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無形的恐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楊勇在京西賓館開會時被抓，全家在震驚之餘似乎也有預感：
大約十天前，在北京軍區的一次黨委會上，事前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廖漢生政委就被造反派抓走了。這種事情近半年時常發生，弄得人們惴惴不安，不知哪一天就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家裏的歡樂漸漸少了。一種無形的恐怖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楊菁，１９８７：１）
但楊勇本人可能確實沒有想到。據陳先瑞回憶，１９６７年１月“全麵奪取”展開之後，林彪麵示楊勇：“北京軍區文化大革命趁勢展開，燒掉廖漢生。”楊勇在軍區常委會上，沒有傳達“燒掉廖漢生”的指示，但在１月８日，軍區文工團的造反派來到常委會會場，要求廖漢生去看大字報，廖問：“你們看怎麽辦吧？”楊勇回答：“我看還是去看大字報，正確對待群眾嘛。”廖說：“好吧，我看你們是商量好了。”廖從此即被非法關押。能隨意抓廖，也就能隨意抓楊。楊之感到意外，主要因為抓廖的當天晚上，代總長楊成武曾對北京軍區領導說：楊勇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裏的人。（陳先瑞：２０００A）楊勇當然不會想到無產階級造反派會抓無產階級司令部裏的人。
北京軍區地位重要，兵力最多（８個野戰軍和１０多個獨立師），從曆史淵源來看，軍區的基礎是原晉察冀／華北軍區，司令兼副總參謀長楊勇上將是彭德懷在紅三軍團的老部下，政委兼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中將屬賀龍係統，不屬於支持“文革”的核心力量；從現實形勢來看，北京市被彭真搞成“獨立王國”，北京軍區不可能沒事，林彪就說過：“其他軍區情況都了解一些，唯獨北京軍區情況不了解。”（楊菁，１９８７：２０４）在毛澤東要楊、廖找林彪談談後，兩人誰也沒有去。１９６４年羅瑞卿主持“大比武”時，就數北京軍區和濟南軍區積極性高。彭、賀兩帥和彭、羅都已被打倒，北京軍區肯定也要大換班。
但楊勇被打倒的過程卻又有其特殊性。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下午，江青等人在軍委碰頭會上批判總政主任肖華，基於保肖的動機，徐向前在散會時宣布會議內容嚴格保密，不準外傳。但楊勇還是在北京軍區作了傳達。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１９６５年肖華曾積極批判“大比武”。這一“回應”給楊勇帶來災難。徐向前記得，幾天後，“葉劍英同誌忽然告訴我說：楊勇可能保不住了。我問他是怎麽回事？他說：上峰的意思，對楊勇要‘燒而焦’。我猜想，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為我聽林彪說過，楊勇從來不單獨向他匯報工作，每次通知他匯報，他都拖上廖漢生一起去。還說：楊勇反彭黃不積極。……楊勇同誌傳達批判肖華的會議內容，恰好給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徐向前：１９８７：８２４—８２５）事後，“林彪一夥卻造謠說是葉劍英、徐向前要搞他，嫁禍於‘中央文革’。”因為有此一謠，“若幹年後，這個疑問在個別人心裏，仍未徹底解開，以至留下小小的遺憾和‘誤會’。甚至有人抓住此事，企圖挑起新事端。”（範碩，２００２：１５８）
“文革”時期高級幹部從人上人淪為階下囚常常是瞬間之事。楊菁之所以感到“恐怖”，主要可能不是楊勇被打倒這個事實，而是這種打倒的方式。具體經過是：會議期間楊勇住在京西賓館，淩晨發現秘書帶著一批人要抓他，就和警衛員從後門出走躲到衛戍區，很快秘書也帶人趕到，雙方一度僵持。抓捕者打電話給北京軍區負責人，得到批準，楊勇就此失去自由。這給楊勇及其家人的感受是，像他這樣的領導人沒有任何安全保障，隨時隨地可以被抓進去。有的人雖然沒有被抓但也嚇得夠嗆。陳先瑞就記得，在１９７０年底召開華北會議上，“有兩位軍職幹部和兩位師職幹部被搞得心髒房顫，有的送進了醫院。”（陳先瑞：２０００B）
廖漢生、楊勇被抓後的１月２９日，周恩來宣布：原副司令鄭維山為代司令，李雪峰兼第一政委，陳先瑞為副政委中“牽頭的”，北京軍區完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次權力交替。
２、法西斯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澤東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之妻劉淑清的申訴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丁龍素、聽雨，１９９９：２７５—２７６）這是第一次用“法西斯”來指稱“文革”監獄中虐待犯人的行為。但“法西斯”的具體情況如何，還少見描述。
楊勇被關押期間受到各種折磨，用一盞２００瓦的大燈泡放在他的頭頂上，一天２４小時的烤著。
更卑鄙的是他們還千方百計誘逼爸爸自殺。他們把爸爸關在五層樓上，撤去哨兵，窗戶大開，桌上擺著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當爸爸對這種逼訊和折磨提出抗議時，他們就有意暗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楊菁，１９８７：６８）
當時有不少這樣的事情。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在獄中時，監護人員“暗中故意使用‘啟發’‘暗示’‘刺激’諸卑劣手段引誘某些人自殺。”比如發現某人自殺後，“他們不是悄悄地把死者運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當當，把整幢樓已經熟睡的的人全都吵醒。這不是故意啟發人們的邪心，刺激人們的感情麽？”（穆欣，１９９４：３７４—３７５）
除了誘之以死外，出奇的整人辦法多得很。穆欣回憶說，他所在的監獄經常給人服用各種藥品，“折騰我們的頭腦，有的服後產生幻覺，有的出現恐怖感，有的服後話特別多，自己無法抑製，還有一種藥品，導致一切記憶中的事物性質完全顛倒。”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國家代主席董必武逝世，４月５日“人民公敵”蔣介石去世，“監獄當局又乘機以《人民日報》來做手腳。他們送來刊有董老逝世新聞的報紙之前，暗中給我吃了抑製流淚的藥品（‘女犯人’在獄中會見前往探視的子女之前，許多人都給吃過這種藥），使人怎麽難受也流不下淚水。但到送給刊有蔣介石死訊的報紙之前，故意又給吃下相反作用的藥。縱然如此，對人民公適度蔣介石的的死也不會有絲毫‘難受’，更不會流眼淚。他們觀察到這一點，又叫‘獄卒’們把濃烈的刺激眼睛的，容易流淚的硫酸液傾灑在囚室門口地上，還用扇子往裏扇，力圖逼出你的眼淚，可以上報你的‘反革命感情’。”（穆欣，１９９４：３８８—３８９）
設計這樣的整人辦法，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反革命”。這就為什麽敵人越揪越多的道理。
３、誰主沉浮
楊勇被抓一事的背景撲朔迷離。陳先瑞回憶：“楊勇、廖漢生是怎麽被打倒、關押起來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本來是清楚的。但上麵又幾次追查是哪方麵下的命令，誰把他們抓起來的。３月，上麵追查楊勇被抓的問題，北京軍區寫了報告，並請示批示，但上麵沒有批複。對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們一個是副總長兼軍區司令員，一個是國防部副部長兼軍區政委，誰敢抓他們呀？如果錯了，上麵一句話務員就放出來了嗎？可是，事情卻不像我想的那麽簡單。”（陳先瑞：２０００A）
究竟怎麽不簡單？在１９６８年年底周恩來起草的原八大中央委員、候補中委中準備提名作九大代表的名單中，就有楊勇的名字；（金衝及，１９９８：１９５６）；陳先瑞介紹，一是毛澤東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問過“北京軍區的楊勇是怎麽回事？”此後林彪也向軍區查問楊廖被抓一事。（陳先瑞：２０００A）陳先瑞認為林彪是推卸罪責，嫁禍於人，但為什麽毛、林過問之後楊、廖還不能放出來？
毛澤東在“九大”上的講話不久就傳到楊勇家屬的耳中，他們理所當然地期待著楊勇命運的轉機。然而，“林彪一夥在北京軍區的追隨者”不但沒有放出反而加大了審訊力度，要求專案組“在毛主席沒有做出新的批示之前，繼續按敵我矛盾，一定要盡快整出個結果來。”（楊菁，１９８７：６７）當楊勇在於１９７１年初跌傷之後，軍區保衛部禁止把他身殘住院的消息告訴家屬。一個了解情況老部下告訴他：“首長在這兒很危險，你要爭取盡快去北京。……批陳整風和華北會議後，北京軍區的情況十分複雜，一些人心裏很明白，加害首長的機會不多了，格外瘋狂，什麽事都可能幹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長的手術千萬不能在這兒做！”（楊菁，１９８７：１２９）如果不是妻子林彬來得及時，他很可能被害死。
林彬收到楊勇跌傷的電報後迅即趕到石家莊，當時的形勢非常危險。一到石家莊醫院楊勇夫婦就商量了一套搶救計劃，中心內容是林彬到京活動，爭取楊勇到京手術。
林彬一到醫院就被監視，不可能公開離開。在最黑最冷的淩晨４時，趁著人們都在酣睡之中，林彬悄然出走。因為擔心在候車室被人發覺，就到街上走動，還得注意後麵有沒有人跟蹤。臨走時她交代楊菁：“我走後，爸爸就交給你了，你和小姚一定要有一個人在病房守著爸爸，無論出什麽事，都不要同意在這兒做手術。我一到北京，就想法與你們聯係，北京來電話你親自去接，別人的轉告可千萬不要相信。”（楊菁，１９８７：１４４）
第二天早上，監視的人發現林彬已經不在後，決定上午就給楊勇動手術。此後整整一天，幾個以“軍區保衛部”“軍區宣傳部”“軍區黨委”“上級組織”等名義出麵的人輪番上陣逼楊勇做手術，都被楊勇以各種理由拒絕。
林彬在北京的活動最為緊張。中午在北京站下車後，首先找到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請李先念幫忙，李表示下午開會時向黃永勝、邱會作等人提出。下午６點多鍾，李先念秘書轉告說邱會作已答應盡快想辦法。林彬不放心，又去找萬裏夫人邊濤，邊濤提議給周恩來寫信。信於午夜１２點發出後，林彬擔心周恩來收不到信，又給李先念寫信，請他在次日早飯前後給周的辦公室打電話了解情況。幸運的是，就在這個深夜，周恩來正召集一個緊急會議，林彬的信已經送到周恩來的會議桌上，周當場連說兩句“接回來！接回來！”
林彬在京時，最擔心的是楊勇在石家莊頂不住，因此每隔一小時就打一次電話或發一封電報給楊菁，內容都是“等北京的消息，堅決頂住，不在醫院做手術。”（楊菁，１９８７：１５１）得知中央決定後，她發出最後一份電報，回家後以擔心電報也許在送報紙的時候才能看到，旋又到郵局打電話告訴楊菁。
服從組織、服從上級是革命成功的關鍵，革命者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楊勇的去留死活，隻有中央主要領導人才能決定。但在楊勇的心目中，軍區保衛部權力很大；而在救楊的活動中，林彬的在京活動最為重要，楊勇的命運幾乎就係於她的求告能否上達中央領導，她的請求能否得到中央領導的同意。這一過程充滿偶然性。盡管原則上軍區決沒有人有權加害楊勇，即使他仍然被打倒，但假如中央沒有人為楊勇說話，軍區保衛部就可能讓楊勇死於非命，至少楊勇當時是這麽認為的。這當中也充滿偶然性，因為並不是所有被打倒的人都麵臨他這樣的險境。兩個偶然性加起來，楊上將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很多個人的活動。
“文革”期間許多幹部被打倒後，家屬紛紛上京活動。他們都知道，“幹部政策”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丈夫的命運要靠夫人去爭取。好在這些人一般都與中央某人熟悉，即使不熟悉，也要各顯神通，拐彎抹殺找關係。原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打倒後，他的夫人楊瑞波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赴京上訪，關係人之一是趙健民小時候的武術老師姬安鎮之女姬玉蘭。姬玉蘭不是什麽重要人物，但她的朋友王雪明是當時通天人物王海容弟弟王海良的朋友，楊所以托他轉交申訴信。（丁龍素、聽雨，１９９９：２９８）據鄧拓夫人丁一嵐說，１９７９年為鄧拓平反時，追悼會的悼詞不給丁一嵐看，“後來北京市委有一個同誌，跟鄧拓很好，他給我看了悼詞。”（任捷，１９９９）
令人不解的是，這兩天發生的一切之於楊勇一家真可謂命運攸關，但楊菁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對這件事究竟發生在哪一年卻交代不清。書中有三個時間概念：
一是說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南苑機場“陽光燦爛”，楊勇回到北京。（楊菁，１９８７：１６３）
二是說１９７１年年底“臨近春節”時接到楊勇跌傷的電報（楊菁，１９８７：１１８），那麽後來的事應當是發生在１９７２年；
三是說此事發生１９７１年初。楊菁在書中引了三封信稱讚楊勇在裴堡農場的言行，三封信都說楊是１９７０年初到農場的，而楊恰恰是在農場期間跌傷的。另外楊菁１９７０年２月給小朋寫了告別信後去了寧夏，“一年之後”也就是１９７１年初接楊勇的電報經北京到石家莊。
比較起來，楊勇跌傷並回到北京治療的時間應當是１９７１年初。這也和書中一再交代的大背景一致：１９７０年９月廬山會議後開始批陳整風，李雪峰、鄭維山受到批判，北京軍區改組。此時林彪事件已露端倪，但林彪及黃吳李邱等人還在台上，因此才有李先念要邱會作接回楊勇之說。
４、楊勇的背後
楊勇在石家莊真是危在旦夕嗎？
１９６９年５月鄭維山和陳先瑞被正式任命為軍區司令和政委，他們不可能對楊勇的情況一無所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澤東在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會議上表示：“楊勇是哪個方麵下命令抓起來的，我不知道。”據陳先瑞說，楊勇被抓後，曾兩次給毛澤東、林彪寫信，北京軍區一刻也沒有壓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了上送，毛可能沒有看到楊勇的信，所以才這樣說。（陳先瑞：２０００A）可見至少在寫信時，楊勇還是信任軍區能把信轉上去的。
毛澤東的話傳出後，有人懷疑整楊、廖的是鄭維山和陳先瑞。軍區管理局的一個副局長揭發：一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緊急備戰時疏散楊勇到外地的路上，製造汽車相撞事故，企圖把楊勇撞死；二是１９７１年１月楊勇在部隊調研時摔傷，送到石家莊和平醫院治療，當時有人授意截掉楊勇的一條腿，使其終生殘廢。時任軍區第二政委紀登奎受命調查此事，最後的結論是：楊勇、廖漢生被抓起來，關押審查，經反複查核，北京軍區沒有責任，上麵誰批準的，怎麽定的，以後誰也不要問了。（陳先瑞，２０００：第４期）這說明，１９６７年繼楊、廖而起的鄭維山、李雪峰、陳先瑞在抓捕楊、廖問題上沒有責任，他們也沒有使楊勇殘廢的企圖。但楊勇受迫害是事實，他在石家莊的恐怖感也不是空穴來風。如果雙方所說皆實，那麽隻能說在北京軍區之間，有更高的力量在掌握著楊勇的命運。
事實上，當楊勇受迫害時，鄭維山、李雪峰的日子也很不好過，陳先瑞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緊張、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時期。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周恩來在接見軍隊院校和文藝團體的群眾代表時說：“今天在座的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是一個好同誌，是個老紅軍。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見來京１２００萬紅衛兵，就是鄭維山同誌指揮的，保證了沒有出大亂子，你們把這樣一個同誌扣留起來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許的。”（陳揚勇，１９９９：１５１）但形勢在變。１９６８年“楊餘傅事件”後，林彪要求軍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批判“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主要對象是曾為軍區司令的楊成武、副司令的傅崇碧和鄭維山，總參謀長黃永勝對鄭維山的檢討極不滿意。
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決定批判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被卷了進去。陳先瑞認為：“陳伯達在北京軍區影響很小，毛澤東對他的活動的估計卻如此之高，對北京軍區作出如此嚴厲的批評，顯然包含著對北京軍區領導的不信任。”（陳先瑞：２０００A）在１９７０年年底到１９７１年年初以批陳為主題的“華北會議”上，李、鄭被迫檢討並受到嚴厲批判，江青說鄭維山向她要“開槍權”、“掃蕩權”；陳先瑞派人“跟蹤”她。會後撤銷李、鄭的職務，任命李德生為司令、謝富治、紀登奎為政委，陳先瑞維持原職。北京軍區完成第二輪權力交替。
如果說１９６８年的批判主要是林彪發動的話，那麽１９７１年的批判則是毛澤東發起的，但毛、林在清算北京軍區的問題上一致的。揪“楊、餘、傅”時林彪說：為了此事，“中央在主席那裏連續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１９７１年毛澤東南巡時批評北京軍區是獨立王國時說：“林彪同誌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陳先瑞：２０００B）毛、林聯手兩度批判北京軍區。陳先瑞具體介紹：１９７１年初，“林彪和‘四人幫’把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同陳伯達扭在一起，編造出一套謊言，說什麽陳伯達是北京軍區的‘太上老子’，把鄭維山奉命陪同陳伯達到內蒙視察，說成是‘背著中央’，‘為廬山反黨作準備’，‘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圖遙相響應。’‘陳伯達在廬山那樣有恃無恐，是因為有北京軍區給他做後盾’。”（陳先瑞：２０００A）不但是毛澤東，林彪也把鄭維山和陳伯達聯係起來批判。
一般認為，陳伯達屬“林彪一夥”，無論是“批陳”還是“批林”，北京軍區都被卷了進去。１９７３年，中央專案組在“關於林彪扳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中，把李雪峰當作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永遠開除出黨”。但其間的曆史細節還有待重建，至少在北京軍區的問題上，毛、林有一致之處。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央為北京軍區的“華北山頭主義”平反；１９８２年中央恢複了李雪峰的黨籍；鄭維山於１９８３年出任蘭州軍區司令，２０００年５月逝世後新聞稿說他“十年動亂期間，他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因此不能把李雪峰、鄭維山、陳先瑞視為“林彪一夥在北京軍區的代理人”。問題是除了這三位主要領導人，北京軍區還有誰可能是林彪的“代理人”？１９７１年初楊勇在三０一醫院期間，鑒於北京軍區已經改組，有人動員楊勇揭發原北京軍區領導的問題。楊勇說：“這樣子我不能做。對他們最近幾年的所作所為，我不清楚，道聽途說和自己的揣測不能算數。如果他確實有問題，組織上一定會查清楚。”“這些年，我被隔離，誰搞我，為什麽搞我，不能說心裏一點也不明白，但僅憑個人的感覺就做為問題向組織上揭發，自己心裏也不踏實。不能因為他們不負責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負責任地搞他們。”（楊菁，１９８７：１６７）巧合的是，“華北會議”後下台的北京軍區的一個負責人（可能就是李、鄭之一）此時也在三０一醫院，並受到大家的冷遇。楊勇對此人沒有好感，因為他在此人主持的批鬥會上被打傷了頭，但楊勇還是主動去看了他，他並不認為北京軍區的領導要為他的冤案負責。
李雪峰、鄭維山根本負不起打倒楊勇的責任，沒有毛澤東同意，就是林彪也無權抓捕北京軍區主要領導。但楊勇在關押期間的惡劣處境，卻不一定要由毛澤東直接負責。“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工作的穆欣注意到：“有時毛澤東聽到一些未必確切的匯報，講到某負責同誌的‘三反言行’，往往氣惱地說‘叫他辦三件事’（意即關起來，每天隻做‘吃喝、拉撒、睡’這三件事。）但等把一個人的事講完了，當場總會有些議論。說到後頭，毛澤東還常常說一句：‘運動後期再甄別吧！’”當時的處理是先關起來再說，楊勇的被捕可能就屬於這樣。隻是毛澤東不會也不可能具體過問“關起來”以後的情況，從而這些被“關起來”人的命運就差別極大。有的人等到了後期“甄別”官複原職；有的性急的以自殺相爭；更有的被迫害至死。“文革”初期談到批判學術界名人時，有人問黨的“一大”代表、哲學家李達是否可以批判時，毛澤東不無感慨回答：有錯誤可以批判，不要把他整死了。（穆欣，１９９４：２９５）李達後來終於被整死了。這當然不是毛澤東的本意，隻是一旦把李達交付“群眾批判”，他的命運就由不得毛澤東了。
黨內軍內的矛盾錯綜複雜，決非兩條路線一下子就可以劃清的，“文革”中的北京軍區尤為如此。楊勇深知其中奧秘，所以沒有對北京軍區領導人耿耿於懷。楊勇功勳卓著、身居高位，而且毛、林、周都曾過問他被抓一事，但楊的命運卻一直危險到可由小小的“軍區保衛部”掌握之中，這似乎是匪夷所思，卻不是最不可理解的。原炮兵司令吳克華中將“文革”中被打倒，７０年代初中央決定要為他平反時，具體經辦此事的總政治部居然找不到他，後來才得知他被關在一個地下室裏，但並無證據。所以如何把他提出來就是一個難題，萬一關押他的人拒交或轉移，事情就會更加麻煩。李德生靈機一動，寫了一個“提審吳克華”的手令，總政保衛部的人憑此才向對方把人要來。（謝國明，１９９７）可見，即使中央決定了的事，也不一定能順利辦成。除了一片混亂的大環境外，權力係統內部的各種關係都在起作用。
１９５８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中，彭德懷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給總參謀長粟裕扣上“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罪名趕出軍隊。１９７８年，彭、毛都已離世，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均指示要為粟裕平反，但就是平不了。直到他逝世後，《中國大百科研成果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才寫上：“１９５８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評”一句，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讓人轉告粟裕夫人楚青：“這件事我已費了很大的勁，隻能辦成這樣了。”（梁丞，１９９９）難道有人可以違背鄧、葉、胡及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的意誌？
５、華北山頭
從後來的事件來看，楊勇於１９６７年被打倒是個好事，因為此後的北京軍區一直在政治漩渦中打滾。據陳先瑞介紹：“從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四人幫’製造‘楊、餘、傅事件’。捏造‘華北山頭主義’的罪名起，北京軍區所謂‘反華北山頭主義’就沒有停，前後達７年之久。在此期間，曾三次發起反‘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陳先瑞：２０００A）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轉折點，此前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在“九一三”之後得到糾正。北京軍區的事情之所以複雜，在於反“華北山頭主義”的口號決不隻是林彪一個人在用。雖然各自的目標不一樣。
１９６８年林彪等人批判“華北山頭主義”“晉察冀山頭主義”，直接對象是楊成武、鄭維山，間接目標是聶榮臻、徐向前。４９年以前，聶長期任晉察冀、華北軍區司令，徐向前１９４８年任華北軍區副司令。
第二次批“華北山頭主義”，與毛澤東批陳伯達有關。直接起因是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華北小組在討論時，由於陳伯達、汪東興在發言中擁護林彪在大會上的講話，主張設國家主席，不明內情的其他與會者紛紛讚同設國家主席一說。由李雪峰等人簽暑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反映了這一內容，引起毛澤東的震怒，稱這份簡報“是一個反革命簡報”。陳伯達倒台後，毛澤東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一份報告上批示：陳伯達“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成為毛澤東關注的重點。他用了三個辦法，一是“拋石頭”：批轉北京軍區所屬３８軍批陳整風的報告；二是“摻沙子”：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由林彪控製的軍委辦事組；三是“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將李雪峰、鄭維山調離原職，任命李德生為司令，謝富治、紀登奎為政委。毛的動機是削弱林彪在軍隊的勢力，“華北山頭主義”的口號正好用得上，江青在華北會議上就說：“從聶榮臻開始，華北的山頭主義有曆史性。聶榮臻、徐向前、楊成武、鄭維山一個班底緊接著一個班底”，“你們就是相信聶榮臻、徐向前。我懷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聶榮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務。”（陳先瑞，２０００B）
由毛澤東的此一判斷，林彪事件後，北京軍區反“華北山頭主義”第三次掀起高潮。陳先瑞介紹說：“‘四人幫’原來把所謂‘華北山頭主義’說成是反對林彪的，林彪爆炸後他們又把所謂‘華北山頭主義’說成是跟林彪的；原來他們說陳伯達是北京軍區的‘太上老子’，這會兒又說北京軍區是‘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窩子’；原來他們把北京軍區說成是陳伯達篡黨奪權的‘後盾’，這會兒又說成是林彪在首都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牆角’；原來他們把鄭維山說成是勾結陳伯達反對林彪的‘武將’，這會兒又說成是林彪的大將。”（陳先瑞：２０００A）
這就是北京軍區與“文革”的關係，毛澤東、林彪、“四人幫”都對北京軍區不滿，每一次在的政局變化都會扯到北京軍區，假如楊勇在位，大概也難免鄭維山的下場。
反“華北山頭主義”是為了反聶榮臻、徐向前。值得注意的，楊勇、廖漢生之後的軍區主要領導人大多是紅四方麵軍徐向前的部下：鄭維山、陳先瑞及副司令滕海清是四方麵軍的；繼之而起的李德生、謝富治以及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後的陳錫聯也都是四方麵軍的。
聶榮臻、徐向前從未被正式打倒，因此北京軍區也不是任人隨意揉搓的。毛澤東曾用“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來形容北京軍區，所以用“拋石頭”等辦法來對付它，但石頭也不是萬能的。陳先瑞回憶說：“在我主持那段日常工作中，對幹部的組織處理上，是慎之又慎的。在運動期間，軍區黨委常委就達成共識，對運動中出現的幹部問題，組織處理一律放到運動後期。所以，十年動亂中，軍區機關二級部副部長以上的幹部，無一人是軍區黨委或軍區黨委上報罷官的；軍區機關幹部戰士無一人是軍區黨委定性為‘反革命’的。我在主持工作中，既不積極批‘華北山頭主義’，又注意保護了一批幹部，當然引起了上麵的不滿。因此自華北會議起，就把我與鄭維山綁在一起批，說鄭維山是林彪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華北山頭主義窩子裏的‘窩主’，我是‘副窩主’。”（陳先瑞：２０００A）
據陳先瑞自己說，“批林批孔”期間，他曾多次冒犯江青，但其命運在“文革”中卻沒有受到大的影響。陳在中央有周恩來支持，在軍區有陳錫聯、紀登奎的幫助，所以江青也無可奈何。楊勇後來在新疆的行為表明，如果他還在北京軍區，也會像陳先瑞一樣抵製江青。江青等人始終未能介入軍隊，她的失敗命運，早在當紅時就決定了。不過，即使反江青，即使有周恩來的支持，“文革”後的陳先瑞還是被認為有問題。１９７８年年底開三中全會時，陳是２５個沒有被通知與會的中委及候補中委之一。（於光遠，１９９８：２９２）
６、“力量”何在
大樹一倒，全家混亂。廚師被調走了，１１歲的楊菁不得不下煙霧騰騰的廚房做飯。媽媽林彬到寧夏幹校去後，她和三哥相依為命，在學校裏受到歧視，在看病也要服從政治的時代，她得了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在辛酸的日子裏，她憶起了幸福的童年：
多麽美好、讓人留戀的少年時代，充滿了陽光和歡樂，即使是是憂愁也是美麗的。史無前例的風暴把這一切都刮得無影無蹤。經過一段痛苦的經曆，我和過去的那個性格溫順的我告別了，我變得剛強、有主意和好鬥，聽到有了議論爸爸，馬上反唇相譏。（楊菁，１９８７：３７）
但並不是每個“三反分子”的子女都能變得剛強。吳晗的女兒吳曉彥曾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和帶有夢幻色彩的感情”而與楊菁成為好朋友。１９６８年，吳晗夫婦死亡，１５歲的吳曉彥靠著吳晗對曆史公正的信念而“沒有隨爸爸媽媽一起去”的，然而她的生活“沒有一星半點的快樂，有的隻是無盡無休的屈辱和一片恐怖。”（楊菁，１９８７：２８２）在深深體驗到“世界從四麵八方壓過來，……我不知道從哪能獲得力量……”之後（楊菁，１９８７：２８８），她終於發瘋而自殺。
“我是幸運的，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像她那樣陷入絕境。要去西大灘前，我身邊有像老王伯伯、竇姨、小張這些淳樸善良的人，他們冒著風險，用自己赤誠的心溫暖著我，保護著我……後來我去了西大灘，天沒塌在我頭上，有千百雙手共同擎著它……”（楊菁，１９８７：２９１）為什麽楊菁身邊有“人民”而吳曉彥沒有？這恐怕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父輩的身份不同。楊勇是功勳卓著的戰將，吳晗充其量如楊勇所說“是我們黨內一個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幫忙的文人。同是“三反分子”，楊勇的功勞已經與黨的曆史融為一體，而吳晗則要靠領導人的信任的關懷才能身居高位。毛澤東會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說到楊勇：“北京楊勇是怎麽回事？……這些人總是有功勞。”（楊菁，１９８７：４３）他絕不會說“吳晗有功”。
更重要的是，像楊勇這樣的高級將領，在幾十年的革命曆史中培養了豐富的革命關係，親朋故舊、老戰友老部下一大堆。楊勇在石家莊醫院時，自感處境險惡，卻依然能得到老部下的幫助和提醒；假如吳晗處此境遇，恐怕沒有人能夠關照，因為他的關係多在文教一線，而這些人在“文革”中已被踏上一隻腳。父輩不同，子女自有懸殊。“文革”期間，老革命的子女大多進了部隊，隻韓先楚任司令的福州軍區，就安排了二百多個。受父輩影響的兒女們還是在父輩們賴以起家的部隊中獲得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避開了下鄉的痛苦。楊菁也是這此背景下進了東北一家部隊醫院。“文革”的促進派當然不願意有人通過進部隊而躲避革命風暴的洗禮，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時還有一個“批走後門”，江青指名批評葉劍英把女兒送到福建參軍。“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鋪天蓋地而來，直接衝擊著象我這樣的幹部子女。”（楊菁，１９８７：２９６）這客觀上說明當時的幹部是“走後門”的。但吳晗即使活著，恐怕也難有“後門”把子女送到部隊。
楊菁沒有把吳曉彥的故事講全。“１９７５年８月，吳曉彥給中央專案組寫出了封信，提出三點要求：給吳晗作結論；要吳晗骨灰；發還抄家抄去的書籍。幾天後，北京市某區公安局奉承上級命令，逮捕了吳曉彥。……由於折磨、刺激而瘋，以致自殺。”（於伶、子真，１９８６）如此說來，吳曉彥之所以發瘋，不是因為身邊沒有“人民”的幫助，而是因為有“專政”工具的鎮壓。她的發瘋和自殺，並無什麽特別的思想意義，而是被迫害至死的典型案例。
７、“八旗子弟”
“文革”期間幹部子弟的思想和精神狀態是一個遠未得到重視和研究的課題，由於他們中的一部分後來子承父業走上領導崗位，這個課題因此與中國改革大有關係。
楊菁在書中提到一個叫“小朋”的人，她曾是“文革”初期風雲一時的人物（也許就是“聯動”成員）。她從浙江回到北京那所帶走廊、有荷花池的四合院後，家中立即成為同類年輕人的聚會場所。那是一個艱難有日子，他們相互同情、相濡以沫，在一起談論文學藝術，傳閱“四舊”書籍，並“以看破紅塵的口吻，自我解嘲，又不無辛辣地抨擊著我們似懂非懂的政治”。（楊菁，１９８７：４７）同是京華淪落人，楊菁從中感到溫暖和關愛。但很快，她就對他們那種留戀過去、絕望未來，對現實憤世嫉俗、隨波逐流的人生態度產生了懷疑。“起初，我覺得他們很像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盡管思考深刻，爭論熱烈，卻不會做任何事情。後來，又發現他們缺少羅亭那顆真誠炎熱的心，一度在他們心中燃起的那個熱愛真理的火焰已經黯深究，雖然還沒有熄滅，但它既不能溫暖自己，也不能照亮別人。”（楊菁，１９８７：５０）
第一是鄙視勞動人民。“他們大多在浙江農村插隊，他們津津樂道的是天台山的古梁飛瀑、瓊台夜月和國清寺的晨鍾暮鼓，而對那些辛勤耕作的農民卻嗤之以鼻，不加掩飾在嘲笑他們的‘愚昧’、‘粗俗’，菲薄他們的勞動。”（楊菁，１９８７：５０）
其次是今朝有酒人今朝醉的揮霍。“不管是誰，隻要有了錢，就去‘新僑’、‘老莫’、‘和平’等餐廳飯店大‘搓一頓’。眼巴巴地吃了上頓沒下頓，偏要‘拔份子’，一花就是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元錢。他們這種做法常使我想起八旗子弟的敗落來。難道我們竟真的這樣沒出息嗎？小朋他們熱衷享樂，仿佛隻有這樣才能顯現出自己的高貴和與眾不同。”（楊菁，１９８７：５２）
革命者大多是農民出身，剛進城時鬧過許多笑話，連自來水水龍頭都不會使用，但很快他們就像接管政權一樣接管了文明社會擁有的一切，生活方式日益高雅精致，“周末舞會”、“內部電影”、“避暑”、“休假”之類農民聞所未聞的玩藝兒成為他們生活的必要內容。當農民們把自己的孩子取上“解放”、“建國”甚至“援朝”“躍進”之類的革命名字時，如今已不是農民的領導們卻紛紛為自己的孩子取上“青青”、“亭亭”、“姍姍”、“媛媛”這類“資產味”十足的軟性名字。這些孩子中的多數進了專門為他們開設的“貴族”學校，到“文革”時，他們已長大成人，理所當然地不再屬於父輩們的世界。農民當然是愚昧、粗俗的，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聰明、精致起來，所以才有革命一說。然而，如果享受革命成果的農民及其後代也鄙視農民，那麽這場革命恐怕不能算是真正成功。所以才有毛澤東以“反修防修”為名發動“繼續革命”，他不是在天安門城樓上親自給一個領導幹部的女兒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嗎？名字是形式，接下來的是讓他們回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也不是毫無道理的。但誰願意在走出“愚昧”“粗俗”之後再回去？他們當然成了“文革”的阻力。
告別這些朋友後，楊菁到寧夏“西大灘”勞動，農閑時到“五七中小學”學習，語文老師在講過《中國社會的各階級分析》後，用文中的觀點對每個學生的家庭進行“階級分析”，指責這些來自北京的淪落子弟們說：“你們家是不用像農民一樣一分錢一分錢地計算生活的”。（楊菁，１９８７：１０５）這當然引起這些學生的抗議。但結合小朋們的行為想一想，誰又能說地位和經濟水平不在影響著人的政治態度？楊菁不也想到“八旗子弟”嗎？
其實，這些人並不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所屬於的世家貴族延續了近三百年，等到晚清破敗時，他們早已過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周期，而“新貴族”們才不到２０年，父輩們的“愚昧”“粗俗”還沒有脫盡，大量親屬還生活在底層農村，還沒有能修煉出一代貴族。也正因此，他們的表現就特別令人歎息。有一次，一個正在走紅的總後負責人的獨生子來找小朋，父親是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的宵小之徒，兒子也是當時那批“衙內”中的的聲名藉的歹徒。
他來找小朋，我們都勸小朋不要見他，可小朋猶豫了一下還是出去了。……隻見他倆站著談了一會，他放肆地拿起小朋的辮子吻了一下，然後丟下兩張拾元的鈔票趾高氣揚地走了。小朋的臉氣得鐵青，把錢扔在地上，一麵不住嘴地罵著“混蛋”，一麵氣狠狠地跺著扔在地上的那兩張鈔票，嚷著找火柴要把它燒掉，可是氣頭一過，小朋又拿它去買東西吃了。（楊菁，１９８７：５３）
無法知道“小朋”們後來的命運，可以肯定，當他們熬過苦難“沐世職”之後，鄙視勞動人民的觀念恐怕隻會強化，落魄時都沒有把勞動者當回事，何況官複原職之後？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卻會變化：既然朝朝有酒，今朝醉不醉也就沒有意義了。他們更不會為“兩張拾元的鈔票”而丟失尊嚴。假如如此秩序再延續幾代，“小朋”們的後代也可能真的能顯出自己的尊貴。
８、畢竟是他們
１９５９年年底，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鄧力群，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毛與他的侄子毛遠新進行了一場有關培養接班人和教育革命問題的著名談話。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０日，毛就這一次談話對薄一波說：我跟一個軍事學校的學生毛遠新講：你們啥事也不懂，馬牛羊，稻梁菽，麥黍稷，什麽都不懂。你們到農村搞一個冬春。毛遠新是我的侄兒，成了大老爺了，不好。（薄一波，１９９７：１１９７、１２０１）結合楊菁對“小朋”等人的描述來看，毛澤東的判斷一點都沒錯。
但是，“文革”中“全國山河一片紅”（成立“革命委員會”）時，２０出頭的毛遠新即被任命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１９７３年又兼任沈陽軍區副政委、遼寧省委書記，成為東北地區的“太上皇”。少年得誌，免不了盛氣淩人。有一次看籃球賽，看台上擠滿了人，毛遠新坐的那排領導席隻有他一個人，渾然不覺周圍的人對他側目而視。
原沈陽軍區政委賴傳珠伯伯的兒子從後麵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遠新麵前，橫眉冷目地盯著他，大聲地問：“你叫毛遠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樣子打量著這位老同學。”“不認識啦？”這位老同學陰沉著臉，悶雷一樣地吼著，把手伸過去按住毛遠新用腳踏著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將他扯了一個趔趄，老同學扛上椅子揚長而去，毛遠新在一片奚落聲中神色狼狽，不知所措。（楊菁，１９８７：３１２）
毛遠新畢竟年輕，遇到這樣的事似乎也毫無辦法，楊菁沒有說到小賴因此受到什麽懲罰。其實，毛遠新既可以盛氣淩人，小賴當然也就可以羞辱他，江山本來不是毛澤東一人打下來的。
賴傳珠是井岡山下來的上將，病重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派人探詢，先後四次用專機調請全國專家會診。１９６５年病逝，躲過了一年後的“文革”，他的兒子是清清白白的“革幹子弟”，行為就可以少受約束。鑒於毛遠新的行徑，小賴的惡作劇令人解氣。但說到底，他們行為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毛遠新可以驟獲高位，眼空無物；小賴可以賴父蔭羞辱毛太子，揚長而去，原因隻在於他們都不是普通人。
高級官員被捕入獄乃至屈死監中的現象並不罕見，而他們的子弟有時反而可以為所欲為，差別在於前者主要是黨內鬥爭的犧牲品，而後者一般卻屬於“紈褲”子弟的劣跡。“刑不上大夫”是古中國的傳統之一，它很容易延伸為“刑不上大夫之子”。“１９８４年，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乃經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逮捕法辦。後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李銳，２００１：４５）胡喬木之子也被抓起來，說明中國開始走上法製化軌道；但抓一個詐騙犯也要日理萬機的中央書記處討論，判別刑後不久又可以出獄，又說明法製化建設還任重道遠。
９、熾熱和冷漠的
１９７１年月４月，楊勇腿傷基本治好，但既未平反更不上工作，正是為難之際，濟南軍區司令楊得誌對他說：“在北京不利，我現在還有一席之地，請你們不定期來我這兒吧。”（楊菁，１９８７：１７２）從此，楊勇在風和日麗的青島休養了一年多。嚴格地講，楊勇此時還是被打倒的“三反分子”，楊得誌卻可以在權力範圍內提供方便。
同樣，１９７５年，在新疆軍區司令任上的楊勇，邀請羅帥夫人（林月琴）、董老夫人（何蓮芝）、謝老夫人（王定國）和女將軍李貞等被稱為“婦女集團”幾位“大姐”新疆參觀。“天高皇帝遠”她們盡情表達對“文革”不滿，興奮異常地傳播毛澤東批評江青的“小道消息”。楊勇還特意要電影公司放映《洪湖赤衛隊》給她們看，剛剛打出片頭，放映室裏就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人們感有股不可名狀的興奮在胸臆中衝擊回蕩，說不清是喜悅還是痛苦，攪得人心酸。”幾位老媽媽情不自禁地隨著韓英唱起來。
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人們的感情既冷漠又熾熱，看起來仿佛把什麽都看得淡，不為所動，可是，有時一件小事、一支歌、一次短暫的見麵，卻又能引起感情的突然爆炸，使飽經磨難的硬功夫漢子潸然淚下。（楊菁，１９８７：３０９）
在自己控製的區域內，楊勇說一不二。在“文革”那樣緊張的形勢下，不吃香的老幹部仍然靠老戰友的幫助享有種種“特殊待遇”。這是有傳統的。１９６２年，李逸民調任總政文化部部長，上任不久，各軍兵種的領導提出強烈要求，說沒有一個俱樂部，想看個電影都沒有地方。其實，與全國相比，北京電影院最多，這些領導同誌隻不過不想把自己混同於一般老百姓到普通電影院看罷了。李逸民想方設法成立了一個俱樂部，軍以上幹部都發票，可以全家同去。但“看了幾個月電影，問題又來了。大家不願看國產片，要看‘參考片’。”李逸民作不了主，去請示羅瑞卿，羅說：“這有什麽？我們都看了，有什麽壞處，讓他們看。”（李逸民，１９８６：２０４）高級幹部如此熱衷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參考片’，一方麵說明當時轟轟烈烈的‘興無滅資’其實是不符合人性的，另一方麵也說明‘興無滅資’隻不過是對普遍公民而言。
但文化禁區又絕不隻是形式上，高級幹部的‘越軌’也是有風險的。１９６０年，陳毅到昆明，要軍區司令秦基偉安排看戲，秦問他看什麽戲，陳毅說：“這就不用問我了，你自己考慮吧！”又說：“你被打倒了沒有關係，我要被打倒了影響大，你安排小戲給我看，責任你自己負。”秦基偉這一下明白了：“老總是想看舊戲。當時正是戲劇革命時期，那些優秀的傳統劇目都被改得不倫不類，很煞風景。但是，舊戲都被當作封、資、修貨色禁演了，演舊戲是要擔風險的。”最後秦安排了三個折子戲，其中有一折是用來掩護的新戲。（秦基偉，１９９６：４３７）
重要的不是看內部電影，而是看什麽電影。《洪湖赤衛隊》歌頌的是賀龍，敘述的是武裝鬥爭，這是這些老大姐們所從屬的、也確定了她們政治地位和生命意義的世界。賀龍在“文革”中下台並被迫害至死，董必武寫詩讚揚的《洪湖赤衛隊》被禁演，這種今年今昔滄桑之感正是這些老大姐們在“文革”中的普遍感受，她們怎能不對《洪湖赤衛隊》報以感情的突然爆炸？其實，“既冷漠又熾熱”的情感特征並不屬於“文革”，而屬於整個革命，“文革”不過是把它極端化了。革命要塑造就是“既冷漠又是熾熱”的情感模式，通俗地說這就是愛憎恨分明：對待同誌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般的無情。
幾位老大姐中，與洪湖有間接關係的應當是謝老夫人王定國，因為謝老於１９３１秋到１９３２年底在湘鄂西根據地工作，先後任湘鄂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長、湘鄂省委政治秘書長、黨校教務長等職。此時正是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肅反”的高峰期，僅洪湖地區就殺了一萬多人，以至於漁民們一度不敢下湖打魚，因為他們打魚時往往撈出被沉入湖底的屍體。謝覺哉與夏曦早在“新民學會”時就是老相識，但革命鬥爭不容私誼。“１９３２年湘鄂西根據地淪陷前夕，在夏曦內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改組派’的名單中，有覺哉的名字。不久根據地完全失陷了，在敵人的清湖中，覺哉不幸被捕。正因為這樣，他才得已從這份名單中‘漏網’。”１９４５年謝覺哉詩雲：“黑名單上字模糊，漏網原因是被浮。”（《謝哉傳》編寫組，１９８４：５８）無法知道，謝老是否與夫人講過這一曆史；更無法知道王定國在觀看《洪湖赤衛隊》時，是否會想起這一曆史。但１９６７年２月，賀龍在監中還記得：“多少好同誌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誣蔑為改組派而被殺害了，一灘灘的血，真是血的教訓喲！”賀龍沒有把洪湖想得一片光明，他在監中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了一份關於洪湖蘇區肅反擴大問題的報告，“他從幾十年的革命實踐中，憑著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經驗和銳感覺，已經覺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號聲中，類似當年王明極左的東西已經發生，並正在泛濫。為了避免血腥的曆史悲劇重演，他向黨提出了當年肅反擴大化的曆史經驗。”（薛明，１９８６）
１０、“現在不是十一年前”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複出是大勢所趨。構成這個“大勢”的有包括楊勇在內的許多軍隊將領。楊勇是與楊得誌、楊成武齊名的“三楊”，以能打善戰著名。１９５８年，南京軍區副參謀長王德因給司令許世友、政委唐亮寫大字報而挨批，當時有人問他：在你的心目中，誰來當南京軍區司令合適？王答：搞現代化“一個是粟裕，一個是鄧華，一個是楊勇，還有張愛萍都可以。”（王德，１９９６：２４２—２４３）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從來都是一心撲在工作上的楊勇主動休假，離開新疆。
在北京與羅瑞卿伯伯和韓先楚伯伯會齊，第一站飛往武漢，他們有“重要的事情與楊得誌司令員和王平政委談”。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要談的就是商量如何促成小平同誌盡快出來工作。（楊菁，１９８７：３４１）
將軍決戰不止在戰場。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後，一些軍隊的老同誌“幾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羅瑞卿同誌住處，議論形勢的變化，研究黨和國家大事，對萬一主席不在，形勢惡化，我們都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和‘四人幫’鬥爭到底。”（馮征，１９９９）
“休假”期間，楊勇向一位熟悉的中央領導反映：“在總理逝世一周年時，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誌致悼詞的總理追悼會的電影，幹部群眾都有這個要求，請中央考慮。”（楊菁，１９８７：３４５—３４６）中央沒有接受他反映的要求，但由楊勇來代表“幹部群眾”不定期提出要求顯然對中央構成壓力。
“兩個凡是”的社論出來後，敏感的沙場老將把它看成是一場戰爭：“空氣裏好象充滿了懸浮狀的汽油顆粒，隻要一劃火柴，就可以點著。……這篇社論使他們想起了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火藥味，那時他們太被動了，風暴拔地而起，一下子把他們卷進了漩渦裏，好久才清楚過來。現在不是十一年前，他們很清楚自己該幹什麽。羅伯伯和爸爸決定盡快返回北京。”（楊菁，１９８７：３５０）
對這些曾被毛澤東打倒的老同誌來說，“兩個凡是”對他們絕非福音，但由這篇社論想到姚文元的文章，似乎是過敏了一些：姚文元的背後是巨人毛澤東，一個對劉少奇、林彪這樣的二號人物也具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的領袖；而認肯“兩個凡是”的華國鋒，無論怎麽發揮“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能量，也搞不出一個新“文革”。確實，“現在不是十一年前”，但這不是因為羅、楊等人有了教訓而主動起來，而是因為毛澤東不在了。一次“上海會議”可以迫使羅瑞卿“自殺未遂”跌斷了腿；幾個林彪在“北京軍區的代理人”可以把楊勇整得要死，你還有什麽主動的“空間”？楊、羅都是７０年代初放出來的，當時除了背後議論還能有什麽“主動”？林彪似乎是有準備的，但下場更糟。
老一代革命者是認識到毛澤東的權威的。１９５７年，劉伯承在軍事學院時，有部下建議他寫書，劉說：“唉，你們年輕人，不懂事啊！”（李普，１９９２：５４５）有毛澤東的光輝著作在，你還想再寫什麽？１９７５年，原東北局書記宋任窮被放了出來，春節期間去看朱德，“我有許多話要向總司令講，但是沒有講。我知道，總司令心裏也有許多話，但也沒有講。”“這次相見，總司令隻向我談了學習問題，他對我說，要認真學習，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學習毛主席子的著作，要活到老學到老。”（宋任窮，１９９６：３０）劉、朱都是功高蓋世的元帥，寫書、說話都如此謹慎，楊勇、羅瑞卿還能幹“軍人幹政”的事？周恩來在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說：“要勿忘過去，警惕現在，教育後代；要夾著尾巴做人，知錯就改，做毛主席子的好學生。”（金衝及，１９９８：１９７７）這是基於其畢生的曆史經驗而高級幹部的所作的“交心”。
楊菁此語透露出的是：老幹部們確實從“文革”中吸取了教訓，一旦他們失去了權力，個人的曆史和榮譽就要被抹掉，家人的生命和幸福就要受到威脅。所以，隻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堅決維持能夠保住其現有權力的秩序，絕不能容忍有人再讓他們處於“無形的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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