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後，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鬆、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端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鬥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於是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在後來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講：幾任宣傳部長的名譽都不好。這時趙對胡講：你當宣傳部長時的名譽還不錯嘛。胡耀邦說：也一樣不好。
原來我對朱厚澤寄予希望，胡耀邦他們也是如此，以為他的名譽會比我們好一點，沒想到更糟糕了。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於“三寬”方針，導致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 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後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 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 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 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論就紛紛 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
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後，隻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於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於種種強加於資本主義頭上的‘汙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製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1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考取寬容的態度，本來是要由組織出麵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後來好像也沒有談。
不當宣傳部長了，胡耀邦高興；對我是一個解脫，我也高興，兩方麵都高興。這樣，我自己想做什麽事情，就比較自由了；不想做什麽事，我也可以不管了，爭得了這個自由和主動。在1986年這一年裏，我經手的重要事情也還不少。
1、組織電影（迷人的樂隊）座談會
1月11日，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王好為、李晨聲拍的電影《迷人的樂隊》。這個電影反映 "的是實行包產到戶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以後，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在當時的電影界，表現這種現實題材的電影，有兩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們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為拍的《迷人的樂隊》。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對此事熱心的人和一些部門的領導，薄老、喬木、啟立還有中宣部的朱厚澤、廣電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誌都出席了。座談會開得還不錯，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種風氣吧。同時，對電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評。座談會之後，電影界有些人為此感到高興，有的人則在挑毛病。
胡耀邦對此事冷淡，但他也沒有批評。
2、在電子部講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1985年，我對多種經濟成份這個問題講了好兒次。1986年1月21日，李鐵映請我到電子部去講了一次。主要講四個問題：當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調查研究問題；消費品分配問題；關於多種經濟成份及其相互關係問題；對企業管理的一點意見。講話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經決定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同時也確定了每個時期要注意各種經濟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實施及其後的檢查，都要注意這個合理配置。所謂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終保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其他的經濟成份隻能是補充的地位，要經常注意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對十二大報告和決議的了解，隻想到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及部門的領導，也都不注意這個合理配置的問題。我的這次講話，著重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其它性質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質的商品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3、肯定（光明日報）宣傳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做法和經驗
4月5日，在《光明日報》國內部記者座談會上，我講了一篇話。此前《光明日報》根據我的意見陸陸續續報道了知識分子中間先進人物的事跡。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肯定了《光明日報》的做法和經驗，同時希望他們以後更好地注意這個問題，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傳和介紹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報道。就宣傳和介紹先進的知識分子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時間裏《光明日報》做得最好。有的時候，幾乎隔一天就宣傳一個先進人物。
4、希望中國翻譯工作者發揚革命傳統
4月，中國翻譯工作者學會召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去講話。26日，我去講了話，主要講了曆史上馬列主義和革命文學的翻譯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我也回顧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經曆：首先是看翻譯的小說和革命小說，包括被壓迫民族起來爭取民族解放的文藝作品。這樣自己的思想才逐漸左傾。然後才讀一點馬列主義的初級讀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國現在搞翻譯的同誌要把這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當時還醞釀了一個意見，就是如何把翻譯工作組織得更好，力爭在幾年之內把世界的學術名著（包括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的）和文學名著，都翻譯過來。為了把這個工作組織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一個編譯館。書記處都同意開展這項工作了，但後來由於社科院不積極，一直沒有實現。
5、要求外事工作者是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對外聯絡部、外事小組、文化部聯合起來，在兒個大學裏舉辦了一個對外聯絡工作的專業訓練班。到1986年，第一期學生學過兩年以後畢業了，共有百把人。這些人到中南海西樓開了一個會，國家教委的彭佩雲、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的朱穆之在會上對這些畢業生表示祝賀，對他們今後分到國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講了一篇話，對他們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這是一篇熱情的講話。講話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這還隻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結合的，在這個基礎上，應該使自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6、在安徽調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摘調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還參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揚先進人物、學習先進經驗的會議。
（1）、傳達小平同誌的兩段話 在安徽調查的過程中，6月21日，我與徐樂義和牛小梅同誌談了話。這是一次重要的談話，其中說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誌的兩次談話。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他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賭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確定了一些新的方針和政策，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說：“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
我認為這兩段話非常重要，講的是國際、國內 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是任何地區、任何崗位的 同誌都必須遵循的。
（2）、談對“三寬”的意見。我還講了對"三寬"的意見，這也是我第一次講對“三寬”的看法。這時，胡啟立和朱厚澤講“三寬”的話已經幾個月了。我主要是講了這樣一個意思：首先，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寬鬆”也好，“雙百”方針也好，都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次，既然強調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隻對一方麵寬鬆，而對另一方麵就限製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3）、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這裏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離開安徽後，中宣部理論局去了兩個人，任務是到安徽去調查鄧力群的言論。受誰之命，我不清楚。黨內的政治生活到了這樣的程度，真是令人驚訝。
7、在江西調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調查，走了七個地市、十四個縣，老區和新區都看了一下，幫助地方的同誌解決了幾個問題。
（1）、支持修建井岡山水電站。修井岡山水電站，兒經反複和周折，最後總算幫他們實現了此事。水電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兩年，水電站總算修好了，井岡山的生活和工業用電及長期經濟發展的用電問題都解決了。
（2）、請鄧小平批示資助瑞金中學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學辦得不錯，但學校的教室、教員和學生的宿舍破爛不堪。缺200萬元維修費。這個中學的校址和鄧小平有曆史上的聯係，是鄧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地方。在學校裏麵還有一個伺堂，是賀龍、郭沫若等同誌人黨宣誓的地方。我回來之後，9明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請小平同誌批一下，計委同意資助一點錢。9月10日，鄧小平批準了報告，還給瑞金一中題寫了校名。宋平同誌那裏也撥了錢。前後撥了兩筆，把校舍和職工宿舍修得比較完善了。
（3）、提出黨委領導、廠長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職工積極性為基礎在江西萍鄉，找了幾個搞得比較好的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幹部，開了個企業管理的座談會，他們介紹了一些經驗。後來，又在湖南嶽陽與長嶺煉油廠的同誌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長嶺煉油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其間，企業管理協會在青島召開了企業管理工作會議，我沒去，隻提了一點意見。在這幾次交換意見中，歸納起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企業管理工作是三句話，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但哪種形式能使這三者的關係真正協調起來；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說不能由書記一人說了算，要集體討論和做出決定，而黨委的領導集體要想團結一致，又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聯係全體職工；廠長負責製是要解決企業管理無人負責的問題，但廠長的行政指揮也不能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體職工，廠長的行政指揮要有力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動起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因此，黨委領導和廠長的行政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為基礎，兩者的基礎是共同的。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搞得好的，如大慶等先進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多數企業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8、在湖南調查談幹部理論學習
10月和11月，兩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0月 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還到了湘西，參加賀龍同誌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湖南走訪了六個地市州、十個縣市。
我在嶽陽與長嶺煉油廠黨委同誌開座談會時，向他們提出了幹部學習理論的問題，第一次說了我和喬木共同準備的幹部學習理論的一係列書，馬列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發展的理論共四本著作選讀；然後是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劉、周、朱、鄧、陳的著作選讀。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與馬列著作串起來了。這些著作選讀的總標題叫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然後再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9、為軍隊政治工作決定加寫一個綱
12月，中央軍委要起草《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八總政邵華澤受楊尚昆、餘秋裏的委托，讓我幫他們把文件搞得好一點。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後形成的文件是這樣的，即首先必須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現國家三大任務中的曆史責任是什麽，這樣，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從各個方麵來保證官兵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天職。為這個新增加的內容寫了約，千字。加上這樣一段話以後，就為這個《決定》以至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確立了一個綱。這一段加得和寫得都比較好，楊尚昆、餘秋裏都表示同意。
三、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
1986年夏天的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以下簡稱《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己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 25目的稿子發到下麵來征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兒個同誌對征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麵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改出來後，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來兒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開始兩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馬列著作選讀的討論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啟立第三次又打來電話，非要我去不可。這樣，我隻好去了。
1、我在北戴河會上的長篇發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帶了一部分-「 -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精神文明問題的材料，認真一對照，就發現在不少問題？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比原來的提法後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下麵就是這次發言的記錄全文。
（以下略去全文）
2、送審稿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
我的發言主要講了送審的稿子有“三個不夠”，作為黨內生活而言，在製定文件的過程中，提點這個、那個意見，應該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
發言提意見，我還是很委婉的，實際上文件存在的問題不是精神文明建設提得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倒退的問題。比十二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後開展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活動倒退了，與三明會議形成的精神、經驗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說是比原有的理論和實踐都倒退了。
十二大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征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製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征。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征，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4 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稿中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句話刪去了，而我則主張保留。
在北戴河討論時，看出來胡喬木的意見很多。但他在公開場合講話很少。他隻講了在工作中要反對“一切向錢看”的觀點。胡耀邦不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說反對“一切向錢看”，那我們的經濟工作就沒法做了。喬木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
3、趙紫陽轉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還看出了一個新苗頭，過去在搞清除精神汙染時，趙是維護鄧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趙根據鄧的意見要改正胡與鄧不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趙和胡有這樣一種不同吧。而這次趙和胡是互相支持的，這種互相支持是怎麽回事，究竟是他們的思想觀點一致，還是受到其他方麵的影響，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們二人這次聯合起來對付鄧力群，則是非常明顯的。趙支持胡，而胡也感覺到了趙的鼎力相助，因此對付我就更加起勁。
4、致信各常委分送書麵修改意見
經過北戴河的討論之後，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誌又改出了一個稿子。對這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誌又認真地閱讀和加以對照，同前稿比較，我們感覺這一稿確實有了進步。我們又就這一稿提了一些意見，如這裏、那裏應加句什麽，補充一個什麽意思。我們又搞出了一個書麵修改意見。
9月7日，我把這個書麵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書麵修改意見時，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
精神文明決定8月16目的稿子，書記處研究室幾個同誌和我一道，仔細閱讀，認真討論，多方比較，共同認為比8月3目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時也覺得，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我們力求從這方麵做些修改、補充。改稿送上供參考。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後，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製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誌新聞工作講話後，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隻講寬鬆、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誌已經了解主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麵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講台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一政治體製。”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很難合法存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後一類文章。看來，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實事、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方麵，下一番功夫。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本來很鮮明的，如果這次模糊起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重要原則和論斷，如果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後果，我想將是嚴重的。希望針對當前思想界的情況，總結幾年來貫徹執行十二大、黨代會方針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完整地準確地把十二大、黨代會的精神體現出來，使決定改得好上加好。
我的信和書麵修改意見，還送了列席常委會的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同誌。我還送了王忍之和何東昌等人。
5、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
書麵修改意見送出後，9月9日，鄧小平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話，說：“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6” 9月10日，陳雲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說：“啟立同誌並告耀邦同誌：我身體不大好，關於精神文明決議（征求意見稿），斷斷續續看完了。力群同誌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征，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句話刪掉了。在8月16目的征求意見稿上寫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我們提出了書麵意見後，在9月17目的稿子上則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後來我也沒對照，我們的哪些意見被吸收了，哪些沒被吸收，反正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沒有堅持，而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6、鄧小平與我的一次重要談話
（1）9月18日鄧小平談話實錄
9月18日的上午，鄧小平同誌找我去談話。現在的釘子就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吧。當時就是這麽一種情形。
我一直記著這次談話。1989年在煙台休息時，回憶那幾年的情況，我把談話內容仔細地談了一次，由趙少坪做了記錄。好一陣子，東找西找，一直沒找著這個記錄稿。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時，把這個記錄稿找到了，我高興得不得了。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談話的內容既與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有關，又遠遠超出討論文件本身。將來如果能有時機，把這個談話記錄公布出來，那可說是一個曆史的大案。下麵就是鄧小平同誌與我談話的記錄。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一進門坐下。
鄧小平：新的稿子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
鄧小平：還有什麽意見？
鄧力群：還有四條意見。第一條，稿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樣一個提法可以，但是最好還是維持過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改為“以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為指導”，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八十二大決議、小平同誌多次講話的提法，都銜接起來了。像這樣的帶根本意義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則可能引起各種各樣的誤解。
鄧小平：（鄧小平翻出精神文明決定稿，翻到關於道德的一節，其中講到共產黨員應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道德；指給鄧力群）這不是講了共產主義嗎？
鄧力群：這是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講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當然你也說過了，馬克恩主義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馬克恩主義為指導也可以理解成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最好講得鮮明一點。
鄧小平：有一個地方講就行了。
鄧力群：我的第二條意見是，講文化建設的部分，重申了一些過去的方針；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針沒有表述，應當把近幾年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我們黨的方針，適當表述一下，這樣更準確。第三條意見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種層次，這是必要的；但各個層次之間的關係，終歸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最好表達得清楚一點。第四條意見，…
鄧小平：文件第11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剝削製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曆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誌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誌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誌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的那個書麵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走正確的，現在不提了。如果發出去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過去對的東西現在為什麽不堅持了？我們的整個修改意見，就是為了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是改變過去的方針，而是堅持過去的方針。
鄧小平：你總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麵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麵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實踐證明這些是正確的，這次文件稿中沒有體現。
鄧小平：關於城鄉雇工問題，我說過多少次，看幾年再說，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見。
鄧力群：這不符合實際。關於雇工問題，從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見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下麵，發展一點資本主義沒有什麽可怕，問題是頭腦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張雇工超過國務院規定的，可以允許存在，但是報刊不要公開宣傳，不要公開報道。因為中國的情況複雜，各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需要在全國範圍之內，對雇工問題做詳細的、周密的、係統的調查研究。就是在規定人數以內的，各地也不一樣，也需要調查研究。經過調查研究，再看看雇主有沒有剝削，在什麽情況底下不叫剝削，什麽情況底下可以叫剝削。剝削的情況也不一樣，有小業主的剝削，也有資本家的剝削。把這些情況搞清楚了，我們才能分別製定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麵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誌）
鄧力群：根據中央的要求，這個稿子現在在全黨好幾千人的範圍裏麵討論，北京的各機關也都在討論。參加或者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同誌，有的希望知道我對這個稿子有什麽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常委以外，我還分送了幾個同誌。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誌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誌，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采取的態度和辦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陳雲同誌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誌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誌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讚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計。台灣現在講，一國兩製，他們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要我們在憲法裏頭去掉四項基本原則。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麽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誌麵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麽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麽點接觸。從他的曆史來看，留過蘇，在蘇聯那種教育製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係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幹起，是一步步地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石怎麽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談談對耀邦同誌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誌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麵趙紫陽同誌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誌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誌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幹他自己的。如果在會上對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是聽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把你駁倒，強詞奪理，盛氣淩人，非把你壓倒不可。他的意見碰到釘子以後，行不通了，他也會說，原來我沒聽你的意見，現在證明你的意見對。耀邦同誌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麽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麵，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誌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誌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的理論工作簡報刊登了趙紫陽談話）。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衷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鄧力群：（先前我曾經向中央同誌幾次提出，希望退下來。這次在小平同誌麵前，我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我這一輩子當助手，十二大以後，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幾年的經驗證明，我作為領導集體的一個成員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煩人，我已經產生了一種倦政情緒。
鄧小平：倦政？
鄧力群：我不願意卷在這裏頭，已經提出過四五次了，誠心誠意，不想再幹了。退下來後不會偷懶，需要我繼續做的還有幾件事情，一個是《當代中國》叢書，一個是《中國美術全集》要負責到底，全部出齊為止。我還擔任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的顧問，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顧問。這兩個顧問，要我顧就顧，不要我顧就不顧了。
鄧小平：（談話結束時，鄧力群再次說到退下來的事）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這次我和鄧小平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同時，也必須說明我和鄧談話時氣氛並不緊張，心平氣和。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麵拉。
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麵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麵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麵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的支持。
（2）對鄧小平，我做到了三點
協助鄧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曆，也是近年來我反複思索的問題。仔細推敲和審視我的所作所為，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點：第一，我確實是欽佩他，他有很大的長處；第二，協助他工作，我確實是積極的；第三，在困難或順利時協助他起草文件、講話，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讚成的就讚成，反對的就反對，至於說出我的意見以後，有的他采納，有的他不采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
7、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爭論和《決議》的通過
（1）概況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後麵。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裏出來響應，會上有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插話，最能夠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 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餘秋裏、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後的一次。
（2）爭論經過
開會後，先由工作人員宣讀《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宣讀後，胡耀邦同誌問：同誌們還有什麽意見沒有？請發表。陸定一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讚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裏有一句話，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麵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誌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是蘇聯提出的，並說少奇同誌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做什麽定義。
陸定一接著又說，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通知》撤銷所謂“二月提綱”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同誌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搞的，是背著其他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 產階級就是放，就是隻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對我的，說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現在覺得，這 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別的我都讚成。
耀邦同誌重複了定一同誌的意見，講“文化 大革命”中間，“四人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打擊我們黨裏麵的許多好同誌。他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是1959年劉少奇 同誌在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誌原話是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其他同誌也用過。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誌講的比較多。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 題上，我們黨內確實曾經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誌 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後來小平同誌講，“資產階 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這個範圍。現在請同誌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麽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現在我們國家裏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根本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齊觀，不妥當。定一同誌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誌們考慮一下。
萬裏同誌接著發言，說隻要是科學技術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對，加到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對。所以我主張取消。
然後，楊尚昆、餘秋裏主張保留。薄一波說，會前，定一同誌就勸過他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他考慮，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誌講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他又說，他還代表宋任窮，都主張維持文件原來提法。
（3）鄧小平的重要講話
小平同誌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麽？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 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 化。第二，還有在那裏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製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麽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 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 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 後，全國人大在一九八O年通過一個議案， 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麽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不可能搞建設。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麽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幹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已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4）常委的表態和《決議》的通過
趙紫陽主張這句話保留不動。
陳雲、李先念同誌認為應當保留。
胡耀邦同誌也說保留對當前的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彭真同誌發言認為，名詞本身不是主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他讚成維持原案。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進行表決。一致通過。
（5）胡耀邦的講話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采取淡化的方針，隻說：“定一同誌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他不讚成文件的精神，他隻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並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
8、實踐的檢驗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後，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麵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後，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釋：
1. 張賢亮：《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文藝報）1986年8月23日。
2.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頁。
3.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頁。
4. 胡耀邦：《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頁。
5. 1986年9月7日，鄧力群致啟立並報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誌的信，手稿複印件。
6.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征求意見稿）第l1頁，鄧小平刪去的一句話是：“資本主義剝削製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曆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誌所再三警告過的。”
7. 1986年9月15日，鄧小平閱胡耀邦、趙紫陽就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作出批示：耀邦、紫陽同誌的意見很對。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見中說：同意起草小組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因為討論中理解極不一致，“為核心”說法，確實不怎麽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我們今天自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
原來我對朱厚澤寄予希望，胡耀邦他們也是如此，以為他的名譽會比我們好一點，沒想到更糟糕了。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於“三寬”方針，導致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 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後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 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 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 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論就紛紛 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
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後，隻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於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於種種強加於資本主義頭上的‘汙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製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1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考取寬容的態度，本來是要由組織出麵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後來好像也沒有談。
不當宣傳部長了，胡耀邦高興；對我是一個解脫，我也高興，兩方麵都高興。這樣，我自己想做什麽事情，就比較自由了；不想做什麽事，我也可以不管了，爭得了這個自由和主動。在1986年這一年裏，我經手的重要事情也還不少。
1、組織電影（迷人的樂隊）座談會
1月11日，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王好為、李晨聲拍的電影《迷人的樂隊》。這個電影反映 "的是實行包產到戶和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以後，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在當時的電影界，表現這種現實題材的電影，有兩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們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為拍的《迷人的樂隊》。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對此事熱心的人和一些部門的領導，薄老、喬木、啟立還有中宣部的朱厚澤、廣電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誌都出席了。座談會開得還不錯，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種風氣吧。同時，對電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評。座談會之後，電影界有些人為此感到高興，有的人則在挑毛病。
胡耀邦對此事冷淡，但他也沒有批評。
2、在電子部講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1985年，我對多種經濟成份這個問題講了好兒次。1986年1月21日，李鐵映請我到電子部去講了一次。主要講四個問題：當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調查研究問題；消費品分配問題；關於多種經濟成份及其相互關係問題；對企業管理的一點意見。講話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經決定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同時也確定了每個時期要注意各種經濟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實施及其後的檢查，都要注意這個合理配置。所謂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終保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其他的經濟成份隻能是補充的地位，要經常注意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對十二大報告和決議的了解，隻想到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及部門的領導，也都不注意這個合理配置的問題。我的這次講話，著重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其它性質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質的商品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3、肯定（光明日報）宣傳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做法和經驗
4月5日，在《光明日報》國內部記者座談會上，我講了一篇話。此前《光明日報》根據我的意見陸陸續續報道了知識分子中間先進人物的事跡。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肯定了《光明日報》的做法和經驗，同時希望他們以後更好地注意這個問題，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傳和介紹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報道。就宣傳和介紹先進的知識分子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時間裏《光明日報》做得最好。有的時候，幾乎隔一天就宣傳一個先進人物。
4、希望中國翻譯工作者發揚革命傳統
4月，中國翻譯工作者學會召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去講話。26日，我去講了話，主要講了曆史上馬列主義和革命文學的翻譯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我也回顧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經曆：首先是看翻譯的小說和革命小說，包括被壓迫民族起來爭取民族解放的文藝作品。這樣自己的思想才逐漸左傾。然後才讀一點馬列主義的初級讀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國現在搞翻譯的同誌要把這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當時還醞釀了一個意見，就是如何把翻譯工作組織得更好，力爭在幾年之內把世界的學術名著（包括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的）和文學名著，都翻譯過來。為了把這個工作組織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一個編譯館。書記處都同意開展這項工作了，但後來由於社科院不積極，一直沒有實現。
5、要求外事工作者是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對外聯絡部、外事小組、文化部聯合起來，在兒個大學裏舉辦了一個對外聯絡工作的專業訓練班。到1986年，第一期學生學過兩年以後畢業了，共有百把人。這些人到中南海西樓開了一個會，國家教委的彭佩雲、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的朱穆之在會上對這些畢業生表示祝賀，對他們今後分到國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講了一篇話，對他們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這是一篇熱情的講話。講話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這還隻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結合的，在這個基礎上，應該使自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6、在安徽調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摘調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還參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揚先進人物、學習先進經驗的會議。
（1）、傳達小平同誌的兩段話 在安徽調查的過程中，6月21日，我與徐樂義和牛小梅同誌談了話。這是一次重要的談話，其中說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誌的兩次談話。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他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賭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確定了一些新的方針和政策，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說：“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
我認為這兩段話非常重要，講的是國際、國內 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是任何地區、任何崗位的 同誌都必須遵循的。
（2）、談對“三寬”的意見。我還講了對"三寬"的意見，這也是我第一次講對“三寬”的看法。這時，胡啟立和朱厚澤講“三寬”的話已經幾個月了。我主要是講了這樣一個意思：首先，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寬鬆”也好，“雙百”方針也好，都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次，既然強調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隻對一方麵寬鬆，而對另一方麵就限製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3）、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這裏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離開安徽後，中宣部理論局去了兩個人，任務是到安徽去調查鄧力群的言論。受誰之命，我不清楚。黨內的政治生活到了這樣的程度，真是令人驚訝。
7、在江西調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調查，走了七個地市、十四個縣，老區和新區都看了一下，幫助地方的同誌解決了幾個問題。
（1）、支持修建井岡山水電站。修井岡山水電站，兒經反複和周折，最後總算幫他們實現了此事。水電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兩年，水電站總算修好了，井岡山的生活和工業用電及長期經濟發展的用電問題都解決了。
（2）、請鄧小平批示資助瑞金中學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學辦得不錯，但學校的教室、教員和學生的宿舍破爛不堪。缺200萬元維修費。這個中學的校址和鄧小平有曆史上的聯係，是鄧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地方。在學校裏麵還有一個伺堂，是賀龍、郭沫若等同誌人黨宣誓的地方。我回來之後，9明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請小平同誌批一下，計委同意資助一點錢。9月10日，鄧小平批準了報告，還給瑞金一中題寫了校名。宋平同誌那裏也撥了錢。前後撥了兩筆，把校舍和職工宿舍修得比較完善了。
（3）、提出黨委領導、廠長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職工積極性為基礎在江西萍鄉，找了幾個搞得比較好的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幹部，開了個企業管理的座談會，他們介紹了一些經驗。後來，又在湖南嶽陽與長嶺煉油廠的同誌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長嶺煉油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其間，企業管理協會在青島召開了企業管理工作會議，我沒去，隻提了一點意見。在這幾次交換意見中，歸納起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企業管理工作是三句話，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但哪種形式能使這三者的關係真正協調起來；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說不能由書記一人說了算，要集體討論和做出決定，而黨委的領導集體要想團結一致，又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聯係全體職工；廠長負責製是要解決企業管理無人負責的問題，但廠長的行政指揮也不能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體職工，廠長的行政指揮要有力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動起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因此，黨委領導和廠長的行政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為基礎，兩者的基礎是共同的。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搞得好的，如大慶等先進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多數企業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8、在湖南調查談幹部理論學習
10月和11月，兩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0月 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還到了湘西，參加賀龍同誌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湖南走訪了六個地市州、十個縣市。
我在嶽陽與長嶺煉油廠黨委同誌開座談會時，向他們提出了幹部學習理論的問題，第一次說了我和喬木共同準備的幹部學習理論的一係列書，馬列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發展的理論共四本著作選讀；然後是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劉、周、朱、鄧、陳的著作選讀。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與馬列著作串起來了。這些著作選讀的總標題叫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然後再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9、為軍隊政治工作決定加寫一個綱
12月，中央軍委要起草《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八總政邵華澤受楊尚昆、餘秋裏的委托，讓我幫他們把文件搞得好一點。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後形成的文件是這樣的，即首先必須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現國家三大任務中的曆史責任是什麽，這樣，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從各個方麵來保證官兵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天職。為這個新增加的內容寫了約，千字。加上這樣一段話以後，就為這個《決定》以至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確立了一個綱。這一段加得和寫得都比較好，楊尚昆、餘秋裏都表示同意。
三、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
1986年夏天的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以下簡稱《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己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 25目的稿子發到下麵來征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兒個同誌對征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麵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改出來後，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來兒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開始兩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馬列著作選讀的討論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啟立第三次又打來電話，非要我去不可。這樣，我隻好去了。
1、我在北戴河會上的長篇發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帶了一部分-「 -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精神文明問題的材料，認真一對照，就發現在不少問題？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比原來的提法後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下麵就是這次發言的記錄全文。
（以下略去全文）
2、送審稿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
我的發言主要講了送審的稿子有“三個不夠”，作為黨內生活而言，在製定文件的過程中，提點這個、那個意見，應該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
發言提意見，我還是很委婉的，實際上文件存在的問題不是精神文明建設提得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倒退的問題。比十二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後開展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活動倒退了，與三明會議形成的精神、經驗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說是比原有的理論和實踐都倒退了。
十二大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征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製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征。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征，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4 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稿中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句話刪去了，而我則主張保留。
在北戴河討論時，看出來胡喬木的意見很多。但他在公開場合講話很少。他隻講了在工作中要反對“一切向錢看”的觀點。胡耀邦不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說反對“一切向錢看”，那我們的經濟工作就沒法做了。喬木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
3、趙紫陽轉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還看出了一個新苗頭，過去在搞清除精神汙染時，趙是維護鄧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趙根據鄧的意見要改正胡與鄧不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趙和胡有這樣一種不同吧。而這次趙和胡是互相支持的，這種互相支持是怎麽回事，究竟是他們的思想觀點一致，還是受到其他方麵的影響，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們二人這次聯合起來對付鄧力群，則是非常明顯的。趙支持胡，而胡也感覺到了趙的鼎力相助，因此對付我就更加起勁。
4、致信各常委分送書麵修改意見
經過北戴河的討論之後，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誌又改出了一個稿子。對這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誌又認真地閱讀和加以對照，同前稿比較，我們感覺這一稿確實有了進步。我們又就這一稿提了一些意見，如這裏、那裏應加句什麽，補充一個什麽意思。我們又搞出了一個書麵修改意見。
9月7日，我把這個書麵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書麵修改意見時，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
精神文明決定8月16目的稿子，書記處研究室幾個同誌和我一道，仔細閱讀，認真討論，多方比較，共同認為比8月3目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時也覺得，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我們力求從這方麵做些修改、補充。改稿送上供參考。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後，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製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誌新聞工作講話後，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隻講寬鬆、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誌已經了解主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麵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講台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一政治體製。”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很難合法存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後一類文章。看來，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實事、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方麵，下一番功夫。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本來很鮮明的，如果這次模糊起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重要原則和論斷，如果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後果，我想將是嚴重的。希望針對當前思想界的情況，總結幾年來貫徹執行十二大、黨代會方針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完整地準確地把十二大、黨代會的精神體現出來，使決定改得好上加好。
我的信和書麵修改意見，還送了列席常委會的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同誌。我還送了王忍之和何東昌等人。
5、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
書麵修改意見送出後，9月9日，鄧小平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話，說：“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6” 9月10日，陳雲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說：“啟立同誌並告耀邦同誌：我身體不大好，關於精神文明決議（征求意見稿），斷斷續續看完了。力群同誌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征，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句話刪掉了。在8月16目的征求意見稿上寫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我們提出了書麵意見後，在9月17目的稿子上則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後來我也沒對照，我們的哪些意見被吸收了，哪些沒被吸收，反正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沒有堅持，而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6、鄧小平與我的一次重要談話
（1）9月18日鄧小平談話實錄
9月18日的上午，鄧小平同誌找我去談話。現在的釘子就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吧。當時就是這麽一種情形。
我一直記著這次談話。1989年在煙台休息時，回憶那幾年的情況，我把談話內容仔細地談了一次，由趙少坪做了記錄。好一陣子，東找西找，一直沒找著這個記錄稿。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時，把這個記錄稿找到了，我高興得不得了。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談話的內容既與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有關，又遠遠超出討論文件本身。將來如果能有時機，把這個談話記錄公布出來，那可說是一個曆史的大案。下麵就是鄧小平同誌與我談話的記錄。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一進門坐下。
鄧小平：新的稿子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
鄧小平：還有什麽意見？
鄧力群：還有四條意見。第一條，稿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樣一個提法可以，但是最好還是維持過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改為“以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為指導”，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八十二大決議、小平同誌多次講話的提法，都銜接起來了。像這樣的帶根本意義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則可能引起各種各樣的誤解。
鄧小平：（鄧小平翻出精神文明決定稿，翻到關於道德的一節，其中講到共產黨員應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道德；指給鄧力群）這不是講了共產主義嗎？
鄧力群：這是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講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當然你也說過了，馬克恩主義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馬克恩主義為指導也可以理解成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最好講得鮮明一點。
鄧小平：有一個地方講就行了。
鄧力群：我的第二條意見是，講文化建設的部分，重申了一些過去的方針；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針沒有表述，應當把近幾年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我們黨的方針，適當表述一下，這樣更準確。第三條意見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種層次，這是必要的；但各個層次之間的關係，終歸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最好表達得清楚一點。第四條意見，…
鄧小平：文件第11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剝削製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曆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誌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誌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誌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的那個書麵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走正確的，現在不提了。如果發出去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過去對的東西現在為什麽不堅持了？我們的整個修改意見，就是為了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是改變過去的方針，而是堅持過去的方針。
鄧小平：你總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麵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麵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實踐證明這些是正確的，這次文件稿中沒有體現。
鄧小平：關於城鄉雇工問題，我說過多少次，看幾年再說，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見。
鄧力群：這不符合實際。關於雇工問題，從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見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下麵，發展一點資本主義沒有什麽可怕，問題是頭腦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張雇工超過國務院規定的，可以允許存在，但是報刊不要公開宣傳，不要公開報道。因為中國的情況複雜，各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需要在全國範圍之內，對雇工問題做詳細的、周密的、係統的調查研究。就是在規定人數以內的，各地也不一樣，也需要調查研究。經過調查研究，再看看雇主有沒有剝削，在什麽情況底下不叫剝削，什麽情況底下可以叫剝削。剝削的情況也不一樣，有小業主的剝削，也有資本家的剝削。把這些情況搞清楚了，我們才能分別製定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麵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誌）
鄧力群：根據中央的要求，這個稿子現在在全黨好幾千人的範圍裏麵討論，北京的各機關也都在討論。參加或者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同誌，有的希望知道我對這個稿子有什麽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常委以外，我還分送了幾個同誌。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誌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誌，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采取的態度和辦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陳雲同誌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誌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誌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讚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計。台灣現在講，一國兩製，他們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要我們在憲法裏頭去掉四項基本原則。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麽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誌麵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麽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麽點接觸。從他的曆史來看，留過蘇，在蘇聯那種教育製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係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幹起，是一步步地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石怎麽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談談對耀邦同誌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誌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麵趙紫陽同誌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誌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誌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幹他自己的。如果在會上對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是聽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把你駁倒，強詞奪理，盛氣淩人，非把你壓倒不可。他的意見碰到釘子以後，行不通了，他也會說，原來我沒聽你的意見，現在證明你的意見對。耀邦同誌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麽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麵，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誌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誌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的理論工作簡報刊登了趙紫陽談話）。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衷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鄧力群：（先前我曾經向中央同誌幾次提出，希望退下來。這次在小平同誌麵前，我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我這一輩子當助手，十二大以後，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幾年的經驗證明，我作為領導集體的一個成員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煩人，我已經產生了一種倦政情緒。
鄧小平：倦政？
鄧力群：我不願意卷在這裏頭，已經提出過四五次了，誠心誠意，不想再幹了。退下來後不會偷懶，需要我繼續做的還有幾件事情，一個是《當代中國》叢書，一個是《中國美術全集》要負責到底，全部出齊為止。我還擔任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的顧問，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顧問。這兩個顧問，要我顧就顧，不要我顧就不顧了。
鄧小平：（談話結束時，鄧力群再次說到退下來的事）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這次我和鄧小平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同時，也必須說明我和鄧談話時氣氛並不緊張，心平氣和。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麵拉。
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麵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麵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麵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的支持。
（2）對鄧小平，我做到了三點
協助鄧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曆，也是近年來我反複思索的問題。仔細推敲和審視我的所作所為，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點：第一，我確實是欽佩他，他有很大的長處；第二，協助他工作，我確實是積極的；第三，在困難或順利時協助他起草文件、講話，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讚成的就讚成，反對的就反對，至於說出我的意見以後，有的他采納，有的他不采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
7、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爭論和《決議》的通過
（1）概況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後麵。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裏出來響應，會上有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插話，最能夠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 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餘秋裏、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後的一次。
（2）爭論經過
開會後，先由工作人員宣讀《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宣讀後，胡耀邦同誌問：同誌們還有什麽意見沒有？請發表。陸定一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讚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裏有一句話，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麵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誌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是蘇聯提出的，並說少奇同誌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做什麽定義。
陸定一接著又說，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通知》撤銷所謂“二月提綱”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同誌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搞的，是背著其他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 產階級就是放，就是隻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對我的，說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現在覺得，這 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別的我都讚成。
耀邦同誌重複了定一同誌的意見，講“文化 大革命”中間，“四人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打擊我們黨裏麵的許多好同誌。他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是1959年劉少奇 同誌在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誌原話是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其他同誌也用過。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誌講的比較多。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 題上，我們黨內確實曾經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誌 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後來小平同誌講，“資產階 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這個範圍。現在請同誌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麽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現在我們國家裏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根本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齊觀，不妥當。定一同誌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誌們考慮一下。
萬裏同誌接著發言，說隻要是科學技術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對，加到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對。所以我主張取消。
然後，楊尚昆、餘秋裏主張保留。薄一波說，會前，定一同誌就勸過他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他考慮，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誌講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他又說，他還代表宋任窮，都主張維持文件原來提法。
（3）鄧小平的重要講話
小平同誌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麽？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 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 化。第二，還有在那裏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製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麽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 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 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 後，全國人大在一九八O年通過一個議案， 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麽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不可能搞建設。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麽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幹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已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4）常委的表態和《決議》的通過
趙紫陽主張這句話保留不動。
陳雲、李先念同誌認為應當保留。
胡耀邦同誌也說保留對當前的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彭真同誌發言認為，名詞本身不是主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他讚成維持原案。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進行表決。一致通過。
（5）胡耀邦的講話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采取淡化的方針，隻說：“定一同誌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他不讚成文件的精神，他隻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並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
8、實踐的檢驗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後，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麵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後，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釋：
1. 張賢亮：《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文藝報）1986年8月23日。
2.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頁。
3.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頁。
4. 胡耀邦：《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頁。
5. 1986年9月7日，鄧力群致啟立並報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誌的信，手稿複印件。
6.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征求意見稿）第l1頁，鄧小平刪去的一句話是：“資本主義剝削製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曆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誌所再三警告過的。”
7. 1986年9月15日，鄧小平閱胡耀邦、趙紫陽就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作出批示：耀邦、紫陽同誌的意見很對。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見中說：同意起草小組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因為討論中理解極不一致，“為核心”說法，確實不怎麽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我們今天自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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