅衛兵，越過中緬邊界，參加了緬甸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當時緬共的一些傷員被送到中國境內治療，緬共派來慰問傷員的宣傳隊幾乎都是原中國紅衛兵，唱的也多是中國文革中的流行歌曲，隻是重新填寫了歌詞。如《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歌中的原詞“贛江邊，你率領我們反圍剿，殺敗蔣匪百萬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邊，你率領我們反圍剿，殺敗奈溫百萬兵”等等。

 

    隨著文革的深入，打擊麵擴大，政治迫害加深，群眾中的反感越來越強，便流行開了一些雖不公開演唱但卻廣為流傳的，對現實進行戲謔、嘲諷的重新填詞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語錄歌”《永遠學習‘老三篇’》改了詞。

    （原詞）

    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詞）

包穀麵，不但戰士要吃，幹部也要吃，包穀麵，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穀麵，作為細糧來吃，哪一級，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農業現代化，支援農業現代化。

 

這首重新填詞歌傳遍全國各地，但歌詞“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傳體長篇紀實小說《血色黃昏》中記載，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知青所唱的不是“包穀麵”，而是“棒子茬兒”，“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兒作為雞蛋糕來吃”。雞蛋糕與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強烈了。

 

1968年底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後，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詞歌曲。多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詞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稱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隊歌曲《我和班長》，原詞為：“班長拉琴我唱歌，歌聲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鄉風光好，再唱咱連隊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來唱歌多快活……”重慶有知青將詞改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窮作樂。知哥不娶向陽花，知妹不嫁土農豁。”（“向陽花”即農民，語出文革前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農豁”是一些知青對農民的戲稱，又作“農豁皮”。）還有一段是“隊長偷雞我偷鍋，我跟隊長‘打平夥’（即湊份子共餐）。隊長的姐姐嫁給我，我是隊長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這樣的歌來宣泄苦悶和自娛自慰。

 

從1968年10月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大批機關幹部被下放到所謂“五七幹校”進行變相勞改，不僅強迫幹部們從事許多毫無意義的懲罰性繁重勞動，而且繼續進行亂揪亂鬥的“階級鬥爭”。這一大規模迫害幹部、摧殘人才的作法，當時卻被稱作“光輝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頌。著名作家陳白塵在回憶那一段生活的《雲夢斷憶》中回憶說：

 

我們連裏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邁大步”，是天天聽到的，可是每次聽到“邁大步”三個字，不知怎地，我總想起幼年時候在我那小縣城裏走街串巷“賣大布”的山東人的叫賣聲。自然，這一聯想裏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識，盡管我每周都寫一份“思想匯報”，坦白說，這些思想是沒有寫進去的。[24]

 

把“邁大步”暗自想成“賣大布”，這可以算作一種不公開的“重新填詞”。這樣的“重新填詞”當時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紅旗》雜誌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詞的“革命曆史歌曲”5首，包括《工農一家人》、《畢業歌》、《抗日戰歌》、《大刀進行曲》、《戰鬥進行曲》。《紅旗》編者在“關於重新發表五首革命曆史歌曲的說明”中稱：“今天，在毛主席無產階級文藝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這些革命曆史歌曲重新填寫和修改歌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歌詞從階級觀點出發，突出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突出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突出了工農群眾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調得到更好的體現，也更切合於當時革命鬥爭曆史的實際情況。”隨後，又陸續推出了一批“革命曆史歌曲”和“革命曆史民歌”。這些歌曲的出現有複雜原因，把持文藝宣傳大權的江青一夥是為了顯示“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而廣大音樂工作者則是為了設法讓更多的優秀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見天日。因此這批歌曲的重新填詞使雙方都煞費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戰地新歌》中，就選進了“集體重新填詞”的10首“革命曆史歌曲”和5首“革命曆史民歌”。曆史可以“重新填寫和修改”，這是文革前就已經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975年紀念聶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時，兩位音樂家作曲的許多歌曲又被官方傳媒以重新填詞的形式推出。在紀念音樂會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詞的歌曲。當時還曾打算將著名的《黃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詞，如將其中《保衛黃河》歌中的“風在吼，馬在叫”改成時髦的“紅旗飄，軍號響”，因遭到周恩來反對而作罷。原詞作者張光年（光未然）在當時形勢下也曾想建議改掉已被批判為“美化國民黨統治”、“醜化中國人民”、“宣揚投降路線”的一些歌詞，“考慮《黃河》歌詞作個別字句的修改。《黃水謠》改三字（“喜洋洋”改為“種田忙”）。《黃河怨》改七字（“命啊這樣苦”改為“夜啊這樣長”，“我和你無仇又無冤”改為“我和你相隔萬重山”）。”後與演出指揮者李德倫商量後，才收回了修改意見。[25]

 

這批歌曲中，有的不僅被重新填詞、改詞，甚至連歌名也被改變了，如由孫師毅作詞、聶耳作曲的《開路先鋒》，被重新填詞後改名為《工農革命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打長江》，重新填詞後改名為《工農一家人》。塞克作詞、冼星海作曲的《救國軍歌》，重新填詞後改名為《抗日戰歌》。若隻看歌名，真不知那是曆史上的什麽歌了。這些重新填詞的歌曲，不僅完全不顧原歌的時代背景，塞進了大量打著文革烙印的標語口號，甚至根本不管語意是否通順。僅舉這些重新填詞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畢業歌》為例，即可見一斑：

 

    （原詞）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作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的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新詞）

同學們，大家起來，奔向那抗戰的前方！聽吧！抗戰的號角已吹響，看吧！戰鬥的紅旗在飄揚。我們跟著共產黨，拿起槍！我們誓死保衛祖國的邊疆，我們決心把侵略者徹底埋葬。我們要和工農在一起，築成那鐵壁銅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迎接那民族解放勝利的曙光。前進，前進，軍號已吹響。同學們！同學們！快行動起來，奔向那抗戰的前方！

 

在新詞中，“保衛祖國的邊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勝利的曙光”是非常明顯的矛盾（若僅是祖國的邊疆遭到入侵，怎麽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當時是顧不上這些的。

 

這段曆史似乎已經被人遺忘。近年一部寫田漢的傳記中，寫到田漢於1968年12月10日冤死獄中之時，“鬼使神差一般”，廣播中響起了他作詞的《畢業歌》，作者還發揮說：“當權者播出這首歌，大概是為了鼓勵那些狂熱過後的青年學生沿著他們的極左路線去‘繼續革命’。”有的報刊特地以“《畢業歌》為他送行”為題摘發此段內容。但是這一戲劇性細節的真實性卻令人懷疑。熟悉當時情況的人都會知道，那時官方的廣播絕不可能播放田漢作詞的歌（連《國歌》也已不準唱詞而隻能播放樂曲）。造反派的廣播也很難播放“大黑幫”作詞的歌曲（何況此時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實現解散組織的“大聯合”，派性組織廣播站已撤銷）。而重新填詞的《畢業歌》此時又尚未出現。

 

這種惡劣的重新填詞風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之後，竟落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頭上。

 

    因某些領導者堅持“兩個凡是”，繼續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線”，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漢遲遲未能獲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也遲遲不能演唱歌詞。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電影解禁公演時，影片中唱《國歌》那一場被改成了隻聞樂曲聲，隻見表演者們不斷張嘴而無歌聲的怪誕場麵。1977年6月由音樂出版社出版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歌曲集》中，也刪去了原有的詞曲一體的《國歌》，而用了一個《國歌》的“管樂縮編總譜”來權充“歌曲”。更為嚴重的是，1978年3月5日，莊嚴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還通過了重新填詞的《國歌》，新詞是：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被改得麵目全非。使田漢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一年多之後還被加上不應有的一筆。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整整四年之後，田漢（於1979年4月）獲得平反昭雪兩年多之後的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才通過決定，恢複了《國歌》原詞原貌。“新詞”連同“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理所當然地被人民拋棄。如今已經沒有幾個人能記得那些“新詞”了。

 

    李慎之先生在《隻有一個顧準》一文中說了這樣一段很有見地的話：“曆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2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遭遇，就是一個沉重的例證。

    

    封閉時期的外國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國歌曲幾乎全部被批作“反動”、“黃色”、“封資修”，遭到查禁。官方傳媒中外國歌曲幾乎絕跡。

 

但是，有一首法國歌曲“一花獨放”，成為例外，這就是《國際歌》。這首歌在文革期間廣播電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眾集會上通常作為終場歌曲齊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異彩”，原來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把它當成了批判林彪集團的武器，要求全黨大唱。他在南巡列車上還親自同護士、服務員一起唱這首歌，並且唱一句講解一句。此事傳達出去後，唱《國際歌》便成了一項嚴肅的政治活動。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澤東一人外全部讚同設國家主席，全會上絕大多數中央委員擁護林彪的報告，但毛澤東以“救世主”自居，堅持“唯我英明”的個人獨斷，毫無道理地推翻集體意見，將“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定為“反革命綱領”，迫使廣大中央委員紛紛檢討“上當受騙”。另一方麵，毛澤東卻又要大家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要求人們通過唱《國際歌》來批判“陳伯達一類騙子”宣傳的“天才論”、“英雄史觀”……這大概要算毛澤東在文革中最難以自圓其說，最自相矛盾的舉動之一了。

 

唱外國歌曲當時幾乎等同於“資產階級思想”，甚至會被看成“反革命”行為。但是，異國情調的歌曲總是對歌曲愛好者們有著特別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群眾總有辦法找到逃出禁錮的“缺口”。

 

當時與中國關係說得上親密的隻有一個阿爾巴尼亞。於是，隨著阿爾巴尼亞訪華文藝團體的演出增加，一些阿爾巴尼亞歌曲便得到流傳。除去那首阿爾巴尼亞人作曲的“毛主席語錄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廣為傳唱外，當時流傳的還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鎬，一手拿槍》、《越南，阿爾巴尼亞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譯家陳原在《知己能吃麽？》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歌時，動情地回憶說：“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喜歡那首由那時的‘知己’作曲家譜的小曲。‘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那首歌真情，樸素，優雅……在那動亂的十年間，這首充滿激情的短歌（難道那時還有別的動情的歌麽？）伴我度過多少個迷惘的黃昏啊！”[27]有的音樂學院學生，為了滿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爾巴尼亞歌曲”為掩護，譜寫一些外國味的歌曲來傳唱。不過這種偽作很少得以流傳。

 

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少許外國電影開始上映。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朝鮮電影《賣花姑娘》、《軋鋼工人》等影片上映後，片中的歌曲也隨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蘇聯電影隻有斯大林時代拍攝的兩部：《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其中沒有作為插曲的歌曲，否則也會隨電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黃昏》一書中把內蒙知青唱的蘇聯歌曲“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誤記為《列寧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實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蘇聯話劇《保爾·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間，還流行過一首詞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國歌曲，即由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創作的《懷念中國》（一譯《懷念你，中國》）。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訪期間，柬埔寨國內發生軍事政變，西哈努克應中國政府邀請來到北京居留並領導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直到1975年柬埔寨首都金邊獲得解放後，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國家（但很快就遭到“紅色高棉”背信棄義的監禁）。在居留北京期間，盡管當時中國政府麵臨文革帶來的大動亂，但對西哈努克等人仍竭盡可能地照顧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間，自然是通過有關部門的批準，中國大陸流行開了《懷念中國》這首歌曲。歌詞大意是：“啊，親愛的中國啊，我的心沒有變，我永遠把您懷念。啊，親愛的中國……”

 

據西哈努克回憶，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陳毅等陪同他乘船遊覽長江三峽時，他被兩岸美景所陶醉而寫下的。他說：“這是我獻給中國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來對這首歌似乎情有獨鍾。1973年，我在對柬埔寨解放區進行視察返回北京之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專為我舉行了一個有600人參加的大型宴會。席間，中國的軍樂團便奏起了我的這首《懷念你，中國》，曲調輕快流暢。一聽到這首曲子，周恩來便停了進餐，居然隨著樂隊哼起歌來。”[28]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嚴厲批判，被打成“軟綿綿、輕飄飄”的“資產階級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間，這首歌怎麽會“情有獨鍾”地獲準公開流行？與這一矛盾現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當中共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中共第二號領袖人物劉少奇已被宣布永遠開除出黨的時候，1970年5月，毛澤東竟向自稱是“不懂共產主義”、“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親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資格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從現在起，請考慮做一個共產黨人吧。”[29]對號稱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共產黨進行這樣的“吐故納新”，實在是令常人難於理解的。

    當時在群眾中，受批判的外國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下鄉後，知青們更是公開地唱起了曾被他們自己批判和唾棄過的外國歌曲。

    

    離經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識青年”作為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個專有名詞，特指被下放到農村去的城市學生青年，它並非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間，就已經有上百萬知識青年被下放到了農村。但是“知青歌曲”卻是文革的產物。

 

嚴格說來，所謂“知青歌曲”，隻是由文革中、後期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創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嚴厲的“階級路線”桎梏下，他們升學無門，就業無路，隻得到農村去另謀出路。他們從在城市被壓製、被歧視的處境變成“新式農民”，沒有太強烈的失落感；他們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統教育及自身家庭社會地位的限製，多不敢亂說亂動；再加上那時毛澤東對知青到農村去強調的還不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他們還充滿對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們中沒有出現過後來的這種“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澤東的一段“最高指示”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勞動改造的運動。這一運動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稱為“革命小將”，充滿狂熱的革命幻想的中學紅衛兵們，驟然跌落到社會底層，淪落於苦難的深淵。對他們在社會地位上這種強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過紅衛兵揪鬥的楊絳先生有一段生動的記敘：“……上山下鄉後的紅衛兵，我在幹校時見到兩個。他們住一間破屋，每日揀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類當飯吃，沒有工作，也沒人管，也沒有一本書，不知長年累月是怎麽過的。我做‘過街老鼠’的日子，他們如餓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幾何時，他們不僅脫去了狼皮，連身上的羊毛也在嚴冬季節給剃光了。”[30]

 

在飽嚐了人世的辛酸之後。這些當年豪情滿懷的“舊世界的批判者”們，曾在“破四舊”中怒斥一切輕歌曼舞，將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貶為“靡靡之音”、“封資修黑貨”，此時麵對殘酷的現實和毫無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對當初“造反”的反叛，創作了許多與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馳、離經叛道的知青歌曲。這些歌曲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哀歎知青生活的苦難，一類是對社會現實的戲謔、嘲諷。

 

在當時嚴酷的文化專製和思想禁錮下，這樣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發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傳唱或手抄本半公開流傳。再加上地域和農村交通、通訊條件的限製，各地知青往往隻限於傳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沒有出現像當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樣流行全國、造成廣泛影響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開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還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詞而成，因而被當作“反動歌曲”或“黃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軒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鄉》，由在江蘇省江浦縣插隊落戶的南京市66屆高中畢業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際創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願去了新疆的校友創作的《塔裏木，我的第二故鄉》為基礎，改編了音樂，重寫了歌詞。歌詞第一段是回憶南京古城：“雄偉的鍾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第二段抒發人生轉折的感慨：“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複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麽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第三段敘述“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盡管歌中也有“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這樣的文革豪言壯語，但通篇彌漫著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滅感。在流傳過程中，歌詞又增加了有關愛情和友情的段落。

 

這首歌很快由南京傳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帶到了黑龍江。兩年後，隨著一些知青的入伍當兵，這首歌還流傳到南京、石家莊等地的一些軍營，隻是歌名改成了《可愛的南京》等。不知經過什麽渠道，這首歌甚至傳到了蘇聯。

 

    1969年8月，任毅的一個因殘疾而留城的同學，在安裝半導體收音機進行調試時無意中聽到了莫斯科廣播電台在播放任毅的這首歌。他趕緊告訴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時間到他那裏，果然收聽到了由莫斯科廣播電台播送的這首歌，蘇方將它處理成男聲小合唱，改名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當時“美帝”、“蘇修”是中國“革命人民”的兩大凶惡敵人，歌曲在“蘇修”電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來減輕“罪行”，但有關單位尚未引起重視，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張春橋下令設立專案，任毅才被逮捕。就為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個史無前例），後經省委負責人開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監獄。在關押期間，任毅還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會”上去“陪殺場”（犯人誰也不知道將宣布死刑的名單上有沒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殘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後的“戰地新歌”

    

在文革中、後期，喧囂一時的造反派歌曲已經連同造反派組織一起退出曆史舞台，“毛主席語錄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隨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宮”，領袖崇拜歌曲也隻剩下歌頌毛澤東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壇，開始出現了經官方認可的少數新的創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戰地新歌》，書名出自毛澤東的的詩句“戰地黃花分外香”，以示這些誕生於文革戰鬥中的新歌比以往的舊歌更“香”。這是文革時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尋常之處，在於選編者是“國務院文化組革命歌曲征集小組”，而選編與出版此書，則是為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這自然成了當時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後形成慣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戰地新歌》，從1973年的“續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編輯體例：歌頌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歌曲打頭，然後分別是反映工業、農業、解放軍和其他（文教、衛生、體育等）領域的，最後是有關國際形勢的。 這些歌曲與文革前的許多創作歌曲一樣，密切配合政治形勢而作。大多鼓噪一陣後就被人們遺忘，很少能夠流傳，隻有極個別的才在一些人頭腦裏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眾50萬人隆重集會，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由林彪宣讀了毛澤東於20日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後稱《五二○聲明》）。聲明指出：“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聲明強調了“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

 

按照《五二○聲明》的精神，中央樂團“集體”創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複教唱。歌詞為：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曆史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國主義必然滅亡，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

當時廣大群眾對“戰鬥歌曲”已經厭倦，隻有能表達個人情緒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這一首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歌曲又為何能廣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詞通俗、曲調明快之外，還因其內容不涉及文革的險惡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中，就再沒有什麽配合形勢的政治歌曲流行過。

 

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戰地新歌》中最後一首。當時流傳甚廣，特別是“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一句，被許多人當作了鬥嘴時的流行語，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聲、電視劇中也被用了進去。但是許多人卻忘了產生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權延赤在《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中，錯將此歌寫成是在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期間“百萬雄師”為抗議謝富治和王力發表支持工總一派的講話而唱過的歌。將此歌的出現提前了三年。[31]而在柬埔寨問題專家王爰飛所寫《西哈努克與中國》中，又將此歌錯記成是在柬埔寨政變剛發生，西哈努克尚未來到中國的時候，就被“周恩來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於全國的一首歌”。[32]

 

這是文革中期“領導新潮流”的一首“戰鬥歌曲”。在1972年以後每年照例編選、出版一本的《戰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後都選有一兩首這類題材的歌曲。如《續集》的最後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第三集》的最後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團結戰鬥》，《第四集》的最後兩首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第三世界團結起來》，《第五集》的最後兩首是《第三世界團結戰鬥》、《高舉反帝反霸大旗前進》。這些歌中都充滿了歡呼、頌揚動亂的套話，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全世界人民團結戰鬥”、“正義的槍聲，激蕩在五洲”、“戰鼓敲，風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這些歌已經基本上沒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壓卷之作”，給人們留下最後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複廣播，群眾演唱會上經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熱歌聲響徹大陸，使許多人難以忘卻，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將其錯記為文革後期江青一夥為“批鄧”而組織炮製的。其實，這首歌曲出現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運動”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戰地新歌》第三集，詞曲作者署名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文藝學習班”，並不是為“批鄧”，而是為批判林彪創作的。因為毛澤東認為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批判林彪的極左批到了文革頭上，便將其扭轉為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於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林彪被說成是“仇恨和破壞文化大革命”，“妄想複辟資本主義”，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對其進行反擊。隻是這首歌沒有直接點林彪的名（這也是造成一些人記憶錯誤的一個原因）。在同一集《戰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兒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則說得更明確：“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鼓吹‘克己複禮’，一心想複辟。呸！紅小兵，齊上陣，大家都來狠狠批！……”

 

    在那些所謂“戰地新歌”中，能在群眾中流行的實際上隻是一些曲調優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風格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還有《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北京頌歌》、《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詞，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頌歌》，經張越男演唱而傳遍全國。其影響竟持續到文革結束20多年之後。在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一群留美學生在懷念祖國和親人時一起唱起了這首歌。電視劇播出後，有不少在國外的人寫信給張越男，述說特別特別想家、想北京的心情。這些人自然都是當年的抒情歌曲“發燒友”。可以想象，在當年那種百花凋零，“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環境中，一首曲調優美的抒情歌曲能夠給予他們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與抒情——在歌曲流行趨勢的背後

    

民間歌曲的流行趨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眾情緒的變化。從文革初期“毛主席語錄歌”和各類造反派歌曲的興起，到後來那些充滿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間“重新填詞”歌曲和離經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現，可以清楚地看到廣大群眾對文革從狂熱到幻滅、從擁護到厭惡的心理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敗後所寫的長篇小說《蝕》三部曲分別為《幻滅》、《動搖》、《追求》，而廣大群眾在文革中的心理曆程則可以說是倒過來的三部曲：追求、動搖、幻滅。

 

在文革初期，官方傳媒曾預言過許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宣稱：“當前這場空前規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預示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飛躍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大躍進。”1966年第八期《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中宣稱：“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們將在全國人民中更加牢固地紮下毛澤東思想的根子，徹底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挖掉資本主義複辟的根子。”並且針對那些“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帝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尖刻地詛咒：“曆史將無情地嘲弄你們這批蠢驢。”但是，文革的深入，卻使廣大群眾發現並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開始的“深挖五一六”運動，使許多原為文革運動主力的紅衛兵、造反派遭到打擊，一度為革命神話所蒙蔽的廣大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逐漸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悶、彷徨，更多人開始“向內轉”，抒情歌曲的走紅成為曆史的必然。

 

從激情到抒情的情緒變化在上層也得到了反映。當文藝工作者竭力與“文藝黑結”劃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樣充滿激情地“大喊大叫”時，周恩來提出了適應形勢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來審查北京軍區、海軍、空軍和總政治部宣傳隊表演的文藝節目時指出：現在隻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對立的統一，要有張有弛，有激有抒。你們的節目隻有“革命激情”四個字，這是濫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時洶湧澎湃，但有時也很平靜。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種偏向。革命友情、戰鬥豪情、官兵之情、軍民之情為什麽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勁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後不能再搞那些標語口號似的東西，這些傾向都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極左思潮不肅清，文藝就不能發展。[33]

 

1973年6月10日，周恩來陪同越南領導人參觀西安，根據周恩來提議，陝西省和西安市在為越南客人舉行的文藝演出節目中，加入了由賀綠汀作曲的《遊擊隊之歌》。演出之後，周恩來委托工作人員向表演該節目的演員傳達他的意見：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強越好，節奏越快越好；《遊擊隊之歌》唱得太快了，沒有意境，過去不是這樣唱的。沒有革命的抒情，就沒有革命的激情。[34]

 

周恩來談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但他當時不可能認識到這個“極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時，他也不可能找到群眾“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認識到由偉大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為何會破產的原因一樣。

 

    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恩來逝世之後，人民群眾的大海驟然掀起了一次洶湧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運動中，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人群裏重新響起了悲壯激越的《國際歌》聲。這已經不同於文革初期群眾集會上的《國際歌》聲，更不同於文革中期毛澤東要求用來批判林彪集團的《國際歌》聲。這是真正具有曆史進步意義的群眾革命激情的爆發。這歌聲預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1] 楊小凱《聯動分子》，《中國之春》第九十八期

    [2]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149頁

    [3] 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20頁

    [4]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長講話選編》第一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隊編158頁

    [5]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474頁

    [6]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175頁

    [7]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38頁

    [8] 《收獲》1997年第3期

    [9] 《作家文摘》106期

    [10] 葉永烈《愛國的“叛國者”──馬思聰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99頁

    [11] 《不能忘卻的紀念》，《荒煤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62頁

    [12]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25頁

    [13] 《李伯釗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350頁

    [14]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鋼二司）《革命造反報》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

    [15] 重慶市中學革命文藝課參考教材《音樂（一年級用）》，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學教材選編小組選編，1969年9月

    [16]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70頁

    [17]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325頁

    [18] 巴金《解剖自己》，《隨想錄》，三聯書店1987年版466—467頁

    [19] 《童小鵬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548頁

    [20]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版27頁

    [21]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622頁

    [22] 周立華《時樂濛夫婦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23] 趙世民《〈東方紅〉的來龍去脈》，《作家文摘》54期

    [24] 《對人世的告別》，三聯書店1997年版531頁

    [25] 張光年《向陽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249、250頁

    [26] 《文匯讀書周報》1998年3月28日

    [27] 《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文匯出版社1997年版176頁

    [28] 《我所交往的世界領袖》，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45—46頁

    [29] 《我所交往的世界領袖》63頁

    [30] 《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錢鍾書楊絳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31] 《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版87頁

    [32] 《西哈努克與中國》，《我所交往的世界領袖》180頁

    [33]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377頁

    [34]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下卷》5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